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迄今为止评级最高的一些中国国企发生了一系列的债券违约事件，这为从新冠疫情引发的低迷中相对稳固复苏的中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这表明中国国企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体制的有机危机。（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0年12月9日，译者：k2e4z7x9）

债券违约

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1家国企出现债券违约。换句话说，他们无力偿还分期付款的债务。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投资者通常认为国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此不会有违约风险，而这就会保证了投资回报。然而今年他们从这个梦幻般的投资中猛然醒悟。据财新网报道，今年因国企债券违约所影响的资金超过470亿元人民币（约合71亿美元），国企债务违约也占今年中国所有违约事件的35.05%。(「信用债塌方」，《财新周刊》，2020年第45期，2020年11月23日)，这在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宣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内，是相当可观的部分。

今年违约的11家国企包括多个省份和行业的企业，这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矿业、林业、化工、能源、机械、房地产和电子行业在内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主要是永城煤业、清华紫光、华晨汽车的违约让市场和国家感到恐慌。这些国企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流企业，但却都在同一个月内违约。而这正如《金融时报》所解释的那样：

「这些事态发展令中国近40亿美元的公司债市场动荡不安，其中国有企业估计占了一半以上。在永城煤业违约后的一周内，至少有20家中国公司暂停了总额为155亿人民币（24亿美元）的新债发行计划，理由都是『最近的市场动荡』」。

「顶级」门面

这些国企的债券在最初大多被赋予了「AAA」的最高评级，而这是因为其和中国各地方政府的直接关系，而这同时也给人带来了一种这些都是高度可靠企业的假像。然而，在这个假像的背后却隐藏和积累了大量的欺骗，不负责任的冒险，以及不法行为。但不幸的是，对于这些国企的高管来说，纸还是包不住火的。

永城煤业是一家大型煤炭和能源企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是由河南省政府全资控股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子公司。其2019年的净利润为9.95亿元人民币（约合1.52亿美元）。据《财新网》报道，虽然永城煤业曾是河南能源的盈利部分，但河南能源在近年来进行的不计后果的扩张和兼并导致了其旗下大部分子公司的经营亏损。为了掩盖这些亏损，「河南能源化工利用永城煤业的流动资金做了很多事情。最后导致(永城煤业)被捆绑了太多的垃圾企业，使得其负担越来越重，最终造成了债务危机。」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不仅把问题转嫁到子公司的账上，还转嫁到了员工的身上。河南能源化工有17.8万多名员工，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拖延支付员工工资，有时甚至拖延时间长达4至5个月。自2019年12月以来，许多工人抱怨说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工资。河南省政府终于在4月对这些投诉做出了回应，并在2020年9月再次做出回应，承认了这个问题并承诺他们会整顿财政并优先保障员工的工资发放。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承诺的结果。(「信用债塌方」，《财新周刊》，2020年第45期，2020年11月23日)

作为宝马、雷诺等国际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而因此闻名的华晨汽车集团又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家辽宁国营汽车制造商曾雇佣了4万多名工人，创造了2000亿人民币（306亿美元）的收入，然而现在它已经宣布破产，它的CEO祁玉民现在正因严重违纪而被接受调查。祁玉民是辽宁国企的一名中共高级官员，曾任大连市副市长。华晨汽车可靠的形像背后再一次隐藏着价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未偿还债券、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以及普遍的管理不善等问题。银行是最先发现华晨汽车问题的，一位知情人士对《时代财经》表示：

「这个事情(破产)其实8月份就有一些征兆了，当时华晨东亚汽车金融针对经销商的批售贷款（库存融资）断了，银行不给他们钱了，原因是觉得华晨系风险太高了，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这块业务按理说稳赚不赔的」。

