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對Wellred出版社新再版的卡爾·馬克思所著《法蘭西內戰》的介紹。這篇出色的導讀解釋了工人階級鬥爭史上這一鼓舞人心的分水嶺的主要事件和政治過程。公社人民為建立第一個工人政府所做的英勇、勝利但最終又是悲劇性的努力，充滿著當今的革命家們應該汲取的教訓。校對：Iw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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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合適、最重要的再版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經驗的經典手冊《法蘭西內戰》的時機。在公社誕生150年後的今天，千百萬工人正在奮起反抗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苦難、不公正和反人道。在這樣一個階級鬥爭的重要時期，工人階級必須了解和認識自己的歷史。

《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又稱第一國際）的一系列講話，從普法戰爭爆發開始，到他為當時正被暴力摧毀的公社辯護結束。這是馬克思主義方法在戰爭、革命和國家問題上的嫻熟運用，應該是每一位社會主義者必讀的。

然而，由於馬克思在內戰的熱潮中起草和發表這些講話，許多公社的歷史背景和具體事件被遺漏了。因此，本導言的目的是提供其中的一些細節，以及馬克思當時的信件中的見解，以便當代讀者能從這不朽的文本中得到盡可能多的啟示。

第二帝國的興衰

法國經常被認為是典型的「共和制」國家，但150年前的情況絕非如此。事實上，從1789年的革命到1870年第三共和國成立，法國人民只在共和國中生活了12年。其余的81年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王和兩個不同的波拿巴統治下。

1848年，人民，特別是巴黎無產階級起義，推翻了路易·菲利普一世國王的「資產階級君主制」[1]。但工人在贏得共和國後，並不只限於民主要求。與同時期的英國立憲派一樣，在工人的民主訴求之下，還隱藏著社會的、階級的訴求：渴望建立一個以共和國為手段的新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社會上最反對民主共和的階層莫過於大資產階級，他們聚集在兩個對立的君主主義派別的背後，即舊波旁王朝的「合法派」支持者和路易·菲利普的「奧爾良派」捍衛者。共和國核心的這種矛盾將產生一場激烈的鬥爭，並在1870-1971年的事件中留下印記。

法國人民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生活在三個國王和兩個波拿巴的統治之下。//圖片來源：巴黎公社

1848年6月，新共和國的誕生透過巴黎最激進的工人被屠殺而宣告。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讓統治階級滿意。不到四年後，1851年12月2日，共和國由自己的總統、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發動軍事政變而解體。經過四年的風風雨雨，地主、實業家和金融詐騙犯們首先要求「秩序」，他們更願意犧牲資產階級共和國來換取和平和利潤。正如馬克思在其關於第二帝國誕生的經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所解釋的那樣：

「因此… 它（資產階級）就是承認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統治的危險；要恢復國內的安寧，首先必須使它的資產階級議會安靜下來；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2]

資產階級用成千上萬工人的鮮血，為自己爭取到了波拿巴統治下的18年社會和平。但即使在這個反動時期，革命的鼴鼠也在不斷地鑽洞。第二帝國建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加強了工人階級的隊伍，隨著新一代工人開始奮力反抗波拿巴主義的枷鎖，他們轉向了革命思想，包括第一國際的思想，在法國，第一國際的內部既包含了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形式），也包含了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趨勢。

1869年，工人們開始行動起來，表面上強大的帝國擁有龐大的軍隊、警察和官僚機構，卻無力阻止民怨沸騰。政府與所有注定要失敗的政權一樣 ﹐ 面對著同樣的選擇 ﹐ 即鎮壓或讓步﹐ 政府首先試圖鎮壓工人﹐ 然後安撫他們。兩者都令群眾更加有恃無恐。

1869 年 5 月舉行了選舉﹐從現政權和溫和的反對派之間作出選擇。政府只獲得了55%的選票，絕大多數集中在國家最落後的農村地區。反對派的選票增加了一倍多，巴黎以壓倒性優勢選出了共和黨候選人。

工人們察覺到了政府軟弱，於是發動了攻勢。人群聚集在巴黎，唱著法國大革命的贊歌《馬賽曲》。1870年1月，皇帝的堂兄槍殺了記者維克多·諾伊爾（Victor Noir）後，巴黎群眾以20萬人的巨大示威游行作為回應。皇帝的權威掃地。波拿巴被迫提出改革，以準備反攻，於是他舉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實際上是一次信任投票，要求選民認可政權的「自由」改革，或者拒絕改革。同時，為了限制第一國際在工人階級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逮捕已知的第一國際成員。

1870年5月的公民投票表面上看，波拿巴取得了巨大的勝利，82.7%的選票對他有利。與1869年一樣，政權依靠的是農村群眾的支持，而巴黎絕大多數人都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但在杜伊勒里宮和巴黎證券交易所的慶祝活動中，仍然可以隱約看到未來的危機。僅僅四個月後，第二帝國就不復存在了。

在歷史上，民族沙文主義和戰爭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被用來作為凝聚國家支持的手段。波拿巴希望通過把法國推向與普魯士爭奪歐洲統治權的戰爭，來驅除籠罩在國家上空的1848年的幽靈。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870年7月的軍事陰謀不過是1851年12月的政變的修正版」[3]。但是這次冒險，將徹底終結帝國的命運。

法皇以西班牙王位戰爭為借口，於1870年7月19日宣戰。雙方迅速調動了數十萬軍隊，投入到毫無意義的大屠殺中，這實際上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工業屠殺進行的一次預演。由於戰線過長、寡不敵眾，法軍遭遇了一系列血腥的失敗。8月18日，法國萊茵軍在巴扎因將軍的指揮下退守梅茲，梅茲被普魯士人圍困。

波拿巴入侵德國的計劃是無望的，然而他的將軍們卻繼續跳入為他們布置的陷阱。實際上，他們寧願選擇被外敵打敗的未來，也不願意在國內進行革命。公社的一位目擊者利薩加雷在他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中寫道，波拿巴主義部長帕利考曾在8月27日寫信給法軍首腦馬歇爾·麥克馬洪（MacMahon），說：「如果你們放棄巴扎因，我們就會在巴黎進行革命。[4]」拿破侖三世親自率領軍隊試圖營救巴扎因。1870年9月1日，他在色當被20萬普魯士軍隊包圍，被俘。波拿巴為了衝出普魯士的包圍圈，損失了1.7萬多人，9月2日，波拿巴帶領全軍投降。

