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1526年的德國農民戰爭是新教改革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五百年後，盧卡斯·庫切拉(Lukas Kutschera)闡釋了這場被壓迫者偉大起義的起源、失敗緣由，以及它對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歷史的影響。本文原文發表於《捍衛馬克思主義》雜志英文版第50期、中文版第11期。中文版全刊可由此下載。）

今年是1524-26年德國農民戰爭爆發500周年。在這場戰爭中，城鄉被壓迫群眾奮起反抗腐朽的封建秩序。起義軍在1525年5月至6月間的失敗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歷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農民戰爭是新教改革的關鍵事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將其與英國內戰(1642-51年)和法國大革命(1789-94年)並列為歐洲資產階級反封建鬥爭的最重要階段之一。事實上，他將宗教改革描述為歷史上第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宗教改革起源於德國修道士兼神學教授馬丁·路德與羅馬天主教會之間的沖突，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引發了一場燎原的革命之火。在1581年的荷蘭，新教加爾文派從天主教西班牙統治者手中贏得獨立，建立了七省聯合共和國，宗教改革實際上使資產階級掌權。但在此之前幾乎60年德國南部和中部以及奧地利、阿爾薩斯和瑞士已經爆發了群眾性的起義。農民果斷地登上了歷史舞台，而且正如恩格斯所寫：「在農民後面則出現了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驅，他們已經手持紅旗，高喊共產主義了」[1]。

隨著運動的發展，部分被剝削者超越了反對教會的鬥爭，並開始攻擊封建主義制度本身，有些人還宣揚某種共產主義的早期形式。因此，德國農民戰爭預示了未來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被壓迫者開始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組織起來，嘗試各種方案和方法，並從自己的經歷中得出激進的結論。數以萬計的無名英雄在這場鬥爭中獻出了生命。當群眾帶著自己的訴求加入到運動中時，德國的宗教改革沿著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階級界限發生了分裂。路德和城市資產階級站在了新教貴族一邊。後者實際上與天主教貴族們的階級利益一致，並一起殘酷鎮壓農民及其同盟。

正因如此，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以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告終。

恩格斯對宗教改革有著濃厚的興趣。1850年，他出版了小冊子《德國農民戰爭》，其中他指出了1525年德國歷史上的革命與1848-49年革命的相似之處。在1848年的革命中，德國資產階級出於對群眾的恐懼，再次與貴族達成了協議，而不是將反封建鬥爭進行到底。恩格斯宣稱：

「1848和1849年到處叛變的那些階級和那些階級中的某些集團，其實早在1525年就已經是叛徒了，不過當時是在較低的發展階段而已。」(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2]

這部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里程碑。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第一次被應用於遙遠的過去。對農民戰爭和恩格斯的小冊子的研究，繼續為任何試圖理解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人提供重要的經驗教訓。

動盪的世界

當諸如地主與農民、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生產關系抑制了人類生產力，即科學、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時，革命就產生了。這一矛盾正是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的原動力。

當時，新的、更具生產力的資本主義關系逐漸成熟。然而，封建秩序阻礙了資本主義的崛起。社會走入了一個死胡同，越來越多生活在其中的人開始痛苦地意識到這一點。

16世紀，德意志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它碎片化為組成神聖羅馬帝國的300多個小國。

從形式上看，皇帝是這個社會的首領。但與英國或法國不同的是，帝國幾乎沒有任何中央權力機構，因為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由此產生的利益相差太遠，無法實現中央集權。

在德意志諸多小邦國中最大的那些世俗和教會王公們從這種情形獲利。這些高級貴族將他們的領地擴張為幾乎獨立的專制主義國家，擁有常備軍和獨立的國家官僚機構。這使他們能夠在皇帝之下，以及中下層貴族和城市中擴大自己的權力。

這一發展帶來了革命性的後果。維持雇傭軍和官員需要花錢。即使是那些想反對王公們的人或想跟上他們的浮誇做派的人，也必須找到錢。例如，隨著火藥的發明，火器開始成為最重要的戰爭手段。但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買得起這些武器。

