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譯者按

本文原文發表於2011年10月2日，由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巴西支部「國際主義共產組織」（Organizaçã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先前為「馬克思主義左翼」（Esquerda Marxista））領導塞爾吉·古拉特（Serge Goulart）撰寫。

我們翻譯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提供工人群眾政黨如何形成的一個例子，並以之作為日後實踐的教訓。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唯有具有馬克思主義領導團隊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才有可能帶領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然而現今世界尚不存在如此的組織。 那些尚存的同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具有有機連接的政黨，如英國工黨和歐洲各國社民黨等，都不僅僅成為改良主義政黨，還成為了當地資產階級政治的主要支柱。

但對於從未產生過工人群眾政黨的國家來說，馬克思主義者則仍然認為需要建立如此的政黨作為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短期目標。至於這種政黨過去是如何產生並成功成為具有群眾規模的階級黨，本身就需要具有革命性觀點的路線才能夠成功。但就算被統治階級接納為一個國家內政治生態不可忽視和逆轉的存在，如果一個工人政黨沒有致力於推翻資本主義，則會淪為資產階級政治的一環，也就是某國統治階級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之一。

本文所分析的巴西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在當地透過革命路線成功成為全國性的階級黨後，也是因為黨魁盧拉本人的改良主義觀點，而讓勞工黨逐漸失信於巴西工人階級，現在他們更是以同資產階級政黨組閣的方式在捍衛巴西資本主義。

本文作者古拉特同志曾是巴西勞工黨的早期黨員，而「馬克思主義左翼」過去也是巴西勞工黨內部一個派系，直到2015年由於勞工黨常年親資政策造成了了巴西進步工人和年輕人對勞工黨的絕對反感，因此他們毅然同勞工黨正式決裂。本文內容包括解釋前一段歷史時期巴西同志們為何選擇留在勞工黨內部的戰略決策，在此也要提醒讀者們解讀這一問題時不能跳脫出當時的時代限制。

我們呼籲讀者們著重於觀察革命理論和群眾組織之間的辯證關係是如何具體地體現在軍事獨裁時代下的巴西的，藉此提煉出我們在臺灣這樣沒有工人政黨的國家該如何解釋、描繪工人政黨的職能。

譯者：楊進

無產階級在新軸心上的重組

如今，巴西的各個共產黨和社會黨對工人運動或群眾運動的絕對控制已所剩無幾。 這些政黨的領袖們已經投靠了資本，放棄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幌子。 但這並不意味著群眾放棄了利用它們來對抗資產階級。 但只有瞭解了過去幾十年來的發展，我們才能理解新組織的出現及其發展軌跡，換言之，無產階級在國際層面上試圖沿著新的軸心——階級獨立的軸心——重組自身。

這種嘗試——在不同國家不均衡地出現，但又結合在一起——伴隨著資本主義和墮落政黨的反向阻礙，以阻止真正獨立的可能發展成為革命政黨的工人政黨的形成。 為了達到此目的統治階級無所不用其極，無論是壓力、腐敗、階級「參與管理」和合作、三方主義，還是對社會運動的激進分子和領導者進行公開鎮壓或定罪皆是他們的常用手段。

1970和80年代革命浪潮造成了很多結果，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黨領導層的危機使得一些國家出現了尋求與工人階級共同戰鬥和發展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從巴西勞工黨的成立到委內瑞拉社會統一黨（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的出現的過程，其間充滿了混亂和動蕩。

在一些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國家，比如義大利，它曾擁有西方最強大的群眾性共產黨。 而今天，面對這些黨派的殘餘——如而後解散的義大利共產黨——所經歷的蛻變，這個問題（獨立工人黨存在的必要性）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了。

1980 年代初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成立的獨立組織——無論是被階級鬥爭推向更深層次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組織，如尼加拉瓜的桑解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SLN）， 還是單一陣線的工人組織，如波蘭的團結工會（Solidarity），抑或是獨立的工人政黨，如巴西的勞工黨——所有這些組織都首當其衝地受到了來自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官僚機構——的攻擊和壓力。

