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七月一日，香港的群众发起了巨大的群众斗争，反击北京资本主义政权剥夺香港民主权利。这场运动由于特区政府对香港司法自主权的攻击，触及到了水深火热的香港群众敏感的神经。其随后激起的群众运动，我们可以称之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或是香港年轻人钟意的说法——「时代革命」。（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7月1日）

时代革命气势恢宏，数百万香港群众明明全力以赴，可运动却还是一败涂地。在不服气的香港劳苦大众和国际上一切愤懑的青年内部，直至今日还回响着各种各样亟需解答的政治困惑。香港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运动中出了什么问题？劳苦大众到底怎么样才能争取到民主权利？

只有将香港社会放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下分析，才能梳理清楚这一系列政治问题和香港现状的来龙去脉，从而点出香港和国际劳苦大众未来的出路。恰逢香港群众运动开始五周年，这也是再好不过的契机来总结政治教训，旨在为香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争取民主权利、解放于资本主义的斗争指明道路。

风暴来临前的低气压

与生活水准史无前例大涨的大陆邻居不同，在经历了2010年代的巨大社会压力后，低气压笼罩着2019年的香港群众。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香港工人阶级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涨。首当其冲的是住房。根据香港物业集团美联的资料，从2009年1月的最低点到2019年6月的最高点，全港范围内房价指数上涨331%。而自2002年香港政府开始在公共住房上紧缩、经济上对工人进行攻击以来，2010-2019期间全港住宅类的年建成房屋总量仅为1997-2002年期间的三分之一，2013-2019年平均公屋轮候时间从2.7年升至5.4年。买房无望，而租房的价格也步步升高，自​​2009至2019年，原租金指数增长了两倍。

然而，工人阶级的收入却完全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2010年至2020年，实际工资总共增长10%，年均增长率仅有1%。自2011年香港才姗姗来迟地施行最低工资法以来，到2019年，香港的最低时薪增长不到十元，完全跑不过通胀；2018年最低工资每小时34.5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2010年10月时的26.8元。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工人陷入绝对贫困。据乐施会2018年的报告，2016年香港绝对贫穷（收入低于工资中位数二分之一）的家庭数目高达53万户，当中约30多万户属于在职贫穷，总贫穷人口超过130万人，约为整个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工人中贫困率的增加并非因为懒惰，反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的被迫勤劳所致使。事实上，正是因他们工资如此之低，他们唯有拚命干活才能活命。2016年，瑞士银行统计香港的平均工时为50小时，为世界第一长；2018年，为52小时。但是，09年至19年香港GDP增长了70%，而工人只从中收获了10%的工资增长。这些钱都到了哪里去了呢？毋庸置疑，老板、银行家和地产霸权在繁荣中最受益。最贫穷的一成住户同最富裕的一成相比，月入中位数差距由2006年的34倍扩大至2016年的44倍。工人阶级愈辛勤，剥削者盘剥他们愈丰盈的劳动果即时候就愈贪婪和愈肆意。一股深远的不满在劳苦大众之中累积起来。

这种不满则被政治事件所具像化，转化成对香港特区和北京政权的仇恨。在整个2010年代中，工人阶级不仅是经济生活水深火热，政治上还遭受着中国帝国主义向香港的民主权利不断发起的攻击。从2014年中开始，北京当局不仅开始在香港强推文化同化政策，更是出手限制政治自由，声明「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并在八月末对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做出了政治改恶，仅北京信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有被选举权。这背后的原因很直接：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世界市场市场缩水，引发了数场政治革命，更使各帝国主义集团敌对，导致它们的国内政策也剧变。由于危机的余波释放出巨大的不稳定，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派系得到了中共资本官僚们的一致认同。这个派系强调集中政治权力、稳定市场以及捍卫中国资本的世界利益。进入2010年代，随着大陆资本主导香港市场，习近平派系认为必要为陆资保驾护航。

生活水准、政治权利的每况愈下成为了2010年代香港总体的趋势，这些发展为群众运动不断升温。09年以来，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逐年增高，在2013年达到43万人，2014年达到51万人。2014年八月末北京政权的政治改恶则激怒了劳苦大众。超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了为时数月的示威和占领行动，史称雨伞运动。