封建生產方式基於對農民的剝削，最初是通過實物支付，如向神職人員支付年產量百分之十的什一稅，以及在地主的莊園里從事無償勞動，即所謂的「Frondienst」(苦力工作)。

這些剝削形式被用來支持貴族、神職人員和城市的統治者。另一方面，農民除了為領主工作外，還靠自己種植的糧食維持生計。

剝削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德國的農奴幾乎是地主的奴隸，幾乎沒有任何權利。還有一些契約人，他們享有一些人身自由，但仍需為地主提供勞動力;還有一些自由佃農，他們只需支付租金。然而，統治階級對金錢的需求與日俱增，在剝奪其權力和加劇對其的剝削上對整個農民階級造成了巨大壓力。

到15世紀末，農民的處境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地主對農民的壓榨達到了絕對的極限。他們發明了無數新的稅種和服務，禁止離開土地，限制使用村里的公有土地，甚至將契約農民和自由農民關進監獄，強迫他們淪為農奴。在這里，地主可以肆無忌憚地對農民施以最殘酷的酷刑。

領主們執行「正義」的形式多種多樣，從在刑架上拉伸、剪耳、割鼻、挖眼、剁手指和手，到斬首、輪刑、熱烙鐵和車裂。當死亡將農民從此世的苦難中解脫出來時，其遺屬必須將大部分遺產交給地主。

與此同時，統治者對司法系統進行了有利於他們的調整。以前，在許多地方，村里的鄉紳根據當地的習慣法自己進行審判。現在，領主們雇傭了專業律師，並將法律編纂成法典——這自然符合他們自己的剝削利益。

資產階級的發展

為了從榨取自農民的剩餘中獲利，領主們不得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售這些剩餘價值。這主要有利於城市及其市民。貿易和制造業資本主義在那里萌芽。雖然中世紀的行會貿易仍占主導地位，但雇傭勞動已初露端倪。例如，所謂的「生產外包」制度在紡織業尤為普遍。采礦業也在當今的圖林根和撒克遜地區蓬勃發展。

貴金屬開采的不斷增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僅僅是因為金銀滿足了日益增長的貨幣需求。正如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中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除了加工金屬的城市之外，采礦還促進了農村的商品生產。礦工需要食物。礦井、鐵軌和礦石燃燒需要木材。

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寫道，德國的國民生產跟不上其他國家的增長速度。但在1889年他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中，他讚揚了考茨基對采礦業相關性的分析，並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評價：

「我只是到現在才真正明白……德國的金銀開采……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最後的推動力，使德國在1470—1530年在經濟方面處於歐洲的首位，從而使它成為以宗教形式(所謂宗教改革)出現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說它是最後一個因素，是說行會手工業和中介商業已達到較高的發展水平，因此相對於意大利、法國和英國而言，這個因素對德國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3]

富格爾家族和韋爾瑟家族等德國企業家家族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家族之一。他們將巨額財富集中在自己手中，並將它們借給教會、皇帝和諸侯。然而，由於這些商業關系，他們與封建統治者關系密切，並享有某些特權。這種對個別派別的偏袒分裂了資產階級。

較強大的一層市民，也被稱作「城市貴族」(patricians)，通過壟斷控制市議會，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中小資產階級要求分享這種政治權力。城市勞動者和窮人沒有公民權利，因此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代表權之外。因此，城市貴族遭到了資產階級反對和來自被剝削者的革命平民派的反對。

進步的枷鎖

16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社會是一個「極其龐雜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極其懸殊而又錯綜覆雜」。[4]然而，許多階級出於不同的原因與舊秩序
發生了沖突。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天主教會，恩格斯將其描述為「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階制，最後，它本身就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擁有天主教世界的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個國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個擊敗，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5]

主教、修道院長及其僧侶軍隊的浮誇助長了貴族、資產階級和城鄉被剝削者對神職人員的仇恨。教會中利潤豐厚的職位是由教皇而不是德國貴族授予的。這些職位往往由外國人獲得。

神職人員通過征收教會稅、所謂的「贖罪券」(即用金錢換取罪罰的減免)或出售偽造的聖人像和聖物，從民眾的口袋里掏錢。高級神職人員本身也是地主。通過這種方式，相當一部分財富流向了羅馬或其走狗。