我們之所以可以對巴西進行更詳細的評估，是因為近幾十年來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在建立獨立工人黨方面走得如此之遠。巴西勞工黨是賦予巴西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並將其組織起來的政黨。正是巴西勞工黨直接參與了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構、軍事獨裁和巴西共產黨背叛性政策的鬥爭，也正是巴西勞工黨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群眾總工會——巴西統一工人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CUT）。

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新現象時，經過猶豫和困惑，最終著手建立追求一個「消滅老闆和將軍！」 社會的勞工黨。

共產主義者應該持什麼立場？

在1886年12月28日給一位美國社會主義者的信中，恩格斯描述了馬克思主義者在把無產階級從「在己的階級」組織成「為己的階級」的鬥爭中應該如何行動。 這封信具有綱領的價值。 他解釋說：

「使運動擴大，和諧地向前進，紮下根子並盡可能地包括整個美國無產階級，要比使它從一開始就按照理論上完全正確的路線出發和前進重要得多。 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 而對於整整一個大的階級來說，特別是對於象美國人這樣一個如此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民族來說，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來行動; 一旦做到了這一步，他們就會很快找到正確的方向，而一切進行阻撓的人，不論是亨·喬治還是鮑德利，都將同他們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拋棄。 因此，我也認為『勞動騎士』是運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不應當從外面嘲諷它，而要從內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認為，那裡的許多德國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面臨一個不是由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強大而出色的運動時，竟企圖把他們那一套從外國輸入的、常常是沒有弄懂的理論變成一種唯一能救世的教條，並且和任何不接受這種教條的運動保持一個遙遠的距離。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那種發展過程的闡明。 希望美國人一開始行動就完全了解在比較老的工業國里制定出來的理論，那是希望實現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德國人象我們在1845—1848年那樣懂得理論的話，那末他們就應當根據自己的理論去行動，他們應當參加工人階級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運動，實事求是地考慮運動的實際出發點，並通過下列辦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論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個錯誤、遭到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原來綱領中的各種錯誤的理論觀點的必然結果。 用《共產黨宣言》里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應當在當前的運動中代表運動的未來。 可是，首先要讓運動有鞏固自己的時間，不要硬把別人在開始時還不能正確瞭解、但很快就會學會的一些東西灌輸給別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亂現象變本加厲。 一兩百萬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擁護真正的工人政黨，在目前來說，要比十萬人投票擁護一個在理論上十全十美的綱領更有價值得多。 一旦運動向前發展，馬上要做的第一個嘗試，就是要在全國規模上把運動中的群眾聯合起來，從而使所有的人——喬治的擁護者、『勞動騎士』、工聯主義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處於面對面的地位。 如果我們的德國朋友們到那時把這個國家的語言學得很好，能夠參加討論，那時他們就能批評別人的觀點，通過揭發各種立場的內在矛盾，逐步地使工人們了解他們本身所處的實際地位，即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相互關係給他們造成的地位。 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撓工人政黨在全國範圍內鞏固起來（不管根據什麼樣的綱領）的舉動，我都認為是巨大的錯誤，因此，我不認為全面而詳盡地談論亨·喬治或『勞動騎士』的時機已經到來。 」（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 ）

這封信的一般意義正是馬克思主義者建立工人政黨鬥爭的指導思想。

巴西勞工黨的出現

1979 年，在工人領袖路易士·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人稱「盧拉」）的領導下，各地區的金屬工人工會領導人發出號召，支援成立勞工政黨的運動應運而生。 1980 年，勞工黨成立。該黨的頭號成員是馬里奧·佩德羅薩（Mario Pedrosa），他是一名激進分子，曾參加過 1938 年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並在下文會提到的ABC大罷工期間致信盧拉，提議成立一個階級和群眾性政黨。盧拉是 2 號成員。

1968 年 5 月的法國大罷工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相結合，向全世界展示了全球階級鬥爭的團結，以及一個威脅帝國主義和史達林官僚機構的統治的共同危機。

