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紅色之秋
上週末運動達到高潮時，法國群眾與警察一路搏鬥，一直打到離艾里賽宮台階僅300公尺的地方。總統辦公室裡的緊張氣氛是可想而知的。全國有一百萬、甚至可能兩百萬人動員起來。統治階級已被撼動至根基。（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6年10月22日。）
利摩日市政廳燃燒的畫面被無休止地循環播放，輿論對著那燒焦的磚牆和破碎的玻璃哀嘆不已。與此同時，他們閉口不言的是，當天早上，警察向和平集會的抗議人群發射催淚彈，一手製造了這樣的結果，或是過去幾週裡，全副武裝的警察把十幾歲孩子的下巴、牙齒、眼睛和雙手打得稀爛。
有人企圖煽動一場文化戰爭，把這一切歸咎於穆斯林和所謂的「新來者」。哦不，這和「新來者」毫無關係。這是土生土長的，一輩子被侮辱、貶低的現代無套褲漢的怒火。
巴黎街頭新出現的塗鴉，借歷任總統那些臭名昭著的話，道出了幾十年來積壓的情緒：「席哈克說我們是『噪音和臭味』；薩科吉說要用『高壓水槍』把我們清洗乾淨；歐蘭德叫我們『沒牙的人』；馬克宏叫我們『無名小卒』——讓他們的蔑視見鬼去吧！」
運動的規模讓統治階級完全措手不及。1000名鎮暴警察受傷。內政部長洛朗·努涅斯承認：「我們已經失控了。」在一些地方，警察精疲力竭地摘下頭盔，等於認輸。但這僅僅是開始。
Z世代革命來到歐洲
我們曾預言，Z世代革命會比人們預料的更早來到歐洲。如今它們來了。法國站在最前列，不愧於自己的革命傳統。能與之匹敵的或許只有阿爾巴尼亞：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與警察的街頭混戰已持續多日。
但整個歐洲都在燃燒，許多國家只落後一兩步。
在西班牙國家境內，大規模抗議一週接一週地席捲全國。正如法國國家毆打孩子，在西班牙，當局出動了好幾車鎮暴警察和一架警用直升機，驅逐並害死了87歲的退休老人瑪麗卡門（Maricarmen），只因為她侵犯了一家禿鷹基金的產權。這家基金如今擁有她住了70年的房子。
這就是歐洲為之武裝到牙齒、為之向烏克蘭的血腥屠場源源不斷輸送武器的自由主義、「民主」的西方價值觀。
在西班牙，總罷工已定於11月11日舉行。在法國，工會在百般猶豫之後，號召把11月5日作為行動日。本月晚些時候，碼頭工人將於10月30日舉行反軍國主義罷工。全歐洲青年反軍國主義罷課已定於11月20日舉行。在義大利，總工會CGIL領導層號召於11月20日舉行總罷工。
這將是一個非常火熱的秋天，頗有1968年的味道。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希臘、義大利、愛爾蘭、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等地，運動已經爆發。其他各地也遍佈同樣的易燃物。
這些運動各有不同的導火索，但諸多因素正匯成一股洪流：生活成本、房價、軍國主義、巴勒斯坦、環境、緊縮、住房、教育、種族主義、對右翼和法西斯主義的仇恨。人們對警察暴力義憤填膺；警察暴力非但沒能鎮壓住運動，反而撕碎了不問政治的階層對「民主」國家抱有的幻想。
歐洲尖銳地體現了這個制度的一切矛盾。我們推薦讀者閱讀這篇文章。作為資本主義的誕生地，歐洲或許是這個制度在老朽衰敗的道路上走得最遠的地方，是資產階級寄生性最強的地方，也是民族國家的侷限最令生產力窒息的地方。烏克蘭的戰敗是把這片大陸推下懸崖的最後一把力。
但歐洲只是尖銳地表現了一個在各地肆虐的進程。這些運動是一連串革命事件的組成部分，從斯里蘭卡一路延伸到孟加拉、肯亞、印尼、尼泊爾、馬達加斯加。
眼下，始於南亞的革命事件已經波及印度。在那裡，訴諸鎮壓的莫迪政權變得越來越脆弱，開始走上孟加拉哈西娜政權的老路。
在巴西，數以百萬計的青年正動員起來反對極右翼。智利、阿根廷眼下都有大規模運動在進行；在哥倫比亞，極右翼政府上台才幾週，就迎來了一場總罷工。
我們看到全球各地都有革命事件爆發，它們是同一種疾病的諸多症狀：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
