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賴瑞隆與柯志恩如何自稱高雄勞工的朋友與守護者，又有多少自稱代表「勞工」的團體替他們站台，他們的利益始終繫於高雄的資產階級。這場選舉留給高雄工人的，只是在兩個資產階級代理人之間二選一。

高雄工人階級的前世今生

事實上，比起其他的縣市，高雄在一出生就確立其為「工業城市」的地位。這不僅是表示高雄早在建設之初就是以工業為立足的城市，也說明了構成這座城市主要的人口就是勞動階級。

自1930年代日本為了其「南洋」政策設立戲獅甲工業區起，經歷1950年代國民黨用免稅以及低廉勞動力吸引外資建設的加工出口區、1970年代十大建設下的重工業化 以及1990年代服務業化，整體的工人階級數量實際上是不斷擴大的。

根據統計，高雄136.7萬就業人口中，農牧業僅占3.7%；石化、鋼鐵、機械、與科技製造業約占35.8%；批發、住宿、餐飲等服務業占60.3%。換句話工商業合計超過九成六。即使扣除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多數人仍是靠受僱勞動維生的工人階級。

正因為如此，高雄的工人在早在日治時期就理解到階級團結的重要性，而許多轟轟烈烈的罷工也正是從高雄開始的。在其中，1927年由高雄鐵工所罷工所帶來的全島總罷工又更為標誌性 ──它讓全台灣的工人團結起來，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跟日帝槓上。

雖然最後在缺乏物質力量的情況下，這場罷工以失敗收場，但是這場抗爭的經驗與火種，直接促成了隔年（1928年）全台第一個合法的全島性工人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以及接連的自主工運浪潮。

即便是後來的國民黨統治時期，不論是1947年的二二八罷工與1949年的郵電罷工，甚至自解嚴起，高雄發生的勞資糾紛與小型抗爭不勝其數，大規模者則有1988年的高雄客運司機罷工、石油工會七一五大遊行、1994年 高雄五一反民營化大遊行等。

在這些抗爭中，我們都能看到勇敢的工人們走上街頭，毫不畏懼隨時可能打下來的警棍或是資方的鐵拳，只為了替自己也替自己的兄弟姐妹爭口氣，甚至在最後逼使資方必須屈服於工人們的訴求。比起台灣來來去去，號稱為國為民的無恥政客，顯然工人的力量在爭取權益上是更加有力的。

然而，同樣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小規模的糾紛與抗爭仍舊頻繁（以2024年為例，有 3,940件勞資爭議、5,924名爭議人數），但所有大規模的抗爭都在2000年之後卻逐漸銷聲匿跡，甚至連五一遊行都悄悄的併入台北的遊行當中，直至2026重新舉辦為止。

更誇張的是，在這場遊行裡，親中與親美資產階級的代表柯志恩以及賴瑞隆，在遊行的舞臺上居然能夠大放厥詞，誇稱自己代表勞工的心聲，即便國民兩黨在削減勞工福利上有非常光榮的戰績 ──在這之後，甚至出現所謂工人挺某些候選人的大會。

這一切，就帶到了本應作為工人階級代表的高雄工會所扮演的角色。

工會自動能夠「代表工人利益」嗎？

每逢抗爭遊行，總有人搬出馬克思替工會背書。工會幹部，「關心勞工」的候選人，乃至自稱左派的評論者，都愛引用「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這句話，用以宣稱：工會代表工人，工人就該聽工會的；工會挺誰，就是工人挺誰。

另一方面，媒體也照單全收。今天有幾位理事長上台站台為某候選人助講，隔天標題便成了「勞工挺某某」，即便底下的工人們根本毫不知情。這套說法看似證明了：「工會由工人組成，怎麼可能不代表工人？」問題是，在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大會上，馬克思就曾經指出：工會除了原本的目的之外，現在必須學會有意識地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為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而行動。「必須學會」就表示了這是一項還沒完成的任務，不是工會天生就有的屬性。否則，工會跟一般工人結合起來的團體並沒有什麼兩樣。

