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家庭和女性
（编按：本文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和家庭的一些基本理论结果，并应用于当今的中国。 ）
家庭和婚姻不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 母系氏族公社时，女性占社会主导地位。 但从畜牧时代到私产制的完善后，父权制的发展得到了彻底巩固，两性的结合方式也经历了乱交-群婚制-对偶制-专偶制的一系列变化，这亦即妇女将自己彻底出卖给一个男人的制度的变化。 这种形式的奴隶制比资本主义要古老得多，是所有阶级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父权制家庭的出现代表着：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私有制与父权制是有机的一体两面，我们无法设想在这两者的任何一方存在的情况下能彻底消灭另一方。
世界上的事物皆处于活的运动过程中，而不是以僵死的静止形式存在，家庭也是如此。 氏族时期家庭-中世纪家庭-现代资产阶级家庭的一系列变化向我们表明了以前的家庭不是现在这种形式，而未来的家庭更不会维持现在的形式。 保持现代资产阶级家庭的永恒神圣性，这只是资产阶级众多黄粱美梦中的一个。 在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被异化成为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时，当资本家将无数男男女女视作奴隶时，当男性家长将妻子儿女视作物品时，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是多么令人作呕。
薪酬差距
有关中国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高舆论传播力的具体事例。 就这些新闻，不少「小骂大帮忙」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吸引了很多关注。 我们将主要分析两份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分别是2004年和2019年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2019年版的报告后来被官方撤回了。 撤回的原因是官方采取了新的统计整理方式，并发布为《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哪怕不谈《纲要》中明显的不诚实的地方，整篇文件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和数据，特别在男女经济不平等方面。 并且《纲要》也少了许多内容，如薪酬差异、家务劳动差异等等。 因此不做过多分析），以及一些自由派和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博学之士」的论文和资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男女不平等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不平等。 根据2004年中国男女薪酬的各行业统计，从比值最低的社会服务业（女性薪水为男性的74.5%）到比值最高的建筑业（女性薪水为男性的88.5%），绝大部分行业的女性的薪酬只有男性的80%[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 暂不谈官僚在数据造假中发挥了多少天赋，但是在2004年，起码他们还有勇气报告此类数据。 可是在2019年的报告却并不统计薪酬差异，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是中国男女薪酬已经彻底平等了吗？
鉴于官方没有相关数据，我们只好看看非官方的数据，不过我们并不指望资产阶级在这个方面能比官僚要更诚实一些。 有数据显示[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2021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为6847元，同比回落2.1%，是男性平均薪酬的75.9%。 这可真叫人大跌眼镜！ 还有很多农民工的薪酬差距没有计入其中。 在2002年政府报告中，2001-2010年的「发展总目标」中所包含的「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分享经济资源的权力， 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这一点，看来是完全没有丁点被实现的样子。 二十年的原地踏步，恰恰反映了所谓的改良就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只不过是牺牲任何社会主义的残余，让位于资本主义最野蛮不公的一切。
「工厂的500多名工人中约有75%是女性。 装配生产线上以女性为主她们被安排从事各种（生产性）工序…… 而男性则担任监督和管理她们的工作例如管工、主管、经理等…… 由于工作中存在性别分割，因此建立于层级分化基础上的工资制度同样对男性有利 …… 男性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30%。 [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 2008，（03）]「这家深圳港资电子加工厂的例子体现出了女性在分工和职位待遇上所遭受的不公。 而在中国和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家这样的企业。
「管理者们眼中女工们的女性身份比她们的劳动者身份更加重要 。 当劳动控制一出现问题性别规范就被提出来。 工人们经常被提醒她们的性别身份——『你是个女孩子』。 以上话语的潜在含义是：’你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服从你的上级，按照他的吩咐做事; 不应该大声说话来顶撞你的上级; 你将来要嫁人、侍候人所以最好训练自己该如何行为得体好好对待工作…… ‘「[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 2008,(03)]
潘毅教授这篇论文中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的问题，他显然没有理解事物各方面之间的联系，比如好笑地地将消费主义比喻成一场「革命」，这也侧面的证明了「革命」这个词被滥用和轻视的地步。 再比如认为「’多元主体性’（subjectivities）替代了以往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成为当今工人主体性研究的主导概念。 「这句话无疑是充斥着主观唯心主义气息的」经院哲学「式学院式说辞，在替工人臆造所谓的」多元主体「的同时，还妄图以其替代工人在资本主义里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用无限可分的个人替代休戚与共的同一阶级； 他还提到「由于重新平衡了结构（structure）与行动（agency）的关系在强调工人主体性的众多研究中工人的利益、意识、抗争与合作、劳资关系都不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而可能具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种特质。 「潘毅教授常以西方哲学里的旧词和热词的混用来掩盖其理论的匮乏，用空洞僵死理论来代替辩证法，他甚至搞不清楚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年轻的农村女孩进城打工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对父权制家庭生活的背叛转而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女性的身份价值。」 这句话更是唯心主义的梦呓。 从再生产的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民进城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都和英国的圈地运动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英国地主和资本家用几百年的时间把英国广大的农民从农村赶到城市，而中国资产阶级则用四十年的时间把农民从农村赶到城市里，成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和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社会里金融业和工业支配农业，城市支配农村，农村收入低城市收入高、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生活苦，这些才是农村男女工人进城打工的根本动机，而不是什么追求资本主义女性的身份价值这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
