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口罩、消毒水的疫情生活中忐忑不安了快两年，而各国政府则在（资本家的）长期与短期利益之间权衡而焦头烂额了两年。 为了资本家的短期利益，许多政府已然揭下了自己伪善的面纱，迫使工人阶级做出为奴还是受死的选择；而中共政府与其他政府不尽相同，这个庞大的波拿巴寄生虫凌驾于资本家之上，因此做出了相对远视的选择：中共凭借着自己高效的维稳能力，迅速地处理了新冠疫情，迫使工人阶级回到为奴于资本主义的「新」常态。

不过，中国的防疫政策也远非完美。 首先，在疫情刚刚爆发时就曾出现过以下瞒上，资讯不透明，打压吹哨人，抗疫政策强制执行的众多丑闻。 此外，在第一波疫情2020年四月份得到控制之后，一方面是官僚火急火燎地催促著工人尽快复工，疫情的防控沦落为形式主义、让步于经济的号召；另一方面，各级官僚官商勾结，无时不刻在利用着疫情趁火打劫、打压群众。 然而，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混乱抗疫，全新的新冠变种仍能从中共庞大国家机器的眼皮底下无症状地溜进国境，随时把有意或无意而懈怠的防控机构抓个正著，时不时地打乱经济活动。 经济的不稳定就在疫情的反反复复中找到了最佳的产房。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论其政府形态、政策强硬与否，是无法解决世界性的疫情的——世界性的疫情，只能通过工人自治、国际协作来解决。

爆发的混乱

与如今大众对中国政府疫情防控快速的印象不同，在疫情首次被发现的武汉，当地官僚表现迟瞒、混乱，并为了自己的脸面以下瞒上、武断打压民间消息。 中国疫情目前已知的最早发病记录始于2019年12月1日的武汉金银潭医院，样本记录送检的时候是12月中旬，到了12 月26日广州微远基因公司确认发现类SARS冠状病毒，27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才确认此病毒不与任何已知病毒相似。 我们尚不用讨论为何花了二十余天的时间才发现此病毒，毕竟确认一种新病毒以及其传染性尚且需要花一定时间，新冠病毒至此尚停留在医学界范围。 而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的公文则正式的将新冠病毒公开化、政治化。

武汉卫健委的公文十分有趣。 早在12月26日，张继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就有先前怀疑此病为传染病，然而31日的公文却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 之后，2020年1月11日的公文表示，「初步诊断患者达41例，所有密切接触者 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但一直未有确认人传人的事实。 武汉政府却直到中央调查队1月20日到武汉之后才承认「人传人」、存在医护人员感染的事实。 话说到这里，一些爱国者应该要跳脚了，怒吼著：国家这么做是谨慎之举！

如果说31日的「明显」、20日的「不明确」等词仍有「谨慎」之意，那武汉市政府纵容1月19日的小年万家宴的行为，湖北省政府22日才姗姗来迟地响应国家防疫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行为更像 是把谨慎扔进长江里了。 当地官僚一面”谨慎地”安抚群众，所谓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疫情可防可控；另一方面，当地官僚直到钟南山和中央调查队20  日抵达武汉才骤然醒悟：哇，原来人传人是真的现象！ 在当时，官僚对短期经济的关注远远大过了对不明病毒大规模传染的担心。 而同时，揣著「谨慎的」态度，官僚面对传播疫情消息的「造谣者」大出重拳，施压医院约谈、动用员警训诫 提早传播消息的医生李文亮。

如果说疫情起始时，尚未反应过来的官僚显然把经济活动当作主要的政绩权重，那么在中国疾控中心从1月15日一级应急回应开始逐步确认病毒危害性重大之后，疫情管控便马上成为了严苛的政绩考核。 这一段时间，各地官僚迫于中央的压力，选择了长期利益，施行强制封锁政策。 从1月23日晚10点开始，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一改之前以下瞒上所表现出的迟疑，果断宣布封锁1100万人的城市；一天内，湖北省内 十余个县级市及地级市陆续宣布封锁。 数天内，5500万人的生活又被官僚果断地封锁了。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封锁。

全国封锁一事，资讯之流通、决策之讨论未曾有经过广大民众的直接认识与参与，数亿人的生活完全是由一小群脱离群众的官僚掌控的。 趁著李文亮之死的民愤，呼吁资讯透明、民众参与的声音在一时激起些许波浪：微博话题”#我要言论自由#”获202.5万点阅率，相关微博超8000条， 该话题随即被删除。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正如他们意识到的，一、武汉疫情如此严重，正是因为武汉当局隐瞒疫情，信息不够透明才导致防疫反应缓慢；二、封锁政策的施行并非是群众的直接参与，而是领导一拍脑袋的决策，但封锁造成的疑惑、困苦却都得群众来承受。