巨大的飛躍
隨著年輕人再次佔領西班牙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和希臘雅典的憲法廣場，2011年運動的回聲隱約可聞。我還記得，2011年1月25日「憤怒日」那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埃及群眾在開羅解放廣場上英勇地與穆巴拉克政權的打手搏鬥。運動迅速蔓延到歐洲，掀起了反緊縮的大規模罷工和廣場佔領浪潮，接著又在美國流行開來，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當前的運動與那時有幾分相似，但在質上高出了整整一個層次。意識發生了巨大的飛躍。
2011年時，人們的情緒不僅不問政治，而且是反政治的、混亂的。這很自然。在大多數地方，那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群眾動員（除反伊拉克戰爭抗議外）。
當時人們常說，這無關「左與右」，而是「上層與下層」之爭。在西班牙為這種情緒提供政治表達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說，我們「人民」（la gente，而非工人階級）在與「特權階層」（la casta）作鬥爭——不管那指的是誰。
人們不僅懷疑政黨，而且懷疑一切領導。我還記得，2011年我的大學被佔領，那次佔領規模相當大。我帶了幾個年輕工人去參加，他們離開時一頭霧水：「這些學生整天都在爭論投票選舉領導人是不是不民主，他們能有什麼成果？」問得好。
與此相反，今天我們隨處可見紅旗。各地的青年都明確站在激進左翼一邊，共產主義思想正在崛起。他們自覺地把階級問題推到前台。
運動伊始，我們就看到西班牙國家境內的青年自發提出「邁向總罷工」（Hacia una huelga general）的口號，比工會採納這一主張早得多。罷工的教師遊行來到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營地時，迎接他們的是這樣的口號：「這是階級鬥爭，我們決不講和」（Esto es lucha de clases, no podemos hacer las paces）。
法國也是一樣。法國青年高呼「公社萬歲！」（Vive La Commune!）、「我們要再來一次1968年五月風暴」等革命口號的影片和照片四處流傳。在共和國廣場，他們用法語唱起了工人的戰歌《國際歌》。一週後流傳開來的激動人心的影片中，雅典的中學生們用希臘語唱起《國際歌》作為回應。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的革命歌曲自1970年代以來首次在街頭響起。在義大利，響起的是共產黨游擊隊之歌《啊，朋友再見》（Bella ciao）。
多年來，革命共產國際始終反對所謂「左翼」中的一股輿論潮流。這股潮流只看到右翼煽動者當道、戰爭不斷、媒體煽起反移民歇斯底里這些表面現象，就宣稱我們生活在一個反動的時代，甚至法西斯主義已迫在眉睫。他們援引右翼的投票趨勢和低迷的罷工數字，斷言工人階級麻木、落後而且種族主義。
唯有我們說：不，一股巨大的憤怒情緒正在積聚。尤其在青年中，這種情緒正急劇左轉，走向革命的結論。暴風驟雨般的革命爆發正在醞釀之中。
我們收到的報告還表明，在這場意識的飛躍中，另有一點相當重要。青年們目睹了斯里蘭卡、孟加拉和尼泊爾的革命事件如何收場：街頭壓倒性的人群推翻了政府，接著新政府上台，卻照舊按市場的指令施政。
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懂得，這場運動將有起有落，不會一幕就演完；而只有我們組織起來，才能在退潮時保住一些東西。
革命共產主義者必須向這些青年敞開大門，像對待歸家的同志一樣對待他們，給他們組織、思想和方向，讓他們發揮作用。
工會急忙追趕
在各地，最引人注目的是許多青年先進的革命意識和自稱代表工人的工會和政黨（尤其是但不限於其最高領導層）的保守之間的鴻溝。
