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疫情亂象——資本主義不可能清零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政權還在自豪地炫耀它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區都是如此。 然而現在,其主要經濟中心之一的上海正在遭受Omicron變體的衝擊,由於官僚主義的失誤,情況變得更糟。
這些事件使上海和中國的工人更廣泛地暴露在與他們在世界各地的階級兄弟姐妹所經歷的相同的資本主義矛盾中,這些矛盾產生了拉出大流行病和加深其影響的效果。 這些經歷可以使數百萬人對這個系統提出前所未有的質疑。
疫情爆發
從3月13日開始,上海開始爆發疫情,並在這之後一路上漲,其分別於4月10日與4月13日分別達到25173例與25147例的病例高峰。
4月16日,上海浦東發佈又發表了告全體居民書,其表示:浦東新區的疫情防控形勢仍然嚴峻複雜,新增的陽性感染者數量仍然在高位運行,已經連續4天超過1萬人。 直到4月29日,疫情才逐漸好轉,並在此之後開始下降,一直到5月24日。 但這卻是以徹底無視一切人民的權利與極度無恥的剝削來實現的。
在短短幾天內,病毒就以極度迅速的速度增加,使上海從原先的「網格化篩查」不得不到後來的「封城」政策。 直到目前,5月24日,新華網才發佈消息說,6月1日之後商場才會全面恢復線下營業。 在封城的過程當中,食品的供給和基本的醫療問題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由於關閉了菜場、封鎖了各個小區同時又停止了交通,斷絕了基本的食物來源。 雖然政府一直試圖在各種社交媒體上動用宣傳機器營造出一種衣食無憂的太平景象,但實際現實中團購的各種高價蔬菜、肉類與日用品卻變相表現出了其虛偽的嘴臉,以及民眾的真正生活。 而且在政治上,這種嚴格防控措施也是對於民眾的一種直接的壓迫。 對工人們的人身自由的直接限制的意圖更沒有絲毫隱藏。
但也正是在這場席捲上海的官狀病毒中,我們更可以看清楚這種中國政權的真正本質並不是像他們所一直以來宣傳的那樣為了所謂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昏話,相反,他們正是為了政權的穩固與其背後所支撐著的資本主義體制。
官狀病毒
在中國政府之前長期以來的民族主義政策之下,兩年前在武漢的疫情中所做的疫情措施成為了其宣傳自己的一大賣點。 並且將其自誇為「特色社會主義」的成果,並以此不斷操縱輿論對西方的各種政策與制度進行抨擊與打壓,來加強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情緒。 哪怕在上海疫情如此嚴重,《中國日報》依舊發表了「西方躺平是抗議失敗下沒有選擇的選擇」、「’動態清零’最能保護生命」的言論,而直到5月份,中國政府的輿論還是在把這種病毒的起因歸於他們所謂的「西方國家」。
對於清零政策的看法,中國政府的內部也各有不同的看法,其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零政策的各種漏洞與實際上正是中國政府內部官僚政治衝突的表現。 在如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上層官僚階層的利益也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以前武漢的新冠病毒與上海目前的奧密克戎病毒有很大的差別,據《財新週刊》4月4日出版的一篇《隱形新「敵人」》 中的說法,其「具有傳染力強、免疫逃逸強、致病性較輕等特點」,奧密克戎與德爾塔對細胞的融合力更強,而新冠病毒奧密克戎的變異株BA.2又比之前的「BA.1的傳播力要高出60%多」,這種超強的傳播力使上海效仿武漢的原本網格化的政策得到了極大的阻礙。 而之前上海一直進行的大規模的核酸檢測一般都是以十人一管或一家一管的形式進行的「混檢」,但這種檢驗方式只有在「社區感染比例較低時」結果才是比較穩定的,可在如今的疫情當中,這種混檢反而導致了檢驗結果如果出現一管裡有陽性就還要再繼續進行第二次檢驗的情況,這其中的時間差導致了診斷結果的延遲。
