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68年法國5月革命
法國的1968年5月風暴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總罷工。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發生在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上升的高峰時期。當時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辯護人如同今天一般，都在自我祝賀，認為革命和階級鬥爭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但1968年的法國事件卻突如其來，它宛如晴天霹靂，完全出乎大多數左派的意料，因為他們都已不再將歐洲工人階級視為一股革命力量。（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8年5月2日）
先見之明還是驚慌失措
1968年5月，《經濟學人》發表了由麥克雷（Norman Macrae）撰寫的關於法國的特別增刊，以紀念高盧統治十年。在這份增刊中，麥克雷大肆歌頌法國資本主義的成功，指出法國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國人高；吃的肉多；擁有的汽車多等等。他還列舉了法國相對於海峽對岸鄰國的一個「巨大的國家優勢」：法國的工會「弱得可憐」。麥克雷的文章墨水還沒乾掉，法國工人階級就以一場近代無可比擬的社會起義震驚了世界。
五月的事件是資本的戰略家們沒有預見到的，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其他地方。斯大林主義和改良派領導人也沒有預料到這些事件。所謂的革命左派更是糟糕。那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女士和先生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爭論「武裝鬥爭」、起義和其他問題）不僅沒有預見到法國工人的任何運動。他們格外否認任何這種可能性。
讓我們以學術界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之一高茲（Andre Gorz）為例。此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可預見的將來，歐洲資本主義不會出現劇烈到促使廣大工人為支持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舉行革命的總罷工或武裝暴動的危機。」（引資高茲《改革與革命》，載於《社會主義年鑑》（The Socialist Register），1968年刊。我們的重點）。 這些文字是在歷史上最大的革命總罷工正在進行時發表的。
高茲並不是唯一一個放棄工人階級的人。那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曼德爾（Ernest Mandel）在這些偉大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才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他談到了太陽底下的一切，但卻從未提到過法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當我們現場的一位同志向他指出這一矛盾時，他的回答是：工人已經資產階級化和「美國化」了，今後二十年內法國工人不會有任何運動。
時空背景
這些先生們都不明白的是，1945年以後資本主義的長期復甦上升，改變了階級力量的平衡，極大地加強了歐洲工人階級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統治階級試圖以維持國內經濟落後為統治基礎。經過巴黎公社的經驗，法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發展有致命的恐懼，因此發展了以金融資本、銀行和殖民地為主要基礎的寄生性尋租經濟（Rentier economy）。
工業的發展意味著無產階級本身的力量比30年代強大得多，更不用說巴黎公社時期了，那時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小作坊裡。即使在1931年，法國所有工業企業中也有近三分之二的企業根本沒有雇用工資工人，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雇用的工人不到10人。只有0.5%的工業企業雇用了一百名以上的工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的工業得到了大力發展，使無產階級的力量迅速增強，農民的力量逐漸衰退。
1936年革命危機時，法國一半的人口以農業為生，而今天農村人口不到整個人口的6%。到了1968年，受薪階級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鬥爭潛力上都有所增長。根本性的變化在1968年表現在巨型工廠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上，如弗林斯的雷諾工廠，其工人總數為10500人，其中有1000人參加糾察線，僅該廠每天參加罷工會議的人數至少有5000人。
1936年，在階級力量的對比較現在更為不利，沒有現今工人十分之一的先進性的情況下，托洛茨基仍然認為，共產黨和社會黨仍然是可以奪取政權的。
「如果布魯姆（Leon Blum）的社會黨真的是社會主義的， 它可能會以總罷工為基礎，於6月在幾乎沒有內戰，以最少的騷亂和犧牲的前提下推翻資產階級。但是布魯姆的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是腐朽的自由派激進主義的小弟。」 （引自托洛茨基《論法國》，p. 178，我們的重點。）
1968年的力量對比較先前更為有利。如果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按照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采取的行動，和平得到政權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強調這一點。只有斯大林主義領導人的背叛，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拒絕奪取政權，才使法國工人無法奪取政權。
學生的作用
學生始終是社會深處緊張局勢的敏感晴雨表。5月事件之前的學生示威和校園佔領浪潮，就像暴風雨前的閃電。在5月之前的幾個月，學生中出現了激進氣氛，透過一系列的示威和佔領行動表達出來。
面對日益高漲的學生抗議潮，著名的索邦大學校長決定封校，這只是700年來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0年，納粹佔領巴黎時。5月3日，警察試圖清場索邦大學的庭院，這後來是點燃火藥桶的導火線。拉丁區爆發了暴力事件，造成100多人受傷，596人被捕。第二天，索邦大學的課程被暫停。主要的學生組織「法國學生全國聯盟」（Union des Etudiants Français，UNEF，中文簡稱法全學聯）和「全國高等教育聯盟」（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Snesup，中文簡稱全高盟）訴求舉行無限制的罷課。5月6日，拉丁區發生新的戰鬥：422人被捕；345名警察和約600名學生受傷。鎮壓引起了廣泛的憤慨。憤怒的學生撕碎鵝卵石磚並向警察投擲，並以法國的優良抗爭傳統設置路障。法國各地大學的學生都承諾支持。
5月10日晚間，拉丁區發生了一場全面的騷亂。騷亂者按照法國的老傳統豎起了路障，警察以極大的暴力襲擊了這些路障。法國防暴警察的武裝暴徒闖入私人公寓，野蠻地毆打普通人，甚至是一名孕婦。但他們遭到反擊的比他們預想的更多。普通巴黎人用花盆和其他從窗戶投擲的重物轟擊警察。在住院的367人中，有251人是警察。另有720人受傷，468人被捕。汽車被燒毀或損壞。教育部長指責了抗議者們為「不學無術，無法無天。」.
