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2014年3月的「太陽花」群眾運動，是台灣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個關鍵事件。這場運動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至今仍能感受到。從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學生接管並佔領了立法院，而在這24天，有數以萬計的勞動者們在街頭支持著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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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運動導致了台灣政治面貌上的徹底洗牌，而這場運動的激進程度，也給整個亞洲地區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香港，青年們試圖在街頭發起類似的激進運動，來爭取他們的民主權利。但最終，太陽花運動並沒有贏得任何根本性的變革。

太陽花運動從一開始的一場青年和學生運動，進而引發了更廣泛的群眾運動。但是，雖然這場運動給台灣的政治面貌帶來了重要的變化，但這些變化卻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扭曲的效果，模糊了社會中的現實分化。

在太陽花運動之後，主導了台灣政治的是民族問題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階級問題。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是台灣群眾的敵人：即資產階級的親美派與自由派，以及他們的政治代表民主進步黨，而他們之所以能受益，也是靠著台灣的傳統資本大黨國民黨的失敗。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又為何會發生？對於台灣以及其他地區的革命家們能帶來什麼樣的啟示？為了找到一條走出台灣資本主義僵局的正確道路，台灣青年與工人中的先進階層首先需要一種觀點，而這種觀點必須超越了該運動的自由主義領導人的狹隘眼界。

太陽花運動是在不斷積累的社會矛盾中，特別是對青年的影響中所產生的。最終在這場運動中，在矛盾中所積累的憤怒爆炸了。

然而太陽花運動的方向，是聚焦於民主權利，而非各種社會議題上，也因此自由主義者們才能夠奪取該運動的領導權。這也意味著，該運動的視野仍然局限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訴求上。就此，原本一場撼動了建制核心的偉大運動就此遭到消解，並被送入了無害的渠道，導致了工人和青年再度回到了他們的原點。

但是引爆了這場運動的種種社會矛盾依然沒有改變。台灣和其他地方的群眾們再次起身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屆時，群眾們將再次面臨同樣的方法、策略和領導階層的問題。在各種即將到來的運動的預期中，先進的工人和青年們必須為太陽花運動的成果得出一個總結。

停滯不前的世代

推動太陽花運動的，是199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2014年時的他們已經是成年人。這並非偶然。雖然這一個世代是在前人們從國民黨政權手中贏得的民主自由中長大成人的，但他們也是在沒有在經濟繁榮條件下所長大的第一代的台灣青年。這些台灣青年和全世界的同一代人一樣，在台灣，乃至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所看到的只是週期性危機以及不斷惡化的未來前景。

與此同時，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以及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也對台灣的階級鬥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時，台灣的資產階級在將必要資本引入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由台灣企業承接的製造業訂單中，就有12%是在海外。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更是增長到了50%。

台灣的統治階級利用他們獲得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機會，趁勢壓低了台灣的工資。這種不斷變化的經濟情勢，帶來了台灣工人和青年生活條件的停滯期，而這種情況則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製造業的外移，台灣的結構性失業率從1990年代初的1%，逐步地上升到2009年的5.9%。工資不僅是多年停滯不前，到2000年代末還出現了整體的下滑。在2009年的實際工資，比12年前還少了新臺幣1000元。

當時一個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工人，只能期望得到一份起薪為每月新臺幣26000元的工作（當時約為793美元）。優質工作的匱乏，也迫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事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即所謂的「非典型就業」。2008年，就有超過14.68%的就業青年從事臨時工作[1]。

工作機會的流失，對於在1980年代才開始崛起的工人運動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但工人運動在當時台灣政治和社會迅速的變化中，仍在努力地鞏固自身。直到1990年代國民黨還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而只有政府工會才是合法的。當經濟環境開始惡化時，獨立的工會組織才會開始蓬勃發展。結果就是，台灣的產業工會會員組織率，從1994年的27到28%，下降至2005年的15%。雖然工人們發起了反對關廠的英勇鬥爭，但最終還是無法阻止資本家們到中國尋找更加新鮮的剝削農場。雖然新的工會在這些鬥爭中佔得了領導地位，但只有將鬥爭普及到所有失業與就業的工人中，才能翻轉老闆們的攻勢。