但是正如潘毅教授在其文中所说的，他的文章还是保留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尽管其中后现代主义的时尚更多一些）。 他较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下因为广大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资本因而获得了更多劳动力和劳动后备军，同时资本主义又用与之伴生的父权制文化中对女性的压抑、贬低作用来无情地对于女性工人进行剥削和奴役。
革命无法将男性变成女性，目前仍只有女性才能孕育生产人类的下一代，。 对怀孕的女性采取特殊的保护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对孕育下一代劳动者的女性施以保护是符合劳动者再生产自身的要求的，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家在女性履行只有她们才能肩负的人类职能时，却以她们没有完成资本增殖的职能（即生产剩余价值）的理由将她们赶回家庭，或者抹杀她们追求更好职位和更高薪资待遇的机会。
这一方面，潘锦堂教授有些「独到」的见解。 基于1988年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的关于南宁市十家企业男女劳动贡献的材料，他在其论文里[ 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管理世界. 2002，（07）]写到「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两年中同工资等级的’男工’比’普通女工’人均多创利润1898.5元比’哺乳女工’人均多创利润10739.1元。 「由此得出」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许多企业所实行的所谓男女同工同酬实际上是男女不同工亦同酬「的结论，并且竟提出了如下的无耻理论来为资本对女工的双重剥削作辩护：计划经济造成了女工在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并且工资太高利润太低。
能把这种野蛮的行径歪曲成所谓女工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的厚颜学者，想必能和一百多年前将女工工资压榨到不足男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且热衷于雇佣童工的资本家相谈甚欢吧？ 那个时候「担忧」社会生产力的资本家们也用的是「考虑到妇女只有很小的劳动能力」的理由来压榨妇女。
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和薪酬差距是一体两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鼓吹脑力劳动，贬低体力劳动，这使得与脑力劳动相关联的职位待遇更好。 女性在就业和岗位升迁上饱受歧视。
2020年11月，江西抚州高新区公开了招聘五级主办工作人员的岗位表。 这份岗位表显示，抚州高新区党政办公室、人社局、财政局、审计局等14个招聘单位的综合岗、管理岗及综合文稿岗等20个岗位，都标注了要求「男性」。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于2015年在北京等地的多所高校开展的调查结果，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工科女大学生占80%以上。
针对国考招聘的性别侧重问题，澎湃新闻的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招录的岗位中，除去接近平均分配性别的税务局岗位外，还剩5776个岗位。 在这些岗位中，35%的岗位标注了偏好男性，5%的岗位写了偏好女性，剩下的60%没有写性别偏好。
医疗领域内广泛存在着对男女医生的偏好和歧视现象。 外科手术常被认为需要较强的体力和耐力，而女性一律被认为在这方面是匮乏的，因此一些医院普遍更倾向于雇佣男性医生来担任外科手术的岗位，因而在这些岗位上相对少有女性医生; 一些高薪职位，比如医院的科室主任或医务管理职位，可能更容易被男性医生占据，而女性医生则较少有机会进入这些职位; 某些专科领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被认为更适合男性，例如泌尿外科、心脏外科等。 这可能导致女性医生在这些领域中面临招聘和晋升的障碍; 而妇产科医生则可能会面临来自患者或家庭的偏见，认为男性医生更合适处理这些冲突。 这种偏见就为女性医生在妇产科领域受到歧视埋下了隐患。
国家企事业单位尚且如此，遑论私营企业？ 中国许多企业在招聘和雇佣过程中存在着对已婚或备孕女性的歧视。 许多情况下，一些公司在招聘女性员工时会询问其婚姻状况、是否计划生育等私人问题，以此作为是否录用的考虑因素。 很多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录用未婚或不准备生育的女性，因为他们担心已婚女性会因为生育而休假，对工作产生影响。
同样，一些公司很大概率会在女性员工怀孕后，不合理地安排工作任务或降低她们的职位等级，甚至以此为借口解雇她们。 这种情况下，女性员工便会因为怀孕而面临职业发展的障碍和不公平待遇。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就撕下了温情的面纱，赤裸裸展示出其嗜血和贪婪的真面目来了。 资产阶级一边谈论著「家庭」、「母性」、「美德」、「养育」，一边利用女性能生育的自然特征无情地压迫她们，「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在怀孕和生产期间你无法为公司创造像以前一样多的利润，开除你有什么不对吗？ 」
实际上被当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合谋绑架的女性数量远不止这一部分，还需要包括那些或基于种种原因被排挤出社会劳动生产行列、或被父权制遗毒诱骗着最终走入经济上只能仰赖家庭中男性成员的私有制婚姻的女性。 在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合谋下，诸多因素都引导著或诱骗着女性沦陷进出卖自己身体的命运，职业化的娼妓用明示的价格使我们直接看到如上的可耻制度对一部分女性命运的加害，而婚姻则用较之更隐蔽的形式基于私有制用财产买断了另一部分女性的人生。 差别不过是婚姻的一次性买断价格看似比性工作者出卖自己的单次价格更高。 但对这一部分脱离社会生产、彻底完全沦入婚姻的女性来说，该种婚姻的真实代价总是远高于婚姻中伪善的金钱或物质许诺。 当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娼妓一词类比私有制下女性陷入婚姻的可悲命运时，这里丝毫没有对沦为性工作者的女性的贬损，恰恰相反，正是借由这种类比，他们所想指出的是私有制给整个人类女性命运所埋下的可怕陷阱！ 如果说在滑向这种意义上的娼妓命运中还要再分出个高低的话，那么成为资产阶级的太太确实在这种可悲的贬损尊严的比较中是较好的。 她们可以借由著丈夫的资产剥削工人阶级的女性。 而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对她们施压迫使其成为家庭主妇。 婚姻成为了许多女性职业生涯的句点。 运气好的就可以成为无所事事的资产阶级太太，其他则需要成为在家劳动的奴隶，放弃就业。
「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 全部女性受访者中，20-30岁没有工作的比例为27.2%，31-45岁为25.5%，46-60岁为14.8%。 已婚女性中，20-30岁没有工作的比例为36.1%，31-45岁为25.7%，46-60岁为14.8%「[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 2011,25（02）]