在革命爆發第一週內，法共的領導人輕視了學生，而工會領導人則試圖忽視他們。法共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發表了未來的法共領導人馬爾凱（George Marchais）的文章，標題是「假革命者要被揭穿」。但面對民眾的普遍憤慨和階級的壓力，工會官僚機構不得不采取行動。5月11日，主要工會團體如法國總工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CGT）、法國民主工聯（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和全國教育總工會（Fédération de l’Education nationale，FEN）號召在5月13日舉行總罷工。約20萬示威者高喊「戴高樂是殺人犯」等口號。
時任總理蓬皮杜（George Pompidou）匆匆返回巴黎，宣布索邦大學同日重新開學。這本是為了防止社會爆炸的妥協姿態。但這份妥協已經來得太遲了。群眾認為這是當局軟弱的表現，於是奮起直追。
總罷工
學生中的情緒發酵只是法國社會不滿情緒的最明顯表現。盡管經濟繁榮，但法國老闆對工人施加了無情的壓力。在表面平靜的表像下，積聚了大量的不滿、苦悶和挫折。早在1月份，在卡昂的一次罷工示威中就發生了暴力衝突。
5月13日的總罷工標志著一個質的轉折點。數十萬學生和工人湧上巴黎街頭。以下對5月13日佔領巴黎街頭的百萬人的強大示威遊行的描述，就可以表達這個現實：
「他們無休止地湧過去，有整整一部分身穿白大褂的醫院工作人員，有些人拿著海報，上面寫著「Ou sont les disparus des hôpitaux?」（「失蹤的傷員在哪裡？」）。每座工廠、每個主要工作場所似乎都有代表。有許多團體，包括鐵路工人、郵遞員、印刷工、地鐵人員、金屬工人、機場工人、市場人員、電工、律師、縫紉工、銀行雇員、建築工人、玻璃和化學工人、服務員、市政雇員、油漆工和裝飾工、煤氣工、女店員、保險員、掃路工、電影制片廠經營者、公共汽車司機、教師、新塑料工業的工人，昂首闊步地前進，他們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血肉，是無休止的群眾，是一種力量，只要這個階級做好決定，就可以掃蕩它面前的一切。」（引自《革命排演》（Revolutionary Rehearsals），p. 12）
工會的領導人希望這足以阻止運動的發展。領袖們並不打算讓總罷工繼續下去並蔓延。他們把遊行示威看作是一種讓群眾發泄的手段。但運動一旦開始，很快就獲得了自己的生命。總罷工的號召，就像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塊沉重的石頭。波及到法國的每一個角落。雖然工會組織起來的工人只有三百五十萬左右，但有一千萬人參加了罷工，全法國開始了工廠佔領的浪潮。
5月14日，在巴黎大規模示威後的一天，工人佔領了南特的南方飛機公司，克萊翁的雷諾工廠也被工人佔領，隨後，弗林斯、勒芒和布洛涅-比蘭庫爾的雷諾工廠也被佔領。罷工襲擊了法國各地的其他工廠，還有巴黎公共交通、巴黎大眾運輸公司和國有鐵路公司SNCF。報紙沒有發行。5月18日，煤礦停工，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停止了。接下來是國家鐵路，其次是航空運輸、造船廠、煤氣和電力工人（他們決定維持國內供應）、郵政服務和跨海峽渡輪。
工人們控制了南特的汽油供應，拒絕所有沒有得到罷工委員會授權的油罐車進入。在鎮上唯一能使用的汽油泵上設置了糾察線，確保汽油只發給醫生。與周圍地區的農民組織取得了聯繫，並安排了食品供應，價格由工人和農民確定。為了防止暴利，商店必須在櫥窗裡張貼一份公告，註明：「本店經批准開業」。「本店經批准開業。其價格長期受工會監督」。公告貼紙上有總工會、民主工聯和「工人力量」工會（Force Ouvriere，FO）的簽名。一升牛奶賣了50分錢，而平常的價格是80分錢。一公斤馬鈴薯從70分錢降到12分錢；一公斤胡蘿蔔從80分錢降到50分錢，等等。
學生、教師、職業人士、農民、科學家、足球運動員，甚至連貝爾格萊德歌舞團的舞女們也都被卷入了這場鬥爭。在巴黎，學生佔領了索邦大學。奧德昂劇院被2500名學生佔領，中學學生也佔領了他們的學校：
「佔領熱潮籠罩著知識份子。激進的醫生佔領了醫學協會的館舍，激進的建築師宣布解散他們的協會，演員關閉了首都所有的劇院，以布托爾（Michel Butor）為首的作家佔領了馬薩飯店的文學社。甚至連企業管理者也參與其中，一度佔領了雇主協會的大樓——法國全國贊助委員會，然後又轉而佔領了幹部總聯合會。」（引自大衛·卡烏特《1968，屬於街壘的那年》（Sixty-Eight,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第203頁）。
