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68年法国5月革命
法国的1968年5月风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总罢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发生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高峰时期。当时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辩护人如同今天一般，都在自我祝贺，认为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1968年的法国事件却突如其来，它宛如晴天霹雳，完全出乎大多数左派的意料，因为他们都已不再将欧洲工人阶级视为一股革命力量。（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8年5月2日）
先见之明还是惊慌失措
1968年5月，《经济学人》发表了由麦克雷（Norman Macrae）撰写的关于法国的特别增刊，以纪念高卢统治十年。在这份增刊中，麦克雷大肆歌颂法国资本主义的成功，指出法国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人高；吃的肉多；拥有的汽车多等等。他还列举了法国相对于海峡对岸邻国的一个「巨大的国家优势」：法国的工会「弱得可怜」。麦克雷的文章墨水还没干掉，法国工人阶级就以一场近代无可比拟的社会起义震惊了世界。
五月的事件是资本的战略家们没有预见到的，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派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事件。所谓的革命左派更是糟糕。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女士和先生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争论「武装斗争」、起义和其他问题）不仅没有预见到法国工人的任何运动。他们格外否认任何这种可能性。
让我们以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之一高兹（Andre Gorz）为例。此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资本主义不会出现剧烈到促使广大工人为支持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举行革命的总罢工或武装暴动的危机。」（引资高兹《改革与革命》，载于《社会主义年鉴》（The Socialist Register），1968年刊。我们的重点）。 这些文字是在历史上最大的革命总罢工正在进行时发表的。
高兹并不是唯一一个放弃工人阶级的人。那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这些伟大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才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他谈到了太阳底下的一切，但却从未提到过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当我们现场的一位同志向他指出这一矛盾时，他的回答是：工人已经资产阶级化和「美国化」了，今后二十年内法国工人不会有任何运动。
时空背景
这些先生们都不明白的是，1945年以后资本主义的长期复苏上升，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极大地加强了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统治阶级试图以维持国内经济落后为统治基础。经过巴黎公社的经验，法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发展有致命的恐惧，因此发展了以金融资本、银行和殖民地为主要基础的寄生性寻租经济（Rentier economy）。
工业的发展意味着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比30年代强大得多，更不用说巴黎公社时期了，那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小作坊里。即使在1931年，法国所有工业企业中也有近三分之二的企业根本没有雇用工资工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雇用的工人不到10人。只有0.5%的工业企业雇用了一百名以上的工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工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增强，农民的力量逐渐衰退。
1936年革命危机时，法国一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而今天农村人口不到整个人口的6%。到了1968年，受薪阶级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斗争潜力上都有所增长。根本性的变化在1968年表现在巨型工厂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上，如弗林斯的雷诺工厂，其工人总数为10500人，其中有1000人参加纠察线，仅该厂每天参加罢工会议的人数至少有5000人。
1936年，在阶级力量的对比较现在更为不利，没有现今工人十分之一的先进性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仍然是可以夺取政权的。
「如果布鲁姆（Leon Blum）的社会党真的是社会主义的， 它可能会以总罢工为基础，于6月在几乎没有内战，以最少的骚乱和牺牲的前提下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布鲁姆的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腐朽的自由派激进主义的小弟。」 （引自托洛茨基《论法国》，p. 178，我们的重点。）
1968年的力量对比较先前更为有利。如果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按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平得到政权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只有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背叛，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拒绝夺取政权，才使法国工人无法夺取政权。
学生的作用
学生始终是社会深处紧张局势的敏感晴雨表。5月事件之前的学生示威和校园占领浪潮，就像暴风雨前的闪电。在5月之前的几个月，学生中出现了激进气氛，透过一系列的示威和占领行动表达出来。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抗议潮，著名的索邦大学校长决定封校，这只是700年来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0年，纳粹占领巴黎时。5月3日，警察试图清场索邦大学的庭院，这后来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拉丁区爆发了暴力事件，造成100多人受伤，596人被捕。第二天，索邦大学的课程被暂停。主要的学生组织「法国学生全国联盟」（Union des Etudiants Français，UNEF，中文简称法全学联）和「全国高等教育联盟」（Syndicat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Snesup，中文简称全高盟）诉求举行无限制的罢课。5月6日，拉丁区发生新的战斗：422人被捕；345名警察和约600名学生受伤。镇压引起了广泛的愤慨。愤怒的学生撕碎鹅卵石砖并向警察投掷，并以法国的优良抗争传统设置路障。法国各地大学的学生都承诺支持。
5月10日晚间，拉丁区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骚乱。骚乱者按照法国的老传统竖起了路障，警察以极大的暴力袭击了这些路障。法国防暴警察的武装暴徒闯入私人公寓，野蛮地殴打普通人，甚至是一名孕妇。但他们遭到反击的比他们预想的更多。普通巴黎人用花盆和其他从窗户投掷的重物轰击警察。在住院的367人中，有251人是警察。另有720人受伤，468人被捕。汽车被烧毁或损坏。教育部长指责了抗议者们为「不学无术，无法无天。」.
