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放眼當今世界，看到數十億人的生命正飽受貧困、奴役和壓迫的折磨時，很容易假設，即這些恐怖是以其完全的存在伴隨著人性的。畢竟，幾千年來，國王、哲學家和牧師們一直都在告訴我們，即我們所遭受的這些罪惡一直隱藏在人類的天性當中。然而，對我們遙遠的過去的嚴謹研究卻證明了與其相反的結果。作為一個物種，我們中所有的存在幾乎都曾經生活在狩獵-采集者的共產主義隊伍之中，且沒有任何的君王或雇主。（譯者：Affr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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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前秩序的捍衛者來說，這個簡單的事實對他們的整個世界觀提出了令人震驚的駁斥。因此，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傾向於完全忽略這個話題。那些確實對我們的共產主義過去提出挑戰的人將不平等的起源解釋為我們貪婪、壓迫的本性在休眠了數千年之後被表現出來。我們應該領會到它的本質：這是資本主義道德的錯誤的欺騙在壓迫著整個人類歷史。而實際上，也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的那樣：「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1]

如果我們要真正科學地看待社會的發展，就必須理解，階級社會的誕生，不是某種不幸的意外，也不是某種迄今為止仍處於休眠狀態的、超歷史的「人性」的覺醒，而是一個在社會的不斷演變中，最終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產力革命所產生的必然階段。這絕不是一個學術問題。通過了解階級社會的誕生，我們可以把握其制度的真正本質，並發現可以推翻它們的手段。

人與自然

馬克思解釋說，一切社會最基本的特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不是某種抽像的理想，而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完全實際的認識：為了人類能夠生存，我們總是需要來自我們周圍世界的資源。

我們與自然界的關系是通過我們在社會上進行的勞動來調節的。通過這個過程，我們才能提取資源並找到食物和住所的來源。盡管許多現代的考古學家都對此感到尷尬，但情況一直都是如此，即人類不得不勞動才能生存。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

「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是人類的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自然必然性」。[2]

但是，盡管我們勞動的事實在整個歷史上都沒有發生改變，但我們的勞動方式以及我們努力去滿足的需求或期望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數百萬年來，人類發展了工具和技術以更好地實現其目標。但是，滿足我們最基本需求的生產資料的發展實際上必然會導致新的需求、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產生。這種持續的相互作用為我們決定了很多事情——我們是搬家還是呆在一個地方，是全年工作還是季節性工作——這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生理機能和演變方向。因此，在各種意義上，我們通過改變我們的環境來改變我們自己。這是所有人類進步的基礎。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講中所總結的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原則：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類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產資料的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程度，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於那樣做得相反。[3]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卷中寫道：「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制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4]只要現代人類還在這個星球上，甚至是更早一點的人，就都可以從考古學上觀察到這一點。我們最早的一些古人類祖先，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gaster)，制作了石器。在坦桑尼亞的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發現的奧杜威(Oldowan)的復雜工具甚至可以追溯到 260 萬年前。在整個舊石器時代（大約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我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復雜工具的出現——阿舍利(Achulean)、穆斯特(Mousterian)、查特爾佩羅(Chattelperronian)等。我們甚至可以去追溯這些工具產生周圍的意識的發展與復雜的思想。一般來說，每一種復雜工具都更加勻稱，同時也需要擁有比上一代更多的前瞻性的規劃，以推動現代人類智慧發展達到新的高度。

這是對唯物主義方法的進一步證實，即使是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考古學家也被迫根據每個時代盛行的物質文化來對過去進行劃分。我們談論舊石器時代（古希臘語中的「舊石」）、新石器時代（「新石」）、以及青銅時代等並非沒有道理。這些證明皆是參考於被用於制作工具的，取決於當時的生產物質之下的。也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指出的那樣：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麼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5]

這個簡單但革命性的想法絕不是整個學術機構所能夠去接受的。事實上，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的原則在大學教師中遇到了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客廳中所遇到的同樣的恐懼和憤慨。

結果便是，現代學術界在對社會的理解上甚至遠遠落後於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承認，他們的閑暇時間是有物質基礎的。正如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一書中所寫的那樣，理論藝術是在人們有大量閑暇時間的地方發展起來的。「因此，數學科學起源於埃及附近，是因為在那裡的祭司階層是被允許有閑暇時間的。」[6]這必然以勞動生產率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隨之而來的則是社會結構本身的重組。而我們現在正要轉向這一發展的早期階段。

原始共產主義

考古學家幾乎沒有發現任何一點新石器時代之前所存在著的顯著的不平等的證據，而其則開始於不到 12,000 年前。從世界各地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收集到的證據描繪出了一幅小型的、流動性極強的社會，其依靠狩獵、捕魚和飼養牲畜為生，從與死者一起埋葬的物品中幾乎看不出任何財富或地位的差異。

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說出史前狩獵采集社會的詳細情況。但是，現有的狩獵采集社會（如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貢人(Kung people)的人類學研究提供了他們可能曾經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粗略的窺探。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y)寫道：

「貢人沒有首領，也沒有領導者……沒有人下達命令或讓他們做什麼……分享深深地滲透到貢人的覓食者的價值觀中，正如利潤和理性原則是資本主義倫理的核心一樣。」[7]

這種觀點在世界各地的狩獵采集社區都得到了很好的證明，並且與舊石器時代遺址提供的證據完全吻合。但是我們史前時代的平等主義並不是一種純粹的文化或道德現像；歸根結底，它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除了擁有工具和其他個人物品之外，沒有也沒可能擁有私有財產。這些群體是成功的、熟練的狩獵采集者，但他們日復一日或年復一年地生活，沒有積累任何顯著的剩餘產品。相應的，他們也沒有土地所有權或繼承的概念。

這可以從澳大利亞中部沙漠原住民的實踐中最清楚地被看出，其普遍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連續文化之一，可以追溯到 50,000 年前。在1960 年代，人類學家理查德·古爾德 (Richard Gould) 在澳大利亞大陸的中心與狩獵采集者們一起生活。他指出，帶回營地的所有食物「都在小組所有成員之間精心地分享著，即使只是一只小蜥蜴」[8]。根據對當地岩石掩體的挖掘，古爾德假設該地區的居民自智人第一次占領該地區以來一直以這種方式生活。這種極端甚至絕對的共產主義形式背後的原理並不難發現：稀缺，歸根結底這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的階段相對較低和對自然環境的控制水平的低下造成的。在其他狩獵采集的社會裡沒有遇到這樣惡劣的條件的情況下，同樣的原則在實踐中也可以在各地的舊石器時代的社會裡被觀察到。

原始共產主義中的女性（為恩格斯辯護）

舊石器時代社會的平等主義特征的另一個特點是婦女的平等地位。正如恩格斯在他的傑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寫的那樣 ：

「那種認為婦女在最初的社會裡曾經是男子的奴隸的意見，是18世紀啟蒙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中級階段、部分地還有處於高級階段的野蠻人中，婦女不僅居於自由的地位，而且居於受到高度尊重的地位。」[9]

恩格斯根據當時最新的人類學研究，特別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Henry Lewis Morgan)對易洛魁人的研究，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即針對婦女的系統性的壓迫實際上是我們人類歷史上相對近期的發展的觀點。他不僅分析了易洛魁人的社會，還分析了古代雅典人、羅馬人和德國人的社會，認為「女性歷史性的失敗」是具有經濟基礎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特別是土地和畜群，同時它們也在男性的手中被積累起來。

此外，如果婦女的壓迫有開始，恩格斯總結道，那它必然也有結束。建立一個沒有私有財產和階級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將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建立男女的自由和平等。從那時起，正是這種觀點武裝和激勵了馬克思主義者為婦女的解放而鬥爭。

然而，這種革命性的見解不僅被現行制度的捍衛者所否定，甚至也被女權主義理論家所駁斥，她們聲稱恩格斯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釋只不過是一個「安慰性的神話」。近年來，甚至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加入了對恩格斯的理論基礎的攻擊中。例如，巴黎大學的克里斯托夫·達爾芒夏(Christophe Darmangeat)認為，「男性對狩獵和武器的壟斷讓男性在任何地方都比女性更具有優勢地位」，這意味著「處於這樣境地的女性無處不在，她們被降低到，在男人策略中純粹只作為工具的作用。」[10]

這個論點的非凡之處在於，雖然聲稱要根據更現代的研究來糾正恩格斯，但它卻設法重復了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便推翻的完全相同的錯誤假設。達爾芒夏的第一個前提是狩獵活動和武器一直是處於男性壟斷之下的。而為了說明這個理論是有效的，它就必須有一個普遍的應用，即它必須表示這個所謂的壟斷一直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存在著的，沒有例外。但其不能做出這樣的斷言，因為它與大多數現代研究是相互衝突的，包括如今仍然繼續存在著的狩獵采集的社會。例如，在菲律賓的阿格塔(Agta)裡，[11]眾所周知，是女性來練習武器以輔助狩獵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現像變得更加復雜，最近在安第斯山脈的一名年輕成年女性的墳墓中發現了狩獵裝備，[12]其可追溯到公元前 7,000 年左右，而在印度布爾扎霍姆的(Burzahom)最早的洞穴壁畫中，女性用長矛狩獵的描繪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13]然而，即使我們接受達爾芒夏的論點，即狩獵通常是男性的保有領域，這其中仍包含著一個更加有害的謊言：其假設在任何情況下，女性都被簡化為了「純粹的工具」。

