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德國的空想社會運動家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曾抱怨說，「知識分子」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只會寫一些工人們不感興趣的晦澀問題。馬克思則憤怒地回應說：「無知從來沒有幫助過任何人！」。馬克思當年的回應在今天也一樣有效。（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9年10月15日）

我們不久前發表的《羅馬共和的階級鬥爭》這一系列文章，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讀者之間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根據編輯部給我的消息，這些文章的個人訪問量創下了新高，大約有2200次點擊次數，這明顯高於其他個別文章的平均訪問量。

這一事實證明了《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所採取的策略的正確性，並以網站中理論文章的高品質而享有盛譽。在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受到各方圍剿時，我們的網站因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有多方面豐富內容的堅定立場和一致的捍衛而脫穎而出。這表明了全世界有許多人都對理論感興趣，並熱衷於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

不過，《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還是有它的批評者的。一些批評者抱怨說，我們在這個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危機時刻，卻還在撰寫關於中世紀古羅馬的文章。要我們公平地說，《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已經發表了大量有關當前危機的文章，並將持續地這樣做。但我們也有責任為其他的領域撰文，為了提高讀者們的對理論的理解，提供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這不僅是在經濟學上，還有歷史、科學、藝術、音樂，以及所有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

我們要如何去回應那些要求我們限縮馬克思主義的領域，以符合他們狹隘思維的人呢？我們沒有必要去回應他們，因為列寧在很久以前就回應過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都堅持的基本真理。讓我們通過幾個重要的實例來提醒自己這個根本的事實。

沒有不需要理論的革命

即使是在他們寫下《共產黨宣言》之前，馬克思與恩格斯（記著，他們是以黑格爾哲學的學生自居來開始他們的革命生涯的）就開始對那些崇尚落後和原始的鬥爭方法，並頑固地去抵制引進科學理論的「無產階級」領袖們發起了鬥爭。

俄國評論家帕維爾·安年科夫（Pavel Annenkov），在1846年的春天碰巧人在布魯塞爾，給我們留下了一份非常有趣的會議報告。在那次會議上，馬克思和德國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有一次，做為一個工人的魏特林抱怨，「知識分子」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只會寫一些工人們不感興趣的晦澀問題。他指控馬克思淨是寫一些「遠離了受折磨與苦難的人民的學說、不切實際的分析」而這次，一向很有耐心的馬克思變得非常憤怒。安年科夫寫道：

「聽到最後，馬克思終於失去了控制，他用拳頭狠狠地砸在桌子上，甚至連桌子上的燈都在搖晃。他跳起來說：『無知從來沒有幫助過任何人！』」（《回憶馬克思與恩格斯》第272頁，筆者的強調，譯者自譯）

魏特林反對理論和耐心的宣傳工作。如同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一樣，他堅持地認為窮人們是隨時準備好要起身反抗的。這位反對理論的「革命行動」倡導者認為，只要有果敢的領袖在，就隨時可以策劃一場革命。即使在今天，我們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也能聽到這些原始的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回聲。

馬克思早就明白，要使共產主義運動能夠向前推進，只能通過徹底打破這些原始的觀念，並徹底地清洗隊伍不可。與魏特林必然的決裂就發生在1846年的5月。魏特林去了美國，並且不再扮演任何顯著的角色。只有與「工人活動家」的魏特林決裂，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才有可能在穩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然而，魏特林所代表的原始的政治思潮，在運動中不斷地自我再生，首先是巴枯寧的思想中，後來則是在今天仍然困擾著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各種形式的極左主義中。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思想寶庫。在《全集》裡面，我們能發現恩格斯關於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關於德國人、斯拉夫人和愛爾蘭人的早期歷史，以及他所寫的早期的基督教歷史。列寧在他悼念恩格斯過世的文章中寫道：