青年正在大步越過這些組織。西班牙租戶聯盟這類規模不大、偶然形成的團體，就能號召起大規模抗議。在巴西，幾週前第一輪投票前的那個星期五，勞工黨召開了一場十分沉悶的競選集會。在投票結果顯示波索納洛得票47%，魯拉得票45%後，號召大規模抗議的不是勞工黨，而是學生會；數以百萬計的人響應號召，舉行了憤怒、充滿活力、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抗議。
工會領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他們顯然認為自己的職責是阻擋、遏制運動。他們根本沒有革命的視野。但如果他們不做點什麼，就有被越過、失去一切影響力的危險，在青年當中尤其如此。那樣一來，他們又怎麼扮演阻擋事態發展的角色呢？
因此，在西班牙，青年佔領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當天，激進的小工會CGT與租戶聯盟成員會面，討論總罷工問題。正是這件事逼得兩大工會聯合會UGT和CCOO的領導人趕緊號召於11月11日舉行總罷工。
他們定下一個舒舒服服的遙遠日期，好把勢頭消磨掉，此後也幾乎沒有為罷工做任何動員。他們用顫抖的手點燃了導火索，又竭盡所能地壓制、遏制後果。但他們不得不發出號召，因為害怕自己不這樣做，別人就會搶先一步。
儘管如此，鑑於西班牙已經15年沒有過總罷工，即便是工會領袖們這樣戰戰兢兢的舉動，也被人們熱情地抓住了。他們得到的可能恰恰是他們最害怕的東西：工人階級一場聲勢浩大的力量展示。
暴風驟雨般的事件也已來到義大利。該國南部被燃油抗議封鎖。在北部，貧困青年透過TikTok組織起來，在米蘭等城市與警察搏鬥，幾家奢侈品牌商店的櫥窗被砸。CGIL如何回應米蘭這場衝動的工人階級怒火？組織一場維護「和平」的反示威！
不過，目睹了西班牙發生的事，又想起去年10月激進的小工會USB如何抄了他們的後路、號召了一場聲援巴勒斯坦的總罷工，義大利總工會領導層陷入了兩難。於是，總書記蘭迪尼宣佈於11月20日舉行總罷工，並明確把它與同一天的歐洲青年反軍國主義罷課聯繫起來。
法國總工會玩火
但最清楚地展現工會領袖所扮演角色的，仍然是法國。年復一年，法國總工會CGT的領導人玩的都是同一套犬儒把戲。他們不號召總罷工，而是號召「行動日」，讓每個人自行組織抗議。這些行動日通常定在工作日，而既然沒有罷工，工人們自然都在上班。
他們非但沒有設法壯大運動，真正向政府和統治階級下戰書，反而為了截斷上週末10月17日的動員，不是號召總罷工，而是在11月5日再搞一個「行動日」！
這理所當然地引發了群眾對工會高層的強烈憤怒。時機的選擇簡直虛偽到了極點：日期足夠遙遠，可以讓事態稍稍平息、消磨勢頭；又正好趕在期中假期，好讓發起這場運動的中學生們遠離街頭。
但他們也許失算了。運動的廣度意味著，不管放不放假，青年都會走上街頭。10月17日的成功也意味著，從現在到11月5日將有一系列動員。
在任何不號召馬克宏立即下台的演講者都會被噓下台的形勢下，法國總工會領導人蘇菲·比內為了保住對局面的掌控，被迫讓自己的言辭激進起來。她在這樣做的時候說了一些話，讓這個「行動日」有了全新的味道。
她從預算談判中出來面對媒體時，說了下面這番話（粗體為筆者所加）：
「是時候把動員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了。罷工行動必須接過接力棒。正因如此，法國總工會與工會聯合陣線一道，號召在11月5日舉行規模儘可能大的動員。我們敦促所有工人在各處成立大會：在每個工作場所，與所有同事一起，在每個行業、每家工廠，以擴大罷工、使罷工普遍化，無論是在11月5日當天還是之後。罷工行動：這才是必須擺在議程首位的事。工人停工，國家就停擺，經濟就癱瘓。只有那時，我們的訴求才終將被聽到。」
這些話她很可能日後會後悔！為了跟上激進的情緒，她現在被迫把11月5日說成罷工日，甚至號召工人組織全體大會，暗示這一天可能拉開一波罷工浪潮的序幕。