因此，天主教會阻礙了帝國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它也越來越失去了過去的社會職能。王公官僚制度的發展、貿易增長的需求以及印刷術的發明，不僅削弱了天主教會在閱讀和寫作方面的壟斷地位，也削弱了它在教育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壟斷地位。

盡管如此，宗教仍然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石。

恩格斯解釋道：

「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6]統治者利用它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例如，教皇為皇帝加冕。神學被用作研究和解釋哲學、政治和司法的基礎。

馬丁·路德

在當時的條件下，每一次反封建的社會和政治運動都不可避免地要首先以神學的形式拋頭露面。恩格斯寫道：

「13世紀至17世紀發生的一切宗教改革運動，以及在宗教幌子下進行的與此有關的鬥爭，從它們的理論方面來看，都只是市民階級、城市平民以及同他們一起參加暴動的農民使舊的神學世界觀適應於改變了的經濟條件和新階級的生活狀況的反覆嘗試。」[7]

宗教改革的階級內容在於對基督教宗教的解釋之爭，這有利於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然而，由於教皇和皇帝對他批判出售贖罪券的激烈反應，路德成了反對舊秩序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不僅是資產階級，而且是所有反對力量的吸引中心。1521年1月，路德被教皇下達逐出教會的詔書，同年4月，皇帝查理五世將他召到沃爾姆斯議會，要求他為自己的異端行為負責。

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的「九十五條論綱」中只主張改革贖罪券的銷售，而沒有主張完全廢除贖罪券。然而，由於與羅馬的沖突，以及人民對他的同情，他變得更加激進。早在1520年，他就主張武裝反抗天主教會：「如果他們還要繼續妄逞狂暴的話，我以為除了國王和諸侯采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這些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並且不用語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們的罪行而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和藥方去對付他們了。」[8]

路德不僅抨擊神職人員，後來還抨擊皇帝和那些沒有加入他的王公。部分貴族也加入了他的陣營，以便利用教會財產致富，並打破教皇和皇帝的影響。結果，不僅許多城市，甚至整個公國都成為了新教國家。

在沃爾姆斯議會上，帝國對路德實施了禁令。這意味著禁止閱讀和傳播他的著作。路德本人也被視為非法。然而，撒克遜選帝侯腓特烈將路德安置在瓦特堡，讓他在那里從事將《聖經》翻譯成德文等工作。路德與部分貴族的密切關系清楚地說明了為什麼他沒有用革命的行動來貫徹他激進的言論。

群眾

隨著宗教改革的進行，社會分成了三大陣營，恩格斯稱之為：「天主教派或者叫反動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9]然而，只是在農民戰爭期間，反對天主教的分裂才凸顯出來。

畢竟，革命分子最初也是支持路德的。恩格斯指出，通過翻譯《聖經》，「使得一個不知層次重叠的、人為的封建教階制度為何物的社會和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形成鮮明的對照。」[10]

盡管路德純粹關注宗教自由，但受剝削的大眾卻以世俗的方式解讀他的著作，如《論基督徒的自由》。畢竟，這位改革者不僅宣揚反對神職人員，也反對貴族。因此，受壓迫者開始了擺脫封建專制統治的事業，他們用路德和《聖經》為自己辯護。

即使在農民戰爭之前，諸如「邦德舒運動」或「窮康拉德」一類的農民起義也越來越頻繁，但它們仍然是局部性的。各地的情況差異太大，它們無法凝聚成一場普遍的起義。他們孤立的秘謀往往會被出賣給當局，當局會用最殘酷的酷刑迫害那些被抓獲的人。

