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使人民對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趣的高漲。許多年輕人被毛派的「馬列主義」所吸引，因為對其「反帝國主義」的呼籲產生共鳴。然而，毛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真正關係又是什麼？（按：本文原文於2019年4月23日發表於美國《社會主義革命報》網站）

對於世界上的數十億人來說，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永無止境的恐怖」（用列寧的話說）是侵略、佔領和長年的動盪。帝國主義毀滅性的後果在前殖民地國家激起了勇敢的，且經常是革命性的抵抗運動，而帝國主義國家內進步意識的工人與青年也曾為這些抗爭發起了團結聲援運動。

許多自由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國家殘酷無情侵犯其它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權益，僅是因為如此的「凱撒主義」是有悖於民主精神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明白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是手足兄弟。也有許多人無法忍受他們「自己」的國家政府在國外犯下的罪行，因此停止對自己帝國主義政府的支持，而轉向支持那些被帝國主義攻擊的國家之政權。

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為終結帝國主義野心與解放被壓迫國家而戰。 然而我們明白：帝國主義的行為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 終結帝國主義的唯一方式是推翻遍布全球的資本主義，而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這一使命。

列寧在他的鉅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分析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怎樣出現在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和美國，並迫使這些國家資本家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去征服新的市場和尋找更有利於他們剝削的工人。 他們派遣軍隊到國外冒險，為了派遣一些「法警」來確保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的維持。

國家政府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並在特定的領土上執行特定的社會和財產制度。資產階級國家利用常備軍和警察的機構來確保資本的獨裁統治。較弱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在地統治階級，也經常是透過允許「他們國家的工人」被更強大的國家的資本家剝削而從中獲利。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工人國家意味著政治權力掌握在工人手裡。這樣的國家代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它將抵制革命的敵人的反革命企圖，並建立一個由全社會民主的擁有、控制、和計劃的經濟。隨後社會將自然而然走向沒有階級的體制，也不再需要國家機器。

然而，歷史不會按固有的模式進行。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許多民族革命的解放鬥爭成功推翻了資本主義。但這些革命沒能擴散到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們被孤立，忍受著落後的條件和帝國主義者的巨大壓力下。此外，過去一百年來的大多數革命都沒有以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早期工人民主盛行的蘇聯為榜樣，而是受到史達林的官僚主義墮落的蘇聯的影響。

被長期孤立的蘇聯受到的戰爭的摧殘讓工人階級與革命性強的農民階級感到精疲力盡，一群官僚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國有化的計劃經濟受益並篡奪了政治權力。不平等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國家機器沒有枯萎，而是比以前更臃腫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官僚主義的獨裁統治被推翻和工人國家的民主化，工人階級必須為一場政治革命而戰，並在保持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將政治革命傳播到所有的國家。然而，這並沒有發生，史達林主義的怪物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擴散到了東歐、東亞、中東和非洲。

史達林主義的官僚們對傳播革命不感興趣，他們被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所束縛。他們寧願與國際資產階級合作，遏制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特權的工人運動。在戰後一段時間，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打壓與他們利益相悖的，後來追隨了社會主義的的國家。在中蘇分裂和中越戰爭的衝突中，雙方的官僚機構在政治本質上沒有一點差異。

當今的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會同意赫魯雪夫與西方的「和平共處」政策是災難性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典型例子。然而，這一傳統並非始於赫魯雪夫，而是始於史達林。 史達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後，共產國際迅速從一個國際革命黨組織和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者的學校，變成了史達林主義官僚的外交政策工具。1943年，為了滿足丘吉爾和羅斯福的要求，史達林單方面解散了第三國際。 儘管列寧和托洛茨基為了保護被圍困和處於落後條件的蘇維埃而不得不向帝國主義勢力作出暫時的讓步，但他們永遠不會放棄對能夠援助遍布全世界的革命者推翻他們的資本主義政府的國際革命黨組織的建設。史達林的行為與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有本質上的區別。

