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已經在口罩、消毒水的疫情生活中忐忑不安了快兩年，而各國政府則在（資本家的）長期與短期利益之間權衡而焦頭爛額了兩年。 為了資本家的短期利益，許多政府已然揭下了自己偽善的面紗，迫使工人階級做出為奴還是受死的選擇；而中共政府與其他政府不盡相同，這個龐大的波拿巴寄生蟲淩駕於資本家之上，因此做出了相對遠視的選擇：中共憑借著自己高效的維穩能力，迅速地處理了新冠疫情，迫使工人階級回到為奴於資本主義的「新」常態。

不過，中國的防疫政策也遠非完美。 首先，在疫情剛剛爆發時就曾出現過以下瞞上，資訊不透明，打壓吹哨人，抗疫政策強制執行的眾多醜聞。 此外，在第一波疫情2020年四月份得到控制之後，一方面是官僚火急火燎地催促著工人儘快復工，疫情的防控淪落為形式主義、讓步於經濟的號召；另一方面，各級官僚官商勾結，無時不刻在利用著疫情趁火打劫、打壓群眾。 然而，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混亂抗疫，全新的新冠變種仍能從中共龐大國家機器的眼皮底下無癥狀地溜進國境，隨時把有意或無意而懈怠的防控機構抓個正著，時不時地打亂經濟活動。 經濟的不穩定就在疫情的反反覆復中找到了最佳的產房。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不論其政府形態、政策強硬與否，是無法解決世界性的疫情的——世界性的疫情，只能通過工人自治、國際協作來解決。

爆發的混亂

與如今大眾對中國政府疫情防控快速的印象不同，在疫情首次被發現的武漢，當地官僚表現遲瞞、混亂，並為了自己的臉面以下瞞上、武斷打壓民間消息。 中國疫情目前已知的最早發病記錄始於2019年12月1日的武漢金銀潭醫院，樣本記錄送檢的時候是12月中旬，到了12 月26日廣州微遠基因公司確認發現類SARS冠狀病毒，27日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才確認此病毒不與任何已知病毒相似。 我們尚不用討論為何花了二十餘天的時間才發現此病毒，畢竟確認一種新病毒以及其傳染性尚且需要花一定時間，新冠病毒至此尚停留在醫學界範圍。 而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的公文則正式的將新冠病毒公開化、政治化。

武漢衛健委的公文十分有趣。 早在12月26日，張繼先（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就有先前懷疑此病為傳染病，然而31日的公文卻聲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未發現醫護人員感染。 之後，2020年1月11日的公文表示，「初步診斷患者達41例，所有密切接觸者 739人，其中醫務人員419人」，但一直未有確認人傳人的事實。 武漢政府卻直到中央調查隊1月20日到武漢之後才承認「人傳人」、存在醫護人員感染的事實。 話說到這裡，一些愛國者應該要跳腳了，怒吼著：國家這麼做是謹慎之舉！

如果說31日的「明顯」、20日的「不明確」等詞仍有「謹慎」之意，那武漢市政府縱容1月19日的小年萬家宴的行為，湖北省政府22日才姍姍來遲地響應國家防疫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的行為更像 是把謹慎扔進長江里了。 當地官僚一面”謹慎地”安撫群眾，所謂是「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疫情可防可控；另一方面，當地官僚直到鍾南山和中央調查隊20  日抵達武漢才驟然醒悟：哇，原來人傳人是真的現象！ 在當時，官僚對短期經濟的關注遠遠大過了對不明病毒大規模傳染的擔心。 而同時，揣著「謹慎的」態度，官僚面對傳播疫情消息的「造謠者」大出重拳，施壓醫院約談、動用員警訓誡 提早傳播消息的醫生李文亮。

如果說疫情起始時，尚未反應過來的官僚顯然把經濟活動當作主要的政績權重，那麼在中國疾控中心從1月15日一級應急回應開始逐步確認病毒危害性重大之後，疫情管控便馬上成為了嚴苛的政績考核。 這一段時間，各地官僚迫於中央的壓力，選擇了長期利益，施行強制封鎖政策。 從1月23日晚10點開始，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一改之前以下瞞上所表現出的遲疑，果斷宣布封鎖1100萬人的城市；一天內，湖北省內 十餘個縣級市及地級市陸續宣布封鎖。 數天內，5500萬人的生活又被官僚果斷地封鎖了。 此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封鎖。

全國封鎖一事，資訊之流通、決策之討論未曾有經過廣大民眾的直接認識與參與，數億人的生活完全是由一小群脫離群眾的官僚掌控的。 趁著李文亮之死的民憤，呼籲資訊透明、民眾參與的聲音在一時激起些許波浪：微博話題”#我要言論自由#”獲202.5萬點閱率，相關微博超8000條， 該話題隨即被刪除。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正如他們意識到的，一、武漢疫情如此嚴重，正是因為武漢當局隱瞞疫情，信息不夠透明才導致防疫反應緩慢；二、封鎖政策的施行並非是群眾的直接參與，而是領導一拍腦袋的決策，但封鎖造成的疑惑、困苦卻都得群眾來承受。

