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前台灣總統和前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去世。儘管李氏大半生都是一位國民黨官僚，但其在1990年代擔任總統期間進行的一系列政治變革贏得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讚許，甚至被稱為”民主先生”。然而不爭的事實是，在1990年代的民主改革後，國民黨至今仍然是台灣的主要政黨之一，馬克思主義者藉此機會回顧國民黨是如何從獨裁黨國機器的一環轉變，適應了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新環境。）

存在了一百年的中國國民黨是世界上運作最久的資產階級政黨之一。在其短暫統治中國期間，它對工人階級實施了最血腥的暴行，而中國人民對它的駁斥以及它所服務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腐朽將導致其被中國1949年革命所擊敗。然而，該政權殘部得以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逃往台灣，並建立了殘酷的軍事獨裁政權，直到1980年代才結束，從而死裡回生。 

儘管已經它對要求“民主化”的群眾運動做出妥協，但像變色龍一樣的國民黨設法平穩地適應了台灣資產階級民主的新環境，至今仍是台灣兩黨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最近它陷於內部動蕩之中，並遭受前所未有的選舉挫敗，但它仍然是台灣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因此，我們也有必要探究研究國民黨多年來如何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的國民黨是如何改變台灣資本主義體制的，反過來又如何被其改變，藉以從勞工階級的角度看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民主”體制的根本矛盾。任何誠心為完全民主社會而戰的鬥士都必須了解：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工人民主制下，連貫的民主社會才有可能存在，永久性地破壞國民黨代表的社會利益，並最終使這些罪犯付出應有的代價。

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台灣的波拿巴主義政權

在被毛澤東打敗之前，執掌中國政權的國民黨毫無疑問是一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首先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財閥家族。中國的資產階級，如同他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同僚一樣，是帝國主義的卑微買辦，完全無法為他們聲稱代表的國家民族完成進步的任務。國民黨作為捍衛這一階級利益的政治機構，也同樣的沒有能力和意願完成進步民主的任務，反而完全專注於鎮壓工人和農民運動。二戰結束後，戰後的中國經濟危機導致本已腐爛的中國資本主義開始潰敗。被中國共產黨接管領導的巨大農民運動也隨即推翻了國民黨政權。

蔣介石，和部分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政府官僚有著像蟑螂一樣強大的生存意志，拒絕就此消失。他們帶著巨大的財富和數十萬難民和士兵，其中許多人被迫應徵入伍，逃到台灣這個他們自1945年從日本接管的島嶼。成立於1912年中國革命後與國民黨緊密融合的整個中華民國國家機器，也就此移至台灣。

儘管如此，台灣並不是國民黨政權可靠的避風港。在二戰期間經歷美軍轟炸後，一個極度腐敗，專制，但運作混亂的國民黨省政府被強押在台灣人民上。群眾之間一股巨大的憤怒力量逐漸累積成1947年台灣二月革命的爆發。蔣介石也從中國派遣部隊將此次抗爭淹沒在血海裡，史稱228大屠殺。雖然革命中被擊敗，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的不滿仍然持續下去。

蔣介石遷台後，意識到國民黨的缺點以及在台灣人民中缺乏支持。為了在台灣迅速站穩腳跟，並準備對毛澤東進行反擊，蔣介石下令對國民黨和台灣的統治系統進行一系列重組，以期滲透，監督和控制台灣社會。同時，他們實施了一系列他們不願在中國進行的相對進步資產階級改革，以消散群眾的怨氣。美國帝國主義強烈鼓勵了許多這些措施，並在東亞各地推行了類似的政策，以遏制革命的蔓延。

在黨內部，國民黨改組為一個更加集中的黨，消除了以前存在獨立派系機構的可能。黨中央被蔣介石及其最親密的盟友牢牢控制，並蔓延至里鄰等級，以招募和培訓台籍國民黨幹部。這種政黨結構在滲透城市人口，特別是在學校和專業人士界上尤其有效。但它在擴大黨在農村地區和工人中的影響方面，成效欠佳[1]。

