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大選中，成立僅8週的革命共產黨就進行了幾十年來最成功的革命共產黨競選活動。革命共產黨候選人菲奧娜以公開的革命綱領獲得了1,791票。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但共產主義者參加選舉是為了提出他們的綱領並建立革命黨。在本文中，丹尼爾·摩利深入探討了共產主義者在選舉中的策略和戰術的理論基礎。 （本文原文發表於2024年7月10日，譯者：芸芸）

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宣布提前大選後不久，革命共產黨(RCP)做出了歷史性的、令人振奮的決定，推選了一位候選人：菲奧娜·拉利(Fiona Lali )。

在我們自己的旗幟下進行這樣的競選活動，並提出一個大膽、公開的共產主義綱領，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

此舉顯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共產主義者該對議會持何種態度？我們怎麼能把我們的想法付諸實踐並為共產主義打造出真正的載體？

我們為什麼決定在自己的旗幟下發起競選活動？我們希望從中實現什麼？

這項決定背後有許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的、非常特定於當時的因素。尋找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口號進行競選是一門藝術——利用機會的藝術。

這些固然都是原因。但意外也表達了必然性。這場運動的整體背景是，資本主義存在著深刻而長期的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特別是改良主義的危機。

列寧本人指出，「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變化」；政黨可以被驚天動地的事件徹底顛覆。

事實是，目前，工黨在大多數工人和青年中非常不受歡迎，他們理所當然地不把它視為「他們的政黨」。

共產主義組織的策略必須是具體的，而不是一成不變且抽象的。我們必須從清楚地了解階級鬥爭的客觀情況和發展方向開始，而不是嚴格遵守永恆的政黨和戰術分類。這樣，我們就有了分寸感。

階級鬥爭的縱觀是一個工作假設，必須根據經驗證據不斷地進行檢驗和調整。

改良主義的危機

過去，像工黨這樣的改良派政黨贏得了工人階級的某種忠誠。戰後的繁榮意味著工黨有可能實施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改革。

但這種繁榮在歷史上是例外。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繁榮。相反，經濟危機出現了。而僅有的一點成長都是基於投機、私有化和放鬆管制。不平等現象逐年加劇。 2008年的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

這意味著，以資本主義為基礎、不敢挑戰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無法真正提供工人階級任何東西。

總的來說，包括工黨在內的歐洲改良派政黨的綱領與公開的資本主義政黨的綱領幾乎沒有區別。即使在他們有更多左翼宣言的地方，他們一旦掌權，通常也會向統治階級投降並放棄他們的承諾。

2008年開始的嚴重資本主義危機導致政治兩極化加劇。但主要的改良派政黨完全沒有能力反映出這種憤怒。事實上，他們不想參與其中。

隨著政治兩極化，這些領導人實際上傾向於扮演統治階級最可靠的代表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憤怒無法被永久壓制。作為一股群眾力量，它也不會透過極左翼的小宗派來表達自己。

相反，這種憤怒最初是透過知名人士發起新政黨來表達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和我們能黨(Podemos)，或者法國的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或像希臘一樣，透過一個現有的、但規模較小的群眾組織：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唯一的例外是英國，那裡的改變確實是透過主要的改良派政黨柯賓運動來實現。

令人震驚的是，儘管危機十分嚴重，這些借助大眾憤怒而崛起的左翼改革派對這種憤怒的表達卻十分冷淡和無力。

事實上，他們的無力不是儘管危機嚴重，而是因為危機嚴重。這一點在激進左翼聯盟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

背叛是改良主義的固有特徵，尤其是承諾更多的左翼改良主義。

激進左翼聯盟上台時承諾廢除緊縮政策。但他們一有機會就向銀行和歐盟投降了。面對希臘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按照銀行的指示行事。

資本主義正處於深刻的、內在的危機之中。它已經到達了極限。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改良主義都陷入危機的原因。幾十年來，沒有一個改良派政府為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行過認真的改革。

不能信任資產階級民主

資產階級民主也因此陷入危機。由於無法實施改革，改良派領導人的作風和實質都變得越來越公開地資產階級化。

人們認為政客都一樣：騙子和空談家。他們對一般人的問題毫無興趣，也不理解。

2023年底，年度民調益普索莫里真實性指數（Ipsos Mori’s Veracity Index）顯示，只有9%的英國人信任政客——這是該調查歷史上的最低水平（可追溯到1983年)。在25-34歲的人群中，這種信任度降至僅2%。