然而，通過《聖經》的翻譯和路德的思想，路德為被壓迫者的各種要求和目標提供了統一的思想框架的起點。在此基礎上，起義得以在1525年蔓延開來。

農民戰爭始於一場地方性事件。1524年夏天，黑森林施蒂林根的農民起義了。據傳西吉斯蒙德二世(Sigismund II)侯爵命令他的臣民在森林里撿蝸牛殼，以便他的妻子用它們做線軸。事實證明，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個稻草，或者說是最後一個貝殼。農民們全副武裝，在領主的城堡前遊行，抗議這種任意徭役和苛捐雜稅。

到1525年4月，起義已經蔓延開來。在德國南部和圖林根，以及撒克遜、阿爾薩斯、瑞士和奧地利的部分地區，農民拿起武器，拒絕提供勞動力或納稅。在許多地方，城市工人和窮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一些地區，資產階級和下層貴族也支持農民的要求——通常是出於脅迫或權力的算計，但有時也出於真誠的同情。

起義者援引《聖經》中更高的「神聖」法則，與世俗和教士當局專橫的濫用權力形成鮮明對比。宗教改革的思想是這場運動的紐帶。為了控制對聖經的解釋，普遍要求由會眾選舉牧師。路德及其追隨者等新教學者經常被要求就這些問題的合法性做出決定。即便有著他的早期激進主義的光輝事跡，一旦農民戰爭爆發，路德便開始扮演起和事佬。恩格斯對此寫道：

「路德極力攻擊這些地區的當政者。他認為暴動之起，都是他們施行苛政之過;並不是農民要反對他們，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對他們。另一方面，當然起義也是褻瀆上帝的，違反福音的。於是最後他勸告雙方讓步，進行和解。」(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1]

然而，當起義蔓延到新教地區並變得越來越激進時，路德的態度愈發轉向反動的一邊。所謂的「魏恩斯貝格大屠殺」就是一個轉折點。1525年4月17日覆活節周日，農民們沖進路德維希·馮·赫爾芬施泰因伯爵的城堡，對數十年的壓迫、剝削和虐待進行報覆。伯爵及其同伴被處死。

面對被壓迫者的革命力量，也是針對他的資助人的革命力量，路德忘記了所有的宿怨。現在，他呼籲當局——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對反叛者決不手軟。他那本著名的煽動性小冊子《反對殺人越貨的農民暴徒》寫道：

「無論誰只要力所能及，無論是暗地里也好公開地也好，都應該把他們戳碎，扼死，刺殺，就象必須打死瘋狗一樣![……]所以，親愛的先生們，想想辦法吧，救救局勢吧，無論誰只要力所能及，都來刺殺他們，擊斃他們，扼死他們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沒有比你還死得其所得了。」[12]

路德現在不僅否認農民戰爭，還否認任何反抗當局的行為，盡管他自己以前也曾宣揚過。這位改革者還將《聖經》與這場運動對立起來。恩格斯解釋說，路德用福音認可了「神授君權，忍耐服從，甚至農奴制度」。[13]恩格斯談到了路德用讚美詩來歌頌「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這是舐食專制君主殘盞的臣仆從來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的」。[14]路德周圍的資產階級陣營明確反對起義。

農民隊伍

宗教改革喚起了令天主教和新教有產階級恐懼的精神。在農民戰爭中，被壓迫者開始組織起來，最初是反對當地的地主。被稱為「農民隊伍」(Haufen)的起義者的軍事部隊是地方或地區一級的民主組織。他們選舉隊長作為領導，對部隊負責。這種民主控制使參加起義的貴族所受到的軍事訓練和他們的經驗得以被利用。例如，「鐵拳格茨」·馮·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歌德同名戲劇中永垂不朽的帝國騎士——領導了內卡爾塔爾-奧登韋爾德起義軍，而弗洛里安·蓋爾(Florian Geyer)則領導了施瓦澤起義軍。

農民隊伍也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組織起來，例如在上施瓦本(Oberschwaben)成立了「農民聯合基督教協會」。1525年3月初在梅明根成立時，「聯盟條例」中規定了進行抵抗的民主組織需要以選舉領導層的形式進行：

「因此，本協會的每個團體都應任命並派出一名領導和四名參議;他們有權與其他領導和參議一起采取適合他們的行動，這樣，會眾就不必時時刻
刻聚在一起。」[15]

