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劳工党的战斗缘起和走向建制化的演变
《火花》译者按
本文原文发表于2011年10月2日,由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巴西支部「国际主义共产组织」(Organizaçã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ista,先前为「马克思主义左翼」(Esquerda Marxista))领导塞尔吉·古拉特(Serge Goulart)撰写。
我们翻译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提供工人群众政党如何形成的一个例子,并以之作为日后实践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唯有具有马克思主义领导团队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才有可能带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然而现今世界尚不存在如此的组织。 那些尚存的同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具有有机连接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和欧洲各国社民党等,都不仅仅成为改良主义政党,还成为了当地资产阶级政治的主要支柱。
但对于从未产生过工人群众政党的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则仍然认为需要建立如此的政党作为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短期目标。至于这种政党过去是如何产生并成功成为具有群众规模的阶级党,本身就需要具有革命性观点的路线才能够成功。但就算被统治阶级接纳为一个国家内政治生态不可忽视和逆转的存在,如果一个工人政党没有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则会沦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一环,也就是某国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之一。
本文所分析的巴西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在当地透过革命路线成功成为全国性的阶级党后,也是因为党魁卢拉本人的改良主义观点,而让劳工党逐渐失信于巴西工人阶级,现在他们更是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组阁的方式在捍卫巴西资本主义。
本文作者古拉特同志曾是巴西劳工党的早期党员,而「马克思主义左翼」过去也是巴西劳工党内部一个派系,直到2015年由于劳工党常年亲资政策造成了了巴西进步工人和年轻人对劳工党的绝对反感,因此他们毅然同劳工党正式决裂。本文内容包括解释前一段历史时期巴西同志们为何选择留在劳工党内部的战略决策,在此也要提醒读者们解读这一问题时不能跳脱出当时的时代限制。
我们呼吁读者们着重于观察革命理论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军事独裁时代下的巴西的,借此提炼出我们在台湾这样没有工人政党的国家该如何解释、描绘工人政党的职能。
译者:杨进
无产阶级在新轴心上的重组
如今,巴西的各个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工人运动或群众运动的绝对控制已所剩无几。 这些政党的领袖们已经投靠了资本,放弃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幌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放弃了利用它们来对抗资产阶级。 但只有了解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我们才能理解新组织的出现及其发展轨迹,换言之,无产阶级在国际层面上试图沿着新的轴心——阶级独立的轴心——重组自身。
这种尝试——在不同国家不均衡地出现,但又结合在一起——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堕落政党的反向阻碍,以阻止真正独立的可能发展成为革命政党的工人政党的形成。 为了达到此目的统治阶级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压力、腐败、阶级「参与管理」和合作、三方主义,还是对社会运动的激进分子和领导者进行公开镇压或定罪皆是他们的常用手段。
1970和80年代革命浪潮造成了很多结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层的危机使得一些国家出现了寻求与工人阶级共同战斗和发展的组织。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从巴西劳工党的成立到委内瑞拉社会统一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的出现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混乱和动荡。
在一些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国家,比如义大利,它曾拥有西方最强大的群众性共产党。 而今天,面对这些党派的残余——如而后解散的义大利共产党——所经历的蜕变,这个问题(独立工人党存在的必要性)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
1980 年代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立的独立组织——无论是被阶级斗争推向更深层次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组织,如尼加拉瓜的桑解阵线(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SLN), 还是单一阵线的工人组织,如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抑或是独立的工人政党,如巴西的劳工党——所有这些组织都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官僚机构——的攻击和压力。
我们之所以可以对巴西进行更详细的评估,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建立独立工人党方面走得如此之远。巴西劳工党是赋予巴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并将其组织起来的政党。正是巴西劳工党直接参与了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军事独裁和巴西共产党背叛性政策的斗争,也正是巴西劳工党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群众总工会——巴西统一工人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CUT)。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新现象时,经过犹豫和困惑,最终着手建立追求一个「消灭老板和将军!」 社会的劳工党。
共产主义者应该持什么立场?
