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是由革命共產國際旗下的出版社Wellred Books原於2016年發行的著作《中國：從不斷革命到反革命》（China: From Permanent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2025年中譯版的序言。中文版的全部內容可在marxist.com免費下載、閱讀，讀者可以由此連結瀏覽。）

本書於2016年2月首次出版，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闡述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原著的範圍很廣，從20世紀初清朝末年開始，一直到習近平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第一個任期後期。從世界革命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已成為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在這段歷史概述中，書中解釋了中國如何透過1949年的革命終於擺脫落後以及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統治的枷鎖。這場革命不是由民族資產階級主動發起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而矛盾的過程而達成的。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下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沒收了資本，建立了國有化的計畫經濟。

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殖民民族的各問題無法在資本主義的狹隘範圍內解決——儘管它是以曲折的方式展現出來的。

中國革命歷史性地將千百萬勞苦大眾從地主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奴役下解放出來。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場革命是繼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人類歷史上第二大事件。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也明白，這場革命所產生的國家不是以早期蘇維埃俄國在弗拉基米爾·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工人民主制為榜樣，而是以約瑟夫·斯大林的深度官僚化政權為藍本。在這種史達林官僚體制下，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被指揮著計劃經濟的自私自利的國家官僚集團所剝奪。

本書概述了儘管中共的革命領袖們，尤其是毛澤東，起初設想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愛國/進步」分子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但事態的發展很快迫使新政權推翻資本主義，並採取措施實行計劃經濟，以確保革命的生存。這是中國革命不能侷限於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的具體證明。如果新政權沒有朝著沒收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那麼另一個選擇就是回到類似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權，而不是發展資產階級民主。

然而，在這過程中，由於本書詳述的各種主觀和客觀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的是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的道路，既有優點，也有重大缺陷。但是，實現國有化的計畫經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對革命政權的捍衛，這本身就驗證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本書的書名由此而來。

計劃經濟將數百萬人從千百年地主奴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它帶來了革命前中國不曾見過的大規模工業化，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極大地消除了失業、文盲和落後。它打破了阻礙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所有枷鎖。它擺脫了數十年的屈辱和帝國主義的統治，讓這個一直蘊藏著巨大潛力的國家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屹立於世界舞台。

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就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並激勵著同樣生活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們投入到將自己的國家從資本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

然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從史達林蘇聯繼承了兩大理論弱點。一個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實踐中忽略了積極籌備一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政黨——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國際——以完成國際革命擴展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終結資本主義的任務。另一個問題──源自於凌駕於工人階級之上的官僚的崛起──是工人民主的缺失，以及隨後工人國家被置於單一政黨的統治之下的政治體制。

托洛茨基在1936年寫成的開創性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釋道，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可以從一個國家開始，但只有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世界的主導體系時才能真正得到鞏固。如果工人國家的政治領導階層繼續將革命限制在本國境內，那麼革命就會不斷受到來自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壓力。而如果工人國家繼續阻止工人自下而上地民主管理社會，那麼一小撮官僚的低效、腐敗和主觀缺陷就會在某一時刻成為計劃經濟發展的絕對桎梏，到那時，革命就會面臨削弱和毀滅的危險。

重要的是，托洛茨基為蘇聯提出了三種可能的結局。其一是工人發動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專政，從而結束民族官僚性的經濟計劃方式和振興計劃經濟的需要之間的矛盾，並重新開啟世界革命。

第二種可能是，這種政治革命可能不會發生，在官僚弊端的重壓下，國家最終會屈服於反革命，從而重建資本主義。第三種可能則是在官僚機構內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重建資本主義是擺脫官僚化計畫經濟矛盾的手段，同時也能維持自身的利益和特權。

幾十年後，歷史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預測。蘇聯和東歐的政權先是經濟成長急劇放緩，最後接連崩潰。時至今日，那裡的群眾仍在承受資本主義復闢的後果。

中國同樣受到計劃經濟中官僚主義問題的困擾（本書對此進行了詳細闡述）。它遵循了托洛茨基的第三種預言，即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開啟了「改革開放」政策，最終導致計畫經濟及其所有成果的拆解，而中共卻繼續牢牢控制著國家機器。

儘管黨和國家仍控制著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和銀行，但經濟的驅動力已不再是經濟計劃，而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無政府市場、逐利動機和生產資料私有制。

