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塞爾維亞各地持續抗議活動的學生最近宣布，他們要求提前舉行國會選舉，屆時學生將提交自己的候選人名單。所有在野黨媒體都大力報道了這項聲明，群眾也出於對學生的信任表達了支持。一些活動家甚至聲稱，任何支持推翻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政權的人都會支持這項要求。 （按，本文原文發佈於2025年5月22日，譯者DH）

[原文發表於crvenakritika.org]

隨著人們終於意識到現政權不會為諾維薩德車站簷篷倒塌事故的受害者伸張正義，當前爆發的抗議終於促使塞爾維亞群眾運動已經醞釀許久的政治訴求成形。

相較於加入對這行徑大唱讚歌的行列，我們更想以同志般友好的態度和民主原則對此問題進行討論，強調這場運動是如何從拒絕選舉到要求選舉的，以及這一要求包含哪些矛盾。

大眾「直接民主」是如何產生的？

武契奇政權正面臨塞爾維亞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是武契奇總統任內六波群眾運動匯聚成的頂峰。在此之前，武契奇領導的塞爾維亞進步黨（SNS）不僅在先前運動的衝擊下成功保住了政權，還沒有做出重大讓步。

反力拓集團（Rio Tinto Group）抗議，以及在一系列大規模槍擊事件後爆發的「塞爾維亞反暴力（Serbia against violence）」運動都是由在野黨領導的，並緊接著這些運動的是提前開展的選舉。在這些情況下，雖然在野黨在議會的實力增強，但卻沒有努力在武契奇最脆弱的時候領導群眾推翻他的統治。

同樣，在目前的抗議活動中，領導權最初同樣落入了在野黨手中，而這些在野黨在每一次運動中都只要求最低限度的利益。由於他們所採取的政策與在武契奇上台之前的在野黨執政時期所採取的政策相同，因此他們一直未能取得任何選舉勝利。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在野黨也證明了自己無力推翻武契奇。

由於他們不受歡迎，在野黨只能躲進當前運動的陰影之中，領導權則落到了年輕人手中。在野黨的言論明確表明，他們完全脫離了年輕人和社會大眾的戰鬥精神，而群眾早已做好了與政權鬥爭的準備。

學生佔領學校和組織群眾大會標誌著運動發生了質的飛躍，進一步激化了鬥爭，儘管當局並未屈服。但自那以後，當局不斷做出讓步。當局的聲譽受損，而在野黨不僅依然無動於衷，甚至被嚴格排除在學生鬥爭之外。

在野黨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為參與封鎖的學生家長們在21世紀初就已經經歷過這類政黨的執政，並且在以往的運動中也見識過它們領導能力的薄弱。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政權的政黨的選民，以及非選民，都團結在年輕人周圍，目的就是確保運動遠離如今各種腐敗政治方案的污染。

塞爾維亞議會制的腐敗

人們普遍認為武契奇政權為了保住權力會不擇手段，但這反而反映了在野黨的思維方式：他們把每一次失敗都主要歸咎於政權的詭計。在野黨的支持者甚至指責武契奇的上台是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懲罰，因為他們沒有投票支持在野黨。

在野黨對自己的失敗始終缺乏認真檢視。但考慮到如今的「在野黨」大多由2000年至2012年上屆政權的代表組成，或者是由奉行幾乎相同政策的「新」人組成，這也是意料之中的。

在米洛舍維奇（Milošević）政權被推翻後，塞爾維亞民主在野黨（DOS）聯盟上台執政。該聯盟的綱領以塞爾維亞所謂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為基礎——摒棄「社會主義」的殘餘——以及緊跟歐盟的道路。

在經歷了1990年代米洛舍維奇政權的可怕後，民眾開始尋求別的答案。在有限的選擇下，他們試圖從民主在野黨中獲得答案。在當時，一個「現代化」、「歐洲化」的塞爾維亞的理念似乎找到了能夠萌芽的肥沃土壤。

1990年代，東歐陣營畸形的工人國家黯然解體，官僚集團推行了資本主義復闢。許多國家實施了殘酷的經濟休克療法，摧毀了工人階級的生活，經濟衰退程度堪比一場毀滅性的戰爭。

