反史達林/毛主義, 歷史回顧, 組織策略, 馬克思主義理論

葛蘭西的革命理念

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的監獄中度過近十年後,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於1937年去世。經過了這麼多年,他的思想和遺產仍舊在被辯論和重新解讀。葛蘭西是誰?對於這個問題,市面上存在著諸多良莠不齊的答案,其中有許多是從小資產階級學者和知識分子到工人運動中的修正主義者的歪曲,甚至是完全的虛構。(按:本文義大利原文最初於1997年5月19日發表在《鐮刀與錘子報》(FalceMartello)。英語原文發表於2020年1月17日。譯者:Kostya)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涵,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列寧 《國家與革命》

有人嘗試把葛蘭西描述為一位義大利國父,使得甚至是前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coni)這樣的右翼資產階級政客都能聲稱自己是他的繼承者。這的確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被描繪成人民陣線,「歷史性妥協」,歐洲共產主義的先驅後,現在作為一個受「所有人尊重」的「中立人物」葛蘭西。又被請到「共和國之父」的聖堂之中,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

堅決反對一切試圖歪曲葛蘭西的思想的嘗試是我們乃至每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責任,無論這些嘗試來自修正主義還是社會沙文主義立場。

《新秩序》與利沃諾分裂

首先,葛蘭西和以《新秩序報》(L’Ordine Nuovo)為中心的杜林團隊達成了一項偉大的成就——他們代表義大利工運最先進的部分,把俄國十月革命普遍性的教訓運用在特殊的義大利形勢中。

《新秩序》的成員不僅在1920年援助了工業工人並將其組織起來,還成為了宣傳工人領導產業的理論領袖。葛蘭西相信工廠委員會應當成為工人階級力量在生產領域的機關和在未來社會主義新世界中的工人民主核心。

在1919到1920年的義大利革命,也就是史稱「紅色的兩年」(Red Biennium)內,葛蘭西通過《新秩序》號召義大利社會黨(Italian Socialist Party ,PSI)以號召「一切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革命性計劃來武裝工業無產者和貧農。

毫無疑問,這些思想是杜林工人豐富鬥爭經驗的成果,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十月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對葛蘭西作品的影響。葛蘭西在《新秩序》中寫下「蘇維埃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種可以適應廣大俄國群眾許多長久而關鍵的經濟政治需要的不朽社會組織形式」,並非巧合。

在1919年和1920年,葛蘭西緊隨列寧的腳步,認為有兩個對革命進程至關重要的目標。第一,創立能夠最廣泛地將工人組織起來的階級鬥爭及工人民主機關。第二,在義大利社會黨和更廣大的工人運動中建立一個革命的領導層,與所有的修正主義或中派傾向決裂。屠拉蒂(Filippo Turati)這樣的修正主義者和拉扎里(Costantino Lazzari)這樣的中派是革命的絆腳石:前者反對革命的必要性,而後者雖然認可革命有必要,但是並不為其做出貢獻,也就是在實際上反對革命。

在1919到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也就是歷史上的“紅色兩年”中,葛蘭西通過《新秩序》號召意大利社會黨(PSI)以號召“一切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革命性計劃來武裝工業無產者和貧農。//圖片來源:公共領域在1919到1920年的義大利革命,也就是歷史上的「紅色兩年」中,葛蘭西通過《新秩序》號召義大利社會黨(PSI)以號召「一切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革命性計劃來武裝工業無產者和貧農。//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葛蘭西在義大利社會黨中的派系鬥爭始於1920年11月,當共產主義派在阿馬迪奧·博爾迪加(Amedeo Bordiga)的提議下於伊莫拉成立。在1921年一月,這一革命派系於利沃諾分裂出來建立了義大利共產黨(PCI)。在利沃諾代表大會上,58873名社會主義戰士與整個社會主義青年團跟隨了共產主義派,98023人支持中派,而14695人留在在屠拉蒂的修正主義派中。

共產國際支持這一分裂,而它的執行委員會考慮到義大利社會黨的左傾領袖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拒絕開除屠拉蒂修正主義派,認定義共而非義大利社會黨為唯一的共產國際義大利支部。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上,義大利社會黨派遣了一支由拉扎里,瑪菲(Maffi)和里博爾迪(Riboldi)組成的代表團申請加入共產國際。這一請求被駁回了,但是共產國際的領導向義大利共產黨建議對義大利社會黨采取聯合陣線戰術以吸引那些逐漸轉向革命卻還沒有決定離開塞拉蒂的黨的親蘇社會主義者。