本書詳細分析了上述過程，其中包括毛澤東領導時期發生的幾起重大事件，如韓戰、大躍進、中蘇分裂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書也介紹了鄧小平後來如何試圖解決毛澤東時代的內部矛盾，但最終卻重建了資本主義。反革命在中國並不是以推翻官僚機構的單一行動發生的，而是在官僚機構本身的控制下，透過一系列的連續步驟逐步實現。這一事實困惑了一些左翼人士，然而事實就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應始終考慮到真實的，活生生的過程，而不是試圖將自己對「事情應該如何發展」的先入為主的觀點強加於現實之上。

本書接著追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習近平於2012年就任最高領導人後的第一個任期結束。

當今的中共政權偏好將他們轉向資本主義（或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取得的巨大經濟發展作為其成功的證明。然而，事實是具體的，本書解釋了這種發展是如何主要由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所推動的，這給急需新投資機會的西方資本家提供了一個有利可圖的新投資領域，從而延長了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壽命。

本書也指出，儘管經濟高速成長時期似乎掩蓋了社會內部的矛盾，但資本主義的典型矛盾，如不平等、失業、壓制工人利益，尤其是生產過剩，卻在暗中滋生，這反過來又導致了一黨專制資本主義政權下階級鬥爭的興起。

自本書出版八年來，中國的發展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當今世界革命的前景具有決定性意義，也因此需要被清楚指出。儘管其中許多進程在本書出版時還處於萌芽階段，但它們後來已發展成為改變中國情勢的重要因素。這些變化正是這篇新序言所要探討的。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從與西方投資的深度共生關係，發展成為與西方爭奪世界市場份額和影響力的主要競爭對手。雖然中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商品出口，但中國已從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主要流入國變成世界第三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出國。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的《外國直接投資市場》（fDi Markets）統計，截至2023年，中國對外投資額再創新高，達1,627億美元（約1萬2千億人民幣），對外投資與（外國）對內投資的比例為82.1%比17.8%。雖然中國投資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東南亞，但它們的觸角已超越亞洲，伸向世界各大洲，其中對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投資在2023年增長尤為迅猛。

這一發展是中國國內資本的日益壯大以及西方資本從中國撤出的必然結果。《外國直接投資情報》（FDI Intelligence）對此變化做了如下總結：

「因此，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狀況似乎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從資本輸入國轉變為資本輸出國。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利用外國資本和技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民族企業的崛起，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製造業）的需求逐漸減少。同時，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政府優先發展的高附加價值服務業，證明比預期的要難。 」

同時，中國政府與中國私人企業及其投資接受國政府協調，興建龐大的基礎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

其中許多投資為接受國提供了國內基礎設施，以換取後者對中國開放其他經濟領域的投資。

例如，中國「贈送」寮國一條高速鐵路，將其與中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連接起來。作為交換條件，寮國將允許把靠近中國邊境的小鎮磨丁（高速鐵路的其中一站）納入「經濟合作區」，允許中國投資者擁有該經合區百分之百的企業和土地產權。

其他項目則具有跨國性質，旨在簡化從中國國內向世界其他市場出口商品的流程。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緬甸和秘魯，中國簽署了資助興建特大港口的協議，這些港口將成為現有海上貿易路線的替代品，同時規定這些港口及其鄰近地區由中國直接管理。上述寮國高速鐵路是東南亞更大鐵路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將讓中國昆明與東南亞最主要港口新加坡建成連接。這些項目是對受到西方較大影響的馬六甲海峽等貿易路線造成強大的競爭壓力的計劃的一部分。

同時的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和現已可與西方公司相媲美的巨型私人科技公司的出現。這在2010年代後半期之前是從未見過的，這意味著擺脫對西方技術依賴的重要發展。

2022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國，當年生產了全球64%的電動車。中國在國產無人機技術、人工智慧、微晶片製造、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嘗試都得到了國家政策的鼓勵和對私人企業的補貼，目的是結束對西方供應部件的依賴，並在世界市場上與之競爭。

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這些發展——巨型壟斷企業的崛起、金融資本的主導地位以及為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更大份額而不斷加強的資本輸出力度——都符合列寧在其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帝國主義的經典定義。

