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主義、家庭和女性
（編按：本文回顧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解放和家庭的一些基本理論結果，並應用於當今的中國。 ）
家庭和婚姻不是千百年來一成不變的。 母系氏族公社時，女性占社會主導地位。 但從畜牧時代到私產制的完善後，父權制的發展得到了徹底鞏固，兩性的結合方式也經歷了亂交-群婚制-對偶制-專偶制的一系列變化，這亦即婦女將自己徹底出賣給一個男人的制度的變化。 這種形式的奴隸制比資本主義要古老得多，是所有階級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父權制家庭的出現代表著：
「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私有制與父權制是有機的一體兩面，我們無法設想在這兩者的任何一方存在的情況下能徹底消滅另一方。
世界上的事物皆處於活的運動過程中，而不是以僵死的靜止形式存在，家庭也是如此。 氏族時期家庭-中世紀家庭-現代資產階級家庭的一系列變化向我們表明瞭以前的家庭不是現在這種形式，而未來的家庭更不會維持現在的形式。 保持現代資產階級家庭的永恆神聖性，這隻是資產階級眾多黃粱美夢中的一個。 在絕大部分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女被異化成為單純的商品和勞動工具時，當資本家將無數男男女女視作奴隸時，當男性家長將妻子兒女視作物品時，資產階級關於家庭和教育、關於父母和子女的親密關係的空話是多麼令人作嘔。
薪酬差距
有關中國的男女不平等問題，我們在這裡就不討論高輿論傳播力的具體事例。 就這些新聞，不少「小罵大幫忙」的女性主義者已經吸引了很多關注。 我們將主要分析兩份由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報告，分別是2004年和2019年的《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2019年版的報告後來被官方撤回了。 撤回的原因是官方採取了新的統計整理方式，併發佈為《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哪怕不談《綱要》中明顯的不誠實的地方，整篇文件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內容和數據，特別在男女經濟不平等方面。 並且《綱要》也少了許多內容，如薪酬差異、家務勞動差異等等。 因此不做過多分析），以及一些自由派和自稱社會主義者的「博學之士」的論文和資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男女不平等的首要問題是經濟不平等。 根據2004年中國男女薪酬的各行業統計，從比值最低的社會服務業（女性薪水為男性的74.5%）到比值最高的建築業（女性薪水為男性的88.5%），絕大部分行業的女性的薪酬只有男性的80%[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04）》]。 暫不談官僚在數據造假中發揮了多少天賦，但是在2004年，起碼他們還有勇氣報告此類數據。 可是在2019年的報告卻並不統計薪酬差異，原因是什麼呢？ 難道是中國男女薪酬已經徹底平等了嗎？
鑒於官方沒有相關數據，我們只好看看非官方的數據，不過我們並不指望資產階級在這個方面能比官僚要更誠實一些。 有數據顯示[ Boss直聘研究院數據《2021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2020年城鎮就業女性的平均薪酬為6847元，同比回落2.1%，是男性平均薪酬的75.9%。 這可真叫人大跌眼鏡！ 還有很多農民工的薪酬差距沒有計入其中。 在2002年政府報告中，2001-2010年的「發展總目標」中所包含的「保障婦女獲得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分享經濟資源的權力， 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這一點，看來是完全沒有丁點被實現的樣子。 二十年的原地踏步，恰恰反映了所謂的改良就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頭，只不過是犧牲任何社會主義的殘餘，讓位於資本主義最野蠻不公的一切。
「工廠的500多名工人中約有75%是女性。 裝配生產線上以女性為主她們被安排從事各種（生產性）工序…… 而男性則擔任監督和管理她們的工作例如管工、主管、經理等…… 由於工作中存在性別分割，因此建立於層級分化基礎上的工資制度同樣對男性有利 …… 男性的工資通常比較穩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30%。 [ 余曉敏、潘毅：《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造》社會學研究. 2008，（03）]「這家深圳港資電子加工廠的例子體現出了女性在分工和職位待遇上所遭受的不公。 而在中國和全世界，還有千千萬萬家這樣的企業。
「管理者們眼中女工們的女性身份比她們的勞動者身份更加重要 。 當勞動控制一出現問題性別規範就被提出來。 工人們經常被提醒她們的性別身份——『你是個女孩子』。 以上話語的潛在含義是：’你是一個女孩子，應該服從你的上級，按照他的吩咐做事; 不應該大聲說話來頂撞你的上級; 你將來要嫁人、侍候人所以最好訓練自己該如何行為得體好好對待工作…… ‘「[ 余曉敏、潘毅：《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造》社會學研究. 2008,(03)]
潘毅教授這篇論文中很多地方都有明顯的問題，他顯然沒有理解事物各方面之間的聯繫，比如好笑地地將消費主義比喻成一場「革命」，這也側面的證明瞭「革命」這個詞被濫用和輕視的地步。 再比如認為「’多元主體性’（subjectivities）替代了以往的’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成為當今工人主體性研究的主導概念。 「這句話無疑是充斥著主觀唯心主義氣息的」經院哲學「式學院式說辭，在替工人臆造所謂的」多元主體「的同時，還妄圖以其替代工人在資本主義裡的自發性與自覺性，用無限可分的個人替代休戚與共的同一階級； 他還提到「由於重新平衡了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的關係在強調工人主體性的眾多研究中工人的利益、意識、抗爭與合作、勞資關係都不再是單一經濟維度的而可能具備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多種特質。 「潘毅教授常以西方哲學裡的舊詞和熱詞的混用來掩蓋其理論的匱乏，用空洞僵死理論來代替辯證法，他甚至搞不清楚經濟和政治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 「年輕的農村女孩進城打工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對父權制家庭生活的背叛轉而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女性的身份價值。」 這句話更是唯心主義的夢呓。 從再生產的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民進城的無產階級化以及城市化的發展，都和英國的圈地運動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 英國地主和資本家用幾百年的時間把英國廣大的農民從農村趕到城市，而中國資產階級則用四十年的時間把農民從農村趕到城市裡，成為他們的廉價勞動力和勞動後備軍。 資本主義社會裡金融業和工業支配農業，城市支配農村，農村收入低城市收入高、農村缺乏發展機會、農村生活苦，這些才是農村男女工人進城打工的根本動機，而不是什麼追求資本主義女性的身份價值這類為資產階級辯護的觀點。
但是正如潘毅教授在其文中所說的，他的文章還是保留了部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儘管其中後現代主義的時尚更多一些）。 他較正確地指出了資本主義下因為廣大女性參與社會勞動，資本因而獲得了更多勞動力和勞動後備軍，同時資本主義又用與之伴生的父權制文化中對女性的壓抑、貶低作用來無情地對於女性工人進行剝削和奴役。