1974年，葡萄牙革命震撼了歐洲，並與美國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歷史性失敗、伊朗推翻王室和尼加拉瓜革命結合在了一起。

美帝國主義和蘇聯官僚機構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磋商出來的戰後世界秩序逐漸開始崩潰。 帝國主義在中東的關鍵人物——伊朗君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政權的垮臺和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權的覆滅，徹底破壞了這些地區的穩定，並在國際上產生了影響。

尼加拉瓜革命對亦巴西產生了巨大影響，增強了群眾動員起來爭取自己的要求和結束自 1964 年政變以來實行的軍事獨裁統治的意願。

在一場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鬥爭中，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罷工，獨裁政權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受到了質疑。

1978年5月，Santo André、São Bernardo do Campo和 São Caetano（通稱聖保羅州的 ABC 地區，大型汽車製造商所在地）的 180000 名金屬工人舉行了被稱為「交叉手臂罷工」的罷工行動，由此拉開了巴西大規模政治罷工進程的序幕。 隨後，30 萬教師於8月發動罷工，10月又見到聖保羅的40萬金屬工人舉行罷工。 前一年，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特別是為爭取赦免那些受到獨裁政權政治迫害的人而進行的示威遊行。

從那時起，各行各業（建築工人、銀行職員、藥劑師、鐵路工人和其他許多人）都動員起來，無產階級中越來越廣泛和深入的階層都參與其中，滿足他們的需要，並進而反對鎮壓，提出終結可憎政權的要求，他們一致高呼：「打倒獨裁政權！ 」

1979 年，在ABC金屬工人第二次大罷工期間，5 月 1 日在São Bernardo do Campo舉行了 12 萬人的大遊行，開啟了國家政治局勢的新紀元。 在ABC罷工期間，工人們首先選舉了工資委員會的代表，從而有效地使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以便採取行動。 這個工資委員會的成立也代表著當時階級鬥爭的最高點。

巴西的經濟狀況表現在520億美元的外債和1980年已超過100%的通貨膨脹。 除此之外，凍結工資的政策使工人階級無法生活。 軍事獨裁時期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 11%的「經濟奇跡」早已一去不復返。

ABC 罷工的主要後果之一是國家控制的企業工會主義日益瓦解。 自1937年以來，前軍事強人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摧毀了獨立工會，建立了與政府勞動部挂鉤並由勞動部直接控制的階級合作工會。瓦加斯的工會法是墨索里尼《勞工憲章》的翻版，禁止建立全國工會中心。新工人運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的。 就像巴西年輕人重建了自 1969 年起就被獨裁政權取締的全國學生聯合會（Uniã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UNE），從而有力地打擊了獨裁政權。

此時（堅持與資產階級自由派合作的）巴西共產黨，當然拒絕動員起來反對獨裁統治，並奉行其支持資產階級的政策。巴西共產黨攻擊任何群眾動員或示威活動，指責其召集人是當局的挑釁者。 那些支援成立勞工黨的人則是他們的頭號敵人，被指責為「破壞了反對獨裁統治的民主陣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盧拉領導的ABC金屬工人主要領導人在巴西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示威遊行的支援下，呼籲成立勞工黨。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巴西國際社會主義組織（Organização Socialista Internacionalista，一個成立於 1976 年的組織，彙集了三個托派團體，作者自 1980 年以來長期參加該組織）第四屆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指出：

「自從作為一個階級存在以來，巴西無產階級就一直在為作為一個階級從剝削者和壓迫者手中獨立而鬥爭。 首先是無政府主義者（在本世紀初）拒絕在黨派政治層面上完成工會的初步獨立，然後是史達林化的巴西共產黨背叛了無產階級達成政治獨立的願望，1935 年的失敗導致現有的獨立工會被摧毀。 在這一時期（1946/1964 年），史達林主義的鐵拳是官方工會的主要支援力量，也是阻礙工人和廣大群眾獨立表達政治訴求的一切形式的階級合作的主要支援力量。

(…)

