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0日，一名史达林的特务在手无寸铁的托洛茨基背后将一支冰叉砸入了他的后脑，残暴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当时正在撰写的《史达林评传》下半部则是他众多未完成的作品之一。这本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从划时代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角度，也从一个重要历史剧目中各个主人公的个体心理角度来尝试解释二十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事件。

个体心理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另历史学生们着迷的主题，也是这本著作的基础。史达林是如何从一名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演变成一介野兽般的暴君？这是由基因因素或是童年时代的教养注定的吗？

根据托洛茨基钜细靡遗的分析，史达林早年的确在一些场合内显示了报复心强、嫉妒心重、残忍甚至虐待狂的倾向。但是这些人格趋势本身并不具决定性。不是每一个从小受酗酒父亲毒打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后成为嗜虐的独裁者，如同不是每一位被维也纳上层社会排斥而怀恨在心的失败艺术家都会变成希特勒。

这种转变必须要在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动乱下才可能产生。在希特勒的案例中，德国当时由于华尔街股灾而导致的经济崩溃，使他趁机领导失落的小资产阶级和丧失社会地位的流氓无产阶级运动。而在史达林的例子中，俄国革命后的革命衰退，民众在经历长年战争、革命、和内战后的疲倦，以及革命在惨不忍睹的落后、贫穷的条件下被孤立，共同导致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出现。

成千上万的官员通过排挤工人，逐渐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官人们需要一个能够保卫他们利益的领导者。但是这个领导必须要有革命的资历，甚至是一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苏维埃的官僚们选择了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 Djughashvili），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史达林，来作为他们的代表。

乍看之下，史达林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列宁接班人。史达林除了得到和巩固权力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中心思想。他经常有猜疑和暴力的倾向。他是一个典型的心胸狭隘、愚昧无知的官员，如同他所代表的人一般。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都曾长年久住西欧，精通多国语言，并亲身参与国际工人运动。史达林不仅对外语一窍不通，甚至在生硬的俄语中还带有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

托洛茨基对这个悖论做出了解释。一个革命时代需要能将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民众渴望转化成文字、标语来改变社会的英雄领袖、文豪、演说家和大胆的思想家。革命时代是一个充满巨人的时代。但是一个反革命时期则是充斥着退潮、撤退、和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时代需要的不是巨人，而是比他们矮一大截的人们。这是一个被机会主义、墨守成规、和背叛主导的时代。

这样的环境不再需要大胆的、有前瞻的英雄人物。在庸人当道的氛围中，史达林成为庸人们的首脑。这个定义当然没有消除掉他个人的特质，不然他不可能成功地击败在任何方面都高他一等的人们。他拥有着钢铁般的决心，对于权力和个人进步不屈不挠的渴望，以及对于操纵他人、利用他人弱点、官场斗争浑然天成的熟练。

这些人格特质在革命前进期间只有三流的重要性。但是在革命退潮的情况下，它们却能被利用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托洛茨基运用了大批资料来解释史达林如何发挥影响力——这些资料既来自他的个人档案，又包括布尔什维克、史达林主义者、孟什维克、尤其是亲近于史达林的格鲁吉亚革命家们的回忆录作为第一手资料。

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尝试将重大历史事件简化为个体人格不但是肤浅的，而且通常反映了无法以一个科学性的角度来了解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由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的主要泉源。但是这绝不是否认了个人在历史上的角色。相反，人类才是历史进程的媒介。

发掘特殊和一般、人物个性和社会进程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虽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也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中对这个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解释。他呈现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个平庸的、被雨果（Victor Hugo）戏称为「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 ）的人，是如何得以掌握政权。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对个体和客观进程之间的具体互动做出如此钜细靡遗的分析。

史达林的人格注定了苏联的命运吗？我们仅需提出这个问题就能揭发它的空洞性。欧洲革命的失败意味着由十月革命建立的工人民主无法生存。当革命被孤立在严重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环境内，官僚主义的兴起，不论有没有史达林，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认定这个政权格外的恐怖、近似虐待狂的手法、以及滔天规模的大肃清，这些特质很大部分是由史达林的人格、焦虑，以及难以抑制的复仇欲望塑成的。

