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生只是一份「職業」
最近引發廣泛關注的聯合醫療保健公司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槍殺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奧已被逮捕。對於要求釋放他的聲音,社會上出現了激烈的討論,絕大多數人將他視為英雄及被壓迫者的捍衛者。然而,儘管他的動機和勇氣無可置疑,我們仍然對這一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表示譴責。確實,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對於那些手染鮮血的資本家,我們感到憤怒。然而,這樣的槍殺行為無法解決根本問題,資本主義依然在壓迫我們。聯合醫療保健公司在表達遺憾之後,將會更換新的執行長,繼續以剝削工人階級的生命來換取金錢,這一日常行為不會因此而改變。
台灣擁有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因此我們常常感到慶幸,能在不需支付高額醫療費用的情況下,享受到優質的醫療服務。此外,我們對於許多歐美國家家庭因疾病而陷入經濟困境或因延誤治療而導致悲劇的情況深感遺憾。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台灣醫療服務的低廉是以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血汗付出為代價的。隨著高齡化趨勢的加劇,近期立院也有黨團提出65歲以上免健保費的提案。這無疑會加劇第二代健保面臨再次破產的速度。我們所想像的那種無人敢呼叫救護車的情景,以及因一場流感而傾家蕩產的情況,是否真的與我們的現實相距甚遠呢?
便利的健保,犧牲了誰?
台灣的健保措施究竟為民眾帶來多大的便利?假設有一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需要急救,撥打119後,最近的醫院將立即派遣急救車前往現場。患者被送至急診室後,醫療團隊將立即展開搶救,急救過程包括用藥及檢查,隨後進行心臟支架的置入。患者通常會先被送入加護病房,待轉入普通病房後,需進行3至5天的觀察。最終,在醫生的同意下,患者能夠健康出院,並可申請醫療保險賠付。整體流程可總結為:救護車出動、急救、手術、加護病房、普通病房,最後是醫療保險賠付及後續追蹤。
在台灣的健保體系下,急救救護車的使用不需支付費用,且急救過程中所需的藥物及檢查項目大多可由健保全額給付。心導管檢查及心臟支架的健保給付約為1萬元,而若選擇自費的心臟支架,其費用通常介於4至8萬元之間,需植入1至3支,最高自付額可達24萬元。加護病房的住院費用因有健保給付,三天的住院費用約為6千元。轉入普通病房後,五天的住院費用約為4千元。上述費用總計為26萬元,若擁有醫療保險,基本上可全額賠付。後續的追蹤治療僅需支付掛號費及檢查費用,最多約為一千元上下。
然而拿掉健保給付,救護車的費用將達5千元,急救過程中所需的藥物及檢查費用可能高達3萬元。心導管檢查及自費支架的費用將達到30萬元,加護病房的每日費用為1萬元,普通病房的每日費用則為5千元。粗略估算,無健保給付的狀況下,總費用將超過50萬元。除非個人的醫療保險保費相當高,否則大多數情況下,所需支付的金額將超過保險的賠付額。此外,後續的追蹤治療所需的掛號費及檢查費用也需自行負擔,預計將超過萬元。
若在台灣不使用健保制度,急救的費用將可能翻1倍以上。這一觀察是基於目前台灣健保制度下的有無健保差異。若台灣的健保制度發生破產,僅剩民間私人醫療保險,則不僅保費將大幅上升,還可能出現類似於美國多數醫療保險公司的情況,包括保險公司拒絕或延遲賠付,甚至提高賠付門檻及降低賠付上限。
確實,健保制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即使是最優越的社會福利背後,往往隱藏著被剝削的勞工階級。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勞工階級並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薪資較低的工人。相反,在許多人眼中,他們是相對富裕的群體,即我們醫療體系中的醫生和護理師。儘管他們的薪資確實高於大多數勞工階級,但高壓的工作環境和長時間的輪班制度,使得即便薪資再高,也無法掩蓋他們所面臨的剝削現實。
醫療的「量化」與「標準化」
「無論至於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希波克拉底誓詞