對其它機構（如警察和媒體）的信任度也跌至有史以來最低。

左翼的許多人只看社會的表面，看選舉結果等，並以最形式的方式解釋這些。他們看到對極右翼的支持大幅增加，並得出結論，群眾的階級意識非常低，因此左翼的處境無望。他們接受統治階級的宣傳，即左派思想不再受歡迎。

但極右派在表現出反建制和憤怒方面比左派好得多。另一方面，左翼改良派給人的印像是害怕自己的影子，總是為冒犯某人而道歉。

這也是這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極右派獲得大眾支持的表象之下，階級憤怒情緒正在醞釀。

舉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2024年1月，《衛報》採訪了英格蘭北部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英國改革黨（Reform UK）的支持者。他們報道的內容如下：

「移民問題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對於這個群體，和幾乎所有其他人一樣，生活成本才是主導因素……能源成本變得如此之高，以至於火車主管戴爾和退休人員史蒂夫開始盡可能不下床，以減少取暖成本。」

「人們對那些從窮困中獲利的人感到憤怒。喬丹說：『當你看到[能源公司]創紀錄的利潤時，會感覺就像被狠狠地踢了一腳。』達倫對『跨國公司賺取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並將資金藏匿在海外’感到憤怒。」

「對於首相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他們毫不留情，質疑一個『身價十億美元』的人怎麼能理解勞動人民的擔憂……他們將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斥為’沒什麼不同’，一個’紅色保守黨’。」

在英國，我們一點也不驚訝看到像法國黃背心那樣的爆炸性反政權的運動突然出現。」

它幾乎在一夜之間興起，成為法國群眾支持的龐大運動。它表達了一種普遍的願望，希望把所有政客都趕下台，帶有明顯的「人民對抗政客」的平民精神。

此外，代溝也空前巨大。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投票意向差距從未如此之大。幾項民調顯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好。

籠罩在這種本已緊張的氣氛之上的是另一個巨大經濟危機的威脅。世界經濟的基礎從根本上就不穩固。這是一個爆炸性的組合，只會進一步讓青年和工人階級激進化。

與情緒連結

正是這種客觀情況，加上我們組織在青年中的快速發展和知名度的提高，使得現在正是在革命共產黨的旗幟下發起競選活動的最佳時機。

左翼存在著巨大的政治真空，尤其是在青年中。我們還不夠壯大，無法填補這真空。但似乎沒有其他人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菲奧娜·拉利的競選活動讓革命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得到了關注。我們以一種溫和、不完全的方式，成功地利用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憤怒情緒——無論是在相關選區，還是在其它地方。

由於我們理解這種憤怒的深度，很明顯，這不能作為一場「正常」的競選活動進行。只有大膽、直接、充滿活力的革命運動才能與這種被其他人忽視的情緒連結。

為了更容易贏得支持而淡化我們的想法，這不僅在原則上是錯誤的，而且在今天的條件下，它本身也行不通。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讓我們聽起來像是那些聲名狼藉、毫無新意的改良派。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難道我們真的可以透過聽起來像一個稍微左翼的、建制的、無趣的、信譽掃地的群眾政黨的變體而更容易獲得支持嗎？提出大膽的革命訴求，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脫穎而出，根本打破令人生厭的現狀，不是更好嗎？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革命共產主義者對選舉工作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

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一貫的：不要為了贏得選票而隱藏共產主義思想，而恰恰要為這些思想做辯護。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工人階級常將選舉視為解決問題和爭取利益的手段。因此，共產主義者不能不把這個向更多工人演說的機會利用起來。

「全民選舉權……成為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當進行競選鼓動時，它給了我們最好的手段到民眾還遠離我們的地方去接觸人民群眾，並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進攻，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此外，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講壇上可以比在報紙上和集會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敵人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恩格斯，《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論》，1895年）

請注意，在恩格斯的這段評論中，競選活動被視為一種傳播革命宣傳的手段。這種宣傳更加廣泛、更有權威。

早在1850年，馬克思就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即使在沒有當選希望的地方，工人也必須推舉自己的候選人，以保持他們的獨立性，衡量他們自己的實力，並讓公眾關注他們的革命地位和黨的立場。」（馬克思，《中央委員會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講話》，1850年）。