《史达林评传》是一部剖析这个奇异人格，他的个人特质和心理如何与重大事件之间互动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正因如此，它也遭受了不少诋毁者的攻击。至今不少人提出，将托洛茨基写《史达林评传》的动机是为了抹黑他在克林姆宫的政敌，或至少为了证明个人的心理因素致使对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成为不可能。这种肤浅的评价对作者是一大不公。托洛茨基早已预见到如此的批判，并写道：

「我现在正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我也因此认为我必须坦白的说：我从来没有憎恨过史达林。部分圈子内有不少人口头或书面宣传我对史达林所谓的『憎恨』显然让我心里充满著忧愁不安的判断。面对这些我也只能耸肩置之。我们两人分道扬镳已经很久，因此我们之间若有任何的个人关系也早就被彻底扑灭。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被敌视我的外在历史力量所使用的工具，我个人对对史达林的感觉和我对希特勒或日本天皇的感觉毫无两样。」（新版《史达林评传》，第十四章：〈热月反动〉；段落：〈历史的报复〉）

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当然会如出一辙的躲在自称为「中立」的面具后面。事实上，任何的历史学家都持有一个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甚至法国大革命这方面。我们尤其可以将苏联瓦解后每年都会被出版的俄国革命「评估」书籍作为例证。这些书籍的作者都声称拥有无庸置疑的证据来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嗜血的猛兽，而苏联除了成立了KGB和古拉格集中营之外是一无是处的。

我们轻易就能发现在这些学术中立的面具下，是一个反共狂热分子的扭曲嘴脸。不同于这些伪善、假中立的学术史学家们，托洛茨基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处理方式来解释史达林主义反革命问题。对改变社会充满热情，同时能够客观地检视历史事件和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吗？让托洛茨基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庸人俗子看来，一个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等于科学的客观性之阙如。我们以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革命家——当然他得具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观动力。一种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么，一般说来都不是潜想的而是行动的。为要渗透到自然与社会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极度的注意力分别出一个机体中各种不同的肌胳一样，一个革命家（如果他对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态度的话） ，必须以严格的良心，分析社会的结构，它的作用与反射。」（托洛茨基为Harold 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写的导言，1938）

关于本书的新版

世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声称自己创作了最具代表性的《史达林评传》。从托洛茨基被刺杀的那一天起，这本书就永世沦为一部未完成品。然而，我们可以毫无畏惧争议的说明，这部新版是有史以来最接近完整的版本。

其他版本虽然存在，但是它们的品质仍然不尽人意，有些甚至具误导性。在准备这个版本的过程中，我们对比了其他的翻译版本，发现它们各有各的缺陷。我们搜集了托洛茨基个人文库中所有的英语文献，并加上了俄文的资料。

这本新版增加了八万六千字，是为整本著作内容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但是在后半段内，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新资料所补充的方面，内容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如果托洛茨基还在世的话，他无庸置疑能够写出比这个版本无限好的作品。他必定会严格的审查所有的原生资料，并如同一位熟练的雕塑家一般重复抛光，直到整本书达到了一个艺术品的境界为止。我们无法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会如何筛选资料。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至少有把所有我们能搜集到的资料展示给大众的历史责任。

即便面对着所有的难处，这部作品仍然有着极大的教育价值。我们在被认为没有意义而被抛弃的材料中，找到了对于托洛茨基理念新奇的见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晚年的著作，托洛茨基晚年的作品是由汲取一生中丰富经验的成熟思考下所产生的。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附录中对于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察，提名为〈史达林作为一介理论家〉。据我所知，这篇是从未被出版过的。

在发表被任意的排除于《史达林评传》之外而尘封于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史料之际，我们对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偿还了一大笔债，并同时为正在寻找能够改变世界的思想和纲领的新世代提供了一份丰富和珍贵的材料。这是他唯一会认同的纪念方式。

写于伦敦，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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