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时事分析

中国:上海疫情乱象——资本主义不可能清零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政权还在自豪地炫耀它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 然而现在,其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的上海正在遭受Omicron变体的冲击,由于官僚主义的失误,情况变得更糟。

这些事件使上海和中国的工人更广泛地暴露在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阶级兄弟姐妹所经历的相同的资本主义矛盾中,这些矛盾产生了拉出大流行病和加深其影响的效果。 这些经历可以使数百万人对这个系统提出前所未有的质疑。

疫情爆发

从3月13日开始,上海开始爆发疫情,并在这之后一路上涨,其分别于4月10日与4月13日分别达到25173例与25147例的病例高峰。

4月16日,上海浦东发布又发表了告全体居民书,其表示:浦东新区的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新增的阳性感染者数量仍然在高位运行,已经连续4天超过1万人。 直到4月29日,疫情才逐渐好转,并在此之后开始下降,一直到5月24日。 但这却是以彻底无视一切人民的权利与极度无耻的剥削来实现的。

在短短几天内,病毒就以极度迅速的速度增加,使上海从原先的「网格化筛查」不得不到后来的「封城」政策。 直到目前,5月24日,新华网才发布消息说,6月1日之后商场才会全面恢复线下营业。 在封城的过程当中,食品的供给和基本的医疗问题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由于关闭了菜场、封锁了各个小区同时又停止了交通,断绝了基本的食物来源。 虽然政府一直试图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动用宣传机器营造出一种衣食无忧的太平景象,但实际现实中团购的各种高价蔬菜、肉类与日用品却变相表现出了其虚伪的嘴脸,以及民众的真正生活。 而且在政治上,这种严格防控措施也是对于民众的一种直接的压迫。 对工人们的人身自由的直接限制的意图更没有丝毫隐藏。

但也正是在这场席卷上海的官状病毒中,我们更可以看清楚这种中国政权的真正本质并不是像他们所一直以来宣传的那样为了所谓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昏话,相反,他们正是为了政权的稳固与其背后所支撑著的资本主义体制。

官状病毒

在中国政府之前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政策之下,两年前在武汉的疫情中所做的疫情措施成为了其宣传自己的一大卖点。 并且将其自夸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并以此不断操纵舆论对西方的各种政策与制度进行抨击与打压,来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 哪怕在上海疫情如此严重,《中国日报》依旧发表了「西方躺平是抗议失败下没有选择的选择」、「’动态清零’最能保护生命」的言论,而直到5月份,中国政府的舆论还是在把这种病毒的起因归于他们所谓的「西方国家」。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政权还在自豪地炫耀它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成就。//图片来源:Pang Xinglei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政权还在自豪地炫耀它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成就。//图片来源:Pang Xinglei

对于清零政策的看法,中国政府的内部也各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零政策的各种漏洞与实际上正是中国政府内部官僚政治冲突的表现。 在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上层官僚阶层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以前武汉的新冠病毒与上海目前的奥密克戎病毒有很大的差别,据《财新周刊》4月4日出版的一篇《隐形新「敌人」》 中的说法,其「具有传染力强、免疫逃逸强、致病性较轻等特点」,奥密克戎与德尔塔对细胞的融合力更强,而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变异株BA.2又比之前的「BA.1的传播力要高出60%多」,这种超强的传播力使上海效仿武汉的原本网格化的政策得到了极大的阻碍。 而之前上海一直进行的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一般都是以十人一管或一家一管的形式进行的「混检」,但这种检验方式只有在「社区感染比例较低时」结果才是比较稳定的,可在如今的疫情当中,这种混检反而导致了检验结果如果出现一管里有阳性就还要再继续进行第二次检验的情况,这其中的时间差导致了诊断结果的延迟。

而且,由于基层组织人手的极度欠缺以及非常不妥当的管理方式,此前的大规模核酸检验反而有很大风险加剧感染人群的数量,许多人正是在这种类型的情况下感染了病毒。 这其中,大多数的社区中的民众强制安排到狭隘的马路上进行核酸检测,且由于管理问题以及各种分配的不恰当,队伍很长,且组织极其混乱,而在最重要的医疗资源方面,这些医生通常还是临时被调配过来的。

而在大规模检测的那几天,民众并没有真正可靠的消息来源,政府的官令朝令夕改,基层的居委会官员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准确的检测时间。

针对大城市,先前清零政策背后的运行方式是先由某地率先封城来控制病毒传播,接着从各地抽调医疗资源,为各地地区的医疗资源普遍匮乏亡羊补牢。 但在如今上海疫情的全面爆发之下,绝对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是直接导致各地调配混乱的现象的原因之一。