1525年4月，約1000名弗蘭肯農民隊伍的代表在奧克森福特通過了《戰爭條例》，其中寫道：

「最高戰地指揮應由隊伍中的普羅大眾選出，對全體人民擁有權威，每個人也都應服從和聽從他的指揮，但有一項命令，即同一最高戰地指揮不得在沒有受命的隊長和參議的知情和同意的情況下單獨決定任何事情或采取行動，這些隊長和參議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受命於全體農民隊伍。」[16]

這種民主聯盟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整個地區的起義者暫時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農民、工人和窮人自己能夠討論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在封建勢力被擊敗的地方，這種群眾的自我組織有可能取代舊政府。

改良還是革命?

一個關鍵的問題始終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浮現：改良還是革命?1525年3月，梅明根農民聯合基督教協會也通過了《十二條款》。這是農民戰爭中流傳最廣的小冊子。

根據被壓迫群眾對《聖經》的解釋，《十二條款》抨擊了封建主義的基礎。群眾認為，十二條主張廢除什一稅，減少農奴在領主莊園里的無償勞動，恢覆舊的權利，例如狩獵權、使用公有土地和森林的權利。會眾選舉牧師也是一項要求。

在這本最受歡迎的農民戰爭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提及了宗教改革及其作為團結性的要素的作用。這些要求是以「神聖法」為依據的，這使得這些條款具有普遍適用性。

然而，在針對農奴制這一最嚴重的封建剝削形式的第三條中，綱領的妥協基調變得十分明顯。即使根據《聖經》，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平等地救贖了所有人，因此「我們是自由和主動的」。但接下來的幾句話卻說道：

「不是我們想自由，也不是我們想沒有任何權力。難道不是上帝教導我們按誡命而活，不是自由的肉體意志，而是愛上帝，在鄰人身上承認他是我們的主[……]。因此，我們要按照他的誡命生活。難道這條誡命沒有昭示和指示我們要服從當局的?」[17]

《十二條款》表達了群眾希望通過與當局妥協來獲得發言權的願望，盡管他們的要求是針對當局的統治基礎的。農民並不是一個統一的集團。並非所有人都是一無所有。此外，有產階級也參與了要求的制定。這是因為梅明根加入了基督教協會。

盡管《十二條款》是許多農民隊伍的綱領性出發點，但起義在實踐中往往超出了《十二條款》的限制。魏恩斯貝格大屠殺只是農民戰爭如何發展成為一場消滅當局的革命戰爭的一個例子。許多地方的城堡、宮殿和修道院被夷為平地。

起義初期，起義者中已經出現了激進的派別。在《十二條款》之前寫成的「書簡」呼籲，如果統治者拒絕加入，就將其消滅。還有一些人則是在實際經歷了統治者的頑固不化和欺騙後得出了革命的結論。

總體而言，這是一個動態的局面：溫和派和激進派在不同陣營之間轉換，而各集團之間的聯盟也在不斷建立和解體。地方特色和政治經驗不足使得運動難以長期團結。

反叛者的視野往往只局限於自己的村莊或鄉鎮。旅行既危險，又費時費力，對農奴來說還是不允許的。群眾大多無法獲得教育或新聞。

此外，使生活陷入困境的主要是當地的地主。如果地主做出讓步，被剝削者往往就會卸甲歸田——但隨後就會遭到屠殺。

起義者沒有意識到生死攸關，反而經常拒絕幫助鄰村或鄰鎮的戰友。為了換取所謂的讓步，他們有時甚至參與鎮壓起義。此外，社會被分割成眾多階級和階層，這些階級和階層有著不同的、往往是相互沖突的利益，這甚至阻礙了被壓迫者之間的持久聯盟。

海爾布隆綱領

然而，1525年5月，人們試圖將起義聯合成一場具有共同綱領的全國性運動。在海爾布隆市，農民們成立了一個農民大會，各階層代表被派往大會討論共同訴求。

這些談判的結果，即所謂的「海爾布隆綱領」，代表了在宗教改革之後對封建社會的徹底顛覆。然而，該方案的另一個特點是，人們意識到沒有一個莊園發展到足以獨自進行這場革命的地步。因此，該綱領旨在通過讓步來爭取貴族和資產階級加入運動。