在該大會上,托洛茨基於他對世界經濟局勢的報告中描述了革命運動的退潮和采取聯合陣線戰術吸引群眾以達成過渡時期目標並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必要性。

共產國際意識到義共外的工人無法理解這一次分裂的原因,而僅僅是宣稱支持革命是不足以贏得他們的支持的:他們已經在塞拉蒂那裡聽過這樣的話了。共產黨人需要進行實際行動來表現出他們的新黨的革命性。

不僅如此,因為義大利社會黨和總工會對革命的背叛,工人們剛剛經歷過一場歷史性失敗。 在1921年春季,法西斯匪幫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活躍起來,在當地工會,社會黨和共產黨組織及工人報社縱火。共產黨人唯一能夠制止法西斯的途徑就是提議社會黨工人們與他們形成聯合陣線。

博爾迪加拒絕采取聯合陣線戰術並且反對一切與社會黨人的「妥協」。對此托洛茨基駁斥道:「我們的准備應該是去創造能夠保證我們取得絕大多數群眾同情的諸多條件……以所謂先鋒隊的決定替代群眾意志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必須被駁倒」,並補充道:「不能離開群眾而進行革命行動,但群眾不是由絕對純粹的元素構成的。」

博爾迪加當時是義共內無爭議的領袖。他的看法在新黨內擁有絕對的權威,並被葛蘭西及整個義共領導層接受。

正因如此,盡管義共宣稱自己希望獲得群眾支持,它還是反對聯合陣線戰術,堅持認為揭露社會黨人的背叛的唯一方法是拒絕與其進行任何合作。他們最多接受在工會內聯合陣線,而非在階級鬥爭的政治領域。

義共這樣的態度幫助了法西斯匪幫取得勝利。當「人民敢死隊」(反法西斯組織)成立時,帶著與法西斯主義進行街頭鬥爭的意願,它們激發了工人的熱情並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黨人,共產黨人與地方工會。義共領導層不顧共產國際的建議,輕蔑地威脅開除加入「人民敢死隊」的義共黨員。

博爾迪加幻想黨僅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和戰士就可以阻止法西斯主義降臨。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葛蘭西開始與宗派主義鬥爭

從1922年五月到1924年五月,葛蘭西被派遣出國(先是去莫斯科,再到維也納)加入共產國際的決策機構。在這期間,他有機會重新思考一些他之前接受的觀點,而這部分地要歸功於他與共產國際的領導們激烈的辯論。

他認為1921年1月,也就是義共誕生的時候,是義大利資產階級的普遍危機與工人運動的危機共同的最關鍵時刻。盡管這一分裂在歷史上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廣大群眾卻既沒有准備好也不情願。

因此他開始反對博爾迪加,批評他對黨的觀念。這些觀念讓黨愈發地和群眾分離。

他拒絕在博爾迪加發起的反對共產國際試圖聯合義共與義大利社會黨國際主義派(所謂的terzini)的請願上簽名。這一情願受到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的支持。

在1923年12月,葛蘭西提出了建立義共中派以對抗博爾迪加的極端宗派主義與安吉洛•塔斯卡(Angelo Tasca)的右翼思想的想法。對抗博爾迪加派的鬥爭始於1924年的科莫會議並於1926年的里昂大會上達到頂峰。

在大會上,葛蘭西提出的下列提綱以超過90%的得票率通過:

  • 全國的工農業工人與貧農應該領導義大利社會主義革命。;
  • 工人階級應該作為廣大群眾革命進程的核心領導;
  • 社會變革的過程需要對現有體系的革命性決裂,換句話說,透過由黨籌備和組織的群眾起義行動;
  • 工人們在「紅色的兩年」中失敗是因為缺少革命政黨;
  • 義共必須在群眾組織中為廣大群眾眼前的需要和目標而鬥爭來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這是唯一能夠促成群眾意識成熟並且促使他們與改良主義組織決裂的途徑;
  • 聯合陣線是這場鬥爭中的必要工具;在客觀形勢中,應該根據工農政府的需要來實踐這一戰術。

