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系，有計劃地進行著。」-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版序言的補充

前言

自李登輝於1994年當選中華民國台灣首任公民直選總統以來，台灣在中央地方都經過幾次政黨輪替。資產階級民主化後的台灣政壇也凝固成「藍」、「綠」兩大勢力，其中小黨來來去去。整個過程之中，台灣工人階級卻在充滿富裕的島嶼內孤立在血汗的角落，生活環境每況愈下，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時至今日，「藍綠一樣爛」的情緒已經蔚為主流。在賴清德當選總統並繼續民進黨執政的同時，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也乘著部份選民「拒絕藍綠」的情緒成為國內第三大黨。但是台灣社會內眼睛更雪亮的工人和青年也已看破這並不是條出路。

《火花》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們自組織成立以來便不斷提倡在台灣建立工人政黨的迫切需要。這個主張其實也在台灣左翼內時有被提起。然而迄今沒有任何左翼團體以清晰馬克思主義角度解釋這份訴求的真正意義。在面對賴功德四年執政的當前，我們《火花》在此推出對這份訴求的闡述，用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解釋我們到底在訴求什麼，又為何不斷推行這份主張。

資產階級專政和工人政治代表的需要

台灣經常以華人世界民主典範為傲。這也是值得驕傲的，因為從中華民國遷佔台灣後的歷史看來，民主權利並不是國民黨好心下放給群眾的，而是透過黨外運動還有八零年代波瀾壯闊的工運、學運抗爭下從獨裁者的手中爭取來的。今天台灣人手中握有的基本民主權利，如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結社自由、法理權益等等，都是過去抗爭的戰果。

然而，就算如此，以階級為主要分野的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而且近年來隨著台灣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惡化而不斷擴大。大家雖然有選票，但也只能在兩個有權有勢的陣營內辨別哪一個比較爛。不利於主流政黨的言論和行動如果不是被媒體網軍掩蓋，那就是被抹黑攻擊。就算可以提出誹謗訴訟，但是誰有錢有閒打官司，不證自明。

這種形式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民主，仍然對工人階級有著「明」（如同變態的勞基法條文和勞動部）或者「暗」（資方握有的政經優勢）的壓迫。雖然大家都可以選舉，但是在選舉之間資產階級可以直接拜訪、聯絡政府官員來推行他們的利益，無產階級則需要乖乖等待對他們不利的仲裁擺佈。

這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常說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才有真正的民主，而無產階級則還是被統治、剝削和壓迫，一句話，就是接受資產階級的獨裁。跟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台灣的民主制度當然有重要不同，但是兩岸的體制最終還是維持著資產和資本對於工人階級的專政，不管中「共」再怎麼百口莫辯。

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列寧早已在《國家與革命》中清楚解釋了，請讀者們原諒我們從長引用：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更緩慢地、更多樣地、範圍更廣闊得多地進行著那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還是在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義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都逐漸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瓜分著和重新瓜分著官吏職位這種『戰利品』，為爭奪政權進行著鬥爭；最後，『行政權力』，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整個演變過程的共同特征。法國在1848—1851年這3年內迅速地、鮮明地、集中地顯示出來的，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特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那麼無論在選舉權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細節上（居住年限、婦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機構的辦事手續上，或是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建築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辦報原則上，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來對付窮人的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礙，看起來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貧困、從來沒有接近過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生活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來是很微小的，但是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

列寧這番話何嘗不精準描述了「成熟」後的台灣民主？不正是刻畫了政商名流、地方派系可以為所欲為，社會大多數則被經濟壓力和法律限制噤聲的現狀？

當然，在選舉造勢期間，每個政黨、政客都會突然回來「關心」「弱勢」的勞工們。每個人都會哀嘆「年輕人真辛苦」、「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然後指責政敵是造成這些窘境的罪魁禍首，只有用選票「下架」對手，勞苦大眾才有出路。

但是時至今日這麼多次的政黨輪替，台灣工人和青年早就知道這些都不過是選舉支票。位子坐上去後就會跳票。有人說這是「換了位子換了腦袋」的效應。馬克思主義者則會指出這些人的腦袋其實都沒有換。因為不管是塔綠班、已死藍國還是來來去去的小黨，他們都是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服務的政黨。任何挑戰這個框架，更遑論超越這個框架的人都會馬上被整個統治階級同仇敵愾地撻伐到沒有聲音。2019年長榮罷工被藍綠媒體夾殺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因此，如果我們真的要貫徹公民道德課本上告訴我們的民主定義：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社會，那我們就必須要讓現在台灣人口中佔絕對多數的無產階級有代表自己階級利益的政黨，來挑戰各大資產階級政黨對我們的實際專政。