而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中，他對於工會的價值講得更直接：工會作為抵抗資本侵犯的中心是有用的；但如果其只對現存制度的後果打游擊戰，不同時致力於改變這個制度，不把組織起來的力量當作最終廢除雇傭勞動制度的槓桿，那它就會全面失敗。

列寧則在 《怎麼辦？〉中進一步解釋了工會的天然侷限： 工人在一般的經濟鬥爭中自發產生的只是「工聯主義意識」，也就是爭取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勞動條件、更完善的保障。雖然我們都支持改善工人生活的舉措，然而我們也需要承認的是，工會只是工人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下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其組成前提還是接受雇傭勞動制度本身，亦即資本主義。

更危險的是，工會一旦成為穩定的機構，就會長出一層脫離基層的工會官僚。美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德里昂則借用「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副官」來稱呼這批人。

而到了1930年代，托洛茨基觀察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後，得出了出一個全球性的趨勢：帝國主義時代的工會普遍向國家權力靠攏，最終與之融合。工會官僚的地位靠的不是基層鬥爭，而是與資方、政府、政黨之間的協商和交換。對他們來說，激進的成員不是力量，而是麻煩。

當然，這不表示革命共產主義者要如同一些宗派主義者ㄧ樣直接放棄工會，訴諸某種瘋狂且不切實際的總罷工。正是因為工會是工人階級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工人們首先學會團結起來捍衛自己權益的地方，我們更有義務確保工會實際的代表工人的利益。

因此，當判斷一個工會是否代表工人時，我們不能僅看他們掛的名字，而是他們的行動以及架構。它是否動員會員對抗資方？內部是否民主，基層能否撤換領導？政治上是否獨立於資產階級政黨？

事實上今年秋天的幾場勞資爭議就是最好的例子 – 在裡面資方的話術各不相同。乖乖一面高喊「勞資和諧」，一面讓仲介帶移工衝糾察線。艾杰旭把年終拆進底薪，帳面調了薪，實領卻不變。美光祭出每人百萬元的「感謝金」，仍掩蓋不了基層獎金2.6個月、執行長32.4個月的差距。中華電信則在罷工投票前夕發函施壓。

然而，工會的回應卻只有一個：讓會員自己決定，然後行動。乖乖由臨時會員大會表決延長為無限期罷工，移工也沒有越線，逾百小時後逼得資方加發最多8個月全薪補償。艾杰旭在理事長絕食後依法罷工。美光以1,994票對14票取得罷工權，甚至讓總統賴清德都親自出面勸「魚幫水，水幫魚」。中華電信近2萬名會員的投票也如期展開。

這些工會的共同點，是拒絕用「勞資和諧」掩蓋勞資之間的利益衝突，也不替資方說服工人共體時艱。老闆要壓低成本、提高利潤，工人要更好的薪資與待遇，雙方利益本就對立，所謂「和諧」往往只是要工人接受不公平的分配。無論工會還是工人自己都明白，靠山從來不是政府或發善心的老闆，而是工人團結起來的力量。正是站在這個前提上，他們的抗爭才打得贏。用這把尺來衡量，高雄的工會有達標嗎？

根據政府的數據顯示，高雄目前約有867家工會，包括職業工會634家、企業工會160家、產業工會51家、總工會22家，會員總數約46萬人，約佔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數字看似可觀，但組成比例本身就暴露了問題。

在其中超過70% 都是職業工會，而台灣的職業工會大多是無固定雇主者加保勞健保的管道：會員繳費投保，和對抗資方爭取權益幾乎無關。真正直接面對資方的企業工會與產業工會，加起來不過兩百餘家。46萬這個數字只反應了投保規模，而不是具體的戰鬥力。

至於那些有客觀條件與資方對抗的高雄工會，階級立場也早已經被掏空。首先，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石化、鋼鐵等公營與國策部門的工會，從一開始就不代表工人利益，而是黨國試圖掌控並動員工人支持的機器。