在得知色當戰敗、皇帝被俘的消息後，統治階級開始密謀以君主立憲制取代帝國。而資產階級共和派除了維持秩序外，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對於要求建立共和國的巴黎示威者，「激進派」萊昂·甘貝塔（Leon Gambetta）宣布：「你們錯了，我們必須保持團結，不要鬧革命。[5]」但工人們沒有理會他的請求。9月4日上午，工人們聚集在國民警衛營（1789年首次組織的民兵，用於維持治安和軍事後備隊），強行進入立法團，把現在已經不存在的議會的代表們趕出大廳，並迫使同一個甘貝塔宣布廢除帝國。

在市政廳（Hôtel de Ville），巴黎的代表們在群眾的壓力下宣布成立新的共和國，並宣布自己是新的「國防政府」。於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誕生了：一場無視資產階級本身而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工人們一鼓作氣建立了共和國，但卻把共和國的保衛工作委托給了「一幫投機取巧的律師[6]」，而他們的任務只是代表巴黎參加波拿巴主義議會。

對巴黎的圍攻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工人們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帝國，卻允許自己被甘貝塔等這樣一個虛偽無用的「小圈子」所欺騙，甚至在市政廳宣讀這些名字時還鼓掌。如果考慮到即將發生的革命事件，這似乎更令人費解。但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所表明的，恰恰是意識本身的矛盾性。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名著《俄國革命史》中所解釋的那樣：「可見，革命期間群眾的意見和情緒的急遽改變不是源自人類心理的靈活性與善變性，而是相反，它源自這種心理深刻的保守性。[7]」只有當維持現狀的不可能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時，群眾才會走上革命的危險道路，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不一定會帶著明確的計劃組織起來。

俄國群眾在1917年2月(公歷3月)起來，在幾天之內就推翻了沙皇幾百年的專制統治。他們的力量是銳不可當的。然而，權力卻落入了一個「臨時政府」的懷抱，這個小圈子也許比1870年的國防政府還要雜亂無章。在俄國，就像在法國一樣，工人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自然而然地認為權力應該歸他們的「上級」所有，即過去代表他們的政界名流。畢竟，所有國家在秩序時期幾十年都加強了這種觀點。但是，群眾不會接受領導人開的空頭支票，痛苦的經驗讓群眾在檢驗和拋棄那些阻礙他們道路的領導人和政黨時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

公社希望通過將城市的管理權交給人民，不僅能保證更有效地抵抗普魯士軍隊對巴黎的圍攻，還能提供一種向國民政府施壓甚至與國民政府決裂的手段。//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巴黎工人之所以歡呼國防政府，是因為他們從中看到了擊退普魯士人的唯一可用手段。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為這種「國防」的情緒所陶醉。國際婦女聯合會的地方支部派代表到市政廳，表示要支持國防的組織工作。巴黎的國際主義工人奧古斯特·塞拉葉耶寫信給馬克思，對這種屈服於「極端沙文主義」情緒的做法感到憤怒，他解釋說：「當我對他們的行為感到氣憤時，他們回答說，如果他們不這樣講，那早就見鬼去了！」[8]

當時的觀察家如果只考慮到社會表面的情緒，就會像今天許多「左翼」評論家一樣，把巴黎工人寫成被沙文主義幻想「收編」了，無法進行進一步的革命。然而，正是這些工人在半年多以後選舉外國人進入公社，宣稱「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9]」，並在拉倒旺多姆柱（一座紀念拿破侖征服的紀念碑）時歡呼雀躍。在事件的基礎上，群眾的幻想將轉變為它們的反面。

對巴黎工人來說，由自己的壓迫者發動的掠奪性戰爭，在勝利的情況下只代表著對自己壓迫的加強，在失敗的情況下也只代表著自己痛苦的加劇。但是，波拿巴的投降，帝國的廢除，以及俾斯麥打算把保衛戰變成對法國人民的掠奪戰，改變了這一切。盡管以一種混亂的方式，夾雜著資產階級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民族沙文主義，但工人們認為繼續戰爭不僅是保衛法國，而且是保衛共和國。而最關鍵的是，在共和國的背後，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理想，而且是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手段。簡而言之，工人們不自覺地追求的是一個工人的共和國，他們準備捍衛這個共和國，以抵御一切來犯者。他們必須這樣做 。

俾斯麥和法國統治階級對維護1870年9月4日的共和國都沒有任何興趣。對俾斯麥來說，一個民主共和國在他的西部邊境的存在，只能為被壓迫的德國群眾，特別是工人提供一個榜樣，他們在柏林組織了反對繼續戰爭和要求承認共和國的示威。對法國的各位資本家來說，一個以巴黎工人為首的共和國是令人厭惡的，就像1848年一樣。在他們眼裡，類似英國國家的君主制為資產階級的社會統治提供了更好的政治庇護。

與此同時，「左派」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為了防止國家政權落入工人手中而被迫接過國家的韁繩，他們公開宣布「既不割讓我們的一寸領土，也不割讓我們的一石堡壘」[10]。巴黎國民警衛隊的組成人員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店主、工匠等小業主），他們急切地響應了這一號召。9月14日，當被授予共和國軍隊指揮權的波拿巴支持者特羅胥（Trochu）將軍在巴黎舉行國民警衛隊檢討會時，25萬人集結起來。但沒過幾天，這個國防政府就變成了馬克思所言的「賣國政府」[11]。

國防政府盡管擁有一支50萬人的潛在部隊，裝備著數百門大炮和優於敵人的步槍，卻浪費了一切擊退普魯士入侵的機會。這不是偶然的。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武裝巴黎無疑是武裝革命。巴黎戰勝普魯士侵略者，無 是法國工人戰勝了法國資本家及其國家寄生蟲。」[12]

特羅胥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他告訴費弗爾，采取更強硬的進攻措施將「使巴黎的蠱惑宣傳占上風」[13]。俾斯麥成功地包圍了巴黎，並於1871年9月20日開始圍攻。

此時與政府的癱瘓相反，巴黎工人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保衛城市的機關。從9月4日開始，城市的每個區（縣）都舉行了公眾集會。在包括第一國際在內的革命演說者的鼓動下，這些集會選出了一個地方性的「警戒委員會」，並各派出四名代表參加「二十個區的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要由工人和知名的革命者組成，在第一國際和工會聯合會的總部設立。它實際上是一個工人政府的雛形，類似於俄國工人在1905年和1917年建立的蘇維埃。

中央委員會立即與國民政府對立起來。早在9月4日，也就是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委員會就發表了一份宣言，提出以下要求：

「將各市鎮的選舉、警察交到他們手中，選舉和控制所有的地方法官，新聞、公共集會和結社的絕對自由，征用所有初級必需品，以津貼方式分配，武裝所有公民，派遣專員以聯絡各省」[14]。