但是声势巨大的群众运动即使有如此潜力，其改良派领袖仍然是希望通过「公民抗命」的占领行动向资产阶级政府作道德声讨、来乞讨民主权利，而非是通过动员工人阶级总罢工，进行阶级斗争来争取它。他们更没有将运动传播到大陆。这导致运动形势不进则退，僵持中受压迫的群众也逐渐泄气，而统治阶级实际上未受到足够的压力，最终得以镇压群众。反民主政治改恶得逞，地产霸权和紧缩政策未受撼动。一场反革命形势出现了，群众运动陷入了长达五年的沉睡。

不过，反革命还未取得完全胜利。2014年北京对香港群众的攻击，在这里仅仅是暂停群众的民主权利的增长，而非是彻底剥夺。相比中国大陆，当时的香港仍享有较多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司法独立，除此之外，2014年至2018年间香港经济仍有增长。这些情况决定了群众运动仅仅是暂时的撤退重组。可以说，社会爆炸的可燃物质仍在不断聚集，等待着一个偶然性的事件来再次引爆群众运动。

运动领导的危机与转折

在群众运动逐渐平息的这五年间，其领导层内部也发生了转折。

2014年雨伞革命的失败，为旧的自由派改良政治敲响了丧钟。从80年代英殖政府放出的部分民主权利中成长起来的自由派领导不再受欢迎。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正发展壮大，香港和大陆的经济增长也缓和了阶级斗争。国际政局较为稳定，其他地区（尤其是大陆）群众运动低压发展。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孤立运作政治运动，使得旧的运动领导相信，向特区政府不断施压的改良主义手法能够渐进地达到香港民主改革的目标，甚至促进中国民主运动。

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以来的经验证明的。2003年首次的七一游行，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召集了超过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即反颠覆国家政权条例）立法，最终促使立法彻底搁置，该法在之后的二十一年内都没有落实。

但2014年运动的大失败使得旧自由派领导陷入了危机，旧有的改良派政治赶不上新的时代，过去合理的组织手法已经变得不合理了。运动家之中发生着意识形态的转折。后现代主义占据了香港运动家的思维方式，并在政治上表现为激进自由主义。在学术圈和小资化的运动家之间，一种类似于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开始流行起来，并最终表达为香港本土民族主义。2014年9月由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香港民族论》在当时风靡一时，较为全面地表达了本土派的各立场。我们从简对他们的思想做社会分析，来进一步认识香港民族主义以及其改良主义本质。

香港民族主义及其改良主义本质

人的意识如何形成，基于他们与其所处的社会进行互动的方式。阶级背景上，香港民族主义运动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断赤贫化的小资产者，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一些狭隘的中产圈子，比如大学、媒体、非政府组织（NGO）之中——此种阶级背景和其活动环境，加上香港地区缺乏革命理论和传统，基本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家会如何观察群众和社会。许多高高在上的职业运动家们坐在象牙塔之中，收了资本家赞助者的钱，既脱离劳苦大众，又感到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他们只能诉诸他们认为激进但并不超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动员手段。

他们自此开始观察港陆的关系，理解民主运动出路何在。特区政府自1997年成立以来就危机不断，连续经历了97年金融危机、03年非典（沙士）危机以及08年金融危机，每五年左右就有一次重大危机。这与同期的中国大陆完全不同。当时的大陆群众经历了数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幅经济增长，忙于改善生活水准，社会风气较为稳定。统治阶级也利用大中华民族主义来鼓吹这一过程的历史意义，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高涨，群众运动也陷入低迷期，甚至连大陆的自由派都是专制政府的支持者。新一代的香港小资运动家在大陆的阶级同辈中找不到激进自由主义的合作者，因此视野就往内转。《香港民族论》的同学们是这么说的：

当中共已形成一个结构性贪腐集团之际，要对方放弃一党专政只是痴心妄想，港人已不能亦不应再寄望中方会推行民主改革。单是争取民主普选、捍卫自由法治，港人已是筋疲力竭，实难再向中国输出民主⋯⋯