革命無法將男性變成女性，目前仍只有女性才能孕育生產人類的下一代，。 對懷孕的女性採取特殊的保護是符合人道主義的，對孕育下一代勞動者的女性施以保護是符合勞動者再生產自身的要求的，資產階級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但這並不妨礙資本家在女性履行只有她們才能肩負的人類職能時，卻以她們沒有完成資本增殖的職能（即生產剩餘價值）的理由將她們趕回家庭，或者抹殺她們追求更好職位和更高薪資待遇的機會。
這一方面，潘錦堂教授有些「獨到」的見解。 基於1988年全國總工會女工工作委員會的關於南寧市十家企業男女勞動貢獻的材料，他在其論文裡[ 潘錦棠：《經濟轉軌中的中國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管理世界. 2002，（07）]寫到「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到在兩年中同工資等級的’男工’比’普通女工’人均多創利潤1898.5元比’哺乳女工’人均多創利潤10739.1元。 「由此得出」所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許多企業所實行的所謂男女同工同酬實際上是男女不同工亦同酬「的結論，並且竟提出了如下的無恥理論來為資本對女工的雙重剝削作辯護：計劃經濟造成了女工在社會勞動參與率過高，並且工資太高利潤太低。
能把這種野蠻的行徑歪曲成所謂女工經不起「市場的考驗」的厚顏學者，想必能和一百多年前將女工工資壓榨到不足男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且熱衷於雇傭童工的資本家相談甚歡吧？ 那個時候「擔憂」社會生產力的資本家們也用的是「考慮到婦女只有很小的勞動能力」的理由來壓榨婦女。
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和薪酬差距是一體兩面，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鼓吹腦力勞動，貶低體力勞動，這使得與腦力勞動相關聯的職位待遇更好。 女性在就業和崗位升遷上飽受歧視。
2020年11月，江西撫州高新區公開了招聘五級主辦工作人員的崗位表。 這份崗位表顯示，撫州高新區黨政辦公室、人社局、財政局、審計局等14個招聘單位的綜合崗、管理崗及綜合文稿崗等20個崗位，都標註了要求「男性」。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據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於2015年在北京等地的多所高校開展的調查結果，高達86.6%的女大學生受到過一種或多種招聘性別歧視，工科女大學生佔80%以上。
針對國考招聘的性別側重問題，澎湃新聞的統計結果顯示：2021年招錄的崗位中，除去接近平均分配性別的稅務局崗位外，還剩5776個崗位。 在這些崗位中，35%的崗位標註了偏好男性，5%的崗位寫了偏好女性，剩下的60%沒有寫性別偏好。
醫療領域內廣泛存在著對男女醫生的偏好和歧視現象。 外科手術常被認為需要較強的體力和耐力，而女性一律被認為在這方面是匱乏的，因此一些醫院普遍更傾向於雇傭男性醫生來擔任外科手術的崗位，因而在這些崗位上相對少有女性醫生; 一些高薪職位，比如醫院的科室主任或醫務管理職位，可能更容易被男性醫生佔據，而女性醫生則較少有機會進入這些職位; 某些專科領域同樣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被認為更適合男性，例如泌尿外科、心臟外科等。 這可能導致女性醫生在這些領域中面臨招聘和晉陞的障礙; 而婦產科醫生則可能會面臨來自患者或家庭的偏見，認為男性醫生更合適處理這些衝突。 這種偏見就為女性醫生在婦產科領域受到歧視埋下了隱患。
國家企事業單位尚且如此，遑論私營企業？ 中國許多企業在招聘和雇傭過程中存在著對已婚或備孕女性的歧視。 許多情況下，一些公司在招聘女性員工時會詢問其婚姻狀況、是否計劃生育等私人問題，以此作為是否錄用的考慮因素。 很多情況下，企業更傾向於錄用未婚或不準備生育的女性，因為他們擔心已婚女性會因為生育而休假，對工作產生影響。
同樣，一些公司很大概率會在女性員工懷孕后，不合理地安排工作任務或降低她們的職位等級，甚至以此為藉口解僱她們。 這種情況下，女性員工便會因為懷孕而面臨職業發展的障礙和不公平待遇。
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就撕下了溫情的面紗，赤裸裸展示出其嗜血和貪婪的真面目來了。 資產階級一邊談論著「家庭」、「母性」、「美德」、「養育」，一邊利用女性能生育的自然特徵無情地壓迫她們，「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在懷孕和生產期間你無法為公司創造像以前一樣多的利潤，開除你有什麼不對嗎？ 」
實際上被當今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合謀綁架的女性數量遠不止這一部分，還需要包括那些或基於種種原因被排擠出社會勞動生產行列、或被父權制遺毒誘騙著最終走入經濟上只能仰賴家庭中男性成員的私有制婚姻的女性。 在基於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合謀下，諸多因素都引導著或誘騙著女性淪陷進出賣自己身體的命運，職業化的娼妓用明示的價格使我們直接看到如上的可恥制度對一部分女性命運的加害，而婚姻則用較之更隱蔽的形式基於私有制用財產買斷了另一部分女性的人生。 差別不過是婚姻的一次性買斷價格看似比性工作者出賣自己的單次價格更高。 但對這一部分脫離社會生產、徹底完全淪入婚姻的女性來說，該種婚姻的真實代價總是遠高於婚姻中偽善的金錢或物質許諾。 當馬克思恩格斯使用娼妓一詞類比私有制下女性陷入婚姻的可悲命運時，這裡絲毫沒有對淪為性工作者的女性的貶損，恰恰相反，正是藉由這種類比，他們所想指出的是私有制給整個人類女性命運所埋下的可怕陷阱！ 如果說在滑向這種意義上的娼妓命運中還要再分出個高低的話，那麼成為資產階級的太太確實在這種可悲的貶損尊嚴的比較中是較好的。 她們可以藉由著丈夫的資產剝削工人階級的女性。 而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對她們施壓迫使其成為家庭主婦。 婚姻成為了許多女性職業生涯的句點。 運氣好的就可以成為無所事事的資產階級太太，其他則需要成為在家勞動的奴隸，放棄就業。
「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女性特別是已婚女性就業率呈現下降趨勢。 全部女性受訪者中，20-30歲沒有工作的比例為27.2%，31-45歲為25.5%，46-60歲為14.8%。 已婚女性中，20-30歲沒有工作的比例為36.1%，31-45歲為25.7%，46-60歲為14.8%「[ 馬春華、石金群、李銀河、王震宇、唐燦：《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的趨勢和最新發現》社會學研究. 2011,25（02）]
2020年城鎮單位女性就業人數為6779.4萬人，佔總就業人數的43.5%，2020年女性16-59歲勞動年齡女性約有4億，就算將學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考慮進去，就業數也十分慘澹。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