在1886年12月28日给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信中,恩格斯描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把无产阶级从「在己的阶级」组织成「为己的阶级」的斗争中应该如何行动。 这封信具有纲领的价值。 他解释说: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 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 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 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 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做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运动中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 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工人们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 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因此,我不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已经到来。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 )
这封信的一般意义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工人政党斗争的指导思想。
巴西劳工党的出现
1979 年,在工人领袖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人称「卢拉」)的领导下,各地区的金属工人工会领导人发出号召,支援成立劳工政党的运动应运而生。 1980 年,劳工党成立。该党的头号成员是马里奥·佩德罗萨(Mario Pedrosa),他是一名激进分子,曾参加过 1938 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在下文会提到的ABC大罢工期间致信卢拉,提议成立一个阶级和群众性政党。卢拉是 2 号成员。
1968 年 5 月的法国大罢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相结合,向全世界展示了全球阶级斗争的团结,以及一个威胁帝国主义和史达林官僚机构的统治的共同危机。
1974年,葡萄牙革命震撼了欧洲,并与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历史性失败、伊朗推翻王室和尼加拉瓜革命结合在了一起。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磋商出来的战后世界秩序逐渐开始崩溃。 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关键人物——伊朗君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权的垮台和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的覆灭,彻底破坏了这些地区的稳定,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
尼加拉瓜革命对亦巴西产生了巨大影响,增强了群众动员起来争取自己的要求和结束自 1964 年政变以来实行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意愿。
在一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独裁政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受到了质疑。
1978年5月,Santo André、São Bernardo do Campo和 São Caetano(通称圣保罗州的 ABC 地区,大型汽车制造商所在地)的 180000 名金属工人举行了被称为「交叉手臂罢工」的罢工行动,由此拉开了巴西大规模政治罢工进程的序幕。 随后,30 万教师于8月发动罢工,10月又见到圣保罗的40万金属工人举行罢工。 前一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特别是为争取赦免那些受到独裁政权政治迫害的人而进行的示威游行。
从那时起,各行各业(建筑工人、银行职员、药剂师、铁路工人和其他许多人)都动员起来,无产阶级中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阶层都参与其中,满足他们的需要,并进而反对镇压,提出终结可憎政权的要求,他们一致高呼:「打倒独裁政权! 」
1979 年,在ABC金属工人第二次大罢工期间,5 月 1 日在São Bernardo do Campo举行了 12 万人的大游行,开启了国家政治局势的新纪元。 在ABC罢工期间,工人们首先选举了工资委员会的代表,从而有效地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以便采取行动。 这个工资委员会的成立也代表着当时阶级斗争的最高点。
巴西的经济状况表现在520亿美元的外债和1980年已超过100%的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冻结工资的政策使工人阶级无法生活。 军事独裁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11%的「经济奇迹」早已一去不复返。
ABC 罢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国家控制的企业工会主义日益瓦解。 自1937年以来,前军事强人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摧毁了独立工会,建立了与政府劳动部挂钩并由劳动部直接控制的阶级合作工会。瓦加斯的工会法是墨索里尼《劳工宪章》的翻版,禁止建立全国工会中心。新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就像巴西年轻人重建了自 1969 年起就被独裁政权取缔的全国学生联合会(Uniã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UNE),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独裁政权。