另一方面，塞爾維亞走向資本主義的步伐則較為緩慢。米洛舍維奇確實進行了私有化改革，但由於擔心像東歐集團其他國家那樣出現經濟崩潰，他決定以更為謹慎的步伐推進。另一方面，與前南斯拉夫的其他國家一樣，他利用戰爭來掩蓋對公共財產的掠奪，並以低價將這些財產賣給新興的資產階級。

緩慢的私有化過程也使塞爾維亞政權有機會在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對抗中採取更獨立的行動。然而，北約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轟炸終結了這絲獨立的曙光。戰爭的屢戰屢敗、帝國主義的壓力以及人民的反對，最終使塞爾維亞民主在野黨聯盟於2000年上台執政。

然而，正如我們的國際預測的那樣，希望塞爾維亞能成為第二個瑞士的浪漫願景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所取代。議會民主制繼續遭受反覆的危機，由於在野黨聯盟的盟友之間爆發衝突相互反目，政府無法組成。

某種「民主」被拼湊起來，但它卻伴隨著廣泛的私有化、大規模裁員和生活水準的崩潰，與20世紀90年代東歐集團其他國家的情況十分類似。

隨著私有化掠奪的持續進行，腐敗的政客鑽法律的空子，以權謀私。失業率居高不下，低薪的臨時工作盛行，與政權關係密切的商人獲得了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合同，這些項目為了削減成本，造出大量豆腐渣工程給民眾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沒錯，我們說的不是2025年的塞爾維亞進步黨，而是21世紀初曾執政的塞爾維亞的民主在野黨聯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對塞爾維亞實施緊縮和削減公共部門開支策略，以償還債務、實現私有化並為外國資本控制塞爾維亞奠定基礎。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塞爾維亞經濟在2009年、2012年和2014年與歐盟一同陷入衰退。像米羅斯拉夫·米甚科維奇（Miroslav Mišković）這樣的超級富商幾乎壟斷了政治。儘管塞爾維亞投票支持歐盟，並在歐盟的授意下殘酷地實施緊縮政策，但從未有人認真考慮過是否應該加入歐盟。在這種氛圍下，先前一直屬於激進黨的亞歷山大·武契奇轉向親歐立場，並藉由民主黨政策上的失敗上台執政。

這就是為什麼在野黨刻意迴避任何自我反省。他們的政策造就了塞爾維亞今天掌權的怪物。即使在議會中，他們雖然反對並阻撓執當局的政策，卻從未提出任何可能連接工人階級的替代政策。

武契奇的手段進一步破壞了塞爾維亞的議會制，他全面控制了政府工作、媒體、網路水軍、暴徒、集會、呼叫中心，並在議會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國家的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實際上已經合併。

他也協助外國資本進一步控制塞爾維亞，因此歐盟在這場群眾運動裡暗中支持了他。議會的存在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民主最後一絲痕跡的表象，而選舉卻因賄賂而被竊取。但這種民主的幻覺不足以滿足大多數民眾的需求，正因如此，由於議會陣線數十年來不斷腐爛，群眾運動在塞爾維亞屢見不鮮。

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目前的運動中，人們常常表達出這樣一種觀點：塞爾維亞在過去35年裡一直處於瘋狂之中。米洛舍維奇、民主在野黨、武契奇：他們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他們所推行的政策既符合國內外大企業的利益，也符合他們自己的私利。難怪民調顯示，自從多黨政治出現以來，學生獲得的民眾支持率比任何政黨都要高。

“直接民主”

除了與政黨保持距離，以及青年被視為代表塞爾維亞的未來之外，學生們還因為以民主全體會議為基礎而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這些論壇使得就運動目標進行公開的、民主的辯論成為可能，並且能夠有效對抗那些試圖收買運動的勢力。沒有這些，學生不可能領導如此非凡的運動。

在這民主進程中，群眾已證明，他們能夠實現比議會民主更廣泛、更深入的民主。在現行議會制度下，即使群眾投票選出那些所謂能夠實現群眾利益的“代表”，但最終他們幾乎總是無法兌現承諾。更糟的是，他們經常推行直接損害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

早在武契奇時代之前，塞爾維亞的議會民主就好像一場糟糕的真人秀。政客只會逢場作戲、互相謾罵，卻很少談論政策──即使這才是他們被任命為議員的原因。

正是這種荒謬的政治讓武契奇得以執政如此之久。事實上，他曾多次對在野黨的無能表示感謝。塞爾維亞議會選舉的投票率——自2008年以來一直低於60%——甚至低於如今支持學生運動的民眾比例。也就是說，學生的民主方式比議會本身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正因如此，自3月15日歷史性的抗議活動以來，學生們組成公民大會（zborovi）的呼籲日益受到重視。學生們希望將這些直接民主的機構擴展到社會其他階層，他們清楚地認識到，除非他們將群眾的支持轉化為積極的行動，否則他們無法獨自完成這場鬥爭。公民大會的存在首次為過去35年來一直主導現有體制的政黨政治提供了替代方案。