由於學校關閉，教師和學生為罷工者的孩子們組織了托兒所、遊樂場、免費餐和活動。罷工者的妻子們成立了委員會，在組織食品供應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不僅是學生，連專業人士也被革命的氛圍感染了。天文學家佔領了一個天文台。薩克雷的核研究中心發生了罷工，那裡的一萬名員工中，大部分是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工程師或畢業的科學家。甚至教會也受到了影響。在拉丁區，年輕的天主教徒佔領了一座教堂，要求以辯論代替彌撒。
街頭的力量
巴黎的騷亂仍在繼續，工人和學生忍受著催淚瓦斯和警棍的攻擊。一個晚上就有795人被捕，456人受傷。示威者試圖焚燒巴黎交易所（股票交易所）這個令人痛恨的資本主義象徵。一名警察局長在里昂被一輛卡車撞死。
一旦進入鬥爭，工人們就主動開始采取遠遠超出了正常罷工限度的行動。抗爭等式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大眾傳播手段。從形式上看，這些都是國家手中的有力武器。但它們也依賴於經營電台和電視台的工人。5月25日，國家廣播和電視台工人開始罷工。晚上8點的電視新聞被停電。印刷商和記者對新聞界實行一種工人控制。資產階級報紙必須提交他們的社論供審查，並且必須發表工人委員會的宣言。
國民議會討論了大學危機和拉丁區的戰鬥。但是，議會各院的辯論已經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了。權力已經從立法者手中流失，流向街頭。5月24日，戴高樂總統在廣播和電視上宣布舉行全民公投。他舉行全民公投的計劃因工人的行動而受挫。由於法國印刷工人的罷工和比利時的同業工人們拒絕充當工賊，戴高樂將軍甚至無法印制公投的選票。這不是國際團結的唯一例子。德國和比利時的火車司機為了不破壞法國的罷工，把火車停在法國邊境。
反動勢力直到現在還處於震驚狀態，被迫防守，開始組織起來。保衛共和國委員會（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CDR）被發動起來，企圖動員中產階級反對工人和學生。階級力量的平衡，並不單純是工人階級相對於農民和一般中產階級的相對數量力量的問題。一旦無產階級進入決定性的鬥爭，顯示出自己在社會中的強大力量，就會迅速吸引被銀行和壟斷企業壓榨的廣大農民和小店主。1968年，農民在南特周圍設置路障，向罷工者免費發放食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強勢政府」（Strong State）的神話
這場運動讓統治階級和政府完全措手不及。正如當時的總理蓬皮杜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的那樣，他們對學生的運動感到恐懼：
「有些人…認為我重開索邦大學並釋放學生，已經顯示出了軟弱，並再次引發了騷動。對此我只想作如下回答：假設5月13日星期一，索邦大學在警察的保護下仍然關閉。誰能想像，蜂擁而至的人群會像洪水中的河水一樣，帶著眼前的一切闖入索邦大學？我寧願把索邦大學交給學生，也不願看到他們強行奪取它。」（引自蓬皮杜，《還原真相》（Pour Retablir une Verite），第184-5頁。）
他在他處又解釋道：
「危機無比嚴重，更加深遠；政權要麼屹立不倒，要麼被推翻，但它不可能通過單純的內閣改組來挽救。出問題的不是我的主張，而是戴高樂將軍、第五共和國，以及在相當程度上，共和國體制本身。」 （同上，p.197，我的強調。）
蓬皮杜說「共和國體制本身」處於危險之中，是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受到了推翻的威脅。在這一點上，他說得很對。在蓬皮杜試圖通過重新開放索邦大學來化解危機之後，運動卻以25萬人的示威遊行獲得了新的動力。害怕學生們會和工人們聯合起來，衝進愛麗舍宮，總統府被迫進行緊急人員撤離。
戴高樂起初把信心寄托在斯大林派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挽救局面。他對他的海軍侍從官弗洛希克（François Flohic）說：「別擔心，弗洛希克，共產黨人會把他們（示威者們）打理得井井有條。」（引自Philippe Alexandre, 《危機中的大道》（L’Elysee en peril）, p.299）。
這些話證明了什麼？恰恰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沒有改良派（和斯大林派）勞工領袖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對他們來說，這種支持比任何數量的坦克和警察都要值錢得多。戴高樂作為一個聰明的資產階級政客，完全明白這一點。戴高樂為了表示他對法國事件的極度漠視，隨即離開羅馬尼亞進行國事訪問，在那裡受到了「共產黨人」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的熱烈歡迎。然而，將軍的信心並沒有持續多久。