在革命爆发第一周内，法共的领导人轻视了学生，而工会领导人则试图忽视他们。法共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发表了未来的法共领导人马尔凯（George Marchais）的文章，标题是「假革命者要被揭穿」。但面对民众的普遍愤慨和阶级的压力，工会官僚机构不得不采取行动。5月11日，主要工会团体如法国总工会（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CGT）、法国民主工联（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和全国教育总工会（Fédération de l’Education nationale，FEN）号召在5月13日举行总罢工。约20万示威者高喊「戴高乐是杀人犯」等口号。
时任总理蓬皮杜（George Pompidou）匆匆返回巴黎，宣布索邦大学同日重新开学。这本是为了防止社会爆炸的妥协姿态。但这份妥协已经来得太迟了。群众认为这是当局软弱的表现，于是奋起直追。
总罢工
学生中的情绪发酵只是法国社会不满情绪的最明显表现。尽管经济繁荣，但法国老板对工人施加了无情的压力。在表面平静的表像下，积聚了大量的不满、苦闷和挫折。早在1月份，在卡昂的一次罢工示威中就发生了暴力冲突。
5月13日的总罢工标志着一个质的转折点。数十万学生和工人涌上巴黎街头。以下对5月13日占领巴黎街头的百万人的强大示威游行的描述，就可以表达这个现实：
「他们无休止地涌过去，有整整一部分身穿白大褂的医院工作人员，有些人拿着海报，上面写着「Ou sont les disparus des hôpitaux?」（「失踪的伤员在哪里？」）。每座工厂、每个主要工作场所似乎都有代表。有许多团体，包括铁路工人、邮递员、印刷工、地铁人员、金属工人、机场工人、市场人员、电工、律师、缝纫工、银行雇员、建筑工人、玻璃和化学工人、服务员、市政雇员、油漆工和装饰工、煤气工、女店员、保险员、扫路工、电影制片厂经营者、公共汽车司机、教师、新塑料工业的工人，昂首阔步地前进，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血肉，是无休止的群众，是一种力量，只要这个阶级做好决定，就可以扫荡它面前的一切。」（引自《革命排演》（Revolutionary Rehearsals），p. 12）
工会的领导人希望这足以阻止运动的发展。领袖们并不打算让总罢工继续下去并蔓延。他们把游行示威看作是一种让群众发泄的手段。但运动一旦开始，很快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总罢工的号召，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波及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只有三百五十万左右，但有一千万人参加了罢工，全法国开始了工厂占领的浪潮。
5月14日，在巴黎大规模示威后的一天，工人占领了南特的南方飞机公司，克莱翁的雷诺工厂也被工人占领，随后，弗林斯、勒芒和布洛涅-比兰库尔的雷诺工厂也被占领。罢工袭击了法国各地的其他工厂，还有巴黎公共交通、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和国有铁路公司SNCF。报纸没有发行。5月18日，煤矿停工，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停止了。接下来是国家铁路，其次是航空运输、造船厂、煤气和电力工人（他们决定维持国内供应）、邮政服务和跨海峡渡轮。
工人们控制了南特的汽油供应，拒绝所有没有得到罢工委员会授权的油罐车进入。在镇上唯一能使用的汽油泵上设置了纠察线，确保汽油只发给医生。与周围地区的农民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了食品供应，价格由工人和农民确定。为了防止暴利，商店必须在橱窗里张贴一份公告，注明：「本店经批准开业」。「本店经批准开业。其价格长期受工会监督」。公告贴纸上有总工会、民主工联和「工人力量」工会（Force Ouvriere，FO）的签名。一升牛奶卖了50分钱，而平常的价格是80分钱。一公斤马铃薯从70分钱降到12分钱；一公斤胡萝卜从80分钱降到50分钱，等等。
学生、教师、职业人士、农民、科学家、足球运动员，甚至连贝尔格莱德歌舞团的舞女们也都被卷入了这场斗争。在巴黎，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奥德昂剧院被2500名学生占领，中学学生也占领了他们的学校：
「占领热潮笼罩着知识份子。激进的医生占领了医学协会的馆舍，激进的建筑师宣布解散他们的协会，演员关闭了首都所有的剧院，以布托尔（Michel Butor）为首的作家占领了马萨饭店的文学社。甚至连企业管理者也参与其中，一度占领了雇主协会的大楼——法国全国赞助委员会，然后又转而占领了干部总联合会。」（引自大卫·卡乌特《1968，属于街垒的那年》（Sixty-Eight,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第203页）。
由于学校关闭，教师和学生为罢工者的孩子们组织了托儿所、游乐场、免费餐和活动。罢工者的妻子们成立了委员会，在组织食品供应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是学生，连专业人士也被革命的氛围感染了。天文学家占领了一个天文台。萨克雷的核研究中心发生了罢工，那里的一万名员工中，大部分是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或毕业的科学家。甚至教会也受到了影响。在拉丁区，年轻的天主教徒占领了一座教堂，要求以辩论代替弥撒。
街头的力量
巴黎的骚乱仍在继续，工人和学生忍受着催泪瓦斯和警棍的攻击。一个晚上就有795人被捕，456人受伤。示威者试图焚烧巴黎交易所（股票交易所）这个令人痛恨的资本主义象征。一名警察局长在里昂被一辆卡车撞死。
一旦进入斗争，工人们就主动开始采取远远超出了正常罢工限度的行动。抗争等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众传播手段。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国家手中的有力武器。但它们也依赖于经营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人。5月25日，国家广播和电视台工人开始罢工。晚上8点的电视新闻被停电。印刷商和记者对新闻界实行一种工人控制。资产阶级报纸必须提交他们的社论供审查，并且必须发表工人委员会的宣言。