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否認男女之間所存在著的天然差異，因此，在所有的社會中兩性之間都存在某種形式的分工。婦女生育孩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依據社會的自然環境和資源，這可能意味著男性與營地的距離更遠，例如他們在參加狩獵行動的時候，而女性則傾向於集中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帶著孩子一起收集資源。比如，在貢人(!Kung)中就觀察到了這種分工。[14]然而，關鍵在於，在這樣的社會中，早期階段在分工中所占據的不同的位置，不能作為其他社會階層壓迫或剝削的證據。相反，所有可得到的證據都指向著相反的情況。

提到昆人，帕特麗夏·德雷帕(Patricia Draper)寫道：

「覓食團體中的男人和女人在與彼此交往之中是平等的。他們典型地出現在營地環境中的混合性別群體之中，盡管他們的工作通常是在同性群體中完成的。女人不順從男人。他們生活在沒有成熟領導角色的小的團體中，通過女性與男性共同參與得到的共識來做出決定。」[15]

這裡所描述的女人幾乎不能被描述為任何人的「工具」。且與其離得很遠。在許多情況下，例如貢人，女性采集的植物「占社區每日食物攝入量的 80%」，並且「與男性獵人不同，女性覓食者保留對她們所擁有食物的最終分配的控制權」。[16]人類學家克里斯·奈特 (Chris Knight) 認為，在許多狩獵采集社會中，「一個年輕人永遠不會在他經常拜訪的女人身上獲得永久的性權利。取而代之的是，他必須不斷地獲得批准，通過將他所有狩獵得到的肉品交給他的岳母，讓她按自己的意願分發出去。」[17]於是我們再問一次，在這裡，到底是誰在控制誰？

武器的擁有或更強的力量也不一定會導致對婦女的暴力行為。1989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傳統的、游牧的或半游牧的桑人(San)是「世界上僅有的六個幾乎聞所未聞家庭暴力的社會之一」。[18]這是一個絕對驚人的事實，即每年在世界各地奪去成千上萬的人的生命，且當人們認為以暴力侵害婦女是一種永久的流行病的時候。

男性作為主導的「提供者」而女性作為從屬的「家庭主婦」的形像是完全不合時宜的——這是直接從《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中所提取的史前概念。這種想法的堅持與科學或歷史研究無關。這只是反映了一個事實，即那些兜售這種神話的人沒有能力去超越當今階級社會的觀念和偏見。如果你接受階級社會的偏見的話，那麼你最終必須接受它的結論，其不僅拒絕男女平等，一般來講，而且也拒絕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這個所謂的科學論點最終只是歸結為一件事：階級社會永遠存在，阿門。

耕種的開始

有時人們會問，人們是怎麼從這個看似烏托邦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變成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受到壓迫的社會的呢。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甚至根據他自己對狩獵采集群體的研究創造了「原始富裕社會」這個詞，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每個成年人每天只需工作三到五個小時即可收集足夠的資源。雖然這可能是誇大其詞，因為其對工作的定義過於狹隘，但它確實對狩獵采集社會永遠處於飢餓邊緣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但是，正如我們應該拒絕霍布斯式的生命神話，即在它被國家的文明鎮壓解放之前總是「肮髒、野蠻且短暫」的一樣 ，我們也應該警惕，不要把棍子向另一個方向彎曲得太遠。

舊石器時代社會並不存在於某種伊甸園般的健康和富足的狀態。冰河時代的人口數量不可避免的少，伴隨著對它們的生存條件的微弱的確定性與控制力。大多數人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消耗完他們的食物，這表明只有非常有限的剩餘產品，如果他們有的話。大多數狩獵采集族群的預期壽命和出生率都很低。即使在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結束後，大約公元前 9,700 年，稀缺和困難仍然是狩獵采集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在公元前 4,000 年的印度摩柯達柯(Mahadaha)遺址，發現的所有 13 具骨骼的估計死亡年齡都在 19 至 28 歲之間，但「可能更接近於 19 歲」[19]。沒有人超過 50 歲。當時就和現在一樣，發展的動力是為有在逆境中生存和繁榮的手段而奮鬥：「直接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與再生產」[20]。

正如改善人們采集資源方式的需要促進了石器的發展，它同時也促使人類尋找更加多樣化和可靠的食物來源。隨著全球氣候在大約 20,000 年前開始變暖，這個過程將開始恢復生機。在此期間，氣溫和濕度的上升，以及冰蓋的衰退，為人類開辟了整個區域，大大地增加了可用資源的數量和種類。在不斷變化的環境的刺激下，狩獵采集者迅速開發出了用以獲取這些資源的新的、更復雜的手段，從而造成了人類生產力的爆炸式增長。

諸如手斧之類的舊石器被「細石器」取代，即小得多的石器，如鑽頭和箭頭。[21]骨頭被制作成細針，用於將不同類型的毛皮縫合在一起，創造出溫暖的、分層的衣服，人類用此來殖民西伯利亞的冰凍荒野。[22]魚叉是用馴鹿的鹿角雕刻而成的，目的是去開發魚的更多可用性。[23]柳條籠子是用來捕捉鰻魚的。[24]這是人類勞動生產力和範圍的質和量的飛躍。

除了狩獵和捕魚，人們還利用了在溫暖潮濕的氣候中開始繁盛起來的野生的植物性食物。已知的最早的野草收獲可以追溯到最後一個冰河時代，大約公元前 21,000 年，發生在現代以色列的奧哈洛(Ohalo)。到公元前 14,000 年左右，該地區開始種植野生二粒小麥、單粒小麥和大麥。這一發展在當時看來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收獲，但它卻標志著一個進程的早期開始，其將不可逆轉地改變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並隨之改變人類生活本身。

谷物和其他植物的第一次種植距離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生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大多數地方，它更接近於一種「野生園藝」，種植者會定期訪問已知的種植此類植物的地點，以便他們可以去收集可用的東西。但即使通過這種看似被動的聚集形式，人類也依舊在以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方式積極地改造著自然。

我們今天作為主食所依賴的許多植物和動物並不總是存在著的。玉米、豆類、南瓜、主要的谷類作物，甚至我們今天所知的豬、羊和牛，都是由於數千年前人類對自然界的干預而演化過來的。例如，在像奧哈洛這樣的地方種植的稻科植物類的谷物要比我們今天所消費的小麥小得多。傑夫·艾哈邁爾(Jerf el Ahmar)比平均水平更大的谷物顆粒的發現在現代敘利亞更表明了，早在公元前13,000年前，人類便已經會去刻意地再次播種較大顆粒的谷物，以提高生產效率了。[25]

更重要的是，這些古老作物的穗會在不同的時間自發地脫落與散開，增加了它們成功繁殖的機會。但對作物有好處的不一定對采集者也有好處。在收割的人到來之前，很大一部分的潛在作物會被損失掉。現代谷類作物具有「非脫節軸(non-disarticulating rachis)」，這意味著穗會保持原狀，直到有人來收割它們。這種生物轉化是人類干預和創新的產物。在適當的條件下，刻意改進采集者的技術所產生的潛在選擇壓力將在小麥和大麥新品種的進化中得到實現，這本身就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

新石器時代革命

隨著這一時期不斷增加的資源和改進的工具和技術，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定居點開始出現。這些可能會首先經過人們越來越經常回歸的半永久性或季節性的營地，如英國的斯塔卡(Starr Carr)（大約公元前9000前左右）[26] 。但最終，這一時期將見證世界上的第一個永久性村莊。這方面的一個早期的例子可以在黎凡特的安·馬拉哈(Ain Mallaha)的「納圖夫(Natufian)」遺址裡找到，(粗略估計大約是公元前12500年前左右)，人們依靠著狩獵羚羊與種植野生的小麥和大麥在其中永久定居。[27]

然而，即使是在舊石器時代末期中石器時代初期（字面意思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最高階段，永久定居點也非常罕見，只能在自然條件非常有利的地點才能找到，例如安·馬拉哈，或者在鮭魚出沒的太平洋西北部的波弗蒂角(Poverty Point)。在這個階段，要在其他地方創造類似的條件非常困難，在某些情況下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定居點的位置和生活資料最終仍然是由自然被動決定的。但此時所正在發生的事態發展正在為戲劇性的轉變鋪平道路，在這種轉變中，例外將成為規則。

在歷史上，危機常常會催化在表層下發展的深層變革過程。這些危機既可以是內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近東的農業發展之前，世界明顯變得更冷了，回到了被稱為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約公元前 11,000 – 9,700 年）的冰川條件。隨著被畜群遷徙和野生作物的出現打亂，許多人既定的生活方式已經變得不再可能。有些人會毫無疑問地死去，而另一些人則不得不回到更機動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是之前的發展，已經持續建立了數千年，並沒有被遺失。

當人們放棄垂死的定居點的時候，他們帶著收獲的谷物將它們播種到了全新的地方。新的地塊的創建和某些群落對使用燧石鐮刀種植谷物作物的更大依賴被認為加快了自然和人工選擇的過程，最終產生了被完全馴化了的小麥，[28]以及克服舊的狩獵采集者的定居點的局限性的方法。我們可以在現代敘利亞的阿布·胡賴拉(Abu Hureyra)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那裡的人們通過密集地種植野生黑麥來應對寒冷的氣候，從而產生了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古老的馴化谷物，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公元前 10,500 年。[29]