这些掩盖事实的故事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断出现的企业丑闻和弊端。有些人可能会指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的角色，国家对这些巨型国企的所有权和支持给人一种这些国企能在市场波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假像，让管理层肆无忌惮地行事，从而积累了最终爆发出来的所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无疑加剧了问题，但这不是根本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社会需求驱动的，也不是由人民和国家的直接意图驱动的，它是由追逐利润驱动的。每个资本家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被迫不断地通过扩大生产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并同时降低他们的成本——比如工资。由于所有资本家都以这种方式行事，生产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商品太多，机器太多，这必然导致危机。资本家可以通过信贷手段暂时克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债务是迟早要还的。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应对生产过剩而大肆举债。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者和资本家都一直在推动在贷款的基础上扩大生产。然而，这个过程现在又回来困扰中国。

进退两难的国家

为了应对接二连三的高调违约，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由中国经济沙皇、副总理刘鹤主持的高级财政官员会议。刘鹤宣传「对融资交易中的不当行为，如误导性披露，或公司试图逃避债务等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以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这里暗示的是，国家不会再容忍国企的这些高风险行为，也不再保证为它们提供救助。它还向投资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应该摒弃国企债券根本不承担风险的假设。

撤销国家救助的直接影响是什么？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在接受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这些事件将将改变如东北省、河南等这些财政薄弱，信贷风险频发的地方政府的借贷优先权。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和国企也将遭遇信贷紧缩。换句话说；贷款将从不良企业转向表现较好的企业，从而实现中共国家通过「健康市场」优化经济的目标。

但故事是否如习政权内以强烈支持市场而著名的刘鹤宣称的那样简单吗？虽然这些企业自身也存在积累问题，但他们的违约是由银行贷款的整体紧缩引发的，而银行贷款是在一段时期内扩大对企业的贷款以支持它们应对由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类似的违约潮也发生在2018年，当时政府启动了一场去杠杆运动，限制向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借款。2018年的运动也是在多年来国家通过扩大贷款以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来保护中国免受2008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之后发动的。

但这些国企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密相连，地区政府在处理这些危机时无法进行推脱，因为它们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因高层失职而工作受到影响的员工的反击。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华晨汽车的破产重整请求以避免彻底破产。为了避免社会危机，国家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护这些有缺陷的国有企业。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面临的。虽然早在2014年中央政府就宣称地方政府债务由自己负责，中央政府将秉持「一个都不援助」的原则，但在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不能袖手旁观。中国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等人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地方政府的收入只占其支出的89%，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11%的支出是靠贷款来解决的。中国经济的放缓则使得这一趋势雪上加霜，当然，GDP的增长是影响官僚仕途的重要政绩指标，这会造成地方官员故意借贷，通过政府支出来拉动GDP，这当然也无济于事。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极其矛盾的发展图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举债维持生计，以避免立即崩溃和不稳定，而这种信贷扩张只会为今后更多的危机铺路。

未来的日子

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虽然中国的整体债务与GDP之比似乎低于日本或许多西方国家，但一些地方政府却依旧面对着动荡的未来。任泽平等人的报告指出，青海、贵州、海南等省是债务风险最高的省份。债务峰值也将集中于2020年至2024年之间到来。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是在疫情之前提供的。

最新的一系列国企债券违约事件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可避免的危机的表现。无论中共及其国外的同情者如何多次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正处于生产过剩危机中。习近平领导下的信贷扩张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这个问题的尝试。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信贷的双重效应：

「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机这个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的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中共及其支持者一再宣称，他们强大的党国机器能够通过严密的监控和不时的激烈干预来调节掉结构性问题，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是市场在牵引著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僚，而不是相反。经济继续放缓，而债务继续积累。

除此之外，中国并不是运作在真空中，而是活在一个正在经历著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剧烈衰退的世界。随着即将上台的拜登(Biden)政府寻求与欧盟合作以对抗中国，中美贸易战也不太可能出现明纪以来最严重剧烈衰退的世界显的缓和，而这只是对中国经济构成压力的众多外部因素之一。

中共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如何处理这一局势还有待观察。不排除他们可能会诉诸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偶尔对某些企业进行国有化/再国有化也有可能缓解社会危机。无论他们怎么做，债务迟早是要还的。中国的动荡和不稳定已经提上日程，随之而来的是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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