在近期革命性的形勢下，革命的星火已經點燃，反對獨裁統治的大規模政治罷工如火如荼的爆發，一些工會領導人主動提出建立勞工黨。 正如我們組織第一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內所指出的：『勞工黨是對工人運動獨立組織的回應。 當然，這也是對「真正的」農民自保利益的回應。 然而，對工人來說，重要的不是了解農民黨的隱秘意圖; 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政黨，巴西民主運動黨（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PMDB）[2]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將其鬥爭限制在工會層面一樣。 這是因為在當今形勢下，有關無產階級組織的所有問題都至關重要，因為它們關係到被剝削群眾鬥爭的集中化，關係到推翻獨裁統治的可能性』。

自第一份組黨公告發佈以來，成立勞工黨的過程已經拖了一年多。 正是最近的 ABC 罷工引發了一系列事件，確定了當時仍處於與群眾鬥爭『銜接』狀態的黨派之間的關係，迫使全國會議召開——這是工黨作為一個政黨在組建過程中邁出的質的一步。 但這一步並不能掩蓋勞工黨內部的矛盾和不確定性。 因此，通過的綱領並沒有定義『消滅老闆』的勞工黨；它說它是『以城市和農村的工人為基礎』，同時也是「社會民主進步的工具（！ ）」，這是機會主義者的敗筆，他們想把勞工黨定義為全社會的政黨，消除任何階級界限。 另一方面，該綱領並沒有定義推翻獨裁統治的鬥爭，但也沒有涉及獨裁統治的民主化、支持開放等問題，仍然是反對現政權的方向』。

然而，從這次全國會議中產生的勞工黨是作為一個工人政黨而建立的，由於它與群眾的關係，它佔據著工人政黨的位置」（國際社會主義組織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80 年）。

巴西托派領袖埃德森·羅德里格斯（Edson Rodrigues）在 1980 年撰寫的一篇文章解釋了勞工黨的出現：

「自 1978 年工人大罷工開始以來，涉及無產階級更廣泛、更深層次的鬥爭都以工人尋求獨立於國家之外的自身組織為核心特徵。 在政府獨裁機構遭受嚴重衝擊的階段，已經提出了權力問題——因為工人們在鬥爭過程中意識到，不推翻軍事獨裁政權，就不可能贏得他們最基本的要求——有在這一時期建立的獨立組織; 有在反對官方工會的鬥爭中建立的階級戰壕（工廠委員會、罷工委員會、獨立工會）; 有工人們為集中階級行動反對獨裁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

ABC 罷工對政治局勢演變的影響將工人黨推到了階級鬥爭的前沿。 由於其領導人與群眾保持的關係——特別是盧拉在罷工期間作為反抗勞動部和軍事獨裁的象徵出現——工人黨不再是一個拖了一年多的組織，而開始佔據工人黨的地位。 如果說，在 ABC 罷工之前，工黨是為了滿足工人對獨立組織的需求，那麼在罷工之後，工黨則被成千上萬的工人視為爭取自身權利和要求的管道，推翻軍事獨裁統治的工具」 （「爭取一個消滅老闆的勞工黨」，羅德里格斯，《階級鬥爭》（Luta de Classes）雜誌，1980 年）。

事實上，巴西無產階級以自己的方式和模範作用，具體體現了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寫道的內容：

「當歐洲工人階級又強大到足以重新對統治階級政權發動進攻的時候，產生了國際工人協會。 它的目的是要把歐美整個戰鬥的工人階級聯合成一支大軍。 因此，它不能從「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則出發。 它應該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摈諸門外的綱領。 」

1983 年，巴西勞工黨推動成立了巴西統一工人中心，並發動了巴西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總罷工。 這次受到廣泛關注的總罷工是一次直接反對軍事獨裁的政治罷工。

同樣在 1983 年底，巴西勞工黨發起了「立即直選！ 」（Diretas Já！）運動，旨在結束獨裁政權每四年通過其控制的選舉團間接選舉共和國總統的做法。

「立即直選！ 」運動席捲了整個巴西，數百萬群眾動員起來。獨裁政權再也無法鎮壓這場運動，甚至資產階級也開始放棄獨裁政權，因為事實證明它無法控制在巴西勞工黨領導下崛起的強大工人運動。 數百萬工人和青年的動員使獨裁政權癱瘓、分裂，並最終在政治上清算了它。 當它自己的選舉團分裂，來自資產階級反對派的總統當選后，它開始崩潰。 勞工黨繼續鬥爭，甚至公開宣稱自己反對新總統的立場。