「馬克思致力於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複雜現象。恩格斯則在筆調明快、往往是論戰性的著作中，根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經濟理論，闡明最一般的科學問題，以及過去和現在的各種現象。」（列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簡單地列出恩格斯的著作，立即就能看出了他的視野之廣闊。我們能讀到他為反對學究杜林（Eugen Dühring）而寫的宏偉論戰著作（《反杜林論》），其中深入探討了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則是梳理了人類社會最初的起源。我們那些「在做事的」批評者們會問：這一切與工人階級以及階級鬥爭有什麼關係。答案只能是這樣：這是一部為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奠定了基礎的著作。列寧後來在《國家與革命》中發展了這一理論，而這本重要的著作則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那我們又該如何評論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呢？在這本書中，恩格斯不只是提到了黑格爾他那「抽象且深奧」的思想，還提及了在黑格爾左派運動中默默無聞的德國微小哲學家們的思想。特別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集中，我們會發現了一個驚人的思想寶庫。這兩位摯友就各種主題交換了意見，這當中不僅是在經濟學和政治上，還有哲學、歷史、科學、藝術、文學和文化。

這個回應會粉碎所有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們的玻璃心，這些人將馬克思主義扭曲，並描繪成一種枯燥、狹隘的學說，將所有的人類思想歸結為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喜歡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所捍衛的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有豐富、廣泛和深刻的真正思想，而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那種「經濟學家」式的扭曲。這些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沒有生命的骨骼」，而列寧則註解說：「需要的不是沒有生命的骨骼，而是活的生命」（《列寧全集》第55卷，《哲學筆記》）

列寧與理論

列寧始終強調理論的重要性。甚至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初始、萌芽階段，他就與「經濟主義者」（Economists）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些經濟主義者具有 「無產階級實踐家」的狹隘心態，並鄙視理論，說理論是知識分子的領域而不是工人的。在回答這種無稽之談時，列寧寫道：

「《工人事業》得意揚揚地提出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是多麼不合時宜。在理論混亂的時代來重複這句話，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時高喊『但願你們拉也拉不完！』一樣。而且上面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從他評論哥達綱領的信裡摘引來的，馬克思在信裡嚴厲地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的折衷主義態度。馬克思寫信給黨的領袖們說，如果需要聯合，那麼為了達到運動的具體目標，可以締結協定，但是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的意思就是這樣，而我們這裡卻有人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貶低理論的意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由於存在三種時常被人忘記的情況，理論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剛在形成，剛剛在確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危險的其他派別進行的清算還遠沒有結束。」（列寧，《怎麼辦？》，第一章〈教條主義和「批評自由」〉）

如魏特林和巴枯寧一樣，「經濟主義」的潮流，以「真正的無產階級」趨勢的姿態，與「知識分子理論家」的有害影響作鬥爭。與這種在實踐中把「無產階級」蠱惑到與改良派工聯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潮流徹底決裂，是形成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先決條件。但是，要做理論上的鬥爭，反對「實踐者」是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一個不變的特點。

列寧在1908年寫道：

「19世紀末革命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只是不顧小市民（英文原文為Petty Bourgeoisie，小資產階級）的種種動搖和弱點而向著本階級事業的完全勝利邁進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偉大革命戰鬥的序幕。」（列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

在《史達林評傳》中，托洛茨基也詳細描述了布爾什維克中「委員會成員」的心理，這些人也有著「實踐者」的心態。由於無法了解1905-1906年間工人們的實際運動，使這些「委員會成員」犯了一系列的錯誤。讓他們犯下這些誤算（通常是極左性質的）的原因，是他們對辯證法缺乏理解。他們的建立革命黨的思想是完全抽象、形式化的，與工人們的實際運動毫無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在1905年，因為彼德堡蘇維埃拒絕接受黨的綱領，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退出了蘇維埃的第一次會議，從而讓列寧感到驚恐。