在資本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敘事內，事實被表述為許多女性在丈夫和社會的「支援」下回歸了「她們」在資產階級看來「神聖的」家庭，成為了相夫教子的「賢妻」。 就這樣，制度性被動的誘騙被敘述為主動的「奉獻」。 特別是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失業率上升，未來會有更多女性被資本家打著「回歸家庭，回歸傳統」的旗號解僱。 畢竟面對失業潮，解僱一個可以不間斷工作的男性，總比解僱一個育齡女性需要更多的可能直接指向階級矛盾的藉口。 我們要高聲呼籲：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女性退出社會勞動回歸到家庭去，必須堅定不移地保護無產階級女性的勞動權和經濟獨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塑造出資本主義的國家和法院。 而無產階級通過鬥爭獲得的某些法律上所給予的權力讓步，但資本家總是企圖繞過或衝破這些法律、完成資本增殖的任務，無產階級的權利爭取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權力侵蝕的矛盾總是始終存在的。 《勞動法》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孕、產、哺三期解除或終止女職工的勞動合同; 它還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 法律在資本家和官僚面前形容虛設，憑藉豢養的法學家和律師，他們有一萬種方法鑽他們所制定的法律的空子。 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財富的增殖才是唯一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
近年來男女產假同等的噱頭在媒體的宣傳下頻頻出現，不少人幻想這條法律若是出臺，就業歧視必然土崩瓦解。 在私有制下，男女產假同等意味著勞動後備軍的減少，意味著雇傭工資奴隸成本的提高。 這對於一些經濟發達、且經過一系列工人鬥爭、剝削世界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列強來說還可以暫時勉強接受，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絕大部分國家的資本家來說就是罪無可赦了; 讓男性因此從生產中長時間退出去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對工作力的浪費」和對「人類社會的不負責」。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就永遠不可能被消滅，哪怕資產階級迫於群眾的壓力頒布了這樣或那樣的法律。 只要資產階級仍然在中國維持著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女性在方方面面就仍會受到壓迫。
家務勞動的奴役
2002年中國女性家務勞動時間為每天4小時1分鐘，男性則為1小時31分鐘; 2018年女性家務勞動時間為3小時41分鐘（家務勞動126分鐘、陪伴照料孩子生活53分鐘、護送輔導孩子學習12分鐘、陪伴照料成年家人9分鐘和購買商品或服務22分鐘），男性則為1小時25分鐘（家務勞動45分鐘、陪伴照料孩子生活17分鐘、護送輔導孩子學習6分鐘、陪伴照料成年家人7分鐘和購買商品或服務12分鐘）。 [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04）》] [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19）》]
![「[女人]仍然是家庭奴隸，因為瑣碎的家務壓垮了她、扼殺了她、愚弄了她、貶低了她，把她鎖在廚房和托兒所裡，她把自己的勞動浪費在野蠻、低效、瑣碎的事情上」——列寧。//圖片來源：公共領域](https://telegra.ph/file/a8e4ab745ffcb697a7cf8.png)
資產階級的太太們早就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脫離了出來，因為她們有無數的僕人和長工來處理家務，因而她們在現代便是徹底地實現了所謂的「家務自由」 了。
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家務勞動實際上是無償的價值生產，而男性則是剝削這些價值的、處於類似於資本家的地位。 因此，女性應該向男性或者某人索取家庭勞動薪資。 然而如此振振有詞的主張，背後卻製造了許多理論上的荒謬，以及最終是認為資本主義之下可以透過實施這種制度來達成男女平等。 如此一來，貌似激進的主張則做出了最保守反動的結論。
實際上，女性家務勞動的酬勞包含在資產階級付給整個工人階級的最低工資內。 所謂女性家務勞動的薪資，不過是最低工資的重新分配，並不會增加無產階級整體的最低工資。
我們的願景絕不是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主張的所謂的男女共同分擔家務勞動和有償的家務勞動，而是消除所有奴役。
「布爾什維克革命即蘇維埃革命徹底鏟除了婦女受壓迫和不平等的根源，這是過去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 在我們蘇維埃俄國，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經完全取消了。 蘇維埃政權徹底消滅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別可恥、卑鄙、偽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對子女關係上的不平等。
這隻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 但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哪怕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不敢走這第一步，因為它害怕觸犯『神聖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廢除土地和工廠的私有制。 這樣，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使婦女獲得真正徹底的解放，通過從單獨的瑣碎的家務勞動向社會化的大規模勞動的轉變擺脫『家庭的奴役』。 「[（列寧：《國際勞動婦女節》，1921年3月4日）]
學校裡的女性
歸功於生產力發展和階級鬥爭下的歷史進程，相比以前，如今的女性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在2000年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女性的文盲率為13.9%，男性的則為為4.9%。 在2017年，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女性的文盲率為7.3%，男性則為2.4%。 6歲及以上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8.4年提高到2015年的9.0年。 2018年普通本專科在校人數女性為1487.3萬人，男性為1343.6萬人。 自2010年起我國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佔比就已經超過男性，而2002年時女性本專科在校人數只有404.6萬人，男性則為527.8萬人。 [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04）》][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19）》]
「2020年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1年，其中男性10.22年，女性9.59年，性別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少0.8年縮小為少0.6年。 全國文盲率2.67%，其中女性為4.10%，比2010年下降2.1個百分點，性別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高4.1個百分點縮小為高2.8個百分點。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總人口內存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很大的程度歸結於歷史原因。 年齡越大的群體中女性受教育時間越短，文盲越多。 但是新一代的女性是朝氣蓬勃且充滿智慧的。