许多老年人也都不敢接种疫苗 ,因其担忧自身的基础病和疫苗的有效性、及是否会给自身带来很强的过敏反应。 而这种担忧也并不只是一种空穴来风。 据《财新周刊》的说法,奥密克戎变种对于接种过疫苗的 且其又说明「国内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中缺乏老人和儿童的数据,导致出于禁忌症考虑相当大一部分老年人没有实际接种」。 这个问题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体制下是无解的,因为中国此前就曾发生多起国产疫苗事故。 再由于中国一贯的民族主义作风与「疫苗外交」的政策,政府并不可能立刻引入有着较为丰富的针对老人和孩童的临床试验的外国疫苗,而目前中国使用的几种疫苗只在降低重症率上效果较好,但并不能够有效的直接预防奥密克戎感染(相对外国疫苗来说)。

而在政府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其也已经明确「轻症患者只需集中隔离,无需定点医院治疗」。但首先,这种隔离集中往往是把人以强制的方式带走,并在没有严格的防护措施的方舱医院中隔离,其次,如此数量巨大的病例的出现,本身也导致了上海医疗资源的缺乏。 一个方舱医院有时只有一两个医生进行看护。

而还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正是正常门诊的问题。 上海在疫情刚刚开始的三月底就几乎封了所有医院的门急诊。 且哪怕医院的急诊没有被关闭,民众也会因为被封在小区里而看不了病,耽误治疗。 其中不少居民更是因官僚主义的防疫措施而在去急救的过程中,因无法及时急救而失去了生命。 比如,直到疫情开始之后的将近两个月之后,5月18日,上海的政府才舍得把上海的瑞金医院的门诊开放。 5月19日,上海嘉定又发表了「好消息」:有序恢复! 家门口又能看病配药啦。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就是来的迟了一点。 那前两个月没有办法接受门诊治疗和看病配药的病人们看起来只能在家等死了。 因为人们在这些日子中只能依靠着上海市卫建委在3月18日发表的一篇回应当中的连篇废话来活命。

在购买药品的方面,在封控期间,各类患者的医药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许多的人都「面临用药延迟和断药的危机」。 财新网所发的一篇题为《上海疫情配药难待解 药店、配送承压》的文章说明了这个问题:「志愿者称,最近慢病用药已有所缓解,但不少患者反映,癌症用药和精麻类药品购药仍存困难」。。 虽然有一些药品可以自行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紧急的补充或者通过居委会代买,但前者很多药物,尤其是癌症用药和精麻类药物却难以购买,且还有物流紧张的问题。 而居委会购买药物的方式与患者大差不差,如果不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会自行在网上进行购买。 一开始任何一个刚刚进行封闭管理的社区,甚至连需要血透的患者都不能及时去进行透析。

这些事情同样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种管控之下草菅人命的态度,相对于「可怕」的奥密克戎病毒,真正杀人更多的反而是这无处不在的「官状病毒」

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无疑是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中国资本主义的复原已经导致了以下几个非常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其「清零政策」并没有得到其意料之中的良好反馈的原因:

1.由于国家机器不断尝试渐进式私有化医院、医保体系,导致了公立医院资源的匮乏,且医保系统常年效率低下,而在其资源分配上也是严重失效;

2.由于90年代以来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常年财政支出严重不足;

3.由于上面所说的财政支出不足,这就直接导致了比例上占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水准的低下,但劳动强度却又极大,根据市场的运行逻辑,这样的结果自然就导致了医生数量的自然低下。 近十年来,决定从医的医学生数只占五分之一不到;

4.又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府,其为了本国医药企业的利益,悍然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大打疫苗外交战——然而在你来我往的同时,各国政府实际上皆忽视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

而在疫情已近肆虐两年余的资本主义中国,未曾看到中国政府有任何增加公有医院的措施、增加医疗人才培育的政策。 换句话说,这两年大唱的民族主义论调的所谓「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口号不过是一句糊弄中国人民的屁话。 人民依旧遭遇着数不清的在医疗上的攻击。

物价飞涨

在这种封闭管控之下,各类蔬菜、肉类以及生活日用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之下,在所谓的供需关系理论下,如果出现了物资短缺,那物价水涨船高几乎就是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更何况是用以维持生活的各类生活必需品。 就购买生活必需品来说,目前上海普通市民就几乎仅剩团购与社区政府发放的资源这两种管道可以补充;但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政府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日期与物资的数量与种类,其是随机发放的,更神奇的是且各个小区之间各有不同,甚至有卖房子的仲介在备注中通过描述发了几次物资来凸显其价值。