讀者此時可能會問：在台灣成立新政黨也並非難事，目前國內有389個合法註冊的政黨，但真正能夠成氣候的就那麼幾個。工人政黨又該怎麼樣形成一個有意義，有群眾基礎，有力量跟財團打手政黨們抗衡的力量呢？

工人政黨的基本必要組成部分

首先，我們也要指出台灣絕大部分註冊的小黨之所以小，大多是沒有認真被運作、屬於單一議題性質、或是沒有可以讓更多人理解的主張和綱領。沒有任何具體的展望、綱領和政策，任何的黨都會被拋在邊緣。

當然，這些縱然過濾掉絕大部分現有註冊的「政黨」，再排除藍綠白三大黨和明顯屬於側翼性質的小黨（包括時代力量、社民黨等），那麼剩下來仍然有些確實是被組織者認真運作，並提出不少工人階級可以認可政見的政黨。例如在2024年選舉中政黨票得票數高於基進黨的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就是一個清楚以底層人民提出公共長照和育兒等工人階級觀點色彩濃厚的政黨。有些以無黨籍參選的人士，如2018年參選桃園市長的現任桃園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朱梅雪，更是以「工人不投藍綠黨」的清晰口號提出了工人參政的理念，並指出他的參選是為未來成立工人政黨邁出的第一步。當時後來成立《火花》的同志們當時也大力支持。

不過，像這樣的嘗試一般都面臨著中華民國資本主義的殘酷限制。一方面是籌措選舉保證金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則是選戰時需要大量的勞力和財力資源來透過廣告打出知名度。錢這一關本身就讓大部分有志之士難以跨越。如果不是要承擔大量個人花費和風險集資，並且面對保證金收不回來的可能，那就必須要妥協自己的主張向某個統治階級勢力招手取得政治獻金和相應的能見度。就算花費的問題解決了，也要面臨著地方派系的強大動員力量，更甚至遭到黑道直接騷擾。這些都是一小批運動人士難以永久招架的。就算有再怎麼熱忱的心和鬥志，最終都不敵這些物質壓力。

這一切的教訓是：光靠一小批積極人士本身是組織不起一個有意義的政黨的，必須要先有一定數量的群眾基礎人數，以及其合力積攢的資源，才有辦法形成一個可以迎來更大一層群眾支持的政黨。

另一個問題就來了：現在群眾基礎都在大黨和地方派系手上，錢也在他們那邊，我們要在哪裡尋找基礎呢？

這就需要仰賴工人階級本身就與生俱來的能力：團結。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團結的最明顯表現就是工會組織的成立。透過有紀律執行民主討論出來的行動策略，工人們透過集體的方式迫使握有權勢的老闆們作出讓步，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而工會作為常態組織存在，也就是確保下次可以立刻動員同樣的行動來防衛老闆們攻擊勞工權益。

然而工會本身歸根究底是工人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防禦性手段，而且時而會被黃色工會領導霸佔，倡導「勞資合作」、「勞資雙贏」，這種策略的結果就是工人輸兩次。沒有階級鬥爭意識的領導最終也只會把工會搞的烏煙瘴氣、人心渙散，促使基層會員透過轉職或辭職的個人途徑來試圖解決社會體制造成的問題。就算有鬥爭性的工會，如果永遠把自己的行動限縮在只是針對自己企業資方的抗爭，也不會自動具有政治上的影響力。

但是如果一批工會理解階級鬥爭的必然，以及所有工人的命運都是息息相連的，那他們就必須理解工會是改變社會運動的開端，並從這個角度經營，向會員和更大一批工人群眾解釋真正能夠改善工人生活的社會願景和綱領，將新成員吸納進政治化的工人運動。在這個基礎上，一個可以抗衡地方派系和財團的人力和財力的群眾組織遂能形成。

這就是一個工人政黨必須要有的基礎：它必須和工人運動有直接且密不可分的連結。這有別於過去八年內出現的各個小黨，如時代力量、綠社盟甚至民眾黨，都時有吸納一些工運人士作為選舉候選人。但是這些黨都只把工人當作是他們推行沒有階級觀點主張的小幫手，而不是由工運主導，以階級聯合起所有受壓迫者的政治組織。