伴隨著這種毀滅性的打擊，台灣的生活成本也在無情地飆升。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2016年為基準（100），從2000年代的84.41，上升到了2013年底的97.95。房價所得比則從2002年的4.47，增長到2015年的8.46[2]。我們可以隨意複製描繪出同樣景象的統計數據。這些情況，自然使台灣社會瀰漫著一種對未來的絕望氛圍。

缺乏階級領導

儘管經濟情勢不斷的惡化，但並沒有出現以階級為基礎的反擊，也沒有能為工人們提供明確階級基礎的政治選擇。多年以來，台灣工人運動的領導階層基本上是尾隨，並落在了各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後頭，或者只是局限在個別的工作場來進行純粹的經濟鬥爭。這種缺乏領導階層的情況，使得階級問題在政治中處於次要地位。

台灣政壇的主要分歧，大部分都被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問題所主導了。表面上，國民黨和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在民族問題上進行膚淺的爭論，但兩者依舊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任何一黨在執政時都堅持親資本主義的政策。而台灣的工人階級則沒有任何屬於他們的政治代表。

中國的作用是一個重要因素，並曲解了台灣社會情緒醞釀的表達方式。中共在其眼皮底下恢復資本主義後，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來正當化其在國內的政治獨裁。而中共言論的一部分，是台灣與中國的統一，並宣稱這是尋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妥協的一部分。

這種沙文主義的言論，正是國民黨在上個世紀用來正當化對台灣進行獨裁統治的言論。因此在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就被視為意味著來之不易的民主權利的終結。多年來，中共定期地威脅要以武力進犯台灣，更是助長了這種恐懼。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工人階級組織提供革命性的領導，許多的鬥爭就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學生和小資產階級人士的領導。1990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就是這樣的一個樣板。1990年所爆發的這場運動，給國民黨施加了大量的壓力，迫使它做出了比原來更廣泛的民主權利的讓步。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所發生的許多大規模政治抗議活動，也同樣都是由學生組織或NGO領導的。

在這些運動中規模最大的，都起因於對於中國侵略台灣的社會情緒不滿。發生於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當時，由馬英九為首新選舉出的國民黨政府，邀請了中共官員陳雲林訪台。在陳雲林來訪期間，國民黨利用了許多獨裁威權時期《集會遊行法》的條款，來鎮壓抗議和集會，並在台灣各地設立了檢查站，用以確保陳雲林來訪能順利進行。

國民黨這類為了討好中國，而恢復壓制民主權利的做法，激發了這場由學生主導的運動。儘管實際參與運動的只有少數學生和知識分子，但「野草莓」還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則是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而這次運動的起因，則是要反對極度親中的台灣億萬富翁蔡衍明。當時蔡衍明的旺旺集團正在迅速收購台灣的新聞機構，並試圖讓親中的觀點在整個台灣媒體中佔據主導地位[3]。自由派的學生組織和NGO再一次地成為這場運動背後的推動力，而運動的焦點也完全局限於民主權利，而不是階級問題。

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自由媒體的民主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只要媒體被少數壟斷者所控制，那麼即使在最「民主」的制度下，「媒體自由」也只能意味著一小撮富有媒體資本家的自由。自由主義者的眼界仍然被牢牢地限制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他們無法為這些「民主」問題，提供真正的解決之道。

雖然上述的各個運動，沒有激發出太陽花運動之後所動員的群眾參與程度，但它們的領導人物和組織，則是填補了缺乏工人階級領導所留下的真空。當國民黨馬英九政府試圖推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時，就出現了這種自由派來填補真空的情況。

服貿協定與國民黨的黑箱立法

儘管自由派和民進黨抱怨連連，但馬英九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2008年的第一任期內，沒有面臨嚴重的挑戰。馬英九專注於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通常被當作讓台灣擺脫停滯、幫助台灣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復甦的靈丹妙藥。這個政治戰略看似成功（但沒有持續太久），能讓馬英九和國民黨在第二任期大獲全勝。馬英九一度被吹捧為政治巨星和國民黨的王牌。但很快地，馬英九與國民黨將面臨一記當頭棒喝。