官僚的强制管控

随着疫情被迅速控制，2021年3月开始，全国大封城逐渐结束 ，但是其他抗疫政策依然保持着僵硬的强迫性：疫苗接种进度不满意，官僚就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地督促。 在各国政府摆烂养蛊、病毒变种愈变愈强的现实面前，部分民众质疑、抱怨现行防疫政策和执行者，在不幸的时间和地点也能引起国家打压。 同时，只要有疫情，官僚就必须严抓，上千万人的经济生活在政府一声令下嘎然而止。 但是这些被声称是短期的忍耐，在像瑞丽这样的地方却被实施了近8个月之久。 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广泛的工人民主，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依靠一小撮只对上级、对资本家负责的官僚来完美处理新冠疫情这一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疫苗方面，部分民众在大规模接种的最初普遍对疫苗表示犹豫态度。 中国新冠疫苗于12月已向「重点人群」开放，直到2021年4月左右正式向18 岁以上人群开放。 然而，如图所示，放开的第一个月，日接种率的提升并不明显，直至四月末才有较大上涨。 群众普遍对新疫苗保持观望。 当时接种率较低的原因，一方面是2020年3月以后疫情普遍得到控制，一般群众并不觉得有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批准的四款疫苗普遍上市速度快，且安全性、有效性在当时仍有待观察， 三月份时甚至无一被列入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名单、第三期临床数据尚未向世卫组织公开。

四月十三日甚至传出国家进口辉瑞的消息，部分媒体报导称存在广泛流传的现象——这侧面说明了国际协作的重要性。

随着疫苗的安全性得到一定证实，五月初到六月末接种率大大提升。 但是时不时的输入性疫情（七月中仅次于武汉疫情的南京疫情）又时刻警醒著官僚：世界疫情的混乱依然无孔不入。 于是，随着习近平定下十月底达成11亿人接种的计划，七月份开始，部分地区先是出现许多针对疫苗接种的利诱的萝卜政策，然后是强迫的大棒政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

「北京郊区大兴一个街区的办法是，谁先打了两剂疫苗，谁会得到赠送的消费券，在北京另一个社区，当局承诺，凡60岁以上愿意接种者，每人赠送两盒鸡蛋。 还有的地方保证，谁来接种，谁就会得到免费参观雍和宫的门票【（价值25元人民币）】。  」

然而中央的官僚无暇直接管理所有地区，各地程度不一的强迫性大棒政策便成了一大现象。 《澎湃新闻》如是报导了各地限制出行自由的政策：

「江西崇仁县、定南县、安远县，浙江丽水，宁波宁海及陕西韩城等地相继发出通知称…… 7月下旬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禁忌症者除外）进入超市、医院、学校、车站、药店等前述重点公共场所。」

除了限制出行自由外，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官僚谎报接种数据、强迫居民接种的行为（有些情况甚至由于接种直接致死）。 这些现象充分地说明了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目标敢于不择手段。 人民群众们的死活对当地官僚而言意义不大——反正上诉的手段早已被剥夺干净——但是上级命令不遵守、指令完不成则是大罪一笔。 此外，在资本主义下，从政永远伴随着钱权交易，根本不可能存在清廉的政治。 简而言之，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波拿巴专制下，下层官僚不需要对群众负责，只需要做上级忠诚的哈巴狗即可。

然而强制的管控不单单是在疫苗方面，对于抗疫政策、执行者的质疑和指责在一些不幸的事件和地点也能引起国家的直接打压。 七月南京疫情影响广泛，截至7月30日，曾蔓延至15省26市；截至8月7日，直接、间接感染者数量达到  867人。 抗疫专家张文宏见状发表言论，提议「与病毒共存」，因与官方抗疫政策不符，引起争议。  8月10日，一位支援张的江西丰城线民谨慎地发言道，或许可以让扬州市实验「共存政策」，  11日便被丰城公安局裁定行政拘留15天。 近日北方疫情爆发，一位宁夏网友民更为不幸；他的言论根本不存在对政府做出代替性的质疑，仅仅是对当地防疫执行的不满，发送了一张「狗狗员警」的表情包，便被认定「侮辱员警构成寻衅滋事，予以行政拘留 9日的处罚。」