而在政府物资发放的这方面,目前上海情况较为复杂,有许多在官僚主义的浓郁氛围之下几乎是见怪不怪的情况:居委会会私自吞并、倒卖、或懒政不发放物资。 而这之外又会有其他原因,比如物流因素。 而这些情况都表明了上海市目前各种管理的混乱。

团购的价格更是比平常时期翻了几倍。 目前的团购在上海疫情一个多月的发酵之下已经逐渐成熟,这一流程主要是:社区中的一些业主成为「团长」,并通过拉取社区里微信群的方法来向一些供应链团购物资。 但其高价团购层出不穷。 上海发布4月15日发表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社区团购价格违法等典型案例》中就举出了四个例子,第一例中的商贩将原本100元、160元、158元和108元的四个套餐用修图软体改成了180元、280元、198元、148元;第二例则是这种套路的物件由蔬菜变为了水果;第三例与第四例则均未明码标价。

现状远不只是这些,中国新闻网也有类似报导,其表示,上海崇明一商家销售280元蔬菜套餐被立案,套餐中包含了西红柿、芹菜、青菜、莴笋、草头、卷心菜、大蒜、西葫芦、红薯和甜菜10种蔬菜共计5千克。 仅仅5千克的蔬菜,还仅仅只是一些廉价的根茎类食物,居然需要280元。 且这种例子在如今是屡见不鲜,哪怕只是随意挑几个常用的平台,其内部的团购资讯便可一目了然,某上海农副产品合作社标明一只1.5千克的鸡就要160元,在蔬菜方面则依旧是上面那些套餐加起来12斤的蔬菜就要138元,且由于是团购,起码50份起送。 更让人觉得震惊的是,以上的价格尚且属于平均水准之中,因为其余比较大型的外卖平台中各式各样小店中的价格也皆如此。 肉类的价格更是贵得离谱,根据某外卖平台超市4月28日的价格,4斤五花肉要129.8元,4斤猪蹄要179.8元,4斤肋排219元等等。

这些现象的泛滥,再次戳穿了中共营造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假像。 各区基层组织与各类供应链、厂商、运输公司相互勾结,将其他地区捐赠的物资和本来理应是充足的物资囤积下来并高价卖出,于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4月25日,中国妇女报就报导了190箱的云南援护物资都被一负责人高价卖出

经济难以支撑

4月16日晚,上海经信委发布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上海松江的广达上海制造城中的F1与F3工厂中的2000名工人就率先复工复产。 这也就是在告知世人,上海经济已经不能再继续支援这种严格的封控措施了。 自从2020年武汉的疫情爆发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一种艰难的缓慢恢复状态。 但这一次上海的疫情明显给其带来了极其巨大的打击。

不仅仅是上海本身,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整个中国的经济下滑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经济的不景气让工人阶级被迫承受着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各种代价,目前「灵活就业」人数的不断上升也正是其所面临的失业浪潮的体现。

大规模核酸检验反而有很大风险加剧感染人群的数量。//图片来源:Gov.cn
大规模核酸检验反而有很大风险加剧感染人群的数量。//图片来源:Gov.cn

同时,这种情况在如今的上海则更为严重。 上海「一刀切」(分两批封城也可以理解为」两刀切「)的政策,让无数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许多人只能被迫封闭在家中,不能出去工作,但房租却变化不大,有些人还有房贷车贷。 且中国对于大多数一般劳工的保障近乎于零,一旦停工,劳苦大众将完全丧失经济来源,而各类生活必需品在管控的期间所形成的高价格又作为一座大山压在了工人的身上。 虽然据官方报导,同期也有封闭期间工资照发的现象,但这些仅仅限于国有企业或者比较稳定的私企。 小商贩、卡车运输工、没有签合同的快递员、在商场内的临时工、工地上按日结算的建筑工人,以及各类在工厂中被勒令于计件制的工人等,在这些官僚的眼里可能并不能算作是人。 资本主义正在伤害劳苦大众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利。

因为资本主义体制不可避免的生产危机中的矛盾,经济的下滑与其不景气所带来的工人工资的下降、裁员与失业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结果终究会导致其自身走向不可避免的终结。

而在资本主义下,危机往往又是反复的。 自从2020年的疫情打击之后,工人的激进情绪有了一定程度的成长。 上一次疫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尚且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这一次人为的、在上海的全方位的严格封控却又一次加剧了其危机的进程。

舆论管控与没有隐私

中国政府在疫情健康码方面的行为充分证明了其极权的特征。 核酸检测所需要的健康云与随申码中的核酸码几乎需要个人的所有重要资讯:身份证、出生日期、家庭位址、所在单位等等。 单位或学校需要每周上传的行程码还会详细记录每个人在近日去过的所有地方。 这些隐私的收集强制又容易泄露。