如今，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將這種政黨結構稱為“列寧主義”。這與事實相去甚遠。不同於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所有政黨的政策都應由黨員最大程度地自由進行民主討論和辯論的真正列寧主義，蔣介石是自上而下的軍事結構為黨組織模範，並用其作為監督和控制社會手段。

為了更加緊密控制勞工，國民黨表面上允許組織工會，同時又加以嚴密監控；在祕書長必須由外省人出任，總會主席必須由台灣在地人出任，兩人都必須是國民黨員的潛規則之下，工會被強行組織起來。國民黨政府也提供各式各樣的保險與福利給勞工，這倒不太花錢，因為產業工人在1952年只占了台灣總人口數的少數[2]。這些受到政府監管的工會既不能行使罷工之類的真正工會職能，實際上更成了國民黨招募黨員的窗口，以及在地方選舉中動員投票的工具[3]。據黨員身分的勞工在職場上享有更多特權。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策略未能成功地贏得新進勞工黨員的熱情支持，而且大多數入黨的勞工通常對黨的政治主張持消極態度。正如國民黨一名幹部曾報告過：

“工人同志教育水準較低，當日參加組織的有的是整批入黨，根本不知主義為何物，其動機純為保障其工作而已，入黨後又未接受嚴格的訓練，平時又得不到正確的領導與糾正，日久不免厭煩而敷衍了事。” [4]

對於對於農村精英和農民而言，國民黨遵循日本的榜樣，採取了一系列減租政策和“耕者有其田”計劃，以在買斷地主的同時贏得農民的青睞。由於美國的大量財政和技術援助，這項巨大的措施之所以可能。蔣美合辦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監督了台灣的大部分土地改革。在農復會的五名委員中，有兩名是由美國總統直接任命的。在1951年至1963年間美國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非軍事財政援助中，有24％以上的經費挪移給農復會，後者隨後將其中大部分資金用於農業項目投資[5]。在這些土地改革結束時，超過200萬名台灣人獲得了土地財產，農民的收入幾乎翻了一番，而農業生產率提高了50％[6]。 

實際上，為了阻止革命，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不得不完成日本殖民時期無法完成的台灣土地重分的資本主義基本任務。這種巨大的國家干預不僅切斷了農民反對該政權的不滿，且還為隨後的台灣資本主義繁榮奠定了基礎。 

儘管如此，大多數農民仍然受到在地仕紳的強烈影響，地方仕紳從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就支配了農會，對於在地事務更是一言九鼎。為了拉攏吸收這些地方侍從網路，國民黨開始舉行有限度的地方選舉。

地方選舉是國民黨吸收在地資產階級協助自身控制台灣鄉村最重要的機制。地方菁英在自己的家鄉既然本來就有強大的動員力，他們也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指揮受到他們控制的農民投票。台灣士紳向來都是為當權者們掌握著農民。最顯著的例子是鹿港辜家。辜顯榮為日本帝國主義者設計了“保甲”鄰里行政網絡，而他的後代顧振甫成為國民黨大員，甚至代表國民黨於1993參與了“辜汪會談”。辜家旗下的和信集團至今仍然是台灣的重要財團。如今，由如辜家這樣仕紳家族所運營的樁腳網絡仍然是為資產階級兩大黨動員選票的重要工具。

國民黨允許這些菁英贏得地方席次，給予他們聲望及正當性，日後更邀請他們入黨，這套策略非常成功[7]。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八屠殺把絕大多數反對國民黨的台灣在地菁英給清洗掉了，而這些反對國民黨的台灣菁英多半是醫師、律師、專業人士之類的小資產階級；結果，國民黨有能力招攬的地方菁英全都以大資本家為主，像是商人和地主。[8]

經過一系列的改造，國民黨得以經由打進都市人口逐漸控制住台灣人，並藉由拉攏地方菁英控制鄉村地區；在此同時，國民黨又將自己標榜成一個致力於發揚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力量光復大陸國土的革命政黨，同時大肆宣揚在地台灣人成為基層幹部的人數不斷增加，藉此創造出一套正當性形象。國民黨政權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這種平衡行為，是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典型表現。