自共產國際的四次大會以來,這些提綱構成了義大利共產黨新戰略的基礎:黨吸納了提綱的方針並將其運用於義大利的實際形勢中。這樣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提綱中仍然存在對最高綱領派(圍繞著拉扎里和塞拉蒂的中派)和改良主義者的宗派主義陳述,將他們描述為資產階級的左翼而非工人運動中的右翼。

不僅如此,這些口號還帶有一些並非是社會主義轉型需要的改良主義色彩。

但是,在里昂大會上,葛蘭西的觀點的最嚴重局限是他對野心勃勃的義共「布爾什維克化」運動的公開支持。這一運動不應被理解為像是在蘇俄(聯)早期那樣的基於俄國經驗對其他年輕的共產黨的教育,而應該理解為一場政治領導權鬥爭,包括了在黨紀上對「派別活動」的打擊,對政治反對派的獵巫運動和處分與開除的濫用。

要理解這一切,就必須考慮到共產國際在列寧去世後的腐化。愈發被史達林主義者牢牢控制的共產國際開始了一場污蔑和威脅左翼反對派,特別是托洛茨基的運動。現在不是仔細分析腐化原因的時候,因此我們推薦托洛茨基的《史達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保衛十月革命》,和《工人國家,熱月反動和波拿巴主義》等作品。

但是,即便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義共被迫進行地下工作的情況下,葛蘭西仍然堅持捍衛在黨內組織派系的權利(這一權利在整個義共歷史中都存在爭議)。

葛蘭西對史達林主義的態度

盡管葛蘭西對共產國際和意共的官僚化負一定責任,我們仍然必須認可他的獨立判斷和最後他對不容異己的黨內一神教的拒絕。//圖片來源:公共領域盡管葛蘭西對共產國際和義共的官僚化負一定責任,我們仍然必須認可他的獨立判斷和最後他對不容異己的黨內一神教的拒絕。//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在1927年葛蘭西被捕不久前,他代表義共對蘇共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他對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部鬥爭的態度。

雖然葛蘭西並沒有直接討論蘇聯議程上的問題,但是他信中的絕大多數觀點說明他並不支持左翼反對派。

但是,他反對針對左翼反對派的獵巫運動。這一運動為壓迫一切黨內民主鋪平了道路。

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氣候中,葛蘭西不合時宜地反對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的流放並承認他(還有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是偉大的革命家和導師。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當時這些領袖們被誹謗為反革命。

事實上,正在莫斯科的陶里亞蒂盡全力嘗試封鎖葛蘭西的信並全盤反對他的觀點。他認為義共應該毫無保留地站在蘇共大多數的一邊。葛蘭西在回復中猛烈抨擊了陶里亞蒂:

「……如果我們簡單地任由事情發生再為它們的先驗必要性辯護,我們將會成為可憐而不負責任的革命者……你的思維方式給我留下了最可悲的印像。」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說盡管葛蘭西對共產國際和義共的官僚化負一定責任,我們仍然必須認可他的獨立判斷和最後他對不容異己的黨內一神教的拒絕。

在這種意義上,葛蘭西和在他被捕後領導義共的陶里亞蒂有著巨大的區別。

義共的官僚化與對「三人」的開除

陶里亞蒂很樂意簡單地執行史達林主義路線,越發把義共轉變成蘇聯官僚外交政策的工具。這一進程得益於史達林主義領導層借十月革命的自吹自擂和義共成員獲取准確的蘇聯國內信息的極度困難,考慮到他們需要進行地下工作。

在1928年,共產國際采取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也叫「第三時期理論」的政策。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在國際範圍內,一場革命運動的浪潮正在到來,而在這一背景下的主要敵人是改良主義黨和社會黨,特別是那些偏左的黨,因為它們是帝國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安插的第五縱隊。

莫洛托夫在共產國際的一次大會上說:法西斯主義者和社會黨人是「雙胞胎」,由此改良主義者得到了一個新綽號:「社會法西斯主義者」。

這一理論在全歐洲都是錯誤的;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階段」》中駁斥了它。

然而在義大利,這一理論甚至更加荒謬。當法西斯主義掌權,墨索里尼廣受支持,無產階級群眾靜止而義共僅有一個由地下戰士組成的小組織,還有幾位主要領導人被監禁時,這一理論卻宣稱革命前夜就要到來,完全脫離了客觀情況。

事實上在1930年,一股反對陶里亞蒂路線的反對派開始組建,由七位義共政治局成員中的三位領導。特雷索(Tresso),萊昂內蒂(Leonetti)和拉瓦佐里(Ravazzoli)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並宣傳托洛茨基和國際反對派支持的觀點。