從這個意義上說，綱領要求通過統一錢幣、度量衡和廢除關稅來克服神聖羅馬帝國的經濟分裂。這就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主要有利於資產階級。

綱領對貴族做出了讓步。農奴和佃戶不會單純地獲得自由，而是要通過補償的方式向地主贖得自由。恩格斯指出，這是「轉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

因此，海爾布隆綱領預示了17世紀90年代法國農民的解放，隨後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也在19世紀實現了類似的解放。這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佳解決方案：由於無力承擔「贖回」費用，廣大農民只能選擇兩種命運：要麼以高利貸的利率抵押土地，要麼徹底失去土地，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自由」無產階級，成為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

然而，海爾布隆綱領並未實施。在農民與革命平民派結盟的威脅下，資產階級反對派與城市中的貴族往往又走到了一起。大部分參加起義或保持中立的城鎮現在都反對起義。

與此同時，封建反革命日益占據上風。新教和天主教的王公們認識到了他們共同的階級利益，采取了聯合行動反對起義。

在德國南部，起義者遭受了重大失利。海爾布隆的代表們不得不逃離，以躲避襲來的反動勢力。與此同時，施瓦本同盟（德國南部當局的軍事同盟）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雇傭軍來鎮壓起義。堅定地站在貴族一邊的富格和韋爾瑟家族提供了必要的資金。

在格奧爾格·特魯赫澤斯·馮·瓦爾德堡的領導下，反革命在該地區大肆破壞。1525年4月4日，數千名叛軍在萊普海姆戰役中喪生。1525年4月17日，大部分上施瓦本農民軍簽訂了《魏茵加騰條約》（Treaty of Weingarten），以結束戰鬥，並承諾今後在與統治者發生爭端時，允許他們召集仲裁法庭。他們在稅收和勞動力方面沒有得到任何讓步。

在1525年5月12日的伯布林根戰役中，施瓦本聯盟擊敗了由12000人組成的農民軍同盟。與此同時，攻打維爾茨堡的馬里恩堡要塞的企圖也失敗了。1525年6月2日在科尼格肖芬的失敗宣告了德國南部農民戰爭的結束。

托馬斯·閔采爾

起義軍在現在的圖林根也被打敗了。1525年5月15日，新教黑森州的菲利普侯爵和天主教撒克遜州的格奧爾格公爵聯軍在弗蘭肯豪森戰役中擊敗了叛軍。雇傭兵和騎兵與主要以工具為武器的農民展開了對決。盡管如此，反革命還是使出了詭計：他們同意休戰，但又破壞了休戰。結果，起義軍至少傷亡了6000人，而王公軍隊中只有6名雇傭兵喪生。

圖林根曾是激進派的據點。在米爾豪森，平民反對派於1525年3月推翻了舊貴族市政廳，並將政權移交給新選舉產生的「永久議會」，其中共產主義傳教士托馬斯·閔采爾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一名改革派牧師，閔采爾最初是路德的支持者。他甚至於1520年被路德任命為茨維考的第一位新教牧師。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

「但是，他卻不像路德當時所做的那樣，提倡平心靜氣的辯論與和平的進步，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種激烈的布道繼續下去，並號召撒克遜諸侯和人民起來用武力對付羅馬僧侶。」

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阿爾斯泰特城堡，1524年7月13日，他向撒克遜的約翰及其子約翰·弗雷德里克宣講了革命性的《對諸侯講道》。閔采爾慷慨激昂地宣稱：

「凡是違背主的啟示的人，都必須消滅掉，而不予任何寬赦，就像希西家、居魯士、約西亞、但以理和以利亞消滅侍奉巴爾的僧侶們一樣，否則基督教會就不會恢覆本來面目。我們必須在收獲的時節在主的葡萄園里拔除芳草。主在摩西《申命記》第7章說過：你們不可憐恤不跟從主，而去侍奉其他神的人，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偶像，這樣我才不會怒斥你們。」