從大約公元前 9,500 年起，黎凡特和土耳其東南部的人們就回歸了定居生活，但這一次則是在質量更高的水平之上，以馴養谷物和動物為基礎，例如綿羊和山羊，它們也因人類狩獵者轉化為牧羊人的有意識干預而發生了變化。到公元前 8,000 年左右，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已經遍及近東，並很快開始在歐洲和南亞被采用。定居農業也在其他地方獨立出現，包括中國、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地區。馬克思主義的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將這一過程稱為「新石器時代革命」。

對於資產階級學者來說，將任何事物描述為「革命」對於考古學教科書來說聽起來太馬克思主義了。相反，他們認為馴化和農業的發展應該被稱為「新石器時代的轉變」，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這是一種幼稚的理解歷史的方式。寒武紀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復雜的多細胞動物生命迅速多樣化的時期）發生了超過一千萬年，但與之前數十億年難以置信的緩慢進化相比，它仍然具有爆炸性。從人類社會的角度來看，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同樣是一次大規模且迅速的變革。智人已經存在了大約 30 萬年，但這些發展只發生了幾千年，這完全是驚天動地的，其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類前進歷史的一個新的階段。

思想的作用

對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傳統」描繪的另一個反對意見是攻擊其唯物主義的結論。回顧距今一萬多年的這些過程，不難看出人類勞動和技術的發展對自然和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但是，正如新石器時代「革命」的概念對於今天的學術機構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味道太多了一樣，這種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思想的確認對於某些「科學」的思想來說太過分了。例如，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第三條道路」背後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由於一些地方的定居早於農業的到來，生產力的發展不能被視為新石器時代革命的決定因素，和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吉登斯寫道：

「人類的社會生活在生產方面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當芒福德(Mumford)稱人為「有思維能力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設計的動物」，以及當弗蘭克爾(Frankel)在人類生活中看到「意義的追尋」的時候，他們比馬克思更接近於為人類文化的哲學人類學提供基礎。. 」[30]

這相對最近的在現代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東南部的歌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發現的遺址近來被聲稱為這種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該遺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9,600 年， 新石器時代初期，並以宏偉的石壇為特色，清楚地表明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和剩餘勞動時間可用於該遺址的建設。還有大量證據表明該遺址全年都在被使用。然而，野生動物骨骼的豐富和馴化的缺乏表明建造這座「寺廟」的人是狩獵采集者。這一非凡的發現激起了大量宣稱唯物主義已死的得意洋洋的文章的傾瀉而出。與其說是因為農業的發展或與生產有關的任何其他因素而定居，還不如說人們首先是因為宗教目的，然後發展農業作為養活會眾的手段。「我認為我們正在學習的是，文明是人類思想的產物」，[31]這句話被該遺址的首席考古學家克勞斯·施密特 (Klaus Schmidt)宣布了出來。

但是，文明是「思想的產物」這一見解遠沒有它的作者所思考的那麼深刻。蒸汽機也是思想的產物，工廠系統也是如此。燧石也是頭腦的產物。如果即使是最激進的唯物主義者讓自己成為一頓飯，那也是因為他有這樣做的想法。但是，除了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有意識的人類所創造的無可爭議的事實以外，其實際上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事情。

正如恩格斯所說：「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但它在頭腦中將采取什麼形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32]有必要問一下，為什麼建造哥貝克力山丘的人首先選擇建造這麼大的永久性禮拜場所呢，然後又是為什麼要選擇種植小麥來維持他們自己的生計。禮拜活動在整個舊石器時期都是重要的，超越理解的和控制自然世界的一種手段，野麥的收獲早在23000年的那麼長的時間裡完成了，所以為什麼在後冰河時期，類似的發展並沒有發生？對此的解釋最終只能在生產力的發展中找到：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通過勞動、勞動工具、組織和技術進行調解的。

早在哥貝克力石陣建造之前的數千年裡，古老的狩獵采集社會就已經准備好了長期種植馴化作物和動物的手段。如上所述，馴化的黑麥谷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500 年。 此外，該遺跡最近的挖掘工作也揭示了這兩座居住房屋的佐證[33]以及野生谷物的消費[34]，而其完全被施密特的唯心主義方法遺漏或忽略了。這意味著哥貝克力遺址它不僅僅只是一座神殿：它還是一個定居點，當作最終轉向農業作為克服狩獵采集生產局限性的一種手段。這只能強化這樣一個結論：迷人的祭壇和住在那裡的人們的宗教習俗是有物質基礎。就像阿布胡賴拉丘(Tell Abu Hureyra)的人一樣，在災難中轉向了黑麥的精耕細作，在新石器時代革命中，被創造的哥貝克力山丘的文化標志著一個關鍵點，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必要性會被反映在個人的有意識的行動中。這就是任何真正的社會革命的過程。這些人的思想、欲望和宗教觀念並不是被動地直接從他們的工具中產生的——它們是真實的、活生生的、人類思想的產物——並且無疑會對這個過程的形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是這個過程的真正內容仍然是由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社會以及它所賴以建立的勞動所發生的變化而提供的：「不是人的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35]

一個新世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社會歷史上的各個時代，並不像地質時代那樣被嚴格抽像的分界線分隔開來。」 [36]在這一脈絡之下，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村莊似乎與舊石器時代末期出現的一些狩獵采集者的聚居地非常相似。在某些情況下，新石器時代的社會很可能相對流動，臨時定居以去耕種一塊土地，只是在幾個季節的耗盡完土壤之後才搬到一塊新的土地上，正如摩爾根在易洛魁人中所觀察到的那樣。狩獵、捕魚和采集將與糧食種植同時存在。對社會造成的根本變化需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使其變得明顯。

其中一項變化是定居點的規模和數量的顯著增加。納圖夫人(Natufian)的聚居地被認為居住的人數平均在 100 到 150 人之間：按照狩獵采集者的標准，這個數字相當可觀，但與公元前 9,500 年以後出現的新石器時代的聚居點相比，這一數字便微不足道了。即使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小村莊也往往能容納大約 250 人[37]，大約是納圖夫人平均人數的兩倍。傑利科(Jericho)，其也許是如今仍然存在的最古老的聚居地，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誇耀起來的人口數量高達1000，而這在新石器時代的開始之後僅僅只過了幾百年而已。這只有在生產力發生巨大飛躍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定居農業不僅有利於人們更加集中，而且還促進了人口的總體增長。這種生育優勢實際上被較高的兒童死亡率和新石器時代農民普遍較低的預期壽命所抵消，這是由於削減的飲食和以前所未知的疾病的爆發而造成的：在定居生活的不太好的一面中，有時會造成成千上萬的人和動物同時處在一個鄰近的距離之中。然而，盡管新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些問題，但更高的出生率繼續以流動的狩獵采集群體為代價，繼續產生出了擁有更大規模和傳播範圍的農業定居點。在英國，大陸移民被認為從大約公元前 4000 年開始引入農業，並在 2000 年的時間裡取代了整個島嶼的舊生活方式，[38]以史前標准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短的時期。

隨著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改變，新的思想宗教形式也隨之形成。這方面的一個例子被解釋為祖先崇拜的興起，例如在傑利科(Jericho)發現的抹灰頭骨和在房屋地板裡被埋葬的死者親屬。[39]某人的祖先與家人待在一起，有時甚至是在房子裡，保護著他們在世的親屬，這一觀念也從很早的時期裡就在中國文化中被很好的證明了。這非常符合家庭的連續性和預期中的持久性，且他們也在同一塊的土地上勞作。

向定居農業的過渡也開始影響家庭內部的分工。出生率的顯著提高意味著女性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攜帶、分娩和照顧孩子，而這意味著她們可能無法進行實地工作。來自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證據表明，在許多地方，這種發展，加上對田地和羊群所需的更密集的勞動和經常的監督，導致家庭內部的責任分工更加嚴格。

隨著谷物的種植變得越來越重要，小麥和大麥的加工也同樣如此。在上面提到過的阿布胡賴拉丘中，女性骷髏的腳趾患有關節炎，因為她們需要花費數小時保持跪姿、前後搖晃並利用體重將谷物磨成面粉。[40]在公元前 5,000-6,000 年的中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裡也發現了類似的分工，男性墓葬往往包括「石制農具和狩獵工具」，而女性墓葬「缺乏這類文物，但卻包含研磨谷物的工具」。[41]這一證據以及其他研究使許多人類學家在定居農業的興起與女性在家中從事「家務勞動」的趨勢之間建立了聯系。

然而，這種「家務勞動」絕不是男性勞動的次要或輔助性的勞動。新石器時代的房屋通常都有自己的編織區域。制作工具雖然通常被描繪成是「男人的工作」，但也發生在家庭或村莊的周圍，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由家庭中的婦女負責。事實上，在埃塞俄比亞的一個大的族群，孔索(Konso)部落的人類學的研究中，潛在的工人主要是一些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大規模運用燧石工具的人，表明女性在這些社會中通常是工具的制造者。[42]新石器時代的家庭既是家庭又是作坊，有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其核心人物。

