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共產國際的史達林主義式的墮落息息相關。在本文中，肯尼華萊士（Kenny Wallace）探討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勢力不畏艱辛，英勇地捍衛真正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方法，卻鮮為人知的鬥爭。

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歷史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經常被忽視的一部分。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資本主義確實是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以及在毛澤東領導下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的，也使得毛澤東思想的起源和發展成為任何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中之重。但這並非唯一的原因。

中共領導階層能夠長期維持其官方路線的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套嚴密而殘酷的鎮壓機制。這種鎮壓所針對的是任何可能為中國工人階級提供政治替代方案的思潮，尤以托洛斯基主義為甚。

這場持續不斷的政治鬥爭，旨在根除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力量的存在及其思想影響，其歷史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左翼反對派的形成。這場抗爭在1951年至1952年間達到頂點，當時中國境內所有已知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幾乎全部被逮捕殺殆盡，其組織體係被摧毀，文獻紀錄亦被系統性抹除。

然而，若據此斷言托洛斯基主義從未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發揮作用，那無疑是錯誤的。事實上，中共的數位早期創始人曾在二十年代加入托洛斯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

面對殘酷鎮壓、反革命勢力與連年戰火，這一小群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仍堅持鬥爭，在中國捍衛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真正原則與方法，並努力建立起能夠同城市工人階級保持聯繫的有組織力量。他們深知，這是確保中國革命健康發​​展的唯一道路。

儘管這場鬥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那段黑暗歲月中的奮鬥，仍為當今致力於建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共產主義者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深刻的教訓。

中國共產黨的起源

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根源實際上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共產黨是由一小群以陳獨秀為首的，受到1917年十月革命鼓舞的革命者創建的。

陳獨秀的參與至關重要。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激進知識分子。他是1919年歷史性的「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促使中國各地成千上萬的學生發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腐敗的抗議活動。

在五四運動結束後，陳獨秀和他的追隨者意識到，僅僅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並不能使中國擺脫外國統治的枷鎖。他們認為，中國要從帝國主義和落後中解放出來，必須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正如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所證明的。

在1921年7月成立大會召開時，中國共產黨共有約50名黨員，全部為知識分子或學生。中共的建黨鬥士們以俄國革命公認的領袖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思想為基礎。當然，中共領導階層本身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十分陌生，在工作上必須依賴共產國際的指導。

中共發展迅速，首先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發展壯大，隨後在工人階級中壯大。中共成立大會時只有少量的同志，僅僅四年後的1925年，其黨員人數就已達一千人。兩年後，黨員人數已達5.7萬，並控制了絕大多數中國的工會。

中共的快速發展反映了十月革命對中國先進工人和青年的巨大號召力。他們將其視為自身解放的典範。中共另一位創辦人李大釗總結了這種感受：

「我們勞苦的民眾，在二重乃至數重壓迫之下，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裡，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

但也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共領導階層日益受到共產國際高層錯誤路線的影響，而這條路線的形成，則與蘇聯內部官僚體制的腐化與墮落密切相關。這種影響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造成了深遠而嚴重的後果。

國民黨

當時的中國，與其說是統一的民族國家，不如說更像是半殖民地。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透過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軍閥和買辦資產階級——瓜分和操控中國。他們是替外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牟利的商人和中間人。

在少數幾個外國資本雲集的城市，例如上海、廣東和香港，剛出現了規模不大的工人階級。工人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有的工廠工人三四十人擠在一個屋子裡睡覺，工作中若出差錯還會被毆打。

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為農民，生活條件極度落後，被地主支配，而這些地主又與城市地統治階級利益掛鉤。很多農民幾乎是半奴隸，吃不飽，穿破衣爛衫，還要在酷刑的威脅下繳納沉重的賦稅。據估計，在災荒之年，一個七口之家可能會餓死三、四個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最重要的政黨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主要由資產階級掌控，但在群眾中也享有一定聲望，因為它的領袖孫中山被視為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革命領袖。

1920年代初，中國部分民眾掀起了反帝浪潮。許多工人和農民開始激進化，由於缺乏其他的主流替代方案，只好加入國民黨。這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共產黨尤其要想辦法接觸並爭取這部分投向國民黨的人，同時又不能圍繞著孫中山來製造所謂「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幻想。

1922年，共產國際和中共採取了一系列逐步調整的措施，開始把工作方向轉向國民黨的基層。在中共二大上，會議通過了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決議，但同時強調中共要保持獨立。隨後，在共產國際代表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馬林）的推動下，中共的領導成員開始加入國民黨，試圖把它的基層爭取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

1923年，蘇聯政府又直接與孫中山接觸，向他提供資金、軍火，並幫助加強國民黨的組織建設，試圖把他爭取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這便是後來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始。

統一戰線的策略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發展史上有著深厚傳統。這是一種暫時性的合作方式：布爾什維克會和其他組織在具體鬥爭上達成一致，採取「分進合擊」的原則。