這「三人」支持許多里昂提綱內反對博爾迪加領導的義共宗派主義道路的基本要素。但是在辯論中,陶里亞蒂訴諸侮辱而不是論證,然後「三人」與大約三十名其他領導很快便被開除出黨。

根據他的一些同志的證詞,葛蘭西似乎受到了對「三人」的開除的負面影響。特雷索是葛蘭西最欣賞的學生之一,不過最困擾他的應該是他與那些受開除的同志有著一些相同的看法的事實。

義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承認葛蘭西在當時不會抱有黨和共產國際的那些觀點。根據黨的一位活動家,阿托斯·里沙(Athos Lisa),在1933年的報告,對一些認為法西斯主義即將崩潰而義大利將輕松地從法西斯獨裁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者的膚淺見解,葛蘭西感到憤怒。

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兄弟,詹納羅·葛蘭西,在多年之後作證說安東尼奧贊同萊昂內蒂,特雷索和拉瓦佐里的觀點,不贊成對他們的開除,而且不接受共產國際的路線。根據亞歷山德羅·佩爾蒂尼(Sandro Pertini)的證詞,葛蘭西也不贊同「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

在於獄中寫下的一篇文章中,葛蘭西構思了一場要求直接普選和匿名投票的立憲會議——18歲及以上的男女公民皆可參加,而這與「三人」在1930年致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相同。他們的共識不是巧合。

托洛茨基在回信中寫道:「正是在這些過渡性綱領的幫助下,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產生了。這時共產主義先鋒隊需要爭取整個工人階級的支持,而後者需要讓該民族的全體受壓迫群眾團結在它的周圍。」

事實上,托洛茨基和葛蘭西是唯二能夠合理描述法西斯主義的特性的國際領袖。在他們看來,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反動運動,而且也是一場城市與農村小資產階級試圖摧毀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從工人黨到工會,甚至包括工人合作社和娛樂組織的群眾運動。

我們不清楚如果葛蘭西沒有在「第三時期」的轉折中被監禁,他會做什麼。也許他會加入左翼反對派,也許他會呼吁「黨的團結」,像他在1926年做的那樣。

不過重點是葛蘭西在與外界隔離,難以獲取信息的艱苦條件下,提出了比共產國際的領導們的理論准確得多的觀點。那些領導們不僅一直在參加政治鬥爭,還能夠運用幾個群眾黨的經驗和信息來幫助他們判斷如何做出政治取向。

這說明了葛蘭西在政治上的偉大,也顯示了史達林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造成的災難。

《獄中札記》

在十年的監禁中,葛蘭西進行了大量的寫作。於1948年首次出版的《獄中札記》,是葛蘭西在法西斯的審查下寫下的。因此,葛蘭西被迫使用了常常是含糊不清的而且是偏社會學的而非政治性的語言。事實上,寫下《獄中札記》的葛蘭西與寫下《新秩序》或《里昂提綱》的那個葛蘭西十分不同。

一些《獄中札記》裡的精妙反思卻被(尤其是被戰後的義共領導)用來宣稱葛蘭西在這一時期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的過程產生了漸進主義的思想。

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對「霸權」(hegemony)概念的解讀。

首先,不可不說的是「霸權」的概念並非只屬於葛蘭西的理論,因為它傳承自俄國社會民主黨早在20世紀初的理論。

「霸權」一詞也被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的提綱所使用,用來描述無產階級在全體受壓迫階級反抗資本的運動中掌舵。

在第四次大會的提綱中的一段裡,這一概念的意義擴展了,而「霸權」一詞被用來定義資本主義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

這是共產國際中「霸權」一詞被用於這一方面的唯一例子,而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葛蘭西的出發點,由此他會進行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之霸權的深邃反思。

葛蘭西試圖分析的問題是:在西方——它的資產階級毫無疑問比俄國的更加根深蒂固,並且還建立起了一套不僅能管理社會,還能與工人取得共識的體系,革命應該是怎樣的呢?據葛蘭西所說:「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而公民社會是原始和停滯的;在西方,國家和公民社會有著更加合適的關系,而當國家搖搖欲墜時其公民社會的堅固結構便顯現出來了。國家只不過是外層的戰壕,後面還有碉堡和土壘構成的強大體系……」