家庭內部分工的轉變既不是自動的，也不是絕對的。有大量證據表明，在社會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內外從事的工作量大致相同，例如極其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現代土耳其內部的恰塔霍裕克 (Çatalhöyuk)[43]。也有許多社會傾向於由女性而不是男性從事農業，就像摩爾根記錄的易洛魁人一樣。因此，在一般農業與女性更多地在家工作的傾向之間建立自動和直接的聯系便是錯誤與過分簡單化的了。此外，我們不能將家庭內部分工的這些變化解釋為系統性壓迫婦女和父權制的有力證據，而後者將成為後來所有「文明」民族的標志。雖然女性似乎更有可能在家工作，但她們的工作在社會中受到高度重視，並且她們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地位。許多新石器時代墓地也被發現，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屍體數量相同，他們之間也沒有明顯的財產或地位的區別，例如奧克尼(Orkney)的米德豪凱恩(Midhowe Cairn)。[44]

阿布胡賴拉丘和其他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表明了新石器時代社會中新的關系的早期萌芽的出現，這種關系更傾向於將女性更多地安置在家中。就其本身而言，這種分工轉變並沒有使婦女處於從屬或受壓迫的狀態，但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隨著農業生產中勞動和管理的日益激烈，這種趨勢會更加明顯，最終為男女關系的更大轉變奠定基礎。但這不會發生在新石器時代本身；在這些發展轉變為對婦女的系統性的壓迫之前，需要階級社會的誕生。

農村公社

盡管在新石器時代發現了不平等的萌芽跡像，但社會關系本質上仍然是共產主義的：我們幾乎看不到私有財產、階級剝削或財產繼承的證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概述了這些無階級社會的社會結構：

「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地……家戶經濟是由一組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戶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復雜的管理機關。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戶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廢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女性在內。他們還不曾有奴隸；奴役異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沒有的。[45]

恩格斯繼摩爾根之後，將人類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稱為「野蠻時代」，這一階段始於農業的發展、動物的馴化和陶器制作。對於生活在這些早期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說，他們保留了公社的道德和文化規範，而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則一定是難以想像的。

指向這一點的一個重要證據是群葬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被集體埋葬，不考慮社會中的差別或地位。上面討論過的奧克尼群島的米德豪凱恩至少有 25 個人被埋葬在一起。像這樣一個資源密集型的墓碑，有多個獨立的石室，其並不反映對埋在其中的個人是缺乏尊重的。它符合一個本身就是公共的社會的道德。

甚至是非常大的新石器時代的聚居地也是在公共基礎上組織起來的。上面提到的恰塔霍裕克 ，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其高峰時期估計有10,000人居住。它由緊密排列的房屋組成，其中每個房屋都作為一個單獨的單元運營，墳墓在地板下而不是在公共墓地中。但是，盡管家庭相對獨立，但房屋的大小差異很小，這表明財產或地位的差異很小，如果有的話。

新石器時代公社的平等性質使一些人質疑新石器時代革命與階級社會興起之間的聯系。許多新石器時代的社會持續了數千年，沒有強迫勞動、沒有稅收，甚至沒有很大的不平等，那麼我們怎麼可以說階級社會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說是新石器時代生產所固有的呢？馬克思用著名的話解釋了這一疑問，即在一種生產方式內的發展必然會帶來被新的關系所推翻的條件：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46]

階級社會的必然性在於，新石器時代生產的發展本身便為階級社會的興起提供了條件：社會分工日益復雜，以及最重要的是，剩餘產品的增加。我們將主要著重關注於這在近東是如何發生的。這裡沒有論證說這個地區發生的每一個發展都是所有階級社會崛起的詳盡模型，但是在列出一個地區所有階段的過程時，我們希望呈現出它最基本的元素。

剩餘產品的增長

隨著新石器時代公社的不斷發展，以及規模和生產能力的增長，其需要組織更多的資源，需要做出更復雜的決策。事實上，新石器時代的整個歷史都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概括：「要去如何處理剩餘產品？」

新石器時代社會組織他們的剩餘產品的一種方式是儲存以備將來使用。新石器時代的農村，例如敘利亞的傑夫·艾哈邁爾[47]，一般由整個社區的存儲設施來管理和控制。剩餘產品還表現為更多的勞動時間可以用於維持生計以外的任務上。例如，傑利科的居民將他們多餘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之中，例如高塔和城牆，[48]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8,000 年。剩餘產品的增長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新石器時代的公社之間的貿易，這也開始為區域分工和後期定居點的相互依存奠定了基礎。[49]

對剩餘產品生產的增長的最重要回應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所出現了的一種新的社會分工：手和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社會的一部分人從田間體力勞動的需求中解放了出來。這一發展是新石器時代的最終產物，將為歷史上的第一個階級奠定基礎。因此，它的歷史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從公元前 7,000年左右開始，近東的新石器時代的民族開始遷移到其他不那麼適宜居住但更肥沃的地區上去了，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現代伊拉克），最初的國家最終會在那裡發展起來。這就提出了環境在他的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的問題了。顯而易見，在「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中，我們的自然環境極為重要。在史前社會，人類的大部分技術和社會發展似乎都是對外部環境壓力的回應。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終人類活動扮演了故事的主角。

人們常說，文明或階級社會是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尼羅河、黃河或印度河周圍肥沃土壤的產物。但是，只要人類缺乏耕種的手段，美索不達米亞土壤的生產力就只是一種空洞的可能性而已。在公元前 7,000-6,000 年，下美索不達米亞的大部分地區被淹沒的沼澤所覆蓋，變得不適宜居住。此外，木材和（後來的）銅等重要材料的缺乏使得像下美索不達米亞這樣的地方在沒有長途貿易網絡的情況下很難定居。這些手段是由新石器時代時的生產力的發展所提供的。

傑利科和恰塔霍裕克已經使用灌溉作為補充生產的手段。公元前 7,000 年左右，這些定居點開始衰落，但在那裡發生的發展並沒有消失，因為這項技術最終傳播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美索不達米亞灌溉農業的最早證據是在喬加馬米(Choga Mami)發現的，[50]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但該定居點及其所屬的薩馬蘭(Samarran)文化仍然具有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所有特征。然而，當被認為來自伊朗高原的定居者開始將這種新技術應用於下美索不達米亞的超級肥沃的沼澤地時，它將為社會分工的根本變化奠定基礎，最終將導致階級社會的誕生。

城市革命

近東的城市革命並非始於像傑利科這樣的大型新石器時代的定居點，而是始於小農莊，這些小村莊在當時雖然還很不起眼，但卻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伊拉克南部的埃利都(Eridu)遺址的最低層可追溯到公元前 5,800 年左右。使這個定居點變得重要的原因不僅在於它是第一個使用灌溉渠道排出多餘沼澤水的定居點之一，而且它還包含「專門用於祭祀活動的建築物」的最早證據。[51]這些「小教堂」，有時也被稱為是社會關系劃時代變化的外在表現：祭司的興起。

灌溉肯定對埃利都的第一批居民的生活和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同時也要求他們的勞動組織發生深刻的變化。挖掘運河不僅需要許多工人的勞動，還需要一定程度的規劃和指導。這項工作無法由獨立的家庭單位單獨工作而有效開展；它需要在某種領導的指示下，使相對大量的工人進行合作。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評論的那樣：「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地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52]這個角色首先由祭司扮演並不奇怪。即使在狩獵采集社會，巫師或其他精神領袖在社會分工中也往往占有相對優越的地位，因此他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對社會自然環境的了解和掌握之中。那些對自然和天意的秘密最有洞察力的人，自然被認為是獲得神性加持的最佳人選。但即使是神明自己也是歷史的產物。認為存在干預人類事務並因此受到崇拜的全能神靈的信仰在狩獵采集社會中非常罕見，並且在新石器時代之前應該是不存在的。[53]歸根結底，作為可以想像的最高「指揮權威」的神的概念本身就是對社會的一部分日益控制的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不僅針對自然力量，而且也針對人類。

這種發展也不是美索不達米亞獨特條件的產物。預測尼羅河洪水的關鍵任務也成為了埃及祭司的領域，同時這也是他們權力的最終來源。尤卡坦(Yucatan)半島的瑪雅祭司同樣被要求監督祭祀和儀式，以確保神聖的天然井(cenotes)（充滿地下水的天然落水洞）是沒有河流的地區唯一的淡水來源。我們還可以看到，隨著吠陀印度的婆羅門種姓的興起，類似的過程正在展開：這個群體將在數千年內一直保持社會精英的地位。

一個社會組成的建立，依靠社區其他人的剩餘產品維持生活並指導他們的勞動，這標志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隨著它的誕生，美索不達米亞的新石器時代結束了，我們看到了戈登·柴爾德所說的「城市革命」的開始。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公元前5800年的埃利都肯定不是階級社會；生產和分配基本上仍然是共產主義的。牧師唯一可以依靠的強制力是社會的接受，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成員的接受。在上述所有例子中，祭司階級的「種姓」所扮演的角色最初是使整個社區受益的角色：盡管是享有特權的人，但依舊是作為公社的僕人。但到了某個階段，這個僕人就會變成篡位者。

在埃利都發現的新的勞動組織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進一步的刺激。通過灌溉形成的大片耕地可以有效地利用牛來拉犁，這對當時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土地上增加的供水也引發了樹木栽培方面的第一個實驗，即種植棕櫚樹。[54]在這些發展的基礎上，「烏拜德(Ubaid)文化」蓬勃發展，以伊拉克的烏拜德(Tell al-‘Ubaid)遺址命名，持續時間從公元前 5,100 年一直到公元前 4,000 年。這一時期，灌溉渠沿線的農業聚居地激增，其都擁有著同樣風格的陶器，且質量都非常高。這些定居點中的許多都有一個中央神殿結構，與埃利都的思路相同，但烏拜德時期的神殿要大得多。

