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0日，一名史達林的特務在手無寸鐵的托洛茨基背後將一支冰叉砸入了他的後腦，殘暴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他當時正在撰寫的《史達林評傳》下半部則是他眾多未完成的作品之一。這本著作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獨特性，在於它不僅從劃時代的社會和經濟轉型角度，也從一個重要歷史劇目中各個主人公的個體心理角度來嘗試解釋二十世紀最具決定性的事件。

個體心理和歷史進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另歷史學生們著迷的主題，也是這本著作的基礎。史達林是如何從一名布爾什維克革命家演變成一介野獸般的暴君？這是由基因因素或是童年時代的教養注定的嗎？

根據托洛茨基鉅細靡遺的分析，史達林早年的確在一些場合內顯示了報復心強、嫉妒心重、殘忍甚至虐待狂的傾向。但是這些人格趨勢本身並不具決定性。不是每一個從小受酗酒父親毒打的孩子長大後都會後成為嗜虐的獨裁者，如同不是每一位被維也納上層社會排斥而懷恨在心的失敗藝術家都會變成希特勒。

這種轉變必須要在巨大的歷史事件和社會動亂下才可能產生。在希特勒的案例中，德國當時由於華爾街股災而導致的經濟崩潰，使他趁機領導失落的小資產階級和喪失社會地位的流氓無產階級運動。而在史達林的例子中，俄國革命後的革命衰退，民眾在經歷長年戰爭、革命、和內戰後的疲倦，以及革命在慘不忍睹的落後、貧窮的條件下被孤立，共同導致了一個特權官僚階級的出現。

成千上萬的官員通過排擠工人，逐漸成為一個享有特權的社會階層。這些新的官人們需要一個能夠保衛他們利益的領導者。但是這個領導必須要有革命的資歷，甚至是一名顯赫的布爾什維克，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蘇維埃的官僚們選擇了約瑟夫．朱加什維利（Joseph Djughashvili），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史達林，來作為他們的代表。

乍看之下，史達林並不是一個合適的列寧接班人。史達林除了得到和鞏固權力之外並沒有任何的中心思想。他經常有猜疑和暴力的傾向。他是一個典型的心胸狹隘、愚昧無知的官員，如同他所代表的人一般。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都曾長年久住西歐，精通多國語言，並親身參與國際工人運動。史達林不僅對外語一竅不通，甚至在生硬的俄語中還帶有濃厚的格魯吉亞口音。

托洛茨基對這個悖論做出了解釋。一個革命時代需要能將無意識或半意識的民眾渴望轉化成文字、標語來改變社會的英雄領袖、文豪、演說家和大膽的思想家。革命時代是一個充滿巨人的時代。但是一個反革命時期則是充斥著退潮、撤退、和低落的士氣。這樣的時代需要的不是巨人，而是比他們矮一大截的人們。這是一個被機會主義、墨守成規、和背叛主導的時代。

這樣的環境不再需要大膽的、有前瞻的英雄人物。在庸人當道的氛圍中，史達林成為庸人們的首腦。這個定義當然沒有消除掉他個人的特質，不然他不可能成功地擊敗在任何方面都高他一等的人們。他擁有著鋼鐵般的決心，對於權力和個人進步不屈不撓的渴望，以及對於操縱他人、利用他人弱點、官場鬥爭渾然天成的熟練。

這些人格特質在革命前進期間只有三流的重要性。但是在革命退潮的情況下，它們卻能被利用來產生巨大的影響。托洛茨基運用了大批資料來解釋史達林如何發揮影響力——這些資料既來自他的個人檔案，又包括布爾什維克、史達林主義者、孟什維克、尤其是親近於史達林的格魯吉亞革命家們的回憶錄作為第一手資料。

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嘗試將重大歷史事件簡化為個體人格不但是膚淺的，而且通常反映了無法以一個科學性的角度來了解歷史。歷史唯物主義由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歷史的主要泉源。但是這絕不是否認了個人在歷史上的角色。相反，人類才是歷史進程的媒介。

發掘特殊和一般、人物個性和社會進程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雖然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但是也是可能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對這個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解釋。他呈現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一個平庸的、被雨果（Victor Hugo）戲稱為「小拿破崙」（Napoléon le Petit ）的人，是如何得以掌握政權。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對個體和客觀進程之間的具體互動做出如此鉅細靡遺的分析。

史達林的人格注定了蘇聯的命運嗎？我們僅需提出這個問題就能揭發它的空洞性。歐洲革命的失敗意味著由十月革命建立的工人民主無法生存。當革命被孤立在嚴重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的環境內，官僚主義的興起，不論有沒有史達林，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我們也可以認定這個政權格外的恐怖、近似虐待狂的手法、以及滔天規模的大肅清，這些特質很大部分是由史達林的人格、焦慮，以及難以抑制的復仇慾望塑成的。