對西方來說,怎樣的革命戰略是必要的呢?葛蘭西認為俄國革命所使用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在西方是不切實際的,而「陣地戰」(war of position)才是正確的。他聲稱列寧也認同這一結論,並以聯合陣線戰術作為他的答案。

因此他批評了提出了不斷革命論,運動戰理論和政治軍事領域的正面衝突理論的托洛茨基。我們認為這一批評是有失公允的。葛蘭西錯誤地把托洛茨基與博爾迪加還有德國共產黨人——他們於1921年三月在沒有群眾支持的情況下發動了起義,導致了巨大損失和德共的慘敗,讓德共為這一盲動主義行為付出了慘痛代價,等同起來。

這說明葛蘭西很可能從未讀過《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與列寧一樣是聯合陣線戰術的主要設計師之一,他猛烈地批評了德共在21年三月的宗派主義行為,並且正如他的軍事作品顯示的那樣,他在軍事上反對伏龍芝和圖卡切夫斯基這樣的「進攻理論家」。考慮到這些,葛蘭西對這一理論的解讀至多是專斷的。

當今的左贊美葛蘭西,卻沒有真正理解他的偉大革命思想。//圖片來源:公共領域當今的左贊美葛蘭西,卻沒有真正理解他的偉大革命思想。//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事實上,革命前的俄國公民社會並非那麼「停滯」(gelatinous)。除此之外,葛蘭西實際上在向自己提出一個無法在圖裡監獄裡簡單回答的問題。事實上,葛蘭西從未為西方革命問題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共識問題(question of consensus)無疑是葛蘭西的反思中的要素之一。在《獄中札記》中的一處,葛蘭西似乎聲稱(雖然也有與之衝突的文章)西方的黨必須比1917年的俄共爭取到更廣泛的共識,因為他們的敵人更加強大並且更多地通過共識而非強制來統治。在某種意義上,在議會民主制中這種說法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即便共識和強制是資產階級統治中根據形勢而分別采用的兩種手段。

對於革命而言也是如此。在革命進程中,雖然工人階級成為了社會中的霸權力量,但是要獲取共識,暴力仍然是必要的(自然,這種暴力是建立在群眾而非個人上的:少數服從多數),因為工人階級需要以暴力對抗反革命力量。

工人階級必須贏得大多數人的認同,甚至有時奪權後還需要向中等階級讓步(新經濟政策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的事實並不意味著社會轉型不能通過革命的起義而發生。

《獄中札記》中沒有一處質疑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念,證明了葛蘭西的思想在本質上是革命的與共產主義的。

還應該指出,葛蘭西對黨的觀念是典型的:一個革命黨應由受教育的馬克思主義干部組成。 當他說黨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時,他的意思顯然並不是對工人或絕大多數群眾關上大門。他指的是一個政治水平高的黨,由有意識地參加黨的各方面活動並做出貢獻的戰士而非僅僅是紙面上的成員組成。

葛蘭西還有一項偉大的貢獻——他給我們提供了從無產階級視角出發的義大利復興運動史,以對抗「義大利的統一」這種資產階級花言巧語。對義大利的現實情況所知甚少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觸及這一方面,尤其是很少批評民主派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Garibaldi),原第一國際成員,在復興運動中的反革命地位。

葛蘭西對加里波第和民主派對加富爾領導的自由派和王室的服從給出了無情的分析。(他認為)復興運動是一場未竟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為義大利資產階級太軟弱而不敢擺脫國王和貴族。

因為義大利資產階級不僅進入世界舞台晚,還在經濟上弱小,它和法國的雅各賓黨人非常不同,選擇了與貴族結盟而非對他們發起直接進攻。民主派參加了這一聯盟,並歸根究底,幫助了該聯盟的意圖。

事實上,當加里波第的千人隊到達西西裡時,貧農們決定借機占領大地主的土地,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主要任務,可是他們被加里波第和比克肖(Bixio)而不是波旁王室的軍隊殺害了。

這一歷史性的背叛是義大利南方落後的根源,而據葛蘭西所說,說明了資產階級在解決農業問題上無能為力。這一問題只能通過一場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得到解決。因此,對葛蘭西來說,在資本主義下不能解決南方落後的問題。

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反思在今天是如此的切合實際,而義大利左翼又如此地對其置若罔聞。他們贊美葛蘭西,卻沒有真正理解他的偉大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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