波拿巴主義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階級鬥爭上升到威脅階級統治體系本身的水平時，資產階級國家政府將其置身於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之上，以武力統治並擊垮所有階級，但最終目的是維持統治階級及其體制的統治地位。托洛茨基曾經這樣描述波拿巴主義政府：

“政府還是繼續充當資產者的夥計。但夥計如今騎在老闆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時更毫不猶豫地一腳踩在老闆臉上。” [9]

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統治本質上就是波拿巴主義式的，建立在維持國內大眾支持擁戴的形式之上。國民黨一方面看來是在懲罰地方仕紳為百姓出氣，可同時卻又極力拉攏資產階級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時，國民黨的結構實際上卻是個持續擴張的官僚機構，監控著社會的每一個方面，並以一套軍事化過程在思想上自我合理化。這套策略相當成功，工人階級受到國民黨一連串看似友善的姿態所迷惑而放棄抵抗，地方統治階級則受邀加入新的壓迫者行列。

國民黨的國家機器集結了充足的力量，既能監控都市生活、控制勞動工會，也能爭取農民和地方菁英，還能拉攏友善的台灣資產階級，同時鎮壓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上堅持反對國民黨的那些人，國民黨政權則動用暴力、監禁、驅逐出境甚至處以死刑等各種手段加以鎮壓

但是，波拿巴主義作為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不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綜觀歷史，世界資產階級國家的最有利形式，或者像共產黨宣言所稱的“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誠如約翰·彼德遜解釋道：

“資產階級國家的理想形式是民主共和國。這個形式可以通過經濟脅迫，法治，社會習慣和傳統，製造族群分裂以及必要時，徹底使用武力來剝削和控制大多數人口。相較之下，軍事獨裁這樣的公開反動手法在面對政治和社會騷動的同時捍衛資本主義，卻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該制度的正常運作，因此無法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國民黨無法抗拒這一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但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它成功地找到了適應這些變化的方法。

國民黨與台灣內部力量平衡的演變

發展在國民黨政府的大力干預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將繼續發展。1950年代初期，國有企業生產了台灣56％以上的工業產值。國家控制著諸如水，電，氣，鐵路，電信，石油，金屬和肥料工業等關鍵部門，並保持了與世界市場相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同時，它向服從黨國在地菁英擁有的私人企業提供了援助或貸款。但從1970年代開始，塑料和電子等高附加值行業中的許多私營企業開始興起[10]。隨之而來的是一階層的資產階級開始控制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較大部分，因此在黨內外對黨國官僚的發聲權更加鞏固。 

隨著美國轉移其在亞洲的戰略，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另一個關鍵支柱也正在逐漸消失。蔣介石向來當然是美國堅決的“反共”盟友（儘管有時後者必須制止蔣介石反攻中國的瘋狂企圖）。美帝國主義戰略家在越戰戰敗，而中蘇交惡持續期間，美開始認為與蔣介石政權相比，毛澤東是對蘇聯更有用的抗衡力量。中國共產黨和美國開始採取一系列犧牲國民黨利益的合作，以亨利·基辛格和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開始，後來中華民國在美國默許下被迫退出聯合國，最終導致美國在1979年與國民黨政權正式斷交。國民黨在國際上遭受的一系列侮辱，則激發更多台灣人質疑其在台灣的政權。

黨外運動上升帶來的壓力

1970年代後期，國民黨在群眾之間無所不能的形象因所有這些因素而開始鬆動。這鼓舞了原本在地下行動的各式反政府運動（統稱為黨外運動）。這個運動的活動家包括了萬花筒般的趨勢，從自由派民主知識分子，台灣民族主義者，激進左派（許多同情中共）乃至以及各種對國民黨不滿意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這種具矛盾傾向的運動在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過程中是團結一致的，但是那些有自由主義傾向，往往有優勢階級背景的人開始在黨外運動中贏得更大的發言權[11]。後來，這一運動最終凝聚成了民主進步黨。

