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第二國際在成立之初就解體，並在其覆滅時掀起一波革命浪潮。在這種背景下，列寧成功地建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該國際在許多國家都有強大的支部，旨在為世界革命的勝利提供必要的領導。在本文中，佛萊德·偉斯頓 (Fred Weston) 解釋了這個新國際的形成過程，以及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培養新一代共產主義者以應對未來的任務中所發揮的作用。

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體系，因此推翻它的鬥爭必須是全球性的。這解釋了為什麼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共產主義者 —— 一直在國際層面組織起來自身：從第一國際到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

今天，我們再次面對著在全球範圍內陷入重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看到到處都是戰爭、內戰、飢荒、氣候變化、生活成本上升、前所未有的債務水平、一個個國家內接連發生的政治危機：這些危機中，左翼和右翼都在大變化和急轉彎。

因此，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群眾都在爆發革命，例如去年在斯里蘭卡，今年在肯尼亞和孟加拉國。世界各地都在奔向社會革命。

這再次表明，就像列寧的時代一樣，今天的世界需要一個國際組織來聚集所有國家的革命共產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成立了革命共產國際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RCI)，它將成為所有理解了革命必要性的嚴肅工人和青年們的燈塔。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國際。它能夠提供必要的領導，以確保即將到來的革命浪潮不會像過去那樣以工人階級的失敗而告終，而可以成功做到一勞永逸地終結資本主義制度。

對於我們今天正在建設革命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來說，第三國際的早期即共產國際(Comintern) 是一份寶貴的歷史經驗。那麼到底怎麼做，才能將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相對較小的勢力轉變為強大的群眾性革命共產黨？

對新國際的需要

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是世界歷史的決定性轉折點。歐洲的帝國主義列強們動員了他們各自的工人階級去互相殘殺，以實現列強們掠奪性的戰爭目標。那個時候，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明確的國際主義領導層，以斬斷戰爭狂熱，並為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來提供幫助。但第二國際幾乎所有政黨的領導人都在壓力下屈服，去支持起了「他們」各自的資本家。這種背叛的根源在於此：成立於1889年第二國際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發展起來的。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能通過階級鬥爭來贏得改良。這影響了工人階級領導們的觀點，他們開始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通過漸進式的改良來實現。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被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所取代。

盡管一大批論戰被發起以針對這些機會主義思潮，但台面上所暴露出的退化程度卻只是其冰山一角。在日常活動中，機會主義思潮的許多地方代表開始以事實上的階級合作主義方式行事。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 (SPD) 的官方立場仍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因此，在讀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戰爭爆發時向資產階級投誠的消息時，列寧非常震驚，以至於他認為社民黨宣布支持戰爭的報紙是德國總參謀部的偽造品。

然而，當列寧清楚意識到背叛的規模時，他給出了正確的診斷：由於其無法實現自身領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目的，第二國際已死。因此，他立即在1914年11月就宣布需要成立第三國際。

但考慮到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勢，工人組織的空殼化，再加上「社會主義」領導人的背叛，在當時建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條件尚不存在。事實上，在1915年反戰的齊美爾瓦爾德會議 (Zimmerwald Conference)上，列寧評論說，世界上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幾輛馬車就裝得下了。唯有事件的發展，尤其主要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才能提供形成新國際的力量。

理論的重要性

因此在重建革命國際時，列寧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從機會主義者的歪曲中拯救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綱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寧花時間去深入研究黑格爾，這並非偶然。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是因為如果黑格爾的辯證法沒有被理解，那麼想要完全理解馬克思的方法就是不可能的。

列寧巧妙地運用這種方法，來打擊那些在戰爭期間錯誤引用馬克思的片段以支持「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因此，列寧在這一時期的著作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寶貴財富。其中包括《第二國際的崩潰》（1915年）、他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1915年）以及他著名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寫於1916年1月至6月）。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澄清和捍衛對布爾什維克能夠領導俄國革命取得勝利至關重要。這一點在他《遠方來信》（1917年3月寫成）、隨後發布的《四月提綱》和他的裡程碑式著作《國家與革命》（1917年8月至9月寫成）中顯而易見。這些作品都在革命過程中對抗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動搖時至關重要。

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為如何建立一個革命黨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素材。它經歷過秘密工作時期，經歷過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小規模工作的時期，也經歷過群眾工作時期，例如在 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爆發時。