而且,由於基層組織人手的極度欠缺以及非常不妥當的管理方式,此前的大規模核酸檢驗反而有很大風險加劇感染人群的數量,許多人正是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感染了病毒。 這其中,大多數的社區中的民眾強制安排到狹隘的馬路上進行核酸檢測,且由於管理問題以及各種分配的不恰當,隊伍很長,且組織極其混亂,而在最重要的醫療資源方面,這些醫生通常還是臨時被調配過來的。
而在大規模檢測的那幾天,民眾並沒有真正可靠的消息來源,政府的官令朝令夕改,基層的居委會官員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準確的檢測時間。
針對大城市,先前清零政策背後的運行方式是先由某地率先封城來控制病毒傳播,接著從各地抽調醫療資源,為各地地區的醫療資源普遍匱乏亡羊補牢。 但在如今上海疫情的全面爆發之下,絕對醫療資源的嚴重不足是直接導致各地調配混亂的現象的原因之一。
許多老年人也都不敢接種疫苗 ,因其擔憂自身的基礎病和疫苗的有效性、及是否會給自身帶來很強的過敏反應。 而這種擔憂也並不只是一種空穴來風。 據《財新週刊》的說法,奧密克戎變種對於接種過疫苗的 且其又說明「國內滅活疫苗三期臨床試驗中缺乏老人和兒童的數據,導致出於禁忌症考慮相當大一部分老年人沒有實際接種」。 這個問題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體制下是無解的,因為中國此前就曾發生多起國產疫苗事故。 再由於中國一貫的民族主義作風與「疫苗外交」的政策,政府並不可能立刻引入有著較為豐富的針對老人和孩童的臨床試驗的外國疫苗,而目前中國使用的幾種疫苗只在降低重症率上效果較好,但並不能夠有效的直接預防奧密克戎感染(相對外國疫苗來說)。
而在政府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其也已經明確「輕症患者只需集中隔離,無需定點醫院治療」。但首先,這種隔離集中往往是把人以強制的方式帶走,並在沒有嚴格的防護措施的方艙醫院中隔離,其次,如此數量巨大的病例的出現,本身也導致了上海醫療資源的缺乏。 一個方艙醫院有時只有一兩個醫生進行看護。
而還有一個不能被忽視的問題正是正常門診的問題。 上海在疫情剛剛開始的三月底就幾乎封了所有醫院的門急診。 且哪怕醫院的急診沒有被關閉,民眾也會因為被封在小區里而看不了病,耽誤治療。 其中不少居民更是因官僚主義的防疫措施而在去急救的過程中,因無法及時急救而失去了生命。 比如,直到疫情開始之後的將近兩個月之後,5月18日,上海的政府才捨得把上海的瑞金醫院的門診開放。 5月19日,上海嘉定又發表了「好消息」:有序恢復! 家門口又能看病配藥啦。 這簡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就是來的遲了一點。 那前兩個月沒有辦法接受門診治療和看病配藥的病人們看起來只能在家等死了。 因為人們在這些日子中只能依靠著上海市衛建委在3月18日發表的一篇回應當中的連篇廢話來活命。
在購買藥品的方面,在封控期間,各類患者的醫藥需求根本得不到滿足,許多的人都「面臨用藥延遲和斷藥的危機」。 財新網所發的一篇題為《上海疫情配藥難待解 藥店、配送承壓》的文章說明瞭這個問題:「志願者稱,最近慢病用藥已有所緩解,但不少患者反映,癌症用藥和精麻類藥品購藥仍存困難」。。 雖然有一些藥品可以自行通過互聯網醫院進行緊急的補充或者通過居委會代買,但前者很多藥物,尤其是癌症用藥和精麻類藥物卻難以購買,且還有物流緊張的問題。 而居委會購買藥物的方式與患者大差不差,如果不是一些年齡比較大的老年人,實際上大多數人還是會自行在網上進行購買。 一開始任何一個剛剛進行封閉管理的社區,甚至連需要血透的患者都不能及時去進行透析。
這些事情同樣說明瞭中國政府在這種管控之下草菅人命的態度,相對於「可怕」的奧密克戎病毒,真正殺人更多的反而是這無處不在的「官狀病毒」
而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無疑是中國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中國資本主義的復原已經導致了以下幾個非常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其「清零政策」並沒有得到其意料之中的良好反饋的原因:
1.由於國家機器不斷嘗試漸進式私有化醫院、醫保體系,導致了公立醫院資源的匱乏,且醫保系統常年效率低下,而在其資源分配上也是嚴重失效;
2.由於90年代以來的醫療市場化改革,在公共衛生領域,政府常年財政支出嚴重不足;