可是唯一能将小资的运动家们与香港劳苦大众联络起来的，又只有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化和道德。要想跨阶级来动员群众，他们只能求助于本土民族主义，为民主运动提供……道义支援。

港人在主权移交后的民主运动，往往单把落实普选的正当性，建立在「基本法如此承诺」的委婉理由。……香港民族主义则为民主治港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即香港人作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及身份认同、希望在特定边界内实践自治的民族，就当受尊重及拥有自治权利。…………我们必须为「两制」重新注入……以身份认同及自治愿望为依归的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港人对抗「一国」的多方政治压迫，并尽快建立本土政权。（加粗为笔者的强调）

过去400年殖民主义的历史，以及英殖政府在香港超过140年的铁腕统治，都说明资产阶级为了利润，进行文化灭绝从来不手软。这种道德主义是完全的空想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在如何争取民主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用这样的一句话诚实地概括了自己的看法：

中共政权追求中央集权，更积极利用类近殖民控制的手段……扼杀地方自治；而香港则期望在国际条约及基本法保护下（！），实践最大程度的地方分权与民主自治……（加粗为笔者的强调）

国际条约和基本法到底是保护谁？正是资产阶级！显而易见，这种民族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倚靠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制度的机会主义。那么他们眼中，香港独立到底有出路吗？

「香港有足够条件独立成国吗？」有说中共一日存在，港独的机会微乎其乎……但从世界潮流来看……陆续有帝国分崩离析。与其估计不可知的未来（？），不如认清现实境况（！），将香港民族主义植根大众，以及宣扬香港民族自决之正当性。

……追求独立是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自由民主时代，国家主权当在人民身上，而港人亦理应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力……这是理所当然的（？）。（笔者的批注）

这些人以头立地，完全脱离现实。他们正想说的是，尽管香港独立在事实上「机会微乎其乎」，但与其「认清事实」，不如「估计不可知的未来」。至于为什么香港值得独立和民族自决呢？因为这是「自由民主时代」，人民主权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这是「自由民主时代」……这种同义反复只暴露出哲学的贫困。讽刺的是，本土派的香港民族主义实际上根本没有扎根大众。他们更不信任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还不断割裂香港与大陆劳苦大众的联络——后两点我们将稍后说明。

​​大多数香港群众对所谓本土身份的认同，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价值和政治诉求认同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并不理解这些抽象的民族建构到底有什么意义，也不清楚和认同本土派领导人自欺欺人的独立自决诉求。根据民意调查，特区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候，群众对狭义香港身份认同一直是少数，并且仅在政治运动高涨的时期才会大幅增加。如果这种身份认同真的有群众基础，在2019年民族身份认同最强烈的时候，香港独立的诉求就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可是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受访者中仅仅有17%在不同程度地支援港独，而却有41%的坚决反对、26%的有点反对——甚至还有68%的受访者支援一国两制。这些都充分说明本土民族主义并不足以使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支援香港民主运动。

那么到底是谁在支援本土民族主义呢？这不意外就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老板、小业主、工人和学生中的一些条件较好的阶层。

让我们从移民问题入手来解释这背后的阶级意识。在《香港民族论》中，有同学认为「修改基本法为最终出路」，按照西方法律修改移民归化流程，就能够改善移民潮下香港的社会福利缩水的问题；更有甚者，认为「香港无能力容纳新移民」，需要民选出本土派的政府、建立起「港中区隔」，通过限制移民流入来缓解福利缩水。这些说法蕴含着浓厚的改良派意味和小业主思维，重点在于用合法的手段保留已有的一丁点个人财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点出阶级问题，也不觉得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这种保守主义是一叶障目的。事实上，2016年全港首21位富豪的同年资产已相当于政府所有可动用的财政储备，但政府却对他们的股息税分文不征。如果特区政府能够将这些资产阶级寄生虫的财产全部充公，那么移民问题中的福利分配难题全部迎刃而解。可惜的是，政府就是富豪的。不过，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直接参与统治。所以，当他们的运动家们呼唤民主时，实际上是自我割裂的。形式上他们向劳苦大众伪装成革命者：「只要把我们这些小老板纳入大老板政府，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会得到改善的！」可是光复香港的口号的潜台词，是光复小资产阶级富裕的香港，内容上他们是在利用群众运动向大老板乞讨：「大老板们，我们小老板也很苦！大老爷讲讲理，我们遵守你的法律，让我们加入政府吧！」