布爾什維克黨的豐富經驗將成為共產國際在其前四次代表大會 (1919-22 年) 期間的理論基石。這一切都從辯論中清晰地顯現出來。

如果人們回顧前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文件和演講，就會清楚地看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巨擘所發揮的奠基性教育作用。他們明白自己的任務是將自己積累的經驗和思想傳遞給新一代正嶄露頭角的革命領袖。這樣，他們就能幫助世界各地新興的共產黨掌握正確的方法和策略，以取得勝利。

第一次代表大會—戰鬥的號召

大事件為革命准備了條件，反過來其實又正是資本主義的危機醞釀了這些事件。1917年的俄國革命開啟了一戰後立即席卷歐洲的革命浪潮時代。革命的客觀條件在一個接著一個國家已經成熟或正在成熟。

1918年1月，一場具有革命性質的總罷工席卷了奧匈帝國。同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它推翻了德皇並結束了戰爭。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被推進政府，可他們卻竭盡全力要將權力交還給資本家。革命隨後又蔓延回奧地利，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卻也同樣地背叛了工人。

與此同時，第二國際大致分裂為三個陣營。第一是徹頭徹尾的沙文主義者，他們在戰爭期間公開背叛了工人。第二派是列寧所說的「中派」，以考茨基為代表，他們用革命語言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第三派是不斷壯大的革命派，他們中的許多人從第二國際分裂出來，在各自的國家成立了共產黨。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舉行，旨在融合國際上各種革命潮流。由於在內戰最激烈時期前往莫斯科十分困難，再加上激進化進程尚處於早期階段，因此只有52名代表出席。因而，這次大會更像是一次戰鬥的號召，旨在隨著世界革命進程的成熟來為正在發展的國際革命左翼提供一個參照點。代表大會發表了一份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起草的宣言，宣言大膽地指出：

「工人階級必須建立真正的秩序——共產主義秩序。工人階級必須推翻資本統治，消滅戰爭的根源，打破國界，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會，實現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1]

大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在自身和第二國際的改良派——包括考茨基的「中派」——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因此，討論的大部分都聚焦在認識「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民主即工人政權，而改良主義者對此懷有敵意。

因此，這次大會堅定地高舉起世界革命的旗幟以讓世界工人都能看到。新的共產國際將成為隨百萬人在隨後的鬥爭風暴中的參照點。

快速的激進化

階級鬥爭在數十年間發展起來，但在某些時期，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意識迅速發展。在英國，1919年因罷工活動損失的工作日達到3500萬，而1921年則為8600萬。工會會員人數從1914年的410萬增至1920年的830萬。同時相應的，工黨支持率也急劇上升。

在德國，1919年罷工次數為3682次，到1922年增加到4348次。社會主義工會會員人數從1918年的180萬增加到1919年的550萬——僅一年時間就增加了近400萬工人。到1920 年，所有工會（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工會）的會員人數都達到了1000萬。這是1918年開始的革命的統計學表述。

在義大利，勞工總聯合會(CGL)——社會主義者領導的工會聯合會——從1918年的25萬名成員增加到1920年的210萬名。與此同時，義大利社會黨 (PSI) 的成員在同一時期增加了兩倍多，從1918年的6萬名增加到1920年的21萬名。這兩年發生了大規模罷工浪潮，最終演變成1920年9月工廠被占領。

許多其它的國家也有類似的數字。可以說，工會在各地呈指數級增長，工人階級政黨的力量也在顯著增強。與此同時，我們在到處都看到工會領導人正扮演著保守作用來阻礙工人，而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人也在公然背叛。

正是這種經歷導致了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出現了強大的左翼思潮。歐洲的一些主要共產黨就是從這些思潮中誕生的，比如德國、法國和義大利。

這個過程的發展並不遵循同一個模子。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共產黨的群眾力量來源於舊的社會民主派內部。在諸如英國這樣的地方，小型的革命團體們被合並成共產國際的本國分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共產黨則是由少量干部建立的，中國就是最主要的例子。

法國

法國社會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的隊伍感受到了法國危機和俄國革命的雙重影響。1920年，該黨舉行了兩次大會：四月份的會議提名了一個代表團前往蘇維埃俄國進行訪問；同年的十二月底在圖爾 (Tours) 又舉行了大會。

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總書記路德維克·奧斯卡·弗羅薩德 (Ludovic-Oscar Frossard)與黨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e) 的新編輯馬塞爾·卡欣 (Marcel Cachin) 呼吁無條件加入共產國際。對此持反對意見的是由著名議員萊昂·布魯姆 (Leon Blum) 領導的右翼派別，而讓·隆格 (Jean Longuet)表達了第三種立場，即在「某些條件下」加入，也就是說不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綱領和原則。