官僚的強制管控

隨著疫情被迅速控制，2021年3月開始，全國大封城逐漸結束 ，但是其他抗疫政策依然保持著僵硬的強迫性：疫苗接種進度不滿意，官僚就一手蘿蔔一手大棒地督促。 在各國政府擺爛養蠱、病毒變種愈變愈強的現實面前，部分民眾質疑、抱怨現行防疫政策和執行者，在不幸的時間和地點也能引起國家打壓。 同時，只要有疫情，官僚就必須嚴抓，上千萬人的經濟生活在政府一聲令下嘎然而止。 但是這些被聲稱是短期的忍耐，在像瑞麗這樣的地方卻被實施了近8個月之久。 沒有計劃經濟，沒有廣泛的工人民主，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依靠一小撮只對上級、對資本家負責的官僚來完美處理新冠疫情這一如此巨大的公共衛生事件。

疫苗方面，部分民眾在大規模接種的最初普遍對疫苗表示猶豫態度。 中國新冠疫苗於12月已向「重點人群」開放，直到2021年4月左右正式向18 歲以上人群開放。 然而，如圖所示，放開的第一個月，日接種率的提升並不明顯，直至四月末才有較大上漲。 群眾普遍對新疫苗保持觀望。 當時接種率較低的原因，一方面是2020年3月以後疫情普遍得到控制，一般群眾並不覺得有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批准的四款疫苗普遍上市速度快，且安全性、有效性在當時仍有待觀察， 三月份時甚至無一被列入世衛組織的緊急使用名單、第三期臨床數據尚未向世衛組織公開。

四月十三日甚至傳出國家進口輝瑞的消息，部分媒體報導稱存在廣泛流傳的現象——這側面說明了國際協作的重要性。

隨著疫苗的安全性得到一定證實，五月初到六月末接種率大大提升。 但是時不時的輸入性疫情（七月中僅次於武漢疫情的南京疫情）又時刻警醒著官僚：世界疫情的混亂依然無孔不入。 於是，隨著習近平定下十月底達成11億人接種的計劃，七月份開始，部分地區先是出現許多針對疫苗接種的利誘的蘿蔔政策，然後是強迫的大棒政策。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

「北京郊區大興一個街區的辦法是，誰先打了兩劑疫苗，誰會得到贈送的消費券，在北京另一個社區，當局承諾，凡60歲以上願意接種者，每人贈送兩盒雞蛋。 還有的地方保證，誰來接種，誰就會得到免費參觀雍和宮的門票【（價值25元人民幣）】。  」

然而中央的官僚無暇直接管理所有地區，各地程度不一的強迫性大棒政策便成了一大現象。 《澎湃新聞》如是報導了各地限制出行自由的政策：

「江西崇仁縣、定南縣、安遠縣，浙江麗水，寧波寧海及陝西韓城等地相繼發出通知稱…… 7月下旬起，原則上不允許未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人員（禁忌症者除外）進入超市、醫院、學校、車站、藥店等前述重點公共場所。」

除了限制出行自由外，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官僚謊報接種數據、強迫居民接種的行為（有些情況甚至由於接種直接致死）。 這些現象充分地說明瞭部分地方政府為完成目標敢於不擇手段。 人民群眾們的死活對當地官僚而言意義不大——反正上訴的手段早已被剝奪乾淨——但是上級命令不遵守、指令完不成則是大罪一筆。 此外，在資本主義下，從政永遠伴隨著錢權交易，根本不可能存在清廉的政治。 簡而言之，在中國資本主義的波拿巴專制下，下層官僚不需要對群眾負責，只需要做上級忠誠的哈巴狗即可。

然而強制的管控不單單是在疫苗方面，對於抗疫政策、執行者的質疑和指責在一些不幸的事件和地點也能引起國家的直接打壓。 七月南京疫情影響廣泛，截至7月30日，曾蔓延至15省26市；截至8月7日，直接、間接感染者數量達到  867人。 抗疫專家張文宏見狀發表言論，提議「與病毒共存」，因與官方抗疫政策不符，引起爭議。  8月10日，一位支援張的江西豐城線民謹慎地發言道，或許可以讓揚州市實驗「共存政策」，  11日便被豐城公安局裁定行政拘留15天。 近日北方疫情爆發，一位寧夏網友民更為不幸；他的言論根本不存在對政府做出代替性的質疑，僅僅是對當地防疫執行的不滿，發送了一張「狗狗員警」的表情包，便被認定「侮辱員警構成尋釁滋事，予以行政拘留 9日的處罰。」