3.由於上面所說的財政支出不足,這就直接導致了比例上佔大多數的公立醫院醫生的工資水準的低下,但勞動強度卻又極大,根據市場的運行邏輯,這樣的結果自然就導致了醫生數量的自然低下。 近十年來,決定從醫的醫學生數只佔五分之一不到;
4.又由於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了徹底的資產階級政府,其為了本國醫藥企業的利益,悍然和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大打疫苗外交戰——然而在你來我往的同時,各國政府實際上皆忽視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忽視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
而在疫情已近肆虐兩年餘的資本主義中國,未曾看到中國政府有任何增加公有醫院的措施、增加醫療人才培育的政策。 換句話說,這兩年大唱的民族主義論調的所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口號不過是一句糊弄中國人民的屁話。 人民依舊遭遇著數不清的在醫療上的攻擊。
物價飛漲
在這種封閉管控之下,各類蔬菜、肉類以及生活日用品的價格急劇上漲幾乎是必然的事情。 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在所謂的供需關係理論下,如果出現了物資短缺,那物價水漲船高幾乎就是完全可以預見的結果,更何況是用以維持生活的各類生活必需品。 就購買生活必需品來說,目前上海普通市民就幾乎僅剩團購與社區政府發放的資源這兩種管道可以補充;但後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政府並沒有規定明確的日期與物資的數量與種類,其是隨機發放的,更神奇的是且各個小區之間各有不同,甚至有賣房子的仲介在備註中通過描述發了幾次物資來凸顯其價值。
而在政府物資發放的這方面,目前上海情況較為複雜,有許多在官僚主義的濃郁氛圍之下幾乎是見怪不怪的情況:居委會會私自吞併、倒賣、或懶政不發放物資。 而這之外又會有其他原因,比如物流因素。 而這些情況都表明瞭上海市目前各種管理的混亂。
團購的價格更是比平常時期翻了幾倍。 目前的團購在上海疫情一個多月的發酵之下已經逐漸成熟,這一流程主要是:社區中的一些業主成為「團長」,並通過拉取社區里微信群的方法來向一些供應鏈團購物資。 但其高價團購層出不窮。 上海發佈4月15日發表的一篇公眾號文章《市市場監管局公佈社區團購價格違法等典型案例》中就舉出了四個例子,第一例中的商販將原本100元、160元、158元和108元的四個套餐用修圖軟體改成了180元、280元、198元、148元;第二例則是這種套路的物件由蔬菜變為了水果;第三例與第四例則均未明碼標價。
現狀遠不只是這些,中國新聞網也有類似報導,其表示,上海崇明一商家銷售280元蔬菜套餐被立案,套餐中包含了西紅柿、芹菜、青菜、萵筍、草頭、捲心菜、大蒜、西葫蘆、紅薯和甜菜10種蔬菜共計5千克。 僅僅5千克的蔬菜,還僅僅只是一些廉價的根莖類食物,居然需要280元。 且這種例子在如今是屢見不鮮,哪怕只是隨意挑幾個常用的平臺,其內部的團購資訊便可一目了然,某上海農副產品合作社標明一隻1.5千克的雞就要160元,在蔬菜方面則依舊是上面那些套餐加起來12斤的蔬菜就要138元,且由於是團購,起碼50份起送。 更讓人覺得震驚的是,以上的價格尚且屬於平均水準之中,因為其餘比較大型的外賣平臺中各式各樣小店中的價格也皆如此。 肉類的價格更是貴得離譜,根據某外賣平臺超市4月28日的價格,4斤五花肉要129.8元,4斤豬蹄要179.8元,4斤肋排219元等等。
這些現象的泛濫,再次戳穿了中共營造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政府」的假像。 各區基層組織與各類供應鏈、廠商、運輸公司相互勾結,將其他地區捐贈的物資和本來理應是充足的物資囤積下來並高價賣出,於是,一場人為的災難就這樣被製造出來了。 4月25日,中國婦女報就報導了190箱的雲南援護物資都被一負責人高價賣出。
經濟難以支撐