真正的工人政黨必須清楚打出以階級為本的觀點，並解釋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創造一個根除所有形式壓迫和剝削的社會。這樣才能夠累積起足夠的人力和資源，做得出有意義的改變。

在組織層面上，任何臺灣工運的最前沿人士都理解：工會要活躍、壯大，內部就必須要有民主。基層會員必須常態參與組織的運作、討論，才會有動力讓這個工會更強、更具戰鬥力。一個工人政黨也應當如此。它必須要有常態的基層黨員會議，討論工人該如何看待各種國內外時事、學習工運歷史、理解社會主義理論，才有辦法讓工人們習得如何看穿統治階級手法的能力，並有意義的參與黨的重大決策和實踐活動。透過對內收取會費和對內外小額募款活動，工人組織和政黨就不必仰賴政治獻金來支付需要的開銷。

工人政黨的領導層也應該跟工會一樣，任何選舉出來的幹部應該有被立即罷免的可能，並且收受不高於一般技術工人的薪資，拒絕接受薪資以外的個人獻金，以免領導職位淪為「肥缺」。

在這樣的輪廓下將工運和工人黨越做越大，就會有力量挑戰甚至瓦解地方派系和財團的優勢，並且成為更廣一層人民群眾可以認真看待的政治勢力。

有人會指出：當前台灣的實際工會組織率僅在7.6%左右，且不願意與政黨脫鉤的黃色工會仍是主流，真正戰鬥派的工會則在少數。這樣的基礎好像微不足道。

可是我們會指出：雖然如此，這總比完全從零開始要強得多。在台灣資本主義危機只會更深的前景下，妥協合作路線只會讓工人受到更大打擊，以戰鬥路線來捍衛權益將會得到更大的反響。以戰鬥路線而著名的幾個前沿工會有責任跟更大一層工會的基層會員做出接觸和串連。推廣階級鬥爭路線和工人政治觀點，促成黃色工會基層會員究責領導，以具有戰鬥觀點的人取代之。如果某個工會早已被工賊領導弄到名存實亡，那也可以鼓動工人們考慮另起爐灶。

在這個過程中，提出政治訴求是至關重要的。且看我們的近鄰南韓的民主勞總，正是透過政治化的工運在軍政府時期起家（甚至一度被列為「恐怖份子組織」），並在透過成功的政治大罷工讓右派總統朴槿惠下台後壯大成為南韓最大的工會組織。因為只有提出一份有階級觀點的社會改造綱領，才能夠激勵更多工人投身組織。

此外，工會和工人政黨必須要發行自己的刊物和媒體。我們從長榮的經驗就可以看到，當一起罷工開始撼動資本主義社會時，各色資產階級媒體就會開始啟動，網軍也傾巢而出抹黑整個鬥爭，並企圖用假訊息和資訊戰在運動之間造成分化。工人組織和政黨發行自己的刊物、文宣就是最好的反制。就算在沒有鬥爭的時候，也需要不斷壯大自己刊物和媒體的受眾和聲量，為工人提供不僅是最近工運現況的新聞，也要就各種國內外情勢和社會議題提出階級的解決方案，並勇敢戳破資產階級媒體長年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營造的成見和醜化。

其實這些都不是革命共產主義者的原創見解，而是世界工人運動，包括台灣在內，自行發展出來的傳統。台灣很多工會都會經營小報或者是自己的媒體平台，如桃產總就有「討生活」的Youtube頻道和工會小報。一個工人政黨自然也需要如此。

當然，上述的工作絕非易事，是需要從幹部領導開始的努力不懈才能達成的。但是這些也是唯一可行的路線，過去一百年來在各式各樣的國家環境內都有成功案例。這總比沒有頭路或是必然走向失敗結果的路線強得多，而後者正是在台灣不斷重演的悲劇。

那一旦這個工人政黨真的做起來到一定規模了，它的目的又應該是什麼呢？

選舉政黨還是政治力量？

對於這個問題，台灣資產階級民主下的教育告訴我們：組黨就是要以參與選舉來爭奪公職或民代席位，企圖從體制內漸漸改變社會。選不上就什麼都不是。

為了奉行這份教條的壓力，也就是為什麼很多過去的有志之士最後妥協了自己的根本立場以求當選，開啟了被整個體制收編的過程。

因此我們在談參與選舉之前，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上文闡述的資產階級專政現實，並得出一份重要結論：資產階級遊戲規則下的選舉本身是不可能造就對工人階級有利的社會變革的。馬克思曾在《法蘭西內戰》中將資產階級選舉總結為「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裡當人民的假代表」。工人政黨如果要參與選舉，那其目標並不是為了勝選而無所不用其極，而是透過選舉來擴大自身組織和理念的能見度，並同時揭發、闡明整個體制的本質。