這些要求最終在3月實現，但除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外，還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利薩加雷（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寫道：「巴黎當時被一種自信的情緒所感染。資產階級期刊譴責委員會是普魯士人。他們的海報被撕掉了」[15]。

隨著國民政府無力打破普魯士的包圍圈的形勢越來越明顯，恢復1792年的巴黎公社作為拯救城市的手段的想法開始流傳。最初的公社基本上是一個市議會，代表從城市各區選出。最激進的階層之所以期待公社的拯救，是因為在大革命期間，公社曾被最強硬的雅各賓派所控制，並在君主制的倒台和雅各賓會議的建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1795年羅伯斯庇爾下台和反革命議會成立後，它曾被鎮壓。

公社人民希望通過把城市的管理權交給人民，公社不僅可以確保更有效地抵抗圍城，而且可以提供一種向國民政府施壓甚至與之決裂的手段。他們的機會比他們想像的來得更快。10月31日清晨，巴黎人民得知巴扎因和他的全部軍隊在梅斯投降了，而奧爾良派領袖阿道夫-梯也爾已被派去談判停戰。當天下午，巴黎爆發了示威游行，要求「不要停戰！」、「打倒特羅胥！」[16]就像9月4日一樣，一群人衝進了市政廳，高喊著，「公社萬歲！」。 但權力的歸屬再次懸而未決。

二十個區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迅速爬上桌子，宣布廢除政府，並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安排新的選舉。率領國民警衛隊的部隊到城樓鎮壓叛亂，他們舉起步槍的槍托端，表示不開槍。國民政府成員儒勒·費里回憶說，當時「巴黎的民眾，從最高層到最低層，都對我們抱有絕對的敵意。大家都認為我們應該被解雇」[17]。然而第二天，費里、特羅胥和政府的其他成員又安全地回到了政府中。

當時巴黎群眾對政府的情緒已經極其惡劣，但他們還沒有轉向革命者，由奧古斯特·布朗基這樣的人物來領導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警衛隊中最革命的營，以為已經取得了勝利，便在沒有得到指示的情況下離開了市政廳。與此同時，比較保守的營正在向特羅胥集結，他們被告知，以布蘭基為首的一幫臭名昭著的革命者已經把政府俘虜了。當天晚上，維穩部隊成功地奪回了市政廳，並逮捕了布蘭基，幾乎沒有遭到抵抗。第一次共產黨起義，過早地、無計劃地失敗了。

在隨後的市政選舉中，大多數區選出了支持政府的市長。革命者 「缺乏干部、方法和組織者」[18]，除了最貧窮和最激進的地區外，其他地區的革命者都受到排擠。那些在第19區和第20區當選的公社人民，由於政府已經發出了逮捕令，所以不能就任。知名的革命者們被迫躲藏起來。

冬天的幾個月給被圍困城市的居民，特別是窮人帶來了沉重的代價。利薩加雷描繪了一幅慘不忍睹的苦難畫面：

「飢餓的痛苦無時無刻不在增加， 馬肉已經成為一種美味。狗、貓、老鼠都被急切地吞食。婦女們在寒冷和泥濘中等待了幾個小時，以獲得飢餓津貼。他們得到的面包是黑色的灌漿，那是對胃的折磨。孩子們死在母親空蕩蕩的乳房上。木頭價值連城，窮人只能靠甘貝塔來的的電報來取暖，電報總是宣布著驚人的勝利。12月底，他們的挫敗開始讓人們看到了曙光。他們要屈服嗎，他們的武器完好無損嗎?」[19]

1月6日，20個區的共和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應對這一嚴峻的局勢。他們發表了一份聲明，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政府的背信棄義：

「致巴黎人民，巴黎二十區的代表們： 9月4日承擔國防任務的政府是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沒有！」[20]。

在詳細解釋了政府在進行戰爭中的失敗之後，聲明得出了結論：

「如果住在市政廳的人還保留著一些愛國主義精神 那麼他們的責任就是下台，讓巴黎人民來負責他們自己的解救工作。」

另一種行動方案已經被提出來了：

「巴黎人民永遠不會接受這種恥辱和痛苦。他們知道，還有時間，果斷的措施將使工人們得以生存，使每個人都能加入這場戰鬥。一般要求–免費配給–大規模進攻。」

起義聲明的最後，發出了一個號召：「為人民讓路，為公社讓路」。1月7日凌晨，這份由140名代表簽名的紅紙聲明被貼在了巴黎的牆上。紅色海報尚未導致公社的實際宣布，但明確預示了3月18日的事件。

最終，寄希望於他們成功地把共和派工人餓得屈服，國防政府實現了它一直想做的事情。1871年1月27日，儒勒·法夫爾（Jules Favre）向俾斯麥投降巴黎，條件是解除堡壘的武裝，巴黎要在兩週內支付2億法郎，並盡快選出一個議會進行和平談判。與普魯士的戰爭即將結束，內戰即將開始。

雙重政權

在俾斯麥的指導下，法國於2月8日進行了投票。這是第三共和國的第一次立法議會選舉，結果是兩個君主制政黨獲得大多數支持，雖然他們對於由哪一位君主統治他們存在分歧，但他們與神職人員組成了反動的統一陣線。君主黨不惜一切代價地提出了和平的要求，贏得了62%的選票，在農民中占了壓倒性的優勢，在638個席位中贏得了396個。共和派發現自己在自己的共和國中是少數派，但在城鎮中卻是多數派。巴黎以壓倒性的優勢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未來的公社領袖路易-德勒茲獲得了15.4萬張選票。全國的階級分裂是再明顯不過的了。這種分裂在地理上表現為波爾多立法議會和巴黎共和黨之間的對立，內戰就在眼前。

名為「國民警衛隊」的人民武裝成為巴黎的實際權力機構，國民警衛隊只對其選出的委員會和為首的中央委員會負責。//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工人們對共和國的前途以及他們自己的前途的擔憂，完全被在波爾多組成所謂「鄉下人」的「豬尾巴貴族、富農、工業代表[21]」的聯盟所證實。奧爾良派（最大的君主主義派別）的首領梯也爾成為政府的首腦，而共和派在議會中的發言則被「國王萬歲！」的嚎叫聲所淹沒[22]。共和黨的報紙被查禁。議會甚至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巴黎不應再作為國家的首都，而應設在凡爾賽。梯也爾將仍處於武裝狀態的國民警衛隊置於波拿巴主義將軍德奧雷利斯（D’Aurelles）的指揮之下。無產階級國民警衛隊將被解除武裝，必要時用武力解除武裝–一場類似1848年6月的大屠殺顯然正在準備之中。