這種想法認為，透過並肩作戰，共產主義者可以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想和方法的優越性，從而爭取那些仍抱持改良幻想的工人。這項戰術早在1921年的共產國際三大上就已被討論過，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反覆強調，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前提，就是革命政黨必須始終保持自身的政治獨立。

第一次國共合作，本意是要把「統一戰線」這一戰術應用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大部分工人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國民黨——仍抱持幻想。可是，這次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和組織層面作出了重大讓步，這與列寧提出的統一戰線構想相駁。

為了和孫中山達成協議，蘇聯代表阿道夫·越飛（Adolphe Joffe）在1923年1月26日簽署的《孫文越飛宣言》中公開表示：「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這實際上意味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目標被當眾否認了，而中國共產黨人對此事沒有中國發言權。

當時由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指示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後者內部形成一個“黨中之黨”，同時名義上保持中共的“獨立”。在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雖然黨內各級都有不少反對意見，但在共產國際的權威壓力下，這個決議還是被通過了。

實際情況是，國民黨對中共黨員的種種限制，迫使他們長期服從國民黨領導階層的紀律和目標，沒有批評的自由。

隨著1923年列寧因病喪失領導能力，史達林逐漸掌握大權。依靠保守的國家機器和黨內官僚，史達林在1924年秋天提出了「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

與此相連，蘇聯的外交政策也開始轉向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而不再以世界革命為目標。在中國，這就表現為對國民黨資產階級領導階層的態度越來越友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多數成員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力量薄弱，不足以在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在他們看來，在這樣一個經濟落後、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未來的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必須由資產階級來領導。

然而，這項判斷與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顯然不符。當時俄國的工人階級人數同樣有限，但他們依靠自身的階級組織與革命政黨，成功奪取了政權；而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卻在關鍵時刻充當了反革命的力量。相較之下，中國的資產階級較為脆弱，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依附也更為嚴重。

儘管如此，共產國際領導階層仍對孫中山去世後的繼任者蔣介石抱持嚴重幻想。彼時蔣介石的確表現出願意與莫斯科合作，以換取蘇聯援助的姿態。 1926年，為了維繫這種合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多數派竟決定將國民黨接納為共產國際的“合作黨”，並破格推舉蔣介石為執行委員會的“名譽委員”。在這項決議中，只有托洛斯基投下反對票。

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共產國際在1920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而該提綱明確指出——

「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 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還處於最初的萌芽狀態也應如此。」

因此，後來來自莫斯科的這種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引起了陳獨秀和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強烈抵制。於是共產國際動用開除黨籍的威脅來迫使中共領導階層屈服。到了1924年，這種壓力進一步升級。共產國際在所有分會內全面禁止黨內派別，公開的不同意見從此不再被允許。

正是這種經歷，使得中共內部從一開始就對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心懷不滿。

托洛斯基的鬥爭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肩負起捍衛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反對蘇聯及共產國際在史達林領導下墮落任務的托洛斯基，也始終密切關注著中國革命的進程。
他堅決反對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指令，一再警告階級合作的嚴重危險。 1923年至1926年間，托洛斯基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脫離國民黨的控制，保持政治獨立。

托洛斯基指出，在中國，正如俄國的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民族資產階級根本不可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成分是依附於西方帝國主義的買辦階​​層；另一方面，他們又與地主階級緊密勾結──全國約62%的耕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

這樣軟弱的資產階級，最害怕的正是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因此，它在根本上不可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也無法清除封建殘餘；而這兩項任務，恰恰構成了中國革命最基本的目標。

同時，托洛斯基認為，儘管中國工人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較小，而農民仍是社會的絕大多數，但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地位，他們完全有可能在未來的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

只要採取正確的策略──例如實行土地革命，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工人階級便能夠同農民結成牢固的革命同盟，驅逐帝國主義，並像1917年的俄國那樣建立工人政權。

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工人階級必須擁有自身獨立的政黨，保持嚴格的階級立場，絕不能在工農群眾中製造任何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幻想。

這正是托洛斯基「不斷革命」理論的具體運用。所謂“不斷”，就是工人階級不能把任務僅限於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所謂的“民主”政權，而是要親自領導革命，與農民一道奪取政權。並且，一旦工人掌握政權，就不會止步於完成土地改革、國家統一等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必然會繼續推進如國有化工業的社會主義任務。最後，革命必須走向國際，而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特別是像當時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建成社會主義。

然而，此時在蘇聯國內，史達林主義者正與托洛斯基所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展開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的本質，是在史達林領導和庇護下迅速成長的官僚集團的保守利益，與列寧主義傳統中強調工人民主與世界革命的原則之間的根本衝突。

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由季諾維也夫與史達林合作掌控，他們在一系列關鍵表決中反覆壓制托洛斯基的立場。

莫斯科的官僚深恐托洛斯基的思想滲入中國共產黨內部，便在黨內發動了一場有組織的污衊運動。 1925年，透過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代理機構——遠東局，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突然提出一項決議，指控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批評言論「實際上可以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仇敵所利用」。