瑞麗的悲劇

儘管如此，強制的疫情管理面對著來自世界疫情的困難，逐漸陷入困境。 隨著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紛紛選擇短期的經濟利益，無視人命攸關、疫情水火，新型的各種病毒變種對全世界的抗疫造成了更嚴重的困難。 中共原本引以為傲的清零政策——快速封鎖、大範圍檢測——又成為了套在自己經濟體上的枷鎖。 近期中緬邊境的小城瑞麗充分表現了在長期封城下，經濟是如何被震蕩的。 瑞麗市自2019年9月陸續爆發五次疫情，已四度封城，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已經停擺了近乎8個月。

根據《錢江晚報》報導，「瑞麗今年的第一波疫情始於3月29日…… 疫情導致上百人感染，瑞麗從3月30日起封城26天…… 7月4日，新冠病毒再次爆發，全城人居家隔離…… 直到8月17日，瑞麗人才重獲在市區活動的自由。」不過，根據當地人所言「『說是解封了，可實際上，工廠、服務類店鋪依舊關停，餐飲店不能堂食。』」疫情以前，瑞麗發達的珠寶行業曾吸引過大量外來的珠寶業從業人士，移民佔了小城一半人口。「玉石產業停擺后，許多珠寶商拖家帶口離去，小城歸於靜默。」

鐵腕抗疫政策所帶來的混亂和蕭條逐漸不僅引起了民眾的反應，同樣引起了體制內人士的同情。

《德國之聲》報導，「10月26日，一位自稱是’瑞麗學生’的線民在微博上發文呼籲各界關注瑞麗的情況，該貼文也迅速成為各界的焦點。 該線民稱，瑞麗自8月3日封城至今，目前的政策是每天只有兩個可以離開瑞麗的名額，而他本人與家人都有家歸不得，過去一年來因無收入，心理狀態已處於崩潰邊緣。  …… 與此同時，前瑞麗市的副市長戴榮里28日也在微信個人公眾號以【《瑞麗需要祖國的關愛》】發文，呼籲各界協助瑞麗。」此後，瑞麗逐漸開始收到關注——不僅是民間的，還有中央的。 瑞麗封城四次，政府的領導也就換了兩屆。 落筆之際，儘管瑞麗政府已經做出局限的部分改良，但是不論是封城、罷官、補助都遠遠不夠説明瑞麗、工人階級走出疫情的陰影——因為瑞麗疫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取決於世界疫情。 中國的疫情亦如此。

瑞麗的教訓

瑞麗的悲劇，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官僚獨斷的抗疫政策。 正如先前全國封城一樣，所有封鎖的行為未曾得到過民眾的認可，也未曾考慮過回應民眾的聲音。 投訴無用，民眾自然會用腳投票、擴散輿論。 諷刺的是，瑞麗三屆領導，抗疫的措施都是一樣的：封城。 這讓人不禁好奇，更換領導到底是真的為人民考慮，還是針對官僚的懲罰性措施？ 很顯然，到現在瑞麗疫情已經不是簡單封城就能解決的。

在此，我們一再強調，只有群眾有意識地抗疫、信息足夠透明、再加上國際協作才能戰勝疫情。

群眾有意識地參與抗疫工作所帶來的，將會是對疫情更快速的反應和對政策更暢通的執行。 國家熱衷於吹噓中國能動員多少人力來抗擊疫情，但是問題在於：中國縱然能夠動用龐大的國家機器來臨時充當社區工作者，但是抗疫所需要的民眾直接參與和自治，絕非是平均每個社區增添寥寥數個幾個任務繁重（社區工作者平均有六項繁雜的工作）軍隊、警察、公務員或是黨員臨時充當 社區工作者能比擬的——換言之，民比國大！ 從國家機器無論下放多少人，行政資源浪費、關鍵物資緊缺的時間依然會在監督看不見的地方、反應不及時的時候出現。 這是權力被少數的資本家、官僚所壟斷的必然。  2020年初曾出現全國平均僅6名社區工作者對350名群眾的情形，當局不得不動員全國黨員下放。 正如當局宣傳所說，人類需要同心抗疫，可是抗疫的工作靠群眾被動的配合是不夠的——抗疫的工作更需要社會大多數人主動的參與。 被動的配合抗疫，不論是6 比 350還是幾比幾（就算是不可能的一比一！ ），只要依然是少數人的以官而治、逐利而治，那就無法根除行政的低效、浪費和緊缺，以及群眾的困惑與冷漠——畢竟冷漠的被治必然導致被治的冷漠。 主動的抗疫參與則是大多數人對自己生命、健康的負責，自然便會去主動瞭解現狀、參與決策，冷漠的被治也會被積極的自治所替代。 只有群眾中普遍的積極自治——由於工人是群眾的大多數，所以必然得是工人的自治——才能在本國內部有效地組織起抗疫的隊伍。