1908年，當列寧發現到，自己在由極左派、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所帶領的布爾什維克派領導層中變成少數派的一員時，他就準備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的分岐為基璴，來與之劃清界限。在這個困難時期，當革命的趨勢組織面臨著存亡的關頭，列寧花了很多時間寫一本關於哲學的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而列寧會這麼做並不讓人感到太意外。

有人可能會問，列寧就這種主題寫書是要做什麼。研究貝克萊主教的著作，對俄國工人們而言有什麼潛在的意義嗎？人們可能還會問，為什麼列寧認為有必要在哲學的問題上，與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領導人決裂？但列寧卻非常了解，波格丹諾夫對於辯證唯物主義的拒絕，與多數派所採取的極左政策之間是存在著因果關係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再次回歸到哲學上，對黑格爾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多年之後集結出版為《哲學筆記》。在列寧生命最後的一些文章中，其中一篇題為《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文中他再一次強調了研究黑格爾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這樣來研究、解釋和宣傳黑格爾辯證法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這方面的初步嘗試不免要犯一些錯誤。但是，只有什麼事也不做的人才不會犯錯誤。根據馬克思怎樣運用從唯物主義來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的例子，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從各方面來深入探討這個辯證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爾主要著作的節錄，用唯物主義觀點加以解釋，舉馬克思運用辯證法的實例，以及現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方面辯證法的實例予以說明。」

托洛茨基與理論

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終其一生都在頑強地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他一篇談論恩格斯的優秀文章中，他強調了恩格斯面對理論的嚴謹態度：

「同時，這位大師對他的學生在知識上的雅量確實是無窮無盡的。他經常以手稿的形式閱讀了多產的考茨基最重要的文章，而他的每一封批判性的書信，都包含了珍貴的建議，這些建議是認真思考過後的成果，有時則是研究的成果。考茨基廣為人知的著作，幾乎被翻譯成所有文明人類語言的《法國大革命中的階級對立》（Class Antagonism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看來似乎也通過了恩格斯知識實驗室的考驗。他關於18世紀大革命時代中各個社會群體的長篇書信——也包含了關於唯物主義方法在歷史事件上的應用——是人類思想最偉大的文獻之一。它太過於簡潔了，它的每一個方法都預設了太多的知識儲備，因此無法進入一般閱讀的傳播；但是這份長期被隱藏的文件，對於任何認真思考過革命時代階級關係的動力，以及對歷史事件的唯物主義解釋所涉及的一般問題的人來說，將永遠不僅是理論指導的資源，也是審美上的愉悅。」（托洛茨基，《恩格斯給考茨基的書信》，譯者自譯）

在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寬廣的視野和廣泛的興趣，這不僅是在歷史上，還有在藝術、文學和一般文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撰寫了關於藝術，以及關於托爾斯泰（Leo Tolstoy）和果戈里（Nikolai Gogol）等作家的文章。十月革命後，他寫了大量關於藝術和文學的文章。他的著作《文學與革命》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

1923年，托洛茨基寫道：「文學的方法和發展過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遙遠的過去，代表了語言技巧的積累經驗，並表達了新時代和新階級的思想、感情、情緒、觀點和希望。」（托洛茨基，《文學的社會根源與社會功能》，譯者自譯）而在193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風暴時期當中，托洛茨基抽空撰寫了關於文學和藝術的文章。在1934年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災難發生後不久，他為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的小說《方塔馬拉》（Fontamara）寫了一篇評論。1938年，他與超現實主義作家安德烈·布雷頓（Andre Breton）共同撰寫了《宣言：創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藝！》。

我們可想而知那些偽馬克思主義庸人會憤慨地說：「這是怎樣？托洛茨基同志在歷史性的革命時期，浪費他寶貴的時間在談論藝術？藝術與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有什麼關係？」庸人悲哀地搖搖頭，斷言托洛茨基同志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革命家了。「這不是寫下《過渡綱領》的托洛茨基！這位老人一定是神智不清了！」是的，這些指控我們可想而知！

