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七月一日，香港的群眾發起了巨大的群眾鬥爭，反擊北京資本主義政權剝奪香港民主權利。這場運動由於特區政府對香港司法自主權的攻擊，觸及到了水深火熱的香港群眾敏感的神經。其隨後激起的群眾運動，我們可以稱之為2019年「反修例運動」，或是香港年輕人鍾意的說法——「時代革命」。（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1日）

時代革命氣勢恢宏，數百萬香港群眾明明全力以赴，可運動卻還是一敗塗地。在不服氣的香港勞苦大眾和國際上一切憤懣的青年內部，直至今日還迴響著各種各樣亟需解答的政治困惑。香港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運動中出了什麼問題？勞苦大眾到底怎麼樣才能爭取到民主權利？

只有將香港社會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脈絡下分析，才能梳理清楚這一系列政治問題和香港現狀的來龍去脈，從而點出香港和國際勞苦大眾未來的出路。恰逢香港群眾運動開始五週年，這也是再好不過的契機來總結政治教訓，旨在為香港、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勞苦大眾爭取民主權利、解放於資本主義的鬥爭指明道路。

風暴來臨前的低氣壓

與生活水準史無前例大漲的大陸鄰居不同，在經歷了2010年代的巨大社會壓力後，低氣壓籠罩著2019年的香港群眾。

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香港工人階級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漲。首當其衝的是住房。根據香港物業集團美聯的資料，從2009年1月的最低點到2019年6月的最高點，全港範圍內房價指數上漲331%。而自2002年香港政府開始在公共住房上緊縮、經濟上對工人進行攻擊以來，2010-2019期間全港住宅類的年建成房屋總量僅為1997-2002年期間的三分之一，2013-2019年平均公屋輪候時間從2.7年升至5.4年。買房無望，而租房的價格也步步升高，自​​2009至2019年，原租金指數增長了兩倍。

然而，工人階級的收入卻完全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2010年至2020年，實際工資總共增長10%，年均增長率僅有1%。自2011年香港才姍姍來遲地施行最低工資法以來，到2019年，香港的最低時薪增長不到十元，完全跑不過通脹；2018年最低工資每小時34.5元的購買力，只相當於2010年10月時的26.8元。這樣的情況下，大量工人陷入絕對貧困。據樂施會2018年的報告，2016年香港絕對貧窮（收入低於工資中位數二分之一）的家庭數目高達53萬戶，當中約30多萬戶屬於在職貧窮，總貧窮人口超過130萬人，約為整個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工人中貧困率的增加並非因為懶惰，反而正是在資本主義剝削體制下的被迫勤勞所致使。事實上，正是因他們工資如此之低，他們唯有拚命幹活才能活命。2016年，瑞士銀行統計香港的平均工時為50小時，為世界第一長；2018年，為52小時。但是，09年至19年香港GDP增長了70%，而工人只從中收穫了10%的工資增長。這些錢都到了哪裡去了呢？毋庸置疑，老闆、銀行家和地產霸權在繁榮中最受益。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同最富裕的一成相比，月入中位數差距由2006年的34倍擴大至2016年的44倍。工人階級愈辛勤，剝削者盤剝他們愈豐盈的勞動果即時候就愈貪婪和愈肆意。一股深遠的不滿在勞苦大眾之中累積起來。

這種不滿則被政治事件所具像化，轉化成對香港特區和北京政權的仇恨。在整個2010年代中，工人階級不僅是經濟生活水深火熱，政治上還遭受著中國帝國主義向香港的民主權利不斷髮起的攻擊。從2014年中開始，北京當局不僅開始在香港強推文化同化政策，更是出手限制政治自由，聲明「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並在八月末對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做出了政治改惡，僅北京信任的資產階級代表人有被選舉權。這背後的原因很直接：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破壞，世界市場市場縮水，引發了數場政治革命，更使各帝國主義集團敵對，導致它們的國內政策也劇變。由於危機的餘波釋放出巨大的不穩定，2012年上台的習近平派系得到了中共資本官僚們的一致認同。這個派系強調集中政治權力、穩定市場以及捍衛中國資本的世界利益。進入2010年代，隨著大陸資本主導香港市場，習近平派系認為必要為陸資保駕護航。