综上所述，香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小资自由派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并不为香港群众普遍认同，并且其内容仅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为何在大众视野内，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与港独意识形态如此挂钩呢？这其实正是群众运动被不请自来的自由派领导骑劫的结果。

无组织的群众开始行动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群众的士气在2014年巨大运动失败后有所下降。2018年，每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的参与人数首次低于一万人。但是地表下的岩浆正在不断聚集。这一期间，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减反增，正如前文所谈到的。此时群众政治士气的下降，像海啸前海水的撤退，预示著又一轮巨大的冲击即将到来。

社会矛盾如此尖锐，任何偶然性的火星都可能引爆它。这样一个火星在2019年到来。中美贸易战的白热化中，北京的资本政权发觉自身在孟晚舟案中身处被动，便有意扩大自己对世界政治的直接控制。他们向香港示意，特区政府便在2019年着手制定引渡条例，企图允许在香港的犯人转移至其他大中华地区受审。这是在司法上对群众的民主权利发起了攻击，自然激怒了劳苦大众。民阵从三月起开始组织起示威，抗议引渡条例。在六月，来自北京的持续攻击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众怒，超两百万人加入游行，四分之一的香港人口走上了街头。街头巷尾满目的政治口号都在怒吼「撤回修例法案」、「时代革命！」、「立刻进行真普选！」等等。

彼时运动不断深入，组织上的问题便暴露出来：运动没有明显统一领导的「无大台」状态，向投机派和改良派的小资运动家们敞开了随意代言的大门。此时，谁的嗓门最大、最受统治阶级媒体关注，谁就能对外代表整个运动。这就是在七月一日冲击立法会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当时，经过了一天的斗争，示威群众冲破了警察对立法会大楼的防守，于夜晚短暂占领了香港的政治中心。虽然大多数示威群众在当场留下的喷漆和宣言，不过是反警察、反香港政府、以及反引渡条例等诉求非常明确而温和的口号和诉求。可是现场还混入了小资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象征性极强的这一场合，立起了英治香港的殖民旗。​

殖民者的旗帜很快传播至全世界。由于运动无大台，没有人能明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其他地区的群众只能求助于资产阶级的权威媒体。在这次运动之前，中共对运动的报导非常之少，而这面旗帜则帮了大忙，给了他们抹黑香港民主运动的口实。中共的宣传机器马上开动，抹黑整个运动运动为港独性质，谎称香港群众跪拜于帝国主义。这样的宣传在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大陆群众之中非常有信服度，这也是由后来香港本土派领袖不断证明的。

小资领袖们所做的糟糕示范，配合了中共随即跟进的反动宣传，对运动下了死缓判决。但群众运动还没有完全终结，如果香港群众能用其它方式证明其斗争坚决的阶级性质，大陆群众也有可能改变意见，运动也有可能扩散到大陆来真正威胁到北京政权。

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在当年夏天是有的。在七月时，有不少群众和一些社运组织提议在八月进行罢工、罢课、罢市——也就是总罢工。香港的劳苦大众自觉地寻找到了阶级斗争最强力的武器之一，可是他们领导也并没有到工会中去积极筹备，而仅仅是在进行不断的示威活动。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职工盟，当时竟然将罢工描述成工人请求老板批准一天休假来抗议，完全混淆罢工中固有的阶级斗争，并将其扭曲表述成个体决定，而不是集体的行动。民阵这样的自由派组织也在不断地取消罢工。最后，受自由派的鼓吹，示威群众们仅仅停留在了街头，8月5日仅仅有数千工人主动参加罢工，而同时却居然有超过数万人自发地阻拦工人上班，强迫他们罢工。这种手法只能将运动推向反对工人的一面。