革命的本質是群眾開始積極參與事件，開始自己動手。回到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正在失去控制。工廠、學校、大學、勞務交易所，甚至天文台的上空都飄揚著紅旗。政府無能為力，被起義擱置在半空中。戴高樂的「強勢政府」癱瘓了。真正的權力被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巴黎局勢迅速惡化的報道震撼了戴高樂。面對愈演愈烈的反抗浪潮，戴高樂總統被迫放棄了冷漠的偽裝，縮短了對羅馬尼亞的國是訪問，匆匆返回法國。在愛麗舍宮，戴高樂總統說出了那句不朽的話語：「要改革可以，但還是要對屁孩說不。」（”La reforme, oui; la chienlit, non”）。 Chienlit這個詞很難翻譯，但表示還沒有學會使用尿壺的嬰兒。
戴高樂使用這樣的措辭，是在表達他對街頭「屁孩」的蔑視。但運動到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學生示威的階段。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雪球從陡峭的山體上滾下來，並且一直在積聚力量和動力。最意想不到的一層層被卷入了革命鬥爭的漩渦。電影專業人士佔領了坎城影展。法國各大導演紛紛撤下自己的影片，評委們也紛紛辭職，影展被迫取消。
到5月20日，估計有1000萬工人罷工；全國幾乎癱瘓。5月22日，反對黨提出的譴責動議以11票差距失敗，未能在國民議會中贏得多數票。政府搖搖欲墜，戴高樂陷入絕望。然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各大工會的領導人向戴高樂伸出援手，他們發表聲明，願意與雇主協會和政府進行談判。
國民議會此時當然通過了對示威者的特赦。在鎮壓運動失敗後，當局采取了讓步的方式，企圖消解事態的熱度，爭取時間。就這樣，政府和工會領導人通力合作，將革命運動迎頭痛擊，引向安全的疏散管道。在向學生和工會領袖提供讓步的同時，國家繼續對其認為的顛覆政權份子進行選擇性的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學生領袖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 -Bendit）被撤銷了他的居留證。 這是一個愚蠢的舉動，因為科恩-本迪特對運動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但政府的行動成功地激起了巴黎的群眾示威反彈。
失意的戴高樂
戴高樂的傳記作者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生動地描述了他在5月24日向全國廣播的前夕的心境：
「毫無疑問，在經歷了羅馬尼亞興奮的訪問後，（戴高樂）將軍已經被他回到法國後所發現的情勢嚴重震撼了。在隨後的三天裡，至少在一位好久不見的訪客看來，他顯得老態龍鐘，優柔寡斷，駝背凸顯。似乎這一切對他來說都太過沉重。」
「（戴高樂）在5月24日（宣布公投的）的廣播是一大失敗。將軍看起來，聽起來，搖搖欲墜，惶惶不可終日。誠然，他宣布要就『公民參與』問題進行全民公投，但並不清楚問題的具體條件是什麼，在聽他講話的人看來，這似乎是某種計謀。他說，保證公共秩序是國家的責任，但他的聲音卻缺少了往日的鏗鏘，措辭雖然仍是同樣莊重的語言，但不知為何不再帶有說服力。他表現得像一個老人，疲憊且受傷。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我沒有達成目標，』那天晚上他說。蓬皮杜當時也只能說：『情況可能更糟』。」（引自威廉姆斯，《最後一個偉大的法國人：戴高樂將軍的一生》（The Last Great Frenchman. A life of General De Gaulle），p. 463-4，我的重點。）
「但戴高樂的心情，在25日上午變得更糟。用他的一位內閣官員的話說，那時的他是『垂頭喪氣，老態龍鐘』的。他不停地重復說：『真是一團糟』。另一位官員認為他像是一名『對未來沒有感覺』的老人。戴高樂將軍派人去找他的兒子菲利普，他發現父親『很疲憊』，並注意到他幾乎沒有睡覺。菲利普建議父親可以到大西洋的布列斯特港–1940年的影子–休養，但後者仍說他還沒有放棄。」
「從5月25日到28日，戴高樂一直處於深深的憂鬱之中。蓬皮杜與工會的談判是一場鬧劇。他只是滿足了他們的所有要求：全面提高工資和社會福利，並將最低工資提高35%。唯一的障礙是，即使在協議簽署後，法國總工會仍堅持認為協議必須得到其成員的批准。總工會的領導人塞吉（George Séguy）匆匆趕往巴黎郊區比蘭庫爾（Billancourt），那裡有12000名雷諾工人正在罷工。當協議提交給他們時，他們斷然拒絕了塞吉的要求，從而羞辱了他。所謂的『格瑞內爾』協議，還是胎死腹中。」