生活水準、政治權利的每況愈下成為了2010年代香港總體的趨勢，這些發展為群眾運動不斷升溫。09年以來，七一遊行的參與人數逐年增高，在2013年達到43萬人，2014年達到51萬人。2014年八月末北京政權的政治改惡則激怒了勞苦大眾。超百萬人走上街頭，舉行了為時數月的示威和佔領行動，史稱雨傘運動。

但是聲勢巨大的群眾運動即使有如此潛力，其改良派領袖仍然是希望通過「公民抗命」的佔領行動向資產階級政府作道德聲討、來乞討民主權利，而非是通過動員工人階級總罷工，進行階級鬥爭來爭取它。他們更沒有將運動傳播到大陸。這導致運動形勢不進則退，僵持中受壓迫的群眾也逐漸洩氣，而統治階級實際上未受到足夠的壓力，最終得以鎮壓群眾。反民主政治改惡得逞，地產霸權和緊縮政策未受撼動。一場反革命形勢出現了，群眾運動陷入了長達五年的沉睡。

不過，反革命還未取得完全勝利。2014年北京對香港群眾的攻擊，在這裡僅僅是暫停群眾的民主權利的增長，而非是徹底剝奪。相比中國大陸，當時的香港仍享有較多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司法獨立，除此之外，2014年至2018年間香港經濟仍有增長。這些情況決定了群眾運動僅僅是暫時的撤退重組。可以說，社會爆炸的可燃物質仍在不斷聚集，等待著一個偶然性的事件來再次引爆群眾運動。

運動領導的危機與轉折

在群眾運動逐漸平息的這五年間，其領導層內部也發生了轉折。

2014年雨傘革命的失敗，為舊的自由派改良政治敲響了喪鐘。從80年代英殖政府放出的部分民主權利中成長起來的自由派領導不再受歡迎。在他們的成長歷程中，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正發展壯大，香港和大陸的經濟增長也緩和了階級鬥爭。國際政局較為穩定，其他地區（尤其是大陸）群眾運動低壓發展。長期在這種條件下孤立運作政治運動，使得舊的運動領導相信，向特區政府不斷施壓的改良主義手法能夠漸進地達到香港民主改革的目標，甚至促進中國民主運動。

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以來的經驗證明的。2003年首次的七一遊行，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召集了超過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即反顛覆國家政權條例）立法，最終促使立法徹底擱置，該法在之後的二十一年內都沒有落實。

但2014年運動的大失敗使得舊自由派領導陷入了危機，舊有的改良派政治趕不上新的時代，過去合理的組織手法已經變得不合理了。運動家之中發生著意識形態的轉折。後現代主義佔據了香港運動家的思維方式，並在政治上表現為激進自由主義。在學術圈和小資化的運動家之間，一種類似於後殖民主義的政治分析框架開始流行起來，並最終表達為香港本土民族主義。2014年9月由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在當時風靡一時，較為全面地表達了本土派的各立場。我們從簡對他們的思想做社會分析，來進一步認識香港民族主義以及其改良主義本質。

香港民族主義及其改良主義本質

人的意識如何形成，基於他們與其所處的社會進行互動的方式。階級背景上，香港民族主義運動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不斷赤貧化的小資產者，其活動範圍也僅限於一些狹隘的中產圈子，比如大學、媒體、非政府組織（NGO）之中——此種階級背景和其活動環境，加上香港地區缺乏革命理論和傳統，基本決定了民族主義運動家會如何觀察群眾和社會。許多高高在上的職業運動家們坐在象牙塔之中，收了資本家贊助者的錢，既脫離勞苦大眾，又感到社會危機的不斷加劇，他們只能訴諸他們認為激進但並不超出資本主義的政治動員手段。