2020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为6779.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3.5%，2020年女性16-59岁劳动年龄女性约有4亿，就算将学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考虑进去，就业数也十分惨澹。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在资本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叙事内，事实被表述为许多女性在丈夫和社会的「支援」下回归了「她们」在资产阶级看来「神圣的」家庭，成为了相夫教子的「贤妻」。 就这样，制度性被动的诱骗被叙述为主动的「奉献」。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失业率上升，未来会有更多女性被资本家打着「回归家庭，回归传统」的旗号解雇。 毕竟面对失业潮，解雇一个可以不间断工作的男性，总比解雇一个育龄女性需要更多的可能直接指向阶级矛盾的借口。 我们要高声呼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女性退出社会劳动回归到家庭去，必须坚定不移地保护无产阶级女性的劳动权和经济独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塑造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法院。 而无产阶级通过斗争获得的某些法律上所给予的权力让步，但资本家总是企图绕过或冲破这些法律、完成资本增殖的任务，无产阶级的权利争取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权力侵蚀的矛盾总是始终存在的。 《劳动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孕、产、哺三期解除或终止女职工的劳动合同; 它还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 法律在资本家和官僚面前形容虚设，凭借豢养的法学家和律师，他们有一万种方法钻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空子。 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财富的增殖才是唯一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男女产假同等的噱头在媒体的宣传下频频出现，不少人幻想这条法律若是出台，就业歧视必然土崩瓦解。 在私有制下，男女产假同等意味着劳动后备军的减少，意味着雇佣工资奴隶成本的提高。 这对于一些经济发达、且经过一系列工人斗争、剥削世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来说还可以暂时勉强接受，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绝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家来说就是罪无可赦了; 让男性因此从生产中长时间退出去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对工作力的浪费」和对「人类社会的不负责」。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就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哪怕资产阶级迫于群众的压力颁布了这样或那样的法律。 只要资产阶级仍然在中国维持着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女性在方方面面就仍会受到压迫。
家务劳动的奴役
2002年中国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为每天4小时1分钟，男性则为1小时31分钟; 2018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为3小时41分钟（家务劳动126分钟、陪伴照料孩子生活53分钟、护送辅导孩子学习12分钟、陪伴照料成年家人9分钟和购买商品或服务22分钟），男性则为1小时25分钟（家务劳动45分钟、陪伴照料孩子生活17分钟、护送辅导孩子学习6分钟、陪伴照料成年家人7分钟和购买商品或服务12分钟）。 [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 [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9）》]
![「[女人]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垮了她、扼杀了她、愚弄了她、贬低了她，把她锁在厨房和托儿所里，她把自己的劳动浪费在野蛮、低效、琐碎的事情上」——列宁。//图片来源：公共领域](https://telegra.ph/file/a8e4ab745ffcb697a7cf8.png)
资产阶级的太太们早就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脱离了出来，因为她们有无数的仆人和长工来处理家务，因而她们在现代便是彻底地实现了所谓的「家务自由」 了。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上是无偿的价值生产，而男性则是剥削这些价值的、处于类似于资本家的地位。 因此，女性应该向男性或者某人索取家庭劳动薪资。 然而如此振振有词的主张，背后却制造了许多理论上的荒谬，以及最终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可以透过实施这种制度来达成男女平等。 如此一来，貌似激进的主张则做出了最保守反动的结论。
实际上，女性家务劳动的酬劳包含在资产阶级付给整个工人阶级的最低工资内。 所谓女性家务劳动的薪资，不过是最低工资的重新分配，并不会增加无产阶级整体的最低工资。
我们的愿景绝不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主张的所谓的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和有偿的家务劳动，而是消除所有奴役。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 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 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
学校里的女性
归功于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下的历史进程，相比以前，如今的女性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在200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女性的文盲率为13.9%，男性的则为为4.9%。 在2017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女性的文盲率为7.3%，男性则为2.4%。 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8.4年提高到2015年的9.0年。 2018年普通本专科在校人数女性为1487.3万人，男性为1343.6万人。 自2010年起我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占比就已经超过男性，而2002年时女性本专科在校人数只有404.6万人，男性则为527.8万人。 [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9）》]
「202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其中男性10.22年，女性9.59年，性别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少0.8年缩小为少0.6年。 全国文盲率2.67%，其中女性为4.10%，比2010年下降2.1个百分点，性别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高4.1个百分点缩小为高2.8个百分点。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总人口内存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很大的程度归结于历史原因。 年龄越大的群体中女性受教育时间越短，文盲越多。 但是新一代的女性是朝气蓬勃且充满智慧的。
百年前无产阶级女性的社会地位远比男性落后，很多男人看不起她们，通常妇女自己也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轻视著自己，她们在运动中比较男性更加腼腆和胆怯，也容易被忽视。 几十年来，无产阶级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她们一次次在工人运动中证明自己的智力与能力不弱于男性，并且能发挥出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与任何贬低蔑视女性工人革命力量和信念的观念做坚决的斗争。
在战后的西方社会中，比如加拿大、丹麦、英国等国家内，都出现了很多次以女工为主体的野猫罢工。 在这些斗争中，于工会官僚和堕落的共产党的重重阻碍中，于男性为主的工会领导层的偏见和声讨中，她们展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证明了女性当然可以同样领导和组织罢工。 女工和男工一样，都可以成为最先进、最优秀，最有斗志的无产阶级战士。 只要男女工人团结一致，就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公共部门中，女性占到了多数。 女性在教育、医疗、交通等行业中发光发热，没人能够否认她们将在未来的运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卖淫与妓女