与此同时，自由派继续还在给北京递负面报导材料，将运动一步一步与大陆断绝联络。8月9日，黄之锋、罗冠聪等绝望的小资领导前往美国驻港使馆向美国官员求救，讨论美国国会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立法。紧随其后的，就是9月17日自由派领汇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以及9月初至11月期间，以及在美驻港使馆门口持续进行的数次大游行。飘扬的美国国旗下，非常小部分的示威群众不断向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求救。部分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中共的宣传，不断地加深大陆群众对香港斗争的负面印象。多亏了自由派的自杀袭击，北京政权就这样在香港边境建立起了一道阶级斗争的防火墙。而美国统治阶级（尤其是川普）根本上并不在乎香港的民主存亡和民族自决，只不过是将群众运动当作中美贸易战中的筹码。

小资运动领袖们当时在领导群众走向一场政治自杀。实际力量的对比上，香港群众的力量何其大也仅不到一千万人，在人口14亿的中国，是根本不能够动摇中国当今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独裁统治。只有港陆劳苦大众一同斗争，才能震撼香港的寡头政权和北京的独裁政权，争取任何有意义的民主权益。但运动的领导层软弱和错误的动员手法无法为群众赢得任何权利。后来他们抱怨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可正是他们的错误领导才耽搁了工人阶级迟迟未发动总罢工，阶级斗争的军火库仅露出冰山一角。

运动停滞不前，对于学生而言是巨大的刺激。不屈的学生们在这些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号召下，于11月发动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两场大型占领行动，并与警察进行激烈的暴力冲突，阻拦交通来强迫工人阶级罢工。然而由于其运动与工人组织的完全脱节，以及工会领袖的犹豫和背叛，这自然没有动员起总罢工。这使得运动进一步陷入疲惫和僵持。

斗争的天平反转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群众的斗争没有争取到任何东西，而是说所有斗争的果实都是昙花一现，很快都被反革命势力夺回了。斗争有两个有意义的成果，第一个是发生在九月，当时在巨大的群众动员和总罢工的威胁面前，特区政府很快进行了让步，撤回了引渡条约的立法。另一个成果则是十一月末的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当时民主派首次在地区直选的区议会中取得了86%的多数。这些成果都是史无前例的重大，可是它们都是靠群众运动的高涨争取来的。而当群众运动退潮后，反革命势力很快就玩起了左手给予、右手夺回的把戏。

首当其冲的是对现存民主派领导的镇压。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使得中共和港府下定决心要彻底镇压民主派领导，但反动势力不能在斗争高潮中进行镇压，于是他们耐心地等待群众泄气。当新冠疫情袭击香港后，群众运动的组织陷入了窘境，参与示威的群众感到疲惫，数量也不断减少了。于是，2020年初时特区政府开始反击。一开始他们只是旁敲侧击地不配合，率领全体官员离场、任意取消会议日程及拒绝提供会议场地等，逐渐架空区议会。到了2020七月，民主派企图参与立法院选举，这遭到了统治阶级的全面抵制。七月，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再以疫情为由，推迟2020年立法院选举至2021年。2020年六月的中国人大中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强行加入香港《基本法》，更是于七月在香港警务队中创立国家安全处。对民主派的彻底清算开始了。早在区议会选举后，不少民主派议员就被陆续取消席位、选举资格，更有运动家遭到逮捕、并受指控。八月起，国安处开始大肆逮捕民主派运动家、查封媒体。到2021年一月，超过四十名企图参选立法院的民主派议员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香港政府逮捕。

运动的领导和组织瘫痪了，这使得北京得以继续推行其镇压政策。2021年三月，人大推行政治改恶，大砍香港民主体制。本次改恶中，地区直选的立法会席位削为20席，而中国和香港大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功能界别和选举委员会分别占了30、40席：这意味着地区直选的议员绝无可能脱离功能界别和选举委员会行使权力。这是真正意义上最贴近资产阶级专政的伪民主政府，只有大资产阶级得以行使权力。

2019年的群众运动到此基本结束。之后，香港群众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北京政权大力削减香港的民主权利，新闻自由遭到剥夺，反对派政党全数遭清洗，独立工会组织彻底被拆散。就连遭到撤回的《引渡条例》也换汤不换药地回来了，反民主的《国安法》直接被安进香港的法律体制中。如今，香港的民主权利已同中国大陆大同小异，而劳苦大众则继续受高度剥削，并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不断受苦。