1985 年間接選舉產生的總統是來自巴西民主運動黨的塔克雷多·內韋斯（Tancredo Neves），他的副總統是軍事獨裁政權的老成員何塞·薩尼（José Sarney），後者在「立即直選！」 運動后才加入反對黨。內韋斯在宣誓就職前去世，薩尼成為總統。最近，他成為盧拉在政府聯盟中的主要盟友，並幫助同樣來自巴西民主運動黨的蜜雪兒·特梅爾（Michael Temer）成為盧拉接班人迪爾瑪（Dilma Rousseff）的副總統。

勞工黨的路線逆轉

1980 年代，隨著巴西統一工人中心作為一個獨立工會中心的建立和巴西勞工黨作為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發展，工人運動取得了進步，這為巴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組織開闢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可能性。 然而要想實現工人階級建立自己政黨的願望，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進程的參與是至關重要的。

此後，一波三折。在盧拉和其幕僚長若澤·迪爾塞烏（José Dirceu）的指揮下，巴西勞工黨第五次全國會議通過了一項「新」綱領，放棄了《建黨宣言》和《原則憲章》。

1988年，巴西勞工黨第五次全國會議批准了一項所謂的「巴西革命綱領」，其中提出了「力量積累」、「民主和人民綱領」 以及為建立「民主和人民政府」而鬥爭等荒謬而混亂的「理論」，並明確指出「政府危機、經濟衰退以及立憲會議中的人民旗幟所面臨的威脅，為勞工黨提出了一系列任務，雖然勞工黨認識到，現在的工人階級的任務不是奪取政權的鬥爭，也不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而勞工黨的任務是為民主和人民的替代方案而鬥爭……」（第五屆勞工黨全國大會決議第22 段）。

換句話說，它阻斷了黨的發展和群眾鬥爭的道路，並開啟了他們捍衛資本主義民主的階段。

通過在勞工黨內首次批准明確的「分階段革命」綱領，也就是阻撓權力鬥爭的階級合作綱領，領導層開始為領導黨直接支持資產階級秩序鋪路。

這種所謂的「人民民主」政策是革命階段論的翻版，是對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理想化包裝。 這是為人民陣線政策所做的「理論」準備，領導層將在接下來的歲月里不斷地、長期地尋求運用這一政策。 正是從那時起，1988 年，儘管勞工黨的基層組織決定投票反對資產階級反動憲法，但黨的領導層還是操縱並簽署了憲法，承認了憲法，使其合法化，並承諾遵守憲法和維護憲法體制。 革命前的形勢正在加速發展，而領導層的政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制定的，這說明瞭它所遇到的的困難，但也說明瞭它正在加快步伐。

自勞工黨第五次全國大會以來，黨的路線發生了倒轉，為了使領導層能夠構架和控制黨，一場持續的鬥爭正在進行著。換句話說，黨的路線一旦顛倒，它就不再是走向革命，而是走向資產階級，走向反革命。 沒有第三條道路。

勞工黨推翻科洛爾，迎來資產階級政府

沒有任何中派[3]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持續下去。 在 1989 年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巴西勞工黨與資產階級候選人科洛爾（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對台角逐總統寶座。

每個中派政黨若不追隨革命，就會倒向反革命。 在帝國主義時代，中間派立場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 農民戰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近年來過渡組織的經驗所做的每一次評估都得出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如果這些組織不以馬克思主義綱領和建設國際聯繫為方向，那麼它們很快就會墮落、消失或成為反革命。 尼加拉瓜、波蘭等國就是鮮明的例子。