成為民進黨的運動及其領導者實際角色的發展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可以總結的事實是，這種矛盾趨勢的運動家們在一個單一的“反國民黨”旗幟下激發群眾，並引導出了各種階級內部的願景。各種多人參與的秘密集會，很多實在是橋下舉行的，接踵而至。

該運動的一些著名領導人以無黨籍身分開始參加選舉（因為當時國民黨以外的任何政黨都是不合法的）。每當國民黨企圖針對當紅黨外參選人做票時，群眾則會反撲。在1977年的中壢事件內，不久前脫離國民黨卻贏得黨外支持者青睞的許信良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桃園縣長的選舉，但國民黨在明顯地做票後宣布其敗選。這激發了群眾的反抗，最終導致當地派出所被燒毀。國民黨最終被迫屈服，促使運動變地更加壯大[12]。

更重要的是，桃園-新竹-苗栗地區工業區的工人在1980年代開始與國民黨的政府工會體制抗爭，開始了“自主工會運動”。戰鬥工運人士成功地開始接管了一些工會領導權或組建了自己的工會。這動搖了國民黨政權和台灣大資產階級。以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為首的八位台灣財團大佬發表聲明，呼籲政府應處置這些勞工抗爭。王永慶本人威脅要進行“投資罷工”[13]。這一起運動產生了台灣階級鬥爭史上最出色的幾位勞工領袖，包括桃園客運司機曾茂興。儘管政府殘酷地鎮壓了這些勞工抗爭，但國民黨顯然感受到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壓力。

在面臨革命的威脅下，國民黨內部，上至蔣介石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隨即發起了一系列進程，最終讓它能夠存活在台灣新時代下。 

李登輝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化

隨著來自基層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和黨內中國外省大佬逐漸老死的情況下，新興的台灣本土資產階級開始在國民黨內部增加人數和影響力。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化和1980年代的繁榮，使私有企業成為台灣經濟對抗國營企業的主導力量，國民黨內的本省台灣人開始與傳統上由外省或其後代掌控中央黨政機構開始展開爭奪。 

然而，國民黨最高層已經接受了適應這種發展的必然。李登輝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李式出生於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作為台籍黨員的他曾在康乃爾大學接受教育，並以農業專家的姿態在國民黨官僚體系中步步高升，最終贏得了蔣經國的注意。此時機敏的蔣經國可能意識到國民黨無法像以往那樣統治。為了使國民黨得以生存，台灣資產階級必須在黨和政府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李登輝在令國民黨各大老和精英跌破眼鏡的情況下於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在小蔣去世後於1988年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世時也做出重要動作，終止了在台實施長達數十年的戒嚴令，使更多的運動得以蓬勃發展。來自底層的革命威脅導致來自上層的讓步。

李登輝政權在國民黨的發展史中發揮了另一項重要的波拿巴主義角色，最終確保了黨的生存。不同於過往向台灣民眾以陌生的中國地方方言發號施令的國民黨高層，李登輝是首屆可以以同鄉姿態登場的領導者。他更透過玩弄國民黨各大老之間的關係，促成特別是是有軍事背景的閣揆郝柏村和前行政院長李煥的互鬥，同時在維持中華民國體制和資本主義生存的前提下，與巨大的群眾運動（主要是1990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做出妥協。因此，國民黨以外的政黨開始在法律允許範圍內鞏固和參加資產階級選舉，甚至取得先前不可能得到的席位和職位。各項由國民黨推動的憲法修正案將為今天台灣的自由資產階級民主制奠定法律基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1992年5月確立的總統直選制度，於1996年生效[14]。