從考古學中可以明顯看出，主要以糧食形式出現的剩餘產品的大幅增加不僅有助於增加整個社區的財富和規模，而且還有助於增長其中央指導機構的社會影響力。在這一點上，個別祭司可能沒有為自己謀取多少財富，但神殿的制度無疑掌控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勞動及其剩餘產品。這不一定表現為與過去的平等主義規範的根本決裂。畢竟，如果守護神的恩惠首先提供了新的土地和豐收，那麼誰才更適合去接受多餘的產品並以此表示感謝呢？

祭司們也沒有浪費諸神的財富。在烏拜德時期，我們發現了越來越專業的手工業者存在的證據，同時到這一時期結束時，出現了一批全職的專業工匠，他們的作坊構成了神殿建築群的一部分。[55]由此我們便可以推斷出一種依賴關系，其中，手工業者被神殿有效地雇佣以換取諸如陶器、銅制品和半寶石等產品。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在舊的子宮內所發育的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

烏拜德文化傳播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大部分地區，甚至更遠。然而，這種組織構成絕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甚至一個國家。沒有證據表明我們在該地區發現的各種受烏拜德啟發的定居點被最初的烏拜德定居點征服或殖民。更有可能的是，隨著陶器、銅、黑曜石（一種用於制造鋒利刀片的火山石）、半寶石和其他特殊貿易商品的貿易網絡日益復雜，文化互動日益密切，其中像埃利都這樣財富豐厚的定居點激勵著其他社區也采用類似的生產技術，而不是被他們或其他任何人「統治」。

烏拜德社會已經與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村莊截然不同了。然而，在許多基本方面，烏拜德社會在特征上仍然比起階級社會更接近於原始共產主義。盡管社區內的財富分配日益不平等，並且祭司作為剩餘產品的管理人員的權力不斷上升，但社會本身仍然獨立於所有其他人，民主且不受強迫勞動的影響。因此，我們在烏拜德時期後期所看到的可以被描述為是一種過渡社會，同時包含著階級社會和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強力要素。從烏拜德社會內部的發展關系中，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階級社會，其基於城市對農村的統治，以及人對人的統治：烏魯克。

第一個階級社會

烏魯克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之一，只有古埃及可以與其爭奪最古老的國家的權威稱號。公元前 5,000 年左右，烏魯克市作為幾個烏拜德的村莊開始了生活。像那個時期的其他定居點一樣，它們以相對較大的廟宇群為中心：一個獻身於天空之神阿努（「天空」），一個獻身於愛神伊南娜（「天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村莊的發展將使它們融合成一個巨大的城市，到公元前 3,100 年左右，這座城市便擁有了驚人的 40,000 人。

隨著烏魯克的發展，連同其專業和依賴性的手工業者的人口，古老的自給自足以及公社的獨立性開始瓦解。手工業生產集中在城市中心，糧食生產集中在村莊，這意味著最大的定居點不能夠再依靠自己的人口來生產糧食了，因此其開始從周圍的村莊獲取部分剩餘產品。[56]在社會分工的這一戲劇性轉變中，最早出現了城鄉分離。馬克思認為這種分離對階級社會的發展非常重要，他宣稱，「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57]

來自農村的剩餘產品很可能以供奉居住在各自寺廟中的神靈的形式出現，但也有某種「契約」的成分在其中。農民們獲得了原本無法獲得的手工藝品和貿易商品。最終，這種關系從一種互補的相互依賴關系轉變為了徹底的剝削，以周圍村莊應給予烏魯克廟宇的「什一稅」的形式出現，[58]無論農民是否得到任何回報，都得以實物支付，必要時甚至會以武力拿取。

除了剩餘產品之外，神殿官僚還聲稱擁有大量人口的剩餘勞動時間。在烏魯克，我們看到了從量到質的轉變，伴隨著對勞動力進行的大規模的直接控制與剝削，其不再是通過村莊和家庭的舊公社結構，而是由一個站在公社之上並篡奪了公社的獨特階級進行。

這個轉折點體現在那個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陶器之上。與烏拜德文化中精心制作的碗和花瓶相比，烏魯克最常見的陶瓷制品是粗糙的「斜邊碗」。但其並不像它看起來的那樣是退步了。烏魯克繁榮昌盛，它的陶工正忙於創造歷史上第一個批量生產的物品。使用標准化的模具，專業的工匠可以在短時間內生產數千個這樣的碗。

但是，是誰在使用這些碗呢？最廣為接受的解釋是，它們被用來向一群被強迫的「徭役」勞工分發口糧，這些人很可能是來自周邊村莊的農民，他們被征召從事諸如挖掘灌溉渠或修建城牆之類的項目，並完成廟宇土地的季節性的工作。[59]在烏魯克和該時期其他遺址發現的大量此類碗具證明了勞動力的數量及其所涉及的項目的規模。這些勞工很可能是從不同的村莊和家庭群體中被征召出來的，為他們不認識的人工作，從事對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人幾乎沒有直接好處的項目。在舊的公共結構之外，新的階級關系開始形成。

發生在生產關系上的變化是社會開始產生財產關系的變化的基礎。在烏魯克的時代之前，所有的土地都屬於家族集體所有，且不能從那裡轉移出去。這意味著它始終處於農村公社的所有和集體控制之下，該公社本身由幾個大家族組成，類似於荷馬希臘人的氏族。這種氏族或宗族擁有土地的證據甚至可以在更晚的早期的王朝時期看到。在購買土地的「合同」中，購買者必須將「禮物」分發給個人賣家的整個大家庭，然後才能獲得他們對土地從集體控制中解放出來的許可。[60]但是，在城市之外出現的這種新關系對這種事態構成了重大威脅。

隨著烏魯克的發展，原有的農村土地繼續在舊的家庭制度下進行管理。然而，在神殿的指導下由徭役勞工所進行的灌溉工程的擴展創造了任何家庭或村莊都無法擁有的原始耕地。這意味著它自然而然地便脫離了舊的公社制度。相反，這些新土地被分配給神殿。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神殿土地的一部分被分配給了個人，作為為城市提供服務的回報。自然，這些人來自統治精英。這些轉讓並沒有賦予他們絕對的所有權，其被視為一種臨時和可撤銷的津貼，但它們仍然具有創造一種獨立於村莊的個人占有和控制土地形式的效果。

在烏魯克市內也可以看到舊的社會的秩序的瓦解。烏魯克的公民並非都從農村中提取的盈余中平等受益。神殿對剩餘產品擁有獨有的控制權，為自己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神殿官僚機構沒有消費的東西在其控制下進行儲存、分配和交易。另一方面，家庭制度的解體造就了一個沒有手段來養活他們自己的下層階級。對農村的剩餘產品的奪取越來越重，其開始迫使那些無力償還債務的農民負債累累。那些未能償還債務的人可能會被債權人以及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奴役。在烏魯克的晚期，我們開始看到雇佣寡婦和孤兒作為奴役的勞工的一種形式，以在附屬於神殿中的作坊裡生產紡織品。[61]然後，這些作坊的產品將被交易，有時是遠距離的交易，以換取銅和黑曜石等搶手貨。

這個「文明」的新產物也向我們有力地表明了此時烏魯克婦女地位下降的程度。在城市中，工資或土地被授予個體手工業者、祭祀等，他們總是男性。在農村，用牛拉犁來耕種谷物同樣也是男性專有的職業。隨著社會分工的這一分支變得至關重要，男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女性在家庭中作為平等生產者的地位被「貶低並淪為奴役」，「[男人]欲望的奴隸，僅僅是生孩子的工具」[62]，正如恩格斯所說。蘇美爾人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展開你的長袍，讓他躺在你身上，為這個原始人完成你身為女人的任務！」[63]吉爾伽美什史詩中「妓女」沙瑪什(Shamash)的捕手要求。男性繼承權的興起使女性完全依賴於她們的丈夫或男性親屬。如果他們的丈夫死了，那麼寺廟所提供的唯一救贖就是在作坊裡工作，在肮髒的條件下從事家庭的「婦女工作」，只是為了擴大統治階級的財富。因此，我們可知恩格斯評論說「第一階級的壓迫與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是一致的」便並非是毫無道理的了。[64]

回首烏魯克階級社會的興起，很難相信這種巨大的篡奪行為是可以被容忍的。但僅靠武力是無法實現的。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每個統治階級的歷史理由都在於——它所領導的剝削制度將生產力的發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65]在這種發展的基礎上，相當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得到了提高，特別是在城市裡。這種發展可以從文字和貨幣的誕生中看出，其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兩項創新。

文字與貨幣

貨幣的發展、文字和階級社會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文字或多或少是同時發展的，但為了簡潔起見，我們將重點放在美索不達米亞上。黏土上的符號，被稱為是記賬用的符號，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就開始出現在了現代伊朗。試圖計算三只羊的人可能會制作三個「羊」的標記並將它們串在一根繩子上。久而久之，隨著羊群變得越來越大，人們發明了代表不同數量的牲畜的符號。這些符號隨後通常會被包裹在被稱為大泡的粘土外殼中被烘烤。[66]來自像敘利亞的布拉克(Tell Brak)這樣的遺址的像形文字板，其在數字旁邊標示了動物的圖像，反映了在成熟的書寫系統出現之前，這種符號的使用可以發展得最遠。

