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為資產階級效勞

上面已經說過，如果要名副其實，考茨基的書就不應該叫作《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叫作《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的舊調重彈》。

孟什維克關於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舊「理論」，即孟什維克對馬克思主義的舊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駁倒的歪曲！），現在又被我們這位理論家撿了起來。不管這個問題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怎樣枯燥無味，我們還是得談一談。

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俄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這樣說的。孟什維克用自由主義偷換馬克思主義，他們得出結論說：可見，無產階級不應該超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範圍，它應該采取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布爾什維克說，這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力求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國家，盡可能地保持君主製和地主土地占有製等等。無產階級應該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不讓自己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束縛」。布爾什維克當時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階級力量對比是這樣表述的：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中立自由派資產階級，徹底摧毀君主製、中世紀製度和地主土地占有製。

無產階級聯合一般農民，也就表現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因為一般農民就是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小生產者。接著，布爾什維克當時就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全體半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的勞動者），中立中農，推翻資產階級，這就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見我在1905年寫的《兩種策略》①一書，重新刊載於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來》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間接參加了這次爭論，他就當時的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提出的質問發表了實質上是反對普列漢諾夫的意見，特別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刊物的譏笑。現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時的爭論（害怕他自己的話揭露他自己！），從而使德國讀者根本無法了解問題的實質。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訴德國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樣主張工人同農民聯合而不同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他當時根據什麽條件維護這種聯合，他為這個聯合擬定了什麽綱領。

開了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卻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談論「歷史唯物主義」，為讓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主張辯護，引證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言論，來反復解釋孟什維克的陳舊的自由主義觀點；引證是用來證明關於俄國落後的新思想的，而從這種新思想得出的卻是舊結論，其精神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不應該比資產階級走得更遠！這根本違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較1789—1793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所說的一切！②談到考茨基的「經濟分析」的主要「論據」和主要內容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作者開頭幾句話就表現出思想的混亂或淺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們這位「理論家」一本正經地說：「直到現在，俄國的經濟基礎還是農業，而且正是小農生產。以此為生的居民約占4/5，甚至可能占5/6。」（第45頁）第一，可愛的理論家，您想過沒有，在這大批的小生產者中間究竟會有多少剝削者呢？當然，不超過總數的1/10，而在城市中還要少，因為城市的大生產較為發達。極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產者是剝削者，沒有選舉權，那也可以看出，在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爾什維克是代表大多數居民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大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直擁護蘇維埃政權，就是說，基本上是全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擁護蘇維埃政權，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冒險進行暴動，原來的黨也就發生分裂，另外組成了兩個新黨，即「民粹派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組成這兩個新黨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曾經由舊黨推舉出來擔任國家要職，例如屬於前一黨的有紮克斯，屬於後一黨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見，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無意中推翻了！——他所說的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似乎是少數居民這種可笑的童話。

第二，可愛的理論家，您是否想過，小農生產者必然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呢？這個為歐洲全部現代史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記了」，因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復的孟什維克的全部「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就不能否認在小農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裏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現在來看看我們這位理論家的「經濟分析」的主要內容吧。

考茨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專政，這是無可爭議的。「但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呢？」（第34頁）

「按照蘇維埃憲法，在有權參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間，農民占大多數。

如果把那個被人們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東西貫徹下去，如果一般說來，一個階級能夠直接實現只有政黨才能實現的專政，那它就會是農民專政。」（第35頁）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滿意這個很深奧很機智的推論，於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說：「這樣看來，痛苦最少地實現社會主義，似乎只有交給農民才有保證。」（第35頁）

我們這位理論家引用了半自由主義者馬斯洛夫許多非常深奧的話，來極詳細地證明一種新思想：對農民有利的是糧價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資低，等等。附帶說一下，對於戰後時期真正的新現象註意得愈少，這種新思想的敘述就愈是枯燥無味；這些現象就是：

例如農民出賣糧食不是要錢而是要商品，農民的農具不夠，而且花多少錢也買不到所需數量的農具。關於這一點，下面還要特別講到。

總之，考茨基責備布爾什維克，責備無產階級政黨，說它把專政、把實現社會主義的事業交到小資產階級農民手裏了。妙極了，考茨基先生！據您的高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農民究竟應該采取什麽態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論家想必是記起了「開口為銀，閉口是金」的格言，覺得還是默不作聲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論中露出了馬腳：