列寧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認知制定了布爾什維克的選舉策略。

布爾什維克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此時他們已經積累了幾十年的選舉和議會工作經驗，並成功地利用了俄國議會（杜馬）的選舉，建立了一個革命黨，推翻並解散了這個資產階級議會。

因此可以說，當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成立共產國際時，他們對此問題是有所了解的。

1920年，共產國際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起草並批准了《共產黨與議會制》。這份提綱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在資產階級議會工作策略和原則上最權威的總結。它總結了共產主義者在選舉中應該如何競選以及為什麼競選。

「選舉運動本身所應貫徹的精神，不是盡量追求議會席位，而是圍繞無產階級革命口號對群眾進行革命動員……議會工作完全不同於各國社會民主黨所玩弄的卑鄙的政治手腕，因為社會民主黨進入議會、是為了支持這個“民主鬥機關，或至多不過是’控制’它」

這種態度和方法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利用競選活動作為槓桿，動員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我們的黨及其革命綱領。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和對所有主要政黨的厭惡，不排除我們能贏。我們當然力爭獲勝。

隨著我們黨的成長，它可以——也將——成為許多工人，特別是年輕工人的真正參考點。他們對主要政黨感到厭惡，並且正在尋找一個為工人階級而戰的組織。

機會主義與極左主義

這就提出了我們對議會制度的態度的問題。共產主義議員能取得什麼成就？共產主義者成為議員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能從共產主義和議會的歷史中學到什麼？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它成立於19世紀末，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

幾十年來，SPD迅速發展，成為德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黨。結果，它贏得了議會的許多席位，並以此爭取改善德國工人階級物質條件和權利的改革。

就其本身而言，這是正確的做法。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任何我們能贏得的席次來為工人階級爭取真正的利益。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黨在這項成功活動的基礎上發生了變化。他們習慣了使這些改革成為可能的繁榮，而忽視了資本主義將陷入危機的事實，這將使進一步的改革幾乎不可能實現，並將引發革命。

當事情到了緊要關頭，他們背叛了工人階級，投票支持戰爭撥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屠殺提供資金。他們太看重自己作為議員的體面，以至於不願意利用自己的席位動員工人反對戰爭，推翻德國資本主義。

我們不能再重複這樣的幻想，即我們可以贏得席位，一點一點地改進資本主義。這永遠是不可能的。

在當今有機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任何可以贏得的改革都只能是威脅統治階級的大規模革命活動的副產品。而且，除非推翻資本主義，否則這些改革只是暫時的。

正如馬克思所總結的那樣，“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摧毀它。

共產國際的成立是為了徹底擺脫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

然而，正因為如此，許多黨員最初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對議會採取了極左派、宗派主義的態度。

他們完全拒絕參加議會。他們認為，這不僅會傳播對議會的幻想，而且必然會腐化贏得議會席次的共產黨，就像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身上看到的那樣。

正如這些極左派之一赫爾佐格(Herzog)在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說：

「在這些共和國和民主國家中，存在著改善無產階級生活的可能性。在那裡，借助議會制，有可能為無產階級實現許多良好的改革……然而，這種（在議會內部的）革命活動很快要變成了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因為存在這種可能性。而現在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公開的社會叛徒黨。 」

形式主義和宗派主義

毫無疑問，議會工作給革命黨帶來了危險和壓力。它肯定會產生這樣的錯覺：議會職位本身就是目標，因為它們使黨能夠因改善工人的生活而獲得榮譽。

很快，革命原則就會被出賣，以幫助黨保持其地位，以便它能夠繼續聲稱自己贏得了改革。

對黨的議員來說，革命推翻議會似乎遙不可及，不切實際，他們覺得自己做著重要的工作。當然，這背後隱藏著這些議員對聲望和特權的渴望。

然而，並不是議會的某種神秘力量迫使社民黨墮落。好像光是坐在議會裡就能自動把馬克思和列寧變成改良派似的！

對共產主義者來說，所有工作領域都存在著政治墮落的危險。工會工作也存在類似的危險。組織和領導街頭示威活動也可能導致黨隱藏其革命綱領，以便更容易動員大量民眾。

雖然議會可以成為墮落的強大催化劑，但這些危險的真正根源總的來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壓力，以及工人階級大多數時間並不處於革命騷動的狀態。

