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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只是一份「职业」

最近引发广泛关注的联合医疗保健公司执行长布莱恩·汤普森枪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已被逮捕。对于要求释放他的声音,社会上出现了激烈的讨论,绝大多数人将他视为英雄及被压迫者的捍卫者。然而,尽管他的动机和勇气无可置疑,我们仍然对这一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确实,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对于那些手染鲜血的资本家,我们感到愤怒。然而,这样的枪杀行为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资本主义依然在压迫我们。联合医疗保健公司在表达遗憾之后,将会更换新的执行长,继续以剥削工人阶级的生命来换取金钱,这一日常行为不会因此而改变。

受审判的路易吉·曼吉奥 //图片来源:ABC News
受审判的路易吉·曼吉奥 //图片来源:ABC News

台湾拥有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因此我们常常感到庆幸,能在不需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此外,我们对于许多欧美国家家庭因疾病而陷入经济困境或因延误治疗而导致悲剧的情况深感遗憾。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台湾医疗服务的低廉是以第一线医疗人员的血汗付出为代价的。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剧,近期立院也有党团提出65岁以上免健保费的提案。这无疑会加剧第二代健保面临再次破产的速度。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无人敢呼叫救护车的情景,以及因一场流感而倾家荡产的情况,是否真的与我们的现实相距甚远呢?

便利的健保,牺牲了谁?

台湾的健保措施究竟为民众带来多大的便利?假设有一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需要急救,拨打119后,最近的医院将立即派遣急救车前往现场。患者被送至急诊室后,医疗团队将立即展开抢救,急救过程包括用药及检查,随后进行心脏支架的置入。患者通常会先被送入加护病房,待转入普通病房后,需进行3至5天的观察。最终,在医生的同意下,患者能够健康出院,并可申请医疗保险赔付。整体流程可总结为:救护车出动、急救、手术、加护病房、普通病房,最后是医疗保险赔付及后续追踪。

在台湾的健保体系下,急救救护车的使用不需支付费用,且急救过程中所需的药物及检查项目大多可由健保全额给付。心导管检查及心脏支架的健保给付约为1万元,而若选择自费的心脏支架,其费用通常介于4至8万元之间,需植入1至3支,最高自付额可达24万元。加护病房的住院费用因有健保给付,三天的住院费用约为6千元。转入普通病房后,五天的住院费用约为4千元。上述费用总计为26万元,若拥有医疗保险,基本上可全额赔付。后续的追踪治疗仅需支付挂号费及检查费用,最多约为一千元上下。

然而拿掉健保给付,救护车的费用将达5千元,急救过程中所需的药物及检查费用可能高达3万元。心导管检查及自费支架的费用将达到30万元,加护病房的每日费用为1万元,普通病房的每日费用则为5千元。粗略估算,无健保给付的状况下,总费用将超过50万元。除非个人的医疗保险保费相当高,否则大多数情况下,所需支付的金额将超过保险的赔付额。此外,后续的追踪治疗所需的挂号费及检查费用也需自行负担,预计将超过万元。

若在台湾不使用健保制度,急救的费用将可能翻1倍以上。这一观察是基于目前台湾健保制度下的有无健保差异。若台湾的健保制度发生破产,仅剩民间私人医疗保险,则不仅保费将大幅上升,还可能出现类似于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的情况,包括保险公司拒绝或延迟赔付,甚至提高赔付门槛及降低赔付上限。

确实,健保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即使是最优越的社会福利背后,往往隐藏着被剥削的劳工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劳工阶级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薪资较低的工人。相反,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是相对富裕的群体,即我们医疗体系中的医生和护理师。尽管他们的薪资确实高于大多数劳工阶级,但高压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轮班制度,使得即便薪资再高,也无法掩盖他们所面临的剥削现实。

医疗的「量化」与「标准化」

资本主义体制下台湾医疗出现巨大问题 //图片来源 : 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
资本主义体制下台湾医疗出现巨大问题 //图片来源 : 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希波克拉底誓词