我們不要忘記，1968年五月的革命總罷工，最初只是5月13日一天的罷工行動，工人們卻把它當作發動全面總罷工的訊號；這樣的總罷工，只能是一場爭奪政權的鬥爭。
工會領袖們邁出的每一步，無論多麼猶豫，只要真正推動運動前進，我們都歡迎。但我們必須警告工人：工會領袖們過往的記錄表明，他們沒有清晰的視野。他們遠遠落後於運動，並且正有意識地試圖拖住運動！
此外，這場運動吸引了形形色色的階層：中學生、大學生、黃背心、退休人士、農民，而不僅僅是工會會員。
隨著這些運動在全歐洲達到高峰，在最先進的地方，它們自然會提出建立更靈活的臨時性組織的需要，來表達廣大群眾真正的情緒和核心訴求，而不僅僅是工會官僚樂於接受的那點殘羹剩飯。
這才是對抗右翼的方法！
真正令人驚歎的是，在全歐洲，這些由革命青年領導的運動打破了統治階級營造的種族主義、文化戰爭氛圍。這才是真正對抗右翼的方法。
在西班牙，運動提出了非常激進的訴求，包括將企業房東的房產收歸國有、簽訂無固定期限租約、租金減半。民調顯示，83%的民眾至少部分支持運動的訴求，其中包括人民黨（PP）和極右翼呼聲黨（Vox）各自65%的選民！
與此同時，就在這當口，極右翼的呼聲黨正在準備選舉，並公開主張削減教育和醫療支出、將年金私有化。他們自詡的反建制形象已經千瘡百孔。如今，呼聲黨和人民黨的傳統基本盤退休人士們，正走上街頭抗議他們！
形勢發生了多麼大的逆轉！就在瑪麗卡門被驅逐、被害的幾週前，西班牙佔主導地位的政治敘事是什麼？是一種反動的敘事：數以萬計的移民從這塊飛地的摩洛哥一側游到西班牙屬地休達之後，恐慌渲染和種族主義甚囂塵上。
如今，青年們提出了一個絕妙的口號：「入侵者是投資者」（los invasores son los inversores）。激進左翼青年的階級鬥爭方法，正在打破那套文化戰爭的廢話。
在法國也是如此。走上街頭的青年對右翼和極右翼充滿仇恨，而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的選民中有55%反對抗議……但這意味著另有45%不反對。而且即便如此，他們當中仍有過半數支持中學生的訴求。他們分成了勢均力敵的兩半。
梅蘭雄的政黨「不屈法國」堅定地支持中學生和抗議，這值得肯定；該黨的聲勢正強勁上升。與此同時，雷朋為了在六個月後的選舉之前證明自己夠體面，把重點放在哪裡？放在呼籲鎮壓、證明自己的「財政責任感」上，誓言要削減1500億歐元。而此時此刻，正是一代人以來規模最大的反緊縮運動！
改良主義的失敗
這才是對抗極右翼的方法。當一個敢於鬥爭的激進左翼領導出現時，正如如今從青年中湧現的那樣，較落後的階層也能被吸引過來跟隨它。階級問題走到前台，文化戰爭問題退居其次。右翼原形畢露，手足無措。
在青年開始動員之前，缺的恰恰就是這樣的引領。所謂「左翼」的老牌改良主義政黨，在執行資本家所要求的種種攻擊方面劣跡斑斑。
於是，我們面臨一種諷刺的局面。這些運動讓歐洲和其他許多地方的鐘擺猛然向左擺動。然而，在選舉戰線上我們看到了什麼？西班牙的呼聲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法國的雷朋、巴西的波索納洛、英國改革黨、葡萄牙的「夠了」黨。右翼煽動者正在崛起，其中許多人在下一階段確實可能上台執政。
資本主義危機正在攪動整個社會。政治上落後的工人和中產階層也被攪動起來。這些階層在尋找出路，右翼正以煽動手法俘獲一部分反建制的怒火。
這恰恰是因為軟弱、搞階級合作的所謂左翼和工會領導層一敗塗地，留下了一片大開的真空。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階層就無可救藥地反動、種族主義。他們是可以被吸引到一個真正革命的替代方案後面的。
但在缺乏這樣的替代方案時，改良主義人物試圖借社會情緒撈取資本，我們看到他們的表現何等無力。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總理佩德羅·桑傑士犬儒地試圖把自己裝扮成住房運動的朋友。他向議會提交了幾項微不足道的改革，結果被否決，於是他現在宣佈舉行大選。
但人們怎麼可能對桑傑士抱有任何熱情？他的政府執政八年，本有足夠時間解決住房問題，卻直到現在都無所作為。