他們自此開始觀察港陸的關係，理解民主運動出路何在。特區政府自1997年成立以來就危機不斷，連續經歷了97年金融危機、03年非典（沙士）危機以及08年金融危機，每五年左右就有一次重大危機。這與同期的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當時的大陸群眾經歷了數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幅經濟增長，忙於改善生活水準，社會風氣較為穩定。統治階級也利用大中華民族主義來鼓吹這一過程的歷史意義，作為鞏固統治的工具。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高漲，群眾運動也陷入低迷期，甚至連大陸的自由派都是專制政府的支持者。新一代的香港小資運動家在大陸的階級同輩中找不到激進自由主義的合作者，因此視野就往內轉。《香港民族論》的同學們是這麼說的：

當中共已形成一個結構性貪腐集團之際，要對方放棄一黨專政只是痴心妄想，港人已不能亦不應再寄望中方會推行民主改革。單是爭取民主普選、捍衛自由法治，港人已是筋疲力竭，實難再向中國輸出民主⋯⋯

可是唯一能將小資的運動家們與香港勞苦大眾聯絡起來的，又只有主流的資產階級文化和道德。要想跨階級來動員群眾，他們只能求助於本土民族主義，為民主運動提供……道義支援。

港人在主權移交後的民主運動，往往單把落實普選的正當性，建立在「基本法如此承諾」的委婉理由。……香港民族主義則為民主治港提供堅實的道德基礎，即香港人作為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及身份認同、希望在特定邊界內實踐自治的民族，就當受尊重及擁有自治權利。…………我們必須為「兩制」重新注入……以身份認同及自治願望為依歸的民族主義運動，動員港人對抗「一國」的多方政治壓迫，並盡快建立本土政權。（加粗為筆者的強調）

過去400年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及英殖政府在香港超過140年的鐵腕統治，都說明資產階級為了利潤，進行文化滅絕從來不手軟。這種道德主義是完全的空想改良主義，而非革命主義。在如何爭取民主利益的問題上，他們用這樣的一句話誠實地概括了自己的看法：

中共政權追求中央集權，更積極利用類近殖民控制的手段……扼殺地方自治；而香港則期望在國際條約及基本法保護下（！），實踐最大程度的地方分權與民主自治……（加粗為筆者的強調）

國際條約和基本法到底是保護誰？正是資產階級！顯而易見，這種民族主義的出發點就是倚靠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律制度的機會主義。那麼他們眼中，香港獨立到底有出路嗎？

「香港有足夠條件獨立成國嗎？」有說中共一日存在，港獨的機會微乎其乎……但從世界潮流來看……陸續有帝國分崩離析。與其估計不可知的未來（？），不如認清現實境況（！），將香港民族主義植根大眾，以及宣揚香港民族自決之正當性。

……追求獨立是因為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自由民主時代，國家主權當在人民身上，而港人亦理應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力……這是理所當然的（？）。（筆者的批註）

這些人以頭立地，完全脫離現實。他們正想說的是，儘管香港獨立在事實上「機會微乎其乎」，但與其「認清事實」，不如「估計不可知的未來」。至於為什麼香港值得獨立和民族自決呢？因為這是「自由民主時代」，人民主權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為什麼是「理所當然的」呢？因為這是「自由民主時代」……這種同義反覆只暴露出哲學的貧困。諷刺的是，本土派的香港民族主義實際上根本沒有紮根大眾。他們更不信任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還不斷割裂香港與大陸勞苦大眾的聯絡——後兩點我們將稍後說明。