據當時參會並後來加入托派的鄭超麟回憶，這項決議的出現令與會者覺得莫名其妙，因為先前毫無徵兆。然而，代表們只能聽到季諾維也夫和史達林方面的單方面論調，根本無從接觸托洛斯基的原著及其觀點。最終，這項決議在大會上通過，並得到中共內部部分領導人的配合，他們也參與了對托洛斯基的政治誣衊。

自此，反對托洛斯基的立場成為中共的既定路線。在季諾維也夫的主導下，同樣的過程也在全球各國共產黨重演。從政治上看，這意味著那些代表革命共產主義真正思想與策略的力量被孤立，甚至在所謂「布爾什維克化」黨的名義下被系統性地清除出領導層，導致革命運動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慘痛失敗。

然而，再多的誹謗與謊言，也擋不住歷史事件帶來的衝擊。

1925-1927年的革命

中共的快速發展，恰逢1925年至1927年席捲全國的革命浪潮。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數十萬名工人的支持。然而，共產國際卻堅持中共不得以獨立姿態爭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相反，共產主義者被命令必須繼續服從國民黨內部所謂的“進步資產階級”，因為當時蔣介石似乎正發動一場針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軍閥勢力的軍事行動，即所謂的“北伐”。

這項政策的最嚴重後果出現在上海。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革命性總罷工，推翻了地方軍閥的統治，城市的實際權力一度掌握在武裝工人手中。中共原本可以利用這場歷史性的勝利，鼓舞全國其他城市的工人階級起而效仿，從而推動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共產國際卻命令中共指示工人解除武裝，服從蔣介石的指揮，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革命尚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中共由此向蔣介石敞開了上海的大門。蔣介石順應其階級本能，對解除武裝的工人和共產主義者發動了血腥鎮壓，造成震驚中外的屠殺。革命被徹底摧毀。

結果不言而喻——共產國際的錯誤指令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遭受了極為沉重的失敗。然而，事後莫斯科的官僚集團卻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共時任領導人陳獨秀，儘管陳獨秀在上海慘案發生前始終嚴格執行了共產國際的命令。史達林及其追隨者從未誠實地承認自身在這悲劇中的決定性責任。

為了挽回莫斯科官僚的權威，新的錯誤很快就會出現。 1927年底爆發的「廣州蘇維埃」起義，便是一場災難性的冒險主義行動，其失敗進一步削弱了黨的力量，並加速了黨內官僚化的進程。

這一連串事件促使越來越多的黨員開始重新審視他們從莫斯科接受的指導與命令。這種反思在黨內多個群體中相繼出現。部分是曾赴蘇聯留學、熟悉俄語的黨員，他們能夠直接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部分是被莫斯科當作替罪羊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和彭述之，他們在深刻反思革命失敗的教訓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場，並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另一些則是出身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出於對史達林主義官僚主義的反感，而逐漸對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產生興趣。

這些分散的力量在中共內部逐步匯聚，形成了獨立的思想與組織趨勢，最終構成了中國托派的創始勢力。

領導問題

這一批最初同情托洛斯基的中共黨員潛力巨大。其中一些人，如黨的創始領導人陳獨秀，在基層黨員中享有極高威信；又如年輕黨員王凡西，曾赴莫斯科學習，精通俄語，能夠直接與蘇聯及世界各地的左翼反對派建立聯繫。

若他們當時能夠及時組成一個有紀律的組織，那麼自二十年代後期起，便有可能從危機重重的中共內部吸收大批黨員。這本來可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重建馬克思主義力量的重要一步。

遺憾的是，這項機會並未實現。儘管他們在政治上認同托洛斯基，但並未真正掌握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而偏偏在此時，這股新興的小力量最需要的，正是理論上的清晰與組織上的堅毅——因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嚴酷的反動時期，中共和國民黨都將成為強勁的對手。

大革命的失敗使一部分人陷入深刻的失望與犬儒心態。這種情緒在許多與托洛斯基左翼反對派結盟者中表現為宗派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傾向。這個問題不僅出現在中國，也在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其他分會中普遍存在，以至於托洛茨基本人不得不親自介入加以糾正。

因此，中國托派最初就已分裂為四個小宗派團體，他們在一年半以上的時間裡相互爭論、彼此攻擊。分歧的來源既有次要的政治分歧，也夾雜著複雜的人際矛盾。

當時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統一而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一個能夠清醒認識形勢、具備足夠威信、並以原則立場團結最優秀成員的領導核心。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力量並未出現。

陳獨秀本有條件承擔這一角色，然而許多年輕的托派成員拒絕與他合作，理由是他在上海慘敗前仍執行過共產國際的災難性路線，儘管他對此心存保留。不幸的是，即便是陳獨秀本人，也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理解，因此在許多關鍵問題上，他落後於其他同志，難以提供真正原則性和戰略性的領導。

1931年1月8日，托洛斯基親自致函中國各主要托派團體。根據他收到的各方通訊，他認為這些團體之間並無繼續分裂的理由，因而強烈呼籲他們合併為一個統一組織。
在托洛斯基看來，中國左翼反對派與國際其他分會的情況相似──其中的多數成員都是誠摯的革命者，但在政治上仍顯稚嫩。他願意以耐心的態度加以引導，但前提是各團體必須與任何不講原則的分子劃清界線。他在信的結尾明確寫道：「允許無原則的團體到國際反對派中來，這就是吞服毒藥。」