同時，台灣的主流資產階級發現了對中國的投資將帶來更多收入來源。此時中共開始開放外商投資，特別是來自華語圈資本家的投資，作為中共主動復辟資本主義政策的一環。中共不再把對忠誠於國民黨的在台資產階級視為宿敵和美國媒介，而是對抗被中共認為是民進黨“分離主義”勢力的可取的資本主義盟友。因此，這使國民黨從中共的歷史宿敵轉向其在台灣境內最可靠的政治代理人。李政權在1990年代初期促成與中共的一些最重要的重新接觸，包括1993年的辜汪會談，以及1992年在香港舉行的一次後來被稱為“九二共識”的秘密會議，其中國共兩黨建立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15]。至今，中共和國民黨都反復引用“九二共識”來反對台灣獨立。

上述一切演變逐漸凝聚到1996年的發展，國民黨提名的台籍李登輝在首次總統直選中大勝其主要對手：民進黨軟弱的候選人彭明敏。李能夠搶先實現一些關鍵的民主改革的政績贏得了社會對他的普遍支持。同時，中共開始懷疑李登輝在選前開始強調了他的台灣本省背景和“本土化”口號，認為他反對一中政策，從而以飛彈轟炸的威脅來阻止台灣人票投李登輝。這項計劃對中共適得其反，因為台灣民眾對此感到憤怒而不是畏縮。最後，李以國民黨籍身分壓倒性地贏得了台灣首次資產階級民主總統選舉。這不僅使國民黨多得了四年的執政權，而且獲得了一個“正常的”資產階級政黨地位，讓它可以在未來以大黨姿態參與選舉。

作為一位狡猾的資產階級政客，李登輝歷年的措施在國民黨內造成了不少反彈，起初以1989年末出現的“新國民黨連線”表現。後來，國民黨大老林洋港和郝柏村在1996年總統大選中直接對決李登輝。因此，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大幅度提高親台獨言論，與國民黨奉為神聖的統一中國原則背道而馳，隨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奇怪的是，李登輝遂成為台灣獨立運動中的一位神主性人物，無論他長年服務於國民黨政權的過去。李式和他的派系而後成為民進黨主導的“綠營”內重要的權力經理人。

在今天的國民黨史觀中，李登輝是萬惡不赦的叛徒。但客觀地來說，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李式在1990年代扮演的角色，國民黨就無法抵抗群眾運動的浪潮，並找到其在台灣作為中國政治代理的新政治角色。在高度相似的西班牙“民主化”過渡進程中，極權佛朗哥政權勢力仍被迫組織成一個“新的”政黨：人民黨（Partido Popular）。反之，國民黨則比他們的西班牙同僚更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的組織和傳統網絡。

這些改變意味著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體制和資本主義本身在台灣的持續存在。區域和世界形勢的同時變化使台灣在中美競爭影響下變成了了緩衝國的狀態。在此下，國民黨發現了另一個生存目的：代表特別是那些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 儘管台灣境內在1980年代出現了強大的工人運動，但這從未發展出獨立的政治表達，因此，反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仍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他們傾向於將鬥爭限制在法律範圍之內，而不是釋放群眾力量。他們也從未質疑過資本主義制度，只把目標限制於“改革”台灣的資本主義，使其更加民主。因此，國民黨得以在台灣社會中又一次得到嶄新的角色，繼續存活。

九零年代以來的國民黨：前行的殭屍

隨著1990年代的轉變以及民進黨以一介鞏固的資產階級政黨狀態在2000年首次當政，而勞工階級完全沒有代表他們階級利益的政治選擇的情勢下，台灣政治的主要分野集中在如何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力量，而國民黨的“主要賣點”則是其與中國政權的密切關係。在全球資本主義同時衰退及其造成台灣經濟停滯的影響下，國民黨得以成為可以靠攏中共並通過依靠中國經濟來繼續台灣經濟增長的“務實”選擇。民進黨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中共拒絕與任何明確拒絕支持台獨的政黨合作。在2000年代，國民黨保持了國會的多數席位，甚至在2008年至2012年之間以馬英九為首透過民主選舉重新執政。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全國和東亞地區變動之下執行了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政策。