百年前無產階級女性的社會地位遠比男性落後，很多男人看不起她們，通常婦女自己也無意識或有意識地輕視著自己，她們在運動中比較男性更加靦腆和膽怯，也容易被忽視。 幾十年來，無產階級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男性的差距逐漸縮小，她們一次次在工人運動中證明自己的智力與能力不弱於男性，並且能發揮出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 因此，我們應該與任何貶低蔑視女性工人革命力量和信念的觀念做堅決的鬥爭。
在戰後的西方社會中，比如加拿大、丹麥、英國等國家內，都出現了很多次以女工為主體的野貓罷工。 在這些鬥爭中，於工會官僚和墮落的共產黨的重重阻礙中，於男性為主的工會領導層的偏見和聲討中，她們展現了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同時證明瞭女性當然可以同樣領導和組織罷工。 女工和男工一樣，都可以成為最先進、最優秀，最有鬥志的無產階級戰士。 只要男女工人團結一致，就能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打下堅實的基礎。 中國的公共部門中，女性佔到了多數。 女性在教育、醫療、交通等行業中發光發熱，沒人能夠否認她們將在未來的運動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賣淫與妓女
這裏我們還要重點提一下中國的賣淫問題。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必須承認賣淫在中國已經變的非常普遍。 賣淫是一種與非勞動收入密切相關的現象，它是在以私有財產為主導的時代中蓬勃發展起來的，是資產階級家庭的補足物。 資本主義社會的偽善以及經濟結構鼓勵賣淫，同時對任何被迫走這條路的女孩或婦女予以道德上的歧視和指責。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社會文化也經歷了倒退和反動，賣淫嫖娼高昂著頭，踏著正步回到了這片土地。 「現在出去賣不是很正常嗎？ 我們校外有幾個街區專門是賣淫的，繁榮的很！ 而且雙方不是你情我願嘛。 「一名廈門本科生這麼說，如今這種觀念深入人心。
性工作者是那些為了物質利益出賣身體的女性——為了食物、衣服、金錢和其他物質報酬。 中國的性工作者群體大種類多，有外來務工者，有大學生，有白領。 什麼原因驅使她們把自己當作商品一樣赤裸裸地出售呢？ 在城市過不下去、工資太少、貧困。 至於中國娼妓總群體有多少呢？ 這個官方是沒有數據的，2013年有研究賣淫現象的學者估計「中國娼妓數量為600萬到2000萬（職業娼妓和兼職娼妓不好區分），而S市（上海）保守估計不少於20萬。 「[ 陳榮武：《當代娼妓現象的生成與治理》華東理工大學博士論文。 2013]這是何等恐怖的數位？ 而這個數位在如今的經濟下行時期只多不少，並會越來越多。
叫喊了十年的掃黃打非運動，最大的功績是讓賣淫變的更具兼職性、多樣性、針對性。 只需想想所謂的「消費者選擇」和「市場自由配置」，越來越多的女性會轉向賣淫替代勞動; 互聯網上會提供越來越多的通過線上賣淫服務; 娛樂場所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增加附加服務; 可被權貴們選擇的女性玩物越來越多，因為這是全是受「消費者選擇」和「市場規律」決定的。
比起蘇聯的官僚，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官僚們還是棋差一招哇！ 他們倒是不應該愚蠢地做著明眼人都看得出的表面功夫去清掃賣淫的這個奧吉亞斯牛圈，而是應該像蘇聯官僚一樣明智的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實現十分之九了，賣淫已經基本被消滅了！ 「這才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這個國家裡某些「善良仁慈」的資產階級學者，比如楊柳先生，抱著堵不如疏的真知灼見提倡將中國特有秘密的「季節性」賣淫變成某些「文明」「人權」之國所有合法且受管制的公開賣淫。 他揚言著是為了廣大的娼妓群體的保障考慮，甚至還提出了一條又一條的自以為幽默的下流意見，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楊柳：《賣淫嫖娼現象在消費社會的新呈現及其治理》，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13-03）]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推出了一些充滿人道主義色彩口號：同工同酬，機會平等，產假同等，法律保障和家務解放等等。 還有如「解放婦女」、「保障個人權利」、「保護母性」這種耳朵聽得起繭但實際上卻不名意味的叫喊。 實際上，她們這些口號，有些是在重複百年前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們的陳詞濫調，有些是從西方身份政治環境那兒舶來的。
女性主義者宣稱他們能代表在血淚中掙扎的全體女性。 他們口中呼喚著一個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全體女性的天堂，認為性別平等可以在階級消失之前實現。 但實際上，她們是自私地想讓廣大勞動女性為她們自己權力爭奪付出代價。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宣導女性的價值，祈求資本向她們多流一點兒，在公眾面前百般作秀：我們相信所有女性必將被解放！ 所有女性的生活都會變得更美好！ 向父權制開戰！ 。 但他們卻不敢說出真心話：但是這一切得先從我個人發家致富開始！ 只要給我點實在的好處，父權制還是完全能接受的！
歷史告訴我們，女政治家們的粉墨登場並沒有使得普通女性的政治權利提高。 不管是英國的撒切爾、德國的默克爾、還是美國的希拉蕊，她們的執政只令資產階級滿意，並沒有給予普通女性更有尊嚴的生活。 而另外的那些例子中，一些女高管們進入董事會讓企業資產負債表變得更好看，也只能說明一點：她們對於男女工人實施的更殘酷的剝削。 事實證明，歐美董事會允許女性進入管理層的代價往往是普通女性勞動者的工資相比男性下降了。
法律保障所謂的一視同仁完全是一紙空文。 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無法永遠保障無產階級的任何利益，不論是男性的還是女性的，軟弱無力的空談更不會讓統治階層們批准損害其利益的法案。 上層建築的變動總是基於於經濟基礎，受影響於社會各階級在各個層面上的活動。 小資產階級在時代的潮頭上無法總體地把握一切聯繫，提不出一個完整的綱領，只能跟著左邊或右邊走。 若不是資本家恐懼無產者的抗爭，還有什麼能驅使他們提高勞動價格、減少工時，並採擇更好的勞動條件？ 若不是資本家害怕「鱷魚」似的暴民的「無恥的叛逆」，還有什麼可迫使資產階級政府為限制資本剝削勞工而立法？
「於她們看來，當法律在形式化的一紙空文接受平等時，她們便可以在充滿壓迫、奴役、束縛、血淚與苦難的舊世界中贏得安身之所。」 [ 柯倫泰：《女性問題之基礎》，1909]「中等階級」在階級鬥爭的歷史裡就像大海邊的沙塔一樣脆弱。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的軟弱人盡皆知，並且對階級鬥爭有極大的毒害性。 2018年的西班牙全國「女性大罷工」（Women』s Strike）證明瞭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領導層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走狗，是她們嘴裏批判的父權制最忠誠的奴隸。 她們要求罷工糾察隊只能由女性組成，只承認示威中的女性街區，只允許懸掛紫色的旗幟。 罷工運動被期望只跟在女性身後，男性則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上，將罷工女性們的工作一併完成。 不出所料，當男性工人也想參加罷工，當激進的男女自發地想擴展罷工的深度和廣度時，當運動要脫離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領導們的控制時，她們立馬退縮了，馬不停蹄地與資產階級達成了符合她們自身利益的和談，宣揚秩序與和平，並呼籲工人們回到崗位上去。 這出哭笑不得的鬧劇在歷史上已經上演了無數次。 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思想完全違背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清楚地反映了其觀點的狹隘和分裂政策的反動。