此时(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的)巴西共产党,当然拒绝动员起来反对独裁统治,并奉行其支持资产阶级的政策。巴西共产党攻击任何群众动员或示威活动,指责其召集人是当局的挑衅者。 那些支援成立劳工党的人则是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指责为「破坏了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阵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拉领导的ABC金属工人主要领导人在巴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示威游行的支援下,呼吁成立劳工党。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巴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Organização Socialista Internacionalista,一个成立于 1976 年的组织,汇集了三个托派团体,作者自 1980 年以来长期参加该组织)第四届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指出:
「自从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以来,巴西无产阶级就一直在为作为一个阶级从剥削者和压迫者手中独立而斗争。 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本世纪初)拒绝在党派政治层面上完成工会的初步独立,然后是史达林化的巴西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达成政治独立的愿望,1935 年的失败导致现有的独立工会被摧毁。 在这一时期(1946/1964 年),史达林主义的铁拳是官方工会的主要支援力量,也是阻碍工人和广大群众独立表达政治诉求的一切形式的阶级合作的主要支援力量。
(…)
在近期革命性的形势下,革命的星火已经点燃,反对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政治罢工如火如荼的爆发,一些工会领导人主动提出建立劳工党。 正如我们组织第一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内所指出的:『劳工党是对工人运动独立组织的回应。 当然,这也是对「真正的」农民自保利益的回应。 然而,对工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了解农民党的隐秘意图;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PMDB)[2]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将其斗争限制在工会层面一样。 这是因为在当今形势下,有关无产阶级组织的所有问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被剥削群众斗争的集中化,关系到推翻独裁统治的可能性』。
自第一份组党公告发布以来,成立劳工党的过程已经拖了一年多。 正是最近的 ABC 罢工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确定了当时仍处于与群众斗争『衔接』状态的党派之间的关系,迫使全国会议召开——这是工党作为一个政党在组建过程中迈出的质的一步。 但这一步并不能掩盖劳工党内部的矛盾和不确定性。 因此,通过的纲领并没有定义『消灭老板』的劳工党;它说它是『以城市和农村的工人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民主进步的工具(! )」,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败笔,他们想把劳工党定义为全社会的政党,消除任何阶级界限。 另一方面,该纲领并没有定义推翻独裁统治的斗争,但也没有涉及独裁统治的民主化、支持开放等问题,仍然是反对现政权的方向』。
然而,从这次全国会议中产生的劳工党是作为一个工人政党而建立的,由于它与群众的关系,它占据着工人政党的位置」(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80 年)。
巴西托派领袖埃德森·罗德里格斯(Edson Rodrigues)在 1980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解释了劳工党的出现:
「自 1978 年工人大罢工开始以来,涉及无产阶级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斗争都以工人寻求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身组织为核心特征。 在政府独裁机构遭受严重冲击的阶段,已经提出了权力问题——因为工人们在斗争过程中意识到,不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就不可能赢得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有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独立组织; 有在反对官方工会的斗争中建立的阶级战壕(工厂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独立工会); 有工人们为集中阶级行动反对独裁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
ABC 罢工对政治局势演变的影响将工人党推到了阶级斗争的前沿。 由于其领导人与群众保持的关系——特别是卢拉在罢工期间作为反抗劳动部和军事独裁的象征出现——工人党不再是一个拖了一年多的组织,而开始占据工人党的地位。 如果说,在 ABC 罢工之前,工党是为了满足工人对独立组织的需求,那么在罢工之后,工党则被成千上万的工人视为争取自身权利和要求的管道,推翻军事独裁统治的工具」 (「争取一个消灭老板的劳工党」,罗德里格斯,《阶级斗争》(Luta de Classes)杂志,1980 年)。
事实上,巴西无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和模范作用,具体体现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的内容: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 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 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 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义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摈诸门外的纲领。 」
1983 年,巴西劳工党推动成立了巴西统一工人中心,并发动了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总罢工。 这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总罢工是一次直接反对军事独裁的政治罢工。
同样在 1983 年底,巴西劳工党发起了「立即直选! 」(Diretas Já!)运动,旨在结束独裁政权每四年通过其控制的选举团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做法。