失败是惨痛的、有时却也是必要的，而从错误中学习则是革命者的责任。

向工人民主的时代革命前进！

2019年以来的反革命形势将不会一直维持。就像19年的时代革命实际上是2014年后运动低潮后的大爆发。19年后的五年内，香港群众从未服过气，而是在撤退重组。香港的阶级矛盾从未得到解决，群众斗争也很快会重新提上日程。作为有志于为香港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总结这次运动的意义，为香港和东亚新的时代革命做准备。

2019年运动用血淋淋的负面教训，展示了为什么群众运动需要有组织的革命领导。它可以视为未来资本主义衰退时代中，中国大陆和亚洲群众运动的生动彩排。它以血腥的结果，揭示了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的动员路线必然失败。任何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寻找改良的动员手法，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时候，都会转向其目的的反面，束缚住群众的手脚。

运动过程中，不断展现出的是运动领导和斗争群众的意识分歧。在这分野的过程中，小资领导们的真正立场表明得十分清楚。当参加示威的劳苦大众高呼「时代革命」时，是真诚地寻找能改变香港现状的革命出路。民族主义的运动家们却往往在不断强调「光复香港」、香港独立的这一面，将群众的怒火转向错误的地方。在2019年的运动高潮，我们见到的不是英勇的群众领导积极地组织工人阶级，并将运动推往真正的革命方向，而是骑劫运动的自由派不为革命任务做准备，寄全部希望于议会选举和西方帝国主义，也就是另一个压迫者。他们的改良主义政治暴露出这些投机分子们的真相：他们为自己争取蝇头小利，不惜背叛革命。这些自由派和本土派的小资领导都是假革命派。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时代革命最大的失败，不是两百万上街的群众没有准备好革命，而是其反动的领导层在想尽办法地破坏运动的潜力。这自然就无法促成一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许多人、甚至是左翼都在吹捧当时无大台运动的种种优点，这是自欺欺人。阶级社会下，从来就没有无大台的运动。香港的例子证明，所谓无大台的组织手法只是为假革命派领导骑劫运动敞开了大门，而非是促成革命性变革。比如，2019年七月一日，起义群众短暂地攻占了香港的执政机关立法会，他们的领导宣读了五大诉求，但却完全指望资产阶级的行政命令施舍，完全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其中更有反动分子在破坏运动的政治面貌。更要命的是，当群众运动撬开了通往革命的机会之门时，自由派的领导居然将群众运动卖给其他帝国主义。这些机会主义者难道不是香港劳苦大众的叛徒吗？

部分本土派领导更是对大陆群众表达了种族主义式的排外情绪，对大陆人用尽蔑称和辱骂。虽然绝大多数香港群众总体不认同，但由于没有领导来解释这一点，世界群众对运动的总体印象就此被锚住。中国官僚则利用这一点向大陆群众宣传所谓港独份子的排外和殖民主义，将运动从大陆隔离开来。革命运动如果不向前进，就会向后退。这就是时代革命是如何燃尽其氧气的——被这些假革命派败坏干净的！

那当时香港群众的出路会是什么呢？如果当时香港能有一个劳苦大众的革命党坚持组织总罢工，并利用罢工委员会帮助工人阶级建立群众政治机关，并将运动传播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那么不仅是香港，全中国、全东亚受压迫的无数劳苦大众都可能会被激发，发起他们的革命性反抗斗争。北京政权将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有可能受到颠覆的威胁。香港既有的民主权利不仅能得以保存，并且在群众自行组织政治、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它更会最大程度地扩张，由此打开通往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也就是工人政府——和国际的工人革命的道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时代革命：一场国际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

如今，无数旧的运动领导们纷纷逃亡，就让他们哭天喊地地叫嚷着「香港已死」吧！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保持着革命的乐观精神。他们留下的真空，将为在香港重建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提供大好机会。在过去的数年中，死去的只是他们改良主义的运动手法和组织，而从伤痛中成长起来的，将会是新一代的阶级斗士。新的斗士将在全亚洲、全世界的革命浪潮中成长，为新一代劳苦大众的时代革命做出重要的贡献。就让我们高呼：

自由主义的改良时代已死！

国际工人民主的时代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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