在烏魯克，其開發了一種書寫體系，允許神殿官僚根據前一時期的像形圖相互交流復雜的概念。最初，它被用來組織烏魯克的經濟資源。從公元前 3,200 年左右開始，「楔形」文字（指其標志的楔形）開始出現在考古記錄中。在與烏魯克相關的楔形文字片中，大約 85% 本質上具有經濟和行政的性質。像楔形文字這樣極其復雜的書寫體系的運用的前提是社會中存在一個有時間學習讀寫的階層：書吏。書吏對這些知識的擁有使他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統治階級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古埃及的《對各行業的諷刺》(Satire of the Trades)一書中所說的那樣：「看，除了書吏之外，沒有不在監督者監管下的辦公室。他是監管者！」[67]

雖然它始於經濟需要，但後來書寫被用於了各種目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達米亞使用了數千年。最終，最早的文學和詩歌，如著名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世界上最古老的已知歌曲《尼卡爾的赫里安贊歌(Hurrian Hymn to Nikal)》和漢謨拉比法典，都是用楔形文字被刻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位詩人身上都承載著會計師的「破碎的遺骸」。

正如剩餘產品的增長和神殿官僚創造了通過書寫進行信息交流的社會需求一樣，社會內部日益專業化和相互依存的程度的攀升，需要不斷地去交換越來越廣泛的產品。在烏魯克，這些交換主要由神殿管理。例如，一個生產斜邊碗的陶工可以期望從神殿獲得足夠的大麥配給，其本來是作為農村生產的十分之一。

神殿所進行的分配的規模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了新石器時代常見的個人交換的範圍。因此便需要一個更為客觀的衡量體系。銀的重量以谷物、舍克勒(shekels)、米納斯(minas)和泰勒斯(talents)來衡量。該體系隨後被用於創建記賬的單位，使神殿官僚們能夠比較通過他們商店的各種商品的價值，從而以最早和最基本的形式產生貨幣：一種「價值衡量標准」[68]。最初，大麥的數量與貴金屬的重量發揮著這一作用：300升大麥等於一個銀舍克勒。這些早期形式的貨幣幾乎肯定不會以硬幣或貨幣的形式在人群中流通。在實際上，這些量的大麥和銀是在神殿內部被實行的價值的抽像測量的有形代表。但就像文字一樣，貨幣不會永遠被局限在神殿官僚的辦公桌上。它注定要在文明史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貨幣、信貸和當今所有高級商業的閃閃發光的塔樓都可以從這些不起眼的白銀和大麥配給中得出它們的譜系。

時間的測量也被標准化了，使用六十進制的計數體系產生了令人印像深刻的12個月與360天的准確年份。這個系統也被感謝發明出了一小時等於60分鐘的體系。同樣，其也引入了標准化的距離測量，以幫助規劃農地和灌溉渠道。亞里士多德明智地指出，所有的這些創新都與將祭司和書吏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直接相關，為科學思想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並催生了第一批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國家的誕生

到公元前 3,100年，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以神殿為中心的祭司和書吏這一類的階級，對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擁有獨有的控制權，並開始為自己確保可被繼承的私人財富儲備。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階級正在變得十分自我意識，因為它認為自己與社會的其他人是被區分開來並且更為優越的，其同時也在宣傳反映了他們利益的統治意識形態。

烏魯克新的統治階級出現的另一個特點是第一批「君王兼祭司(priest king)」的崛起，他們出現在這一時期的雕像和泥印設計中。歷史上可核實的身份或記錄的行為都不能與這些無名的統治者可靠地聯系起來。甚至「君主兼祭司」這個名字也有點用詞不當，因為我們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烏魯克統治者的頭銜是恩(En)，意思是「大祭司」。這些君主是否可以在這個詞的最充分意義上被真正視為國家元首是一個開放性的辯論。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君王兼祭司」的出現，標志著舊公社社會制度解體的進一步質變，也標志著一種新的政治組織的形式的開始。

隨著剩餘產品的急劇增加，並且其集中在寺廟之中，像烏魯克這樣的城市越來越有必要建立城牆並組織一些軍事力量，以擊退游牧部落甚至是敵對的城市的襲擊。然而，這個軍事組織需要一個指揮官。當時的黏土印章表明，這個角色是由烏魯克的君王兼祭司和後來的蘇美爾君主來完成的。[69]

在國王之下還有一個公共集會烏金(unkin) 。然而，這不是舊的社會組織的延續。舊的農村委員會是解決組成村莊的家庭內部問題的決策機構。相比之下，新興國家或雛形國家不僅聲稱對祭司兼君王居住的城市擁有絕對權威，而且對周邊領土也擁有這種權力。集會可以提供建議，就像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長者」一樣，在與巨人芬巴巴(Humbaba)的鬥爭之前警告浮躁的國王。[70]但最終，祭司兼君王只對保護城市的神負責，實際上對他統治的統治階級負責。

在祭司兼君王興起後沒多久，烏魯克便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危機和崩潰，標志著所謂的「第一次城市化」的結束。在公元前 3,100 年之後，我們不僅發現了考古記錄中的烏魯克文化的「顯著的倒退」[71]，而且還發現了在該地區的其他城市的永久衰落甚至是完全消失，這些城市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時候與烏魯克一起成長。例如，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阿斯蘭特佩(Arslantepe)遺址，我們發現有證據表明該市的大型神殿建築群被大火燒毀了，並且再也沒有得到重建。[72]

證據太少了，以至於無法對如此廣泛的崩潰提出一個單一明確的解釋。一個潛在因素是干旱或過度耕作造成的影響，但其他更多的社會因素也可能發揮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縱觀階級社會的歷史，包括我們自己的時代，統治階級都傾向於將任何危機的重擔轉移到直接生產者的肩上。在生產擴大的時候，社會上的新的階級矛盾可能會有些模糊，但是隨著農業生產的下降，農村農民和城市統治階級之間的衝突便很可能會變得格外突出。

馬里奧·利維拉尼(Mario Liverani)在他的《古代近東》一書中認為，阿斯蘭特佩的神殿被火燒毀表明這是一場激烈的鬥爭。可以肯定的是，它只是被幾個簡單的家庭所取代了，並沒有回到集中的神殿體系上來。在烏魯克的領土上也爆發了類似的鬥爭，農村抵抗著神殿的剩餘產品的需求，甚至試圖去完全脫離它，這種情況並沒有超出可能的界限。

在第四個千年的末尾的危機過後，一個全新的建築物進入了考古的記錄當中：宮殿。烏魯克和類似的定居點以神殿建築群為中心，這些建築群占用並控制了全部的剩餘產品。後來的定居點，如傑姆代特奈斯爾(Jemdet Nasr)，既有神殿又有宮殿建築群，伴隨著儲藏室和作坊，類似於烏魯克時期的神殿[73]。宮殿，伊-伽爾(E-GAL)（意為「大房子」），從而擔任了生產，以及作為一個行政中心，並且是居住的盧伽爾(lugal) （字面意思是「大人物」）。從這一點開始，國家的存在，在最完整的意義上，便是無可爭辯的了。

強制力的作用

烏魯克所經歷的危機，以及阿斯蘭特佩等其他地方的徹底崩潰，表明了祭司的直接統治，盡管他們擁有相當大的思想力量，但缺乏在必要時壓制主體民眾所需的蠻力。第一批軍隊僅僅是被武裝的民眾，應征服兵役。如果人民自己反抗，那祭司們就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了。階級關系的延續需要一支由「專職從事軍事活動的全職工人」所組成的一支永久力量，[74]其與廣大居民區分開來，不僅是為了保護城市免受外來者的侵害，而且也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免受被壓迫的群眾的侵害。這支「特殊的武裝人員」將化身為國家，以「大人物」為首。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它幾乎不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已經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75]

與恩格斯提出的解釋相反，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經常認為國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包括階級社會、不平等和貨幣，這些罪惡以某種方式產生於國王和國家有組織的暴力行為的基礎上。例如，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認為「貨幣的真正起源可以在犯罪和報酬、戰爭和奴役、榮譽、債務和贖回中找到。」[76]但這顯然與考古記錄相矛盾，考古記錄在恩格斯的辯護中占很大比重。

無政府主義者正確的地方在於國家是絕對相互依存與階級社會的。烏魯克的經驗表明，沒有國家保護和規範的話，任何階級社會都無法長久生存。然而，將階級剝削解釋為國家的產物就是把車放在馬之前。除非我們將國家定義為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控制，從而使國家永恆而毫無意義，否則從對古代國家的研究中便可以看出，階級社會在第一個真正的國王和國家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在形成的過程當中了。

階級社會的興起到處都需要強行建立國家，這只是反映了幾千年來所一直准備好的舊的公社關系的最終解體，且其無法通過和平或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與開始出現的新的剝削關系是直接衝突的。與此同時，社會中顯然有影響力的部分將從新的秩序中獲益匪淺。這便產生了一場衝突，在決定性的時刻很可能將整個社會分裂成對立的陣營，而最終只能通過武力來下定論：「武力是每一個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士。它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量。[77]」