當資本主義本身與日俱增的矛盾與中國帝國主義的威脅變得難以忍受之下，這些衝突在2014年達到了臨界點。大規模的太陽花運動在反對國民黨政府不民主且非法通過與中國達成廣泛的貿易協定下爆發。群眾意識到這項協定將破壞台灣的服務業，並把大部分經濟置於中國的影響之下。此後，國民黨接連遭受一連串致命的挫敗，並陷入了巨大的內部危機，僅在2018年的地方選舉中獲得了暫時喘息。但當時他們勝選的原因，僅是由於在加劇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他們是選民“教訓”民進黨實行親資本主義政策的唯一選擇。

2018年，國民黨以為他們找到了名為韓國瑜的救世主。韓式是一介不正常的三流“反建制”煽動者，以他的社會反動立場和右翼民粹主義口吻聞名，與美國的川普和巴西的博爾索納羅大同小異。韓國瑜以如此的形象壓倒性地勝出數十年來是民進黨鐵票倉的高雄市長選舉。這一壯舉快速促使他成為2020年大選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即便這這態勢使向來以尊貴形象主打的國民黨建制派相當懊惱。但就算是鴻海總裁郭台銘直接參與黨內初選的情況下，韓國瑜仍然得以勝出，黨建制也不得不屈服。

對於韓國瑜和國民黨不幸的是，他們無法像美國和巴西同行一樣從混亂和勞工人民缺乏政治選擇中獲利。香港運動的爆發再次提醒台灣群眾：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構成了直接威脅。韓國瑜無法發揮自己的魔力，掩蓋所隸屬的黨所捍衛的親中國立場。韓國瑜和國民黨在2020年初的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皆大敗於民進黨。

今年以來，在新冠疫情的壓力下，國民黨沒落成了透過耍寶來刷存在感的國會少數，並眼睜睜地看著民進黨絕對多數政府實施不少國民黨規劃的政策。它仍然深陷內部危機，目前由以黨主席江啟臣為首的所謂“少壯派”領導，這派聲稱他們願意開始與中共保持距離。然而，仍然有國民黨政客極度親中到上中國境內電視節目來批評民進黨的地步。此外，國民黨基層內部仍存在著一小股反動民粹勢力。

國民黨現在可以期待的最好狀態，也好不過當今英國保守黨的荒謬，混亂存在。保守黨曾經是世界資產階級最嚮往的政黨，如今卻淪為丑角人物的巢穴。但我們也必須記得儘管如此墮落，保守黨仍然透過左翼改良主義反對黨的失誤在選舉中勝出。反觀台灣，在沒有一個屬於勞工階級的戰鬥性社會主義政治選擇的情況下，中華民國體制仍然容許了國民黨重新執政的可能。

將國民黨跟蟑螂比較是相當貼切的。歸根究底，害蟲是在骯髒的具體環境下滋長的。這個陳腐的環境就是現在正在崩毀，但仍主管台灣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體制。如果台灣的有志之士真的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那他們就必須要意識到：資本主義不倒，台灣和世界都不會好。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制是唯一能夠讓我們的生活可以永久擺脫這些污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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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s., Yale University, (Ann Arbor: UMI, 1998), p125-136.

[2] Ibid., p123.

[3] Ibid., p122.

[4] 何明修，《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左岸文化，新北市， 2016， p136-142.

[5] 蔡石山，《台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中文版，台北，2017，p301-303

[6] Denny Roy，《台灣政治史》，中文版，台北，2004，p136

[7] Lin, 142.

[8] Ibid., 151.

[9] Leon Trotsky, “Von Papen & Hitler Bonapartism and Fascism,” in The Militant 5.34 (1932), Marxists.org, Web, 7 May 2015, <undefined>.

[10] 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收錄於《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李宗榮、林宗弘主編，台北，2018，p61

[11] Linda Gail Arrigo,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Taiwan Democratic Movement: The Making of Formosa Magazine, 1979”, original July 1981; revised March 1992, p4-12, <undefined>

[12] Ibid., p9

[13] 何雪影，《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 1987-1989》，亞洲專訊中心，香港，1992，第十三章，“大契機：新興自主性工會與投資”，undefined

[14] Roy, p249-259

[15] Roy, p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