因此，中國與美國這個老牌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衝突則不可避免地被醞釀。 2016年唐納德·川普的當選則使這場衝突走進台前。儘管美國先前已對中國採取種種暗算，川普政府迅速將其升級為公開的貿易戰。兩個大國先前表面上的友好合作關係一去不返。相反，中美出現了愈演愈烈的新一輪競爭。

这种競爭反过来又成为世界关系新纪元的决定性轴心。随着美帝国主义进入相对但显著的衰落期，它为巩固其霸权地位而不择手段，这迫使它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威慑其所认为的所有对手，尤其是中国。

在川普第一任期結束後，接任的拜登政府不僅沒有緩和兩國關係，反而在許多方面將衝突升級到了經濟領域之外，更多地在軍事方面試圖利用台灣問題向中國施壓。烏克蘭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和北約挑起的，其目的也是試圖透過擊敗中國盟友俄羅斯來威懾中國，中國政府對此也看在眼裡。

然而，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盤卻本狠狠地打破了。美國的行為不僅沒能打敗俄羅斯，反而加強了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它在經濟上也削弱了美國在歐洲的傳統盟友——尤其是德國——並導致歐盟內部裂痕日益加深。它還將其在不同地區的所有對手，尤其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朝鮮都推到了一起。其中，中國自然是新世界集團的領導選擇。事實上，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正開始擴大成員，試圖挑戰當下世界資本主義中由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秩序。金磚國家仍然是一個由利益不同的國家組成的聯盟，其中一些國家仍與美國帝國主義為盟，如印度，但它反映了大國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

除此之外，川普第一任期開啟的公開貿易戰新紀元也將美國作為世界自由貿易主要倡導者的角色拱手讓給了中國。這符合雙方各自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美國是一個衰老的勢力，急於想盡一切辦法阻止其在世界上不可避免的相對衰落。中國仍是新生的帝國主義力量，正拼命尋找出口其生產過剩的商品和資本的途徑。

因此，不同於世界各地為中國辯護的「左派」人士常提及的詭辯，中美之間當前衝突的特徵並非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美國並不是為捍衛資本主義而不顧一切地要剷除一個可能推翻它的新興、具有歷史進步性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作為同一場撲克牌遊戲中的玩家與中國對抗。雙方都在試圖搶佔上風。即便美國連輸了幾局給中國，但雙方都致力於留在這場遊戲中讓它繼續下去，儘管賭場已經開始在失火了。在世界資本主義走向末路的同時，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也與之緊緊相連。

本書介紹了截至2015年的發展情況，讓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在外資推動下的快速發展已經顯示出即將到來的生產過剩危機的典型跡象。這反過來又產生了在西方社會內看到的所有相同症狀：巨大的貧富差距、工資似乎永遠趕不上的生活成本上升、在繁榮與蕭條之間搖擺的越來越瘋狂的週期、公共和私人債務的加速增長，以及所有資本主義難題之母——經濟放緩。現在，「內需不足」是讓所有中國經濟評論員最頭痛的字。

同時，無數的社會矛盾在中國社會中顯現出來。處理這些矛盾的責任落在了政治領域中唯一可以試圖緩解這些矛盾的角色——中共黨國——的肩上。與資產階級民主政體不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可以透過選舉不同的政黨或其聯盟來混淆和暫時平息來自下層的階級憤怒——所有這些政黨或聯盟從根本上都在維護資本主義——而在中國，階級憤怒只能被引向一個方向，那就是中共黨國本身。

鄧小平時代的領導試圖實現對他們來說兩全其美的結果，即在不顛覆黨的政治專政的情況下重建資本主義，但這一嘗試卻從官僚機構的過去出路變成了他們現在的嚴重問題。中共重建了資本主義，但向群眾承諾只要黨保留政治權力，所有人的經濟和生活水準就會持續成長。如今，中共必須面對億萬生活狀況與他們的承諾完全相反的群眾。

如此猛烈的矛盾與來自社會底層內部的日益情緒發酵也影響了習近平政權的演變。

身為胡錦濤領導階層的接班人，習近平上任之初在國內外鮮為人知。身為革命先輩的後代之一，習近平的上位之路與其說是靠他在各級職位上所取得的實際成就，不如說是靠他的血統。

習近平與江澤民不同，江澤民能在外國記者面前自如地使用英語和俄語來伸張中共黨國的利益。習近平也不像胡錦濤，胡錦濤能以坦率、富同情心的形像出現在群眾中間，尤其是在自然災害發生時。習近平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魅力和親和力。因此，他是如何成為被廣泛認為是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中共領導人的呢？