4月16日晚,上海經信委發佈了《上海市工業企業復工復產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上海松江的廣達上海製造城中的F1與F3工廠中的2000名工人就率先復工複產。 這也就是在告知世人,上海經濟已經不能再繼續支援這種嚴格的封控措施了。 自從2020年武漢的疫情爆發以來,整個中國的經濟就一直處於一種艱難的緩慢恢復狀態。 但這一次上海的疫情明顯給其帶來了極其巨大的打擊。
不僅僅是上海本身,因為這一次的疫情,整個中國的經濟下滑也將是不可避免的了。 經濟的不景氣讓工人階級被迫承受著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各種代價,目前「靈活就業」人數的不斷上升也正是其所面臨的失業浪潮的體現。
同時,這種情況在如今的上海則更為嚴重。 上海「一刀切」(分兩批封城也可以理解為」兩刀切「)的政策,讓無數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許多人只能被迫封閉在家中,不能出去工作,但房租卻變化不大,有些人還有房貸車貸。 且中國對於大多數一般勞工的保障近乎於零,一旦停工,勞苦大眾將完全喪失經濟來源,而各類生活必需品在管控的期間所形成的高價格又作為一座大山壓在了工人的身上。 雖然據官方報導,同期也有封閉期間工資照發的現象,但這些僅僅限於國有企業或者比較穩定的私企。 小商販、卡車運輸工、沒有簽合同的快遞員、在商場內的臨時工、工地上按日結算的建築工人,以及各類在工廠中被勒令於計件制的工人等,在這些官僚的眼裡可能並不能算作是人。 資本主義正在傷害勞苦大眾的基本人權——生存權利。
因為資本主義體制不可避免的生產危機中的矛盾,經濟的下滑與其不景氣所帶來的工人工資的下降、裁員與失業等一系列環環相扣的結果終究會導致其自身走向不可避免的終結。
而在資本主義下,危機往往又是反覆的。 自從2020年的疫情打擊之後,工人的激進情緒有了一定程度的成長。 上一次疫情所導致的經濟損失尚且還沒有開始完全恢復,這一次人為的、在上海的全方位的嚴格封控卻又一次加劇了其危機的進程。
輿論管控與沒有隱私
中國政府在疫情健康碼方面的行為充分證明瞭其極權的特徵。 核酸檢測所需要的健康雲與隨申碼中的核酸碼幾乎需要個人的所有重要資訊:身份證、出生日期、家庭位址、所在單位等等。 單位或學校需要每周上傳的行程碼還會詳細記錄每個人在近日去過的所有地方。 這些隱私的收集強制又容易洩露。
除了這些,假如你不幸被病毒感染了。 那麼你的個人資訊也將被「無意」的被暴露出來。 甚至還會遭到部分官方工作人員有意識的網暴引導。
中國的輿論管控也向來極其嚴格,在如今的上海疫情之下,微博比較有熱度的話題底下都開起了「評論精選」——即被官僚認可的評論——而各個視頻網站上也到處都是千篇一律幾乎就像是一堆木頭在說話一樣的宣傳語言 。 只有這些語言才是被允許發出來的語言,而沒有辦法發出來的聲音,通常都是上海人民目前真正的心聲。 但這種聲音沒有發出來並不代表其沒有,因為這種語言如果不能用口頭上的語言表達出來,那便會用行動去說話。
目前上海有多處地區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群眾抗爭,我們這裡引用一下中國新聞網的官方
「闢謠」來證實這件事情,在網上3月24日發佈的一則視頻中,據說是上海某社區發生了比較大的騷亂,有許多的吼叫聲與爭吵聲。 當然,官方描述的時候用了一個非常委婉的詞彙:人員聚集。 在闢謠的時候,中國新聞網根本沒有詳細解釋任何的真實情況,只是非常簡單地用了一句「視頻下方的聲音來源與視頻發行者並不一致」的空話後便直接話鋒一轉舉別的視頻的造謠例子去了,即「還有一些視頻」。 那這個視頻又是怎麼樣呢? 其只是闢謠了視頻來源不一致(雖然也沒有指出不一致在哪裡),但其對視頻本身拍攝的地點和拍攝過程中的情景其卻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上海的闢謠在這一次疫情中所耍的這種花招層出不窮,之前就傳出過消息稱上海有孤寡老人在家中被活活餓死,但上海官方的闢謠居然是這個老人有子女,其有一子在上海的其他區裡面,其並不是孤寡老人。
而上海的鬥爭形勢因為疫情的人身管控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阻撓,使社區和社區之間的鬥爭不能直接聯合起來進行抗爭。 但哪怕是社區內部,因為最實在的且最為必須的生活消費品,即食物、日用品等問題,不少勞動者都站了出來反抗這種蠻橫的壓迫。 從只是網上的抗議與不滿到遊行抗議,再到拆除封禁社區大門的鐵皮。 5月7日,閔行區的金盛小區發生了一起「群體性事件」,或者說,「喧鬧聚集」,當然如果用正常的,而不是用委婉或反動的話並且人類可以直接理解的語言來說的話,這個應該叫做「抗議」。 這次事件在其社區的通報中已經說明,其中發生了「肢體衝突」,且這一衝突的理由也很明確,如果我們忽視裡面有強烈的維穩立場的語言和狡辯的話,我們可以知道,是為了「討要物資」,也就是說,是因為沒有基本的食物來源了。