除了这些,假如你不幸被病毒感染了。 那么你的个人资讯也将被「无意」的被暴露出来。 甚至还会遭到部分官方工作人员有意识的网暴引导。

中国的舆论管控也向来极其严格,在如今的上海疫情之下,微博比较有热度的话题底下都开起了「评论精选」——即被官僚认可的评论——而各个视频网站上也到处都是千篇一律几乎就像是一堆木头在说话一样的宣传语言 。 只有这些语言才是被允许发出来的语言,而没有办法发出来的声音,通常都是上海人民目前真正的心声。 但这种声音没有发出来并不代表其没有,因为这种语言如果不能用口头上的语言表达出来,那便会用行动去说话。

目前上海有多处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群众抗争,我们这里引用一下中国新闻网的官方

「辟谣」来证实这件事情,在网上3月24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据说是上海某社区发生了比较大的骚乱,有许多的吼叫声与争吵声。 当然,官方描述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委婉的词汇:人员聚集。 在辟谣的时候,中国新闻网根本没有详细解释任何的真实情况,只是非常简单地用了一句「视频下方的声音来源与视频发行者并不一致」的空话后便直接话锋一转举别的视频的造谣例子去了,即「还有一些视频」。 那这个视频又是怎么样呢? 其只是辟谣了视频来源不一致(虽然也没有指出不一致在哪里),但其对视频本身拍摄的地点和拍摄过程中的情景其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上海的辟谣在这一次疫情中所耍的这种花招层出不穷,之前就传出过消息称上海有孤寡老人在家中被活活饿死,但上海官方的辟谣居然是这个老人有子女,其有一子在上海的其他区里面,其并不是孤寡老人。

而上海的斗争形势因为疫情的人身管控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使社区和社区之间的斗争不能直接联合起来进行抗争。 但哪怕是社区内部,因为最实在的且最为必须的生活消费品,即食物、日用品等问题,不少劳动者都站了出来反抗这种蛮横的压迫。 从只是网上的抗议与不满到游行抗议,再到拆除封禁社区大门的铁皮。 5月7日,闵行区的金盛小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或者说,「喧闹聚集」,当然如果用正常的,而不是用委婉或反动的话并且人类可以直接理解的语言来说的话,这个应该叫做「抗议」。 这次事件在其社区的通报中已经说明,其中发生了「肢体冲突」,且这一冲突的理由也很明确,如果我们忽视里面有强烈的维稳立场的语言和狡辩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是为了「讨要物资」,也就是说,是因为没有基本的食物来源了。

上海各地社区的斗争还反应在了许多小区出现了「自治」的情况之中。 由于懒政和毫无责任心,有些社区的居委会出现了集体辞职的现象,这导致社区中的人们只能自行管理,一方面,这种自发的管理比政府的强制措施管理要好上几百倍。 至少是在作为人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正是反映了中国基层制度中的各种极大缺陷实际上都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当头的社会里的,而这里面也不可能会有什么 「为人民服务」的官僚。

中国的网路上向来都不允许出现官僚们所认为的「不和谐的声音」。 但在这种严格的高压管控之下,未来的经济几乎是可预见的下滑之中,民众的不满只会越来越强烈。 且没有任何办法来缓解这种情绪。

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上海疫情发展到如今这种悲惨的境地,绝大部分原因都可以归结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人造的官状病毒。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也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工作场所。 作为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口,上海的工人在隔离期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迫听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安排与操纵,被强制带离自己的工作岗位,封在自己的家中,承受着生活必需品不足的后果与长期禁足在家中所造成的各种压力。

尤其是从外地被派遣到上海进行运输工作的人员,甚至都没有人去解决其食宿问题。 因为社区基本上都在封控,许多社区与酒店并不允许这些外来的人员进入住宿。 且如果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感染了病毒,就会被立刻带入所谓的「方舱医院」或者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 但其隔离条件简直不忍直视:许多隔离点的三餐不定,防护措施也并不好,没有可以洗浴的地方,隔离点中医生的人手也不能够保证。

中国新闻网于4月9日在微博上发了「建武汉火神山的工人又建了上海方舱」的视频和话题。 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贯常使用的手段:他们喜爱用以各种温情、励志和正能量的话语去掩盖对工人的剥削。 比如央视新闻发布的相当讽刺的采访言论:凌晨三点到了上海,来了就直接做。 一刻不能停,不敢放松。 当然,我们的政府也非常有责任心的给了工人们在其看来非常有价值的报酬:一句「辛苦了! 共同战疫! 」