這往往導致人們去尋找成功的捷徑，或因缺乏大規模工人階級政治活動而士氣低落。

如果你每天都在做工會工作，沒有來自下層的壓力，也許你會開始把自己看作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仲裁者。你的立場對於為工人贏得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你會更關心目前的工會工作，而不是建立致力於推翻資本主義的政黨。

但這不是機構本身能做到的。相反，這是由於一段時間內缺乏公開的階級鬥爭，再加上相關活動家目光短淺、缺乏耐心。

解決辦法不是逃避議會工作（或工會工作），而是建立一個由受過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堅實組織，他們不會屈服於目光短淺和壓力。

赫爾佐格全盤否定議會工作是導致墮落的直接和不可避免的原因，這是宗派主義的典型特徵——不僅因為它是極左的，還因為它是如此形式主義。宗派主義思想的標誌是將形式誤認為內容。

宗派主義者往往認為，如果一個政黨正式反對議會工作，或從不以任何方式支持改良組織，那麼它就不可能是機會主義者。相反，他們認​​為，如果一個政黨參與改良組織並為改良組織提供任何支持，那麼它就不可能是革命性的。

這種形式主義常常使他們看不見自己工作的真正內容。宗派主義者在巴勒斯坦示威遊行中發表演講，卻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革命觀點，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他們很容易適應人群或示威組織者的壓力，只說每個人都已經同意的話（例如以色列是壞人，必須被制止，等等）。

他們似乎沒有註意到他們在這裡實踐的機會主義，只是因為他們在形式上拒絕議會或改良派。

這個錯誤歸根結底是因為缺乏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解，這導致宗派主義者堅持表面立場，而不是一貫地倡導革命綱領。

持有這種想法的宗派主義者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靈活性是他們虛偽的證據。如果這樣的組織曾經在群眾改良派組織中工作，後來卻沒有，反之亦然。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它背叛了自己的原則。

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是戰術問題。而戰術必須靈活地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

只有當黨在其所從事的工作中沒有為革命辯護時，當黨真正放棄其政治原則時，對黨虛偽的指責才真正有效。

議會白痴病

1919年與第二國際的決裂並非以極左派、宗派主義的方式進行。歐洲各地數百萬工人仍然寄望於這些政黨，共產主義者無法簡單地與他們斷絕關係。事實上，第三國際的大多數新成員都是透過第二國際舊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大規模分裂而形成的。

這確實意味著第二國際的許多機會主義方法進入了新國際。

這種議會白痴病，正如馬克思所說，必須從組織中無情地清除。它在法國黨內尤其盛行，因為它是由改良派社會黨的分裂而形成的，而且分裂得太容易、太快了。

這次分裂給人的印像是，新的法國共產黨拒絕了機會主義，而實際上，機會主義的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心態仍然存在。所有分裂出去的都是最厚顏無恥的機會主義者。

1922年，托洛斯基發起了一場運動，以驅逐法國黨內的這種傾向。他給該黨領導人之一露西·萊西格（Lucie Leiciague）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該黨對法國議會資產階級環境的適應：

「透過議會報告，我們的目的是向工人展示議會及其政黨的真正作用。然而，在我看來，《人道報》（法國共產黨的報紙）對這個部門的組織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 」

「辯論以輕鬆的新聞風格進行，充斥著俏皮話、笑話、狡猾的暗示等。從不提及這個或那個演說家所屬的政黨，也不指出他代表的究竟是哪個階級或部門利益；所提倡思想的階級性質從未被揭露；演講和提案從未被簡化到其本質，而是一切都被含糊其辭，以捕捉表面矛盾，製造雙關語、笑話等……」

「在工人報紙上，以記者在議會衣帽間裡互相討論的風格來撰寫議會及其內部鬥爭是不允許的。」

如果今天的左翼改良派想要重振旗鼓，他們應該從拋棄「記者在議會衣帽間互相討論的風格」開始。

今天的「左翼」無可救藥地感染了議會白痴病：認為成功的途徑在於「議會」的陰謀和規則，而不是面向鄙視議會的無產階級這樣的同群眾一樣對議會嗤之以鼻的反叛者。

然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結論並不是禁止議會活動（因為擔心屈服於普遍存在的自鳴得意的氣氛），而是建立能夠抵禦這種壓力的激進共產主義組織。