上述这段誓词是出自于希波克拉底誓词,是古希腊医学伦理宣言,强调医者应守护生命、治病救人、不伤害患者,并保守医疗秘密。虽然如今医生宣誓不再使用原文,但大多数是从这个誓词延伸出来的,每一位医生在正式开始服务病患时,都必须做出宣誓。这也是为何大多数人都信任医生所告知的医疗方案,我们确实不清楚如何治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医生的良知和宣誓的效力。笔者也相信大多数医生和护理师不会为了利益违背誓言,然而,医者的誓言是否能抵挡现实中的压力与矛盾?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医生的角色正逐渐被「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的双重身份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可能不再仅仅是拯救生命的守护者,而是被压缩在时间表、病历系统以及健保给付规范中的劳工。

随着健保体系的日益精细化,医疗行为逐渐被量化。每一项诊疗步骤、处方用药及检查项目均被规范为标准化的程序,医生与护理人员被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患者人数的激增及医疗需求的多样化,使得医疗人员常常面临时间的压力。在台湾,许多诊所的医生每日看诊人数甚至高达数百人,使得每位患者的平均看诊时间仅为3至5分钟。

在此种「流水线式」诊疗模式下,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动逐渐减少,医疗的个性化需求亦遭到忽视。医生的专业判断被简化为一种「选项化」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重复检查、开立处方及填写病历。医生的角色从拯救生命、治疗疾病的专业人士,逐渐转变为高技术的工匠,所执行的多为机械化的操作,而非基于个人信念的医疗实践。

当医疗成为一种「产业」

台湾医疗体系中,医师与护理师的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医学系毕业生中选择进入临床科别的人数比例逐年下降,而选择非临床科别或转行的比例则逐渐上升。长期的高工时与高压力环境,使得许多医师在进入职场后仅数年内便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

此外,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偏乡地区,医疗人力资源的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许多医疗人员不愿意前往偏远地区服务,这不仅是因为薪资待遇的差异,还包括生活条件及职业发展的限制。这种情况导致偏乡居民即使在健保制度的保障下,仍然难以获得及时且全面的医疗服务。

医疗财团的兴起使得医疗服务不再仅仅被视为一项社会服务,而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大型医疗机构愈加重视盈利能力,而非患者的福祉。一些私立医疗机构甚至鼓励医师开立昂贵的检查及自费项目,以提升收入。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所面临的不仅是道德抉择,还包括来自绩效考核及经济压力的挑战。

誓言是医生就职时必经的过程,然而大型医疗机构的董事会却不受此限制。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追求暴利、逃漏税收的手段。当病人的健康被置于盈利目标之下时,医者的良心又该如何自处?医疗财团的决策者虽然不必直接面对病患的痛苦,但在政策层面上,他们对整个医疗体系的运作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营利目的的「社会保险」到真正的「社会福利」

健保制度为台湾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保险」为名的资本营利模式。医疗体系中的压迫与不公平问题,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废除或延续的选择,而是一个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困境。我们不应低估当前健保制度所提供的便利性,因此无法轻易得出应该废除健保制度的结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二代健保制度已如风中残烛,在65岁以上免健保费的政策下,将进一步加剧其财务困境,提高破产的风险。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亟需一种全新的制度来取代现有资本化的医疗运营,而非单纯将矛盾归咎于医生或不同族群的患者。我们无法以提高效率与成本效益为理由,牺牲医生及护理人员的劳动权益;同样地,也无法要求任何一个族群的患者承担更高的健保费用。医疗的核心价值并非仅仅是一项服务或产业,而是每位患者的基本权利。期望由私人机构或利益集团将患者福祉置于首位,实际上是极不现实的。应当将大型医疗集团公有化,取消以营利为手段的医疗制度,将资本从医疗行为中扫地出门,并增加医学院的招生名额,推行公共支出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唯有如此,才能让医疗不再仅仅是一份「职业」,而是重回其为人类福祉而存在的真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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