是什麼導致了議會制倒退？

當學生封鎖運動和學生全體會議運動開始時，包括在野黨在內的公眾輿論普遍反對提前選舉。民眾不相信武契奇能夠主持公正的選舉，而在野黨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民眾支持，能夠透過議會途徑罷免武契奇。

學生全體會議運動代表著大眾民主參與政治的一大步，而公民大會則代表社會民主運作革命性轉變的潛力。

然而，這場運動突然轉向了先前被完全否定的方向——提前舉行議會選舉的訴求已在學生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

這場運動是如何從拒絕重新選舉變成要求重新選舉的？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場運動已顯露疲態。各院係被學生佔領，全體會議上原本熱烈的辯論也變成了例行公事式的辯論，出席率也大幅下降。

最不屈不撓的學生繼續參與佔領運動，但大多數學生現在只是在家中被動地提供支持。在佔領者中——正如在「直接民主」基礎上進行的運動中經常發生的那樣——沒有經過選舉代表，非官方領導人的小集團正在形成。

然而，政權方面無疑更加疲憊。他們用盡了所有屢試不爽的策略來化解這場運動，但都無功而返。武契奇的進步黨成立了所謂的“恰奇蘭抗議營（Ćaciland protest camp）”，據說是由“想要學習”且支持結束封鎖的學生組成的，但這只暴露了該政權為了獲得表面上的支持而依賴的社會階層。

為了維護武契奇偉大領袖的形象，大量的資金被投入，但這位「偉大領袖」卻暴露了自己的無能。他的表現越來越像精神分裂症患者，就連曾經相信他的人也開始對他失去信心，因為他無法掌控局勢。進步黨內部的衝突日益加劇，因為這群來自不同派系的烏合之眾都明白，擺脫困境的辦法或許是先發制人地趕走武契奇，而不是等著被他拋棄。

在野黨媒體察覺到這種弱點，在學生決定要求舉行選舉之前，就不斷提出組成技術官僚政府的想法，但這在學生中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毫無疑問，那些最同情在野黨的學生才是提前舉行國會選舉的主要動力。你很難找到不對此舉表示讚賞的在野黨。

在抗爭過程中，只有所有系所一致提出的訴求才能成為學生的正式立場。因此，佔領哲學系的學生受到了壓力，他們最終放棄了建立公民大會的策略和總罷工的準備，轉而接受其他院系已達成的“共識”，即必須提前舉行選舉。目前，所有學生會議都投票支持恢復大選。

目前尚不清楚候選人名單，也不清楚他們究竟代表什麼政黨。唯一確定的是，候選人名單將由學生決定。不僅如此，根據一些報導，參與運動的學生將不會出現在名單上。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原因有幾個。

這場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致命弱點，那就是為了保證團結性，這場運動只關注了運動參與者的共同訴求，而不是提出推動運動向前發展的更進一步的訴求。也就是說，為車站簷篷倒塌事件受害者伸張正義的訴求自然佔據了首要地位，但卻以犧牲所有其他政治目的為代價。

這或許增強了學生運動的團結，但也削弱了它的力量。學生運動享有巨大的社會支持，但另一方面，全體會議的辯論不願為該運動提供任何政治綱領。全體會議因此實際上放棄了政治領導權，將選舉名單交給了學生運動以外的候選人。

可以肯定的是，這份名單將會遭遇與學生全體會議相同的問題。如果學生運動是由各種不同的想法所構成，那麼它所擬定的名單也將面臨同樣的異質性，反映出學生的意識。這將是政治觀點的大雜燴。

名單上肯定不乏善意之人，他們希望至少實施一項與車站簷篷倒塌受害者伸張正義相關的最低限度的計劃，甚至更多。但一部分當選者會將重新大選視為開啟自身政治生涯的機會。

當你讓議員在議會任職一屆時，他們實際上就獨立於選民和任命他們的人了。相反，他們會與建制派政客和大企業勾勾搭搭。此外，一些候選人無疑會受到在野黨的影響。

沒有任何手段能夠保證那些既沒有清晰綱領、又與鬥爭缺乏真正聯繫的候選人能夠獲得與學生運動本身同等程度的支持。這意味著，這份名單可能必須準備好與其他在野黨妥協，甚至更糟的是，還要與執政黨妥協。