1992 年，科洛爾總統被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推翻，數百萬工人和青年被動員到街頭，此後，勞工黨第二次站在了命運的岔路口。 數百萬人湧向全國各地的街道，高喊「科洛爾下臺」，在從未見過的紅旗海洋中高呼著口號：「1、2、3、4、5千眾 ，咱要盧拉當總統！ 」。現在，權力確實在街頭，而掌權者就是勞工黨、紅旗和盧拉。 資產階級驚慌失措，四分五裂，科洛爾被完全遺棄，最後，在群眾的壓力下，國會宣佈「彈劾」科洛爾。

巴西各地的群眾在街頭歡呼盧拉當選總統，盧拉在首都巴西利亞會見了將軍、科洛爾的副總統和資產階級反對黨的主席。資產階級感到困惑和恐懼，在會前宣佈將在 30 天內舉行新的選舉。盧拉抵達后，會議開始。 30 分鐘后，盧拉代表所有人發言，宣佈「民主將得到尊重。 副總統必須立即就職」。他為資本家們穩定了局勢。

兩年後，盧拉在《聖保羅頁報》上宣稱：「伊塔瑪律（科洛爾的副總統，在盧拉支援下宣誓就職的新總統）應該感謝給他授權的各黨主席和我」，以此證明他對這場「民主欺詐」負有責任。

從那時起，諸如在國會內投票贊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巴西要求的行動、公開呼籲「捍衛秩序和民主」、向政府正式上呈提案、建議和政策計劃，以及在工人運動內部採取分裂和癱瘓行動，就成了勞工黨領導層真正的政治取向。盧拉的第一屆政府及其政策就是這一發展的結果。

托洛茨基有力地證明，中派組織永遠都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換言之，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搖擺。 這些以工人組織為形式的騎牆派特徵，主要表現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綱領，或者乾脆是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朝著這樣或那樣的方向發展的混亂而不完整的綱領。 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說，若要辨識一個組織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中派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僅是看它們的綱領，還有它們演變的方向，向左還是向右，換句話說，中派組織或政黨試圖建立和發展哪種階級關係。

就巴西勞工黨而言，自軍事獨裁結束以來，巴西革命前局勢加速發展，其作為獨立工人政黨的方向和發展達到了一個極限，其頂峰是薩尼政府的痛苦時期。 而自1989年3月的大罷工打開了巴西的革命局面之後，它又飛躍了一步，公然向資產階級倒戈。這次總罷工徹底癱瘓了薩尼政府，並在政治上對其進行了清算，使巴西勞工黨及其領導層直面自己的命運。

這一年年底，柏林牆的倒塌粉碎了勞工黨內官僚和野心家們的面向「社會主義」的野心，他們直接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與腐敗的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機構建立的關係，半官方和半獨立工會的繼續運作（雖然巴西統一工人中心已經成立，但先前存在的官方黃色工會卻沒有被消除），以及最後通過市政廳和立法機構與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的聯繫，都沒有馬克思主義綱領來指導行動，所有這些都造成了眾所周知的損害。 勞工黨的大多數領導層已經轉向了階級敵人的綱領。

美國領事受到勞工黨領導層的邀請出席1991年第一屆勞工黨代表大會，只是大多數領導層轉向反革命的象徵之一，是他們升起反動旗幟的開端。 事實上，這一事件表明，黨領導層先前的「政策闡明」中已經有足夠的政治凝聚力來「資助」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這一點在大會決議中有所體現，尤其是對古巴的攻擊，要求在古巴進行「直接選舉」，從而聯合了全球所有的反動聲音。 政治決議案內拒絕為推翻科洛爾政府而戰，並試圖在 94 年之前保證他的政府之生存。

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工人運動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震耳欲聾的鬥爭，其中心就是繼續討論，只不過現在是在街頭直接討論。

在領導層與「刁民」鬥爭並對其進行威脅的同時，群眾運動提出了「科洛爾下臺」的口號，並迫使勞工黨全體領導層採取機動行動，以從政治地震中拯救自己。 1992 年，大聖保羅地區工聯在「科洛爾下臺」的旗幟下號召舉行「五一」運動，鬥爭在街頭爆發，顯示了革命的力量和盧拉官僚的脆弱性。 與此同時，盧拉和他的朋友們與資產階級和政府一起，在聖貝爾納多歷史悠久的歐幾里得體育場（Vila Euclides stadium）呼籲發動群眾集會，但以慘敗告終。

