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會議和蘇維埃共和國

關於立憲會議和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整本小冊子的中心問題。他經常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第二國際思想領袖的這部著作滿篇都在暗示布爾什維克「消滅了民主」（見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話）。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重要問題，因為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相互關系已經實際地擺在革命面前了。現在就來看看我們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怎樣考察這個問題的。

他引用了我所寫的發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報》上的「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①。這看來是考茨基拿著真憑實據來認真討論問題的最好證明了。不過還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樣引用的吧。他沒有說這個提綱有19條，沒有說這個提綱既提出了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也提出了立憲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革命中的分歧有其歷史的問題。所有這些，考茨基都避開不談，他只簡單地對讀者說，「其中〈在這個提綱中〉有兩條特別重要」：一、社會革命黨發生分裂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但在立憲會議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5條）；二、一般說來，蘇維埃共和國是比立憲會議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3條）。

就是這第3條，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論點：

「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類型的民主機構的形式（與通常那種戴有立憲會議花冠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而且是能夠保證痛苦最少地①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詞和這一條開頭的一句話：「對於從資產階級製度過渡到社會主義製度，對於無產階級專政」）。

引了這幾句話之後，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諷刺口吻驚嘆道：

「可惜，他們只是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才作出這個結論。從前誰也沒有象列寧那樣激烈地要求召集立憲會議。」

考茨基的書第31頁上就是這樣一字不差地寫著的！

這真是妙論！只有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才能這樣偽造事實，使讀者得到一種印象，好象布爾什維克關於更高類型的國家的一切議論，都是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編出來的！！只有賣身給資產階級或者（這完全是一樣的）信賴帕·阿克雪裏羅得而又把自己的情報員隱瞞不說的混蛋，才能說出這種卑鄙的謊話。

因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國的第一天，即Ｉ917年4月4日，就當眾宣讀了我的提綱，指出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比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優越。後來我又屢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論各政黨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曾譯成英文，1918年1月刊載於美國紐約《晚郵報》）中，談到這一點。不僅如此，1917年4月底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指出無產階級－農民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議會製共和國，我黨不能以後者為滿足，黨綱應該作相應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麽考茨基向德國讀者斷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憲會議，只是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我才「貶低」立憲會議的榮譽和聲望，——考茨基的這一花招該叫作什麽呢？根據什麽理由可以原諒這種行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實嗎？真是這樣，他為什麽又要寫到這些事實呢？他為什麽不老老實實地說：

我考茨基是根據孟什維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裏羅得這幫人的情報寫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裝客觀以掩蓋他給那些不甘心於失敗的孟什維克充當奴仆的事實。

這還不算什麽。厲害的還在後頭哩。

我們就假定說，考茨基當時不願意或不可能（？？）從他的情報員那裏得到布爾什維克有關決議和聲明的譯文，不知道布爾什維克是否以資產階級議會製民主共和國為滿足。我們就假定是這樣，雖然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書第30頁上是直接提到過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綱的。

考茨基是知道這個提綱的全部，還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裏羅得等人給他譯出的那一部分？關於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是否意識到、是否向人民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共和國這一根本問題，考茨基引用了第3條。·但·是·考·茨·基·絕·口·不·談·第2·條。

第2條是：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的同時，從1917年革命一開始，就多次著重指出，蘇維埃共和國是比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體是我用的）

為了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沒有原則的人，說成「革命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在書上一個地方用過這個說法，但不記得他是在講什麽問題時說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綱直接提到「•多·次」聲明這一點向德國讀者隱瞞起來了！

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憐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這種辦法把理論問題避開了。

說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共和國低於巴黎公社類型的或蘇維埃類型的共和國，這對不對呢？這是問題的中心，而考茨基卻避而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記了」。他還「忘記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寫給倍倍爾的信，這封信特別明白易懂地表達了跟馬克思同樣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①請看，這就是第二國際最卓越的理論家，他寫了一本專著《無產階級專政》，專門談到了俄國，卻閉口不談俄國曾經直接地多次地提出過的比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的問題。（這862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頁。——編者註）

實際上同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有什麽區別呢？

（附帶說一下：在這裏，考茨基也是跟著俄國孟什維克跑的。在孟什維克中間，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各種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從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從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沒有一個孟什維克作過一次嘗試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也回避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只好默不作聲吧。）

很明顯，同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在主要問題即巴黎公社類型國家問題上卻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談論解散立憲會議，簡直是對牛彈琴。只要在本書附錄中把我的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全文刊印出來就夠了。從這個提綱中，讀者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從理論上、歷史上和政治實踐上提出來了。

如果說考茨基作為理論家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那他作為歷史學家也許會來考察蘇維埃同立憲會議鬥爭的問題吧。我們從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樣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的；雖然他後來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將永遠是無產階級的財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考茨基即使作為歷史學家也背離了真理，忽視了人所共知的事實，成了一個逢迎獻媚的奴才。他想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沒有原則的人，就說布爾什維克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曾怎樣試圖緩和他們同立憲會議的沖突。這裏根本沒有什麽不好的地方，我們沒有什麽要否認的；現在我把提綱全文刊印出來，提綱上明顯不過地寫著：盤踞在憲會議中的動搖的小資產者先生們，或者是你們同無產階級專政和解，或者是我們「用革命手段」戰勝你們（提綱第18條和第19條）。