在聽取了大會上表達的不同立場後，多數代表以3252票對1022票的結果投票贊成加入共產國際。該黨的青年翼幾個月前已經決定加入青年共產國際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幾個月後，他們采用了「共產國際法國支部」 (PC-SFIC) 的名稱，會員人數達到11萬人。萊昂·布魯姆則分裂出去，僅以4萬名會員重建了社會黨 (SFIO)。

義大利

在義大利，義大利社會黨 (PSI) 於1919年3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在1919年10月於博洛尼亞 (Bologna) 舉行的大會上，它甚至呼吁在義大利建立蘇維埃，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但這只是口頭上的；在實踐中，它並未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來一致地執行這些決定。

博洛尼亞大會僅僅表達了黨內成員的真實願望，但這些願望卻被改良派和中派領導層過濾掉了。

1920年9月，在工廠占領期間，改良派的背叛行為加速了黨內革命派、中派和改良派之間的分化過程。

當黨於1921年1月15日在裡窩那 (Li-vorno) 召開大會時，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或稱《二十一條》成為了辯論的核心。這明確提出了將黨的改良派及其領導人、特別是菲利波·圖拉蒂 (Filippo Turati) 和朱塞佩·莫迪格利亞尼 (Guiseppe Modigliani) 開除出黨的問題。

即將成為共產黨領導人的阿馬迪歐·博爾迪加 (Amadeo Bordiga) 主張完全接受二十一條。而黨的中派領導人賈琴托·塞拉蒂(Giacinto Serrati) 則拒絕接受。大會上提出了三項決議，塞拉蒂得到了10萬名黨員的支持，右翼得到了1.5萬人的支持，而共產主義者則有5.8萬名支持者。

共產主義者隨後離開了大會，唱著《國際歌》，聚集在聖馬可劇院 (Teatro San Marco)，成立了義大利共產黨(PCd’I)，成為共產國際的義大利支部。

德國

在德國，這一過程不像在法國和義大利那樣直接。然而，它仍然呈現出了類似的發展路線：未來德國共產黨 (KPD) 的大多數成員來自於老的社會民主黨 (SPD) 的群眾隊伍，而該黨在戰後革命事件的推動下迅速壯大。

最初，真正的革命者聚集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國際主義小組 (Internationale Group)，後來被稱為「斯巴達克同盟」 (Spartacists)。1917年4月，一場重大的分裂發生。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 (USPD) 成立了。在分裂之後，斯巴達克派緊隨其後。但在1918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後，他們決定與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 (USPD) 決裂，並於1918年底成立了共產黨。

由於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以及考茨基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大多數領導人的機會主義，共產黨誕生時帶有極左思想的痕跡。例如，他們抵制工會，並拒絕參加1919年1月召開的制憲會議的選舉。他們還傾向於冒險主義，如1919年1月過早的「斯巴達克起義」。在其兩位主要領導人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卡爾·李蔔克內西 (Karl Liebknecht) 在起義後被殺害後，黨內缺少有經驗的領導人來制衡其極左傾向。

獨立社會民主黨在1919年3月時擁有30萬名黨員，到1920年4月迅速增長到80萬。

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為了工人階級大規模激進化的渠道。因此，該黨的多數成員接受了二十一條，並在1920年10月的大會上投票贊成加入共產國際，並與德國共產黨合並。在這一過程中，它一分為二，失去了右翼。這就是蘇維埃俄國以外最大規模的共產黨是如何形成的，其成員數達到了50萬。

英國

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我們可以看到具體實例，即大規模的共產黨是從舊社會民主的左翼中崛起的。然而在英國，該黨是在1920年由若干小型馬克思主義團體合並而成，其中包括英國社會黨 (British Socialist Party)、社會主義勞動黨的共產主義統一小組 (The Communist Unity Group of the Socialist Labour Party) 以及南威爾士社會主義社 (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一年後，蘇格蘭共產主義勞動黨也加入了。

然而，與德國和義大利一樣，該黨最初也受到極左傾向的影響。有些人認為應該拒絕議會工作，共產黨也不應與工黨有任何關系。

然而，無法回避的問題是，英國的大多數工人仍將工黨視為他們的參照點。這也是為什麼列寧在他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專門為此寫了一節，以教育和重新引導英國共產黨人在工黨內外工作。而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也專門用一整場會議來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次代表大會

全球工人階級的激進化反映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組成和任務中。第一屆代表大會更像是對小型共產主義思潮和團體的號召，而第二次大會則有來自全球54個政黨和組織的218名代表出席，旨在明確新國際的綱領和策略。