「5月27日下午3時，在雷諾工人拒絕接受格勒內爾協議後不久，部長會議召開了會議。戴高樂將軍主持會議，但人們注意到，他的心思都在別處。他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部下們，雙手平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雙肩駝背，似乎對周圍發生的事情『完全無動於衷』。關於公投的討論，將軍顯然只聽到了一些片段。」（同上，p. 464-5，我的重點。）
這些摘自一名戴高樂同情者所寫傳記的內容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完全迷失方向、恐慌和士氣低落的畫面。據美國大使說，戴高樂告訴他，「我們都玩完了。共產黨過幾天後就會掌權。」到5月27日，力量的平衡已經大規模地轉向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方向。權力就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戴高樂被徹底打垮了，但他有一張他能打的關鍵牌：共產黨和工會領導。
軍事干預？
事情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點，在那裡這個問題不能再通過正常的議會手段來解決。該怎麼做呢？軍事干預是戴高樂從總罷工一開始就考慮的方案之一。在罷工的早期階段，曾計劃將兩萬多名左翼活動家逮捕並關押在冬季體育場，他們在那將遭受與五年後智利的同志們類似的命運。
但這一行動從未付諸實施。法國政府的這些計劃與歷史上每一個統治階級面對革命時的計劃都是相似的。被譽為「血腥的」沙皇尼古拉政府在1917年2月之前就不乏軍事應急計劃。但這種計劃能否付諸實施完全是另一回事，尼古拉發現他的代價就是這樣。然而，在革命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當權者的計謀，而是社會上各種力量的真正平衡。
戴高樂走到了邊緣，窺視了深淵，又拉了回來。將軍被運動的巨大範圍嚇壞了，他徹底悲觀了。他堅信共產黨領導人會上台。無數目擊者證實，戴高樂完全匍匐前進，士氣低落，至少有兩次他考慮逃離這個國家。他自己的兒子勸他經布列斯特逃跑，其他消息來源稱他考慮留在西德，他曾去西德拜訪馬蘇（Jacques Massu）將軍。戴高樂是一個聰明而有心計的政治家，他從不衝動行事，也很少失去勇氣。如果他對美國大使說：「我們都玩完了。共產黨過幾天後就會掌權。」那是因為他真的相信這一點。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相信，而是大多數統治階級也深信這點。
在紙面上，戴高樂掌握著一台強大的鎮壓機器。大約有14.4萬名各類（武裝）警察，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CRS防暴警察13500人，還有大約26.1萬名駐扎在法國或西德的士兵。如果從純粹的數量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那麼，不僅要排除和平轉移政權的可能性，而且要排除一般革命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1968年的法國。從這個角度看，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場革命能夠成功。但問題不能這樣提出。
在每一次革命中，都會出現一些聲音，企圖用暴力、流血和「內戰不可避免」的幽靈來嚇唬被壓迫階級。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俄國十月起義前夕也是這樣說話的。迪特裡希（Heinz Dieterich）和委內瑞拉的改良派今天也使用同樣的論調，試圖給委內瑞拉革命踩剎車。
然而，布爾什維克黨本身隊伍中的起義敵人卻為悲觀的結論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警告革命群眾不該低估敵人的勢力：
「彼得格勒具有決定意義，而在彼得格勒，敵人……擁有相當大的力量：有5000名裝備精良和善於作戰的士官生，其次還有司令部，還有突擊隊員，還有哥薩克，還有衛戍部隊相當一部分官兵，還有扇形部署在彼得格勒周圍的大量火炮。還有，得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支持的敵人幾乎肯定會要求從前線調來軍隊……」
托洛茨基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意見作了如下回答：
「這份清單乍聽起來是很有震懾威力的，然而它只不過是一份清單而已。如果整體上說軍隊是社會的翻版，那麼在公開分裂的情況下，兩支軍隊就是鬥爭著的兩個陣營的翻版。有產階級的軍隊正承受著孤立和瓦解的致命危險。」（引自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三卷，第六章）。