在《為反對叛逆的精神致撒克遜諸侯書》中，路德公開與昔日支持者決裂，呼籲當局采取行動鎮壓革命者。此時，兩人之間的裂痕已不可彌合。

閔采爾於1524年12月在《為反駁維滕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竊聖經從而使可憐的基督教慘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論充分的抗辯和答覆》中予以回擊，其中他大罵路德為「維滕貝格的行屍走肉」，並指責諸侯侍從以聖經為借口為剝削者遮掩，以達到個人目的。

閔采爾希望通過改革根除剝削與壓迫的根源。這使他得出共產主義結論，恩格斯如此描述：

「閔采爾所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那里不再有階級差別，不再有私有財產，不再有對社會成員而言是獨立的和異己的國家政權。閔采爾認為，當時所有的政權，只要是不依附、不參與革命的，都應當推翻，一切勞動和一切財產都應當具有公共的性質，必須實行最完全的平等。為了不僅在整個德國，而且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實現這一切，必須建立一個同盟；必須邀請諸侯和封建主都來參加；如果他們拒絕，同盟就應當不失時機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滅他們。」（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當農民戰爭在德國南部爆發時，閔采爾認為革命時機已成熟。他遊歷該地區，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了激進分子。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煽動者作用的評價：

「閔采爾的宣傳旅行，對於人民派的組成，對於這個派的要求獲得明確提法，對於起義最後在1525年4月全面爆發，顯然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閔采爾在米爾豪森市議會權力鬥爭期間返回圖林根。雖然貴族們被成功推翻，然而，實施共產主義綱領是絕無可能的。新成立的「永久議會」采取的措施並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框架。恩格斯指出：

「閔采爾所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所有當時政權，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應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財產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須實行。為了不僅在整個德意志，而且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來貫徹這一切，須建立一個同盟。諸侯和貴族都須邀來參加；如果他們拒絕，同盟就須在最初的時機用武器去推翻或消滅他們。」

當農民戰爭在德國南部爆發時，閔采爾認為革命時機已成熟。他遊歷該地區，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了激進分子。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煽動者作用的評價：

「閔采爾的宣傳旅行，對於人民派的組成，對於這個派的要求獲得明確提法，對於起義最後在1525年4月全面爆發，顯然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閔采爾在米爾豪森市議會權力鬥爭期間返回圖林根。雖然貴族們被成功推翻，然而，實施共產主義綱領是絕無可能的。新成立的「永久議會」采取的措施並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框架。恩格斯指出：

「對於激進派的領袖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在運動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還沒有使他所代表的階級具備進行統治的條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實行為維持這個階級的統治所必須貫徹的各項措施的時候，就被迫出來掌握政權。他所能做的事，並不取決於他的意志，而取決於不同階級之間對立的發展程度，取決於歷來決定階級對立發展程度的物質生活條件、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發展程度……於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無法擺脫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為止的全部行動，同他的原則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應做的事，則是無法辦到的。總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階級，而去代表在當時運動中已經具備成熟的統治條件的那個階級。」

閔采爾在圖林根地區擁有更大影響力絕非偶然。該地區以米爾豪森為中心的采礦業和紡織業已雇傭了大量僅憑勞動力謀生的工資勞動者。然而，反對派的絕大多數仍為自營手工業者和農民。據恩格斯所述，閔采爾的共產主義綱領「與其說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匯，不如說是對當時平民中剛剛開始發展的無產階級因素的解放條件的天才預見」，因此其社會基礎極為狹窄。

然而，閔采爾仍致力於將米爾豪森打造成整個帝國起義的中心。他與德國南部的起義者保持著積極聯系。當反革命勢力逼近圖林根時，他試圖動員米爾豪森及其他城鎮的民眾，與弗蘭肯豪森附近的農民共同擊敗反動勢力。然而，僅有300名米爾豪森人跟隨了他。