由於許多社會黨的大批成員渴望加入共產國際，許多舊的改良派領導人和黨內官員可能會選擇改換牆頭，以保住他們的相關性和職位，這樣的風險不容忽視。

例如，義大利社會黨 (PSI) 在1918-1920年期間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推動下，整個黨在基層黨員的壓力下加入了共產國際。然而，圖拉蒂和莫迪格利亞尼領導的
改良派仍然留在黨內，反對國際的革命思想。

這一危險從一開始就被帶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注意之下。大會舉行了一系列討論，包括共產黨的作用、蘇維埃和工作方法，目的是明確劃清共產黨的綱領與改良派的界限。這些內容被總結在了列寧親自起草的二十一條中：

「現在申請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和小組越來越多，他們不久以前還屬於第二國際，現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國際了，不過它們還沒有真正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小組。第二國際已被徹底粉碎。中間政黨和「中派」集團看到第二國際已經毫無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壯大的共產國際，但是，他們還希望保留一種「自主權」，以便執行它們原來的機會主義的或「中派主義的」政策。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時髦的東西。‘中派’的某些領導集團希望加入第三國際，這就間接證明共產國際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數覺悟工人的擁護，並且成為一天比一天強大的力量。共產國際有被那些還沒有擺脫第二國際的思想體系的不堅定和不徹底的的集團溶蝕的危險。」[2]

為了保護新的國際免受這種污染，第七點明確指出，「共產國際決不能容許像屠拉梯、莫迪利揚尼之流的著名機會主義者有權成為第三國際的成員。」[3]這項措施專門針對那些頑固的階級叛徒，以及那些已經成為共產國際某些部分成員的公開改良派階級合作者。

綱領與方法

第二次大會對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辯論。

例如，列寧警告說，「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觀點是一種需要被糾正的極左錯誤。他告誡與會代表，盡管在許多國家都明顯存在導向革命的危機，但只要資本家能夠保住權力，他們就仍然有可能絕路逢生，而事態的結果則取決於各國的革命黨。沒什麼能預先打包票說革命必然成功。

列寧還花費了大量精力處理其它關鍵的理論問題。他為第二次大會起草（並修訂）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這些提案清晰地與第二國際各黨通常模糊的立場劃分開：右翼改良主義者將殖民主義視為「歐洲的文明使命」，因此支持他們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野心。共產國際堅定地支持殖民地被壓迫的人民，並呼吁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支持這些人民的反帝鬥爭。它明確區分了壓迫國和被壓迫國。沒有這種對殖民主義的原則立場，就不可能在殖民國家建立起共產國際的支部。因此再一次，我們看到思想是建立組織中的關鍵。

例如在中國——當時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這些思想對彙聚起共產黨的初始力量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初期干部原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學
習小組，在小組裡的一名教授陳獨秀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個小組最初由知識分子組成，隨後他們於1921年7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大會上，12名代表聚集在一起，代表總共59名成員。

他們的力量雖然甚微，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稱自己為一個黨：這個黨幾乎是從零開始建立起來的。到1925年5月，這個初始小型團體的成員人數已經達到了1千人，主要由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隨之而來的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即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它為黨帶來了巨大的機遇，成千上萬的工人擴充了他們的隊伍。在兩年內，該黨的會員人數激增至近6萬人。

俄國革命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諸多國家內共產主義政黨和團體開始湧現，例如在中東或拉丁美洲，在哪裡它們常常自小型知識分子圈子起步，隨後便開始與更廣泛的工人階層建立聯系。

反對極左主義

共產國際成功將一大批激進工人和青年吸引到了它的旗幟下，他們中的許多人因最近的各種事件而激進化。然而， 這些人中的許多——包括新興共產黨的領導者——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策略方面完全缺乏經驗。

這些新共產主義者中的許多人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持有一種健康的拒絕態度，後者已經適應了議會主義。同樣，許多人因工會中的改良主義領導人而感到沮喪，認為他們阻礙了運動的發展。然而，有一部分人錯誤地得出結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僅僅意味著為革命持死硬態度並拒絕所有妥協。他們認為，只要通過簡單地譴責資產階級民主並建立純粹「革命性」的工會，就可以建立起共產黨的力量。荷蘭共產黨人赫爾曼·戈特爾 (Herman Gorter) 甚至攻擊列寧，指責他因為提倡議會工作和工會工作而是「機會主義」的。

列寧將這種態度稱為「極左」或「左派共產主義」。他強調，單純譴責資本主義並等待群眾加入革命黨是不夠的。黨必須贏得群眾的支持，而這需要極大的戰術靈活性。這是布爾什維黨整個歷史中最關鍵的教訓。