《史達林評傳》是一部剖析這個奇異人格，他的個人特質和心理如何與重大事件之間互動的引人入勝的研究。正因如此，它也遭受了不少詆毀者的攻擊。至今不少人提出，將托洛茨基寫《史達林評傳》的動機是為了抹黑他在克林姆宮的政敵，或至少為了證明個人的心理因素致使對歷史事件的客觀研究成為不可能。這種膚淺的評價對作者是一大不公。托洛茨基早已預見到如此的批判，並寫道：

「我現在正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也因此認為我必須坦白的說：我從來沒有憎恨過史達林。部分圈子內有不少人口頭或書面宣傳我對史達林所謂的『憎恨』顯然讓我心裡充滿著憂愁不安的判斷。面對這些我也只能聳肩置之。我們兩人分道揚鑣已經很久，因此我們之間若有任何的個人關係也早就被徹底撲滅。對我來說，我只是一個被敵視我的外在歷史力量所使用的工具，我個人對對史達林的感覺和我對希特勒或日本天皇的感覺毫無兩樣。」（新版《史達林評傳》，第十四章：〈熱月反動〉；段落：〈歷史的報復〉）

學術界的歷史學家們當然會如出一轍的躲在自稱為「中立」的面具後面。事實上，任何的歷史學家都持有一個特定的觀點，尤其是在研究俄國革命，甚至法國大革命這方面。我們尤其可以將蘇聯瓦解後每年都會被出版的俄國革命「評估」書籍作為例證。這些書籍的作者都聲稱擁有無庸置疑的證據來證明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嗜血的猛獸，而蘇聯除了成立了KGB和古拉格集中營之外是一無是處的。

我們輕易就能發現在這些學術中立的面具下，是一個反共狂熱分子的扭曲嘴臉。不同於這些偽善、假中立的學術史學家們，托洛茨基以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處理方式來解釋史達林主義反革命問題。對改變社會充滿熱情，同時能夠客觀地檢視歷史事件和個體在歷史進程中的角色，這兩者之間存在矛盾嗎？讓托洛茨基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

「在庸人俗子看來，一個革命的觀點實際上就等於科學的客觀性之闕如。我們以為恰恰相反，只有一個革命家——當然他得具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觀動力。一種思想，要是能夠了解事物，那麼，一般說來都不是潛想的而是行動的。為要滲透到自然與社會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個外科醫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極度的注意力分別出一個機體中各種不同的肌胳一樣，一個革命家（如果他對他的任務具有嚴肅態度的話） ，必須以嚴格的良心，分析社會的結構，它的作用與反射。」（托洛茨基為Harold Isa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所寫的導言，1938）

關於本書的新版

世上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聲稱自己創作了最具代表性的《史達林評傳》。從托洛茨基被刺殺的那一天起，這本書就永世淪為一部未完成品。然而，我們可以毫無畏懼爭議的說明，這部新版是有史以來最接近完整的版本。

其他版本雖然存在，但是它們的品質仍然不盡人意，有些甚至具誤導性。在準備這個版本的過程中，我們對比了其他的翻譯版本，發現它們各有各的缺陷。我們搜集了托洛茨基個人文庫中所有的英語文獻，並加上了俄文的資料。

這本新版增加了八萬六千字，是為整本著作內容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但是在後半段內，也就是幾乎所有的新資料所補充的方面，內容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如果托洛茨基還在世的話，他無庸置疑能夠寫出比這個版本無限好的作品。他必定會嚴格的審查所有的原生資料，並如同一位熟練的雕塑家一般重複拋光，直到整本書達到了一個藝術品的境界為止。我們無法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他會如何篩選資料。但是我們認為我們至少有把所有我們能搜集到的資料展示給大眾的歷史責任。

即便面對著所有的難處，這部作品仍然有著極大的教育價值。我們在被認為沒有意義而被拋棄的材料中，找到了對於托洛茨基理念新奇的見解。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晚年的著作，托洛茨基晚年的作品是由汲取一生中豐富經驗的成熟思考下所產生的。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附錄中對於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察，提名為〈史達林作為一介理論家〉。據我所知，這篇是從未被出版過的。

在發表被任意的排除於《史達林評傳》之外而塵封於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史料之際，我們對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償還了一大筆債，並同時為正在尋找能夠改變世界的思想和綱領的新世代提供了一份豐富和珍貴的材料。這是他唯一會認同的紀念方式。

寫於倫敦，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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