上述這段誓詞是出自於希波克拉底誓詞,是古希臘醫學倫理宣言,強調醫者應守護生命、治病救人、不傷害患者,並保守醫療秘密。雖然如今醫生宣誓不再使用原文,但大多數是從這個誓詞延伸出來的,每一位醫生在正式開始服務病患時,都必須做出宣誓。這也是為何大多數人都信任醫生所告知的醫療方案,我們確實不清楚如何治療,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醫生的良知和宣誓的效力。筆者也相信大多數醫生和護理師不會為了利益違背誓言,然而,醫者的誓言是否能抵擋現實中的壓力與矛盾?在現代醫療體系中,醫生的角色正逐漸被「專業人士」和「技術工人」的雙重身份取代。在這樣的背景下,醫生可能不再僅僅是拯救生命的守護者,而是被壓縮在時間表、病歷系統以及健保給付規範中的勞工。
隨著健保體系的日益精細化,醫療行為逐漸被量化。每一項診療步驟、處方用藥及檢查項目均被規範為標準化的程序,醫生與護理人員被要求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更多的工作。患者人數的激增及醫療需求的多樣化,使得醫療人員常常面臨時間的壓力。在台灣,許多診所的醫生每日看診人數甚至高達數百人,使得每位患者的平均看診時間僅為3至5分鐘。
在此種「流水線式」診療模式下,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互動逐漸減少,醫療的個性化需求亦遭到忽視。醫生的專業判斷被簡化為一種「選項化」的工作,主要集中於重複檢查、開立處方及填寫病歷。醫生的角色從拯救生命、治療疾病的專業人士,逐漸轉變為高技術的工匠,所執行的多為機械化的操作,而非基於個人信念的醫療實踐。
當醫療成為一種「產業」
台灣醫療體系中,醫師與護理師的流失問題日益嚴重。根據統計數據顯示,醫學系畢業生中選擇進入臨床科別的人數比例逐年下降,而選擇非臨床科別或轉行的比例則逐漸上升。長期的高工時與高壓力環境,使得許多醫師在進入職場後僅數年內便出現職業倦怠的現象。
此外,地區間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依然存在。在偏鄉地區,醫療人力資源的短缺情況尤為嚴重。許多醫療人員不願意前往偏遠地區服務,這不僅是因為薪資待遇的差異,還包括生活條件及職業發展的限制。這種情況導致偏鄉居民即使在健保制度的保障下,仍然難以獲得及時且全面的醫療服務。
醫療財團的興起使得醫療服務不再僅僅被視為一項社會服務,而是轉變為一個產業。大型醫療機構愈加重視盈利能力,而非患者的福祉。一些私立醫療機構甚至鼓勵醫師開立昂貴的檢查及自費項目,以提升收入。在這樣的體制下,醫生所面臨的不僅是道德抉擇,還包括來自績效考核及經濟壓力的挑戰。
誓言是醫生就職時必經的過程,然而大型醫療機構的董事會卻不受此限制。所謂的非營利組織,實際上只是掩蓋其追求暴利、逃漏稅收的手段。當病人的健康被置於盈利目標之下時,醫者的良心又該如何自處?醫療財團的決策者雖然不必直接面對病患的痛苦,但在政策層面上,他們對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營利目的的「社會保險」到真正的「社會福利」
健保制度為台灣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然而,我們不應忽視其本質上仍然是一種以「保險」為名的資本營利模式。醫療體系中的壓迫與不公平問題,並非僅僅是簡單的廢除或延續的選擇,而是一個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困境。我們不應低估當前健保制度所提供的便利性,因此無法輕易得出應該廢除健保制度的結論。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二代健保制度已如風中殘燭,在65歲以上免健保費的政策下,將進一步加劇其財務困境,提高破產的風險。
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亟需一種全新的制度來取代現有資本化的醫療運營,而非單純將矛盾歸咎於醫生或不同族群的患者。我們無法以提高效率與成本效益為理由,犧牲醫生及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同樣地,也無法要求任何一個族群的患者承擔更高的健保費用。醫療的核心價值並非僅僅是一項服務或產業,而是每位患者的基本權利。期望由私人機構或利益集團將患者福祉置於首位,實際上是極不現實的。應當將大型醫療集團公有化,取消以營利為手段的醫療制度,將資本從醫療行為中掃地出門,並增加醫學院的招生名額,推行公共支出全民免費的醫療服務。唯有如此,才能讓醫療不再僅僅是一份「職業」,而是重回其為人類福祉而存在的真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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