不論現在還是未來，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都會處於社會的夾縫之中，如同納喀索斯一樣孤芳自賞。 儘管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勞動女性們處於嚴肅的政治迷茫的中，但她們也不會相信這樣的鬼話。 資產階級的夫人們早就開始無情地剝削自己的「姐妹們」了，根本就不會為了這些她們在幾百年前就叫喊過的口號（並且她們曾從中獲得了很多好處）與私有制和父權制大動干戈。
我們堅決地認為，在無產階級女性的鬥爭中，一般的女性主義運動對提高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什麼突出的貢獻。 縱觀歷史，是無產階級女性們的不懈奮鬥——其中大多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下——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生產條件。 而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角色，不過是像資產階級在1848法國革命、1919德國革命以及當今西方身份政治所扮演過的那樣，只是踩在「同胞」彎曲的脊背上並從她們的雙手中搶奪了成果。
西方那些主張「女性大罷工」的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是沒有出路的，是腐爛發臭的思想。 但是自發的廣大女性們有著無窮的潛力。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都應該為波蘭的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 「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 女性鬥爭同樣如此。 當男性整體還在壓迫女性整體時，男性也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
當女性們從自己受壓迫的境遇中自發地起來反抗時，所有勞動人民一定要參與進去給予支持，不僅要參與，更要站在第一線。 哪怕是指甲蓋大小的政治或經濟權利的爭取運動，我們也要參與，而不能站在旁邊無動於衷，或者當事後諸葛亮。
但是誠如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在團結鬥爭過程中，我們要無情地批判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揭發它其中的理論錯誤和敵對階級本質，並宣揚馬克思主義關於女性鬥爭的觀點來進行教育，把女性爭取到我們的旗幟下。
馬克思主義還是身份證治？
伴隨著全球化，現代身份政治從獨霸全球的美國向世界各地輻射出去。 辯證地看，基於資本主義所造就的野蠻的不平等背景下，身份政治某種程度上進步地要求了國家和主流文化關注少數群體和尊重差異性，捍衛了所謂的「政治正確」，並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性與民主性。 但實際上，這麼多年過去，在美國社會上的女性、黑人、少數族裔仍處於社會政治經濟中弱勢地位。 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掩蓋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工具，身份政治的真面目被揭露了出來並被越來越多的人批判。
真實的歷史已經證明，身份證治實際上根本無法滿足以下兩個要求：1）保障各個邊緣和弱勢群體的權利。 2）保障各個邊緣和弱勢群體中的個人平等地參與分享權利。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做到這一點。
在階級矛盾愈發激烈的當下，美式身份政治越來越體現出了其本身只是資產階級的玩具和他們欺騙人民的工具。 保守主義者在各領域都對此做出強烈反抗，可到後來我們卻也看到反動的白人身份政治與反動的右翼民粹主義日漸合流。 曾經歡天喜地地高喊著自由主義是人類未來的美國學者佛朗西斯·福山認為「民主社會正斷裂為按照日益狹窄的身份劃分的碎片，這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展開商議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構成了威脅。 這條路只會導致國家崩潰，以失敗告終。 「他看到了身份政治的瓦解，但沒有認識到」自由民主的新敵人「即身份政治其實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衍生物，這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社會之間的矛盾。 實際上「國家崩潰」和「失敗」所預示的結果不外是兩種：要麼走向野蠻！ 要麼走向社會主義！
正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各民族不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而僅僅是一個共同體，同一民族中的人也可以被分為民族文化的分享者和實際上享受到不到民族文化的勞苦大眾。 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女性身份也只是一個幌子。 這個「偉大」的旗幟下看似聚集著的有共同遭遇的女性，實際上她們只是經歷著互相聯繫的命運而卻並不是同一的命運。 一個資產階級的太太在父權制下偶爾有些小小煩惱，一個小資產階級女性在受性別壓迫的社會裡常常「吃黃連」，一個工人女性時刻受著慘無人道的雙重剝削，沒有所謂的女性主義者能夠同時代表上述這些人。 如何能指望有一個團體或是某個個人能夠同時為佃農和地主的利益而戰？ 在這種對立的鬥爭中，一方的前進是以另一方的敗退表現出來的。 女性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捍衛者，女權運動一度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它並不能指引絕大多數婦女走向自由。 而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我們比誰都更反對婦女的壓迫，國際婦女節和婦女選舉權等權益正是由我們提出和爭取到的。 要想使女性擺脫一切剝削和壓迫，唯有社會主義才是可預見的未來。 不需要女性主義者，只需要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沒有工人組織，身份政治同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一樣都是是所謂的「田園派」（對此，官方表面上是冷處理，但實際上卻是在壓制）。 有些自作聰明的、或是懷著惡毒心理的笨伯可能要這樣說：「欸！ 你們真是一群不切實際的空想家！ 中國現在都還沒有民主呢！ 女性主義者和身份政治宣導者也是在爭取基本的民主權利啊！ 你們為什麼要攻擊他們？ 你們應該和他們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專制政權！ 反對獨裁才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 」
我們的答覆是：「你們說得對，中國還沒有民主，需要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基本的民主權利。 但是你們給我們畫的是一副殭死的圖式：要求我們在理論上妥協，同各種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的流派攪合在一起，等到推翻專制制度，爭取到民主權利之後才允許我們去向女性、向受壓迫群體解釋說：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是壞的！ 身份政治是壞的！ 這些都是後現代主義和酷兒主義的糟粕！ 都來信仰馬克思主義吧！ 」