这里我们还要重点提一下中国的卖淫问题。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必须承认卖淫在中国已经变的非常普遍。 卖淫是一种与非劳动收入密切相关的现象，它是在以私有财产为主导的时代中蓬勃发展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家庭的补足物。 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以及经济结构鼓励卖淫，同时对任何被迫走这条路的女孩或妇女予以道德上的歧视和指责。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社会文化也经历了倒退和反动，卖淫嫖娼高昂着头，踏着正步回到了这片土地。 「现在出去卖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校外有几个街区专门是卖淫的，繁荣的很！ 而且双方不是你情我愿嘛。 「一名厦门本科生这么说，如今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性工作者是那些为了物质利益出卖身体的女性——为了食物、衣服、金钱和其他物质报酬。 中国的性工作者群体大种类多，有外来务工者，有大学生，有白领。 什么原因驱使她们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赤裸裸地出售呢？ 在城市过不下去、工资太少、贫困。 至于中国娼妓总群体有多少呢？ 这个官方是没有数据的，2013年有研究卖淫现象的学者估计「中国娼妓数量为600万到2000万（职业娼妓和兼职娼妓不好区分），而S市（上海）保守估计不少于20万。 「[ 陈荣武：《当代娼妓现象的生成与治理》华东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3]这是何等恐怖的数位？ 而这个数位在如今的经济下行时期只多不少，并会越来越多。
叫喊了十年的扫黄打非运动，最大的功绩是让卖淫变的更具兼职性、多样性、针对性。 只需想想所谓的「消费者选择」和「市场自由配置」，越来越多的女性会转向卖淫替代劳动; 互联网上会提供越来越多的通过线上卖淫服务; 娱乐场所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增加附加服务; 可被权贵们选择的女性玩物越来越多，因为这是全是受「消费者选择」和「市场规律」决定的。
比起苏联的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官僚们还是棋差一招哇！ 他们倒是不应该愚蠢地做着明眼人都看得出的表面功夫去清扫卖淫的这个奥吉亚斯牛圈，而是应该像苏联官僚一样明智的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了，卖淫已经基本被消灭了！ 「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这个国家里某些「善良仁慈」的资产阶级学者，比如杨柳先生，抱着堵不如疏的真知灼见提倡将中国特有秘密的「季节性」卖淫变成某些「文明」「人权」之国所有合法且受管制的公开卖淫。 他扬言著是为了广大的娼妓群体的保障考虑，甚至还提出了一条又一条的自以为幽默的下流意见，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杨柳：《卖淫嫖娼现象在消费社会的新呈现及其治理》，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3-03）]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推出了一些充满人道主义色彩口号：同工同酬，机会平等，产假同等，法律保障和家务解放等等。 还有如「解放妇女」、「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性」这种耳朵听得起茧但实际上却不名意味的叫喊。 实际上，她们这些口号，有些是在重复百年前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们的陈词滥调，有些是从西方身份政治环境那儿舶来的。
女性主义者宣称他们能代表在血泪中挣扎的全体女性。 他们口中呼唤著一个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全体女性的天堂，认为性别平等可以在阶级消失之前实现。 但实际上，她们是自私地想让广大劳动女性为她们自己权力争夺付出代价。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宣导女性的价值，祈求资本向她们多流一点儿，在公众面前百般作秀：我们相信所有女性必将被解放！ 所有女性的生活都会变得更美好！ 向父权制开战！ 。 但他们却不敢说出真心话：但是这一切得先从我个人发家致富开始！ 只要给我点实在的好处，父权制还是完全能接受的！
历史告诉我们，女政治家们的粉墨登场并没有使得普通女性的政治权利提高。 不管是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默克尔、还是美国的希拉蕊，她们的执政只令资产阶级满意，并没有给予普通女性更有尊严的生活。 而另外的那些例子中，一些女高管们进入董事会让企业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好看，也只能说明一点：她们对于男女工人实施的更残酷的剥削。 事实证明，欧美董事会允许女性进入管理层的代价往往是普通女性劳动者的工资相比男性下降了。
法律保障所谓的一视同仁完全是一纸空文。 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无法永远保障无产阶级的任何利益，不论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软弱无力的空谈更不会让统治阶层们批准损害其利益的法案。 上层建筑的变动总是基于于经济基础，受影响于社会各阶级在各个层面上的活动。 小资产阶级在时代的潮头上无法总体地把握一切联系，提不出一个完整的纲领，只能跟着左边或右边走。 若不是资本家恐惧无产者的抗争，还有什么能驱使他们提高劳动价格、减少工时，并采择更好的劳动条件？ 若不是资本家害怕「鳄鱼」似的暴民的「无耻的叛逆」，还有什么可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为限制资本剥削劳工而立法？
「于她们看来，当法律在形式化的一纸空文接受平等时，她们便可以在充满压迫、奴役、束缚、血泪与苦难的旧世界中赢得安身之所。」 [ 柯伦泰：《女性问题之基础》，1909]「中等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里就像大海边的沙塔一样脆弱。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软弱人尽皆知，并且对阶级斗争有极大的毒害性。 2018年的西班牙全国「女性大罢工」（Women』s Strike）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领导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是她们嘴里批判的父权制最忠诚的奴隶。 她们要求罢工纠察队只能由女性组成，只承认示威中的女性街区，只允许悬挂紫色的旗帜。 罢工运动被期望只跟在女性身后，男性则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上，将罢工女性们的工作一并完成。 不出所料，当男性工人也想参加罢工，当激进的男女自发地想扩展罢工的深度和广度时，当运动要脱离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领导们的控制时，她们立马退缩了，马不停蹄地与资产阶级达成了符合她们自身利益的和谈，宣扬秩序与和平，并呼吁工人们回到岗位上去。 这出哭笑不得的闹剧在历史上已经上演了无数次。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清楚地反映了其观点的狭隘和分裂政策的反动。
不论现在还是未来，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都会处于社会的夹缝之中，如同纳喀索斯一样孤芳自赏。 尽管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女性们处于严肃的政治迷茫的中，但她们也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资产阶级的夫人们早就开始无情地剥削自己的「姐妹们」了，根本就不会为了这些她们在几百年前就叫喊过的口号（并且她们曾从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与私有制和父权制大动干戈。
我们坚决地认为，在无产阶级女性的斗争中，一般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提高她们的物质条件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纵观历史，是无产阶级女性们的不懈奋斗——其中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生产条件。 而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角色，不过是像资产阶级在1848法国革命、1919德国革命以及当今西方身份政治所扮演过的那样，只是踩在「同胞」弯曲的脊背上并从她们的双手中抢夺了成果。