「蘇維埃共和國剛成立時，農民蘇維埃是全體農民的組織。現在這個共和國宣布，蘇維埃為無產者和貧苦農民的組織。富裕農民失去了蘇維埃的選舉權。貧苦農民在這裏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土地改革的經常的、大量的產物。」（第48頁）

多麽厲害的諷刺啊！在俄國，從任何一個資產者的口裏都可以聽到這種諷刺，他們都幸災樂禍，嘲笑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承認貧苦農民的存在。他們嘲笑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嘲笑我國在四年毀滅性的戰爭之後還有貧苦農民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只有在叛變之風盛行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出來。

再往下看吧：

「……蘇維埃共和國幹涉富裕農民和貧苦農民的關系，不過不是用重分土地的辦法。為了消除市民缺糧現象，把武裝的工人隊伍派到農村，奪取富裕農民的余糧。這些糧食一部分給市民，一部分給貧苦農民。」（第48頁）

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一想到這種辦法會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區以外（現在這種辦法在我國已推行到全國了），自然是憤慨得很。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帶著庸人那種無與倫比的、令人叫絕的冷淡（或愚鈍）態度，用教訓的口吻說道：

「……這種辦法〈剝奪富裕農民〉只會把不安寧和內戰這種新因素帶進生產過程〈把內戰帶進「生產過程」，這真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而要使生產過程健全起來，又迫切需要安寧和安全。」（第49頁）

是的，是的，為了那些隱藏余糧、破壞糧食壟斷法、使城市居民挨餓的剝削者和糧食投機者的安寧和安全，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當然是該嘆息和流淚的。考茨基、亨利希·維貝爾（維也納）、龍格（巴黎）和麥克唐納（倫敦）之流先生們，都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都贊成工人階級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壞糧食投機者的安寧和安全！而且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援引「生產過程」來掩蓋這種為資本家效勞的卑鄙齷齪的行為……如果這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才是向資產階級阿諛獻媚呢？

請看我們這位理論家竟說了些什麽。他責備布爾什維克把農民專政冒充為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又責備我們把內戰帶進農村（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功績），把武裝的工人隊伍派往農村，去公開宣布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幫助貧苦農民，剝奪投機者、富裕農民違反糧食壟斷法而隱藏起來的余糧。

一方面，我們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張純粹民主，主張革命階級即被剝削勞動者的領袖服從多數居民（因而也包括剝削者在內）。另一方面，他反對我們，說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其所以是資產階級性的，是因為農民整個說來都站在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基礎上面，同時他又自以為是在維護無產者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不是「經濟分析」，而是頭等的混亂。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支離破碎的自由主義學說，是鼓吹向資產階級和富農獻媚。

這個被考茨基攪亂了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闡明了。是的，當我們同全體農民一起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是我們從1905年以來說過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的這個必經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這一點上「揭露」我們，結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觀點上的混亂，揭露了他害怕回憶起他在1905年還不是叛徒時所寫的東西。

可是，在1917年，從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很久，我們就已公開說過並向人民解釋過：現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為國家前進了，資本主義前進了，經濟破壞已達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誰願不願意）向前邁進，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不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拯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就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的痛苦。

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樣。革命進程證實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同「全體」農民一起，反對君主製，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製度（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同貧苦農民一起，同半無產階級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對資本主義，包括反對農村的財主、富農、投機者，因此革命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企圖在這兩個革命中間築起一道人為的萬裏長城，企圖不用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同貧苦農民聯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麽東西來分開這兩個革命，就是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冒充博學，借口資產階級比中世紀製度進步，暗中為資產階級進行反動的辯護，以反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順便指出，蘇維埃所以是民主製的最高形式和最高類型，正因為它把工農群眾聯合起來，吸引他們參與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馬克思在1871年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所說的「人民」）①、最靈敏地反映群眾在政治上階級上的成熟發展到什麽程度的晴雨表。蘇維埃憲法不是按照什麽「計劃」寫出的，不是在書齋裏製定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強加給勞動群眾的東西。不，這個憲法是在階級鬥爭發展進程中隨著階級矛盾的成熟而成長起來的。

