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憤怒者運動（The indignados，又稱反緊縮運動）。幾年來，這場運動在政治上展現了其影響，即「我們能」（Podemos）黨的崛起。但即將於本月舉行的選舉將證實，該黨在其領導層的帶領下已陷入死胡同，終將走向滅亡。這代表著一個政治週期的結束，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但是，這個週期的結束正為群眾運動在更高層次上的新一輪革命高潮奠定基礎，而過去十年為之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經驗。（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3年7月17日。譯者：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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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黨」的出現

「我們能」黨在 2014 年 5 月 25 日的歐洲選舉中脫穎而出，以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為核心。他通過電視辯論大受歡迎，在當時肆虐西班牙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背景下，他精力充沛、勇敢地譴責西班牙的政治體制以及大企業和銀行的作用。

在「打倒種姓！」和「打破 1978 年政權之鎖」（指 1978 年西班牙國家憲法，該憲法是在革命時期結束時制定的，如今被稱為向民主的「過渡」，這一過渡實際上以舊法西斯政權和主要工人政黨領導人之間的腐朽妥協而告終）的口號下，「我們能」在這些選舉中獲得了 8% 的選票，並在六個月後的民意調查中獲得了 28% 的投票意向，使其在選舉傾向方面成為第一大黨。其他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在這種程度上失去了信譽。2015 年 1 月 30 日，「我們能」在馬德里街頭單槍匹馬地召集了 30 萬人，其聲勢之大是其他任何政黨都無法比擬的，這是其影響力的最高點。

西班牙資產階級驚慌失措。首屈一指的銀行家、桑坦德銀行行長埃米利奧-博廷（Emilio Botin）在他去世前幾天，即 2014 年 9 月下旬，向一群特定的記者表達了他對「我們能」的巨大擔憂。在那幾個月裡，「我們能」領導層收到了來自美國大使館和該國主要公司高管的「私人」會面請求，他們與這些人進行了秘密會面，想知道「顛覆」計劃的真正範圍。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前首相羅德里格斯-薩帕特羅（Rodriguez Zapatero）也是如此。關於這些會晤的內容，目前還沒有任何公開的信息。

憤怒者運動

這一切都不是從天而降的，「我們能」是過去三年大規模群眾動員浪潮的政治體現，也是這些年積累的經驗。根據官方統計，2012 年和 2013 年，全國各地平均每天發生 123 起不同類型和程度的抗議活動。25%的人口稱參加過示威活動。

數以千計的年輕人在太陽門廣場建立了長達數月的占領營地，以回應警方的驅逐行動。//圖片來源：Fotograccion, 維基共享資源

這個週期始於 2011 年 5 月 15 日「憤怒者」令人印像深刻的動員。當時，一群年輕人在馬德里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建起了營地，抗議2008-2013年間嚴重危機中所遭受的社會狀況，而警察則將其驅逐。而後，數以千計的年輕人在太陽門廣場建立了長達數月的占領營地，以此回應警方的驅逐行動。西班牙全國各城鎮的主要廣場都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歷史總是相似的，與資產階級水乳交融的左翼政府名聲掃地，使右翼在2011年5月的市政選舉和同年11月的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多數票。

當時，拉霍伊的右翼人民黨（PP）以「溫和」、「中間派」的形像示人，這有助於掩蓋其真實面目，尤其是對那些受危機影響而絕望的階層。但從一開始，人民黨政府就開始了殘酷的社會削減政策，這在薩帕特羅領導的社會黨政府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同時還對民主權利進行了攻擊。它通過了勞動改革，不再讓集體協議對雇主具有約束力，還通過了「禁言法」，賦予警察在街頭的廣泛權力。

所有這些都引發了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2012 年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總罷工，數百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削減開支，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浪潮」（捍衛醫療保健）和「綠色浪潮」（捍衛教育）。2012 年 6 月底，20 萬礦工從萊昂游行至馬德里，抗議關閉礦山。2012年9月底，在馬德里眾議院周圍舉行了一次非法集會，聚集了數萬人，他們徹夜未眠，直到清晨。反對驅逐的鬥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通過群眾的直接行動阻止了超過20,000起驅逐。