托洛斯基未能預見的是，這些團體中確實存在不少極無原則分子。雖然其中也不乏嚴肅而勇敢的革命者，但他們往往被一些追求地位與聲望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所包圍。

托洛斯基所倡導的“統一”，本意是指那些在綱領、政策、方法上總體一致、並在思想上真誠的中國托派，應當原則性地合併為一個組織。

然而，當托洛斯基的信傳到中國後，卻被片面地從組織形式上加以理解——即只要有人在中國公開宣稱聲援托洛茨基，不論其政治立場或動機如何，都應被接納入同一組織。

結果並非托洛斯基所期望的原則性統一，而是一場混亂而缺乏政治原則的合併過程。此過程延宕半年多，期間各團體對於各自中央委員會中應佔的席位比例爭吵不休。

1931年「五一」節期間，中國左翼反對派終於召開創立大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由陳獨秀擔任執行委員會書記。

但不久之後，一名名叫馬玉夫的成員因未能當選中央委員，遂背叛組織，將其領導層名單出賣給國民黨。結果，在剛經歷艱難統一的大會之後，除陳獨秀與彭述之外，整個中央領導層幾乎全部被捕入獄。隔年，陳獨秀和彭述之也先後在其他場合被國民黨逮捕。

至此，中國托派自成立伊始，便失去了穩固的領導核心。

客觀困難

儘管領導階層被斬首，中共內部仍有小部分基層成員，以及來自南非的托派幹部李福仁（Frank Glass），努力在上海維持托洛茨基主義的火種。

起初，情況看似絕望。此時，國民黨已建立軍事獨裁政權，積極展開所謂“反共內戰”，並未區分托派與史達林主義化的中共。在1927年後的幾年裡，蔣介石主要專注於剿滅他口中的“共匪”，即便大日本帝國入侵中國，於1931年佔領了滿洲。

1936年12月，蔣介石被他旗下的將領張學良扣押，隨後在接受了他必須與中共簽署停火協議，並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獲釋。蔣介石勉強同意，但附帶條件是中共必須暫停階級鬥爭，停止一切共產主義宣傳，解散延安蘇維埃（中共控制區的政府），並將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共接受了這些條件。 1937年夏，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的短暫合作，使國民黨監獄中的政治犯得以獲釋。這項措施對中國托派無疑是有利的，因為包括陳獨秀、鄭超麟、王凡西、彭述之等重要領導人，皆在此期間重獲自由。

然而，中國托派的力量依然十分有限──人數稀少、經驗不足、資源匱乏，卻不得不同時在三個戰線上作戰：既要對抗國民黨政權，又要防備中共的政治壓制，同時還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嚴峻的是，這三股力量都將托派視為潛在的顛覆性威脅。

國民黨與日本對托派與中共並無區分，對兩者都施以殘酷鎮壓；而中共方面則效仿史達林在全球範圍內消滅托派的政策，自三十年代末起，在其勢力所及地區展開了激烈的「反托」清洗。可以說，當時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處境，其複雜與艱險，難以言說。

儘管如此，中國托派仍在1933年至1934年間於上海建立了「共產主義同盟」的臨時全國領導機構。此後，分散在香港、山東、廣西等地的組織力量陸續恢復聯繫，並重新與中央取得聯絡。

自此，「共產主義同盟」主要面向城市工人與學生群體──這些階層已與轉向農村、以農民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日漸疏離。托派成員翻譯並出版了托洛斯基的著作，甚至自行製造簡易印刷機，編輯印行非法刊物，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繼續傳播革命思想。

他們在逆境中達成瞭如此的成就，理應贏得一切真正革命者的尊敬。

對日抗戰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段歷史轉折給中國托派提出了一個極為嚴肅的政治問題：他們該如何認識和應對這場戰爭？

蔣介石無疑是屠殺中國工人的劊子手，是頑固的反動派。然而，日本侵略的本質，卻是一場帝國主義強權對被壓迫民族的掠奪戰爭。因而，這場戰爭既具有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反抗鬥爭。

事實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大大激起了工人和農民的憤怒與抵抗情緒。尤其是在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之後，日軍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罪行之一——數十萬平民遭到掠奪、強姦與屠殺，城市化為廢墟，生靈塗炭。

李福仁在回憶1939年被日軍佔領地區的生活時，做出令人痛心的描述：

「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區，日軍通常會殺死任何被發現從事抗日工作的人，而這一指控可能是因為任何原因，包括沒有給日本兵捲煙，沒有向哨兵正確地鞠躬或藏有國民黨報紙等。在這些地區，日本人的恐怖統治不僅針對革命者，而且針對全體人民。無數的村莊因為被火射日軍認為一直在協助遊擊者而被焚燒給遊擊。」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憤怒日益高漲。然而，儘管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農民軍約有十萬人左右，其裝備依舊簡陋，且活動範圍主要局限於陝西省延安及其周邊的偏遠地區。客觀上，在全國範圍內，無論人們是否願意，承擔主要抗戰任務、群眾最現實能夠依靠的力量，仍然是國民黨。