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或是沉迷於孟什維克主義？ 迫於形勢我們可以和他們結盟對抗波拿巴主義獨裁的中國，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證我們的旗幟鮮明和理論堅定，這是我們制勝的法寶。 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會將所有走向我們、回應我們的號召以及能夠受到我們影響的人都集結起來，並施以最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來確保革命的勝利，而這種教育必須基於同各種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徹底批判與決裂。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
「要想使婦女在權利上完全平等（事實上的平等，而不只是紙面上的法律死條文），要想使她們和男人一樣能夠自由發展自己的人類個性，就必須具備兩個主要條件：第一，必須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 第二，在沒有奴隸制剝削的社會裡，必須把婦女的活動納入社會生產過程。 只有實現這兩個條件，才能在家庭生活中把妻子和母親從對丈夫的經濟依賴中解放出來，才能在生產活動中把從事職業勞動的婦女無產者從經濟奴役和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 只有那時，才不會由於操持家務和生兒育女，或者由於職業活動而使婦女單方面擔負過重的義務，才不致於埋沒婦女寶貴的力量和才幹。 那時，這兩種活動才可能協調一致。 只有實現這兩個條件，才能保證婦女全面發揮自己的才能與力量，從而在勞動者享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的社會裡，成為一個在權利和義務上與男人平等的有創造性的工作者。 那時，她們的職業活動將與生兒育女一起納入統一的、完備的生活活動的範疇。 「[蔡特金：《關於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提綱草案》，1920]
在現行的資產階級體制框架內，同許多改良運動一樣，追求改善女性政治經濟情況的運動都被由資本主義本質的衍生問題所窒礙。 即使是歷經千辛萬苦取得的改良成果，也會以資產階級利益為準並被隨意推翻。 例如，美國的反墮胎法案輕而易舉地將平權運動時期群眾所爭取到的權利推翻了。
我們不反對改良，相反我們極力支援改良，極力支援任何能夠改善無產階級生活情況的改良。 但前提是靠的住的改良，而不是時刻會受到資產階級威脅並且隨意開倒車的改良。 正如列寧一次次提醒的：「妥協可以，但是要靠得住的妥協。 「歷史已經證明瞭改良是一條死路，作為原則是絕對不可靠的，因此改良只能作為一種戰術，一種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的目的有且只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所有的改良都是為之奠定基礎的手段。
資產階級不會甘心向無產階級屈服和讓步，更不會甘心將權力讓給無產階級，不管是通過議會選舉還是民主協定。 無產階級只有通過無情的鬥爭，才能擺脫自己身上的枷鎖。
女性主義者常指責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根本不關心女性，不在乎女性的個體命運，不理解女性的問題的嚴重性，武斷地認為階級問題高於女性問題。 「這種自怨自艾十分可笑。 縱觀歷史，機器生產帶來了婦女解放運動，這個運動毫無疑問是從屬於最偉大的運動即人類解放運動的。 我們從來都不否認女性在社會中受到的壓迫甚於男性。 我們主張的是全人類的自由，而這種自由願景不是只有女性有權享有。 無產階級是人類解放運動的最先進的力量，女工人首先是無產階級的一份子，無產階級女性絕不能把仇恨的目光轉向與她同樣受剝削的兄弟，這正中了統治階級分裂無產階級的下懷！ 相反，她們應該堅定地與之並肩作戰。
當革命形勢到來、工人運動空前高漲時，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只會呼喊：「婦女們，回家去吧。 這不是女性的鬥爭！ 這不是我們的戰爭！ 「她們企圖用這種騙術把婦女們趕回家去，她們的整個思想就是為阻礙和分裂無產階級運動而服務的。
因此我們不認為有在無產階級解放的運動之外指定一個女性解放運動的必要性，而要把它看作整個共產主義體系下的女性運動。 女性鬥爭運動的進程始終會依據階級鬥爭的進程而進退，對廣大渴望解放自身的無產階級女性來說，只有參加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一條路。
在革命的熱月反動期，在去政治化的中國裡，人民的頭腦內充滿了沮喪與消極的思想，對任何改革都不關心且沒有信心，心情中參雜著「順從」、「感恩」和「驚懼」，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 歷史總是螺旋地上升的。 幾千年來，階級革命的火車頭一次又一次地帶領我們向著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未來前進。
結合國內外政治經濟的聯繫，我們能感受到革命即將到來的風暴。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下的危機將會給予受雙重剝削的無產階級女性們巨大的打擊，將無情地分化小資產階級婦女。 正如《過渡綱領》提到，區別於以往的無產階級革命，「女性將是下一場運動的最堅實、最熱情、最具有犧牲精神的支援者。 「所以女同志們，不要」順從「、」感恩「和」驚懼「，」不要怕居少數！ 「，何況我們是絕對的大多數，要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世界，以同志間的熱情去看看國外無產階級女性的鬥爭，比如西班牙、南美、義大利等地女工的自發鬥爭，她們的鬥爭是對資產階級鼓吹的「女性氣質」的最強有力打擊，是從不自覺的階級觀點出發的革命性運動。 我們看到女性在國際工人運動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儘管有很多運動由於缺乏領導而陷入一種自發的和易妥協的無序狀態，而左翼政黨的官僚化和真正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缺失，又使她們常常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但是這樣的困局不會持續太久，真正的革命黨在未來一定會出現，而中國女性工人們，從現在就應該盡力撥開眼前的迷霧、掃除任何來自統治階級的障眼法、克服苦難， 來加入到階級鬥爭的佇列中去，這會反過來領導、鼓舞男性工人和促進革命黨的誕生，並且加入到國際工人運動之中，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在一定會以它在全世界範圍的勝利圓滿落幕。
他們的家庭
一些庸才認為，資產階級家庭中的親情是無比純粹的，他們可能要失望了。 連父母的結合都含有經濟上的算計和考量，這種考量毋庸置疑會延伸到子女身上。 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這種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裡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著，只有在資產階級家庭內才有所謂的「體面和民主」。
資產階級法權在家庭中的直接表現，即父母視其子女為私有物，下意識地自認為掌握著絕對的權威，在語言中表現為「我的兒子」、「我的女兒」。 而父母究竟有什麼神聖的權威呢？ 不還是得依靠自身掌握的私有財產和過去的經驗和標準嗎？ 可不能指望那些已經掙了錢、做了自己主人的廣大落後地區的童工們再去承認父母的不容置疑的權威。 托洛茨基曾給予一個形象的類比：
「當老師講授達爾文的理論時，父母卻還相信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做出來的，那他們的權威就只會減弱了。」 [ 托洛茨基：《蘇聯的家庭關係——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個問題》，《階級鬥爭》第4卷第6—7期，1934年6月—7月]。
當青年在批判資本主義，宣揚社會主義並拿起革命旗幟的時候，父母還在做貨幣拜物教的奴隸，這個時候父母的權威自然會被蔑視。