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反革命的鞭子起到了推動革命的作用。「鄉下人」赤裸裸的威脅只會使工人的決心更加堅定，並起到了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分子部分團結在他們週圍的作用。巴黎的國民警衛隊無非是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武裝，他們決心由其各營組成一個聯合會，由從其隊伍中選出的中央委員會領導。2月24日，2000名代表聚集在一起，選舉他們的領導人。第一國際成員尤金-瓦林提出以下決議：國民警衛隊只承認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國民警衛隊抗議「任何解除武裝的企圖，並宣布在需要時將進行武裝抵抗」[23]。兩項法案均獲得一致通過。

實際上，此時法國已經出現了兩個並存的國家政權。凡爾賽爾議會於2月26日以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和50億法郎的賠款換取了普魯士人的和平協議，但它繼續對巴黎發難。「鄉下人」提議停止國民警衛隊隊員的工資，並停止對最貧困者的一切債務減免，但他們的律令基本上被無視了。國民衛隊舉行武裝示威，卻不受懲罰。3月3日，內務部長皮卡爾（Picard）呼吁「所有善良的公民扼殺這些應受譴責的示威活動」[24]，但沒有人響應號召。革命者被剝奪了出版物的合法性，他們在城市裡貼滿了海報，這些海報受到群眾的狂熱認同和保護。

國民警衛隊、人民武裝現在是巴黎的實際權力機構，國民警衛隊只對其選出的委員會和為首的中央委員會負責。這種雙重權力的局面不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效地同時擁有兩個由兩個不同階級領導的國家。一個國家必須征服另一個國家。要麼「凡爾賽人」(以凡爾賽為基地的國民政府的力量)壓垮巴黎，要麼巴黎工人壓垮凡爾賽。在這場衝突中，公社誕生了。

公社的誕生

巴黎的工人掌握著實際權力，但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他們還沒有下定決心與凡爾賽決裂，但也沒有放棄武裝的打算。與此同時，梯也爾正準備進行他所期待的決定性打擊。他任命另一位波拿巴派將軍維諾伊（Vinoy）準備一支能夠解除巴黎武裝的部隊。問題是，這樣的部隊並不存在。

普魯士人俘虜了大量的正規軍，加上普遍的士氣低落，使維諾伊的兵力不超過25000人，已經「瀕臨叛變」[25]。以這樣的兵力，他只能在黑夜的掩護下，像夜裡的小偷一樣，試圖解除國民警衛隊的武裝。3月18日凌晨，他行動了。

巴黎的工人實際上掌握著權力，但卻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它。//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從凌晨3點開始，幾支縱隊向全城的戰略要地進發，目的是確保和運走國民警衛隊自被包圍以來所擁有的大炮。他們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就到達了目標。在索爾費里諾塔（Tower of Solferino），入侵者被一名哨兵攔住，他被擊斃，這是內戰中的第一個傷亡。凡爾賽人認為自己取得了勝利。他們立即張貼了海報，宣布政變的消息：

「巴黎的居民們，為了你們的利益，政府決定采取行動。區分好公民與壞公民；讓好公民協助公共力量；他們將為共和國服務……罪人將被繩之以法。秩序必須被，完整、立即、不可改變地重新建立起來。」[26]

不幸的是，在歷史上一個微小但重大的意外中 他們忘記了帶馬匹來運走大炮。在幾個小時裡，「秩序」的擁護者們一直在等待他們的馬匹到來，而巴黎的無產階級卻開始騷動起來。

最先起來的是婦女，她們像往常一樣出門買早點。一看到士兵，巴黎的勞動婦女們就圍了過來，罵著部隊。「這太可恥了；你們在那裡干什麼？[27]」正規軍靜靜地站在那裡，而他們的軍官則徒勞地試圖驅散人群。最後，在婦女們的召喚下，國民警衛隊集合起來，開始向駐扎大炮的高地行進。由於和正規部隊的交情，他們被允許通過。指揮官萊孔特命令他的部隊開火。人群前進，但部隊沒有開槍。他命令他們再次開槍，又一次，但在第三次命令時，他的部隊轉身逮捕了他。這一幕在每一處都在重復。每到一處，部隊都叛變，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到了11點，人民又完全控制了城市，「正義和秩序」的力量也完全消失了。

政變的設計者們驚慌失措。政府一直在關注巴黎外交部的事件。在第一次發生逆轉時，其「勇敢」的首領梯也爾立即下令撤離巴黎，並從後樓梯逃了出去。但是，當梯也爾飛奔出城的時候，事實上的政府–國民警衛隊中央委員會還沒有完全掌握發生了什麼。他們遠沒有策劃起義，甚至連梯也爾的政變都沒有察覺到，17日晚哨兵的缺席就證明了這一點。只有在兩點鐘，即政變被推翻的三個小時後，革命的領導人才把命令傳到擔任官務的地方，如市鎮旅館。他們並沒有奪取權力，而是權力奪取了他們。

國民警衛隊繼續控制國家印刷廠和拿破侖軍營。他們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七點半，自梯也爾逃走後的八個多小時，市政廳被包圍並占領。市長儒勒·費里被他的部下拋棄，在沒有得到現在逃亡的政府的消息的情況下，他從窗口跳了出去，避免了被捕。大概是他擔心國民警衛隊會對他做他一直計劃對他們做的事。

因為尋求報復或人質，中央委員會幾乎無法調和負責人的想法。他們在辯論和商議，而忠於議會的殘余勢力則完全混亂地從敞開的城門中流出。馬克思對這種錯失的機會感到惋惜，他在1871年4月12日的一封信中寫道：

「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仁慈』。當維努亞和隨後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部隊逃出巴黎的時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好像那邪惡的侏儒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28]」

不過，盡管有這樣的批評，他還是對「這些衝天的巴黎人」表示欽佩。

對政變領導人采取的唯一報復行動是處決了克雷芒-托馬（Clement-Thomas）將軍和勒孔特（Lecomte）將軍，就是這個人，幾個小時前曾三次命令他的部隊向包括手無寸鐵的婦女在內的人群開火。但即使是這種報復行為，也是他們自己的部隊不顧中央委員會代表的要求而執行的，中央委員會要求進行軍事法庭審判。其余的俘虜都被放了出來。在這一天，統治階級本想是一場血戰，但工人階級卻以極少的傷亡奪取了自己手中的政權，沒有財產損失，也沒有搶劫，幾乎處於完全平靜的狀態。一如既往，在受到毀滅的威脅時，工人階級表現出了寬宏大量的人性，如果說有什麼過錯的話，與 「秩序」的狂暴暴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接下來是權力的問題：如何處理它？中央委員會出現了分歧。一些人主張向凡爾賽進軍，推翻立法議會，向各省發出呼吁。另一些人則反對說：「我們的任務只是確保巴黎的權利。如果各省同意我們的意見，就讓他們效仿我們的做法吧。」[29]