托洛斯基在1920年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對議會中的宗派形式主義問題做了精闢的回答：

「戈爾特爾（Gorter）同志認為，如果他離議會大樓一公里遠，工人對議會制度的盲目崇拜就會被削弱或摧毀…」

「共產主義觀點把議會制與所有其他政治關係聯繫起來看待，但並不把議會制變成一種盲目崇拜，無論從積極的意義上還是消極的意義上。」

「議會是欺騙和麻痺群眾、散佈偏見、維持政治民主幻想等的工具。沒有人會對此提出異議。」

「但議會在這方面是孤立的嗎？日報專欄，首先是社會民主黨日報，不是在散佈小資產階級的毒藥嗎？也許我們不應該因此而放棄利用報紙作為擴大共產黨在群眾中影響的工具嗎？還是說，僅僅因為戈特爾同志的集團背棄議會，就足以使議會制失去信譽？」

「但他得出了什麼結論呢？那就是必須保持他自己集團即宗派的『純潔性』。歸根結底，戈特爾同志反對議會制的論點可以針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一切形式和方法，因為所有這些形式和方法都深深感染了機會主義、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種否定就像一個有德行的人害怕走在街上，以免他的美德受到誘惑。如果你是一個革命家和一個共產主義者，在一個集中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導和控制下工作，那麼你就能夠在工會、前線、報紙、街壘或議會中發揮作用；你將永遠忠於自己，忠於你應該成為的人——不是議員，不是報紙僱用文人，也不是工會會員，而是一個革命共產主義者，為了社會革命，運用一切道路、手段和方法。」（托洛斯基，《論德國共產黨的政策》，1920年11月）

列寧同樣在他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嘲笑了這些極左派對議會工作的恐懼，這本書也出版於1920年：

「你們想建立新社會，卻又害怕在反動議會中組建一個由堅定、忠誠和英勇的共產黨員組成的良好議會黨團會遇到困難！這難道不幼稚嗎？…」

「共產黨人只有從資產階級議會這種機構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頑強的、百折不撓的鬥爭，來揭露、消除和克服這些偏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綱領和紀律

我們如何保證從事議會工作的革命派不會屈服於議會的壓力並適應它？我們如何確保這樣的黨派的議員不會將自己視為“議會成員”，而是從根本上反對議會的忠誠革命者？

俗話說，如果你想要擔保，你應該買一台洗衣機。在真正的階級鬥爭中，沒有什麼保證。

然而，最能防止這種墮落的是黨的革命綱領和革命思想。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教訓是，必須把共產黨建設成一個紀律嚴明、全心全意為革命服務的政黨。這個政黨的根本特徵是它的思想、綱領和方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另一方面，機會主義政黨一開始就是為自己贏得模糊的影響力和地位的工具。他們的思想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拼湊起來的。

建立這個組織沒有捷徑或簡單的方法。但這是可以而且必須做到的。

正如托洛茨基所言，一個強大的組織能夠將馬克思主義方法應用於階級鬥爭不斷變化的動態和事件，不僅能夠知道如何干預議會，還能知道如何干預工會、戰時前線、街壘或任何其它環境－所有這些工作都會有自己的壓力。

由於這種組織的成員和領導人具有很高的政治和理論水平，因此實現了真正的紀律和集中。

換句話說，領導層可以保持革命的政治路線，並要求其活動家在不同條件下遵循這一路線，即使他們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這種領導層已經贏得了對其思想的真正支持。

如果像這樣一個健康的政黨在議會、地方議會或工會中贏得席位，它的代表就會抵制這些機構的壓力。相反，他們會像安插在敵營中的偵察兵一樣，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平台動員人們支持革命思想。

有許多表面上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尋求發展的捷徑。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首位，而是以模糊、淡化的綱領參與更廣泛的選舉聯盟，希望贏得席位或職位，從而獲得影響力和招募能力。

當這些政黨確實成功贏得職位時，這些「代表」往往會脫離黨的紀律。他們追逐“影響力”，在提升自身聲望的基礎上做出決定。他們最終屈服於當權派的觀點，因為他們競選活動的整個概念都是基於為了贏得席位而淡化革命思想。