在解嚴之後，雖然我們能夠看到自主工會在1980年代末遍地開花，但在缺乏正確階級觀念的情況下，他們開始與所謂的「本土進步勢力」融合，從爭取自身權益分裂成某種國族意識的代言人，直到最後被民進黨收編。雖然兩條路徑不同，但的確「條條大路通羅馬」：工會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入了資方及其政治代理人手中。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在日常運作中，這樣子的工會並非毫無作用，但其功能就只停留在投保與內部福利。一旦爆發勞資糾紛，領導層的首要任務往往不是動員會員，而是「控制局面」，試圖與資方達成某種協議，並同時壓制內部的激進份子。

事實上，高雄總工會，通常作爲包括在高雄的企業工會，職業工會以及產業工會的上級組織 (也是力挺賴瑞隆最大聲的總工會)，對此尤其警覺：在今年的五一遊行裡，幾乎所有左翼倡議團體都被拒於門外，即便其中有些甚至在罷工中出力甚多，與工人們一起團結抵抗鴨霸的雇主，並一同贏得了更好的條件。

更可悲的是，即便從來沒有真正捍衛工人的權益，藍綠白三黨的市長與議員候選人仍舊被工會官僚們邀請上台，訴說他們的「光榮戰績」。原本屬於工人的遊行，硬生生被改造成資產階級政黨的造勢大會。

之後接連出現的「工人挺某某」大會，更讓工會的樁腳角色完全公開化。市長辦公室另設的所謂「勞工自治委員會」，則由市長憑藉市府權勢充當勞資調解人，把工會進一步納入行政體系的收編網絡。

今天高雄的工會，連「對現存制度的後果打游擊」都談不上，更不用說成為廢除雇傭勞動的槓桿。當工會領導人站上舞台，宣稱某位候選人代表工人心聲時，他們嘴上引用的或許是馬克思，實際做的卻正是列寧所說的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

這些高雄的工會，連針對低薪、惡劣勞動條件等問題進行局部抗爭都談不上，更不用說成為廢除雇傭勞動的槓桿。這甚至還達不到馬克思所說的「對現存制度的後果打游擊」：工會至少應該針對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具體問題進行抗爭。當工會領導人站上舞台，宣稱某位候選人代表工人心聲時，他們嘴上引用的或許是馬克思，實際做的卻正是列寧所說的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

繁榮的背面與真正的出路

諷刺的是，縱使資產階級代理人政客再怎麼努力收編與誤導工會，現實的經濟困境仍舊進一步刺激了高雄工人階級們的階級意識。在2018年，這個情況就曾經發生過：即便台上的「理事長」們宣稱陳其邁才是未來，號稱自己庶民的韓國瑜最終是高雄市長選戰的勝者，雖然前者跟後者的差異僅僅在於他們服務的資產階級主人。

同上述，縱使今年五一遊行仍是一場被竊取的遊行，但它仍舊說明了某種進步性，畢竟自解嚴以來，高雄就沒有幾場像樣的五一國際工人節遊行，過往的高產總遊行都是與台北遊行合併，到去年為止都是如此。

到了2026年的選舉，卻有了截然不同的樣貌，雖然柯志恩的「1.3.5.7.9幸福藍圖」中依舊只是了無新意的打出薪資政策（提高薪資中位數至「可憐的」58萬），但與其競爭的賴瑞隆卻異常的大搖紅旗將自己偽裝成工人代表，高喊工人利益，打出「勞工七星級守護行動」，提出「拚轉型、顧根基、推職訓、重職安、強工會、聽心聲、挺青年」等七大政策，甚至因此號稱得到200間工會相挺。

其宣傳影片「百變隆隆」中甚至將某種個人英雄主義推崇至極。賴瑞隆彷彿成為了全體工人／市民的親切家長，並以產業工人與市民、傳統文化藝能者等進行區分，進一步限定工人意識的範圍。如果說柯志恩代表的是藍營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思維，那麼賴瑞隆反映的就是意識到工人之階級意識並且意圖誘導工人支持自己的機會主義。