在巴西，情況更為清楚。上百萬人走上街頭的運動是反對波索納洛的，因此事實上是支持魯拉的。但條件是在誰的治下惡化到波索納洛可能重新上台的地步？正是在魯拉治下。
因此，儘管魯拉和勞工黨起的是那樣的作用，反對波索納洛的運動還是發展起來了。正如一名參加抗議的青少年對媒體所說：「我們是在為巴西而戰，不是為魯拉。」在數百萬人看來，這是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整個美洲大陸的侵略，反對公開反動、與軍方勾連的右翼。
但這些青年中有一大部分人的眼光遠遠超出了魯拉，他們只想利用魯拉來擊敗右翼。他們正在摸索更加激進、甚至是共產主義的思想。
為共產主義而鬥爭
當前這波鬥爭遠未到達頂峰。與此同時，歐洲資本主義的危機正日益加深。
就在本週，法國公債殖利率23年來首次觸及5%。法德公債殖利率之間的利差，讓人想起2011年至2015年的歐元區危機。只不過這一次，處在風暴眼中的不只是希臘這樣的小經濟體，而是法國、義大利乃至德國本身這些核心經濟體。這對整個歐盟計畫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
公債殖利率為何飆升？政府已無力償還債務。如今債券市場憂心忡忡地看著這些軟弱、遭人憎恨的政府，不相信它們能做到資本家眼中「必要」的事：透過緊縮讓工人買單。
用《金融時報》的話說，法國被夾在「債券市場與街壘之間」。各國政府被夾在堆積如山的債務與群眾的革命怒火之間。
10月17日之前，《世界報》在社論中警告勒寇努政府，不要向青年作出它承受不起的讓步：「必須分清輕重緩急，哪怕這意味著作出不得人心的選擇。」
10月17日之後，它的社論則告誡政府小心，別過度依賴鎮壓，指責政府造成了「災難性的升級：動用的武力越來越多，使用武力時的克制與管控越來越少」。
這兩點它都說對了。無論讓步還是鎮壓，都無法讓政府擺脫這場危機。
擺在面前的是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時期。統治階級太過軟弱，無法給工人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它懸在半空，驚恐萬狀。它宿命般地知道，自己必須攻擊工人階級來「安撫市場」，但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一旦動員起來，它又能拿他們怎麼樣？
但工人和青年也面臨一個問題。他們的工會領導人當然沒有要求過這場運動，而且正竭盡全力給它降溫。青年們自己已經呈現出替代方案的雛形：一個革命的、戰鬥的領導。但他們沒有組織起來。
沒有組織，即使是最強大的運動也無法取得決定性的突破。在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的選舉中，獲勝的是戴高樂。這並不是因為工人缺乏鬥志，而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政黨社會黨和共產黨不準備做當時形勢所要求的事：奪取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當前的形勢下，只有一條出路：工人和青年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組建工人政府，將主要工業和金融機構收歸國有，把財富奪到工人階級手中，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
唯一的另一個選項，也就是改良主義領導人所奉行的選項，是「管理」資本主義制度；而一次又一次，這只是把主動權拱手交還給了右翼。
因此，在這波不斷高漲的鬥爭浪潮中，我們對革命青年要說的是：組織起來！我們邀請您加入革命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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