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是列寧在1907年為一本書信集所寫的序言。這本書信集的內容是19世紀主要工人運動革命家如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寫給第一國際領導人之一左爾格以及其他活動家的書信。在列寧的年代，除了馬恩兩人主要著作以外，這些書信也為政治這門藝術提供了難得的養分，特別是馬恩兩人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在各種政治問題的方法。當時注重理論教育的布爾什維克，也把這些書信翻譯成俄文，提供當時的俄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一部重要的新教材。

就如後來列寧所寫的一系列文章，這篇序言簡明地表述革命幹部如何可以維持自己的政治原則，但是同時要把持最大的組織行動彈性來接觸群眾。因為，當時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既存在著極左，脫離群眾的派系，也存在著利用恩格斯隻字片語來正當化機會主義路線的派系。

我們首先簡單了解一下這篇文章的歷史背景。

自從1902年列寧寫下《怎麼辦？》後，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黨內就分出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這兩個名稱尚未明朗的派別，這兩個名稱要到1904年黨內成立「多數派委員會」時才真正的被使用。我們在1917年所看到的，正是這兩個派別在俄國十月革命這塊試金石下的結果。俄國工人選擇了當時最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而讓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孟什維克卻走到了無產階級的對立面，與立憲民主派和社會革命黨人連成一氣。

1905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在這場列寧稱其為十月革命的「總演習」中，將這兩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政治思潮性質都表露無疑了。列寧在他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指出了布爾什維克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對當前革命的態度，對1905年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做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工人階級應當與貧農和革命民主派聯合起來，將打到沙皇專制，爭取民主共和制做為當時的目標，但決不只是停留在這樣的地步，而是最大化民主革命的作用，因為民主權利的抗爭在當時的俄國情勢下是通往「最高綱領」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孟什維克不滿布爾什維克倡議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在日內瓦召開了屬於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並在決議案中認為，如果承認這次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那就要力求如英國克倫威爾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方式，讓工人們幫助資本家加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將這場民主革命的最高綱領訂定為「立憲成功」，等到生產力發展提高之後才要求無產階級革命。

但1905年這場革命並不如預期的讓無產階級專政在巴黎公社之後，又一次降臨於俄國。從「流血星期日」開始，俄國巨量的罷工事件，發展到十月全俄政治罷工，進而發展到十二月起義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均力敵的地步，卻苦無突破困境的方法下，只能是被沙皇專制鎮壓下去。在布里根杜馬（也就是沙皇當局被迫召開的傀儡國會）被十月全俄政治罷工搞得灰頭土臉後，而召開的第二屆杜馬更為左傾的情況下，沙皇發動「六三政變」，解散杜馬，並大肆搜捕社會民主黨人，此後進入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開始捕殺一切反抗分子。

在當時的民主革命問題、工人運動問題、杜馬（議會）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上，筆者不能在這篇推薦文中做出詳盡的解讀，這些有待讀者們研究列寧的著作一探究竟。但總的來說自1903年以來，孟什維克幾乎都走上把馬克思主義公式化、庸俗化來為自己機會主義辯護的道路。布爾什維克決不能說毫無錯誤，但是總是能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提出具體的政治任務。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憑著1905年的經驗，加之沙皇的專制獨裁與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虛偽，以及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揭露了的資本主義矛盾，在九個月內得出奪取政權的必要性的結論。

進入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正是黨內機會主義高漲的時候，也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必須做出理論鞏固的時候。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寫道：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人民群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一個戰鬥著的政黨來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

但是要做到所謂的「教會革命一些東西」，就必須要做到社會民主主義學說（1905年時，馬克思主義還廣泛地被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正確性。列寧在這個反動時期要做的事，正是正本清源，鍛練革命幹部們的理論基礎，將基本功夫打好。

這些基本功來自《共產黨宣言》，來自第一國際的經驗、來自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當時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評估與實踐的方法。

在這篇書信集的序言中，列寧摘錄了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一段話，當中提到成立國際工人協會，也就是第一國際的經歷：