瑞丽的悲剧

尽管如此，强制的疫情管理面对着来自世界疫情的困难，逐渐陷入困境。 随着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纷纷选择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人命攸关、疫情水火，新型的各种病毒变种对全世界的抗疫造成了更严重的困难。 中共原本引以为傲的清零政策——快速封锁、大范围检测——又成为了套在自己经济体上的枷锁。 近期中缅边境的小城瑞丽充分表现了在长期封城下，经济是如何被震荡的。 瑞丽市自2019年9月陆续爆发五次疫情，已四度封城，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已经停摆了近乎8个月。

根据《钱江晚报》报导，「瑞丽今年的第一波疫情始于3月29日…… 疫情导致上百人感染，瑞丽从3月30日起封城26天…… 7月4日，新冠病毒再次爆发，全城人居家隔离…… 直到8月17日，瑞丽人才重获在市区活动的自由。」不过，根据当地人所言「『说是解封了，可实际上，工厂、服务类店铺依旧关停，餐饮店不能堂食。』」疫情以前，瑞丽发达的珠宝行业曾吸引过大量外来的珠宝业从业人士，移民占了小城一半人口。「玉石产业停摆后，许多珠宝商拖家带口离去，小城归于静默。」

铁腕抗疫政策所带来的混乱和萧条逐渐不仅引起了民众的反应，同样引起了体制内人士的同情。

《德国之声》报导，「10月26日，一位自称是’瑞丽学生’的线民在微博上发文呼吁各界关注瑞丽的情况，该贴文也迅速成为各界的焦点。 该线民称，瑞丽自8月3日封城至今，目前的政策是每天只有两个可以离开瑞丽的名额，而他本人与家人都有家归不得，过去一年来因无收入，心理状态已处于崩溃边缘。  …… 与此同时，前瑞丽市的副市长戴荣里28日也在微信个人公众号以【《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发文，呼吁各界协助瑞丽。」此后，瑞丽逐渐开始收到关注——不仅是民间的，还有中央的。 瑞丽封城四次，政府的领导也就换了两届。 落笔之际，尽管瑞丽政府已经做出局限的部分改良，但是不论是封城、罢官、补助都远远不够说明瑞丽、工人阶级走出疫情的阴影——因为瑞丽疫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取决于世界疫情。 中国的疫情亦如此。

瑞丽的教训

瑞丽的悲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僚独断的抗疫政策。 正如先前全国封城一样，所有封锁的行为未曾得到过民众的认可，也未曾考虑过回应民众的声音。 投诉无用，民众自然会用脚投票、扩散舆论。 讽刺的是，瑞丽三届领导，抗疫的措施都是一样的：封城。 这让人不禁好奇，更换领导到底是真的为人民考虑，还是针对官僚的惩罚性措施？ 很显然，到现在瑞丽疫情已经不是简单封城就能解决的。

在此，我们一再强调，只有群众有意识地抗疫、信息足够透明、再加上国际协作才能战胜疫情。

群众有意识地参与抗疫工作所带来的，将会是对疫情更快速的反应和对政策更畅通的执行。 国家热衷于吹嘘中国能动员多少人力来抗击疫情，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纵然能够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来临时充当社区工作者，但是抗疫所需要的民众直接参与和自治，绝非是平均每个社区增添寥寥数个几个任务繁重（社区工作者平均有六项繁杂的工作）军队、警察、公务员或是党员临时充当 社区工作者能比拟的——换言之，民比国大！ 从国家机器无论下放多少人，行政资源浪费、关键物资紧缺的时间依然会在监督看不见的地方、反应不及时的时候出现。 这是权力被少数的资本家、官僚所垄断的必然。  2020年初曾出现全国平均仅6名社区工作者对350名群众的情形，当局不得不动员全国党员下放。 正如当局宣传所说，人类需要同心抗疫，可是抗疫的工作靠群众被动的配合是不够的——抗疫的工作更需要社会大多数人主动的参与。 被动的配合抗疫，不论是6 比 350还是几比几（就算是不可能的一比一！ ），只要依然是少数人的以官而治、逐利而治，那就无法根除行政的低效、浪费和紧缺，以及群众的困惑与冷漠——毕竟冷漠的被治必然导致被治的冷漠。 主动的抗疫参与则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生命、健康的负责，自然便会去主动了解现状、参与决策，冷漠的被治也会被积极的自治所替代。 只有群众中普遍的积极自治——由于工人是群众的大多数，所以必然得是工人的自治——才能在本国内部有效地组织起抗疫的队伍。