混合與不平衡發展

美索不達米亞的國家形成過程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階級社會是如何從新石器時代的社會脫離並發展而來的。這導致戈登·柴爾德列出了他在這些早期階級社會中所發現的重要「特征」 ，包括「全職的專業手工業者、運輸工人、商人、官員和祭司」、剩餘產品的奪取、文字、和「現在基於居住地而非親屬關系的國家組織。」[78]

柴爾德的許多批評者將他對人類歷史上最重要過程之一的寶貴描述扭曲成某種國家形成的「配方」，其中國家只是包含城市和上述所有特征的任何社會。作為結果，他們聲稱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分析過於規範，實際上只適用於美索不達米亞。然而，這個論點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者明白，國家社會不僅僅是一系列的特征。有些文明，例如印加文明，從未發展過文字；以及，其他文明則像古埃及一樣，城市在其中扮演的經濟角色較小。與其根據社會的表面特征以經驗的、分類的方式對社會進行歸類，還不如去研究它們的起源、發展以及與當時其他社會的關系。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描述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那裡它采用了「典型形式」[79]，只傳達了對其他國家的引用。同時，他並沒有爭辯說這個過程在英格蘭所發生的確切形式是它發生的唯一方式。使英國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國家的原因也使其獨一無二。它作為第一個從封建主義的發展中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的事實意味著這個過程被延長了數百年及其其中許多的中間過渡形式。這被允許仔細研究不僅在英國而且也在許多其他國家發生的潛在的、一般的過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經歷一個為市場生產羊毛，然後通過制造，最後才產生工廠制度以便能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

所謂的「原始」國家也是如此，例如在蘇美爾、埃及和中國。這些早期的階級社會遠非「原始」，而是極其「混亂」和矛盾的，帶有早期共產主義關系的烙印。例如，後來在這些文明的影響下興起的那些文明發展得更快，而且沒有像烏魯克那樣多的史前包袱。後來發展起來的蘇美爾城邦，如烏爾(Ur)，可以超越他們的前身。這種現像在整個歷史上都有廣泛的記載，包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首先開始的特權社會很快便被「落後的特權社會」取代，而經濟上更落後的社會則可以依靠更先進的競爭對手的成就去更快、更理性地發展。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便描述了類似的過程。他解釋說，雅典國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私有財產、奴隸制和貨幣的「腐蝕性」的影響而引起的大規模社會動蕩上，所有的這些都已經在其他的地方發展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雅典階級社會的興起就不僅是在發生的時間上比烏魯克短得多，而且甚至還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沒有集中的神殿官僚機構或稅收作為獲取剩餘產品的主要手段。它是基於一個在質的方面就不一樣的生產模式上的，其特點是通過更高水平上的私有財產去奴役他人，而也正是因為它是後來的，在鐵器時代的基礎上，與青銅時代的技術相對，並且與蘇美爾和埃及相比，其處在的環境也不同。

馬克思主義者經常被批評為對階級社會的發展應用僵化的模板。但是，如果我們恰當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國家的崛起，就會發現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同階段的社會之間的不斷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導致社會發展的飛躍和多樣性，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鐵律：托洛茨基將這種現像稱為「混合與不平衡的發展」。

這種差異無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之間，還是在孔雀王朝和瑪雅之間，又或者是在希臘和羅馬之間，構成這些國家的發展的基礎是一樣的過程。在所有情況下，生產力的必要發展都會導致剩餘的生產，這反過來又使一群人能夠依靠他人的勞動產品過活。在發展的過程中，這個群體會發展成為一個有他們自己利益的階級，並且與社會中的其他人相對立。要麼是由於外部壓力，要麼是由於這個新的階級社會的內部矛盾（通常兩者都有），一個最終代表這個階級利益的國家，會作為「秩序」的守護者而凌駕於社會的其他部分之上——這就是現有生產關系的穩定和延續的結果。這個過程可以在超過數千年裡又或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並且可以用許多形式。但最重要的教訓是，國家的發展從根本上是由社會階級的發展和由此而產生的矛盾所引起的。

個人的作用

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和階級必然會在基本經濟條件開始形成的每個社區中自動發展。在真實的歷史事件過程中，特別是在所述社會中的新興的階級鬥爭的過程中，這樣的過程可以被中斷、分散、減緩或逆轉。正如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所解釋的那樣：

「歷史屬於無為，它既不擁有巨大的財富，也不進行戰爭。是人，擁有財富、進行戰爭的真正活人無所不為；「歷史」並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80]

個人可以在早期國家的形成中發揮非常決定性的作用，就像在現代階級鬥爭中一樣。在考古學中，一個用來解釋早期國家興起的流行概念是「擴張者原則」。其認為，在從酋邦到國家的過渡過程中，個人「擴張者」或「偉人」在增強自身權力的推動下，在早期國家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通常相當於一種「偉人」的歷史觀，將偉人的行為和個性呈現為社會歷史中一個獨立的驅動因素。但是一通過唯物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國家的形成，就有可能將這些偉人置於他們的真實位置。這在埃及的國家形成中最為明顯，由於它強調精心設計的喪葬儀式和皇家墓葬，使我們能夠輕松挑選出個別國王的墳墓。

我們可以從統一上下埃及的國王納爾邁(Narmer)的描繪中看到，國家形成的過程遠非自動的。納爾邁·帕萊特(Narmer Palette)提供了歷史上已知的最早的國王描繪之一，其展示著納爾邁戴著上埃及的王冠，迫使下埃及人向他投降，手裡拿著狼牙棒的畫面。早期王朝的國王並沒有簡單地繼承現成的國家；他們不得不通過武力結成一體。

如果納爾邁是一個無能和懦弱的領導者，那麼古埃及國家的形成可能不會采取同樣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的性格和行為是決定性的：事件是否發生取決於執行它們的人。然而，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雄心勃勃、富有魅力的人。任何希望了解國家的崛起的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那個特定的時刻，這些人能夠以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性方式去實現他們的目標。

像埃及的納爾邁、薩巴特克(Zapotecs)的捷豹國王(King Jaguar)或蘇美爾的盧伽爾這樣的個人可能一直在為自己的利益行事，但他們也反映了存在於被自身矛盾撕裂的階級社會中的潛在必然性。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便是：

「一個偉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的個人品質使偉大的歷史事件具有個人特征，而是因為他擁有使他最有能力滿足他那個時代的偉大社會需求的品質，這些需求是由於普遍的和特殊的原因的需求而產生的。」[81]

就像哥貝克力山丘的神殿建造者和清除蘇美爾沼澤的新石器時代定居者一樣，第一批「偉人」是通過他們的行為和能力創造了歷史的個人。但他們並非憑空而來。如果他們的遠見和雄心似乎僅憑意志的力量就改變了社會，那是因為這種遠見揭示了一幅遠比任何個人意志都在為未來做好准備的圖景。

在階級社會誕生之初，推翻公社、建立國家，是當時的「偉大的社會需要」之一。必須找到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而它在國家誕生的時候就被找到了，其中納爾邁等領導人的行動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犯的錯誤暗示著個體能動性和歷史必然性是相互排斥的，但實際上這兩者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是統一的。歷史必然性正是通過無數個人意志的衝突而發揮作用的。

保衛進步

考慮到新石器時代的農民所面臨的艱辛，以及他們的眾多後代在階級社會下所遭受的剝削，一些人質疑我們甚至是否可以將這種發展描述為「進步」。當然，開明的「社會契約」的自由主義神話，在這種契約下全人類過著更加和平和繁榮的生活，而這顯然是錯誤的。蘇美爾農民的生活可能和他的許多新石器時代祖先一樣「肮髒、野蠻和短暫」。如果在階級社會下奴役婦女是可以接受的，那麼進步也不能被視為任何形式的道德優勢。唯一能夠考慮到的多年來所發生的明顯的發展，並且同時不將自己扭曲成沒有希望地糾結著的自相矛盾的進步概念，就是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掌握及我們自己的社會發展程度的增長。

當然，如果進步意味著每個人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得到改善，那麼從上一個冰河時代末期開始，我們就很難在人類歷史上找到多少真正的進步。盡管如此，整個人類在這一時期的進步是明確無誤的。在公元前 5,000 年到 2,000 年之間，世界人口增加了五倍，從估計的 500 萬增加到了 2500 萬。[82]利維拉尼估計，與新石器時代時的水平相比，第一個城邦的興起與增長了十倍的產量是相吻合的。[83]這種生產力的提高，包括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科學、數學和藝術的發現，是在更加不平等和壓迫的關系下實現的，而且也只會加強這些關系。資本主義的興起也是如此。使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取得進步的不是它們抽像的道德優越性，而是它們作為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實在的必然性：這是進一步發展的唯一形式。

然而，各種形式的階級剝削和壓迫一度是社會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並不意味著它們必須始終如此。原始共產主義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但它同樣不可避免地被推翻。階級社會憑什麼可以聲稱自己是整個歷史所趨向的人類本性的最終和絕對表現？在歷史和自然界中，「一切存在都會消亡」；作為發展前進的道路最終也注定會被同樣的發展所推翻。