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認的那些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起初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正是由於貧苦農民不開展、落後、無知，領導權才落到了富農、財主、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手裏。這是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只有考茨基那樣的傻瓜或叛徒，才會認為這兩種人是社會黨人）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小資產階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動搖於資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薩文柯夫）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因為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經濟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獨立行動。順便說一下，考茨基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他分析俄國革命時，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幫助資產階級掩蓋它的統治、欺騙群眾的「民主」概念來支吾搪塞，忘記了「民主」實際上有時表現資產階級專政，有時表現服從這個專政的市儈的軟弱無力的改良主義，等等。照考茨基看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資產階級政黨，有領導無產階級大多數即無產階級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但是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沒有階級根源，沒有小資產階級根源！

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動搖，啟發了群眾，促使他們的大多數、一切「下層」、一切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離開了這樣的「領袖」。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優勢，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內部的分裂加劇了。

布爾什維主義革命的勝利意味著動搖的終結，意味著君主製和地主土地占有製的完全破壞（這種土地占有製在十月革命以前還沒有破壞）。資產階級革命由我們進行到底了。農民整個說來是跟著我們走的。他們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對抗，一時還不會顯現出來。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沒有顯露出來。

這個過程在1918年夏秋兩季得到了發展。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暴動喚醒了富農。富農暴動的浪潮遍及全俄國。貧苦農民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報紙上，而是從實際生活中知道他們的利益同富農、財主、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能調和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任何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反映了群眾的動搖，並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軍同流合汙（在莫斯科舉行暴動，普羅相占據了電報局，——占據了一小時！——向全國宣告布爾什維克已被推翻；後來，討伐捷克斯洛伐克軍的集團軍總司令穆拉維約夫又實行叛變135，等等）；上面講過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爾什維克在一起。

由於城市缺糧情況嚴重，糧食壟斷問題（理論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經濟分析中重彈十年前馬斯洛夫的舊調，「忘記了」糧食壟斷這件事！）變得愈來愈尖銳了。

地主資產階級的甚至是民主共和製的舊國家，常常把實際受資產階級支配的武裝隊伍派到農村去。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

他不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專政」，絕對不是！這是「純粹民主」，尤其是資產階級議會贊成這樣做的時候！在1917年夏秋兩季，阿夫克森齊耶夫、謝·馬斯洛夫夥同克倫斯基、策列鐵裏之流以及諸如此類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逮捕過土地委員會委員，這件事考茨基「沒有聽說過」，他對這件事實只字不提！

全部問題在於，通過民主共和製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認這個國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不能說真話，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則公開地直截了當地對人民說真話，聲明它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並且正是用這樣的真話把在任何民主共和製下都是受壓抑的千百萬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通過蘇維埃吸引他們參與政治、民主和國家管理。蘇維埃共和國從兩個首都把一隊隊武裝工人，首先是比較先進的武裝工人，派到農村去。這些工人把社會主義帶到農村，把貧苦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況和到過農村的人都說，我國農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兩季才經歷「十月」（即無產階級）革命。轉折點到了。富農暴動的浪潮被貧苦農民的奮起、「貧苦農民委員會」的發展所代替。

在軍隊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員、工人出身的軍官、工人出身的師長和集團軍司令多起來了。正當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機136和資產階級的狂吠所嚇倒，在資產階級後面「使勁跟著跑」，寫了一整本小冊子，深信布爾什維克快要被農民推翻的時候，正當這個傻瓜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退出看作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的範圍「縮小了」（第37頁）的時候，布爾什維主義擁護者的實際範圍卻在無限地擴大，因為千百萬貧苦農民正在覺醒起來，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擺脫富農和農村資產階級的監護和影響。

我們失去的是幾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氣節的知識分子和農民中的富農，得到的卻是千百萬貧苦農民。

在兩個首都的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一年以後，在這個革命的影響和幫助下，窮鄉僻壤的無產階級革命發生了，它最終地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主義，最終地證明了國內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同布爾什維主義相對抗。

俄國無產階級同全體農民一起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最終地過渡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時它分裂了農村，把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富農和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資產階級。