在驚慌失措中，戴高樂突然消失了。他前往德國，在那裡秘密拜訪了駐扎在巴登-符騰堡州的法軍負責人馬蘇將軍。這些談話的確切內容世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但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能想出他問了他什麼。「我們能依靠軍方嗎？」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任何書面資料中都沒有這個答案。不過，《泰晤士報》派記者到德國采訪法國士兵，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階級的孩子——義務兵。在《泰晤士報》采訪的人中，有一個人這樣回答他是否會向工人開槍的問題：「絕不會! 我認為他們的方法可能有些粗暴，但我自己也是工人子弟。」
《泰晤士報》在社論中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戴高樂能動用軍隊嗎?」並回答了它自己的命題，說他也許可以使用一次。換句話說，一次血腥的衝突就足以讓軍隊粉身碎骨。這是當時國際資本最頑固的戰略家的評價。在這個場合，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話。
國家政府的危機
5月13日，一個代表80%軍警人員的警察工會機構發表聲明，表示：
「（我們）認為總理的聲明承認了學生是正確的，並完全否認政府自己下令的警察部隊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些令人遺憾的對抗發生之前，沒有尋求與學生進行有效的對話。」（引自《世界報》（Le Monde），1968年5月15日）。
如果警察內部的情況是這樣，那麼革命對軍隊官兵的影響就更大了。事實上，盡管缺乏信息，但還是有報道說軍中中出現了情緒發酵，甚至海軍中也出現了兵變。原本要去太平洋進行核試驗的 「克萊蒙梭」號航空母艦，突然毫無原因地掉頭返回土倫。有報道稱艦上發生了兵變，據說有幾名水兵「在海上失蹤」。（引自6月19日的《鴨鳴報》（Le Canard Enchaine），6月14日的《行動報》（Action）上發表了更全面的報道，但這篇報道被當局沒收了）。
按照毛澤東那句著名的格言，「槍杆子裡出政權」。但槍必須由士兵來把持，士兵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受群眾情緒的影響。在任何社會，警察都比軍隊落後。然而在法國，用《泰晤士報》（5月31日）的標題來說，警察部隊「因不滿而沸騰」。
文章說：
「他們對政府給予他們的待遇不滿得發狂。處理學生活動情報的部門一直故意不給政府關於學生領袖的資料，以（迫使後者提高警察）支出。」
「…自『麻煩』爆發以來，警方也沒有對政府的行為表示贊同。一名員警表示：『他們很害怕失去我們的支持，』。
「這種不滿是巴黎警方在過去幾天明顯不作為的原因之一。上週，幾個地方派出所的人拒絕在首都的十字路口和廣場上執勤。」（引自《泰晤士報》，1968年5月31日，我們的重點。）
駐扎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穆齊格的機械化步兵團（RIMECA）成員發表了一份傳單表明，軍隊的一些部門已經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它包括以下部分：
「像所有的義務兵一樣，我們被限制在軍營裡。我們正準備作為鎮壓力量進行干預。工人和青年必須知道，特遣隊的士兵絕不會向工人開槍。我們行動委員會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士兵包圍工廠。」
「明天或後天，我們將被指示包圍一家軍工廠，在那裡工作的三百名工人想佔領這家工廠。我們將會與工人們站在一起。」
「特遣隊的士兵們，組成你們的委員會！」 （引自《革命彩排》（Revolutionary Rehearsals），p. 26）。
如此傳單的發送，顯然是義務兵中最革命份子的一個特例。但是，在如此大規模的革命中，我們難道還能懷疑軍隊的官兵會迅速被造反氛圍「感染」嗎？國際和法國資本和的戰略家們並不懷疑這種可能。
誰拯救了戴高樂？
法國資本主義的救星，根本不是軍隊或警察（他們士氣低落，甚至反動的情報部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拒絕與政府合作對付學生），而是斯大林派和工會領導人的作為。這個結論不僅是我們自己做出的，它一個最不可能的來源中找到了支持。在《大英百科全書》1968年5月的條目中，我們讀到以下內容：
「戴高樂似乎無法處理這場危機，甚至無法理解它的性質。然而，共產黨和工會領導人卻給他提供了一個喘息的空間；他們反對進一步的動盪，顯然是擔心自己的追隨者會被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對手所奪走。」