此時人們敏銳地感覺到了革命黨的失誤。革命的領導層雖然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的，但更多的是由事件引發的個人集合，而不是一個具有共同策略的政黨。作為最接近工人階級的政黨，第一國際沒有一個共同的綱領和紀律，沒有一個集中的領導。大多數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既沒有計劃也不希望奪取政權。也許是想起了10月31日失敗的起義，他們首先想到的是盡快交出政權。當維諾伊的殘余軍隊逃跑的時候，委員會卻專心致志地組織選舉。

第二天早晨，人們醒來時發現，市立酒店上空飄揚著紅旗，街道上也出現了如下的公告：

「公民們，巴黎的人民，冷靜而不可動搖的力量，毫無畏懼地等待著，就像沒有被挑釁一樣，等待著那些想要動搖我們共和國的無恥的傻瓜們。讓巴黎和法國共同奠定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的基礎，這個唯一的政府將永遠結束革命的時代。巴黎人民被召集起來，進行選舉。[30]」

巴黎公社於是誕生了。

公社是什麼？

經過一段時間的拖延和猶豫，3月26日舉行了市鎮選舉。公社執政委員會共有70個席位，是在男性普選的基礎上選出的，但也有罷免權。公社的任何官員，包括其理事會成員的最高工資為6000法郎，消除了困擾我們自己的「民主」的職務特權和職業主義。28日，公社在20萬人的盛大集會上宣布成立，人們高呼「公社萬歲！」並高唱《馬賽曲》，歡迎公社的成立。公社已經成為現實，但即使在公社黨人中間，這也意味著不同的事情。正如列寧曾經說過的：「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31]」。對一些人來說，公社只是一個市政機構，其目的是保證巴黎在共和國下的行政自治。在3月28日宣布成立公社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按年齡論資排輩的主席、一位名叫貝斯雷（Beslay）的資本家發表了如下的開幕詞：

「1793年的共和國是一個軍人，他想集中國家的所有力量；1871年的共和國是一個工人，他首先要自由來建設和平。公社將在地方上占有一切，部門管理區域，政府擁有國民。我們不要逾越這個限度，國家和政府就會高興而自豪地為這個革命喝彩。」[32]

更激進的無產階級分子則把公社看作更深遠的東西：他們可以通過它來實現自己的社會解放以及政治解放。而盡管運動的頂層存在著矛盾和混亂，但這正需要由公社的這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一面突破。

馬克思：「（巴黎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巴黎公社真正的階級性不是在任何宣言和講話中，而是在實踐中顯露出來的。工人群眾催生了公社，甚至在公社宣言之前，他們就開始著手塑造公社。教堂裡擠滿了人，他們前來聆聽披著紅布的講壇上發表的激進的革命演說，並討論當天的事件。人們現場起草並通過了決議，要提交給在市政廳的中央委員會。工人們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正在學習如何使用它。

公社的第一個行為是解散常備軍，把國民警衛隊作為唯一的軍事力量，以人民武裝取代國家的 “武裝人員的特殊機構”。正如馬克思在《法國內戰》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甚至是對過去最革命的運動的根本性突破。實際上，公社代表了一種根本性的新的國家形式。列寧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寫道，把上述公社的民主措施描述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33]」他甚至根據公社的制度，特別是所有公職人員的選舉和罷免權，以及公職人員應以工人工資為服務標准，以及以常備軍代替武裝人民等，得出了奪取政權後如何組織工人國家的結論。

在《法蘭西內戰》裡，馬克思將公社解釋為：

「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4]

幾乎在公社誕生之初，就開始了對社會經濟基礎的「連根拔起」。當公社開始組織和保衛城市的工作時，立即遭到了敵人的破壞。當它到達財政部、郵局、印刷廠、電報交換所，城市的所有行政中心時，公社人員發現，大多數前官員已經逃走了，並破壞了各區的印章、登記簿和現在，甚至包括公墓的管理部門。新的權力不得不臨時組織一切，從稅收，到郵政，到警察，到路燈。這種應急的需要也釋放了工人的創造力。

比如，郵局已經完全被打亂了組織。公社人民在沒有高薪雇員和顧問的情況下，在兩天內就成功地恢復了服務，並成功地通過凡爾賽宮的封鎖將郵政偷運出城。在印刷廠，公社讓郵政工人自己任命管理人員，當舊政權的行政人員妨礙張貼公告時，工人們只需自發組織起來，不加理會地完成工作。

公社把印刷工人的工資提高了25%，但同時也為印刷局節省了每天200法郎的開支，因為它削減了最高官員的過高工資，而這些官員都已逃亡。同時也削減了以前的官僚主義造成的浪費，工人管理不僅對工人待遇更好，效益也更好。在3月18日之前，印刷廠的預算是每月12萬法郎。在公社下，每週從未達到2萬法郎以上。正如馬克思所評論的那樣：

「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35]

勞動和交換部被置於第一國際的主要成員利奧-弗蘭克爾的領導之下。在他的領導和由工人組成的委員會的協助下，夜班工作以及當鋪生意都被制止了。禁止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罰款。但這僅僅是個開始。正如弗蘭克爾自己所寫的那樣：「公社的建立需要有保護工人不受資本剝削的機構。」[36]

在公社成立的短短幾週內，社會主義計劃和工人階級控制經濟的要素被引入。每個區都登記了工作的供需，以期消除失業。更為重要的是，所有被逃亡的資本家遺棄的工場都交給工人自己，由商業工會指定的委員會檢查賬目和庫存。所有政府合同的申請都必須說明工資水平，以防止競爭導致工資降低，並且優先考慮工人組織。除了從圍困中獲利的工業家外，所有人的租金都被減免。這些措施無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設想的 「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37]。

舊的警察武裝被廢除了。維持公共秩序的工作由國民警衛隊即武裝的人民管理，輔之以警察，他們不過是為公社責任的且可撤銷的代理人。而這種真正的「社區治安」的效果如何呢？利薩加雷寫道：

「她的街道在白天是自由的，在寂靜的夜晚是否就不那麼安全了呢？自從巴黎有了自己的警察，犯罪就消失了。每個人都任憑自己的本性，你看放蕩不羈在哪裡取得了勝利？」[38]

3月18日領導起義的巴黎婦女，在3月26日的選舉中被剝奪了選舉權，這是公社最明顯的局限性之一，如果公社能存活更久，無疑會克服這一局限。但盡管如此，勞動婦女仍然平等地參與了巴黎工人政權的建設和保衛。