西方那些主张「女性大罢工」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是腐烂发臭的思想。 但是自发的广大女性们有着无穷的潜力。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应该为波兰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女性斗争同样如此。 当男性整体还在压迫女性整体时，男性也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当女性们从自己受压迫的境遇中自发地起来反抗时，所有劳动人民一定要参与进去给予支持，不仅要参与，更要站在第一线。 哪怕是指甲盖大小的政治或经济权利的争取运动，我们也要参与，而不能站在旁边无动于衷，或者当事后诸葛亮。
但是诚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在团结斗争过程中，我们要无情地批判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揭发它其中的理论错误和敌对阶级本质，并宣扬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教育，把女性争取到我们的旗帜下。
马克思主义还是身份证治？
伴随着全球化，现代身份政治从独霸全球的美国向世界各地辐射出去。 辩证地看，基于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野蛮的不平等背景下，身份政治某种程度上进步地要求了国家和主流文化关注少数群体和尊重差异性，捍卫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并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性与民主性。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在美国社会上的女性、黑人、少数族裔仍处于社会政治经济中弱势地位。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掩盖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身份政治的真面目被揭露了出来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批判。
真实的历史已经证明，身份证治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以下两个要求：1）保障各个边缘和弱势群体的权利。 2）保障各个边缘和弱势群体中的个人平等地参与分享权利。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阶级矛盾愈发激烈的当下，美式身份政治越来越体现出了其本身只是资产阶级的玩具和他们欺骗人民的工具。 保守主义者在各领域都对此做出强烈反抗，可到后来我们却也看到反动的白人身份政治与反动的右翼民粹主义日渐合流。 曾经欢天喜地地高喊著自由主义是人类未来的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 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 「他看到了身份政治的瓦解，但没有认识到」自由民主的新敌人「即身份政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衍生物，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国家崩溃」和「失败」所预示的结果不外是两种：要么走向野蛮！ 要么走向社会主义！
正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民族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仅仅是一个共同体，同一民族中的人也可以被分为民族文化的分享者和实际上享受到不到民族文化的劳苦大众。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性身份也只是一个幌子。 这个「伟大」的旗帜下看似聚集著的有共同遭遇的女性，实际上她们只是经历著互相联系的命运而却并不是同一的命运。 一个资产阶级的太太在父权制下偶尔有些小小烦恼，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受性别压迫的社会里常常「吃黄连」，一个工人女性时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剥削，没有所谓的女性主义者能够同时代表上述这些人。 如何能指望有一个团体或是某个个人能够同时为佃农和地主的利益而战？ 在这种对立的斗争中，一方的前进是以另一方的败退表现出来的。 女性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捍卫者，女权运动一度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并不能指引绝大多数妇女走向自由。 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我们比谁都更反对妇女的压迫，国际妇女节和妇女选举权等权益正是由我们提出和争取到的。 要想使女性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可预见的未来。 不需要女性主义者，只需要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工人组织，身份政治同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一样都是是所谓的「田园派」（对此，官方表面上是冷处理，但实际上却是在压制）。 有些自作聪明的、或是怀着恶毒心理的笨伯可能要这样说：「欸！ 你们真是一群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中国现在都还没有民主呢！ 女性主义者和身份政治宣导者也是在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啊！ 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你们应该和他们团结一致反抗中共专制政权！ 反对独裁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
我们的答复是：「你们说得对，中国还没有民主，需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 但是你们给我们画的是一副僵死的图式：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妥协，同各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流派搅合在一起，等到推翻专制制度，争取到民主权利之后才允许我们去向女性、向受压迫群体解释说：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是坏的！ 身份政治是坏的！ 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和酷儿主义的糟粕！ 都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吧！ 」
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或是沉迷于孟什维克主义？ 迫于形势我们可以和他们结盟对抗波拿巴主义独裁的中国，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旗帜鲜明和理论坚定，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将所有走向我们、回应我们的号召以及能够受到我们影响的人都集结起来，并施以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来确保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教育必须基于同各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与决裂。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要想使妇女在权利上完全平等（事实上的平等，而不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死条文），要想使她们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人类个性，就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第一，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 第二，在没有奴隶制剥削的社会里，必须把妇女的活动纳入社会生产过程。 