由於這些經濟措施都不能解決，甚至也不能減緩台灣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矛盾，馬英九的聲望開始迅速惡化，到了2013年底，馬英九的支持率來到歷史新低，僅剩9.2%。幾乎成了「跛腳鴨」的馬英九孤注一擲，試圖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聲稱這項法案對台灣的經濟未來至關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馬英九從他的第一任期開始，隨著2009年中國與台灣簽署了ECFA，就在醞釀深化台灣與中國經濟關係的計劃。但新的服貿協定用義在於，這項法案將會向來自中國的投資開放台灣經濟體中的64個行業，從金融服務、電信、醫療、社會服務、旅遊，甚至是洗衣店、理髮店。而作為回報，中國也將對台灣投資者開放80多個行業[4]。

絕大多數的台灣資產階級對這一發展簡直樂不可支。台灣的企業大亨們都提出了各種贊成自由貿易的論點。台灣跨國電子集團宏碁（Acer）的CEO施振榮警告說：「台灣若堅持保護主義，保證會成為輸家」。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則聲稱，服貿將讓「年輕人在就業市場增加更多機會」。

台灣資產階級的興高采烈突顯了這樣一個事實，也就是：他們將會是與中國這筆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服貿順利通過，他們就可以輸出更多的資本，也就能從對中國工人的剝削中大發特發。對於台灣工人階級來說，這份自由貿易協定則遠遠沒有好處。中華經濟研究院的一份當期報告則預期，服貿只會給台灣每年的GDP帶來0.025%到0.034%的增長[5]。

同時更沒有人解釋中國對台灣經濟的額外投資能如何改善長期停滯不前的工資和漫長的工作時間。這些問題並不是源自於缺乏投資，而是源自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也激起了人們的擔憂，害怕這些投資將導致了對中共政權更大的依賴性。儘管有這些擔憂存在，國民黨政府還是將計劃向前推進。

2013年6月，國民黨和中共代表在上海簽署了服貿協定。由於當時國民黨為國會多數，預計不久後立法院將會批准此項新法案。而當時在野的民進黨面對服貿協定，抱持一種前後不一的、在總體上默許的態度，因為在民進黨黨內有很多人雖然擺出台灣民族主義的姿態，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還是支持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6]。反對服貿法案的任務落到了公民社會團體與民進黨的少數政客身上，而他們則設法拖延了一段時間的審查程序。

儘管如此，隨著立法院對服貿的審查拖延到了2014年，國民黨已經再無耐心。國民黨終於開始採取非常手段，無視院內反對派來推動立法通過。2014年3月17日，服貿法案本應先由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然後再送入立法院院會進行最後表決。但是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時任議長的張慶中，在審查會議開始後僅30秒就宣布休會，並宣布審查程序結束。國民黨試圖強行通過立法的草率、傲慢以及非法的手段，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學生的介入與佔領立法院行動

國民黨強行立法通過的消息傳出後，一些NGO、工人與農民組織立即召開記者會，並譴責這一事態發展。第二天上午，一小群民眾在立法院大樓前示威抗議。

在這一短暫時期期間，有一些學生青年組織開始計劃展開直接行動，以阻止國民黨的強行立法。這些組織中最突出的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該組織的命名則是致敬了日本殖民時期的左派無政府共產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7]。

學生青年們動員了約400人在立法院前聚集。他們衝破了警察防線，然後闖入立法院大樓，並佔領了議會樓層，還在建築物內設置了路障。最初，活動人士原先計劃佔領立法院來抗議63小時。但他們沒有預料到，這將會引發一場持續20多天的群眾運動[8]。

隨著闖入立法院的消息開始傳開，立法院外開始聚集了群眾來支援學生。到3月19日，有數千人包圍了立法院大樓。群眾的規模和一些政客的干預，使得警方無法驅逐佔領者。到3月31日，來自全國各地，共有2萬到3萬人在立法院外駐紮來支援佔領者，太陽花運動就此全面展開[9]。