信息足夠透明，群眾才知道疾病的醫學性質、防範和治療方案、以及疫情的具體事態（而非是政府壟斷的播報）。 信息的傳播將更加精確，不會再出現官僚主義的預見性災難。 例如，2020年初的湖北，當時曾出現口罩厚此薄彼的物資分發現象，一線醫院協和醫院竟然收到的N95口罩僅有3000個，而患者數量不到前者十分之一的「莆田系」民營武漢仁愛醫院 1.5萬個N95口罩。 這樣的問題在信息足夠透明的工人民主治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這樣的工人政府（也就是工人自己）將自己的福祉擺在第一位，而非是少數資本家的利益。

在一個世界的、民主的計劃經濟里，科技將真正屬於世界、屬於全人類。 因此，疫苗應該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分配。 不同於當今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代表醫藥企業進行疫苗壟斷、疫苗外交、賺人命錢的行為，一個國際的民主計劃經濟將能夠真正的分配醫療資源到全世界人民身上。 就像當年全中國支援武漢抗疫一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情景，在這樣的體制下將會跨過國境線和民族糾葛，為最需要説明的人提供他們所需的。

然而這些離不開工人們對生產的直接控制、對社會的直接控制。 疫情當下，工人們受到的剝削要比過往更加深。 中共在抗疫方面的急躁、強硬並非是真心為了工人階級好，反而說明的是他們希望經濟能儘快恢復到工人階級繼續為奴的新常態！ 工作時間非常能說明這般為奴的新常態是什麼樣的：2021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依然超過法定的44小時，達到驚人的47.5小時，同比2019年還上漲了1.5 個小時！ 在這個意義上，剝削不但沒有消減，反而變得更加嚴重。 在疫情的新常態下，工人的生活並未有所改變，反而因為疫情的震蕩，還要再被資本家進一步剝削！ 我們絕不能把億萬人的命運再交給這個獨斷的資本主義政府。 只有工人階級掌權，施行民主的計劃經濟，才能真正的擺脫剝削、擺脫疫情。

資本主義什麼都救不了！

當然，瑞麗的悲劇，不單單是由於強硬的抗疫政策帶來的，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混亂帶來的。 如BBC一輩的許多資產階級媒體不願承認的是，正是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期普遍罔顧新冠的威脅，屈服於資本家的直接經濟利益，才導致疫情能如此久而久之地肆虐八方。 資本主義治下，一個世界性的、同心協力、為民負責的抗疫景象永遠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排外仇恨、疫苗外交、不斷變異的蛊王病毒，以及一個人類或許不得不承認的現實：由於資本主義的混亂，人類恐怕不得不像流感一樣，同新冠疫情共存。

面對全世界已經持續了如此之久的疫情，中共無論擺出什麼政策，都是已經是分身乏術：表面上，一方面是因為懈怠的防疫管理，另一方面是疫情極度惡化的抗疫現實。 抗疫的形式主義由於經濟增長的號召、秩序的暫時穩定不時地在官僚之間滋生出來，通常表現為鬆懈的防疫管理。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鬆懈的管理成為了新冠的破口，隨時會創造出新的疫情。 南京七月的疫情在當時就民間和官僚內部廣泛地被批判為鬆懈、“走過場的形式主義“ 此外，要注意到的是，進化了的德爾塔變株已經很難再像當年武漢一樣被清零了。 福建疫情就是一個例子，有感染者在入境之後“9次核酸都未發現、入境38天才確診“。 疫情恐怕並不再像過去一樣容易控制，經濟的發展也必然要像南京、瑞麗不斷被震蕩。

疫情三五不時地光顧中國，內陸省份每逢冬季又開始規律性地大規模出現疫情（正如2020年一樣），而沿海省份、邊境地區往往在所有時候都普遍受著國際的影響。 這些疫情的影響顯著地打亂著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一次上百例的疫情就能導致整個行政區的重大停擺。 為了長期的經濟利益和個人的政治前途，疲於應付的官僚大規模地擺出極其嚴格死板的防疫政策。 近期，北方疫情的肆虐遇上了重大的環境災難（河南、山西水災）和政府自作自受的嚴重用電荒；疲憊的工人階級又遇上了各地區三五不時的封鎖，时时活在失业的焦虑中，再也不能支撐起高速的經濟增長（第三季度GDP增長僅為4.9%  ）。 我們的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然而單就疫情而言，資本主義就無力面對，更不用提其他資本主義自作自受的問題。 資本主義什麼都救不了。

舊的世界已然陷入危機，新的世代期望著一個新的開端。 當今我們面臨一個問題：要資本主義的野蠻，還是要社會主義的未來？ 正如前文所說，只有計劃經濟、工人民主、國際主義才能擺脫疫情。 這些正是我們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所為之奮鬥的，請讀者加入我們，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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