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對加薩的轟炸引發了一場全球範圍的大規模團結運動。然而，屠殺仍在繼續。遊行和示威不足以推動鬥爭前進，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觀點和階級鬥爭的方法。（本文原文發表於2023年12月15日，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英國支部《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官網socialist.net。譯者：革命黑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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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滅絕種族的災難正在加薩上演。然而，唐寧街和華盛頓的戰爭販子們卻繼續支持以色列的屠殺政權。

在撰寫本報告時，加薩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已接近20,000人。還有近50,000人在以色列的轟炸行動中受傷。以色列國防軍正濫殺無辜。

盡管如此，在上周五的聯合國安理會上，美國還是否決了立即停火的呼籲，而英國則投了棄權票。

本周二，這一情況又在聯合國大會上重演。美國投票反對人道主義停火，英國再次棄權。盡管如此，決議還是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但它完全沒有約束力。

這暴露了所謂的「聯合國」是一個多麼無能的空談場所。

一個月前，英國議會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11月15日晚，議員們以壓倒性多數票否決部分下議院呼籲緊急停火的動議。

令人啼笑皆非但毫不意外的是，大多數工黨議員聽從黨內領導層的命令，在這個問題上投了棄權票。這表明——毋庸置疑——斯塔默（Kier Starmer，英國工黨黨魁）和右翼站在哪一邊：支持壓迫者，反對被壓迫者。

這一切都說明了為什麼對資本主義政客進行道德呼籲是徒勞無益的。歸根結底，對這些女士和先生們來說，維護他們在中東的帝國主義聯盟高於一切。無辜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毫無意義。

他們可能會為死去的平民流下幾滴鱷魚淚，偶爾也會溫和地提醒以色列應當「尊重國際法」。但這種姿態並不代表對加薩的真正同情。這些建制派領導人只是擔心過多的肆無忌憚的屠殺會在國內引發更大的動亂，或在該地區引發更廣泛的衝突。

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真正的盟友是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那些為了聲援國際上的兄弟姐妹而忍受了統治階級數月的誹謗和（在某些情況下）鎮壓的人們。

歷史重演

就在英國議會投票前幾天，超過一百萬人在倫敦街頭遊行，要求以色列結束對加薩的戰爭，並呼籲為巴勒斯坦人民伸張正義和爭取自由。

迄今為止，這次大規模動員已被證明是英國巴勒斯坦運動的最高點。此後，示威活動逐漸減少。

普通工人和青年的怒火仍在熊熊燃燒——這反映在最近幾周在中小學和大學發生的學生遊行，或激進分子在各地對軍火工廠的封鎖。

但是，由於工人運動領導層沒有任何明確的觀點或策略來引導和指導這股能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熄滅和消散，絕望的情緒滲透了進來。

那些希望表示聲援的人不禁要問，如果政客們對他們無動於衷，如果沒有計劃將遊行以外的運動升級，那麼多參加一次示威遊行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最近的示威遊行中，一些抗議者向《社會主義呼喚報》的同志們表達了他們的憤懣，表示他們希望的不僅僅是遊行。他們在問：下一步該怎麼辦？

對於那些記性好的人來說，2003 年的伊拉克反戰運動與這次運動如出一轍。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當時，英國反戰運動的規模與近幾個月的運動規模相當，甚至更大。但即使是百萬人的遊行也不足以阻止布萊爾（Tony Blair，時任工黨黨魁與英國首相）的新工黨政府忠實地追隨小布什政府進行帝國主義冒險。

觀點和策略

今天抗議活動的許多組織者也曾站在2003年反伊拉克戰爭動員活動的最前沿。像「停止戰爭」（Stop the War）這樣的組織當時領導了遊行示威，現在仍在繼續。

然而，他們並沒有從20年前的事件中汲取任何教訓，也沒有從過去75年的巴以衝突中汲取任何教訓。

他們的觀點完全是和平主義的：譴責戰爭和壓迫的不公正，卻不解釋戰爭和壓迫背後的系統性原因和階級利益。

這種反對戰爭的道德主義反過來又反映在他們的戰略中：「提高（民眾對戰爭的）認識」和 「（對政府）施壓」。

因此，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平的烏托邦式要求——在許多情況下是要求實行巴以兩國方案——完全是針對資本主義政客的，並呼籲所謂的「國際社會」及其機構「應該」做些什麼：執行聯合國決議；投票贊成停火；實施制裁等等。

但這些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屠殺。它們與以色列政權本身一樣罪責難逃。因此，這種呼籲相當於要求縱火者撲滅大火。

與此同時，像「停止戰爭」這樣的組織所采用的方法僅限於自上而下地號召人們反復舉行 A到B的遊行。遊行規模越大，「意識」就越高，「壓力」就越大。但在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建立基層組織和行動，以加強這些大型的全國性示威活動。