上海各地社區的鬥爭還反應在了許多小區出現了「自治」的情況之中。 由於懶政和毫無責任心,有些社區的居委會出現了集體辭職的現象,這導致社區中的人們只能自行管理,一方面,這種自發的管理比政府的強制措施管理要好上幾百倍。 至少是在作為人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這種現象也正是反映了中國基層制度中的各種極大缺陷實際上都是隱藏在資本主義的利益當頭的社會裡的,而這裡面也不可能會有什麼 「為人民服務」的官僚。
中國的網路上向來都不允許出現官僚們所認為的「不和諧的聲音」。 但在這種嚴格的高壓管控之下,未來的經濟幾乎是可預見的下滑之中,民眾的不滿只會越來越強烈。 且沒有任何辦法來緩解這種情緒。
不是天災,就是人禍
上海疫情發展到如今這種悲慘的境地,絕大部分原因都可以歸結於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人造的官狀病毒。
在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不掌握社會的生產資料,也不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工作場所。 作為社會中的絕大部分人口,上海的工人在隔離期間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被迫聽從中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安排與操縱,被強制帶離自己的工作崗位,封在自己的家中,承受著生活必需品不足的後果與長期禁足在家中所造成的各種壓力。
尤其是從外地被派遣到上海進行運輸工作的人員,甚至都沒有人去解決其食宿問題。 因為社區基本上都在封控,許多社區與酒店並不允許這些外來的人員進入住宿。 且如果他們在工作的過程中感染了病毒,就會被立刻帶入所謂的「方艙醫院」或者集中隔離點進行隔離。 但其隔離條件簡直不忍直視:許多隔離點的三餐不定,防護措施也並不好,沒有可以洗浴的地方,隔離點中醫生的人手也不能夠保證。
中國新聞網於4月9日在微博上發了「建武漢火神山的工人又建了上海方艙」的視頻和話題。 在這裡,又一次出現了中國資產階級貫常使用的手段:他們喜愛用以各種溫情、勵志和正能量的話語去掩蓋對工人的剝削。 比如央視新聞發佈的相當諷刺的採訪言論:凌晨三點到了上海,來了就直接做。 一刻不能停,不敢放鬆。 當然,我們的政府也非常有責任心的給了工人們在其看來非常有價值的報酬:一句「辛苦了! 共同戰疫! 」
4月16日,中國青年報針對建方艙醫院的工人的消息發佈了「這些援建上海方艙的工人沒有被撇下」的話題,但可笑的是,此文又證實了我們上面所做的說明。 這些工人「來到上海的第4天,他們接到需要隔離的通知」 ,但是「由於100多個工友中有陽性人員,酒店拒絕他們入住。 無處可去的小陳和大家只能睡在馬路邊上,沒有水、沒有食物。 「當然了! 周圍的所有商店全部被關了怎麼可能買得水和食物呢! 那我們的政府究竟做了什麼事情,來「挽救」這些可憐的工人們呢? 長寧區政府把他們「用大巴統一轉運到閔行區某倉庫進行隔離」,換一種說法,即送入了另一個地獄。
在整個世界高度分工的現在,這種把一般勞工都封閉在家中的結果,就是在危急時刻所欠缺的能調用的大量人力。 因此抗疫的人力就只能從部隊與公務員之中調遣。 4月3日,中國軍網報導,中國已從軍隊中「抽組衛勤力量2000餘人」向上海投送部隊醫療團隊。 但這種人員的補充與整個上海所需要進行的核酸檢測與封鎖期間的醫療活動的人口相比是杯水車薪。 而另一方面,又由於政府的強制管控措施,大量人力又不得不困在家裡被浪費在物資短缺的環境之中。