只有实现这两个条件，才能在家庭生活中把妻子和母亲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才能在生产活动中把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无产者从经济奴役和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 只有那时，才不会由于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或者由于职业活动而使妇女单方面担负过重的义务，才不致于埋没妇女宝贵的力量和才干。 那时，这两种活动才可能协调一致。 只有实现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妇女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力量，从而在劳动者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里，成为一个在权利和义务上与男人平等的有创造性的工作者。 那时，她们的职业活动将与生儿育女一起纳入统一的、完备的生活活动的范畴。 「[蔡特金：《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1920]
在现行的资产阶级体制框架内，同许多改良运动一样，追求改善女性政治经济情况的运动都被由资本主义本质的衍生问题所窒碍。 即使是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改良成果，也会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准并被随意推翻。 例如，美国的反堕胎法案轻而易举地将平权运动时期群众所争取到的权利推翻了。
我们不反对改良，相反我们极力支援改良，极力支援任何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生活情况的改良。 但前提是靠的住的改良，而不是时刻会受到资产阶级威胁并且随意开倒车的改良。 正如列宁一次次提醒的：「妥协可以，但是要靠得住的妥协。 「历史已经证明了改良是一条死路，作为原则是绝对不可靠的，因此改良只能作为一种战术，一种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所有的改良都是为之奠定基础的手段。
资产阶级不会甘心向无产阶级屈服和让步，更不会甘心将权力让给无产阶级，不管是通过议会选举还是民主协定。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情的斗争，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
女性主义者常指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根本不关心女性，不在乎女性的个体命运，不理解女性的问题的严重性，武断地认为阶级问题高于女性问题。 「这种自怨自艾十分可笑。 纵观历史，机器生产带来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毫无疑问是从属于最伟大的运动即人类解放运动的。 我们从来都不否认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压迫甚于男性。 我们主张的是全人类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愿景不是只有女性有权享有。 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运动的最先进的力量，女工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无产阶级女性绝不能把仇恨的目光转向与她同样受剥削的兄弟，这正中了统治阶级分裂无产阶级的下怀！ 相反，她们应该坚定地与之并肩作战。
当革命形势到来、工人运动空前高涨时，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只会呼喊：「妇女们，回家去吧。 这不是女性的斗争！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她们企图用这种骗术把妇女们赶回家去，她们的整个思想就是为阻碍和分裂无产阶级运动而服务的。
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在无产阶级解放的运动之外指定一个女性解放运动的必要性，而要把它看作整个共产主义体系下的女性运动。 女性斗争运动的进程始终会依据阶级斗争的进程而进退，对广大渴望解放自身的无产阶级女性来说，只有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一条路。
在革命的热月反动期，在去政治化的中国里，人民的头脑内充满了沮丧与消极的思想，对任何改革都不关心且没有信心，心情中参杂着「顺从」、「感恩」和「惊惧」，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 历史总是螺旋地上升的。 几千年来，阶级革命的火车头一次又一次地带领我们向着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前进。
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的联系，我们能感受到革命即将到来的风暴。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下的危机将会给予受双重剥削的无产阶级女性们巨大的打击，将无情地分化小资产阶级妇女。 正如《过渡纲领》提到，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性将是下一场运动的最坚实、最热情、最具有牺牲精神的支援者。 「所以女同志们，不要」顺从「、」感恩「和」惊惧「，」不要怕居少数！ 「，何况我们是绝对的大多数，要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以同志间的热情去看看国外无产阶级女性的斗争，比如西班牙、南美、义大利等地女工的自发斗争，她们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鼓吹的「女性气质」的最强有力打击，是从不自觉的阶级观点出发的革命性运动。 我们看到女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有很多运动由于缺乏领导而陷入一种自发的和易妥协的无序状态，而左翼政党的官僚化和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缺失，又使她们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是这样的困局不会持续太久，真正的革命党在未来一定会出现，而中国女性工人们，从现在就应该尽力拨开眼前的迷雾、扫除任何来自统治阶级的障眼法、克服苦难， 来加入到阶级斗争的伫列中去，这会反过来领导、鼓舞男性工人和促进革命党的诞生，并且加入到国际工人运动之中，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一定会以它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圆满落幕。
他们的家庭
一些庸才认为，资产阶级家庭中的亲情是无比纯粹的，他们可能要失望了。 连父母的结合都含有经济上的算计和考量，这种考量毋庸置疑会延伸到子女身上。 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只有在资产阶级家庭内才有所谓的「体面和民主」。
资产阶级法权在家庭中的直接表现，即父母视其子女为私有物，下意识地自认为掌握著绝对的权威，在语言中表现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 而父母究竟有什么神圣的权威呢？ 不还是得依靠自身掌握的私有财产和过去的经验和标准吗？ 可不能指望那些已经挣了钱、做了自己主人的广大落后地区的童工们再去承认父母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托洛茨基曾给予一个形象的类比：
「当老师讲授达尔文的理论时，父母却还相信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出来的，那他们的权威就只会减弱了。」 [ 托洛茨基：《苏联的家庭关系——由托洛茨基回答的14个问题》，《阶级斗争》第4卷第6—7期，1934年6月—7月]。
当青年在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并拿起革命旗帜的时候，父母还在做货币拜物教的奴隶，这个时候父母的权威自然会被蔑视。