「如果我們在1864—1873年間堅持只和那些公開承認我們綱領的人合作，那麼我們現在會處於什麼境地呢？」

在隔年1888年恩格斯為《共産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認為的第一國際對於各國工人運動的態度，以及最終的目標：第一國際就是要將當時各國充滿能量的戰鬥性工人運動都團結起來，但是要想辦法讓英國的工聯主義、歐陸廣泛的普魯東主義、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能認同參與。馬克思出色地完成這項工作，起草了各個工人運動都能接受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

馬克思與恩格斯完全清楚第一國際的歷史性任務，但是要清楚提出任務，就要掌握各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韻律才有可能。第一國際的草創時期，其內部包含各式各樣不同的主張和意識形態，但是都有各自的工人階級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這個框架內為自己的理論做出原則性的鬥爭，並且透過實踐的證明來把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鬥士贏到馬克思主義這一邊。

當1874年第一國際解散時，普魯東主義和拉薩爾主義都幾乎失去了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力，連保守的英國工聯也漸漸地展現戰鬥性。

讓我們回到俄國的經驗上。在「六三政變」前，即1905—1907的俄國革命進入低潮期時，孟什維克提出要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或建立「廣泛的工人黨」，並讓恩格斯為他們辯護，因為恩格斯曾在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說：「一兩百萬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擁護真正的工人政黨，在目前來說，要比十萬人投票擁護一個在理論上十全十美的綱領更有價值得多。」

但這是恩格斯基於對188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與社會情況，以及對美國歷史的特殊性分析後，所給出的建言。在這個國家，特別是在南北內戰的民主革命後，民主革命的要求就差不多完成了，實際上美國群眾在政治上有較多的自由，不然亨利·喬治這位激進的左翼民粹主義者不會在紐約市長選舉中獲得可觀的選票，而喬治本人還是由紐約的中央勞動聯合會所推派的，儘管他的理論是小資產階級的。

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中曾提到過，1880年代的美國經濟發展與1840年代的英國是極其相似的，只是沒有想到的是，在1886年二月以降，工人運動就產生巨大的進展，十個月內就達到了別的國家要十年才能完成的進展。

恩格斯注意到當時的美國有一個規模較大的群眾組織「勞動騎士團」。在此簡述一下勞動騎士團：1860年代，費城裁衣工人創立了本行業的工會。這個工會立刻引起雇主們的不快，它的會員常常被迫在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工作之間作出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放棄公開組織，創立一個秘密組織，並名為勞動騎士團。但地下組織的形式讓他們受到許多抨擊，因而在1878年公開了組織與章程。發展到1886年，勞動騎士團達到鼎盛時代。據各種估計勞動騎士團這年的會員總數為五十萬到八十萬人（參看希爾奎特的《美國社會主義史》，PDF檔）。恩格斯分析了勞動騎士團的聲勢，也看穿了這個組織在政治上的弱點。這時僑居美國的歐洲社會主義者本應該要，卻沒有盡全力投入騎士團的群眾運動，贏得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看到這樣發展的恩格斯，提出美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任務，即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真正地做為一個階級並擁有獨立性，用行動對資本主義進發，即使這個工人政黨在綱領上是有瑕疵的。

但是進入勞動騎士團工作，並不代表要社會主義者要降格為工聯主義者或改良主義者，不是把自己的目標降低到只是為一般生活條件的改善而放棄了組織工人推翻政權。相反的，第一國際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悍衛自己做為社會主義革命派的主張與矜持的同時，並不妨礙我們在工人運動中能夠對工人階級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如果只是尾隨在不成熟的工人運動的反動綱領後面，或者是不去到反動工會中影響工人階級的戰鬥意識，這種機會主義或極左主義的態度都是對革命的不夠真誠與不夠積極。

如果有人要用恩格斯生前所見的現實來為當前的政治行動背書，那他至少也要理解恩格斯的方法。直接拿美國當年的情況就想要得出廣泛的、通用的結論，那就是證明自己只是在套公式。

