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支持者的投书，分享了其对于台大舍监性骚扰案的意见，投书内容对于台湾性别压迫议题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我们选择展示投书内容以及评论，并在最后提供我们火花的补充意见。

2023年，一起涉及国立台湾大学的性骚扰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法律争议。一名女博士生指控宿舍女舍监对她进行性骚扰，但校方性平会的调查结果裁定性侵害与性骚扰不成立。此案随后引发立委、市议员的介入，并在教育部的要求下被重新审视。然而，台大校方选择等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结果，而拒绝重启调查。

根据当事人（案件的被害人，新闻中用「博士生」或是「学生」指称，以下简称当事人）于Dcard上发表的文章《补充，当舍监趴在我身上磨蹭的那一刻》和《文长，当舍监趴在我身上磨蹭的那一刻》，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校方处理方式的不满。当事人指出，性平会不仅否定她的经验，还质问为何她不反抗，甚至指责她为何与舍监保持联系。她的回应直指权力的不对等：舍监掌握宿舍钥匙，负责资源分配与空间管理，而她作为博士生处于被管理与监控的地位。这样的权力结构却被校方选择性忽略，将案件简化为「朋友间的误会」，显示出性骚扰／性侵害调查过程中对结构性不平等的回避。

此案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结构中的压迫机制，而非性别本身。然而，调查过程过于强调性别与性向的差异，忽视了这些差异在权力结构中的实质性位阶。性平会在调查过程中询问当事人的性倾向，将性别与性向视为案件处理的关键要素，反映其仍旧依循了异性恋规范与性别刻板印象的僵化框架。当性骚扰与性侵害的定义被侷限于异性恋框架时，非主流性别或性向群体的经验常常被边缘化。（在此澄清，尽管当事人明确表达其异性恋身份，当事人的性向跟此案件的性质没有关系，本文提到的「非主流框架」指涉的是此案发生在同性之间，并非更常被关注的异性间的性骚扰／性侵害。）并且，无论此案件的当事人／施暴者的性别／性倾向如何，该事件仍属于权力性侵，与性倾向无关。此案件发生于同性别之间，且属于非主流情境的性侵犯，反映了在同性情境中的性骚扰／性侵害行为被忽视或不当分类，以及非主流受害者在性暴力讨论中的边缘化现象。试问，如果这个舍监是个男的，受害者是女性，那么这起案子的结果还会是这样吗？明明是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换了个性别就不再是「错的」、「值得被关注的」？

Miranda Fricker在《知识的不正义》中将性骚扰视为认知不公的典型例子，指出受害者面临的双重伤害：一是性别偏见导致受害者的叙述被质疑或忽视，贬低了他们作为知识提供者的地位；二是性骚扰概念的缺乏导致受害者难以清楚表达自己的经历。书中提到，在性骚扰这个字出现以前，职场女性难以形容自己的经历，并且她们对此等事件的情绪反应只会被当成「想太多」或是「开不起玩笑」，也就是她们的经验被边缘化了。在性骚扰这个字出现以后，这个女性群体才终于有个足够的智识资源（Epistemic resources）描述这种事件。将场景切换到现在的台湾，尽管性骚扰的概念已经相当普及，Me Too运动也一路延烧进台湾，掀起了很大的社会运动，但此案的处理方式以及当事人的叙述不免让人回想起Fricker在书中所描述的、「性骚扰」这个字还没出现前的社会。本案的当事人所经历的，不也是一种经验的被边缘化吗？她经历的跟Fricker书中所提到的女性群体所经历的，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所宣称的先进文明、性别友善、亚洲先锋的台湾究竟有多「进步」？

在这起案件中，权力压迫才是核心问题，但性平会却不断聚焦于性别与性向，忽视了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处理方式凸显了现行性骚扰／性侵害框架内部的侷限性，这些框架仍被异性恋规范与性别刻板印象所塑造。而更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法律与社会制度，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谁才是那个「主流」以及「值得被看到的人」？这场「审判」及审判结果保护了谁？

我们将问题置于更大的资本主义的脉络下，在现在的台湾，性别平等与反性骚扰的法规常被塑造成现代性与进步的象征，为国家与企业提升形象，吸引资本与人力。然而，这些法律往往只关注主流性别与性向框架内的议题，忽略了非主流经验及权力压迫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某个个体的经验／叙事不符合某些机构的利益，那么他们的经验就可以被抹煞。以此案为例，舍监的权力来源于宿舍管理体系，而宿舍在大学内部既是资源分配的单位，又是生产知识劳动力的基础设施。当博士生作为劳动者，处于这样的压迫性环境中，她的经验却被校方与法律架构视为「个人行为」或「性向相关问题」，这种去结构化的处理方式，正是资本主义对冲突矛盾的典型吸收与掩盖手段──将结构问题扭转成个人问题──将权势性侵扭转成了两位女性的友谊间的矛盾。同时，在此案件中，性骚扰／性侵害的法律框架并未挑战权力与阶级的不平等，反而维持了既有制度的运作，以保障学术与经济系统的稳定。

性别议题与马克思主义

性别议题可能难以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连结，但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深受异性恋霸权结构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运作建立在异性恋规范上，并在性别角色分工中确立了男性与女性的既定位置，这些角色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利用与强化。性别、性向与家庭劳动分工反映了这一权力结构，并维护异性恋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因此，资本主义不仅限于物质生产，还塑造并巩固异性恋性别规范。此案的判决结果也跟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下的）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的想像脱不了关系，毕竟（容我再问一次）：如果这个舍监是个男的，受害者是女性，那么这起案子的结果还会是这样吗？从更加性别批判的角度来说，这是不是又延续了男性阳刚、女性阴柔，并且女性只能作为无能者、受害者的想像？或是延续了女性就是想太多的标签？

当前的法律结构往往服务于强势阶级与主流利益，并在维护社会秩序及阶级权力的过程中，固守既有的不平等结构。尽管现行法律体系表面上承诺保护弱势群体（如女性或是LGBTQ+社群），其实际功能却常常是巩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地位与权力。这种「关怀」并不总是出于真诚的社会责任感，而更可能是受特定利益驱动，意在宣扬社会进步以争取支持与资源。因此，这样的法律框架所进行的所谓变革，并非源自于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怀，而是基于维护当前社会结构及价值观的需求。此案可作为具体例证，调查结果最终仍然维护了台大作为权威教育机构的秩序与体面，牺牲了当事人的经验与叙事，因为这些叙事并未符合当局的利益。

火花补充意见

作者这一篇文章的分析相当到位，明确点出资本主义建立在异性恋规范之上，并且利用了明确的性别分工，因此性别偏见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建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台大舍监案的案例本身，作者也明确指出问题并不是性别本身，而是在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我们要在这边指出，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涉及到它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对资源的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广泛的形式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故得以奴役劳工。从企业到学校，都广泛地反映着一方掌握资源呈现出的「统治—被统治」关系。

就如作者在文中所言，现有的法律体系与框架不仅未在此次争议中发挥作用，反而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并未挑战造成这一问题的体系。因此我们要指出，若要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势必要挑战权力不对等及固有性别偏见的根源——「资本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下最广泛的被统治者劳工阶级的抵抗，才能终结这一恶性循环，否则这些事件只会如资本家的商品一样，不停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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