​​大多數香港群眾對所謂本土身份的認同，不過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價值和政治訴求認同的另一種說法。他們並不理解這些抽象的民族建構到底有什麼意義，也不清楚和認同本土派領導人自欺欺人的獨立自決訴求。根據民意調查，特區成立以來的大多數時候，群眾對狹義香港身份認同一直是少數，並且僅在政治運動高漲的時期才會大幅增加。如果這種身份認同真的有群眾基礎，在2019年民族身份認同最強烈的時候，香港獨立的訴求就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可是根據路透社的調查，受訪者中僅僅有17%在不同程度地支援港獨，而卻有41%的堅決反對、26%的有點反對——甚至還有68%的受訪者支援一國兩制。這些都充分說明本土民族主義並不足以使群眾的大多數團結起來支援香港民主運動。

那麼到底是誰在支援本土民族主義呢？這不意外就是小資產階級，也就是小老闆、小業主、工人和學生中的一些條件較好的階層。

讓我們從移民問題入手來解釋這背後的階級意識。在《香港民族論》中，有同學認為「修改基本法為最終出路」，按照西方法律修改移民歸化流程，就能夠改善移民潮下香港的社會福利縮水的問題；更有甚者，認為「香港無能力容納新移民」，需要民選出本土派的政府、建立起「港中區隔」，通過限制移民流入來緩解福利縮水。這些說法蘊含著濃厚的改良派意味和小業主思維，重點在於用合法的手段保留已有的一丁點個人財富。他們中沒有一個人點出階級問題，也不覺得需要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

這種保守主義是一葉障目的。事實上，2016年全港首21位富豪的同年資產已相當於政府所有可動用的財政儲備，但政府卻對他們的股息稅分文不征。如果特區政府能夠將這些資產階級寄生蟲的財產全部充公，那麼移民問題中的福利分配難題全部迎刃而解。可惜的是，政府就是富豪的。不過，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小資產階級也有可能直接參與統治。所以，當他們的運動家們呼喚民主時，實際上是自我割裂的。形式上他們向勞苦大眾偽裝成革命者：「只要把我們這些小老闆納入大老闆政府，勞苦大眾的利益也會得到改善的！」可是光復香港的口號的潛台詞，是光復小資產階級富裕的香港，內容上他們是在利用群眾運動向大老闆乞討：「大老闆們，我們小老闆也很苦！大老爺講講理，我們遵守你的法律，讓我們加入政府吧！」

綜上所述，香港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小資自由派的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並不為香港群眾普遍認同，並且其內容僅僅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那麼，為何在大眾視野內，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與港獨意識形態如此掛鉤呢？這其實正是群眾運動被不請自來的自由派領導騎劫的結果。

無組織的群眾開始行動

在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群眾的士氣在2014年巨大運動失敗後有所下降。2018年，每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的參與人數首次低於一萬人。但是地表下的岩漿正在不斷聚集。這一期間，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不減反增，正如前文所談到的。此時群眾政治士氣的下降，像海嘯前海水的撤退，預示著又一輪巨大的衝擊即將到來。

社會矛盾如此尖銳，任何偶然性的火星都可能引爆它。這樣一個火星在2019年到來。中美貿易戰的白熱化中，北京的資本政權發覺自身在孟晚舟案中身處被動，便有意擴大自己對世界政治的直接控制。他們向香港示意，特區政府便在2019年著手制定引渡條例，企圖允許在香港的犯人轉移至其他大中華地區受審。這是在司法上對群眾的民主權利發起了攻擊，自然激怒了勞苦大眾。民陣從三月起開始組織起示威，抗議引渡條例。在六月，來自北京的持續攻擊引發了越來越大的眾怒，超兩百萬人加入遊行，四分之一的香港人口走上了街頭。街頭巷尾滿目的政治口號都在怒吼「撤回修例法案」、「時代革命！」、「立刻進行真普選！」等等。