這種混亂的根本無疑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導致的問題。 生產資料的私有化與生產活動的社會化之間的衝突最終造成了這樣的結局。 在如今的疫情之下,只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才能夠做到其所謂的「清零政策」,因為那不僅需要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與參與,更不會去屈服於盈利動機。 但這在以利益為主要目的的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基本可以說是癡心妄想。 掌握了大量資源的官員與資本家只會說幾句空話,更只對保住自己的官帽十分關心。 部分官員甚至藉助這種疫情所造成的短缺大量地賺取財富。 據網易報導:,有些「外賣物流九天凈賺908.82萬」,「上個月凈賺了3006.93萬」,同時「賣的是進價幾十倍」。 這是一點也不奇怪,且更為可能的是,更多比較大的廠商和供應鏈比此更是只高不低。 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這樣,充斥著投機倒靶的手段。
正如我們之前就中國疫情報導的幾篇文章裡面提出的:人類需要同心抗疫,可是抗疫的工作靠群眾被動的配合是不夠的——抗疫的工作更需要社會大多數人主動的參與。 被動的配合抗疫,不論是6比350還是幾比幾(就算是不可能的一比一! ),只要依然是少數人的以官而治、逐利而治,那就無法根除行政的低效、浪費和緊缺,以及群眾的困惑與冷漠——畢竟冷漠的被治必然導致被治的冷漠。 主動的抗疫參與則是大多數人對自己生命、健康的負責,自然便會去主動瞭解現狀、參與決策,冷漠的被治也會被積極的自治所替代。 只有群眾中普遍的積極自治——由於工人是群眾的大多數,所以必然得是工人的自治——才能在本國內部有效地組織起抗疫的隊伍。
社會主義還是野蠻?
中國政府本身就是資產階級與官僚的代言人,是專門用於專政中國工人階級的。 依靠著其制度之下的私有醫療與暴力機關的管控只是進一步加強了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填滿了資本家的口袋,而不是像其所說的各種哄騙人民的花言巧語。 要真正解決困擾中國,乃至是全世界的疫情,除了真正社會主義的辦法之外沒有任何別的出路。 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就是資本主義的野蠻。
這次的疫情也展現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醜陋本質,再次打破了其虛偽的面具。 他們空洞的言語填不飽上海人民的肚子,不能讓處於缺乏藥品的人和需要急救的人獲得及時的醫療資源,也不能讓失去工作的人們得到活下去的收入與政府資助。 但可以塞滿他們自己的和資本家的錢包——通過倒賣、抬高生活必需品價格來壓榨工人階級的少得可憐的財富,更可以恬不知恥的說這是在為人民服務。
舊的世界已然陷入危機,新的世代期望著一個新的開端。 當今我們面臨一個問題:要資本主義的野蠻,還是要社會主義的未來? 正如我們之前的文章所解釋的,只有計劃經濟、工人民主、國際主義才能擺脫疫情。 而這些正是我們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所為之奮鬥的,請讀者加入我們,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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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派的法轮功系统大特务曾铮(Jennifer Zeng),在她的个人网站“Jennifer’s World”的文章《我是不是中共特務?我是不是中共第三縱隊?我是不是法輪功修煉者?》当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江派大特务身份。
江派的法轮功系统大特务曾铮,在她的个人网站“曾铮的世界”的文章《我是不是中共特務?我是不是中共第三縱隊?我是不是法輪功修煉者?》当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江派大特务身份。
李洪志已经于2010年在《联合报》发表经文《大道无形》,命令解散江派控制的世界各国法轮大法学会及其附属组织。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掰倒所有的法轮大法学会乃至江派。
怎么哪里都有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