列寧意識到，除非迅速糾正這些宗派主義的思想，否則共產國際的各支部將會在革命上狠狠地撞南牆並被毀滅。這一錯誤雖然被列寧描述為「幼稚的」（編者注：
列寧的本意更偏向「孩氣的」，而非是居高臨下的家長式指摘）即一種不成熟的產物，但只要通過耐心的解釋和討論它就可以被糾正。

因此，列寧在1920年4月至5月期間撰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正是為了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解決這個問題。在書中，他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從1905年到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汲取到的經驗教訓，以及自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他對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的危險都發出了警告。

這本書以德文、英文和法文出版，以便所有參加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都可以讀懂。列寧對這 本書的重視可以從他親自參與書籍的排版和印刷中看出。他想確保這本書能夠在大會開幕前被出版。

列寧和托洛茨基都通過耐心的解釋和辯論，努力在共產國際的會議內外澄清真正的共產主義思想和戰術。他們撰寫了長篇幅的文章並就關鍵問題發表了演講。

正如以上例子所示，列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試圖通過政治方法、而不是通過組織措施來解決政治問題。

列寧對此投入了大量時間。他明白，你不能通過命令主義的方法來說服和教育真正的、會思考的革命共產主義者。那樣做的結果只是培養出「聽話的傻瓜」，而這些人將無法在應對任何階級鬥爭和革命的風暴時指引他們自身。

工會

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會還詳細討論了工會問題。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的《工會運動、工廠委員會與第三國際》中明確指出：

「……工會在戰時多半成了資產階級戰爭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幫助資產階級盡可能多地榨取工人階級的汗水，從而使無產階級為資本家的利潤流出更多的鮮血。當時參加工會的，主要是一些熟練工人，他們領取企業主的優厚報酬，只考慮自己的狹隘的職業利益，受著脫離群眾的官僚機構的束縛，被機會主義領袖引入歧途。因此，工會不僅背叛了社會革命事業，甚至也背叛了它們所組織起來的工人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進行鬥爭的事業。」 [4]

在如此直白地陳述這一點的同時，同一提綱也承認：

「……為了取得經濟鬥爭的勝利，就要使至今還沒有加入工會的廣大工人群眾踊躍參加工會的隊伍。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工會在蓬勃地向前發展，它們現在已經不僅是無產階級先進部分的組織，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廣大群眾的組織。這些群眾加入工會，是想把工會變成自己的鬥爭工具。

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迫使工會舉行罷工，罷工的浪潮已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使資本主義生 產過程和交換過程經常中斷。工人群眾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和自身的日益貧困而提高自己的要求，從而會破壞一切資本主義成本核算的基礎，而這種成本核算乃是搞好任何經濟工作的基本前提。工會在戰時曾是勸導工人群眾去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機構，而現在，則成為摧毀資本主義的機關。」 [5]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列寧工作時在如何使用辯證法。這種方法使共產主義者能夠看到事物在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中是如何能夠轉化為其對立面。工會同時承受著來自兩種完全對立的階級利益的壓力。

一方面，資本家有意識地試圖腐蝕工會領導人，以利用他們來監管工人階級。另一方面，隨著 工人階級在通貨膨脹和惡化的工作條件下感受到壓力，工會成員的數量不斷增加，迫使其領導人為了工人的利益采取立場。

這就是為什麼提綱中指出：「共產主義者必須加入所有國家的工會」，並且所有退出工會或組織替代性工會的嘗試都代表了「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危險。」這樣做的危險在於「將最先進、最有意識的工人交給機會主義領導人，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 [6]

如同所有此類聲明一樣，存在有人會機械地片面解讀的危險。那麼，共產主義者應該加入工會的原則是否永遠和不論何種處境都排除了它脫離工會的可能？列寧的方法是靈活的，這種方法始終考慮到共產主義者所面臨的具體條件。這就是為什麼同一文件在後面的幾段中提到：「如果不分裂意味著放棄在工會中的革命工作，共產主義者不應猶豫是否要分裂」，但同時又指出：

「共產主義者在決定是否分裂時，必須不斷且仔細地討論，這樣的分裂是否會導致他們與工人群眾的隔離。」 [7]

第三次代表大會還討論了《共產黨在婦女中的工作方法和形式（提綱）》，該提綱概述了共產黨在婦女工作方面應采取的特別措施。

大會還強調了青年激進化的加劇，並將青年共產國際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將其置於國際領導的紀律之下。

危機與意識

共產國際的各次代表大會討論了國際範圍內階級鬥爭的起伏變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周期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系。