「立即直选! 」运动席卷了整个巴西,数百万群众动员起来。独裁政权再也无法镇压这场运动,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放弃独裁政权,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控制在巴西劳工党领导下崛起的强大工人运动。 数百万工人和青年的动员使独裁政权瘫痪、分裂,并最终在政治上清算了它。 当它自己的选举团分裂,来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总统当选后,它开始崩溃。 劳工党继续斗争,甚至公开宣称自己反对新总统的立场。
1985 年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是来自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塔克雷多·内韦斯(Tancredo Neves),他的副总统是军事独裁政权的老成员何塞·萨尼(José Sarney),后者在「立即直选!」 运动后才加入反对党。内韦斯在宣誓就职前去世,萨尼成为总统。最近,他成为卢拉在政府联盟中的主要盟友,并帮助同样来自巴西民主运动党的蜜雪儿·特梅尔(Michael Temer)成为卢拉接班人迪尔玛(Dilma Rousseff)的副总统。
劳工党的路线逆转
1980 年代,随着巴西统一工人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工会中心的建立和巴西劳工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发展,工人运动取得了进步,这为巴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开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可能性。 然而要想实现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愿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进程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此后,一波三折。在卢拉和其幕僚长若泽·迪尔塞乌(José Dirceu)的指挥下,巴西劳工党第五次全国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纲领,放弃了《建党宣言》和《原则宪章》。
1988年,巴西劳工党第五次全国会议批准了一项所谓的「巴西革命纲领」,其中提出了「力量积累」、「民主和人民纲领」 以及为建立「民主和人民政府」而斗争等荒谬而混乱的「理论」,并明确指出「政府危机、经济衰退以及立宪会议中的人民旗帜所面临的威胁,为劳工党提出了一系列任务,虽然劳工党认识到,现在的工人阶级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也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劳工党的任务是为民主和人民的替代方案而斗争……」(第五届劳工党全国大会决议第22 段)。
换句话说,它阻断了党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道路,并开启了他们捍卫资本主义民主的阶段。
通过在劳工党内首次批准明确的「分阶段革命」纲领,也就是阻挠权力斗争的阶级合作纲领,领导层开始为领导党直接支持资产阶级秩序铺路。
这种所谓的「人民民主」政策是革命阶段论的翻版,是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化包装。 这是为人民阵线政策所做的「理论」准备,领导层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断地、长期地寻求运用这一政策。 正是从那时起,1988 年,尽管劳工党的基层组织决定投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宪法,但党的领导层还是操纵并签署了宪法,承认了宪法,使其合法化,并承诺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体制。 革命前的形势正在加速发展,而领导层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这说明了它所遇到的的困难,但也说明了它正在加快步伐。
自劳工党第五次全国大会以来,党的路线发生了倒转,为了使领导层能够构架和控制党,一场持续的斗争正在进行着。换句话说,党的路线一旦颠倒,它就不再是走向革命,而是走向资产阶级,走向反革命。 没有第三条道路。
劳工党推翻科洛尔,迎来资产阶级政府
没有任何中派[3]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持续下去。 在 1989 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巴西劳工党与资产阶级候选人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对台角逐总统宝座。
每个中派政党若不追随革命,就会倒向反革命。 在帝国主义时代,中间派立场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农民战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近年来过渡组织的经验所做的每一次评估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如果这些组织不以马克思主义纲领和建设国际联系为方向,那么它们很快就会堕落、消失或成为反革命。 尼加拉瓜、波兰等国就是鲜明的例子。
1992 年,科洛尔总统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推翻,数百万工人和青年被动员到街头,此后,劳工党第二次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数百万人涌向全国各地的街道,高喊「科洛尔下台」,在从未见过的红旗海洋中高呼著口号:「1、2、3、4、5千众 ,咱要卢拉当总统! 」。现在,权力确实在街头,而掌权者就是劳工党、红旗和卢拉。 资产阶级惊慌失措,四分五裂,科洛尔被完全遗弃,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下,国会宣布「弹劾」科洛尔。
巴西各地的群众在街头欢呼卢拉当选总统,卢拉在首都巴西利亚会见了将军、科洛尔的副总统和资产阶级反对党的主席。资产阶级感到困惑和恐惧,在会前宣布将在 30 天内举行新的选举。卢拉抵达后,会议开始。 30 分钟后,卢拉代表所有人发言,宣布「民主将得到尊重。 副总统必须立即就职」。他为资本家们稳定了局势。
两年后,卢拉在《圣保罗页报》上宣称:「伊塔玛律(科洛尔的副总统,在卢拉支援下宣誓就职的新总统)应该感谢给他授权的各党主席和我」,以此证明他对这场「民主欺诈」负有责任。