假如兩個首都和大工業中心的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未能把貧苦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去反對富裕農民，那就證明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農民仍舊是一個「整體」，就是說在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仍舊受富農、財主、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也就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要附帶說一句，即使這樣，也不能證明無產階級不應該奪取政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只有無產階級才為加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無產階級才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它是繼巴黎公社之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未能等待農村的階級分化，未能準備好這種分化並使之實現，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試圖「命令」在農村中進行內戰或「實施社會主義」，而不同全體農民結成暫時的同盟（聯盟），不向中農作一系列讓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少數人企圖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多數人，那就是在理論上荒謬絕倫，不懂得全體農民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懂得在落後的國家裏不經過許多過渡，不經過許多過渡階段，就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考茨基在這個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上把一切都弄亂了，而在實踐上簡直成了資產階級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另一個極有意義極重要的問題，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樣混亂，甚至更加混亂。這個問題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在土地改革這一極困難的也是極重要的社會主義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動，在原則上是否提得正確，其次，實際進行得是否恰當？西歐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後對我們的政策提出批評，我們是感激不盡的，因為這樣做，是對我們極大的幫助，也是對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幫助。但考茨基不是進行批評，而是製造極大的理論混亂，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在實踐方面則對布爾什維克進行毫無根據的、惡毒的、庸俗的攻擊。讓讀者來判斷吧：

「大地產不能保持下去了。這是革命造成的。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產交給農民了……」（不對，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認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階級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革命歷史證明，資產者同小資產者即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聯合政府執行的是保持大地產的政策。謝·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員會委員的被捕138尤其證明了這一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就戰勝不了同資本家聯合起來的地主。）

「……但是這應當通過什麽形式來實現，卻沒有一致的意見。可以設想不同的解決辦法。〈考茨基最關心的是「社會黨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稱社會黨人的是誰。至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一定會有不同的解決辦法，他卻忘記了。〉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最合理的辦法是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後交給一直在這些企業裏當雇傭工人的農民，由他們用協作社的形式經營這些大田莊。但是采取這個辦法要有農業工人，而俄國沒有農業工人。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大地產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分成小塊租給少地的農民。這樣也許還會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樣，用那套出名的辦法來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他把各種解決辦法羅列出來，不去考慮——唯一現實地、唯一合乎馬克思主義地考慮——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應該是一些怎樣的過渡。俄國有農業雇傭工人，但人數不多，至於蘇維埃政權提出的怎樣過渡到公社耕種製和協作社耕種製的問題，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塊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會主義成分」。

其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其中絲毫也沒有「社會主義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國家」不是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而是資產階級議會製共和國（考茨基一貫設想的正是這樣的國家），那麽出租小塊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改革。

對於蘇維埃政權廢除了一切土地私有製這一點，考茨基則默不作聲。更有甚者，他還玩了一套難以置信的偷梁換柱手法，在摘引蘇維埃政權的法令時，把最重要的地方丟掉。

考茨基聲稱：「小生產力求生產資料完全私有」，立憲會議會成為能夠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權威」（這種論斷在俄國只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為大家知道，工農認為只有蘇維埃有權威，立憲會議已經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和地主的口號）。他接著說：

「在蘇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規定：1．立刻廢除地主土地所有製，不付任何贖金。2．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會的土地，連同所有耕畜、農具、農用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了土地問題時為止。」

考茨基·僅·僅引了·這·兩·條就作出結論說：「提到由立憲會議解決，這始終是一紙空文。實際上各鄉農民可以任意處理土地。」（第47頁）

請看，這就是考茨基的「批評」的範例！這就是十分近乎偽造的「科學」作品。他向德國讀者暗示：布爾什維克在土地私有製問題上向農民投降了！布爾什維克讓農民各自（「各鄉」）任意處理土地了！

其實，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歷）頒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兩條，而是五條，外加「委托書」八條，其中並指出這份委托書「應該作為指南」。

法令第3條說：產業轉「•歸·人·民」；必須編製「全部沒收財產的清冊」，並「用革命手段嚴加保護」。委托書中說：「永遠廢除土地私有權」；「經營水平高的農場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沒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農具，視其大小和用途，無償轉歸國家或村社專用」；「一切土地都歸入全民地產」。

其次，在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的同時，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現在已納入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①。宣言第2條第1項說：「廢除土地私有製」，「模範田莊和模範農業企業屬於國家財產」。

可見，提到由立憲會議解決，並沒有成為一紙空文，因為另一個在農民看來有無比巨大權威的全民代表機構負起了解決土地問題的責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會化法令。這個法令重申廢除一切土地私有製，把土地、全部私有農具和耕畜交給蘇維埃當局支配，由聯邦蘇維埃政權進行監督。法令對支配土地的任務作了如下規定：

「減少個體經濟，發展就節省勞動和產品來說更為有利的農業集體經濟。以便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第11條第5項）