我們在生存鬥爭中贏得的每一次征服都必然帶來它自己的障礙和威脅，就必須為進一步的進步而鬥爭。尤其是在階級社會下，「每前進一步，也相對後退一步，有些人的繁榮和發展，是通過別人的苦難和挫折贏得的」。[84]進步的真正內容，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是在一系列有限的和矛盾的形式中實現的。如果我們今天發現這些形式令人反感，那就只能告訴我們它們已經過時了。但這絕不能反駁總體上所取得的進步的事實。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已經發展起來的，生產力正在與私有財產、所謂的「自由市場」以及世界分裂成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束縛相互對抗的世界中。定期的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戰爭和氣候變化的日益恐怖都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資本主義下，人類已經不可能再取得進一步的進步了。只有推翻這個已不復存在和垂死的系統，我們才能寄望將人類從其繼續存在所帶來的噩夢中解放出來。但這只能通過奪取目前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數十億無產工人所創造的巨大生產力，並以理性和民主的方式規劃全球經濟來實現。簡而言之，人類的進一步進步無非是階級社會本身及其所有致命的陷阱的終結，尤其是國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884 年寫道：

「我們現在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的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在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85]

今天，那個階段早已到來。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爛熟的」。現在，我們必須努力使恩格斯的預言成為現實，並為全人類建設一個自由、富足和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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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卡爾·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MECW），勞倫斯和維沙特出版社，第192頁。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企鵝經典，1990）第133頁。

[3]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MECW） ，（勞倫斯和維沙特出版社，2010 年），第467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86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86頁。

[6]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亞里士多德》第 23 卷。（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 年），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abo:tlg,0086,025:1:981b

[7]理查德·李奇(R Leakey), 《人類制造(The Making of Mankind)》 , (BCA, 1981年) 第107頁。

[8]史蒂芬·米森(S Mithen) , 《冰河時期後(After the Ice)》 , (Phoenix, 2004年) 第323頁。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29頁。

[10]《昨天與今天對婦女的壓迫：就在明天去結束掉！(L’ oppression des femmes, hier et aujourd’hui : pour en finir demain ！)》，2010 年 6 月，第31頁。http://cdarangeat.blogspot.com/2016/11/une-nouvelle-version-de-ma-brochure-sur.html

[11]馬爾利澤·倫巴第(M Lombard)和凱瑟琳·吉利亞庫(K Kyriacou) ，《狩獵采集時期的女性(Hunter-gatherer women)》，牛津人類學研究百科全書，2020年9月28日在網上發表。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54584.013.105

[12]哈斯 (Haas)等人，《早期美洲的女性獵人(Female Hunters of the Early Americas)》，《科學進展(Science Advances)》第6 期，第45號（2020 年 11 月 1 日）：eabd0310。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d0310.

[13]易蔔拉欣·哈比蔔(I Habib)，《印度人民史》第1卷（圖利卡出版社，2015 年），第66頁。

[14]帕特麗夏·德雷帕(P Draper)，《性別角色的制度、演變和人口背景：布須曼貢人的案例研究》（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人類學系出版物，1997年5月）：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anthropologyfacpub /4

[15]同上。

[16]馬爾利澤·倫巴第和凱瑟琳·吉利亞庫，《狩獵采集時期的女性》，牛津人類學研究百科全書， 2020年9月28日在網上發表。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54584.013.105

[17]克裡斯·奈特(C Knight)，《共產主義使我們擁有人性了嗎？(Did communism make us human?)》https://brooklynrail.org/2021/06/field-notes/Did-communism-make-us-human

[18]阿曼達·莫勒(A Moller)，《非洲桑人不斷變化的婦女權利(The changing women’s rights of Africa’s San people)》https://www.unearthwomen。com/2019/08/13/the-changed-womens-rights-of-africas-san-people/

[19]哈比蔔，《印度人民史》第1卷（圖利卡出版社，2015 年），第41頁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一版序言，第27頁

[21]米森，《冰河時期後》,第139頁

[22]同上，第391頁。

[23]同上，第136頁。

[24]同上，第140頁。

[25]喬治·威爾科克斯(G Willcox)和丹尼爾·斯托德爾(D Stordeur) ，《公元前1000年馴化以前的敘利亞北部的大規模谷物加工(Large-scale cereal processing before domestication during the tenth millennium cal BC in northern Syria)》，古代，（劍橋大學出版社，2012年），86（331），第99-114頁。數字對像識別碼：10.1017/S0003598X00062487。

[26]尼基·米爾納(N Milner)，《斯塔卡(Star Carr)》第 1 卷，（白玫瑰大學出版社，2018 年）https://doi.org/10.22599/book1

[27]米森，《冰河時期後》，第53頁。

[28]米森，《冰河時期後》，第37頁。

[29]戈登·希爾曼(G Hillman)等人，《位於幼發拉底河的阿布胡賴拉丘在後冰期的谷物種植新證據(New evidence of Lateglacial cereal cultivation at Abu Hureyra on the Euphrates)》，全新世紀元，11(4)，（2001 年 5 月）第383-393頁。數字對像識別碼：10.1191/095968301678302823。

[30]安東尼··吉登斯(A Giddens)，《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 1 卷,（加州大學出版社，1981 年）第156頁

[31]查爾斯·曼恩(C Mann)，《宗教的誕生(The Birth of Religion)》，《國家地理》，2011 年 6 月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1/06/gobeki-tepe/

[32]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MECW第 26卷），第289頁

[33]克萊爾·李(L Clare)，《新的世界遺產遺址研究的簡要總結(A brief summary of research at a new World Heritage Site)（2015-2019）》https://lens.idai.world/?url=/repository/eDAI-F_2020-2/eDAI-F_Clare.xml#citations

[3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681-w

[3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MECW第29卷），第263頁。

[3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92頁。

[37]利維拉尼，《古代近東》，（勞特利奇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38]賽琳娜·布雷斯(S Brace)等人，《古代基因組所表明的英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口更替(Ancient genomes indicat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in Early Neolithic Britain)》，《自然生態與進化》第 3 卷（2019 年），第765–771頁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 019-0871-9?proof=t

[39]米森，《冰河時期後》，第60頁。

[40]西婭·莫裡森(T Molleson) ，《阿布胡賴拉丘雄辯的骨頭(The Eloquent Bones of Abu Hureyra&quot)》，《科學美國人》第271期，第2號(1994)：70-75。2020 年 11 月 23 日訪問。http://www.jstor.org/stab le/24942804。

[41]卡斯珀·漢森(C Hansen)等人，《現代性別角色和農業歷史：新石器時代的繼承》（2012 年 11 月 4 日），第5頁。http://dx.doi.org/10.2139/ssrn.2170945

[42]塔拉·貝爾金(T Belkin)等人，《身為工具制造者的女性：隱藏中的工作與在孔索部落使用石器》，埃塞俄比亞，（核桃溪市，加利福尼亞州：左海岸出版社，2006年）。

[43]保羅·科克肖特(P Cockshott) ，《世界如何運作：從史前時代到現代人類勞動的故事》，（2020 年月刊評論出版社），第38頁。

[44]奧黛麗·亨歇爾(A Henshall)，《閉塞的凱恩斯(The Chambered Cairns)》，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1000年的奧克尼的史前歷史, (愛丁堡大學出版社, 1985年)。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78頁。

[46]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MECW第29卷)，第263頁。

[47]阿爾諾(B Arnaud)《第一批農民(First Farmers)》，《考古雜志》第 53 卷第 6 期，2000 年 11 月/12 月

[48]米森，《冰河時期後》,第59頁

[49]同上，第434 頁。

[50]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48頁

[51]同上，第52頁。

[5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48頁。

[53]赫維·皮普爾斯(H Peoples)、帕維爾·社達(P Duda)和弗蘭克·馬洛(F Marlowe)，《狩獵采集者和宗教起源》，《人性》（2016年）；27: 261–282，2016 年 5 月 6 日在線發布。數字對像識別碼 : 10.1007/s12110-016-9260-0

[54]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53頁。

[55]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53頁。

[56]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62頁。

[5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472頁。

[58]同上，第69頁。

[59]同上，第72頁。

[60]同上，第101頁。

[61]詹姆斯·斯科特(J Scott)，《反對糧食：最早的國家的深入歷史》，（耶魯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59頁。

[6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37頁。

[63]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1.htm

[6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46頁。

[65]列夫·托洛茨基，《戰爭中的蘇聯》，捍衛馬克思主義（Wellred，2020 年），第7頁。

[66]威廉·哈羅(W Hallo)和威廉·辛普森(W Simpson)：《古代近東》（紐約：哈科特出版社、布雷斯出版社、約萬諾維奇出版社，1971年）第25-26頁。

[67] https://www.worldhistory。org/article/1074/the-satire-of-the-trades/

[6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188頁。

[69]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75頁。

[70]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2.htm

[71]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88頁。

[72]同上。

[73]利維拉尼，《古代近東》，第89頁。

[74]同上，第80頁。

[7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155頁。

[76]格雷伯，《債務：第一個5000 年》，（梅爾維爾出版社，2014 年），第19頁。

[7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916頁。

[78]戈登·柴爾德(VG Childe)，《城市革命》，《城鎮規劃評論》（利物浦大學出版社，1950 年）21（1）：3-17。

[7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76頁。

[80]馬克思，《神聖家族》(MECW第4卷)，第93頁。

[8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plekhanov/1898/xx/individual.html

[82]詹姆斯·斯科特，《反對糧食：最早的國家的深入歷史》，（耶魯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4頁。

[83]利維拉尼(Liverani)，《古代近東》，第572頁。

[8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 年），第46頁。

[85]同上,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