彼時運動不斷深入，組織上的問題便暴露出來：運動沒有明顯統一領導的「無大台」狀態，向投機派和改良派的小資運動家們敞開了隨意代言的大門。此時，誰的嗓門最大、最受統治階級媒體關注，誰就能對外代表整個運動。這就是在七月一日衝擊立法會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當時，經過了一天的鬥爭，示威群眾衝破了警察對立法會大樓的防守，於夜晚短暫佔領了香港的政治中心。雖然大多數示威群眾在當場留下的噴漆和宣言，不過是反警察、反香港政府、以及反引渡條例等訴求非常明確而溫和的口號和訴求。可是現場還混入了小資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在象徵性極強的這一場合，立起了英治香港的殖民旗。​

殖民者的旗幟很快傳播至全世界。由於運動無大台，沒有人能明確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因此，其他地區的群眾只能求助於資產階級的權威媒體。在這次運動之前，中共對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而這面旗幟則幫了大忙，給了他們抹黑香港民主運動的口實。中共的宣傳機器馬上開動，抹黑整個運動運動為港獨性質，謊稱香港群眾跪拜於帝國主義。這樣的宣傳在當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大陸群眾之中非常有信服度，這也是由後來香港本土派領袖不斷證明的。

小資領袖們所做的糟糕示範，配合了中共隨即跟進的反動宣傳，對運動下了死緩判決。但群眾運動還沒有完全終結，如果香港群眾能用其它方式證明其鬥爭堅決的階級性質，大陸群眾也有可能改變意見，運動也有可能擴散到大陸來真正威脅到北京政權。

事實上，這樣的機會在當年夏天是有的。在七月時，有不少群眾和一些社運組織提議在八月進行罷工、罷課、罷市——也就是總罷工。香港的勞苦大眾自覺地尋找到了階級鬥爭最強力的武器之一，可是他們領導也並沒有到工會中去積極籌備，而僅僅是在進行不斷的示威活動。香港最大的獨立工會職工盟，當時竟然將罷工描述成工人請求老闆批准一天休假來抗議，完全混淆罷工中固有的階級鬥爭，並將其扭曲表述成個體決定，而不是集體的行動。民陣這樣的自由派組織也在不斷地取消罷工。最後，受自由派的鼓吹，示威群眾們僅僅停留在了街頭，8月5日僅僅有數千工人主動參加罷工，而同時卻居然有超過數萬人自發地阻攔工人上班，強迫他們罷工。這種手法只能將運動推向反對工人的一面。

與此同時，自由派繼續還在給北京遞負面報導材料，將運動一步一步與大陸斷絕聯絡。8月9日，黃之鋒、羅冠聰等絕望的小資領導前往美國駐港使館向美國官員求救，討論美國國會內「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立法。緊隨其後的，就是9月17日自由派領匯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以及9月初至11月期間，以及在美駐港使館門口持續進行的數次大遊行。飄揚的美國國旗下，非常小部分的示威群眾不斷向時任美國總統川普求救。部分運動的領導和組織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中共的宣傳，不斷地加深大陸群眾對香港鬥爭的負面印象。多虧了自由派的自殺襲擊，北京政權就這樣在香港邊境建立起了一道階級鬥爭的防火牆。而美國統治階級（尤其是川普）根本上並不在乎香港的民主存亡和民族自決，只不過是將群眾運動當作中美貿易戰中的籌碼。

小資運動領袖們當時在領導群眾走向一場政治自殺。實際力量的對比上，香港群眾的力量何其大也僅不到一千萬人，在人口14億的中國，是根本不能夠動搖中國當今立足於資本主義的獨裁統治。只有港陸勞苦大眾一同鬥爭，才能震撼香港的寡頭政權和北京的獨裁政權，爭取任何有意義的民主權益。但運動的領導層軟弱和錯誤的動員手法無法為群眾贏得任何權利。後來他們抱怨自己已經拼盡全力，可正是他們的錯誤領導才耽擱了工人階級遲遲未發動總罷工，階級鬥爭的軍火庫僅露出冰山一角。