學生們的直接行動，明顯呼應了在台灣社會中所瀰漫的對政府的深沈憤怒。隨著支援立法院佔領行動的人越來越多，捐贈給佔領者的物資也越來越多，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立法院內的佔領行動。最初的狂亂氛圍，被佔領者強大的自律感和組織性所取代。運動參與者們自發地組織了小隊，處理後勤、安全以及對外擴展的任務，而那些休息的學生則利用時間繼續學習[10]。

雖然學生佔領者們公開表達了支持台灣獨立的觀點——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反對中國要統一台灣來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意圖，並訴求將台灣的正式名稱從中華民國更名為台灣共和國——但這種觀點並沒有被轉譯成面對普通中國人的沙文主義心態。一些在台灣求學的中國學生也被接納進入了佔領行動，並在行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立法院內不那麼引人注目，但也不乏活躍的幾位來自香港甚至是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們和同學們一起進入了院內。金融系的學生BB說：『是的，我不應該在出現在這裡，但我很好奇這是怎麼回事——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中國！』」[11]

然而，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得以維持下去，並不完全是由於學生和群眾的行動。在民進黨政客的干預下，警方的鎮壓一度被制止，而國民黨內部在如何處理這一情況上也出現了分裂。在佔領行動開始時，一些民進黨以及民進黨盟友小黨的議員們出現在立法院，並支持學生佔領者們。

雖然學生們普遍對所有政客都抱有鄙視的態度，但其中有幾位政客開始守在立法院的門口，防止警察破門驅趕佔領者[12]。然而，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作用。王金平雖然是國民黨的終身黨員，但卻是在黨內反對總統馬英九派系的大佬。在此之前，馬王二人一直進行著非常激烈的公開鬥爭。

太陽花運動爆發時，王金平基於他的政治算計觀察運動是如何展開的，並在運動開始三天後，宣布他「不會考慮用武力將他們（佔領者）驅逐」，這讓國民黨的同志們非常苦惱[13]。在運動後期，王金平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群眾參與

群眾參與的實際場所，其實是在運動本身的渠道之外。佔領者通過直接反抗政府，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任何建制派成員身上，佔領者們喚醒了一整個世代的政治意識。

數以千計的群眾從全國各地來到台北，帶來了物資或者任何他們認為可能對運動有助益的器材。當群眾聚集在立法院外，並自發組成了街頭上的佔領行動時，群眾表現出巨大的、有創意的自我組織的能力。正如 Ian Rowen所描繪的：

「隨著新的學生和民間團體的參與度越來越高，立法院外的庭院和街道很快就擁擠起來，這當中包括了食品的配送網絡、為了抵抗濕冷夜晚的毯子和雨衣、行動充電和Wi-Fi中心，以及自由言論區。來自台灣各地的教授們，在立法院周邊的街道上進行戶外授課，一個有著獨特社區色彩的帳篷城市開始匯整起來。」[14]

其中有一位參與者，形容了如何利用臉書社群網站，來作為協調志願者和器材的工具：

「在去現場之前，我會先看一下臉書上的資訊，看看哪些區域的人手和物資不夠。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會帶著物資與器材去現場。」[15]

雖然學生和青年是事件背後的推動力，但運動領導階層中有許多人並不希望這場運動被打上學生運動的記號[16]。事實上，這場運動吸引的社會階層遠遠不只有學生。在當時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發現，雖然有一半以上的參與者的年齡層為20到29歲，但當中只有33%的參與者是學生。然而，大多數已經出社會的參與者，都有著專業、技術背景，或者是來自服務業，而這些行業部門在台灣是最沒有組織性的。雖然也有一些最進步的工會聲援或參與運動，但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擴大這場運動。工人運動唯一一次實際表態是於4月5日，一共17個工會發表聲援運動的聲明，在此之後再無進一步行動[17]。

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內，儘管遇到一些挫折（文中稍後會提及），但運動繼續獲得支持，最終學生們號召了3月30日一次大規模的總統府前的遊行，來自台灣各地有超過50萬人走上街頭。實際上則是有全國2%的人口參加了這場運動。

當一場運動處在上升期時，來自國家機器的任何鎮壓行動都無法阻止它的發展。3月24日，政府從全台灣調派了5000多名警力，對於企圖將佔領行動擴大到行政院的學生們進行暴力鎮壓。雖然佔領行政院的意圖是少數學生的冒險行為，但警方鎮壓的暴力程度震驚了台灣社會，並加強了給予抗議者的支持。