這一局勢給當時人數不足二百、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了極為複雜的政治難題：他們應當如何在與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保持必要聯繫的同時，既不屈從於機會主義的壓力，又不脫離工人階級的立場？

對此，托洛斯基在當時就這一問題作出了極富理論意義的指導。

原則性的統一戰線

首先，共產主義者必須與被壓迫民族的群眾站在一起，共同反對帝國主義，這點毋庸置疑。但當時中國群眾尚未建立自己的權力機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革命力量也遠不足以獨自對局勢產生影響。托洛斯基主義的弱小力量需要透過與群眾中這種渴望擺脫帝國主義的進步情緒相聯繫來壯大。

在這種情況下，托派唯一可行的做法是以與國民黨和中共組成原則性軍事統一戰線的方式行動，同時保持其階級獨立性。

這正是托洛斯基在1937年倡議的中國政策。他甚至呼籲革命者加入抗日軍事鬥爭，即使這意味著加入國民黨軍隊。托洛斯基在當年寫給第果·裡維拉（Diego Rivera）的信中是這樣分析情勢的：

「蔣介石是屠殺中國工農的劊子手，這一點，無需要別人提醒我們。但是今天，違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為了中國殘餘的獨立地位，而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了。明天，他又要背叛。這是可能的，這是顯然的，這而且是黨作戰的。但唯有他在這個不愚蠢的戰爭中。

[…]

積極而自覺地參加戰爭，這並不是『替蔣介石服務』，而是違反蔣介石，而替一個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服務。至於反對國民黨的’言辭’則是教育群眾所的工具，為了推翻蔣介石。一面在蔣介石命令之下（因為，不幸，他在獨立戰爭中掌握著政權）參與軍事的鬥爭，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 」（托洛斯基的強調。）

這項策略與史達林主義的「人民陣線」（即跨階級聯盟）或毛澤東所說的與國民黨的「第二次統一戰線」有著根本的區別。毛和中共實際上企圖把他們所控制的一切地盤交給國民黨，同時接受蔣作為最高指揮，並放棄階級立場，投入一個由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

相較之下，真正的統一戰線策略應該讓革命黨在民族鬥爭中結盟，但又不放棄其政治和組織獨立性，尤其是其社會訴求。其政策不應助長對國民黨「反帝」能力的幻想，而應旨在揭露國民黨在戰爭中的破產。無論何時，它都必須為推翻民族解放鬥爭的資產階級首腦預留餘地，即使戰爭還沒結束。

正如托洛斯基所解釋的：

「應當在抵抗外敵侵略的軍事鬥爭和反對國國內懦弱，衰頹及背叛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影響和威望。到了我們不能預先確定的某一階段上，這個政治的反對可以而且應當轉變為武裝的鬥爭，因為國內戰爭同一般戰爭一樣，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底。但應當轉變為武裝的鬥爭，因為國內戰爭同一般戰爭一樣，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底。但應當理解到政治的反對主義轉變為政治的反對主義轉變並為政治的反對如何轉變。」

托洛斯基設想，透過正確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結合戰爭期間的條件，尤其是工人和青年的情緒，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能夠擺脫孤立，從更廣泛的人群中吸收新成員，找到一條通往缺乏革命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道路。

中國托派的內部分歧

不幸的是，戰爭爆發時，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對這個關鍵問題出現分歧。

在共產主義同盟領導階層中，鄭超麟拒絕支持這場抗戰，因為他認為這相當於與國民黨進行「階級合作」。在一篇題為《在革命失敗主義的旗幟下》的文章中，鄭超麟認為，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鬥爭不再具有任何進步意義。因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支持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戰敗。

在上海的黨中央，大多數人支持抗戰，但他們批評國民黨領導層的方式讓他們顯得對抗戰支持很消極。

正如陳獨秀後來寫給托洛斯基的信中所述：

「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達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了迴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

托派本應全力支持在工人中採取大膽措施，例如組織工人民兵，進行抗日革命抵抗，同時巧妙地批評國民黨，以免顯得置身於抗日運動之外。他們也應該要求國民黨為城市工人提供武器和訓練，作為阻止日本帝國主義的最佳途徑。如此一來，群眾就會將托洛斯基主義者視為真誠的抗日解放戰士。托派也可以利用這種權威來擴大他們的號召，呼籲群眾採取更階級獨立和革命性的方式投入戰爭。

誠然，確有部分托派同志直接參與了抗日的軍事鬥爭。他們或加入由國民黨或中共組織的遊擊部隊，或嘗試自行組織抗日武裝。山東成為托派發動遊擊戰的主要地區。然而，這些地區往往與黨的中央領導脫節，極易遭到國民黨或中共的殲滅。更關鍵的是，這些遊擊戰的嘗試在客觀上脫離了城市工人階級，從而使革命者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在當時，只有極少數人——包括陳獨秀——主張應積極支持抗戰，或至少嘗試在抗戰中發揮作用。