馬克思曾總結：「一個社會佔主導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扭曲的資產階級家庭觀深入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看起來那麼天經地義。 中國有些貧困的農民家庭（西部及山區）中的父母禁止子女上學，經濟上他們無法負擔中國所謂的義務教育，思想上他們認為在找塊地方幹活遠比受教育見效快; 大批外出務工的農民實際上喪失了對子女的教育職能，而這個教育職能卻並沒有被社會接手。 留守兒童的悲劇在資本主義社會溫馨甜蜜的家庭制度下屢見不鮮，同時導致了父母將自發的受剝削而導致的階級仇恨發洩到受環境影響的頑劣的留守子女身上，形成了幾十年來的惡性循環與資產階級貴人們唾棄的一代代的「道德敗壞」; 無產階級各階層將自己實現階級跨越的任務莊重地交與子女之肩，在教育上展現出了病態的狂熱。 廣大勞動者們被誘導著，去將過去達不到的宗教的彼岸變成現在子女的發財致富的期許; 資產階級式的金錢勢利婚姻的表面光鮮體面的家庭下更是生滿食利的蛆蟲。
家暴、通姦和離婚，在巴黎、倫敦、紐約和上海都在不斷上漲。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都遭受過身體或性暴力，大部分的施暴者是她們的親密伴侶。 [Research on Gender Violence ane Masculinities in China:Quantitative Finding,UNFPA,CHINA,2013 ]
中國的家暴問題相當嚴重。 鑒於家暴問題官方是沒有全國統計的，家庭的內在關係和家庭裡發生的事情，按其固有性質來說，是最難調查、統計數位最少的，因此本身進行這個統計就是相當困難的。 婦女受家暴還有信訪上報的可能性，而兒童上報的概率一般來說只有2%。 研究顯示，在300個未成年人遭遇家暴的家庭案件中，因拿孩子發洩而引發的家暴案件比例達27.67%。 據全國婦聯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30%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毆打，因家暴自殺的婦女數量佔每年婦女自殺總數的60%，家暴致死占婦女他殺原因的40%以上。
這些當然是粉飾太平的數據。 中國人提倡「家醜不外揚」，平均來看，國內女性在遭受35次家暴後才選擇報警，男人毆打妻子的現象實際上比比皆是。 在每年約40萬個離婚或解體的家庭中，基於家暴原因的佔四分之一。 在家暴方式中，毆打佔據了絕對數量，打罵次之。 在正離婚的家庭中，家暴的發生幾乎佔據一半比例，要知道2018年每100對結婚登記數對應的離婚數就有44對。 [ 羅傑：《家庭暴力立法和實踐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3]; [ 中國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2019）》]; [ 羅傑：《家庭暴力立法和實踐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3]
隨即官僚們就開始玩弄詞句搬弄法律了，婦聯轉過頭來在其機關報上大放厥詞：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比例十年來顯著降低，根據反家庭暴力法對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過配偶身體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只有8.6%，比2010年下降了5.2個百分點。 說明反家庭暴力法頒布實施以來，經過各方面共同努力，在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取得成效。 「這前後矛盾的說辭反映了官僚智力的低下，厚顏無恥的謊言突出了他們欲蓋彌彰的窘迫。 [中國婦聯：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情況，2021年12月]
婦聯還指出：
「疫情期間全球反家暴形勢不容樂觀。 疫情期間，自從各國相繼採取隔離措施和防疫政策以來，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有所增長，尤其是家庭暴力。 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增大; 疫情導致了各種不確定和不穩定; 受害人暴露在暴力關係中的時間增長; 對受害人的外來支援也減少了。 來自美國、巴西、澳大利亞的數據都表明婦女在家庭和親密關係中受暴現象增多了。 3月，美國首個大規模暴發疫情的西雅圖市警方接到的家暴案件報警數量增長了21%。 4月英國報導其最大的反家暴慈善組織每天接到的求助電話數量暴增7倍。 法國增長30%，西班牙封城初期家暴熱線業務量增長了20%。 哥倫比亞3月至5月間針對29歲至59歲女性的家庭暴力增長94%，3月巴拉圭家暴案件增長35%，布宜諾斯艾利斯家暴熱線來電增長48%，3月至5月委內瑞拉塔奇拉州家暴案件同比增長5.6倍。 隨著疫情的加劇或反覆，在疫情肆虐的國家，反家暴形勢可能進一步惡化：加害人可能進一步孤立和控制受害人; 加害人可能散佈疫情假消息，控制或者恐嚇受害人，或者不讓受害人去醫院接受治療; 向受害人提供服務的機構或者專案，例如庇護所、諮詢、援助中心，可能超負荷或者無法説明受害人，受害人可能因害怕疫情而不敢去庇護所; 旅行禁令和出行限制可能影響受害人逃離或執行安全計劃。 」
在拚命譴責其他國家家暴的顯著上升時，婦聯卻對國內更加慘不忍睹的情況隻字不提。 中國的嚴格封控隔離遠甚於上述任何國家，經濟壓力也更甚於發達國家，卻反倒是「反家暴事業持續平穩發展。 反家庭暴力法的發展及其實施表明，執法司法和地方立法為了應對反家暴的社會現實需求，往往走在立法的前面，立足於解決問題而有許多創新舉措。 「[中國婦女報《反家暴：疫情下的全球困局推進中的本土創新》，2020年12月] 本著其女性特徵，婦聯那些智慧過人的女性領導層們所下的結論莫非是想說明，中國女性相比國外有著苦行僧一般的忍耐力或是迷人的吸引力， 還是中國男性相比國外男性異常溫柔從不家暴？ 官僚在創造長篇大論的嚴肅話語時總是不經意間加入許多幽默因數，輕易地便能使人笑掉大牙。
這些都告訴我們，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在現代家庭制度下能教育孩子的父母遠遠比能生育孩子的父母多。 男人能對妻子隨意辱罵毆打，父母對無辜的孩子洩憤; 女人有多難掙脫家庭的束縛，就有多難對這種暴行進行反抗。 女性對男性經濟越不獨立，她對男性和家庭的依賴性就越大，她就越來越成為家庭的奴隸。 在越來越多的家庭裡，資產階級鼓吹的永恆的愛情和忠貞早已失去了蹤影，「完全是搭夥過日子罷了。 「為什麼不參與到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中來？ 這個家庭能保證沒有家暴與血淚，卻有自由的愛情和溫暖。
機器生產結束了婦女在家庭生產中的經濟活動，婚姻的締結也不再是必須的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女人的最大主人已經從男人變成了資本家。 只有在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演說中，才能不斷聽到對家庭與婚姻的殷切呼喚，最近勝選的義大利兄弟黨黨魁梅洛尼高呼：
「家庭是他們的敵人，國家認同是他們的敵人，性別認同是也他們的敵人！ 他們把我們看作父母1、父母2、公民X…… 但我們不是代碼！ 我們是人（多麼具有人道主義的呼喚！ ），我們會捍衛我們的身份！ 我是喬治婭！ 我是一個女人！ 我是一位母親（多麼感人的母親權！ ）！ 我是義大利人，我是基督徒（多麼虔誠的信仰！ ），他們永遠都不能把這些身份從我身上奪走！ 」
多麼醜惡的嘴臉！ 他們這套關於家庭和母性的話術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而這蛊舊酒身上滿是階級社會的惡臭。 這股惡臭從非洲部落王國的沙漠飄到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從永恆之城羅馬飄到新阿姆斯特丹，從朝歌飄到鹹陽再飄到北京，如今它在歷史的風暴面前瑟瑟發抖。
我們的家庭