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武裝團體」，即警察部隊鎮壓失敗後，某些非官方的「武裝團體」就試圖要介入。4月1日，臭名昭著的黑幫分子，並極端親中的「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外號「白狼」的張安樂，帶著200人來到抗議現場。但統促黨的反動恐嚇卻完全沒有嚇倒示威者們。

儘管太陽花運動已經從台灣人民中吸引了巨大的群眾能量，但運動本身還是沒落並走向終結。由於沒有一個強大到足以領導這場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當群眾的能量已經帶來了遠遠超出對於服貿法案本身的關切時，太陽花的領導階層卻將運動的目標限縮在圍繞著服貿的立法，即最狹隘的民主權利問題。

在立法院內外自發性的討論中，示威者表達了各種不滿。在這些討論圈子裡，就討論了一系列有關於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如果在運動中出現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的領導階層，就會以此為出發點，把服貿問題與階級問題連結起來。自由主義者只想拖延服貿法案的通過。關鍵就在於，服貿是中國資本家和台灣資本家之間的交易，其目的是要消除台灣和中國兩地的統治階級相互剝削工人的任何阻礙。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會把反對這一貿易協定的鬥爭，與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

但是由於缺乏方向感，最終導致了運動的士氣渙散，太陽花開始走向凋零。

太陽花的凋零與終末

雖然佔領行動與後緒的運動點燃了群眾的想像力，但運動中政治路線的總領導權，仍然掌握在一小群發起佔領行動的學生領袖和NGO手中。這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人物先前在群眾的各個階層中就有了威望。事實上，這次倉促發起的行動，以及隨後的群眾動員都是自發的，在性質上並沒有領導。但是，由於缺乏了一個可以將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太陽花的發起者便成了一個未經群眾選舉、不負責任的領導階層，並用自己狹隘的眼光限縮了運動。

這些領導階層並沒有工人階級的觀點，而是自由主義、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太陽花釋放了巨大的能量，卻以一種悲哀的成果收場的主要原因。

在整個太陽花運動中，其目的僅僅限於迫使國家政府停止服貿的立法通過。運動的領導階層所做出的抨擊的主旨，是針對國民黨的特定政客和該黨的親中傾向。他們只是希望政府在維持著社會基礎沒有變革的情況下，遠離中國。

太陽花的發起者，不能預期到他們會引發社會不滿的爆發。自由主義的領導階層無法去想像，也沒有想過要超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極限。群眾運動有可能超越他們有限度的要求，但他們非但沒有鼓勵群眾，反而是害怕它，而一旦機會出現，就設法安全地將運動消解掉。這是一個關鍵的教訓：自由派害怕群眾的獨立主動性。只有在獨立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運動才能瞄準在積累了社會不滿情緒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體制。

這些自由主義的觀點，由未經群眾選舉出的領導人（特別是林飛帆和陳為廷為代表）在新聞媒體上流傳。由於過去的活動經歷，林飛帆和陳為廷這兩位學生活動家已經為記者所熟知，因此從一開始就成為首選的發言人 [18]。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著這兩人的集團，以及與這兩人關係密切的NGO，成為了運動的實質領導階層，並決定了運動的路線和日程。在立法院內，領導階層和基層的佔領者之間甚至有了實際的分別，「領袖們」往往是在所謂「一樓」，而許多實幹體力活的佔領者則是在「二樓」[19]。

由於領導階層的官僚性質讓人無法忍受，一些不滿的參與者成立了「賤民解放區」以示抗議。一位參與者安婷感嘆道：「這些領袖們和馬政府一樣，都是反民主的。」[20]然而，由於整個太陽花運動中沒有民主的架構，「賤民解放區」則被當下在運動各個階層有著更高能見度的既成領導階層所淹沒。

最後在國民黨的王金平幫助下，將太陽花運動帶入了閉幕式。王金平進入被佔領的立法院，並提出了一個讓步——無非只是運動領導階層提出的有限要求：推遲服貿的投票表決，直到監督所有兩岸貿易協定的條款立法通過。在獲得這一「讓步」後，領導階層宣布佔領者將在三天內撤出立法院。這場規模龐大的群眾動員，最後只以一項法案的暫停表決而告終。太陽花運動獲得了這樣的結果，只能說是雷聲大雨點小。