勞動婦女在公社的各個層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是街區警戒委員會的成員，保衛街壘，參加武裝鬥爭。其中有教師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她被選為蒙馬特公民警戒委員會的負責人。她作為國民警衛隊的一員參加了戰鬥，既是戰鬥員，又組織了救護服務。

勞動婦女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如保衛巴黎和援助傷員的婦女聯盟，由第一國際的一位名叫伊麗莎白·德米特裡耶夫（Elizabeth Dmitrieff）的俄國籍成員成立。

職業婦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廢除「不同性別工人之間的任何競爭，因為在她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她們的利益是相同的」[39]，同工同酬。這一要求至少得到了部分實現，一些婦女得到的工資是其舊承包商所付工資的四倍。廢除夜班和工人組織對工作場所的管理也對勞動婦女的生活和條件產生了影響。教育被從教會手中解放出來，免費提供給所有兒童，不論性別或宗教。

我們考慮到公社所處的環境，四面受敵並且仍在從包圍中恢復，公社的成就簡直是奇跡。公社的經驗永遠證明，世界上的勞動者可以民主地管理社會，而不需要銀行家、地主和企業家。僅僅因為這個原因，公社就改變了歷史。但是，公社是第一次嘗試如此大規模的社會變革，而且領導層混亂，無怪公社也犯了錯誤，我們有責任從中吸取教訓。

利薩加雷在其《公社史》中評論道：「所有嚴肅的叛亂者都是從抓住敵人的筋骨–國庫開始的。[40]」 然而公社人民卻對國庫和法國銀行都不聞不問。當革命者占領財政部時，他們發現國庫的鑰匙已經被帶到凡爾賽去了，但他們沒有強行開鎖，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會消除與凡爾賽和解的任何可能。事實上，正是由於對凡爾賽的這種讓步，使得和解的可能性降低了，因為公社人民放棄了一個對敵人施加壓力的有力杠杆。

同樣，法國銀行行長也深信革命黨人會占有銀行，所以在公社選舉之前就逃之夭夭，把30億法郎的現金、珠寶和資產留在了金庫裡。由於沒有錢支付國民警衛隊的費用，公社派了階級調解人貝斯雷來談判。對於貝斯雷提出的公社應任命新行長的委婉建議，留在現場的副行長強烈抗議，並懇求他拯救「法國的財富」。公社的代表非常感動，以至於在回到市政廳時，他解釋說，銀行不能動，因為「如果你破壞了它，它所有的鈔票就會變成相當廢紙」。[41]

公社的領導們接受了這個借口，於是任命貝斯雷為銀行的「代表」，銀行寬宏大量地同意每天給公社40萬法郎的貸款。他們甚至沒有允許國民警衛隊占領大樓，以防遭到破壞。當然，這一切都沒有妨礙資產階級報刊對侵犯公私財產、大肆掠奪的行為進行嚎叫。

另一個機會則是錯失在市政廳的內部，那裡的官方記錄和外交文件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公社人民本可以揭露自拿破侖一世以來進行的秘密外交、肮髒交易和針對人民的陰謀，但委員會既沒有公布大量的文件，也沒有把這些文件作為政權的重要「人質」加以占有。

領導層本身沒有領袖，沒有計劃，也不知道是要取代舊政權還是改良舊政權，於是就把自己擋在懸崖邊上，希望能防止進一步的流血事件。與此同時，梯也爾和凡爾賽人正在集結他的軍隊，打算對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一場滅絕性的戰爭。4月2日，也就是巴黎慶祝公社宣言的四天後，他們的大炮開始轟擊巴黎城。

巴黎被孤立了

公社擁有20多萬人的潛在力量，擁有週圍的堡壘、大量的步槍和大炮，對於凡爾賽人來說，公社不是一個容易的目標。對城市的不斷炮擊，使許多無辜平民喪生，但卻無濟於事。巴黎的工人，包括婦女和青少年，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戰，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人類的未來而戰。他們像獅子一樣戰鬥著。

在七個星期的時間裡，凡爾賽人甚至無法到達巴黎，更不用說進入巴黎了。但是，即使巴黎擁有力量和勇氣，也不可能永遠獨自堅持下去。因此，革命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它能否從巴黎蔓延到省城，再從省城蔓延到農村，可農村的大部分農民仍然忠於凡爾賽議會。

從3月18日的起義一直到5月，法國各地的城市和城鎮都發出了聲援巴黎的信息。在許多重要城市，工人們發動了自己的起義，支持公社，最著名的是里昂、馬賽和圖盧茲。如果這些南方的重要中心淪陷，局勢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起義發生的地方也不只有這些地方。克留索、聖艾蒂安(一個重要的礦業城市)和利摩日都短暫地誕生了自己的公社。即使在那些工人們沒有奪取市政廳的地方，法國各地也發生了反凡爾賽的示威游行、懸掛紅旗和其他類似的「騷亂」。在反動的農村議會的第一所在地波爾多，工人們逮捕了幾名警察，並向步兵營投擲石塊，高喊「巴黎萬歲！ 叛徒去死吧！」[42]

1921年，剛剛親自執行並成功保衛了一次起義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法蘭西內戰》導言中寫道：

「如果1870年9月在法國無產階級的最前列已經有一個采取革命行動的集中的黨，全部法國歷史以及包括它在內的全部人類歷史就早已改變方向了。」[43]

這句話的真實性在巴黎公社歷史上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最明顯的是革命未能成功地擴展到各省。

如同在巴黎一樣，起義或多或少都是自發地進行的，而且往往使那些沒有做好戰鬥準備、缺乏革命中心指導的領導人上台。這導致全國各地的格局極不平衡，使每次起義都被孤立起來，依次被撲滅。許多工人本能地把握住了集中領導的必要性，並向巴黎尋求領導。利摩日的工人甚至派代表到巴黎請求設立「委員會」[44]。委員會成員表示會考慮，但沒有派人。

梯也爾盡其所能地把革命限制在巴黎，以便孤立和摧毀它。//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除了省城之外，還有農民的決定性問題。從2月8日的選舉中可以看出，這時法國的構成絕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村，這部分人曾多次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遏制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手段。然而，我們不能忘記，1789年8月，正是這部分農民用焚燒領主城堡的方式點燃了法國鄉村。因此，如果認為農民永遠只能是反動派的工具，那就大錯特錯了。