運動停滯不前，對於學生而言是巨大的刺激。不屈的學生們在這些民族主義自由派的號召下，於11月發動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兩場大型佔領行動，並與警察進行激烈的暴力衝突，阻攔交通來強迫工人階級罷工。然而由於其運動與工人組織的完全脫節，以及工會領袖的猶豫和背叛，這自然沒有動員起總罷工。這使得運動進一步陷入疲憊和僵持。

鬥爭的天平反轉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群眾的鬥爭沒有爭取到任何東西，而是說所有鬥爭的果實都是曇花一現，很快都被反革命勢力奪回了。鬥爭有兩個有意義的成果，第一個是發生在九月，當時在巨大的群眾動員和總罷工的威脅面前，特區政府很快進行了讓步，撤回了引渡條約的立法。另一個成果則是十一月末的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當時民主派首次在地區直選的區議會中取得了86%的多數。這些成果都是史無前例的重大，可是它們都是靠群眾運動的高漲爭取來的。而當群眾運動退潮後，反革命勢力很快就玩起了左手給予、右手奪回的把戲。

首當其衝的是對現存民主派領導的鎮壓。群眾運動的巨大威力使得中共和港府下定決心要徹底鎮壓民主派領導，但反動勢力不能在鬥爭高潮中進行鎮壓，於是他們耐心地等待群眾洩氣。當新冠疫情襲擊香港後，群眾運動的組織陷入了窘境，參與示威的群眾感到疲憊，數量也不斷減少了。於是，2020年初時特區政府開始反擊。一開始他們只是旁敲側擊地不配合，率領全體官員離場、任意取消會議日程及拒絕提供會議場地等，逐漸架空區議會。到了2020七月，民主派企圖參與立法院選舉，這遭到了統治階級的全面抵制。七月，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再以疫情為由，推遲2020年立法院選舉至2021年。2020年六月的中國人大中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強行加入香港《基本法》，更是於七月在香港警務隊中創立國家安全處。對民主派的徹底清算開始了。早在區議會選舉後，不少民主派議員就被陸續取消席位、選舉資格，更有運動家遭到逮捕、並受指控。八月起，國安處開始大肆逮捕民主派運動家、查封媒體。到2021年一月，超過四十名企圖參選立法院的民主派議員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香港政府逮捕。

運動的領導和組織癱瘓了，這使得北京得以繼續推行其鎮壓政策。2021年三月，人大推行政治改惡，大砍香港民主體制。本次改惡中，地區直選的立法會席位削為20席，而中國和香港大資產階級直接控制的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分別佔了30、40席：這意味著地區直選的議員絕無可能脫離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行使權力。這是真正意義上最貼近資產階級專政的偽民主政府，只有大資產階級得以行使權力。

2019年的群眾運動到此基本結束。之後，香港群眾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北京政權大力削減香港的民主權利，新聞自由遭到剝奪，反對派政黨全數遭清洗，獨立工會組織徹底被拆散。就連遭到撤回的《引渡條例》也換湯不換藥地回來了，反民主的《國安法》直接被安進香港的法律體制中。如今，香港的民主權利已同中國大陸大同小異，而勞苦大眾則繼續受高度剝削，並從經濟的持續衰退中不斷受苦。

失敗是慘痛的、有時卻也是必要的，而從錯誤中學習則是革命者的責任。

向工人民主的時代革命前進！

2019年以來的反革命形勢將不會一直維持。就像19年的時代革命實際上是2014年後運動低潮後的大爆發。19年後的五年內，香港群眾從未服過氣，而是在撤退重組。香港的階級矛盾從未得到解決，群眾鬥爭也很快會重新提上日程。作為有志於為香港和全世界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總結這次運動的意義，為香港和東亞新的時代革命做準備。