然而只要我們仔細探究，他的底色便一目了然。雖然，賴瑞隆的競選網站洋洋灑灑列了五大類政見，連寵物都有 (毛孩4個寶)，卻沒有一頁屬於勞工。在「勞工市長」的眼裡，勞工顯然是比貓貓狗狗還不如的。

另外，他洋洋得意的青年政策實際上就是用公帑替低薪產業招募實習生，卻不附帶任何薪資條件 ; 抑或是培育青年成為下一代的資本家 （如同他們口中的韓草包曾經許諾的青年都能當老闆），沒有一條是真的能夠嘉惠青年勞動者的。

事實上，工人只以「人才」與「工作機會」的形式出現。他宣示高雄要做「AI時代的股東」，工人則是有待留住的「資產」，但我們都曉得，只有高雄的資產階級才真正的有財產成為股東，但如果沒有人被「剝削」那資本家就無利可圖了。

而「產業轉型，就業優先；經濟成長，待遇優先」這句口號中，我們也能看出順序：成長是前提，工人分配剩下的。「做工的人挺做事的人，做事的人照顧做工的人」更把政治凍結成恩庇關係，工人負責投票，政客負責照顧 （雖然也沒照顧得很好）。

賴瑞隆少數的讓步中也帶著同樣的印記。事實上，他之所以同意勞退提撥率提高至9%，只是因為工會在五一上街施壓，加上國民黨議員猛烈抨擊，使他擔心掉票輸掉這場選舉。而他這場勞資爭議中在又自居勞資之間的「橋樑」。

另外，他洋洋得意的青年政策實際上就是用公帑替低薪產業招募實習生，卻不附帶任何薪資條件 ; 抑或是培育青年成為下一代的資本家 （如同他們口中的韓草包曾經許諾的青年都能當老闆），沒有一條是真的能夠嘉惠青年勞動者的。

他的旗艦政見「大亞灣計畫」則是把58公頃公有地交給企業總部與商辦，而不是用來建設一般勞工都能負擔得起的房屋。這，就是「勞工市長」的階級立場：讓資本落地、讓地產增值，再把其中一小部分以津貼的形式發還給工人。

不過，必須說清楚的是，工人階級的意識覺醒絕非賴瑞隆的號召，是高雄社會發展下長期遭剝削的結果，讓賴瑞隆成為了看似照顧勞工、改良進步的政治領袖（事實上，柯志恩推出的年薪中位數突破58萬的「高薪」政策（難道年薪58萬也配稱作「高薪」？），反而凸顯了高雄工人長期的低薪困境）。

乍看之下，高雄正走在繁榮的路上：2025年營利事業銷售額達5.88兆元，比2020年成長約三成；台積電楠梓廠的2奈米製程已經量產，預計能夠帶來1500億的產值；自2023年起政府推動的演唱會經濟累計帶動189億元觀光產值。

然而，繁榮不代表剝削消失──傳產在關稅與中國產能過剩的夾擊下崩解，信昌化工林園廠資遣約三分之二員工，台苯林園廠停產則讓160幾位工人失業。另外，高雄薪資中位數約54.2萬元，仍低於全國，與台北差距近二十萬，房租卻隨科技業進駐上漲。

即便如此，罷工的浪潮也已抵達科技業的心臟：現金年薪起跳170萬元的美光員工，以近九成會員的同意取得罷工權，爭取提升自己的獎金從2.6個月，到高的32.4個月 ; 同一條AI產業鏈上，艾杰旭工會則因底薪二十多年未普遍調整，在絕食抗議後宣布罷工。

從這兩點來看，問題從來不單純取決於工資的絕對高低，而是勞動創造的價值被誰拿走，而身處同樣的生產關係的台積電楠梓廠，類似的罷工也遲早會發生；屆時工會內部將面臨基層的挑戰，這股力量也會擴散到高屏與台南，啟發整個南部的工人階級。