太陽花的後續、遺產，以及給今天的啟示

太陽花運動中所獲得的立即成果是乏善可陳的，但這場運動的參與規模卻帶來了重大的社會變化，直至今日仍影響著台灣資產階級政治的生態。太陽花運動間接的，但最具有影響的打擊作用，就是國民黨群眾基礎的雪崩。群眾被提醒，國民黨是中國與台灣的無數工人們的歷史仇敵，這個政黨願意為了執行其大金主們的意志而不擇手段。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大金主們與中共分食了把台灣向中國靠攏的利益。台灣群眾認為他們來之不易的民主權利受到了威脅，在隨後的九合一選舉中大規模地驅逐了國民黨。

儘管如此，在沒有一個真正能夠讓台灣工人階級掌握社會的政治選擇的情況下，民進黨作為最大的反對黨，成為了這個政治真空的當然受益者。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掌握了全台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在2016年的大選中，民進黨從國民黨手中重新奪回總統寶座，並首次獲得議會多數的席位。

這場運動看似是一場政治地震，但對台灣工人階級來說，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革。除了把台灣的關係從中國轉而面向美國和其他國家之外，民進黨還無縫接軌地實施了一切國民黨所計劃的對台灣工人階級的攻擊。民進黨政府實施了國民黨已經計劃好的砍七天假政策。他們還打著讓工人週末休息的幌子（一例一休），增加了工作日的實際長度。與國民黨一樣，民進黨也是一個牢牢根植於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利用民族問題來蠱惑民眾以建立支援率，在執政上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推行與美國帝國主義，而非與中國帝國主義的交好。

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和NGO領袖們現在的情況變得如何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直接行動」，轉為進到體制內工作，並成立了一些小型的政黨，試圖要通過選舉取得政府公職。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第三勢力」。這些政黨中最突出的是「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雖然這些小黨在組織上獨立於民進黨之外，但它們只是作為代表一小撮政客的選舉機器，並不是作為群眾組織而成立的。

在政治上，第三勢力的政黨只是把本身說成是民進黨之外更自由進步的政治選擇。在此基礎上，他們並沒有作為重要的政治要素而維持下去。時代力量從創黨的一開始就包括了一群將民進黨的領袖蔡英文視為精神領袖的人士，而隨著日子一久，他們中的多數人就叛逃至民進黨，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離開了時代力量，轉而與民進黨結盟。

社會民主黨則從來沒有達到他們在歐洲同儕的群眾規模，因為以一小撮社運人士的集團，而不是龐大的工會組織為群眾基礎，是不可能對抗得起台灣兇猛的反動政治體制。身為社會民主黨創始人領袖的范雲，在政治的邊陲待過幾年後便加入了民進黨，並以此為基礎，在2020年當選為立法委員。

第三勢力的政黨注定無法真正地改變台灣社會的事實，早在2016年就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預測到了。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派不同，我們明白只有工人階級，以及屬於這個階級的政治組織，才能真正改變台灣社會。沒錯，工人大眾們需要屬於他們的階級政黨，但這個政黨必須是一個保持絕對的階級獨立性的政黨，而不是為了要給統治階級的自由派提供側翼支援所建立的。在台灣，這樣的政黨意味著，它是一個既能對抗國民黨，也能對抗民進黨的政黨，而不像第三勢力的政黨只跟在民進黨屁股後面。這樣的政黨將不能把本身局限於議會選舉，而是要與工人組織共進退，積極地去組織起在街頭與工作場所的鬥爭。