對這種關系的簡單化和機械化解釋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認為經濟衰退總是會導致階級鬥爭的高漲，而經濟的繁榮則會帶來體系的穩定。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警告各國分部反對這一點，並努力將他們的理論理解傳達給共產黨的領導層和隊伍，因為這樣的結論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評估錯誤。

這一問題在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舉行的第三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變得尤為重要。戰後初期，資本主義面臨危機，歐洲也掀起了一波革命浪潮。然而，到1921年，由於改良主義者的背叛，資本主義體系成功地實現了自我穩定。經濟的好轉讓一些共產主義領導人感到迷惑，他們對階級鬥爭的動態過程采取了機械化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他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共產國際新任務的報告》中解釋道：

「認為危機必然引發革命行動，而繁榮反而使工人階級安於現狀，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8]

托洛茨基的報告基於20世紀初俄羅斯起起伏伏的階級鬥爭經驗。在回應這些過度簡化的看法時，他指出：

「許多同志說，如果在此期間出現復蘇，那對我們的革命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絕對不是。在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和危機之間根本不存在自動的依賴關系。只有辯證的相互關系。 」 [9]

托洛茨基指出，階級鬥爭中有些時候，嚴重的經濟衰退實際上可能會削弱工人階級的戰鬥力。 只有當經濟開始復蘇時，工人相對於資方的力量感才會增強，因此，看似矛盾的是，工人階級此時才可能開始激進的鬥爭。經濟衰退或繁榮對階級鬥爭的影響並不是立竿見影或機械性的。 這種影響可能會延遲，但它也取決於歷史背景以及一切過往的事件累積。

托洛茨基總結說，雖然資本家們努力尋求新的經濟平衡，但這些嘗試最終會破壞社會和政治的平衡。階級鬥爭的退潮不可避免地會在某個時刻讓位於世界革命的回歸。因此，共產國際的任務是通過建設強大的共產黨，為下一波鬥爭做好准備，並運用能夠贏得群眾的戰術。

「進攻理論」

這場討論在當年德國共產黨的「三月行動」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自1918年以來，德國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和反革命事件。到這時，德國共產黨 (KPD) 已經成為俄羅斯以外最大的共產黨，擁有超過50萬名成員。

然而，在1921年3月，盡管革命的浪潮正在退卻，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仍試圖通過黨的單方面行動來人為地激起一波新的革命浪潮。甚至有人走到極端，炸毀了一
個工人合作社總部，並將其歸咎於警察。這一行動遵循了所謂的「進攻理論」。一部分極左分子主張，無論客觀形勢如何，共產黨都應該采取「進攻性策略」，以此來激發工人革命。

這些人完全沒有考慮工人階級的實際運動，因此「行動」最終變成了一場徹底的災難。數千人被捕，德國共產黨被取締，超過20萬名成員要麼辭職，要麼停止了活動。

盡管如此，德國共產黨內部的一部分極左分子仍然為他們的戰術辯護，認為它是正確的。他們得到了共產國際一些領導人的支持，如拉狄克、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他們都歡迎「進攻理論」。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奧地利和法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紛紛稱贊「三月行動」，並將其視為一個英勇的榜樣。

因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承擔了糾正這一極左偏差的任務。他們解釋說，單靠共產主義者的勇氣和英雄主義不足以領導革命。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贏得群眾的支持。

為此，共產黨需要能夠析客觀形勢的領導人，並判斷他們正在經歷的是革命進程的哪個階段。因此，要對階級鬥爭有辯證理解的重要性以及要有在特定階段讀懂群眾意識的能力。

革命形勢不能憑空被制造出來。共產黨不應試圖命令工人階級采取行動，而是要懂得如何與群眾進行真正的對話。這意味著要能夠在群眾現有的意識水平上與他們建立聯系，並將其提升到理解奪權必要性的高度。只有當革命形勢完全成熟，並且共產黨贏得了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支持時，黨才有可能領導一場成功的起義。

總結討論時，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傻瓜才會把所有的革命戰略都簡化為進攻」[10]。領導藝術不僅只在於指揮部隊進攻，還在於知道何時撤退。這就意味著有序撤退——為未來的戰鬥保留力量——與徹底潰敗之間存在著區別。

最終，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在大會上得到了接受，會議的口號成為了：「到群眾中去！」

統一戰線

列寧和托洛茨基等領導人所要做的，是首先從提高共產國際各國家支部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入手，來提高共產國際整個隊伍的認識水平。列托試圖向他們耐心傳授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已經征服了先進階層——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革命黨如何才能贏得仍受運動中改良主義領袖影響的群眾。