回到1905年的俄國，社會主義者要注意的事情又不一樣了。俄國有著從16世紀開始就歷久不衰的沙皇專制，就算迫於群眾壓力而成立了杜馬，只要沙皇感知到不滿，也隨時能將其解散。而在列寧看來，杜馬這個1877年馬克思在書信往來中就預測到的「立憲的把戲」，是否能在群眾間達到革命鼓動的作用呢？要如何對待杜馬呢？答案依舊不是套公式就能得出的，而是根據當時的革命與反革命浪潮決定的。

1905年，布爾什維克之所以選擇抵制布里根杜馬，一部份的原因當然是認識到沙皇對當時全俄的革命浪潮感到恐懼，而推動杜馬這個幌子來阻止革命的日益高漲。另一方面，布里根杜馬本身的性質就是反動的，它只允許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參與，也只是諮詢式的議會。但布爾什維克之所以選擇抵制布里根杜馬更主要的原因，是認識到當時的革命情勢已經不是一個諮詢式的議會能阻止的，群眾的戰意早就不是在議院上，而是在街頭巷道，在他們自己創立的各地蘇維埃裡面，武裝起義已經提上日程了。在這個情況下，布里根杜馬的出現只不過是沙皇當局來疑惑群眾的工具，欺騙群眾應該乖乖地進入這個由王室控制的議會，從而放棄革命。因此在這個節骨眼上，布爾什維克呼籲群眾抵制布里根杜馬，是完全正確的。

其實在台灣的二二八革命期間，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情勢。當時在台中，群眾已經自行促成了市民大會，成立自己的武裝部隊，並推舉謝雪紅擔任主席。畏懼這個情況的林獻堂則成立了台中的處理委員會，旨在以一個偽裝民主的機構跟被群眾擁護的市民大會爭奪政權，讓權力重新回到統治階級手中。然而當時謝雪紅並沒有揭露台中處委會的性質，而是選擇臣服於它，最後嚴重弱化了台中的革命派和群眾。這就讓我們看到在革命高漲的節骨眼上，認識到所有這些統治階級產生出來的「民主」機構背後的目的是如何的重要。

但在1907年「六三政變」後，就連布爾什維克都因為革命低潮的反動時期所影響，開始提出了脫離工人群眾的極左主義。革命已經失敗，而近兩年的鬥爭下來，工人群眾總不會是一直處在革命的白熱化狀態。疲憊的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了當時的第三屆杜馬，特別是工人階級最大的同盟者農民，他們認為杜馬有助於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這個時候無法判斷革命的情勢，不把參與杜馬重新視為鼓動革命的一種戰術，而只是一再重複過去的抵制杜馬口號，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名為學理主義的鸚鵡。

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中說：

「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自己領導的群眾並真正引導全體群眾前進時，才能完成其先鋒隊的任務。」

杜馬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正確觀察運動的變化，謹慎地做出政治上的決定，不讓革命幹部隔絕於群眾之外，並運用合法與不合法的方式在工人群眾之間來進行宣傳鼓動，才能讓革命黨在低潮時期，還能盡可能地保留實力，等待下一次社會危機致使階級鬥爭又進入高潮時，我們就能做好萬全的準備領導工人階級參與革命。

在這篇序言的末段，列寧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那種始終對工人與革命充滿信心的樂觀主義表示敬意，即使馬恩兩人的政治生涯中也犯了許多的錯誤。正如列寧與年邁的克魯泡特金在1919年的會面中所說的：

「您不能戴著天鵝絨手套去革命。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犯了很多錯誤，也知道還會犯更多錯誤；我們會盡可能糾正錯誤；我們承認錯誤，也承認我們經常做出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們對比那位在1905年一下說鼓勵工農起義、一下又說「本就不應該拿起什麼武器」的普列漢諾夫，對比古往今來稱自己為「馬列主義者」，實則躲在電腦、學術期刊後面「檢討」工人運動的史達林主義者們，就能看出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冷靜檢視革命理論的同時，也始終堅持著他們對工人階級的信心。就像列寧在這篇序言最後解釋到的：

「但是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並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氣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

理論是做為革命者的最大武器。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理論帶來的前瞻讓我們能處變不驚」，要不致使自己走向機會主義的道路，首先就是以將無產階級利益做為首位的理論為原則，再以現實情況做為根據去分析。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