在沒有任何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仍然是台灣政治的主要分野，但卻沒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做出階級分析。台灣的對中國問題，之所以會表現出了片面性和民族主義的特點，不僅僅是民進黨的宣傳，也是由於中共的行為所助長的。由於台灣群眾拒絕了中共官方認為是在經濟面上的優沃條件，而中共又不願意與民進黨合作，這也意味著中共必須採取公然的脅迫手段，一方面在中國內部鞏固自己的支持度，另一方面又要試圖嚇唬台灣群眾並使其屈服。儘管如此，每當中共威脅要對台灣使用武力或鎮壓自己境內的民主運動時，台灣群眾都會團結在民進黨的背後，因為他們認為民進黨是唯一能抵抗中國對台灣野心的政治選擇。事實上，中共的舉動反而讓民進黨的選情起死回生。當民進黨在2017年連敗給國民黨時，它又在2019年受到台灣群眾對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反應的提振，並在2020年大選中贏得了更大的國會多數。

在沒有一個能提出階級立場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情況下，來自中共的暴力威脅不斷把台灣工人階級推向資產階級建制的懷抱，把自身的階級利益放置於「國家」利益之後。當然，這種「團結」實際上只是為了民進黨資產階級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同時，民進黨和支持他們的新聞媒體，居然繼續散播著他們口中所謂的「宿敵」國民黨幾十年來所使用的反共言論。有時，他們甚至會指控發動罷工的勞工團體遭到中共滲透。

蔡政府在處理新冠疫情方面的相對成功，延長了這種新的、反動的政治態勢。可以肯定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先前面對流行病疫情的經驗。不過，這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疫情災難相比，還是很不錯的，並且還一度支撐了對蔡英文政府的幻想。

然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矛盾和危機只能延緩到一定程度，台灣的社會無疑地正在蓄積憤怒的火藥。引起太陽花運動的工資停滯、生活品質下降、生活成本上升、青年們對未來的絕望感，在民進黨執政後不僅沒有消退，反而還加深了。台灣工人階級同樣所受過的苦難，還停留在七年前沒有變化。

因此，台灣統治階級享清福的日子不會太久。在水面之下，導致太陽花運動的階級矛盾只會日趨嚴重。但由於缺乏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對此給予組織性的表達，政治格局依然沒有改變。台灣的工人階級，尤其是年輕世代，將會從生活經驗中理解到，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屬於自己的組織。通過各式各樣的偶然，在台灣社會內部的對於從資本主義體制中解放出來的迫切需求，將再次表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將會認識到，階級鬥爭是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徑。參與過或支援過太陽花運動，並體驗過這場運動局限性的人，以及正在尋找世界革命道路的人，必定會加入他們的行列，就像許多在太陽花運動中唱著「國際歌」的人們。

像台灣這樣的島國，不可能與世隔絕。當前世界各地都開始爆發劇烈的運動，特別是亞洲正在迅速地迎頭趕上。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對於社會發展的無能為力。這個過程遲早也會衝破台灣社會的表面，而工人和青年們會步入鬥爭，用以擺脫持續惡化的現狀。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及時建立一個具有大型規模的革命性馬克思主義組織，並提出一種能夠深入群眾的觀點，斬斷自由主義政治和民族主義式煽動的混亂和泥沼。而這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台灣支部《火花》當前在台灣的任務，在此邀請你加入我們！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註釋

[1] 轉引自邱昕歈，《太陽花運動的背景、 發生原因與影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7，P. 53

[2] 同上，P. 52

[3] Ian Rowen, “Insid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wenty-Four Days in a Student-Occupied Parlia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4, 2015, P. 9

[4] 邱昕歈，P. 5

[5] Rowen, P. 6

[6] 何明修，《為什麼要佔領街頭？》，第二章，左岸文化，臺北，2019

[7] 想想論壇，《這不是太陽花學運》， 允晨文化，臺北，P. 28

[8] 同上，P. 32 – 33

[9] 同上，P. 36

[10] Rowen, P. 12-13

[11] Ibid. P. 8

[12] Ibid. P. 7

[13] Charles K.S. Wu, “How Public Opinion Shapes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19, 2019, P. 297

[14] Rowen, P. 9

[15] Panayiota Tsatsou and Yupei Zhao, “A ‘Two-Level Social Capit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Civic Activism: Lessons From the Role of Facebook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edia + Society, October-December 2016,, P. 12

[16] 何明修，導言

[17] 想想論壇，《這不是太陽花學運》，P. 112

[18] 同上，P. 37

[19] 同上，P. 171-172

[20] Rowen,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