盧拉、資產階級統治者、教會和商人，大約7000人聚集在聖貝爾納多。 反觀在聖保羅的塞廣場，數萬名示威者聚集在寫著「科洛爾下臺」的巨幅標語下。 無獨有偶，5 月 1 日這一天群眾遭到了憲兵史無前例的挑釁襲擊。 這威脅到了政權的穩定。

但歷史的巨輪是比國家機器還強的，數百萬群眾走上街頭，在巴西勞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一年後就推翻了科洛爾。

盧拉、迪爾塞烏和他們的同流者們想方設法渡過示威遊行的難關，防止科洛爾的倒台引發的革命危機。 為此，他們試圖阻止任何民眾自我組織的可能。 他們的目的是將運動控制在體制框架內，並拯救體制。 這就是盧拉領導的「全國政治倫理委員會」（Comitê Nacional Pela Ética na Política）成立的目的，該委員會旨在鉗制正在威脅到整個體制的群眾運動。

盧拉機構的重壓使他付出了代價。工人領導與敵對階級的勾結行為總會造成工人階級的分裂，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打破這種障礙的強大組織，運動就會陷入癱瘓。 盧拉設法讓群眾離開街頭。正是盧拉實際上讓科洛爾的副總統伊塔瑪律宣誓就職，並試圖讓他「執政到 1994 年，以穩定權力機構。」 民主欺詐「已經完成」。 人民為了反抗某種推翻了政府，盧拉宣誓就入主一個政府（並推行同樣的政策），但告訴人民必須支援它。

在「科洛爾下臺」運動期間和之後，勞動人民在盧拉身上找到了自我，最近數百萬人的示威遊行為盧拉歡呼，勞工黨的旗幟飄滿了大街小巷，這與黨的領導不是推翻科洛爾鬥爭的國家工具，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礙這一事實並不矛盾。工人階級的多數黨基層手舉旗幟反對領導層，本身就說明黨的官僚控制力是脆弱的，階級獨立的基礎是巨大的，領導層是有可能被擠垮的。

這與以下事實並不矛盾：面對革命的發展，群眾會在戰鬥的第一階段把黨作為工具。這是革命的一般規律： 在第一階段，群眾總是求助於傳統階級機構。共產黨或社會黨的情況可能如此，而且已經如此，但這些政黨並沒有改變其反革命政黨的性質。

量變轉為質變

在盧拉確保伊塔瑪律就職時，作為一個獨立工人黨，即一個向革命發展的中派工人組織，勞工黨已經名存實亡，而且黨內也沒有出現任何重大反應。黨的大部分領導層轉而維護階級合作和支持資本主義，而這些領導層又控制著黨的大部分成員，這就註定了它作為獨立工人黨的死亡。許多激進分子幻想基層會在全國會議上強行反對領導層，但這一幻想很快就會痛苦地破滅。

勞工黨領導層在將勞工黨定義從「消滅老闆的黨」改為「全社會的黨」的主張對立的事件中遭到的失敗，或者抵制獨裁政權的選舉團以及隨後驅逐不尊重這一決定的代表的事件中早到的失敗，這些基層反對領導層的勝利將不再重演。這些勝利發生在黨成立之初，當時領導層還沒有組織成一個連貫而集中的政治潮流。在所有這些鬥爭中，托派和其他獨立團體的鬥爭極大地推動了金屬工人和油輪工人的地位，他們將這些失敗強加給了盧拉和其他人。隨後托派的削弱（他們自己對此負有責任）將直接導致領導層控制和馴化黨的能力增強。

但到那時，就算假設一場基層反叛會發生，即建立起反對領導層的多數代表，也只會是黨內分裂的前奏，因為不可調和的綱領——階級獨立的綱領和帝國主義的綱領——不可能在同一屋簷下長期共存，尤其是在革命形勢加速發展的情況下。政治路線始終領導著組織，而勞工黨是一個過渡性組織。兩條路線共存的唯一機會，就是左翼迎合「忠誠反對派 」的角色，否則它沒有力量威脅領導層的控制。