成千上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網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馬雷亞」，Mareas，又稱「潮汐」團，「貸款人」團，「停止驅逐」團，反對鎮壓、反對限制墮胎權的平台、共和國呼喚運動等）。運動在 2014年3月22日的「尊嚴游行」（Dignity March）達到高潮，當時有一百萬人占領了馬德里，口號是民主和經濟應掌握在人民手中。

轉向政治陣線

由於這些運動，僅在 2013 年就有1100多起紀律處分訴訟，罰款金額在300歐元至6000歐元之間。3000多名工人和社會活動家遭到起訴，大部分人的罪名是參加糾察隊和勞工抗議活動，其中的許多人被關進了監獄。

與此同時，加泰羅尼亞民族問題爆發了。盡管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領導人最初以蠱惑人心的方式提出了獨立的口號——指責馬德里削減了他們自己在加泰羅尼亞實施的開支——但這場運動卻煥發了自己的生命力。西班牙右翼和國家機器表現出的猖獗的反建制情緒和無恥的反加泰羅尼亞情緒為這場運動推波助瀾。與此同時，在王室腐敗猖獗的刺激下，反君主制的情緒也在蔓延。

政權危機和革命前夕的氣氛籠罩著整個社會。在這一時刻，數百萬人為了尋求能夠改變社會的政治選擇，與政權和政治制度決裂。

這才是「我們能」力量的真正「秘密」，而不是某些領導人所想像的「原創」的語言、口號和組織形式。一夜之間，數十萬人加入了「我們能」，數千個圈子（agrupaciones）在全國各地成立。

領導層的機會主義

真相必須伸張：「我們能」的領導層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方式塑造了這場運動，他們對運動的影響程度始料未及，心生恐懼。他們拒絕建立一個民主組織，讓激進的普通民眾決定黨的政策和方向。從紙面上看，該組織非常注重集會。實際上，所有決定都是高層做出的，任何下級機構都無法推翻。

該黨的激進綱領曾包括 60 歲退休和主要經濟部門國有化（但沒有說明是哪些部門！），但是它們很快就被放棄了。黨沒有通過社會運動和工會工作為組織鬥爭做好準備，而是將一切活動局限於議會選舉。

更左翼的階層被邊緣化，並遭到來自上層的清洗。他們利用了來自「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由老共產黨組成的選舉聯盟）、社會工人黨和聲名狼藉的「加泰羅尼亞倡議綠黨」等組織的職業運動家，並讓他們在許多領域領導運動。「我們能」中充斥著各種小資產階級的事業家、官僚、沒有任何階級意識的非政治化人士，他們看到了出人頭地的機會。領導層有意識地提拔這部分人，試圖讓他們免受普通群眾的壓力。

盡管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的措辭激進，有時還很勇敢，但他始終對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能力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對與體制的正面衝突感到恐慌，因為他別無選擇。他總是把全部的信任寄托在操縱體制機器和戲劇表演上。

所有這一切都提前斷送了「我們能」的未來，盡管由於伊格萊西亞斯當時享有巨大的政治權威，大部分成員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 2015 年 5 月的市政選舉中，「我們能」及其盟友在馬德里、巴塞羅那、瓦倫西亞、薩拉戈薩、加的斯、聖地亞哥、科魯尼亞等大城市取得了巨大勝利。除了阿斯圖里亞斯、安達盧西亞、埃斯特雷馬杜拉和兩個卡斯蒂利亞之外，它幾乎在所有地區都擊敗了社會工人黨。它最初勇敢地捍衛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的自決權，這使它成為這兩個地區的主要政黨，領先於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和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

誠然，加泰羅尼亞政權發起了一場凶猛無恥的誹謗和抹黑運動，並通過公民黨（Ciudadanos）臨時組建了一個「右翼」的「我們能」黨，以從其手中奪取中產階層的一些暫時激進化的階層。但是正因「我們能」領導層不斷左右橫跳和搖擺不定，而不是保持堅定的立場，才在其最不穩定的支持群體中埋下了疑慮，這些人逐漸轉向了社會工人黨和公民黨。