马克思曾总结：「一个社会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扭曲的资产阶级家庭观深入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看起来那么天经地义。 中国有些贫困的农民家庭（西部及山区）中的父母禁止子女上学，经济上他们无法负担中国所谓的义务教育，思想上他们认为在找块地方干活远比受教育见效快; 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子女的教育职能，而这个教育职能却并没有被社会接手。 留守儿童的悲剧在资本主义社会温馨甜蜜的家庭制度下屡见不鲜，同时导致了父母将自发的受剥削而导致的阶级仇恨发泄到受环境影响的顽劣的留守子女身上，形成了几十年来的恶性循环与资产阶级贵人们唾弃的一代代的「道德败坏」; 无产阶级各阶层将自己实现阶级跨越的任务庄重地交与子女之肩，在教育上展现出了病态的狂热。 广大劳动者们被诱导著，去将过去达不到的宗教的彼岸变成现在子女的发财致富的期许; 资产阶级式的金钱势利婚姻的表面光鲜体面的家庭下更是生满食利的蛆虫。
家暴、通奸和离婚，在巴黎、伦敦、纽约和上海都在不断上涨。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都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大部分的施暴者是她们的亲密伴侣。 [Research on Gender Violence ane Masculinities in China:Quantitative Finding,UNFPA,CHINA,2013 ]
中国的家暴问题相当严重。 鉴于家暴问题官方是没有全国统计的，家庭的内在关系和家庭里发生的事情，按其固有性质来说，是最难调查、统计数位最少的，因此本身进行这个统计就是相当困难的。 妇女受家暴还有信访上报的可能性，而儿童上报的概率一般来说只有2%。 研究显示，在300个未成年人遭遇家暴的家庭案件中，因拿孩子发泄而引发的家暴案件比例达27.67%。 据全国妇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因家暴自杀的妇女数量占每年妇女自杀总数的60%，家暴致死占妇女他杀原因的40%以上。
这些当然是粉饰太平的数据。 中国人提倡「家丑不外扬」，平均来看，国内女性在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男人殴打妻子的现象实际上比比皆是。 在每年约40万个离婚或解体的家庭中，基于家暴原因的占四分之一。 在家暴方式中，殴打占据了绝对数量，打骂次之。 在正离婚的家庭中，家暴的发生几乎占据一半比例，要知道2018年每100对结婚登记数对应的离婚数就有44对。 [ 罗杰：《家庭暴力立法和实践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 [ 中国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9）》]; [ 罗杰：《家庭暴力立法和实践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
随即官僚们就开始玩弄词句搬弄法律了，妇联转过头来在其机关报上大放厥词：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比例十年来显著降低，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只有8.6%，比201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 说明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以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取得成效。 「这前后矛盾的说辞反映了官僚智力的低下，厚颜无耻的谎言突出了他们欲盖弥彰的窘迫。 [中国妇联：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2021年12月]
妇联还指出：
「疫情期间全球反家暴形势不容乐观。 疫情期间，自从各国相继采取隔离措施和防疫政策以来，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所增长，尤其是家庭暴力。 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增大; 疫情导致了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 受害人暴露在暴力关系中的时间增长; 对受害人的外来支援也减少了。 来自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的数据都表明妇女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受暴现象增多了。 3月，美国首个大规模暴发疫情的西雅图市警方接到的家暴案件报警数量增长了21%。 4月英国报导其最大的反家暴慈善组织每天接到的求助电话数量暴增7倍。 法国增长30%，西班牙封城初期家暴热线业务量增长了20%。 哥伦比亚3月至5月间针对29岁至59岁女性的家庭暴力增长94%，3月巴拉圭家暴案件增长35%，布宜诺斯艾利斯家暴热线来电增长48%，3月至5月委内瑞拉塔奇拉州家暴案件同比增长5.6倍。 随着疫情的加剧或反复，在疫情肆虐的国家，反家暴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加害人可能进一步孤立和控制受害人; 加害人可能散布疫情假消息，控制或者恐吓受害人，或者不让受害人去医院接受治疗; 向受害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或者专案，例如庇护所、咨询、援助中心，可能超负荷或者无法说明受害人，受害人可能因害怕疫情而不敢去庇护所; 旅行禁令和出行限制可能影响受害人逃离或执行安全计划。 」
在拚命谴责其他国家家暴的显著上升时，妇联却对国内更加惨不忍睹的情况只字不提。 中国的严格封控隔离远甚于上述任何国家，经济压力也更甚于发达国家，却反倒是「反家暴事业持续平稳发展。 反家庭暴力法的发展及其实施表明，执法司法和地方立法为了应对反家暴的社会现实需求，往往走在立法的前面，立足于解决问题而有许多创新举措。 「[中国妇女报《反家暴：疫情下的全球困局推进中的本土创新》，2020年12月] 本着其女性特征，妇联那些智慧过人的女性领导层们所下的结论莫非是想说明，中国女性相比国外有着苦行僧一般的忍耐力或是迷人的吸引力， 还是中国男性相比国外男性异常温柔从不家暴？ 官僚在创造长篇大论的严肃话语时总是不经意间加入许多幽默因数，轻易地便能使人笑掉大牙。
这些都告诉我们，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在现代家庭制度下能教育孩子的父母远远比能生育孩子的父母多。 男人能对妻子随意辱骂殴打，父母对无辜的孩子泄愤; 女人有多难挣脱家庭的束缚，就有多难对这种暴行进行反抗。 女性对男性经济越不独立，她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性就越大，她就越来越成为家庭的奴隶。 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里，资产阶级鼓吹的永恒的爱情和忠贞早已失去了踪影，「完全是搭伙过日子罢了。 「为什么不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 这个家庭能保证没有家暴与血泪，却有自由的爱情和温暖。
机器生产结束了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经济活动，婚姻的缔结也不再是必须的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人的最大主人已经从男人变成了资本家。 只有在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演说中，才能不断听到对家庭与婚姻的殷切呼唤，最近胜选的义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高呼：
「家庭是他们的敌人，国家认同是他们的敌人，性别认同是也他们的敌人！ 他们把我们看作父母1、父母2、公民X…… 但我们不是代码！ 我们是人（多么具有人道主义的呼唤！ ），我们会捍卫我们的身份！ 我是乔治娅！ 我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位母亲（多么感人的母亲权！ ）！ 我是义大利人，我是基督徒（多么虔诚的信仰！ ），他们永远都不能把这些身份从我身上夺走！ 」
多么丑恶的嘴脸！ 他们这套关于家庭和母性的话术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这蛊旧酒身上满是阶级社会的恶臭。 这股恶臭从非洲部落王国的沙漠飘到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从永恒之城罗马飘到新阿姆斯特丹，从朝歌飘到咸阳再飘到北京，如今它在历史的风暴面前瑟瑟发抖。
我们的家庭