出路何在？

因此，對於那些以建立革命工人黨為目標的人來說，問題是要找到一條新的前進道路，建立一個能夠向革命黨邁出一步的馬克思主義趨勢。

但黨內鬥爭並未結束。 戰爭已經開始，各派力量正在準備戰鬥。 任何冒進的行動，如統一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dos Trabalhadores Unificado， PSTU）或社會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4]那樣，都意味著放棄爭取勞工黨內仍然存在的工人階級和群眾的組織幹部，而這些幹部仍然認定勞工黨是「他們的」黨。

如今，在巴西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鬥爭只能在勞工黨內部進行，也只能通過勞工黨進行。 要朝著這個方向積極努力，首先必須加強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力量，團結那些認同這一取向的人。 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場反對領導層階級合作政策的綱領性政治鬥爭，具體表現為爭取動員以贏得要求的鬥爭，以及要求盧拉（現在是迪爾瑪）與資產階級決裂的策略。 與此同時，我們正在按照統一戰線的路線進行鬥爭。 革命者的任務是建立革命領導層。

這是為未來做準備的方式。 黨內的鬥爭就是綱領的鬥爭。 我們繼續這場鬥爭所依據的政治路線，就是在階級獨立的旗幟下，為實現過渡綱領而長期尋求團結激進分子和進步潮流的路線。 換句話說，我們暫時團結在一起，但我們始終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 任何「單一陣線」協定都不能使我們隱瞞或推諉我們的全部綱領。在單一陣線協議期間，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完全的獨立性和政治鼓動性。 我們將繼續尋找和建立過渡形式，直到有可能建立一個作為馬克思主義國際一部分的革命工人黨。

首先要重申的是，在爭取階級鬥爭的烈火中出現的獨立組織或潮流的鬥爭中，必須明確而公開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綱領的鬥爭。要贏得工人群眾，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有足夠信心。

總體考量

在某一時刻，如果確定不再可能贏得黨內多數，那麼就有必要制定與在階級獨立和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繼續前進的目標相適應的新策略。

當勞工黨的群眾基礎明顯倒退時，就有必要確定策略，將糠福從麥子中分離出來，為繼續前進做好準備（不設期限，不急於求成，以階級鬥爭的步伐前進）。當黨成為維持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因素時，有必要確定手段和方法，將宣布階級獨立的階層團結起來，以對抗這一政策。

這些條件要求在黨內為形成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趨勢而鬥爭，同時對階級鬥爭進行直接的政治介入。 這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左翼」的使命。

在與投降於官僚機器的壓力作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不要犯相反的、對稱的錯誤，即在與勞工黨決裂的同時將工人交到黨官僚的控制之下。

當前的任務是找到提出轉型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在國內和國際上將各派力量和激進分子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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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馬恩全集中譯者註：「勞動騎士」即「勞動騎士團」的簡稱，是1869年在費拉得爾菲亞創建的美國工人組織，其在1878年以前，是一個帶有秘密性的團體。 「騎士團」主要聯合了非熟練工人，其中包括許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組織互助，並參加工人階級的運動。 但是，「騎士團」的領導實際上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鬥爭，並主張階級合作。 1886年，「騎士團」的領導反對全國性罷工，禁止它的成員參加罷工，盡管如此，「騎士團「的普通成員還是參加了罷工。 此後，「騎士團」失去了它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

[2] 作者註：「巴西民主運動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也是獨裁政權下唯一的合法反對黨。

[3] 譯者註：中派（Centrism）在此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即搖擺於左翼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之間的政治勢力。

[4] 譯者注：在本文付梓4年後，「馬克思主義左翼」宣佈與勞工黨決裂，而當時社會自由黨也開始吸引為數眾多厭惡勞工黨的左翼青年和工人入黨，也因此「馬克思主義左翼」隨後加盟於社會自由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