大多數法國農民以懷疑甚至是敵意的態度看待革命，而凡爾賽的大量虛假宣傳則助長了這種情緒。然而，從根本上說，普通農民的立場可以用「共和國給我什麼吃的？」這個問題來概括。只有把貧苦農民和農業勞動者的利益同巴黎青年工人共和國的利益聯系起來的方案，再加上工人們堅決執行這個方案的決心，才能使農村人口中具有大部分人支持公社的紅旗。然而，這個方案始終沒有真正出現。

公社曾向各省發表過宣言，但只是非常籠統地指出，「巴黎為全法國而戰」。還起草了一份對農民的講話，解釋說：

「兄弟，你被騙了。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你們也希望……。巴黎畢竟要的是農民的土地，工人的工具。[45]」

這本來可以成為在農村開展一場嚴肅運動的開始，但在各省沒有干部或任何形式的組織的情況下，這個重要講話的分發是通過氣球來分發的，氣球把貨物隨機地投放到農村的各個地方。

另一方面反動派則竭盡全力把革命限制在巴黎。遇到抗議他對巴黎進行惡戰的人，他回答說：「讓起義者解除武裝吧，大會不能解除武裝。但巴黎要的是共和國。共和國存在；以我的名譽，只要我在位，它就不會消失。[46]」這一承諾足以使議會中的資產階級 “左派 “放棄巴黎的命運。在巴黎遭到轟炸的同時，共和國的著名代表被派往各省呼吁冷靜。其中有一位共和國的「朋友」路易·勃朗（Louis Blanc）解釋說，雖然巴黎保衛共和國是正確的，但「在那裡力爭奪取政府的人是狂熱分子、傻瓜或流氓」，他為 「猙獰的鬥爭」流下了鱷魚的眼淚。[47]

共和派的中產階級就這樣被鎮壓了，農民仍然反對革命，工人們發現自己是極少數人。在省城，他們的起義一個個被撲滅。與此同時，俾斯麥釋放了6萬名戰俘，以換取國王的贖金。隨著凡爾賽軍隊的壯大，能夠集中全部兵力攻打首都，公社人民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絕望。

巴黎淪陷

自4月2日開始進攻以來，凡爾賽人一直被工人的英勇抵抗所阻擋。婦女們尤其以其堅不可摧的勇氣著稱。一位被俘的公社人民警告凡爾賽人說：「相信我，你們撐不住了，你們的妻子都在流淚，而我們的妻子卻不流淚。」這句話讓人想起斯巴達母親送兒子去打仗時說的那句話：「帶著你的盾牌回來，或者躺在它上面回來。[48]」

許多婦女自願照顧傷員。有幾十人為了扶起倒下的戰友，衝進了戰鬥的重圍，犧牲了。其他人則自己拿起步槍，在絕望的情況下，守住了堡壘和路障。女工們的抵抗如此凶猛，以至於《泰晤士報》（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日報）的一位記者說：「如果法蘭西民族只由法國婦女組成，那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民族。」[49]

婦女們令人難以置信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不應該讓人感到驚訝。1871年的勞動婦女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承受著雙重負擔。因此，勞動婦女從保衛工人共和國中得到的好處甚至比男子更多。無論是在公社誕生之時，還是在公社最後的痛苦日子裡，勞動婦女都是為了全人類的未來而奮鬥和努力的。

在「血腥週」和隨後的報復行動中，被凡爾賽人殺害的總人數估計為30,000人。//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經過激烈的鬥爭，5月21日，凡爾賽人進入巴黎。接下來又是七天殘酷的街頭戰鬥，這就是著名的「血腥週」。共產黨在每個區都設置了路障，迫使凡爾賽人逐街攻占城市。與此同時，凡爾賽人繼續對城市進行狂轟濫炸。梯也爾甚至吹噓說：「我們已經粉碎了整個巴黎的一個區。」[50]

巴黎變成了地獄。夜晚，城市被燃燒的建築物照亮，白天，天空被煙霧籠罩。街道上充斥著炮火的雷鳴聲和垂死者的尖叫聲。人行道上布滿了血跡。凡是勝利的地方，資產階級「文明」的衛士們都把自己交給了屠殺和掠奪。被俘的公社人民被排成一排，靠在牆上，當場槍斃。即使是被懷疑支持公社的非戰鬥人員，也未經審判就被處決。任何支持公社的店主，他們的店面都會被洗劫一空，並被毫不留情地毆打。穿著破爛衣服的婦女，或提著桶的婦女，被當作涉嫌縱火犯而被槍斃。一週內就有2萬人被屠殺。

凡爾賽人進行大屠殺的消息傳來後，公社人民威脅要處死70名人質，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需要指出的是，早在4月12日和5月14日，公社就提出用這些人質只換一個人。奧古斯特-布朗基。但他們的提議被反動派拒絕了，不僅因為懷疑布蘭基對革命的價值，而且還想以他們的生命為借口，對巴黎工人階級進行已經計劃好的可怕報復。5月24日，公社人民鋌而走險，處決了大主教和其他五名人質。他們的死亡責任完全在凡爾賽。

最後，剩下的守衛者終於體力不支，戰鬥於5月28日結束。梯也爾在大會上向歡呼的代表們宣布：「正義、秩序、人道和文明的事業取得了勝利」[51]。隨後，這些「正義、秩序、人性和文明」的擁護者們又著手逮捕和處決了數千名公社派嫌疑人。

在「正義」的名義下，許多大律師拒絕為被告辯護，而其他許多大律師則積極地與檢方合作。有一個人被判處死刑，盡管他與公社毫無關系，因為「他是社會黨的領導人之一」，所以「總之，一個謹慎而明智的政府在找到合法的機會時必須除掉這些人」。[52]

政府軍以「秩序」的名義，槍殺一名路人，只因它戴了一塊手表。屍體被搜查、搶劫。就連保守派媒體也抱怨說：「這些不再是執行任務的士兵」[53]。在混亂中，許多無辜的人被個人或商業對手斥為公社人民。警方共收到399,823份告發書。[54]

政府以「人道」的名義，將數千名男女老少關在沒有光線、空氣和食物的肮髒牢房裡。凡爾賽人自己也承認抓了38,568名囚犯，其中1,058名婦女，651名兒童，包括73名14歲以下的囚犯。最年輕的囚犯只有7歲[55]。利薩加雷估計，有2,000名囚犯因條件惡劣而死亡[56]。孕婦也未能幸免於酷刑，許多婦女流產或生下死胎。還有許多人瘋了。《泰晤士報》寫道：「人的生命已經變得如此廉價，一個人比一條狗更容易被槍斃」。[57]