學生們宣布不參與選舉名單，也顯示這場運動不會誕生一個透過辯論形成明確政治綱領的群眾政黨。相反，候選人將獲得授權，或多或少隨心所欲地行事。

目前運動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諾維薩德的「全體代表大會」（Zbor svih Zborova）代表全體公民大會支持了這項新訴求。這項決定並非由各學生代表單獨討論該訴求，然後在大會上投票表決而做出的。相反，這項決定是基於大會在提出重新選舉的呼籲之前，已經投票支持所有學生的訴求，因此，這項決定也適用於最新的決定。

公民大會日益淪為動員民眾的工具，而非群眾民主參與的平台。儘管公民大會的初衷是保障人民的主權，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這種削弱討論的趨勢毫無疑問是一種不民主的伎倆，只會損害群眾與這些機構的聯繫和信任。

要對現政權施加強有力的打擊，就需要將工人階級大規模地投入運動。學生們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並正確地主張進行總罷工並擴大公民大會的規模。然而，這方面的努力因工會官僚的抵制和消極態度而失敗。

學生們令人欽佩地將所有工會組織起來參加五一勞動節，並出色地提出了修改《勞動法》和《罷工法》的必要性。但工會領導人卻在為不響應學生總罷工的號召找藉口時，暴露了他們所有的弱點。他們聲稱組織起來太難了——彷彿他們不是這個擁有超過20%塞爾維亞工人階級成員的組織的領導者似的！如果說有誰能夠為總罷工做好準備，那一定是工會，但事實證明，他們的領導人完全不配承擔眼前這項歷史性任務。

儘管罷工活動增加，但只有教師們採取了嚴肅的罷工行動。其餘的工人階級並未加入他們。因此，他們在自己發起的英勇鬥爭中處於孤立狀態。強迫工人階級採取行動是不可能的。要引導工人階級必須有綱領，最重要的是，一個值得信任的領導組織。

學生們試圖透過倒退到議會制來克服這場社會危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運動已經結束，也不意味著工人鬥爭已經結束。

運動將走向何方？

學生們成功地發起了一場歷史性的運動——從塞爾維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開始，到提出極具進步意義的總罷工要求以及組織工人和公民進入公民大會結束。轉向議會製或許只是暫時的。

問題是武契奇是否會接受提前選舉的要求。他強調他才是決定何時舉行選舉的人。塞爾維亞進步黨主席米洛什·武契維奇表示，這次選舉將是一場災難，因為他意識到該黨和總統的聲譽已經嚴重受損。

一旦舉行選舉，當局無疑處於弱勢。如果他們獲勝，運動可能會升級，部分原因是人們對選舉結果不信任，部分原因是運動的力量遠遠超過支持政府的力量。如果失敗，許多進步黨成員可能面臨監禁或被迫流放。

當局仍在試圖挑釁，以便找到鎮壓運動的藉口。但所有這些挑釁都失敗了，即使成功，也只會讓運動更加激進。甚至可能引發總罷工，或導致公民大會的擴張和權力集中，目的是組織一場運動的政治表達。

歸根究底，這場運動的動機不僅是為諾維薩德車站簷篷倒塌事件的受害者伸張正義，更是要確保此類慘劇不再發生，並警告整個統治階級，他們不能拿人民的生命作賭注。

但我們必須清楚，更換政府並不能解決腐敗的根源，也就是資本主義。傲慢的政客和商人會想辦法規避法律，謀取私利，最終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

學生試圖以工人階級為基石的做法絕對正確，即使工人階級缺乏實現其歷史使命——在工人階級自身的民主控制下，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重組——所需的領導力。要實現這一目標，只有將「公民大會」擴展到每個社區和工作場所，並透過選舉和罷免的權力，將其權力集中至整個國家。

這種代表群眾力量的討論、決策和組織機構，是唯一能取代腐敗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案。沒有這樣的轉變，真正的社會變革就不可能實現。只有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不僅僅是參與選舉，只有我們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引入計劃經濟，我們才能確保根除腐敗，並保障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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