這個法令規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時對「誰有權使用土地」這一基本問題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條。）「為了社會需要和個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境內的地面的為：（一）用於文化教育方面：（1）國家即蘇維埃政權（聯邦、區域、省、縣、鄉、村等各級政權）機關。（2）社會團體（由地方蘇維埃政權監督和批準）。（二）用於經營農業方面：（3）農業公社。（4）農業協作社。（5）農村團體。（6）單個家庭和個人……」

讀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實，他向德國讀者介紹的俄國無產階級國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經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基本問題，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來！

這些問題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2）土地國有化。這兩種辦法同社會主義的關系，特別是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關系。（3）共耕製是從分散的小農業到公共的大農業的過渡；蘇維埃法令對這個問題的提法能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的要求？

關於第一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下列兩個基本事實：（一）布爾什維克在估計1905年的經驗時（例如見我論第一次俄國革命中土地問題的著作①）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號具有要求民主的進步意義、革命意義，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確地說過這一點。（二）布爾什維克在通過土地社會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號是這個法令的「靈魂」）時曾經十分明確地說：這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不同意這個口號；但我們認為有責任通過這個口號，因為這是絕大多數農民的要求。而大多數勞動者的主張和要求應該由他們自己拋棄，因為這種要求既不能「取締」，也不能「跳過」。我們布爾什維克要幫助農民拋棄小資產階級口號，使他們能盡量迅速、盡量容易地從這種口號過渡到社會主義口號。

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學分析幫助工人革命，就必須回答下列問題：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張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義，具有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意義，這種說法是否正確？第二，布爾什維克投票通過（並十分忠實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資產階級法令，這種做法是否正確？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從理論上說，問題的關鍵在哪裏！

考茨基永遠也無法否認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具有進步意義和革命意義。這個革命只能到此為止。當這個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它就更加明顯、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眾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決辦法的·不·足，必須超出這個範圍，過渡到社會主義。

打倒了沙皇製度和地主的農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止擺脫了地主、擺脫了資產階級議會製共和國的農民去實現這種理想。無產者對農民說：我們要幫助你們達到「理想的」資本主義，因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產者看來就是資本主義的理想化。同時我們要向你們指出這種辦法的不足和過渡到共耕製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樣試圖否認無產階級對農民鬥爭的這種領導的正確性，倒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考茨基寧願回避問題……

其次，考茨基公開欺騙德國讀者，對他們隱瞞了這個事實：蘇維埃政權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協作社放在第一位，給了它們直接的優先權。

同農民一起，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同貧苦農民即同農民中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起，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政策，而且這是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亂套了，連一個問題也提不出來！一方面，他不敢說無產者在平均使用土地問題上應該同農民分道揚鑣，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是荒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還沒有成為叛徒的時候，曾明確而直接地堅持工農聯盟是革命勝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贊同的態度引用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自由主義庸俗言論，這位馬斯洛夫「證明」小資產階級的平等從社會主義觀點來看是空想的和反動的，卻不說小資產階級爭取平等、爭取平均使用土地的鬥爭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來看是進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觀點混亂到了極點。請看，他（1918年）堅持認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這個範圍！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認為把小塊土地租給貧苦農民這種小資產階級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會主義成分」（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來說）！！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還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樣不善於考慮一定政黨的實際政策。他摘引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言論，卻不願意看到孟什維克黨1917年的·實·際政策；當時孟什維克黨同地主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堅持實行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土地改革，堅持同地主妥協（證據就是土地委員會委員的被捕和謝·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見，彼·馬斯洛夫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平等是反動的和空想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掩蓋孟什維克主張農民同地主妥協（即讓地主欺騙農民）而不許農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

正是布爾什維克嚴格地估計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他們把前者進行到底，就為過渡到後者打開了大門。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考茨基枉費心機地重復著自由派的蹩腳的俏皮話：「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的影響下過渡到集體生產。」（第50頁）

多麽俏皮啊！

無論何時何地，一個大國的小農都沒有受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影響。

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沒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用宣傳、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手段援助貧苦農民的條件下，碰到過貧苦農民同富裕農民公開的階級鬥爭以至國內戰爭。

無論何時何地，投機者和富人等沒有在農民群眾這樣破產的情況下這樣大發戰爭財。

考茨基重彈老調，搬弄那些舊道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任務連想也不敢想。

請問可愛的考茨基，如果農民缺乏經營小生產的工具，而無產階級國家幫助他們取得集體耕種土地的機器，這難道是「理論說服」嗎？——現在來講土地國有化問題。我國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都否認我們實行的辦法是土地國有化。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還處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土地私有製的廢除就是土地國有化。「社會化」一詞不過是表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願望和準備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對土地國有化應采取什麽態度呢？