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消滅這種家長控制子女以及妻子、缺乏合法權益的家庭，把這種在婚約、宗法、教會的祝福、財產權和一紙公文基礎上的強制結合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我們要的愛情是以互愛、互助、彼此尊重為基礎的自由結合，是不摻雜著任何經濟考慮和算計、以及由此帶來的限制人的責任的愛情，「男人和女人之間的舊關係被取代，一種新的關係正在發展：一種（基於）喜愛和友誼的結合，兩個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成員的結合，雙方都是自由的，雙方都是獨立的，雙方都是勞動者。 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縛。 家庭內不再有不平等。 女性不用擔心被拋棄、得不到物質支援卻還有孩子要撫養。 共產主義社會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賴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勞動。 「[柯倫泰：《共產主義與家庭》，1920]。 而這一切只有在滅亡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夠實現。
我們需要把養育子女的職能從家庭手上收回到社會手上。 資產階級庸俗先生們聽到這裡又要嚇一大跳，不過道貌岸然如他們也沒臉說出「共產主義者主張公妻和亂交」的胡話了，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亂交的典範。 資本主義的歷史越長，它的醜惡、頹廢和野蠻就越展現出來。 俄總統普京大放厥詞稱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家庭沒有親情，子女被社會撫養之後跟父母斷了聯繫。 這種無知混合著偏見的言論，每一個無腦的庸人都能說的出來。 共產主義者看到了資產階級舊式家庭的必然消亡，家庭所承擔的經濟活動已經消失，那麼還剩下什麼呢？ 孩子的撫養與教導，以及嬰兒時期的照料。
為了更好的奴役工作力和獲取利潤，現在的資本主國家已經被迫承擔了很多教導孩子的職能，幼兒園、小學、中學。 孩子呆在學校的時間遠比在父母身邊的時間長，怎麼不見到資產階級咒罵這可惡的學校教育奪走了美好的親情？ 這是對父母的工作力的需要而促使社會去承擔教育的最明顯的歷史證據。
所有的勞動男女都有獲得幸福的權利。 父母們不再懼怕婚姻，不再被生孩子的負擔嚇倒，不再擔心讓孩子重複經歷教育住房醫療等私有制造成的普遍的困境，孩子們將不再會體驗到被資本剝削的苦難，他們將在自由的陽光下成長起來。 我們共產主義者絕不禁止父母參與孩子教育。 即使在社會承擔了教育孩子的職能之後，我們也鼓勵有能力的父母能夠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事業中去。 父母的工作時長會縮減到健康合理的時間，這個時候父母有更多空閒時間能夠自由地發展自己，並享受與孩子在更長的親子時間裡的相處，這種親情才是最純粹的親情。 這種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家庭會變成無產階級無私的大家庭。
在推翻私有制后，我們會組織建造起公有的且質量越來越高的的育嬰室、廚房、洗衣房等等家務機構，科技的發展讓這一切的實施的可能性比百年前更加可靠。 只有在這些機構惠及到每一個勞動者身上的時候，我們才能昂起頭說「婦女已經從家務勞動中被解放出來了！ 「而不是像小資產階級女性主義者那樣抱怨，說女性身上肩負的育兒和家務勞動太沉重而男性卻太輕鬆。 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將婦女徹底從舊的和落後的家庭關係中解放出來，讓婦女們不把時間耗費在家務勞動上而去自由地全面發展自己。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蘇俄當時也作出了這樣的承諾！ 可為什麼沒有實現呢？ 是不是無產階級國家裡的婦女同樣也註定是家庭的奴隸？ 不是的，社會主義的徹底實現是在世界革命的基礎上，當時的工人國家蘇維埃是基於俄國落後得可怕的生產力之上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屢屢挫敗，因而蘇聯得不到來自發達生產力的説明。 就這樣，現實中的孤立無援的無產階級國家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向一些舊的腐朽的制度妥協。 對於家庭和婦女問題，蘇俄的妥協如同其在工資問題上對專家四比一的妥協一般。
新的家庭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客觀物質的豐富和群眾主觀能動性的共同作用，托洛茨基對此作了解釋：
「同樣，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條件而作的物質準備，基本上不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作分離開來。 工人國家必須變得更富裕，通過社會服務和教育將家庭從廚務和洗濯工作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予以嚴肅解決。 我們的經濟若沒有顯著的改善，就無從想像把家務工作和兒童教育社會化。 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經濟方式。 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把家庭從家務勞動的重擔中解放出來; 這些重擔現在正壓迫著家庭，令其解體。 洗衣工作應交給公共洗衣房，膳食應交由公共食堂，縫紉交由公共工廠。 兒童必須交由敬業樂業的良好公共教師來教育。 這樣一來，丈夫和妻子間的盟約才得以從任何外來的或偶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一方不再依賴另一方而生活。 真正的平等終於確立，雙方的盟約將系於相互愛慕。 當然這盟約會因人而異，但對誰都是沒有強制性的。
因此，走向新家庭的路，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提高工人階級及組成這個階級的個人的文化、教育標準; （二）由國家組織料理，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條件。 這兩種過程，本質上是互為關聯的。 「[托洛茨基：《從舊式家庭邁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革命的呼籲
資產階級國家最善於將公民的權利和平等寫在一張輕飄飄的紙上，而這張紙上是沒有無產階級的一點兒位置的。 當人被異化成機器和工具時，當大多數勞動者在惡劣的危害健康的環境中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或者更久的時候，他們哪來的時間去行使自己的權利？ 哪來的政治素養去參與社會和國家管理？ 哪來的身體機能去支撐自己行使權利？ 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就會假惺惺的用一句「勞動者無暇顧及政治」來掩蓋奴隸制的事實。 在婦女受到資本與家庭的雙重剝削的情況下，她們絕無可能行使一點兒自己的「合法權利」。
全世界女性們自發地奔赴戰場。 她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前赴後繼地與資本主義鬥爭，同時也不斷被機會主義的領導層叛賣。 她們要求有一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領導層來領導這場符合她們利益的鬥爭。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為全面解放女性和消除一切對女性壓迫奠定基礎，女性的鬥爭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鬥爭的一部分。 「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徹底地改造這個腐爛發臭的社會，才能讓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原稿完筆於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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