迫於無奈，蓬皮杜總理同意與任何人談判。當統治階級受到失去一切的威脅時，他們總是準備作出大的讓步。為了讓工人們停止佔領工廠，他們倒是向工會領導人提出了一些遠遠高於工人們先前所要求的讓步：最低工資要提高，工作時間要縮短，退休年齡要降低，工會組織權要恢復。為了安撫學生，蓬皮杜接受了教育部長的辭呈。
政府和工會領導人都對這場運動的規模感到震驚，決心叫停。5月27日，工會、雇主協會和政府之間達成了協議。但工會領導人很難向工人推銷這份協議。盡管當局做出了這些巨大的讓步，雷諾和其他大公司的工人還是拒絕復工。在那些動盪的事件中，我記得人在巴黎的我站在一間酒吧裡，和許多其他人一起觀看雷諾巨型工廠內電視轉播的群眾大會，那裡聚集了大量的工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坐在起重機和龍門架上，聽法國總工會的總書記塞吉宣讀老闆們提出的讓步：大幅增加工資、養老金、削減工時等等。當他在宣讀時，卻被工人們的呼喊聲淹沒了。群眾高喊著「（我們要）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我記得塞吉甚至無法完成他的演講。
這時工人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權力意識。他們意識到權力就在他們自己的掌握之中，並且不願意放棄它。17時，3萬名學生和工人從戈貝蘭遊行到夏爾蒂體育場，他們在那裡舉行了一次會議，被視為左傾的前總理門德斯-法蘭西（Pierre Mendés-France）出席了會議。在總工會的號召下，至少有50萬工人和學生走上了巴黎的街頭。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人的目的又一次是為這場運動提供一個安全閥，而運動的控制權正在從他們手中滑落。
主動權還給了反動派
戴高樂總統在5月30日的廣播中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並表示選舉將在正常的時間表內進行。蓬皮杜將繼續擔任總理。他還暗示，必要時將使用武力維持秩序。這是一個針對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人的信息。他向他們提供了在資產階級政權下進行選舉和將來擔任部長職務的誘人前景，同時他也在警告他們，資產階級不會不戰而屈人之兵。
內閣進行了改組，並宣布在6月23日和30日舉行選舉。與此同時，戴高樂試圖在議會外動員他的力量。約有數萬名政府支持者從協和廣場遊行到星形區。法國各地也舉行了類似的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動。但只要看一眼報紙上的照片，馬上就會發現這些示威活動的真面目：戴著三色帶的退休市長、大腹便便的中產階級市民、年老的養老金領取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社會份子。
只要把這些照片與幾天前的大規模無產階級示威相比，就足以暴露出真正的階級力量平衡。法國社會中一切活的、強的、有活力的東西都聚集在革命的旗幟下，而一切陳舊的、死的、腐朽的東西都站在街壘的另一邊。一個好的推動力就足以讓所有的東西轟然倒塌。所需要的只是最後的一擊。但這一招從未發生。一度掌握權力的街頭力量開始搖擺，最終倒下。
工人階級不可能永遠保持在白熱化的興奮狀態中。他們的能量不能像打開和關閉水龍頭隨意開關。工人階級一旦被動員起來改變社會，就必須走到最後，否則就必須面對失敗。任何罷工都是一樣的。開始時，工人們熱情高漲，願意參加群眾大會。他們願意戰鬥，願意做出犧牲。但是，如果罷工一直拖下去，看不到盡頭，情緒就會發生變化。從弱者開始，疲憊感就會出現。群眾大會的出席率會下降，工人們也會漸漸回到工作崗位上。
工會領導人巧妙地利用了資本家匆匆拋出的讓步，就像一個絕望的人從沉船上拋出救生圈一樣。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三法郎，增加了工資，並進行了其他改革。在沒有任何其他觀點的情況下，許多工人接受了工會領導人所展示的勝利。在6月初的周末假期後的星期二，大部分罷工被逐漸放棄，工人們開始復工。
1968年是一場革命
什麼是革命？托洛茨基解釋說，革命是指平時漠不關心的男女群眾開始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他們獲得了對自己力量的認識，並采取行動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正是革命的意義所在。而這正是1968年在法國發生的巨大革命。
法國工人發揮了他們的能力，意識到了他們手中的巨大力量。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中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沒有工人的許可，沒有燈泡能發光，沒有車輪能轉動，沒有電話能響。1968年5月是對所有懷疑無產階級改變社會能力的懦夫和懷疑論者的最終回答。