答案就在於他能夠預先看到整個官僚體系所面臨的危險。透過觀察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群眾動員，他看到了中國在嚴重危機時刻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他得出結論，為了保全整個政權的生存，必須先發制人地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習近平是最早敲響警鐘的大官之一，他認為如果不採取措施改變中共作為一個深受腐敗侵蝕的政權的形象，中東獨裁者們的下場可能會在中國重演。這場反腐敗運動成為了他的標誌性政策，以至於他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既定規則，讓周永康這種先前被視為碰不得的前大官入獄。

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真正遏止腐敗，因為現在各層官僚機構的特權不是來自於計畫經濟，而是來自資本主義。這樣做是為了蒙蔽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的憤怒達到了危險的熱度。

現在，無政府的市場力量以及由此產生的強大資產階級已經完全主宰了經濟的發展。這些資產階級分子基本上是由官僚機構培養出來的，但由於資產階級的天性是追求更大的利潤，這反過來又導致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採取可能破壞國內社會局勢穩定的措施。

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馬雲的下場。在習近平擔任浙江省省長時，馬雲曾是習近平的親密盟友。馬雲是中國土生的資產階級，從英語教師成為阿里巴巴集團的億萬富翁和中共黨員。

當馬雲的商業帝國擴展到金融領域時，他一度試圖以西方聞所未聞的速度透過螞蟻集團的業務向數百萬人發放廉價貸款。這有可能產生嚴重泡沫，威脅經濟穩定。對此中共試圖進行干預，以減緩馬雲的計劃，導致馬雲後來公開抱怨「國家過度干預」。最終，他被國家剝奪了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公司也受到了國家的嚴格審查。

馬雲的遭遇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國家的典型例子。後者的策略是加強對最大企業的監管，防止它們像西方國家一樣做出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和激起社會憤怒的過激行為。同時，習近平希望避免對經濟的徹底控制，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此，必須加強黨國官僚體系的力量。這正是習近平所呼籲的，這為他贏得了官僚體系中決定性一部分人的支持，使他能夠將更多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習近平領導下的官僚機構相信，透過國家英明的管理，資本主義制度可以擺脫其所有基本矛盾。他們認為，可以透過嚴厲的鎮壓措施來消減工人的反抗，而個別資本家如果冒著破壞整個體系穩定的風險，則可以透過國家來加以控制。他們妄想著維持一種沒有危機的資本主義。

然而，這只是一個白日夢。資本主義不可能沒有週期性危機，而週期性危機反過來又會在某個時刻導致嚴重衰退。資本主義的規律不會因為有一個樹大根深的國家官僚機構掌權而改變。中國生產的產品必須在世界市場上銷售。中國發展先進的、有競爭力的生產機器，必然會導致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與美國之間更大、更尖銳的衝突。

中國要維持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就必須在全球佔領更大份額的新市場。中國的發展導致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這是我們在所有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國家都能看到的現象。這就需要每年創造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以維持社會穩定。世界經濟成長放緩，加上全球範圍內保護主義傾向日益強化，這意味著中國將面臨日益嚴重的內部不穩定。

只要習近平政權能確保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的提高，社會凝聚力就能得以維持。但一旦不再如此，失業問題就會開始出現，這在年輕人中已經很明顯，截至2023年，年輕人的失業率已超過20%。與中國的大多數競爭對手相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仍然較低，但正在緩慢上升。雖然薪資仍在成長，但成長速度已開始放緩。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拖欠工資，這已經引發了工人的抗議。帳面上工資可能會增加，但如果不支付工人工資，這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趨勢的走向。隨著中國資本主義試圖維持其競爭優勢，壓低薪資的壓力終將增加。同時，我們最終將看到中國經濟中大量債務累積所帶來的影響。 2023年12月，中國的國債達到42,300億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25年發表的數據，中國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已超過90%，創下歷史新高，且在三年內與其會超過100%，而1995年至2023年期間的平均比率僅為其一半以下。這種債務水平在某一時刻會導致通膨上升。