當歐洲受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動盪、支持者被謀殺、第四國際還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刻，托洛茨基為什麼還要抽出時間來研究藝術和文學之類的問題？當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後，我們就能看到正統馬克思主義、正統無產階級革命主義，與某些圈子裡冒充馬克思主義的膚淺諷刺畫之間的區別。

「只不過是一介理論家」

1990年代，在一場導致英國托派組織「戰鬥派」分裂的派系鬥爭中，多數派說泰德·格蘭特（Ted Grant）與艾倫·伍茲（Alan Woods）「只不過是一介理論家」。這種高傲的裁決完全暴露了他們趨勢所代表的一切。幾十年來，我們把人生獻給了趨勢組織的建設，最終這個趨勢組織成為了自俄國左翼反對派（Russian Left Opposition）以來最成功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從1960年代初期，以非常少的人數開始，我們成功建立了一個深植於勞工運動中的大型組織。

這一切的成果都是多年來耐心地從事政治工作的果實。總結來說，這些成果是由正確的理念、方法，以及可敬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格蘭特提出的觀點所帶來的果實。格蘭特的理論程度遠遠超過他那同一代人。他徹底紮根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並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瞭若指掌。

當格蘭特與筆者從戰鬥派中被開除時，我們發現我們的處境十分艱難。多數派佔奪了巨大的組織機構、許多的現金，以及約200人的全職幹部團隊。而我們甚至連一台打字機都沒有。然而，格蘭特和我一點都不擔心。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理念，這才是最重要的。我所有的個人經驗使我深信，如果你有著正確的理念，你總是能再建構出一個機構的。但如果反過來說就並非如此了。就算你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組織機構，但如果你是在不正確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進行工作，你照樣會失敗。

我們評量了當時的情勢並得出結論，在當時的情況下，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和理論。首先的成果是寫下《反叛中的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科學》這本著作。我們過去的同志對這本著作都嘲笑以對。他們諷刺的評論道：「你看看！泰德和艾倫放棄了政治，跑去寫關於哲學的書！」這就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這種態度真正符合的，是魏特林和布爾什維克「委員會成員」的傳統，但完全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傳統。

理論上的錯誤早晚會轉變成實踐上的災難。過去的多數派為他們的錯誤付出代價了。過去深植於勞工運動的強大趨勢組織，如今已淪為其往日的光影。另一方面，《反叛中的理性》這本書在建立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本書已被翻譯成許多種語言，並受到許多工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工會成員、玻利瓦爾革命派（包括查維茲在內）的讚揚。

我們要怎樣解釋這些呢？先進工人與青年對於思想與理論是十分渴求的。他們想要理解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他們不會被那些僅僅是告訴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的各種政治趨勢所吸引，也就是只告訴他們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之中、存在著失業、他們的居住環境低下、只能掙著低工資等等的。嚴肅認真的人會想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在俄國發生了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以及其他理論性質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理論不是「實踐者」所想像的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在革命性鬥爭中一個必要的工具。

工人與文化

說工人們對文化、歷史、哲學等廣泛的問題不感興趣，是對無產階級的誹謗。根據我多年的經驗，我發現在勞動人民中，對理念有著真正興趣的，遠遠超過許多所謂有文化教養的中產階級。我記得很久以前，當我在家鄉南威爾士給工人們辦講座時，曾經遇到一個金屬工人，他自學了葡萄牙語，以便閱讀一位我從未聽說過的巴西詩人的作品。

認為「工人們對文化不感興趣」的看法，幾乎沒有例外地來自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不了解工人階級，把工人與流氓無產階級混為一談。因此他們表現出對工人階級的蔑視，以及他們面對勞動人民時，那種中產階級式的自大。這些人試圖通過穿上藍領夾克，模仿著「工人階級」的口音來討好工人。他們使用粗鄙的字眼，以為這樣可以提高他們的無產階級認證。