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消灭这种家长控制子女以及妻子、缺乏合法权益的家庭，把这种在婚约、宗法、教会的祝福、财产权和一纸公文基础上的强制结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要的爱情是以互爱、互助、彼此尊重为基础的自由结合，是不掺杂着任何经济考虑和算计、以及由此带来的限制人的责任的爱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旧关系被取代，一种新的关系正在发展：一种（基于）喜爱和友谊的结合，两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结合，双方都是自由的，双方都是独立的，双方都是劳动者。 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缚。 家庭内不再有不平等。 女性不用担心被抛弃、得不到物质支援却还有孩子要抚养。 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赖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劳动。 「[柯伦泰：《共产主义与家庭》，1920]。 而这一切只有在灭亡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够实现。
我们需要把养育子女的职能从家庭手上收回到社会手上。 资产阶级庸俗先生们听到这里又要吓一大跳，不过道貌岸然如他们也没脸说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公妻和乱交」的胡话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乱交的典范。 资本主义的历史越长，它的丑恶、颓废和野蛮就越展现出来。 俄总统普京大放厥词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家庭没有亲情，子女被社会抚养之后跟父母断了联系。 这种无知混合著偏见的言论，每一个无脑的庸人都能说的出来。 共产主义者看到了资产阶级旧式家庭的必然消亡，家庭所承担的经济活动已经消失，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孩子的抚养与教导，以及婴儿时期的照料。
为了更好的奴役工作力和获取利润，现在的资本主国家已经被迫承担了很多教导孩子的职能，幼儿园、小学、中学。 孩子呆在学校的时间远比在父母身边的时间长，怎么不见到资产阶级咒骂这可恶的学校教育夺走了美好的亲情？ 这是对父母的工作力的需要而促使社会去承担教育的最明显的历史证据。
所有的劳动男女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父母们不再惧怕婚姻，不再被生孩子的负担吓倒，不再担心让孩子重复经历教育住房医疗等私有制造成的普遍的困境，孩子们将不再会体验到被资本剥削的苦难，他们将在自由的阳光下成长起来。 我们共产主义者绝不禁止父母参与孩子教育。 即使在社会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职能之后，我们也鼓励有能力的父母能够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事业中去。 父母的工作时长会缩减到健康合理的时间，这个时候父母有更多空闲时间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并享受与孩子在更长的亲子时间里的相处，这种亲情才是最纯粹的亲情。 这种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家庭会变成无产阶级无私的大家庭。
在推翻私有制后，我们会组织建造起公有的且质量越来越高的的育婴室、厨房、洗衣房等等家务机构，科技的发展让这一切的实施的可能性比百年前更加可靠。 只有在这些机构惠及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昂起头说「妇女已经从家务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了！ 「而不是像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那样抱怨，说女性身上肩负的育儿和家务劳动太沉重而男性却太轻松。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将妇女彻底从旧的和落后的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让妇女们不把时间耗费在家务劳动上而去自由地全面发展自己。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苏俄当时也作出了这样的承诺！ 可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是不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妇女同样也注定是家庭的奴隶？ 不是的，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是在世界革命的基础上，当时的工人国家苏维埃是基于俄国落后得可怕的生产力之上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屡屡挫败，因而苏联得不到来自发达生产力的说明。 就这样，现实中的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向一些旧的腐朽的制度妥协。 对于家庭和妇女问题，苏俄的妥协如同其在工资问题上对专家四比一的妥协一般。
新的家庭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客观物质的丰富和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共同作用，托洛茨基对此作了解释：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 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通过社会服务和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 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 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 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 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厂。 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 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 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 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
因此，走向新家庭的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提高工人阶级及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的文化、教育标准; （二）由国家组织料理，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 这两种过程，本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革命的呼吁
资产阶级国家最善于将公民的权利和平等写在一张轻飘飘的纸上，而这张纸上是没有无产阶级的一点儿位置的。 当人被异化成机器和工具时，当大多数劳动者在恶劣的危害健康的环境中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时候，他们哪来的时间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哪来的政治素养去参与社会和国家管理？ 哪来的身体机能去支撑自己行使权利？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就会假惺惺的用一句「劳动者无暇顾及政治」来掩盖奴隶制的事实。 在妇女受到资本与家庭的双重剥削的情况下，她们绝无可能行使一点儿自己的「合法权利」。
全世界女性们自发地奔赴战场。 她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前赴后继地与资本主义斗争，同时也不断被机会主义的领导层叛卖。 她们要求有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领导层来领导这场符合她们利益的斗争。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全面解放女性和消除一切对女性压迫奠定基础，女性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地改造这个腐烂发臭的社会，才能让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原稿完笔于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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