然而，雖然陳獨秀提出積極參與抗戰的主張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他本人從未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當時他精神上已顯疲憊與消沉，而莫斯科審判的消息又使他對蘇聯政權的性質產生深刻困惑。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陳獨秀重新將注意力轉向抽象的「民主」問題，這在某種意義上與他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思想立場相近。

這一傾向也反映在他提出的政治建議中——這些建議實際上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綱領限制在民主與民族鬥爭的範圍之內，而未能保持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獨立方向。陳獨秀的士氣由此進一步低落。 1937年，他公開宣布「不再屬於任何政黨或組織」，並試圖在托派與少數自由民主派人士之間建立某種統一戰線。到了三十年代末，他與中國托派徹底決裂。此後，陳獨秀陷入經濟困頓，退出政治生活，直到1942年因高血壓與心臟病去世。

革命失敗主義？

在如何應對對日戰爭的問題上，這種不團結的局面愈演愈烈。加之缺乏真正統一的組織工作，這釀成了共產主義同盟內部的巨大裂痕。事實上，一些中國托派領袖開始加強他們在戰爭議題上的宗派立場，尤其是在1941年12月美國對日本宣戰之後。

以王凡西為首的一部分具有影響力的少數派認為，由於美帝國主義開始支持中國對抗日本，戰爭的本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王凡西主張，中國不再是為爭取民族解放而戰的被壓迫國家，而是成為美國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衝突中的代理人。因此，他認為蔣介石的地位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俄國沙皇，這意味著革命者無法再支持戰爭的任何一方。鄭超麟認為，這一立場與他自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以來的觀點基本一致，於是加入了王凡西的派系。

然而，在抗日戰爭中，即使美國轉而援助中國，中國群眾仍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作為被壓迫的民族，正在為避免淪為日本殖民地而進行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帝國主義衝突，並未改變中國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的本質。即使在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中，雖然他們早已對蔣介石抱持深刻懷疑，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依然是他們最迫切的任務。

王凡西隨後提出了一種與鄭超麟略有差異、但同樣帶有抽象色彩的立場，他稱之為「革命勝利主義」。他依據自己對托洛斯基1937年文章的理解，如此解釋這個概念：

「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革命勝利主義政策，是根據以下的事實得出的，即中日戰爭是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餘波的一部分，這是以下列侵略設想為前提的，即腐化、墮落、節期有退賽的國民黨政權，農民不可能真正地打敗日本侵略者，而要將日本侵略者最可靠的世界旗幟。」

王凡西聲稱，托洛斯基主義者應當對中國群眾直言：國民黨過於腐敗、卑鄙，根本不可能打敗日本。要取得真正的勝利，工人和農民必須先組織起來，推翻國民黨政權。

理論上，這項主張似乎完全正確。事實上，如果托洛斯基主義者已經贏得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支持，這確實是可以採取的立場。問題在於，儘管這項政策的總體目標無可非議，但無論國民黨多麼無能、多麼遭人憎恨，當時仍不存在任何能夠取代國共「統一戰線」作為抗戰主導力量的現實替代方案。

在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國家中，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只有數百人。在群眾眼中，他們遠遠不能構成一個可信的替代政治領導。若在這種情況下告訴群眾，擊敗日本的前提是先推翻國民黨，而當時又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取代國共合作，這樣的主張只能被群眾理解為：應當暫緩抗戰，等待某個革命群眾黨出現——彷彿日本會因此停手。然而，對日抗戰刻不容緩。

雖然在托派內部持這種觀點者僅佔少數，但他們的影響力頗大，並曾在部分中國托派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相關文章。這些文章後來也被中共當作托派「叛徒論」的主要依據。

分散的力量

儘管彭述之周圍的多數派並不認同這些立場，但他們的力量分散在全國各地。因此，各地托派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各自為戰，力量也越弱。

在全國中心上海，因大規模逮捕與工人隨日軍侵略而被迫外遷，各分支組織陷入停滯。在香港，托洛斯基主義者深入工廠開展工作，並逐步吸收個別工人加入。然而，到日軍佔領香港時，他們的規模依然極小，最終全部被迫流亡他地。

中山與溫州是工作進行相對較為成功的兩個地區。這項成功主要得益於他們對青年的重視。在中山，托派建立了一個名為「青年戰時服務團」的青年前線組織，動員學生深入農村宣傳抗戰，並組織學習托洛斯基主義著作的小組。溫州的托派最初由幾位學校教師組成，他們透過讀書小組從學生中吸收成員，並逐漸在數所中學中擴大影響力。

不幸的是，即使在這些取得一定進展的地區，中國托派依然是一支微不足道、孤立無援的力量。他們頻繁遭到國民黨與日本當局的鎮壓，原本建立的工作屢遭摧毀。史達林主義者也積極配合鎮壓，經常向當局洩漏托派成員及其活動的情報。