當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大批群眾開始走上鬥爭的舞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始考驗自己的領導人。那些拒絕鬥爭、利用自己原先地位來牽制工人的工會領導人，最終會被推到一邊，被更大膽的領導人取而代之。在政治方面，工人們尋求的是對制度危機有解決方案的領導人，或者至少看起來有方案的領導人——也就是准備領導工人與制度鬥爭的領導人。

然而，在革命意識的發展過程中並不存在大爆炸的時刻。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在一個不穩定的時期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有跌宕起伏，有階級鬥爭的激烈爆發期，也有退卻期，這些事件積累起來最終會產生意識的飛躍。

工人階級的不同階層也以不同的節奏前進。有一些先進的階層會比其他階層更早得出結論。這部分人必須被革命黨爭取過來，組織起來，接受教育，並把引導他們如何去面向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我們必須排除這樣一種想法，即在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增長的時期——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向工人階級做出讓步的時期——革命黨可以贏得群眾。在這種時期，改良主義會占據主導地位：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就是這種情況。既然資本主義似乎可以帶來不錯的生活，為什麼還要推翻它呢？

在這種時期，只剩下少數人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在逆流而上，在保全自己的力量，和維護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即使當制度在經歷了如此漫長的上揚時期之後開始陷入危機時，人們最初的傾向也還是回望 “過去的美好時光” 並尋求回到過去的方法，而不是向前看到革命的必然性。人的意識往往是保守的，它需要花些時間才能趕得上客觀現實。

所有的這些都解釋了為什麼在運動的早期階段，主張革命的那一派只是少數，而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都在尋求看似更”現實”、更容易的道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運動初期，改良主義領導人對群眾的影響力更大。

正因如此，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被推薦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紅色工會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聯合宣言》（Theses on the United Front， 直譯為《統一戰線提綱》），其中指出工人階級內部”改良主義幻想有所復蘇”以及”工人自發地爭取團結”[11]。客觀形勢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正如上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革命浪潮正在退去，制度出現了暫時的穩定。該文件指出：

“……隨著工人階級中最拒不妥協、最有戰鬥力的共產主義分子的信心不斷增強，工人群眾總體上來說正懷著前所未有的、對團結的渴望。剛剛參加政治活動的、缺乏政治經驗的這一工人階層渴望實現所有工人政黨乃至所有工人組織的統一，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加強對資本主義攻勢的反對”。 [12]

在這種情況下，改良主義政黨，如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和義大利社會黨，仍然在工人階級中占據著廣泛的影響力。因此，問題在於如何爭取這些階層接受革命共產主義思想。這不是擺出宗派主義的姿態和斷然譴責就能做到的。這需要使用高超技巧來運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戰術。

它的基本概念是要贏得改良主義組織和工會中基層工人的信任，共產黨人必須表明他們願意並准備好了在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戰線中進行鬥爭。統一陣線將為工人階級的當前切身利益而戰，同時向改良主義領導人提出要求和提高整個階級的普遍權益。

因此，在日常的鬥爭中，這就有可能在實踐中證明誰才是始終如一的戰士，來考驗階級合作主義者的領導者（譯者注：並使他們暴露自己的軟弱和反動性質），從而把改良主義組織的基層群眾爭取過來，來贏得他們對於共產黨的革命綱領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擁護。

統一戰線戰術的應用方式根據國家而異，它取決於當地的具體條件以及各個共產黨相對於當地群眾性改良組織組織的力量強弱。但它的基本思想是不變的。

在義大利，該戰術轉化為當時具體的需要，即建立起力量抵抗日益增長的反動危險。1922年10月，墨索裡尼被國王任命為首相。因此，統一戰線將包括義大利共產黨 (PCd’I) 向社會黨和工會提議進行統一行動以對抗日益猖獗的法西斯暴力。

在英國，由於大不列顛共產黨的力量相對較小，同一文件指出：

“英國共產黨人必須為加入工黨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英國共產黨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和盡最大努力，以革命統一戰線為口號來反對資本家，從而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大到廣大勞動群眾中去”。[13]

然而，為了使這一戰術取得成功，它要求”實際執行這一戰術的共產黨必須強大、團結，並有一個意識形態上明確的領導”。[14] 實現這一點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大會期間為自己提出的中心任務。

遺憾的是，他們並非總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許多年輕共產黨領導人的素質、政治水平和理解力都無法勝任當時的任務。

就義大利共產黨的領導層而言，博爾迪加 (Bordiga) 等人從未接受過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建議。就在資產階級發起反攻之際，他這樣做就促成了義大利工人階級力量的悲劇性分裂。統治階級一心想要徹底摧毀義大利工人運動，將其原子化、殺害數千名主要地方領導人、逮捕其他許多人、並最終以最殘酷的形式建立起殘暴的資本專政——法西斯主義。