當這些人開始思考，有時甚至大聲說出來的時候是這樣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很意思，有很多重要的觀點，但它太老了，與大多數人沒有太大關係。歸根結底，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工作要做。我們有真正的競選活動要打贏；獲得並保住真正的議會席位，這可以真正改變人們的生活。」

好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告訴他們任何有關國家性質和他們所處的經濟制約因素，也沒有告訴他們即將來臨的經濟危機的後果！

鼓動的藝術

這些經驗教訓適用於所有競選工作和為各種要求而進行的鬥爭。如前所述，這種工作是一門藝術——利用客觀情況以及政黨的規模和實力所產生的具體機會的藝術。

同樣的基本考量也適用於知道如何以及何時充分利用上電視的機會；在社群媒體上「走紅」；利用與知名人士的這種或那種聯繫等。

同樣適用於知道如何與政黨透過競選工作接觸到的不同類型的人交談。

顯然，隨著革命黨的發展並能夠發起不同的運動，它需要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它必須做出一切必要的調整，以消除與這些人交談的任何障礙。發起一場運動，然後切斷與運動需要接觸的人之間的聯繫，這是荒謬的。

但如果組織本身強大，革命思想清晰，它就會知道如何將其思想與來自各個背景的工人階級的經驗和利益聯繫起來。重要的不是我們從哪裡招募人員，而是我們組織培養和維持的政治品質。

宗派主義者在這裡可能會提出與反對議會工作類似的反對意見。 「你一定不能上右翼或資產階級電視節目，也不能和改良派叛徒一起出現在講台上！」

但拒絕這種表達我們思想的機會就等於抵制自己，讓講台被改良派和反動派所主宰。

是的，這裡也存在著適應環境的危險；也存在著無法為革命辯護或隱藏自己的從屬關係以期不斷被邀請到這樣的平台上的危險。

確實，有些「共產主義者」可以發展某種媒體事業，與他們經常坐在一起的右翼分子相當親密，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給人的印像是多麼自以為是。逐步地，他們的「共產主義」消失了。

這就是為什麼掌握利用這些機會的藝術是不夠的。當然，更根本的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方法，這樣人們就不會「忘記」利用這些平台以正確的方式倡導革命。

在所有競選工作中——無論是開展競選活動、領導工會鬥爭還是其它任何事情——我們都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贏得有關職位或改革（儘管我們顯然認為我們的想法是贏得此類鬥爭的最佳想法），而是利用競選的具體問題作為手段來解釋推翻資本主義的更廣泛需求。

如果革命共產黨的成員在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中發表講話，其目的不是透過簡單地譴責以色列來取悅人群，而是要表明以色列的行為是帝國主義的表現，以及我們為什麼必須建立一個革命黨。

如果我們參與了一場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我們還必須知道如何解釋，資本主義的危機導致工資下降，以及為什麼保證工人適當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是將經濟的製高點國有化，置於工人的控制之下。

最後，如果我們要進行競選活動，重點不是傳播議會權力解決工人問題的幻想，而是展示資本主義議會和資本主義國家是多麼腐敗。

黨必須深刻地理解這一點。黨的同志們必須牢記，必須抓住任何機會向大量工人和青年發表演說——同時也要利用這些機會來解釋革命的必要性。

共產主義者來了！

沒學會走就不可能跑。我們最近圍繞著菲奧娜展開的競選活動並不代表某種「大馬士革式的轉變」或某種原則的改變。它僅僅代表了我們在政治上處於一個新的時期，再加上多年來我們的組織已經發生了轉變。

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幾十年來，黨的整個工作一直致力於解釋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革命的必要性，並致力於讓越來越多的黨員了解這些思想和方法。

正是這種同志的堅實基石——沉浸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方法中——使我們能夠靈活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並做出動態調整。

透過教育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者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利用現有的機會傳播我們的思想並建立更強大的組織。

這些機會包括爭奪職位，包括贏得議會席次——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對主要政黨的厭惡，在未來時期，這很有可能發生。

這樣，我們的競選活動就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概述的革命共產主義原則的優良傳統。

用列寧的話來說：「社會民主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競選綱領的實質和主線可以用四個字來表達：為了革命！」（列寧，《競選活動和競選綱領》，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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