即便如此，「我們能」與「聯合左翼」合作，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大選中的支持率仍超過了 21%，在選情上非常接近超越社會工人黨。但在社會工人黨拒絕與其組成左翼集團以將失去絕對多數的人民黨趕出政府後，「我們能」無法找到新的出路，這激起了底層左翼民眾越來越多的挫敗感，並引發了中產階級向右轉，因為他們對左翼無法提供擺脫困境的出路感到不滿。

2015 年的選舉以及幾個月後在 2016 年再次舉行的選舉導致了政治癱瘓，拉霍伊領導的人民黨發現自己在國會中處於少數，得不到支持而無法組建政府。以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為首的社會工人黨對「我們能」黨的搖擺不定、以及作為左翼第一大黨被趕下台的實際危險做出了反應。桑切斯與以蘇珊娜-迪亞斯（Susana Diaz）為首的右翼對峙，後者不想聽到任何關於與「我們能」或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分離主義者達成協議的消息，她指責分離主義者是「反體制」勢力。相反，右派要求社會工人黨投棄權票，從而使人民黨少數派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盡管在考慮左翼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的力量時，國會中左翼占多數。

桑切斯在黨內初選中擊敗了迪亞斯，並從社會工人黨普通黨員中獲得了足夠的選票，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這反映了更廣泛的工人群眾的反叛情緒。這在當時為社會工人黨樹立了「左派」形像，使其得以維持並鞏固選舉基礎。

向右轉

2017 年，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on）的右翼在「我們能」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失敗後，出現了新的右翼轉向，活躍成員日益減少。同年 10 月 1 日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鞏固了這一右翼轉向。「我們能」背棄了這一運動，堅持所謂的「等距」立場——一邊是這一民主革命運動，另一邊是西班牙民族主義。伊格萊西亞斯從此開始鼓吹所謂「進步的」西班牙民族主義的荒謬論調，其目的是在缺乏政治經驗的新階層中淨化和重彈「祖國」（patria）一詞。當然，極右翼的「呼聲」黨（Vox）也利用了這一點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從那時起，「我們能」黨的領導層就承諾要服從社會工人黨。任何超越後者的想法都被放棄了。它將一切賭注都押在了與佩德羅-桑切斯組建聯合政府上，甚至放棄了所有街頭動員活動，放棄了黨的綱領。這扼殺了運動的反叛和激進精神，使其走上了衰落的不歸路。數百萬人信任「我們能」，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我們能」可能會從富人的餐桌上獲得一些面包屑，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能」是徹底改變他們生活的工具。這種信任代表著使社會徹底轉型的新希望，盡管這種希望可能沒有得到明確或一致的表達。

與此同時，在 2019 年的市長選舉中，我們看到了馬德里、薩拉戈薩、加利西亞和其他地區當選的「變革市長」（alcaldias del cambio）的隕落，他們與傳統的左翼改革派市政當局幾乎沒有區別。在 5 月 28 日舉行的最後一次選舉中，巴塞羅那、巴倫西亞和加的斯等地的左翼城市也遭受了同樣的不幸命運。

聯合政府

在 2019 年 4 月的大選中，由於左翼選民擔心極右翼「呼聲」的推進而大規模動員起來，右翼遭到慘敗。如果桑切斯不讓「聯合我們能」加入政府，他們就拒絕幫助桑切斯組建政府，這導致了同年11月的大選重選，結果出現了類似的左右勢力平衡。出於對適時政變的本能，桑切斯這次接受了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提出的組建聯合政府的提議。

正如我們當時所警告的那樣，「聯合我們能」（Unidas Podemos）（「我們能」黨2016 年開始采用的選舉名）與社會工人黨組成聯合政府，共同負責管理資本主義政府並應對資本主義危機，這將使廣大工人階級感到不滿。通過模仿社會工人黨，在其綱領和語言上沒有實質性區別的情況下，社會工人黨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獲益者，而「聯合我們能」則會遭受損害。畢竟，在兩個政黨沒有重大區別的情況下，工人自然會把票投給較大的政黨。