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待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向來是這樣，而且永遠是這樣。

考茨基是從形式上看立憲會議問題的。在我的提綱裏曾多次明白地說過，革命的利益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見提綱第16條和第17條）。著眼於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觀點，他們不承認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高於一切。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考茨基也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議會是某一個階級的機關。但是現在考茨基需要（為了進行背棄革命的卑鄙勾當）忘記馬克思主義，因此他不提出俄國立憲會議是哪個階級的機關的問題。考茨基不分析具體環境，不願看看事實，根本不向德國讀者說：我的提綱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問題（提綱第1—3條），不僅談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黨派提出的名單同1917年12月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具體條件（提綱第4—6條），而且談到了1917年10—12月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的歷史（提綱第7—15條）。我們根據這段具體歷史得出了結論（提綱第14條）：「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幫兇的口號。

歷史學家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歷史學家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普選制有時產生小資產階級的議會，有時產生反動的反革命的議會。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考茨基沒有聽說過，選舉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這個機構的階級內容卻是另一回事。立憲會議的階級內容問題，在我的提綱中已經直接提出和解決了。也許我解決得不對。假使有人對我們的分析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那我們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來就應該進行這種批評，而不應該去寫那些十足的蠢話（這種話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說有人在阻礙批評布爾什維主義。可是問題正在於考茨基沒有進行這種批評。

他甚至沒有提出對蘇維埃和立憲會議進行階級分析的問題。因此，無法同考茨基展開爭論或辯論，只好向讀者表明，為什麽只能把考茨基稱為叛徒。

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的分歧有它的歷史，這段歷史，就連不用階級鬥爭觀點觀察問題的歷史學家也無法回避。考茨基連這段實際歷史也不願涉及。他對德國讀者隱瞞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現在只有心懷惡意的孟什維克才隱瞞這個事實）：蘇維埃即使在孟什維克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國性的」機構（即資產階級的機構）有分歧的。實際上，考茨基所持的觀點是要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調和、妥協、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樣否認，但他的這種觀點終究是事實，他那一整本小冊子就是證據。

說不應該解散立憲會議，就等於說不應該把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不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就是說，無產階級應該同資產階級調和起來。

為什麽考茨基閉口不談孟什維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幹這種不體面的勾當並且毫無成就呢？如果能夠使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調和起來，為什麽在孟什維克占統治地位時，這種調和竟未成功，資產階級置身蘇維埃之外，蘇維埃被稱為（被孟什維克稱為）「革命民主」，而資產階級被稱為「有財產資格的人」呢？

考茨基對德國讀者隱瞞了一件事實：正是孟什維克在自己的統治「時代」（1917年2—10月）稱蘇維埃為革命民主，從而承認蘇維埃優於其他一切機構。正由於隱瞞了這一事實，歷史學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說成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分歧沒有它的歷史，而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惡劣行為無緣無故地一下子突然發生的。其實，正是孟什維克實行妥協政策、力圖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調和的半年多的（對於革命，這是很長的時間）試驗，使人民看清了他們的努力毫無所獲，使無產階級離開了孟什維克。

考茨基承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的具有偉大前途的極好的戰鬥組織。既然這樣，考茨基的整個立場也就象紙牌搭成的房子一樣倒塌了，象小資產者那種企圖避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尖銳鬥爭的幻想一樣破滅了。因為整個革命是接連不斷的鬥爭，而且是殊死的鬥爭，而無產階級是代表所有被壓迫者的先進階級，它集中反映了全體被壓迫者求解放的一切願望。蘇維埃是被壓迫群眾的鬥爭機關，它反映和表現這些群眾的情緒以及他們的觀點的改變，自然比其他任何機構迅速得多，完滿得多，正確得多（這也就是蘇維埃民主成為最高類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蘇維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歷）至10月25日這段時間內，就召集了兩次代表俄國大多數居民即代表全體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農民的全俄代表大會，還不算許許多多各級地方的（縣、市、省、區域的）代表大會。在這段時間內，資產階級連一次代表大多數人的會議都沒有召開過（除了那個顯然偽造的、侮辱性的、引起無產階級憤恨的「民主會議」之外）。立憲會議反映的群眾情緒以及政治劃分情況，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六月代表大會）反映的完全一樣。到召集立憲會議時（1918年1月），已經舉行了蘇維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會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十分清楚地表明：群眾向左轉了，革命化了，離開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就是說，他們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拋棄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轉到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方面來了。

因此，單從蘇維埃的表面的歷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憲會議的必然性，看出立憲會議的反動性。但是考茨基堅持他的「口號」：讓革命死亡吧，讓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吧，只要「純粹民主」繁榮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勝，哪怕世界滅亡！

下面就是俄國革命歷史上各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簡短總結：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代表人數 其中布爾什維克的人數 布爾什維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103，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343，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434，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232,795，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64,773，66％

只要看看這些數字就可以明白，為什麽替立憲會議辯護，或者談論（像考茨基那樣談論）大多數居民不擁護布爾什維克，在我們這裏只能令人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