領導的重要性

回顧這一時期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小規模革命力量迅速轉變為群眾性革命政黨的是客觀形勢的急劇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大潮、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這一切都為革命事件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然而，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革命理論，建立起群眾性革命政黨的潛力也會被喪失掉。

共產國際早年的工作也向我們強調了早在革命事件發生之前就為未來的革命黨培養干部的重要性，並證明了革命黨自身領導層的重要性。1917年2月俄國革命爆發後——亦即改良派壓力巨大的時候——這一點立即顯現出來。

正如我們所說的，在革命的初期階段，工人階級的群眾尋求的是看似更實際、更容易的改良主義的道路。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1917年初，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
命黨人在運動中占主導地位。這對俄國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產生了影響。如加米涅夫和史達林，他們在壓力下屈服，傾向與臨時政府妥協並支持它。

是因為有列寧這樣水平的領導人——一位受過全面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懂得運用辯證思維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才引導了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使其堅定地保持了革命立場，即使這在當時意味著逆流而上。

因此，1917年2月後，正是辯證法家列寧能夠頂住壓力並保持堅定的立場。他比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看得更遠。他可以看到孟什維克領導人不可避免的背叛，也看到了這意味著他們將如何不可避免地開始失去工人群眾的支持；在這之後，這些工人群眾將更容易接受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立場。如果列寧不是黨的領袖，布爾什維克可能會失去十月革命的機會。

奧地利、匈牙利、德國、義大利等國革命運動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領導的重要性。遺憾的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年輕共產黨中，沒有一個擁有像列寧和托洛茨基那般水平的領導人物。因此，共產國際的當務之急是在已經開始的革命進程中幫助培養這樣的領導人才，同時糾正所犯的各種錯誤。

革命在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失敗，特別是在德國，對蘇維埃俄國本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導致革命在單一國家內孤立無援。這是布爾什維克黨發生官僚墮落過程中最重要的客觀因素，同時該墮落也是當時蘇聯經濟和文化落後的產物。

這種墮落反映在了共產國際領導層本身。特別是在1923年3月列寧因病無法工作後，以季諾維也夫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用官僚主義的方式來指揮各國支部的領導人。最終，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已從世界革命的工具轉變為史達林官僚集團執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教訓

我們可以從列寧時代共產國際的經驗中汲取兩方面的教訓。首先，理論觀點的絕對清晰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在分析上出現嚴重錯誤，無論是機會主義還是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都會摧毀組織的力量，除非得到糾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教育我們的隊伍。

理論上的錯誤會導致實踐中的嚴重錯誤。例如，1921-24年間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的極左主義就起到了負面作用，使這個年輕的政黨與仍受義大利社會黨改良派影響的群眾隔絕開來。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犯下了嚴重錯誤。因此，對那個時期、以及列寧的經典著作的研究是我們今天如何建設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重要經驗是，理論上的嚴謹和堅定必須與戰術上的靈活並駕齊驅。這是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被托洛茨基描述為「革命戰略學院」的共產國際前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討論、論綱和決議也概括了這一點。

共產國際早期的各國支部是根據各國的具體客觀條件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今天，我們必須以同樣開放的態度展望未來。否則，就會失去可能出現的機遇。

隨著客觀形勢在資本主義危機下發生變化，並在由此引發的動蕩的階級鬥爭的影響下，我們將有許多機會來大大增強我們的力量。但是，為了有能力擺正我們自身的位置，我們需要一個受過教育的政黨，它了解歷史並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且具有必要的靈活性和膽識——這一切都是形勢對我們提出的要求。

因此我們的集結號召必須是：

回到列寧！

現在就建立起革命的共產黨！

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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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托洛茨基，共產國際行動綱領，1919年3月，中馬庫譯本

[2] 列寧，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1920年7月到8月，中馬庫譯本

[3] 同上

[4]工會運動、工廠委員會和第三國際，1920年7月到8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中馬庫譯本

[5] 同上, 粗體為作者強調

[6] 同上

[7] 同上

[8] 托洛茨基，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New Task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intern, Wellred Books, 2020, pg 275。該篇中譯本為《托洛茨基作《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的報告 》，但中馬庫版本內未找到與英文原文一致對應的部分，故此處引用根據原文引用翻譯而成。

[9]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作《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的報告，1921年6-7月，中馬庫譯本

[10] 托洛茨基, ‘A School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intern, Wellred Books, 2020, Pg 410

[11] Published in Resolutions and Theses of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entropress, 1922, pg 36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