考茨基在這裏也是連理論問題都提不出來，或者是（這就更糟）故意回避問題，雖然從俄國文獻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在土地國有、土地地方公有（將大田莊交給地方自治機關）和土地分配問題上早就有過爭論。

考茨基硬說，將大田莊交給國家，然後分成小塊租給少地的農民，這樣就會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分」。這簡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笑。我們已經指出，這裏沒有絲毫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這裏也沒有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聽信了孟什維克的話。於是鬧出了這樣的笑話：考茨基為我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辯護，責備布爾什維克妄想走向社會主義，同時自己又拿自由主義的改革冒充社會主義，而且不把這種改革進行到將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紀製度完全肅清！結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維克顧問一樣，不是維護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維護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資產階級。

究竟為什麽只把大田莊收歸國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呢？因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用這種辦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舊東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徹底），最容易恢復舊東西。激進派資產階級，即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卻是土地國有的口號。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寫過一本論述土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傑作，他不會不知道馬克思說過的話：土地國有正是資產階級最徹底的口號①。考茨基不會不知道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同洛貝爾圖斯的論戰以及他的精彩說明，在這本書內，馬克思特別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國有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意思上的革命的意義。

被考茨基不恰當地選為自己的顧問的孟什維克彼·馬斯洛夫，曾認為俄國農民不會贊成全部土地（包括農民的土地在內）國有化。馬斯洛夫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論（這個理論重復著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的意見），即否認絕對地租、承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或如馬斯洛夫所說的「土地肥力遞減事實」）的觀點有聯系的。

其實，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經表露出，俄國大多數農民，無論村社社員或單獨農戶，都贊成全部土地國有化。1917年革命證實了這一點，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之後，它就實現了這一點。

布爾什維克始終忠於馬克思主義，沒有企圖（同考茨基對我們的憑空指責剛好相反）「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首先幫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農民思想家中最激進、最革命、最接近無產階級的分子，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了實際上是土地國有的辦法。從1917年10月26日起，即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國土地私有製就被廢除了。

這就造成了從發展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是最好的基礎（如果考茨基不背棄馬克思學說，就不能否認這一點），同時也建立了對過渡到社會主義來說是最靈活的土地製度。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俄國的革命農民已經走到盡頭，因為從這種觀點看來，比土地國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進的」辦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爾什維克，只有布爾什維克，完全是依靠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幫助農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只是這樣，布爾什維克才為促進和加速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見，考茨基獻給讀者的是多麽不可思議的混亂思想，他指責布爾什維克不懂得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自己卻暴露出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閉口不談土地國有化，同時把最不革命的（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自由主義的土地改革當作「一些社會主義成分」！——這裏已經接觸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即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對過渡到共耕製的必要性認識得夠不夠。考茨基在這裏又玩弄了一套近乎偽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證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關於向集體耕種製過渡的任務的「提綱」！我們這位「理論家」引了其中一條之後，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為任務，並不能使任務得到解決。在俄國，集體農業現在還只能是一紙空文。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的基礎上過渡到集體生產。」（第50頁）

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人象考茨基那樣墮落到用文字騙人。他摘引「提綱」，而不提蘇維埃政權的法令。他談論「理論說服」，而不提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既掌握工廠，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在《土地問題》一書中談到無產階級國家擁有使小農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各種手段時所寫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幹幹凈凈。

當然，幾百個由國家維持的農業公社和國營農場（即由國家出資、由工人協作社耕作的大農場）是很不夠的。可是考茨基回避這個事實難道能夠叫作「批評」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的土地國有化，最充分地保證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勝利會使土地國有化退到土地分配（關於這一點，我在論馬克思主義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內作了專門的分析）。此外，土地國有化為無產階級國家在農業中過渡到社會主義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總之，考茨基在理論上真是一塌糊塗，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則是向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卑躬屈膝。他的批評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對工業所作的「經濟分析」是用下面這段妙論開場的：