从那时起,诸如在国会内投票赞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要求的行动、公开呼吁「捍卫秩序和民主」、向政府正式上呈提案、建议和政策计划,以及在工人运动内部采取分裂和瘫痪行动,就成了劳工党领导层真正的政治取向。卢拉的第一届政府及其政策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托洛茨基有力地证明,中派组织永远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换言之,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 这些以工人组织为形式的骑墙派特征,主要表现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纲领,或者干脆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朝着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发展的混乱而不完整的纲领。 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说,若要辨识一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中派主义的,最重要的不仅是看它们的纲领,还有它们演变的方向,向左还是向右,换句话说,中派组织或政党试图建立和发展哪种阶级关系。
就巴西劳工党而言,自军事独裁结束以来,巴西革命前局势加速发展,其作为独立工人政党的方向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限,其顶峰是萨尼政府的痛苦时期。 而自1989年3月的大罢工打开了巴西的革命局面之后,它又飞跃了一步,公然向资产阶级倒戈。这次总罢工彻底瘫痪了萨尼政府,并在政治上对其进行了清算,使巴西劳工党及其领导层直面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年底,柏林墙的倒塌粉碎了劳工党内官僚和野心家们的面向「社会主义」的野心,他们直接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与腐败的史达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机构建立的关系,半官方和半独立工会的继续运作(虽然巴西统一工人中心已经成立,但先前存在的官方黄色工会却没有被消除),以及最后通过市政厅和立法机构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联系,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纲领来指导行动,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损害。 劳工党的大多数领导层已经转向了阶级敌人的纲领。
美国领事受到劳工党领导层的邀请出席1991年第一届劳工党代表大会,只是大多数领导层转向反革命的象征之一,是他们升起反动旗帜的开端。 事实上,这一事件表明,党领导层先前的「政策阐明」中已经有足够的政治凝聚力来「资助」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这一点在大会决议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对古巴的攻击,要求在古巴进行「直接选举」,从而联合了全球所有的反动声音。 政治决议案内拒绝为推翻科洛尔政府而战,并试图在 94 年之前保证他的政府之生存。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工人运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震耳欲聋的斗争,其中心就是继续讨论,只不过现在是在街头直接讨论。
在领导层与「刁民」斗争并对其进行威胁的同时,群众运动提出了「科洛尔下台」的口号,并迫使劳工党全体领导层采取机动行动,以从政治地震中拯救自己。 1992 年,大圣保罗地区工联在「科洛尔下台」的旗帜下号召举行「五一」运动,斗争在街头爆发,显示了革命的力量和卢拉官僚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卢拉和他的朋友们与资产阶级和政府一起,在圣贝尔纳多历史悠久的欧几里得体育场(Vila Euclides stadium)呼吁发动群众集会,但以惨败告终。
卢拉、资产阶级统治者、教会和商人,大约7000人聚集在圣贝尔纳多。 反观在圣保罗的塞广场,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写着「科洛尔下台」的巨幅标语下。 无独有偶,5 月 1 日这一天群众遭到了宪兵史无前例的挑衅袭击。 这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
但历史的巨轮是比国家机器还强的,数百万群众走上街头,在巴西劳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年后就推翻了科洛尔。
卢拉、迪尔塞乌和他们的同流者们想方设法渡过示威游行的难关,防止科洛尔的倒台引发的革命危机。 为此,他们试图阻止任何民众自我组织的可能。 他们的目的是将运动控制在体制框架内,并拯救体制。 这就是卢拉领导的「全国政治伦理委员会」(Comitê Nacional Pela Ética na Política)成立的目的,该委员会旨在钳制正在威胁到整个体制的群众运动。
卢拉机构的重压使他付出了代价。工人领导与敌对阶级的勾结行为总会造成工人阶级的分裂,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打破这种障碍的强大组织,运动就会陷入瘫痪。 卢拉设法让群众离开街头。正是卢拉实际上让科洛尔的副总统伊塔玛律宣誓就职,并试图让他「执政到 1994 年,以稳定权力机构。」 民主欺诈「已经完成」。 人民为了反抗某种推翻了政府,卢拉宣誓就入主一个政府(并推行同样的政策),但告诉人民必须支援它。
在「科洛尔下台」运动期间和之后,劳动人民在卢拉身上找到了自我,最近数百万人的示威游行为卢拉欢呼,劳工党的旗帜飘满了大街小巷,这与党的领导不是推翻科洛尔斗争的国家工具,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这一事实并不矛盾。工人阶级的多数党基层手举旗帜反对领导层,本身就说明党的官僚控制力是脆弱的,阶级独立的基础是巨大的,领导层是有可能被挤垮的。
这与以下事实并不矛盾:面对革命的发展,群众会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把党作为工具。这是革命的一般规律: 在第一阶段,群众总是求助于传统阶级机构。共产党或社会党的情况可能如此,而且已经如此,但这些政党并没有改变其反革命政党的性质。
量变转为质变
在卢拉确保伊塔玛律就职时,作为一个独立工人党,即一个向革命发展的中派工人组织,劳工党已经名存实亡,而且党内也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反应。党的大部分领导层转而维护阶级合作和支持资本主义,而这些领导层又控制着党的大部分成员,这就注定了它作为独立工人党的死亡。许多激进分子幻想基层会在全国会议上强行反对领导层,但这一幻想很快就会痛苦地破灭。