這些道理其實很多工人早已理解，只是需要一股勢力替他們說出來他們的心聲。列寧如此解釋道：

「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這兩種機構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系。工人階級是根據親身的體驗來學習領會這種聯系的，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並且很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無知地、輕率地否認這個道理，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而忘記作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在這個前提下，工人政黨參選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選舉平台打出更大的聲量，激勵更多人參與工運和黨的活動。在選舉期間，他們必須要完整，清晰的推出透過徵收大資本建立國有化民主計劃經濟的要求來解決台灣各地的民生問題。這可能會遭到對手質疑其可行性，那工人政黨就需要揭穿這一切都是物質上可能的，只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阻擋了這些政策被付諸實行。因此，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剝奪所有統治階級和他們養的政客們的專政權力，畢竟他們的專政正是把台灣搞成如今慘狀的根源。「換人做做看」就是讓工人階級自己掌控社會做做看。

小黨還是群眾黨？

在這裡就遇到了一個相關的問題：工人政黨如果成氣候，那做到時代力量或者是民眾黨這樣規模就夠了嗎？畢竟將藍綠兩黨連根拔起看來也相當遙遠。

我們要指出像時代力量、基進黨或是過去的親民黨和台灣團結聯盟都明確指出他們無意爭奪實際政權，只是透過有一定規模的政團對大黨們「施壓」、「監督」來達到它們想要的政策落實。言下之意就是他們仍然接受中華民國台灣的資本主義體制，並且接受兩大黨的主導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最終在一定條件下他們都會快速消散。畢竟選民都已經了解這些人根本沒有想要執政，那支持他們有什麼用呢？

最近興起的柯文哲民眾黨，則比較清晰的表示有執政的野心，並且在兩個城市有過執政權。這也是促成他們支持者們有殷切期望的原因。但是我們也多次解釋過，民眾黨歸根究底是一個由二三流前藍綠投機份子組成的政團，並且與個別財團有直接的聯繫，因此他們也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不可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好處，更遑論社會轉型。

一個工人政黨不能把自己喬裝成某種「第三勢力」小黨。工人階級現在是台灣社會內的絕對多數，那代表他們的工人政黨理應立志成為第一大黨，打敗藍綠。他們在初期階段如果勝選取得一些席位，那他們的角色絕不該是「施壓」和「監督」，而是「抗爭」和「揭發」。如果資產階級政黨執意推動攻擊工人階級的政策，或者是阻擋社會多數都期盼的改革，那工人政黨就必須在議會內串連議會外的鬥爭，像是政治性罷工的方式，癱瘓社會和斷絕資本家們的財路來對抗統治階級。

最終，工人政黨必須清楚的告訴勞苦大眾，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奪取政權，那他們就會永遠沉淪於抵抗統治階級進攻的守勢。工人黨則必須是要帶領整個階級奪取政權的載具，讓群眾可以透過形成草根性的社會組織從下而上運作社會。一句話就是工人政黨必須要有革命性的綱領，這就是其存在意義的所有根源。

在此，工人階級的敵人們會怒不可遏的指出：你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這些策略都會直接違反法律。我們台灣是法治國家，怎可容忍這種違法行為？

那麼我們就要反問：這些不正是國民黨威權時期的政府說詞？黨外人士不該違法亂紀組織運動，而該要乖乖地遵循黨國樹立的秩序，透過入黨或是參與被國民黨操作的鳥籠選舉來達到自己的目標。既然黨外人士過去都駁斥了這種說詞挺身對抗獨裁，那今天生活在資本獨裁下的工人階級不更有權力衝撞這些惡法？對於綠營的支持者們，我們則要問：民進黨宣布成立的時候，不就是在公然違反戒嚴法令嗎？那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工人階級政黨卻不行？

至此，對外國情勢有較多理解的讀者會指出：國外的確有工人政黨，雖然順利形成且變成一些國家內的大黨，但是他們卻並沒有領導社會革命，而且好像曾也成功推行了大幅改良來改善他們國家內的工人階級生活，這樣不就夠了嗎？

至此，我們可以考察幾個比較指標性的外國範例，探討他們究竟是如何從邊緣變成巨大的政治力量，但是現在又面臨著什麼樣的危機。

（請見中篇續文）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