在慘敗後，1525年5月27日，閔采爾被俘並遭受嚴刑拷打。他在米爾豪森城門外被斬首，屍體被釘在木樁上，頭顱被置於木樁頂端。該城被諸侯軍隊占領，失去其原有的特權並被迫繳納巨額罰金。其他支持「永久議會」的成員也遭反動勢力處決。

沖擊天堂

1526年春天，農民戰爭的最後一個據點在奧地利的薩爾茨堡陷落。與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一樣，諸侯們對戰敗的臣民發動了殘酷的報覆。封建反革命共屠殺了7.5萬至10萬名起義者。

農民戰爭失敗後，民眾的生活水平並未下降，但這與領主的仁慈無關。即使在起義爆發前，他們就已經處於溫飽線以下，無法再進一步惡化。

然而，失敗的後果遠不止於此。據恩格斯所述：

「從那時起，鬥爭就蛻化為各地諸侯和中央政權之間的戰鬥，結果，德國在200年中被排除於歐洲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的民族之列。」（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

宗教改革動員了所有反對封建秩序的力量。其客觀任務是打破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摧毀天主教會本可以成為朝著這一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但資產階級尚不足以將自己的綱領施加於於運動之上。面對被剝削群眾的革命熱情，以路德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對派陣營倒向了諸侯，後者殘酷鎮壓了起義。

然而，這鞏固了帝國分裂的局面。宗教改革演變為新教諸侯與皇帝及天主教諸侯之間的鬥爭。隨後以三十年戰爭為頂點的宗教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使帝國陷入更加落後的境地。

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將農民戰爭稱為德國歷史的轉折點。德國從歐洲最進步的國家淪為落後國家。即使到了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仍缺乏對抗諸侯的力量，而處處畏懼新興的無產階級。最終，是無產階級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中掃除了德國的封建殘餘。

然而，路德的宗教改革為國際上新興資產階級的鬥爭提供了重要推動力。在瑞士、荷蘭和英國，新教徒使封建主義屈服。他們動員群眾為「天國」而戰，並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王國。

今天，許多歷史學家否認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是一場革命。他們認為農民主要關心的是地方性要求，而非推翻舊制度。他們只是想恢覆被當局日益剝奪的舊權利。但這些高明的女士先生們忽視了一個事實：這些權利的喪失，以及農民的當地苦難，都與封建主義的危機密切相關。

閔采爾和他的同志們想要推翻這個垂死的制度。他們甚至呼籲廢除階級社會。在16世紀的條件下，這是不可能的。然而，資本主義已經為共產主義創造了物質條件。當今，與16世紀截然不同，絕大多數人是雇傭勞動者，他們除了鎖鏈之外一無所有。

就像農民戰爭時期的封建制度一樣，資本主義制度現在也陷入了死胡同。統治階級再次成為進步的障礙；危機再次被轉嫁到被剝削者的肩上。但無產階級創造了社會的一切財富。這賦予了他們結束閔采爾所進行的鬥爭，並最終建立地上的天國。

《火花》是革命共產國際（RCI）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共產主義」臉頁，謝謝！

注釋

[1] 恩格斯，F.《科學史劄記和片斷》，《自然辯證法》，衛紅出版社，2012年，第196頁。譯者注：中文翻譯取自《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

[2]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marx-engels/07/032.htm

[3] 恩格斯，《恩格斯致考茨基》，1889， 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32.htm

[4]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

[5] 同上

[6] 同上

[7] 恩格斯和考茨基，《法學家的社會主義》,1886年，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861122.htm

[8] 引自R·H·班頓所著的《我站在這里：馬丁·路德傳》第149頁

[9]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Die Bundesordnung der oberschwäbischenBauernhaufen’, Dokumente aus dem Bauernk-rieg, Reclam, 1983年, 88頁, 中英皆為RCI翻譯

[16] Die Kriegsordnung der fränkischenBauern zu Ochsenfurt’, Dokumente aus demauernkrieg, Reclam, 1983年, 115頁, 中英皆為RCI翻譯

[17]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中文選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版本

[18]~[25] 同上

[26]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