這裡所概述的一切都表明，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在某一時刻爆發，從而動搖現行政權。大規模抗議和動員的潛力體現在迫使政權結束新冠病毒封控的巨大群眾運動。由於來自下層的壓力，政權被迫從上層松綁，以防引發更廣泛的、無法控制的群眾抗議浪潮。這讓人看到了中國工人和青年的能力，也為政權高層敲響了警鐘。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這是典型的波拿巴獨裁者的崛起，他試圖從資本主義體制的整體利益出發來控管整個社會體制。這可能涉及對工人階級做出一些讓步，如迫使企業補發工資，同時打擊個別資本家，因為他們的行為有可能危及整個體系的利益，上文引述的馬雲案例就是例證。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政權試圖將群眾的注意力向外引導，提高強調來自其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攻擊威脅。川普的上台當然會為政權提供便利。川普有在世界市場上擠壓中國的嚴肅計劃。這在幾年前他剛上任時就開始了，在拜登執政期間得以延續，我們可以預見，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內，這項政策將被大規模強化。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帝國主義大國，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解釋的那樣，透過大量的資本輸出，中國的影響力已經遍布全球。但是，有了經濟實力，到了某個程度，軍事實力就變得很有必要。事實上，中國在2023年的軍事開支預計將達到2,960億美元，是25年前的十倍，僅次於擁有9,160億美元軍事開支的美國。

中國的擴張主義政策突顯在台灣問題上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一方面，這反映了該政權擴大和加強其勢力範圍的真實願望，台灣被其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這也是轉移其國內問題的有效手段。當統治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內部經濟和社會問題時——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強調「外部威脅」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一種手段。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習近平對西方制裁如何影響俄羅斯經濟給予了一定關注，這顯示了中國將台灣控制在其勢力範圍內的決心。中國擁有超過3.3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居世界之冠。他們看到了美國及其盟國是如何凍結俄羅斯海外資產的。為了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發生嚴重危機時出現這種情況，中國政權一直在研究如何使其海外儲備多樣化。

然而，無論中國政權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建立抵禦制裁的防線，都無法避免制裁對整個世界經濟的普遍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對中國實施的製裁將標誌著全面貿易戰的開始，這將使整個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蕭條。這反過來又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衝擊。中國需要增加出口以維持成長和穩定。這種情況將適得其反。

中國之所以如此依賴出口，是因為與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它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生產過剩的危機，而這種危機隨處可見。同時，所有刺激中國經濟的政策，即凱因斯主義的國家支出，也累計產生了另一種效應：債務累積。

所有這些都導致​​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放緩。官方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經濟的年增率約為5%，已大大低於13%和14%的輝煌時期。人們一直認為，如果中國能維持至少7%-8%的年增率，就能維持內部穩定，每年創造約2,0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這個過程已經結束，但成長注定會進一步放緩，低於4%-5%，降至2-3%，在某個階段，我們可能會看到真正的經濟衰退。

這一切都促使人們的意識發生不可避免的變化，數以億計的中國工人和青年開始意識到，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他們沒有未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習近平政權會不顧一切地試圖維持穩定。它透過兩種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它想辦法擴大出口市場，但我們看到，這正受到世界市場的限制。另一方面，該政權正在採取更多鎮壓措施。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光靠武力是無法治理國家的。

一切都表明，經濟在某個時候會出現嚴重危機。這將縮小政權的迴旋餘地，而政權內部的危機也將由此產生。目前的政權表面上看似穩定，權力集中在最高層的習近平手中，但我們將開始看到裂縫的出現，官僚機構中的不同派別將在如何管理這個體制的問題上相互衝突。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群眾開始朝向自為行動的道路就會打開。階級鬥爭將以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而這局面的美妙之處在於，過去幾十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一個非常正面的影響：它造就了一個現代化的先進無產階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約4.7億的城鎮就業人口中絕大部分是工人，總就業人口中30%是產業工人。

客觀地說，這意味著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已變得對工人階級極為有利。這樣一個階級一旦行動起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領導這樣一個階級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政黨。早在1921年，一小撮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在成立初期，它堅持著真正的列寧革命思想。 1926年，隨著革命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迅速壯大。那段過去讓我們看到了今天的可能。

本書旨在揭示中國近百年來階級鬥爭的真實歷史。現在，歷史已經繞了一圈，但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中國社會正走向一場危機，這場危機將釋放出中國工人階級的所有潛能。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充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為今日中國的一代革命共產主義者勾勒出正確的前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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