俄國有資本主義大工業。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呢？「如果社會主義就是各個廠礦的工人把廠礦拿來當作自己的財產〈直譯就是據為己有〉，以便每個工廠單獨經營，那是可以這樣設想的。」（第52頁）考茨基補充說：「正是今天，8月5日，當我寫這段話時，莫斯科報道了列寧8月2日的一篇講話，說他在講話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著工廠，農民決不會把土地交給地主。’①‘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號，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號。」（第52—53頁）

我們把這段議論全部抄下來，好讓從前尊敬過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國工人親自看看投降資產階級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難以設想，8月5日俄國已經有了許多關於工廠國有的法令，而且沒有一個工廠被工人「據為己有」，所有工廠都歸共和國所有，可是在這個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顯的欺騙手法來解釋我的講話中的一句話，想使德國讀者相信俄國把工廠交給了一個個工人！接著考茨基在好幾十行裏喋喋不休，說不能把工廠交給單個工人！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雇來誣蔑工人革命的資產階級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者交給地方自治團體，或者交給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這樣說，最後他補充道：

「在俄國，人們現在也試圖走這條道路……」現在！！這是什麽意思呢？是指8月嗎？為什麽考茨基不能請他的施泰因、阿克雪裏羅得或俄國資產階級的其他朋友哪怕譯出一個工廠法呢？

「……在這方面走了多遠，現在還看不出來。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的這一方面，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但是這一方面現在還完全處於朦朧狀態。法令並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視了或對讀者隱瞞了法令的內容！〉可是關於這些法令實施的情況，卻缺乏可靠的消息。沒有全面的、詳盡的、可靠的、報道迅速的統計，社會主義生產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共和國至今還不能建立這樣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它的經濟活動的消息極為矛盾，而且根本無從核對。這也是實行專政和壓製民主的結果之一。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第53頁）

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考茨基從資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報刊上會得到關於工廠交給工人的消息……這個超階級的「鄭重的學者」真是妙不可言！無數的事實證明工廠只是交給共和國，管理工廠的是蘇維埃政權設立的、主要由工會選出的工人參加的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可是考茨基對這些事實一個也不願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樣頑固，口口聲聲說：給我和平的民主，沒有內戰、沒有專政而有很好的統計（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統計機關，吸收了俄國所有的優秀的統計人材，當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統計，還是不可能的）的民主。總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沒有革命的革命，沒有激烈鬥爭的革命，沒有暴力的革命。這同要求在罷工時工人與雇主雙方都不要有狂熱的沖動一樣。請把這種「社會主義者」

同庸俗的自由主義官僚區分區分看！

考茨基根據這種「實際材料」，也就是以極端蔑視的態度故意避開無數事實，得出「結論」說：

「俄國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得到的真正實際果實（不是法令），是不是會比它從立憲會議——後者也同蘇維埃一樣，大多數代表是社會黨人，不過色彩不同罷了——得到的多些，這是很值得懷疑的。」（第58頁）

這不是妙得很嗎？我們奉勸考茨基的信徒們把這段名言拿到俄國工人中間廣為傳播，因為這是考茨基提供出來說明他在政治上墮落的最好不過的材料。工人同誌們，克倫斯基也曾是「社會黨人」，不過「色彩不同」罷了！歷史學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據為己有」的那個稱號。至於證明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克倫斯基時期支持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和搶劫行為的事實，歷史學家考茨基是連聽也不願意聽的；至於正是這些帝國主義戰爭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英雄們在立憲會議中占了多數的事實，考茨基則很謙虛地隱諱不談了。這還叫作「經濟分析」呢！

最後還舉一個「經濟分析」的範例：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9個月，不僅沒有推廣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說明發生普遍貧困的原因。」（第41頁）

立憲民主黨人已經讓我們聽慣了這種議論。俄國資產階級的走狗都說：9個月過去了，你們拿出普遍福利來吧，就是說要在四年毀滅性戰爭之後，在外國資本從各方面支持俄國資產階級的怠工和暴動的時候拿出普遍福利來。考茨基和反革命資產者實際上絕無差別，絲毫沒有差別。用「社會主義」作招牌的甜言蜜語，不過是在重述俄國科爾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當地、毫不掩飾地說出來的話。

上面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寫的。當天午夜得到了從德國傳來的消息，說已經開始的革命首先在基爾和北方沿海一帶的其他城市取得勝利，那裏的政權已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隨後在柏林取得勝利，那裏的政權也轉到蘇維埃手中了。本來還要給這本論述考茨基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小冊子寫個結束語，現在也就多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