毛澤東的一些擁護者錯誤地認為，毛澤東在中蘇分裂後擁護的是列寧的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政策。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爭取去重建一個革命性的國際組織，而是在全球有限的外交範圍內，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毛派的中國不僅與「進步人士」尼克森、基辛格等帝國主義戰犯建立友好關係，中共還支持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Ayub Khan)和在安哥拉受美國支持的反革命安盟民兵這樣的反動派。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為了自己狹隘的民族利益而背叛國際工人階級被充分揭露。當智利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阿連德社會主義政府被受美國中情局支持的軍事政變暴力推翻後，毛時代的中共不僅沒有採取支持智利工人階級的立場，反而趕緊去承認獨裁的皮諾切政府！

對於其他被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解放，毛澤東不僅沒有提供任何可取的策略，反而提供有害的建言。毛與傳統的「第三世界」世界觀決裂（亦即將世界劃分為資本主義國家、畸形或腐化工人國家和前殖民國家），並產生了自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毛澤東選擇將階級這一關鍵因素排除在他的分析之外，而將其建立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霸權」野心之上。她在1974年向時任贊比亞總統的卡翁達解釋道：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這裡所謂的「歐洲」既包括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包括實行畸形的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

根據毛的觀點，既然第二世界的國家與第一世界的國家有利益衝突，第三世界國家可以而且必須盡力獲得第二世界的支持。 他斷言到：「要爭取他們，如英國、法國、西德等。」 「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開啟了中國與資本主義政府積極建立友好關係與合作的時代，這為未來中國在共產黨的監督下復辟資本主義鋪路。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不是創新，而是對史達林主義者狹隘的民族主義前景的忠實延續，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被遠遠置於他們對自己國家邊界的興趣之下。它不是為了團結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而是接受了資本主義有權統治世界上某些地區。

毛澤東的機會主義「理論創新」的內容在全世界的毛主義潮流中造成了危機。 例如，1980年代在美國向毛主義看齊的「新共產主義運動」(New Communist Movement，NCM)，在「三個世界理論」被公開後，經歷了巨大的內部分裂。許多新共運動者拒絕接受它，並繼續採用舊的對三個世界理論的理解。然而，就算是舊的「第三世界」理論，也有其混亂性。它認為只有前殖民地國家的勞動者才有能力進行革命，而富裕國家的工人階級天生根本就就沒有能力進行革命，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受益者」。

這種利用片面的世界觀的分析是形式主義的，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的確，考慮到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實際發展，生活在全球現行體制中「最薄弱環節」的工人階級可能會先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推翻他們的資本家。然而，即使是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也無法避免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爆炸。幾十年前，1968年5月的法國革命和1969年意大利的熱秋就粉碎了這種說辭，今天歐洲各地鼓舞人心的群眾運動也證明了帝國主義國家內也存在著革命潛力。

我們必須從列寧那裡得到的教訓是，革命者必須加深各國工人之間的團結，而不是支持這個或那個資本主義政府。生活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必須意識到，從根源上終結帝國主義取決於他們自己能否推翻自己國家的體制。前殖民地國家的工人們必須清楚，只有從他們的地方統治階級那裡奪取完整的政治和經濟權力，他們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犯和傳播革命。我們要始終強調階級問題和發展國際主義者的團結。

此外，革命者必須積極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革命黨組織去共同推翻資本主義，同時還要相互學習和支持彼此共同的策略、旗幟和方法。許多左派組織滿足於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組織，然而，托洛茨基在1935年解釋道:

「沒有馬克思主義國際組織，一國內的組織，即使是最先進的全國性組織，也注定是狹隘的、動搖的和無助的；當地先進的工人將被迫吸允國際主義的（劣質）替代品。」

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一小部分被孤立的同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組織，目前這個組織正在近40個國家開展工作。隨著世界各地的人民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關注增加，我們邀請所有真正的反帝國主義者吸取過去的教訓和加入我們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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