正是在這種艱難處境下，以彭述之為核心的多數派與以王凡西為核心的少數派，於1942年爆發了激烈的派系鬥爭。這場鬥爭最終導致分裂。彭述之領導的多數派指責少數派透過出版自辦刊物而「脫離組織」。至此，中國托派的力量再度分裂，並從此未能實現再統一。

毛澤東的勝利

1945年日本戰敗後，中國迎來了新的機會與挑戰。不幸的是，在這段時期，中國托派犯下了若干嚴重的情勢誤判。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未能科學地評估現實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在戰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

到1946年夏季，隨著國共兩黨軍隊再次爆發全面戰爭，中國托派實際上已分裂為兩個獨立組織，各自出版刊物，卻都宣稱效忠於托洛茨基領導的第四國際。兩派在一系列政治與策略議題上展開激烈爭論，互相指責對方為「機會主義者」「宗派主義者」等。然而，在一個關鍵判斷上，他們立場一致：中共將被國民黨擊敗，並將此視為必然結果。

1947年，多數派領袖彭述寫道：

「我們對史達林主義農民軍進行的戰爭表示深切同情，但始終強調，他們的失敗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仍會由黨和克里姆林宮的背叛政策所造成的。」

少數派領袖王凡西在1948年的回應中寫道：

「內戰作為農民戰爭，在農民一方有其進步意義；但若僅是農民戰爭，其前景不明，並且因史達林主義掌控而注定失敗。」

這些觀點都源自於對托洛斯基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關於中國問題的分析及其「不斷革命論」的機械理解。
托洛斯基多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民主任務無法由本國資產階級完成，必須像俄國那樣，透過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專政來解決。由此，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不可避免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

此外，托洛斯基在總結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敗的經驗及共產國際的角色時，也指出：史達林主義的有機機會主義與階級合作政策正是失敗的根源。共產黨要麼向蔣介石投降，要麼更廣泛地向資產階級屈服。

他於1932年寫道：

「在目前條件下，農民戰爭本身，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直接領導，就只能把政權交給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集團，某個『左派』國民黨或其他『第三黨』等等，實際上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並無太大區別。」

中國兩個托派組織的嚴重錯誤在於，他們片面地接受了托洛斯基的分析，而沒有將其具體應用於二戰後中國和國際的實際情況。

這意味著，即使中共農民軍於1947年6月渡過黃河，從1948年末開始對正在瓦解的國民黨部隊發動大規模攻勢，並於1949年4月渡過長江，中國托派仍然固執地堅持認為毛澤東無法擊敗國民黨。

毛澤東的軍隊（現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長江席捲了中國其他地區，國民黨部隊驚慌失措，接連棄守各大城市，退往台灣。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泰德·格蘭特

一連串的突發事件震動了世界。正如王凡西後來所解釋的：

「（國民黨）這幢大廈傾倒之速，不僅震驚了蔣介石集團及其華盛頓的主子，而且出乎史達林的意外。在某一程度內它甚至還不曾為毛澤東所料及的。我們中國托派，不用說，也是未曾料到的。」

1951年晚些時候，彭述之在試圖事後理解發生過的一切時，暴露了當時所有中國托派在革命前共有的機械主義傾向:

「托洛茨基主義者一貫主張，推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必須以城市工人階級為首，團結全國所有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特別是農民，持續鬥爭，最終通過武裝起義才能成功。光靠農民武裝是行不通的，因為在現實社會條件下，農村從屬於城市，農民在工人領導下才可能發揮了相反主義作用。然而相反政權決定性的事實。

這種「事實」和「傳統觀念」之間的強烈矛盾，首先在中國同誌中間引起了混亂和分歧。 」

第四國際中唯一一位對這一進程做出清晰和正確分析的人是泰德·格蘭特。他在1949年1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當時距離中共奪取政權還有九個月——預言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不僅會奪取政權，甚至會推翻資本主義，效仿蘇聯史達林主義官僚體制。

這絲毫沒有駁斥「不斷革命論」，恰恰相反，它是「不斷革命」的一種扭曲的實現，其原因是二戰結束後出現的特殊條件，而在三十年代這種局勢並不存在。

首先，蘇聯在二戰後的實力與威望空前增強。這反過來增強了中共的軍事力量和在群眾中威信。同時，由於與國民黨和日本長期鬥爭，中共直接控制了廣大地區。

當時國際局勢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舊帝國主義列強大多已經土崩瓦解，同時，雖然美帝國主義成為壓倒性的主導力量，卻無力果斷出手。

最後，中國資產階級和其政權已經爛透了。國民黨腐朽不堪、力量消耗殆盡、軍心渙散。儘管毛澤東一度嘗試與蔣介石妥協，但國民黨軍隊在解放軍的衝擊下迅速瓦解，因為解放軍允諾參軍的農民能分得土地。資產階級四散而逃，中共則輕鬆奪權。

泰德·格蘭特在1949年春寫道：

「馬克思主義指出，農民運動必須在城市中找到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如果資產階級帶頭的話，當然就會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無產階級帶頭的話，就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在這裡，出現的是後者的一種特異變種，因為農民運動具有集中的領導，其形式為史達林主義政黨，根源在莫斯科。」