階級力量的平衡在這裡得到了體現，不是單純的抽像潛力或統計數字，而是在街頭和工廠裡的真正力量。實際上，權力已經被工人掌握在手中，只是他們並不知道這點。但和其他軍隊一樣，工人階級也需要領導。而這正是1968年5月所缺少的。那些本應提供領導的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工會和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奪取政權的觀點。他們唯一關心的是盡快終止罷工，把權力交還給資產階級，以便「恢復正常」。
總罷工不同於一般的罷工，因為它提出了權力的問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個或那個工資的增長，而在於誰是這個家的主人？在鬥爭的過程中，工人的意識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他們開始明白，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要求的罷工，而是件更偉大的事情。他們意識到了自己手中的權力，看到了那些應該代表國家所有權力的人的弱點。只需要每個工作場所都選出代表，把每個城鎮和地區的罷工委員會聯繫起來，最後成立一個全國委員會，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舊的國家政權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但這一切都沒有做到，運動中巨大的革命潛力被消解了，就像蒸汽除非被集中在活塞箱中，就只能在空氣中無害地消散。最後，工人們回到了工作崗位上，統治階級把權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一旦運動開始退潮，國家就開始報復。暴力事件頻發，尤其是6月11日，400人受傷，1500人被捕，一名示威者在蒙貝利亞德被槍殺。第二天，法國禁止示威活動。第二天，學生被趕出奧德昂大學，兩天後，又被趕出索邦大學。
自此，各種報復鎮壓也接踵而至。在國家廣播和電視台，102名記者因事件期間的活動而被解雇。警察被派到楠泰爾大學和索邦大學接管學生身分識別，直到12月19日才撤走。11月28日，國民議會通過了一攬子緊縮措施。這個曾毫不猶豫地敲碎示威學生和罷工者頭顱的國家，現在對法西斯份子和極右翼恐怖份子OAS成員表示寬大處理。在科恩-本迪特被驅逐出法國的同時，比多（Georges Bidault）被允許回國，薩蘭（Raoul Salan）被釋放出獄。
改良派和斯大林派領導人因其懦弱而受到懲罰，被剝奪了他們熱切期望的升官提拔。6月10日，選舉開始。在第一輪選舉中，左派政黨聯盟和共產黨人失利。在一週後的第二輪選舉中，右派政黨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左派失去61個席位，共產黨失去39個席位。門德斯-法蘭西沒有在格勒諾布爾連任。共產黨在1968年是法國工人階級的主要政黨，它進入了衰落期，最終被一度得票率只有4%，看似名存實亡的社會黨所取代。共產黨工會法國總工會在1968年輸給了立場更為激進的民主工聯。
法國工人驚天動地的運動就這樣以失敗告終。但是，1968年5月的傳統仍然留在法國和全世界工人的意識中。今天，資本主義體制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繁榮之後，又進入了危機，過去20年中積累的一切矛盾都將在危機中凸顯出來。巨大的階級鬥爭開始在全歐洲各地爆發。
我們沒有時間去聽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前革命黨人談論1968年，他們用感傷和懷舊的語言，好像它是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實際關係的古老歷史。1968年的事件遲早會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重新出現。哪個國家最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是法國，但也可能是意大利、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或任何其他國家，而且不僅僅是歐洲國家。我們期待著這些抗爭的回歸。我們渴望它，也正在為此做準備。我們正在努力準備一支革命先鋒隊，以便無產階級終於贏得勝利。在這個光榮的無產階級紀念日，讓我們高喊： 革命已死、革命萬歲!
完筆於2008年5月1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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