屆時，南部工人若要形成捍衛自身利益的穩固力量，他們將會發現需要的並不是賴瑞隆或柯志恩，也不是任何藍綠白的資產階級政客，而是革命工會與工人政黨，一個理解工人、代表工人的先鋒隊。

事實上，如果現有的工會或是政客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勞工代言人」，現在就能提出要求或是政見，諸如：亞灣 58 公頃公有地屬於全體市民，應該蓋勞工負擔得起的社會住宅，而非企業總部與商辦；工資隨物價自動調整，不讓工人替通膨買單；公帑補助的實習一律有薪，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這些要求，無論是賴瑞隆或者柯志恩，一條都不會給，因為每一條都觸動他們背後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正是「勞工市長」與工人之間的距離。一個真正的勞工市長，不會只「保護」勞工僅存的權益，更不會鼓吹虛假的「勞資雙贏」。而如果工會仍執意替資產階級政客抬轎，工人們終究會看穿這一切，而工會也將失去代表工人利益的資格。

不過，這也不代表工會無藥可救，或者工人只能另起爐灶。到底，工會的骨幹始終是會員：工會官僚能把領導權從工人手中拿走，工人也能把它奪回來。華航企業工會就是最好的例子：2016年空服員罷工時，它還站在資方那邊發聲明反對；隔年，包括我們曾專訪過的朱梅雪在內，修護工人組成的改革派就在改選中勝出，把工會從資方的附庸變成了自主工會。

工會要真正代表工人，就必須做到這兩件件事：（1）不當任何政府或政黨的樁腳，並（2）讓基層會員能夠撤換向老闆靠攏的領導。然而，奪回工會只是第一步。只要老闆靠工人的勞動賺錢這套制度不變，今天爭來的加薪與福利，明天景氣一壞就可能被收回去，奪回的工會也可能再度被收編。

因此，工會的目標不能只是多分一點，而是推翻資本主義本身：徵收掌控經濟命脈的大資本，由工人民主決定生產什麼、如何分配，讓社會現有的財富與資源，真正用來解決低薪、高房價、過勞這些每個人都面對的問題。這件事光靠單一工會無法達成。

單一工會的鬥爭，對手仍舊是自己的老闆，法律也只允許它為勞動條件罷工；相反，要推翻資本主義的話，要面對的是整個資產階級，以及保護它的國家機器。如果我們要把不同產業、不同城市的工人團結在同一個目標下，那需要一個代表工人自身利益的政黨來領導。

這種政黨不會憑空出現，而是需要持續建設，並擁有一批理論程度足夠也有實際經驗的幹部。正因如此，台灣革命共產黨以此立志：精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每月舉辦公開活動，破除社會對革命共產主義的迷思，並投入高雄的勞工抗爭。為此我們需要更多進步的學生、更多的青壯同志，與我們同行！

馬基維利曾說過：「正如畫家在繪製山川風景時，必須站在低窪的平原上，才能觀察高山的雄偉；而要觀察低地的全貌，又必須登上高山頂峰一樣。同理，要想深刻了解人民，必須自己身為君王；而要想深刻了解君王，自己必須身為人民。」。然而無論是貪得無厭的資方，或者訛言謊語、打著工人名號的政客，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了解工人階級，也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相反，能深刻理解資本危機與了解工作的勞苦重擔的，卻是工人階級。所有的「藍綠政客」都是虛妄、任何的「勞資和諧」都是徒勞！我們需要的是能夠代表自身的利益的工人政黨！

如此事業，需要更多認清資方貪婪與政客偽善的工人群眾，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共同參與我們，組織政黨。 如果你也已看破「勞工市長」的騙術與手腳，也不願再從藍綠資產階級中「兩爛擇一」，我們將誠摯邀請你加入，一起建立屬於我們且代表自己階級利益的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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