這凸顯了領導力和視角的重要性。停止戰爭組織（以及其他類似的左翼改良主義者，包括所謂的英國「共產黨」）所倡導的策略，邏輯上源於他們粗糙的自由主義態度和混亂的思想。

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扎根於每個社區、工作場所和校園的群眾運動；需要的是階級鬥爭方法，如罷工、遊行和工人行動；需要的是明確的革命綱領——旨在推翻我們本國的窮兵黷武的統治階級，通過粉碎資本主義來結束戰爭和帝國主義。

封鎖軍火交易

勞工運動完全有能力發揮帶頭作用。英國工會擁有數百萬會員，其中許多人參加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

英國還是以色列軍隊武器和零部件的主要出口國。通過組織和動員，工會運動可以輕而易舉地確保沒有一個螺絲釘、電路板或炮彈離開我們的海岸，用於攻擊加薩。

然而，迄今為止，工會領導人幾乎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沒有發揮出工人階級組織這種潛在的力量。

在缺乏來自勞工運動高層、主要的全國性反戰組織者和著名的巴勒斯坦聲援團體的領導的情況下，意志最堅定的階層正在自行采取行動。

例如，一些城鎮和城市出現了半自發的學生遊行。當地的積極分子應努力與這些組織建立聯系，為他們提供組織和政治支持——例如聚會和討論的場所，以及動員同齡人的建議要求和口號。

一些活動人士顯然希望超越單純的遊行，轉而采取直接行動。例如，巴勒斯坦青年運動（Palestinian Youth Movement）等更激進的團體占領了倫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和其他大城市的主要火車站，試圖制造最大程度的「混亂」。

與此同時，最近幾周在英國的多個軍火設施外也發生了一系列直接行動抗議活動，旨在阻止生產和運輸運往中東的武器。

「工人爭取自由巴勒斯坦」（Workers for a Free Palestine）等團體在這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他們在這些軍火工廠外組織了大規模的「糾察隊」，用身體和橫幅阻擋貨車進出。

這些抗議活動當然令人印像深刻，也很有戰鬥性。然而，雖然參與這些行動的許多人都是工人和工會成員，並將他們的封鎖行動稱為「糾察」，但這與這些行業的工人自己組織和罷工以關閉武器生產和分銷並不相同。

這些封鎖與真正的工人罷工或占領之間存在著關鍵區別。在後一種情況下，有組織的工人可以體驗到他們對生產所擁有的集體力量。而在前者中，產業工人則淪為同情的被動旁觀者。

這種工人行動的影響已在實踐中得到證明。例如，20世紀70年代，東基爾布賴德勞斯萊斯（East Kilbride）工廠的機械師拒絕為智利軍政府的噴氣發動機工作。蘇格蘭工人放下了工具，皮諾切特（Pinochet）的軍用飛機就飛不起來了。

今天，缺乏工人動員的責任在於工會領導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號召，動員和組織軍火部門的工人。

工會領導人非但沒有呼籲對軍火工廠實行國有化和工人控制，並通過現代化的盧卡斯計劃（Lucas Plan，是1976年一家軍工廠的工人提出的在工人民主管理下把軍工廠改造為生產對社會有用的產品的工廠的方案，譯者注）將生產過渡到對社會有用的技術和設備，反而強烈反對任何可能「威脅就業」的行動方案。

參加這些行動的《社會主義呼喚報》的同志們報告說，他們正在努力與內部工人建立聯系。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只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通過大規模的鬥爭方式——才有力量阻止帝國主義的戰爭機器。

全球罷工

本周一（12 月 11 日），社交媒體上流行著所謂的「全球罷工」（Global strike）。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的帖子呼籲開展#為加薩而罷工#的國際「行動日」活動。其中包括建議人們通過以下方式參與：不上班或上學，待在家裡；不在網上或商店購買任何東西；只使用社交媒體賬戶宣傳巴勒斯坦事業。

「如果政客們聽不到我們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從經濟生活和日常行動中罷工，我們可以抵制一切，」著名且有影響力的的巴勒斯坦籍的電影制片人比桑·歐達（Bisan Owda）在一個廣為流傳的帖文中表示。「我們可以向他們施壓，讓他們停止支持和容許正在加薩發生的大屠殺。」

報道顯示，阿拉伯世界的許多人都響應了這一行動號召。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商店、學校和政府辦公室都被關閉。黎巴嫩城市中平日熱鬧的街區和市場一片寂靜。約旦各地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走上街頭。

然而，在西方國家，這場「全球罷工」基本上被忽視了。充其量，它有助於在社交媒體上「提高認識」。最壞的情況是，它積極鼓勵人們采取無力的個人行動，讓人們對消費者抵制或孤立工人和學生的單人「罷工」產生幻想。