劳工党领导层在将劳工党定义从「消灭老板的党」改为「全社会的党」的主张对立的事件中遭到的失败,或者抵制独裁政权的选举团以及随后驱逐不尊重这一决定的代表的事件中早到的失败,这些基层反对领导层的胜利将不再重演。这些胜利发生在党成立之初,当时领导层还没有组织成一个连贯而集中的政治潮流。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托派和其他独立团体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金属工人和油轮工人的地位,他们将这些失败强加给了卢拉和其他人。随后托派的削弱(他们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将直接导致领导层控制和驯化党的能力增强。
但到那时,就算假设一场基层反叛会发生,即建立起反对领导层的多数代表,也只会是党内分裂的前奏,因为不可调和的纲领——阶级独立的纲领和帝国主义的纲领——不可能在同一屋簷下长期共存,尤其是在革命形势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政治路线始终领导著组织,而劳工党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两条路线共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左翼迎合「忠诚反对派 」的角色,否则它没有力量威胁领导层的控制。
出路何在?
因此,对于那些以建立革命工人党为目标的人来说,问题是要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建立一个能够向革命党迈出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趋势。
但党内斗争并未结束。 战争已经开始,各派力量正在准备战斗。 任何冒进的行动,如统一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os Trabalhadores Unificado, PSTU)或社会自由党(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4]那样,都意味着放弃争取劳工党内仍然存在的工人阶级和群众的组织干部,而这些干部仍然认定劳工党是「他们的」党。
如今,在巴西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只能在劳工党内部进行,也只能通过劳工党进行。 要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努力,首先必须加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力量,团结那些认同这一取向的人。 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反对领导层阶级合作政策的纲领性政治斗争,具体表现为争取动员以赢得要求的斗争,以及要求卢拉(现在是迪尔玛)与资产阶级决裂的策略。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进行斗争。 革命者的任务是建立革命领导层。
这是为未来做准备的方式。 党内的斗争就是纲领的斗争。 我们继续这场斗争所依据的政治路线,就是在阶级独立的旗帜下,为实现过渡纲领而长期寻求团结激进分子和进步潮流的路线。 换句话说,我们暂时团结在一起,但我们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 任何「单一阵线」协定都不能使我们隐瞒或推诿我们的全部纲领。在单一阵线协议期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政治鼓动性。 我们将继续寻找和建立过渡形式,直到有可能建立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一部分的革命工人党。
首先要重申的是,在争取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出现的独立组织或潮流的斗争中,必须明确而公开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要赢得工人群众,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足够信心。
总体考量
在某一时刻,如果确定不再可能赢得党内多数,那么就有必要制定与在阶级独立和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前进的目标相适应的新策略。
当劳工党的群众基础明显倒退时,就有必要确定策略,将糠福从麦子中分离出来,为继续前进做好准备(不设期限,不急于求成,以阶级斗争的步伐前进)。当党成为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因素时,有必要确定手段和方法,将宣布阶级独立的阶层团结起来,以对抗这一政策。
这些条件要求在党内为形成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趋势而斗争,同时对阶级斗争进行直接的政治介入。 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使命。
在与投降于官僚机器的压力作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犯相反的、对称的错误,即在与劳工党决裂的同时将工人交到党官僚的控制之下。
当前的任务是找到提出转型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国内和国际上将各派力量和激进分子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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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恩全集中译者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其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 「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运动。 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 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 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
[2] 作者注:「巴西民主运动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是独裁政权下唯一的合法反对党。
[3] 译者注:中派(Centrism)在此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摇摆于左翼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的政治势力。
[4] 译者注:在本文付梓4年后,「马克思主义左翼」宣布与劳工党决裂,而当时社会自由党也开始吸引为数众多厌恶劳工党的左翼青年和工人入党,也因此「马克思主义左翼」随后加盟于社会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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