他繼續說：

「史達林主義與資本家建立聯盟的前提是當資產階級完全被挫敗之後，以便利用資產階級來反對工人起義這一隱患。因此，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提議的聯合政府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勝利甚至存活。這會被用來爭取喘息的空間，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藍圖來組織史達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國家機器。」

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十月奪取政權後所發生的歷史進程。泰德·格蘭特憑藉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深刻掌握，能夠洞察不斷發展的現實。他並未教條式地重複抽象公式，而是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結論，並將其加以具體運用。

正是基於這種方法，他早在1949年便預見到：由於中國共產黨將依靠獨立於莫斯科的群眾基礎而取得政權，兩個政權最終勢必會因各自官僚機構的民族利益衝突而發生矛盾。這預言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蘇交惡時得到了完全印證。

迷失方向

如果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當時認同了泰德·格蘭特的觀點，他們本可以在中共勝利之前做好準備，重新集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力量。可惜，他們並未如此行事。因而，當毛澤東掌權時，他們只能倉促撤退。

只有少數人成功逃往香港與澳門，大批成員則滯留在內地，在解放軍橫掃全國的過程中被逮捕。 1952年，毛澤東在全國發動了「大肅托」運動，以鞏固中共官僚的統治地位，並向史達林示好。許多托派成員因此遭到逮捕。

毛澤東的奪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混亂與迷惘。 1949年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彭述之領導的中國革命共產黨仍堅持認為，毛澤東政府不過是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波拿巴式政權，內部矛盾重重，並正在推動中國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同時，王凡西採納了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將史達林主義政權視為一種新的階級社會形態，並據此得出結論：革命者不應保衛此類政權免受帝國主義的攻擊。 （註：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王凡西肯定1949年革命的進步性和並給予其批判性支持，但是他後來也承認這一態度與自己的社會分析不符）多年之後，王凡西才放棄了這一混亂的觀點。

第四國際的領導階層同樣未能提供任何理論上的澄清。他們的態度依舊機械。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詹姆斯·坎農（James Cannon）直到1955年才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被推翻。

相較之下，泰德·格蘭特則立刻將中國革命視為僅次於俄國革命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事件。然而，在肯定革命成果的同時，格蘭特也嚴正指出：中共政權的史達林主義性質——完全缺乏工人民主、特權官僚階層的存在，以及「一國社會主義」的立場——最終將威脅這場革命的成果。格蘭特警告說，這並非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

「…史達林主義者的領導，只會駭人地扭曲馬克思主義革命觀。[…] 毫無疑問，這將取得巨大的經濟進步。但是，工人和農民群眾都會發現自己被共產黨官僚所奴役。」

除非中國工人透過第二次政治革命重新掌握政權，否則在某個階段，官僚階層中的一部分勢必會產生復闢資本主義的動機。因此，托洛斯基關於中國的觀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仍然完全適用。它是保衛革命成果的唯一途徑，也是培養力量以領導這場政治革命的根本方法。

憑藉這些思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優秀分子本可以開始艱苦的工作，重建自身力量，並在中國傳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然而，由於未能正確理解當時的情況變化，且缺乏統一的戰略遠見，零散且長期遭受壓制的中國托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於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

此後，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僅在香港以一種邊緣形態延續數十年，內部也經歷了進一步的分裂。如今，所有直接繼承自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組織已完全消失。

中託為後世革命者留下的遺產

儘管本文著重分析了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在三十年活動中所犯的關鍵理論錯誤，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同志是在極其複雜而艱難的條件下開展工作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在被推入這一歷史局勢時，幾乎沒有時間與物質條件去系統學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所擁有的，僅是解放人類的熾熱理想，以及勇往直前、克服一切障礙的堅定決心。

在其中最優秀的同誌中，沒有一絲輕視理論的傾向。如前所述，他們努力將所能找到的理論資料譯成中文，並反覆研讀。然而，不幸的是，他們仍未能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在眼前的巨大政治挑戰。

時至今日，托洛斯基的思想在中國依然未失其現實意義。資本主義在中共領導下已經復闢，而數以億計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仍在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之下。

未來的中國革命對整個世界的重要性，將比上一次更為深遠。中國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帝國主義強國，同時也是世界上工人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

在被史達林主義特工暗殺的前一個月，托洛斯基得知《俄國革命史》的中文譯本即將出版。他將此訊息稱為“值得普天同慶的日子”，並開始為該版本撰寫序言。可悲的是，托洛斯基未能在離世之前完成這一序言。然而，在其伴侶納塔莉亞·謝多娃所保存的遺稿中，我們仍能看到以下文字：

「唯有革命者，具有過去豐富經驗的堅強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變。中國人民命定要在人類未來命運之中佔據第一等位置。」

過去的中國托派英勇承擔了作為革命者的責任，但因歷史性的悲劇，他們未能完成這項使命。繼承其革命精神的後人，必須將這場鬥爭進行到底，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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