而一旦加入執政聯盟，「聯合我們能」（包括 「我們能」 領導人）就背叛了 2012-2014 年群眾運動的兩大支柱，放棄了徹底廢除人民黨勞動改革和《禁言法》的要求。它也沒有為運動的另一個支柱——住房危機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他們借口自己是政府中的少數派，但這根本不是借口，因為這些承諾正是聯合我們能」和社會工人黨在其政府計劃中簽署的，只是沒有兌現而已。因此，「聯合我們能」對向權貴屈膝負有共同責任。由於社會工人黨的機構與舊政權緊密相連，這一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在反對黨中，「聯合我們能」本可以取得一些進步，同時保持旗幟鮮明，這樣他們就可以作為一個榜樣，與社會工人黨政府的腐朽形成鮮明對比。相反，他們卻將反對派的空間拱手讓給了反動右翼。

不可逆轉的衰落

多年前，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曾自鳴得意地宣稱，街頭鬥爭不會改變任何事情，只有從（資本主義）機構內部才能改變現狀。

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的領導層向黨內右派做出了各種讓步，提拔了卡梅納（Carmena）、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on）和約蘭達-迪亞斯（Yolanda Diaz），但最終卻遭到了後者的背叛。前兩人是「聯合我們能」在馬德里的候選人，他們在 2019 年大區和市政選舉前夕毫無征兆地分裂，帶走了「我們能」在馬德里的大部分選舉基礎，充分利用了「我們能」領導層在前一時期賦予他們的權力。約蘭達-迪亞斯（Yolanda Diaz）則在塑造選舉聯盟「彙總」（SUMAR）時將「我們能」徹底邊緣化，否決了「我們能」主要領導人在選舉名單中的存在。

曾經以 「我們能」（反資本主義派）左翼自居的那個團體扮演了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的角色。盡管他們在內部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並控制著重要的聯合會，但由於無法表達反對領導層政策的潮流，他們只能在內部民主和程序問題上與伊格萊西亞斯拉開距離，他們從未提出或鼓動過任何不同的激進政治綱領。

2020 年 3 月，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初，他們已經從 「我們能」 分裂出來了，卻沒有給出一個連貫的解釋。從那時起，他們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在社會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並出現了各種機會主義偏差，例如他們在安達盧西亞（Andalusia）轉向了平淡無奇的、小資的安達盧西亞民族主義。

如今，「我們能」剩下的只是一個日益腐朽的公職人員集合體：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或綱領，沒有任何成員基礎，也沒有社會鬥爭的根基，它的衰落不可逆轉。

新的革命週期即將到來

車輪已經轉完一圈，但政權的危機並未消失。過去的惡魔又回來了，而且不會消失：西班牙資本主義的虛弱、舊佛朗哥主義國家機器的抬頭、腐敗君主制的合法性危機、教會特權的負擔、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民族問題，如果右翼勢力入主蒙克洛亞宮（首相官邸），這些問題肯定會以更大的力度卷土重來。

現在的工人階級，尤其是年輕人，與 9 年或 12 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經歷了一段學徒期，以更加挑剔和不信任的態度出現。今天，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將自己定位在共產主義上，而不是以虛假的意識形態作為中間步驟，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未來的革命潛力。

西班牙資本主義的危機將隨著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衰退而加深，再加上右翼或陷入危機的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哪一方執政）將被迫推行的反工人政策，這將為新一輪的群眾爆炸（如 2011-2014 年的週期）和新一輪的群眾轉向政治行動（如我們從 2014 年起所看到的）創造條件。群眾下一次重返政治鬥爭前線將具有更深刻的反資本主義特征。

它將碾過我們在「我們能」身上看到的那種過時的「強人」政治，以及今天比上一輪政治週期更加聲名狼藉的官方左翼。

馬克思主義趨勢的任務，就是像IMT所代表的共產主義潮流那樣，在這一歷史時刻擁有成百上千名能夠介入以確保革命勝利的干部。我們的任務是為建設一個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的、國際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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