信息足够透明，群众才知道疾病的医学性质、防范和治疗方案、以及疫情的具体事态（而非是政府垄断的播报）。 信息的传播将更加精确，不会再出现官僚主义的预见性灾难。 例如，2020年初的湖北，当时曾出现口罩厚此薄彼的物资分发现象，一线医院协和医院竟然收到的N95口罩仅有3000个，而患者数量不到前者十分之一的「莆田系」民营武汉仁爱医院 1.5万个N95口罩。 这样的问题在信息足够透明的工人民主治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样的工人政府（也就是工人自己）将自己的福祉摆在第一位，而非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

在一个世界的、民主的计划经济里，科技将真正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因此，疫苗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配。 不同于当今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代表医药企业进行疫苗垄断、疫苗外交、赚人命钱的行为，一个国际的民主计划经济将能够真正的分配医疗资源到全世界人民身上。 就像当年全中国支援武汉抗疫一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景，在这样的体制下将会跨过国境线和民族纠葛，为最需要说明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

然而这些离不开工人们对生产的直接控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 疫情当下，工人们受到的剥削要比过往更加深。 中共在抗疫方面的急躁、强硬并非是真心为了工人阶级好，反而说明的是他们希望经济能尽快恢复到工人阶级继续为奴的新常态！ 工作时间非常能说明这般为奴的新常态是什么样的：2021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依然超过法定的44小时，达到惊人的47.5小时，同比2019年还上涨了1.5 个小时！ 在这个意义上，剥削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在疫情的新常态下，工人的生活并未有所改变，反而因为疫情的震荡，还要再被资本家进一步剥削！ 我们绝不能把亿万人的命运再交给这个独断的资本主义政府。 只有工人阶级掌权，施行民主的计划经济，才能真正的摆脱剥削、摆脱疫情。

资本主义什么都救不了！

当然，瑞丽的悲剧，不单单是由于强硬的抗疫政策带来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混乱带来的。 如BBC一辈的许多资产阶级媒体不愿承认的是，正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期普遍罔顾新冠的威胁，屈服于资本家的直接经济利益，才导致疫情能如此久而久之地肆虐八方。 资本主义治下，一个世界性的、同心协力、为民负责的抗疫景象永远不会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排外仇恨、疫苗外交、不断变异的蛊王病毒，以及一个人类或许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由于资本主义的混乱，人类恐怕不得不像流感一样，同新冠疫情共存。

面对全世界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的疫情，中共无论摆出什么政策，都是已经是分身乏术：表面上，一方面是因为懈怠的防疫管理，另一方面是疫情极度恶化的抗疫现实。 抗疫的形式主义由于经济增长的号召、秩序的暂时稳定不时地在官僚之间滋生出来，通常表现为松懈的防疫管理。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松懈的管理成为了新冠的破口，随时会创造出新的疫情。 南京七月的疫情在当时就民间和官僚内部广泛地被批判为松懈、“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此外，要注意到的是，进化了的德尔塔变株已经很难再像当年武汉一样被清零了。 福建疫情就是一个例子，有感染者在入境之后“9次核酸都未发现、入境38天才确诊“。 疫情恐怕并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控制，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要像南京、瑞丽不断被震荡。

疫情三五不时地光顾中国，内陆省份每逢冬季又开始规律性地大规模出现疫情（正如2020年一样），而沿海省份、边境地区往往在所有时候都普遍受着国际的影响。 这些疫情的影响显著地打乱著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一次上百例的疫情就能导致整个行政区的重大停摆。 为了长期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疲于应付的官僚大规模地摆出极其严格死板的防疫政策。 近期，北方疫情的肆虐遇上了重大的环境灾难（河南、山西水灾）和政府自作自受的严重用电荒；疲惫的工人阶级又遇上了各地区三五不时的封锁，时时活在失业的焦虑中，再也不能支撑起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三季度GDP增长仅为4.9%  ）。 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然而单就疫情而言，资本主义就无力面对，更不用提其他资本主义自作自受的问题。 资本主义什么都救不了。

旧的世界已然陷入危机，新的世代期望着一个新的开端。 当今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要资本主义的野蛮，还是要社会主义的未来？ 正如前文所说，只有计划经济、工人民主、国际主义才能摆脱疫情。 这些正是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所为之奋斗的，请读者加入我们，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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