在「文明」的名義下，如此多的人被屠殺，以至於沒有足夠的馬車來運走屍體。死者在街上堆積如山。6月，資產階級報刊開始懇求：「我們不能再殺人了。」這並不是因為同情受害者，而是因為腐爛的屍體發出的惡臭和疾病有可能吞噬整個城市。在這些讓人聯想到黑死病最嚴重的場景中，資產階級的巴黎用咖啡館、妓院和街道上的放蕩節來慶祝它的回歸。就連親凡爾賽的媒體也抱怨，一位記者引用塔西佗的話說：

「然而在那場可怕的鬥爭的第二天， 甚至在它完全結束之前，墮落和腐敗的羅馬， 再次開始沉浸在那正在摧毀它的身體和污染它的靈魂的艷麗的泥沼中… 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 popinaeque… (這裡有吵架和受傷，那裡有浴室和餐館)」 [58]

在「血腥週」和隨後的報復行動中，被凡爾賽人殺害的總人數估計為3萬人。此外，有13,000多人被運往新喀里多尼亞，他們的家人一無所有。更多的人被迫逃離該國。在7月的補選中，巴黎的選民比2月8日少了10萬人。這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激烈的鬥爭中無意的「過激」[59]。甚至在3月18日之前，克萊芒-托馬就說要「徹底消滅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60]

在法國統治階級的眼裡，必須消滅無產階級中最先進的部分，即1848年和1871年鬥爭的活記憶。這種社會和平甚至是以犧牲資產階級的短期經濟利益為代價換來的。1871年10月，一份官方報告聲稱，由於缺乏工人，某些行業不得不拒絕訂單。

公社的遺產

巴黎公社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意義。這些事件充滿了階級鬥爭的教訓。//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巴黎工人建立的第三共和國，是用他們的鮮血凝結而成的。在公社的發源地蒙馬特山頂，資產階級建造了聖心大教堂，不是為了「懺悔」被凡爾賽宮殺害的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而是為了懺悔公社的「罪行」。今天，它仍然作為法國統治階級臭不可聞的偽善的紀念碑矗立在那裡。

犧牲的公社社員則在拉夏茲公墓的一個安靜幽靜的角落裡被紀念，一些公社最後的保衛者在這裡被抓獲並槍斃。事實上，巴黎公社並不需要任何雕像和紀念碑。公社真正的紀念碑存在於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它為社會主義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公社的經歷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留下了巨大的印像，他們一生都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勝利和失敗的基礎上提煉和更新自己的革命綱領。187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的序言中寫道，《宣言》第二部分中的訴求綱領「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特別是「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61]

具體來說，公社所證明的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62]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對《共產黨宣言》進行有效的修正和更新，這句話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工人們不是想利用資產階級社會下發展起來的現存議會、軍隊、官僚機構等，而是要用革命的手段粉碎這種「國家寄生蟲」[63]，代之以自己的政治組織，在這種政治組織中，「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正如列寧根據自己對法國公社和馬克思內戰的研究所言[64]。

公社的影響也不限於理論領域。1871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公社的幸存者，其中包括被爭取到國際組織的布蘭基主義者。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大家詳細討論了公社的教訓和公社的失敗，最終通過了下列決議，該決議的最後形式是由馬克思起草的：

「鑒於：
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
工人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
工人階級由於經濟鬥爭而已經達到的本身力量的團結，同樣應當成為它在反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資本家的政權的鬥爭中的杠杆，——
代表會議提請國際會員們注意，
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它的經濟運動是和政治行動密切聯系著的。」[65]

這是對國際內部的巴枯寧主義和蒲魯東主義傾向的決定性趨勢，他們宣揚放棄政治和爭取國家政權的鬥爭。實際上，公社不僅明確了工人鬥爭的最終目標，而且明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從而在這個過程中塑造了馬克思主義本身。有人說，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無非是工人階級的一般經驗。這句話的真實性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這個綱領的每一個基本點——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和集中的工人政黨的必要性，工人鬥爭的國際性，以及粉碎資產階級國家，以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的必要性–都是在公社的興衰中形成和鍛煉出來的。

巴黎的工人已經指明了方向。他們在短短兩個月內證明了一個新世界是可能的。公社的紅旗升起，成為世界工人階級的旗幟，而公社垮台後一個月寫成的《國際歌》則成為其國歌。而《法國內戰》和其他著作中提煉和保存的公社教訓，也起到了教育和激勵千百萬革命者的作用，其中不乏列寧和布爾什維克。

今天，當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提供了甚至超過第二帝國最嚴重罪行的恐怖時，正在崛起的一代工人又開始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我們有責任研究公社，研究它的勝利和錯誤，並把這些教訓付諸行動。如果我們以共產黨人哪怕一半的英雄氣概來做這件事，我們就不會失敗。

公社萬歲！

倫敦，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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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2.htm

[2] 同上，第四章

[3]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4] 利薩加雷（P. O. Lissagaray），《1871年巴黎公社史》（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898， p. 11.，譯者自譯

[5] 同上， p. 12.

[6]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7]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一卷，前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1-00b.htm

[8] 馬克思致塞扎爾·德·巴普，1870年9月1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76.htm

[9]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1年2月4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93.htm

[14]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p.15.

[15] 同上， p.16.

[16] 同上， p. 22.

[17] 同上， p. 23.

[18] 同上， p. 26.

[19] 同上， p. 32.

[20] 「Affiche rouge」: Au peuple de Paris， les delegues de vingt arrondissements de Paris， FICEDL，譯者自譯

[21]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57.

[22] 同上， p. 75.

[23] 同上， p. 62.

[24] 同上， p. 69.

[25] 同上， p. 76.

[26] 同上， p. 79.

[27] 同上， p. 79.

[28] 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1年4月12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106.htm

[29]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90.

[30] 同上， p. 92.

[31] 列寧，「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607.htm

[32]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56.

[33]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4.htm

[34]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35] 同上

[36]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p. 232-233.

[37]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38]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302.

[39] E.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Secker & Warburg， 1967， pp. 45-46.

[40]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7.

[41] 同上， p. 188.

[42] 同上， p. 273.

[43] 托洛茨基，「巴黎公社的教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10204.htm

[44] 利薩加雷，《1871年巴黎公社史》， p. 180.

[45] 同上， p. 228.

[46] 同上， p. 196.

[47] 同上， p. 274.

[48] 同上， p. 208.

[49] 同上， p. 397.

[50] 同上， p. 254.

[51] 同上， p. 395.

[52] 同上，p. 493.

[53] 同上， p. 348.

[54] 同上， p. 402.

[55] 同上， p. 404.

[56] 同上， p. 411.

[57] 同上， p. VII.

[58]同上， p. 487.

[59] 同上， p， 404.

[60]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61]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72德文版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1

[62] 同上

[63]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64]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三章

[65] 馬克思和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代表會議的決議》，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48.ht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