我看過太多所謂受過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模仿流氓無產階級的語言和習慣是高明的，並想像這樣做將使他們作為「真正的工人」更有可信度。事實上，工人們通常不會在自己家中，或者在公司裡使用這種粗鄙的語言。模仿工人和青年中最底層最墮落階層的行為，不配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配做為一個領導者。在一篇精彩的文章《為提升談吐水平的鬥爭》當中，托洛茨基把這種粗鄙的語言描述為奴隸心態的標誌，而革命者不應該模仿這種心態，而是要努力消除這種心態。

在這篇寫於1923年的文章中，托洛茨基讚揚了俄國一家名為「巴黎公社」的製鞋廠工人們通過了一項決議，即禁止說髒話，並對說髒話的人處以罰款。十月革命的領袖並沒有把這看作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細節，而是看成是工人階級努力要擺脫奴隸心態、渴望更高層次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這位十月革命的領袖是這樣寫的：「不雅字眼與辱罵，是奴隸制、羞辱、對身為人的尊嚴不尊重的遺產（不論是對自身的還是他人的）」（托洛茨基，《為提升談吐水平的鬥爭》）

工人階級中有許多不同的層次，從而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條件和經驗。在無產階級中最先進的階層，則會活躍在工會和工人政黨中。他們嚮往著更好的生活。他們對思想和理論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努力地進行自身的教育。這些努力與渴望，是未來社會主義的保證，到時人們不僅將打破束縛他們的肉體枷鎖，還要打破使他們被野蠻的過去所奴役的心理枷鎖。

托洛茨基強調了為有文化教養的談吐而鬥爭的重要性：「為教育與文化所做的鬥爭，將為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提供來自俄語中極其豐富、細致且優雅的養分。」（出處同上）

他說明：「革命首先是在喚醒群眾人格的過程，而（統治階級則認為）在那些群眾中本應該是沒有人格的。儘管在其方式上偶有殘酷與血腥無情，革命它首先是人類的覺醒，它的向前邁進，從而讓人們越來越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對弱者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出處同上）

社會主義的改造不僅僅意味著要奪取政權：那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革命——即人類從必然王國朝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還沒有完成。恩格斯就曾說明過，任何社會中，當藝術、科學和政府被少數人所壟斷時，這些少數人都會出於自己的利益，去使用和濫用其地位，從而束縛著社會。

要是我們對工人階級中最落後與知識匱乏階層的低落意識水平作出讓步，就無助於把他們的意識提高到歷史所提出的任務的水平。恰好相反，這種讓步反而是在幫助更加降低其意識，而這麼做總是產生出惡化和反動的後果。我們可以把這個討論總結為：有助於提高無產階級意識水平的，是進步且革命的。若是試圖降低其意識水平的，則是反動的。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站在為改變社會而鬥爭的工人階級的第一線。我們的責任是教育和培訓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幹部。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我們必須站在積極的、進步的，以及革命性的立場上，並果斷地拒絕一切落後的、無知的，以及原始性的陳腐之物。我們的目標將要訂在一個非常遠大的視野上。我們必須把工人階級的眼光，首先從最先進的分子開始，提高到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所談到的視野上：

「我們難於預言未來的人可能達到怎樣的自主程度，同樣也不能預言人的技術將發達到怎樣的高峰。社會建設與人的心理物理的自我教育，將是那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所有的藝術——文學、戲劇、繪畫、音樂與建築，將予此一過程以美的形式。更正確些說，生息於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在一隻外殼之內進行文化建設與自我教育，而那隻外殼，將會把現代藝術的一切有生命的因素發展至於最高點。人將變成無可比擬地更強、更聰敏與精妙；他的體格將更為和諧，他的動作將更有節奏，他的聲音將更帶音樂味。他的生活形式將帶有機動的、戲劇的性質。人的平均類型將高升到亞里士多德、歌德或馬克思的高度。而在此一山脊上將有新的高峰矗拔出來。」（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第八章〈革命藝術與社會主義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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