2019年運動用血淋淋的負面教訓，展示了為什麼群眾運動需要有組織的革命領導。它可以視為未來資本主義衰退時代中，中國大陸和亞洲群眾運動的生動綵排。它以血腥的結果，揭示了民族主義、改良主義的動員路線必然失敗。任何企圖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下尋找改良的動員手法，在群眾運動高漲的時候，都會轉向其目的的反面，束縛住群眾的手腳。

運動過程中，不斷展現出的是運動領導和鬥爭群眾的意識分歧。在這分野的過程中，小資領導們的真正立場表明得十分清楚。當參加示威的勞苦大眾高呼「時代革命」時，是真誠地尋找能改變香港現狀的革命出路。民族主義的運動家們卻往往在不斷強調「光復香港」、香港獨立的這一面，將群眾的怒火轉向錯誤的地方。在2019年的運動高潮，我們見到的不是英勇的群眾領導積極地組織工人階級，並將運動推往真正的革命方向，而是騎劫運動的自由派不為革命任務做準備，寄全部希望於議會選舉和西方帝國主義，也就是另一個壓迫者。他們的改良主義政治暴露出這些投機分子們的真相：他們為自己爭取蠅頭小利，不惜背叛革命。這些自由派和本土派的小資領導都是假革命派。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歷史性危機。時代革命最大的失敗，不是兩百萬上街的群眾沒有準備好革命，而是其反動的領導層在想盡辦法地破壞運動的潛力。這自然就無法促成一場真正的社會和政治革命。許多人、甚至是左翼都在吹捧當時無大台運動的種種優點，這是自欺欺人。階級社會下，從來就沒有無大台的運動。香港的例子證明，所謂無大台的組織手法只是為假革命派領導騎劫運動敞開了大門，而非是促成革命性變革。比如，2019年七月一日，起義群眾短暫地攻佔了香港的執政機關立法會，他們的領導宣讀了五大訴求，但卻完全指望資產階級的行政命令施捨，完全沒有準備奪取政權，其中更有反動分子在破壞運動的政治面貌。更要命的是，當群眾運動撬開了通往革命的機會之門時，自由派的領導居然將群眾運動賣給其他帝國主義。這些機會主義者難道不是香港勞苦大眾的叛徒嗎？

部分本土派領導更是對大陸群眾表達了種族主義式的排外情緒，對大陸人用盡蔑稱和辱罵。雖然絕大多數香港群眾總體不認同，但由於沒有領導來解釋這一點，世界群眾對運動的總體印象就此被錨住。中國官僚則利用這一點向大陸群眾宣傳所謂港獨份子的排外和殖民主義，將運動從大陸隔離開來。革命運動如果不向前進，就會向後退。這就是時代革命是如何燃盡其氧氣的——被這些假革命派敗壞乾淨的！

那當時香港群眾的出路會是什麼呢？如果當時香港能有一個勞苦大眾的革命黨堅持組織總罷工，並利用罷工委員會幫助工人階級建立群眾政治機關，並將運動傳播到中國大陸和其他地區，那麼不僅是香港，全中國、全東亞受壓迫的無數勞苦大眾都可能會被激發，發起他們的革命性反抗鬥爭。北京政權將受到巨大的衝擊、甚至有可能受到顛覆的威脅。香港既有的民主權利不僅能得以保存，並且在群眾自行組織政治、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它更會最大程度地擴張，由此打開通往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也就是工人政府——和國際的工人革命的道路。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時代革命：一場國際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

如今，無數舊的運動領導們紛紛逃亡，就讓他們哭天喊地地叫嚷著「香港已死」吧！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保持著革命的樂觀精神。他們留下的真空，將為在香港重建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提供大好機會。在過去的數年中，死去的只是他們改良主義的運動手法和組織，而從傷痛中成長起來的，將會是新一代的階級鬥士。新的鬥士將在全亞洲、全世界的革命浪潮中成長，為新一代勞苦大眾的時代革命做出重要的貢獻。就讓我們高呼：

自由主義的改良時代已死！

國際工人民主的時代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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