這種策略非但不能向 「國際社會」「施壓」，反而會使我們變得孤立無援，剝奪工人的主要力量：他們通過集體行動使社會和老闆的利潤停滯不前的力量。

活動家們正在努力采取以「糾察」和「罷工」為基礎的行動，這表明他們希望采取的不僅僅是重復遊行。這也表明，隨著過去幾年英國工人階級的覺醒，很大一部分人已經認識到需要采取激進的階級鬥爭方法。

但是，如果工人領袖們沒有制定出這樣的鬥爭策略，試圖用一群熱心積極分子的努力來代替工人階級的運動，只會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

相反，共產主義者提出的要求和策略能夠揭示關鍵的階級問題；能夠讓工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團結起來，為改造社會而奮鬥；能夠提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必須推翻戰爭販子，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管理世界；因此，能夠為一勞永逸地結束戰爭指明方向。我們在工人運動中為這些要求和方法而戰。

巴勒斯坦之聲

12月11日「全球罷工」的倡導者為其辯護，理由是這一呼籲來自巴勒斯坦內部團體。事實上，巴勒斯坦民族和伊斯蘭力量（Palestinian National and Islamic Forces，其包括與巴解組織有關的政治派別和其他相關組織）等聯盟以及加薩的基層組織確實公開支持這一全球行動日的要求。

同樣，在英國的一些校園裡，《社會主義呼喚報》的同志們被當地聲援巴勒斯坦組織的積極分子告知，他們不能宣傳「起義直至勝利」的口號，理由是「我們接觸的巴勒斯坦人不希望這樣」。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收到報告稱，我們的同志在呼喊這些口號時遭到了人身阻止——不是警察或大學當局（他們也試圖讓我們保持沉默），而是這些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的「官方代表」。

從本質上講，這種論調是一種身份政治。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傾聽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只有來自巴勒斯坦的人才有發言權。

這與建制派把「反猶主義」當作武器指控左翼如出一轍，只不過是顛倒了過來。只有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有發言權。其他人都必須「尊守本份」。

誠然，我們必須傾聽並放大巴勒斯坦人的聲音，以淹沒來自資本主義媒體和政客的震耳欲聾的、虛偽的帝國主義喧囂。

但是，我們應該傾聽哪些聲音呢？難道我們要假定巴勒斯坦的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想法嗎？還是所有這些「代表」都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利益？

任何有思想的活動家都應該清楚，這些所謂的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中，有許多都不是真正的代表。

畢竟，我們會對英國勞工運動的領導人采取同樣的態度嗎？沒有人相信「工黨」領袖斯塔默會根據普通工人的需求行事。任何一貫的階級鬥士也不會不加批判地維護工會領袖的決定和行動。

事實上，縱觀歷史，巴勒斯坦人民的「官方」領導層已經完全腐朽：從阿拉法特（Arafat）和其他巴解組織領導人通過《奧斯陸協議》出賣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到今天完全腐敗和被鄙視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

與此同時，對「巴勒斯坦公民社會」的含糊呼籲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們只能傾聽巴勒斯坦的聲音」這種說法背後的推理極其有害。更多時候，它是對機會主義的道歉；是適應壓在運動頭上的自由主義偏見和改良主義壓力的借口，也是面對「極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污蔑而屈服的借口。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一論點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例如，2011 年北約對利比亞的干預就被一些左翼人士以「班加西的人民」要求干預為由進行了可恥的辯護。十多年過去了，利比亞已成為一片廢墟，這些「左派」卻忘了他們以前的天真行為。

我們，IMT的共產主義者，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個平台。但是，無論是西岸居民講述他們每天在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和以色列士兵手中面臨的暴力，還是巴勒斯坦工會成員呼籲國際同行采取行動反對軍火工業：我們都選擇關注那些體現和表達工人階級生活和鬥爭的人。

縱觀歷史，巴勒斯坦人民的「官方」領導層已經完全腐朽：從阿拉法特和其他巴解組織領導人出賣《奧斯陸協定》，到今天腐敗不堪、被人唾棄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共產黨人的職責不是逐字逐句地或妥協地模仿統治階級的宣傳。我們決不能屈服於他們的恐嚇企圖，放下我們的口號或方法。

我們也不能僅僅為那些自稱「代表」工人階級或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但實際上卻沒有為結束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混亂和破壞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或嚴肅戰略的人提供誇誇其談的講台。

相反，共產主義者必須設法說出事實真相；說出真相；與工人和青年並肩作戰，強調為取得進步而必須采取的下一步行動。

這意味著要將任何運動或計劃中的進步與反動區分開來。這意味著要求客觀上必要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看似「實用」或方便的東西。這意味著要理解和解釋戰爭的根源：資本主義體制及其對利潤的貪得無厭的欲望。

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建立一個植根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層——革命共產黨，它能夠指明前進的道路：為巴勒斯坦和全人類指出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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