4月16日,中国青年报针对建方舱医院的工人的消息发布了「这些援建上海方舱的工人没有被撇下」的话题,但可笑的是,此文又证实了我们上面所做的说明。 这些工人「来到上海的第4天,他们接到需要隔离的通知」 ,但是「由于100多个工友中有阳性人员,酒店拒绝他们入住。 无处可去的小陈和大家只能睡在马路边上,没有水、没有食物。 「当然了! 周围的所有商店全部被关了怎么可能买得水和食物呢! 那我们的政府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来「挽救」这些可怜的工人们呢? 长宁区政府把他们「用大巴统一转运到闵行区某仓库进行隔离」,换一种说法,即送入了另一个地狱。

在整个世界高度分工的现在,这种把一般劳工都封闭在家中的结果,就是在危急时刻所欠缺的能调用的大量人力。 因此抗疫的人力就只能从部队与公务员之中调遣。 4月3日,中国军网报导,中国已从军队中「抽组卫勤力量2000余人」向上海投送部队医疗团队。 但这种人员的补充与整个上海所需要进行的核酸检测与封锁期间的医疗活动的人口相比是杯水车薪。 而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强制管控措施,大量人力又不得不困在家里被浪费在物资短缺的环境之中。

这种混乱的根本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导致的问题。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与生产活动的社会化之间的冲突最终造成了这样的结局。 在如今的疫情之下,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做到其所谓的「清零政策」,因为那不仅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与参与,更不会去屈服于盈利动机。 但这在以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基本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官员与资本家只会说几句空话,更只对保住自己的官帽十分关心。 部分官员甚至借助这种疫情所造成的短缺大量地赚取财富。 据网易报导:,有些「外卖物流九天净赚908.82万」,「上个月净赚了3006.93万」,同时「卖的是进价几十倍」。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且更为可能的是,更多比较大的厂商和供应链比此更是只高不低。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这样,充斥着投机倒靶的手段。

正如我们之前就中国疫情报导的几篇文章里面提出的:人类需要同心抗疫,可是抗疫的工作靠群众被动的配合是不够的——抗疫的工作更需要社会大多数人主动的参与。 被动的配合抗疫,不论是6比350还是几比几(就算是不可能的一比一! ),只要依然是少数人的以官而治、逐利而治,那就无法根除行政的低效、浪费和紧缺,以及群众的困惑与冷漠——毕竟冷漠的被治必然导致被治的冷漠。 主动的抗疫参与则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生命、健康的负责,自然便会去主动了解现状、参与决策,冷漠的被治也会被积极的自治所替代。 只有群众中普遍的积极自治——由于工人是群众的大多数,所以必然得是工人的自治——才能在本国内部有效地组织起抗疫的队伍。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与官僚的代言人,是专门用于专政中国工人阶级的。 依靠着其制度之下的私有医疗与暴力机关的管控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填满了资本家的口袋,而不是像其所说的各种哄骗人民的花言巧语。 要真正解决困扰中国,乃至是全世界的疫情,除了真正社会主义的办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资本主义的野蛮。

这次的疫情也展现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丑陋本质,再次打破了其虚伪的面具。 他们空洞的言语填不饱上海人民的肚子,不能让处于缺乏药品的人和需要急救的人获得及时的医疗资源,也不能让失去工作的人们得到活下去的收入与政府资助。 但可以塞满他们自己的和资本家的钱包——通过倒卖、抬高生活必需品价格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少得可怜的财富,更可以恬不知耻的说这是在为人民服务。

旧的世界已然陷入危机,新的世代期望着一个新的开端。 当今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要资本主义的野蛮,还是要社会主义的未来? 正如我们之前的文章所解释的,只有计划经济、工人民主、国际主义才能摆脱疫情。 而这些正是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所为之奋斗的,请读者加入我们,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作斗争!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7 thoughts on “中国:上海疫情乱象——资本主义不可能清零

  1. 江派的法轮功系统大特务曾铮(Jennifer Zeng),在她的个人网站“Jennifer’s World”的文章《我是不是中共特务?我是不是中共第三纵队?我是不是法轮功修炼者?》当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江派大特务身份。

  2. 江派的法轮功系统大特务曾铮,在她的个人网站“曾铮的世界”的文章《我是不是中共特务?我是不是中共第三纵队?我是不是法轮功修炼者?》当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江派大特务身份。

  3. 李洪志已经于2010年在《联合报》发表经文《大道无形》,命令解散江派控制的世界各国法轮大法学会及其附属组织。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掰倒所有的法轮大法学会乃至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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