国民议会讨论了大学危机和拉丁区的战斗。但是，议会各院的辩论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权力已经从立法者手中流失，流向街头。5月24日，戴高乐总统在广播和电视上宣布举行全民公投。他举行全民公投的计划因工人的行动而受挫。由于法国印刷工人的罢工和比利时的同业工人们拒绝充当工贼，戴高乐将军甚至无法印制公投的选票。这不是国际团结的唯一例子。德国和比利时的火车司机为了不破坏法国的罢工，把火车停在法国边境。
反动势力直到现在还处于震惊状态，被迫防守，开始组织起来。保卫共和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CDR）被发动起来，企图动员中产阶级反对工人和学生。阶级力量的平衡，并不单纯是工人阶级相对于农民和一般中产阶级的相对数量力量的问题。一旦无产阶级进入决定性的斗争，显示出自己在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就会迅速吸引被银行和垄断企业压榨的广大农民和小店主。1968年，农民在南特周围设置路障，向罢工者免费发放食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强势政府」（Strong State）的神话
这场运动让统治阶级和政府完全措手不及。正如当时的总理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他们对学生的运动感到恐惧：
「有些人…认为我重开索邦大学并释放学生，已经显示出了软弱，并再次引发了骚动。对此我只想作如下回答：假设5月13日星期一，索邦大学在警察的保护下仍然关闭。谁能想像，蜂拥而至的人群会像洪水中的河水一样，带着眼前的一切闯入索邦大学？我宁愿把索邦大学交给学生，也不愿看到他们强行夺取它。」（引自蓬皮杜，《还原真相》（Pour Retablir une Verite），第184-5页。）
他在他处又解释道：
「危机无比严重，更加深远；政权要么屹立不倒，要么被推翻，但它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内阁改组来挽救。出问题的不是我的主张，而是戴高乐将军、第五共和国，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共和国体制本身。」 （同上，p.197，我的强调。）
蓬皮杜说「共和国体制本身」处于危险之中，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受到了推翻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很对。在蓬皮杜试图通过重新开放索邦大学来化解危机之后，运动却以25万人的示威游行获得了新的动力。害怕学生们会和工人们联合起来，冲进爱丽舍宫，总统府被迫进行紧急人员撤离。
戴高乐起初把信心寄托在斯大林派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挽救局面。他对他的海军侍从官弗洛希克（François Flohic）说：「别担心，弗洛希克，共产党人会把他们（示威者们）打理得井井有条。」（引自Philippe Alexandre, 《危机中的大道》（L’Elysee en peril）, p.299）。
这些话证明了什么？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改良派（和斯大林派）劳工领袖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对他们来说，这种支持比任何数量的坦克和警察都要值钱得多。戴高乐作为一个聪明的资产阶级政客，完全明白这一点。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法国事件的极度漠视，随即离开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党人」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的热烈欢迎。然而，将军的信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革命的本质是群众开始积极参与事件，开始自己动手。回到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失去控制。工厂、学校、大学、劳务交易所，甚至天文台的上空都飘扬著红旗。政府无能为力，被起义搁置在半空中。戴高乐的「强势政府」瘫痪了。真正的权力被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巴黎局势迅速恶化的报道震撼了戴高乐。面对愈演愈烈的反抗浪潮，戴高乐总统被迫放弃了冷漠的伪装，缩短了对罗马尼亚的国是访问，匆匆返回法国。在爱丽舍宫，戴高乐总统说出了那句不朽的话语：「要改革可以，但还是要对屁孩说不。」（”La reforme, oui; la chienlit, non”）。 Chienlit这个词很难翻译，但表示还没有学会使用尿壶的婴儿。
戴高乐使用这样的措辞，是在表达他对街头「屁孩」的蔑视。但运动到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学生示威的阶段。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雪球从陡峭的山体上滚下来，并且一直在积聚力量和动力。最意想不到的一层层被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漩涡。电影专业人士占领了坎城影展。法国各大导演纷纷撤下自己的影片，评委们也纷纷辞职，影展被迫取消。
到5月20日，估计有1000万工人罢工；全国几乎瘫痪。5月22日，反对党提出的谴责动议以11票差距失败，未能在国民议会中赢得多数票。政府摇摇欲坠，戴高乐陷入绝望。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各大工会的领导人向戴高乐伸出援手，他们发表声明，愿意与雇主协会和政府进行谈判。
国民议会此时当然通过了对示威者的特赦。在镇压运动失败后，当局采取了让步的方式，企图消解事态的热度，争取时间。就这样，政府和工会领导人通力合作，将革命运动迎头痛击，引向安全的疏散管道。在向学生和工会领袖提供让步的同时，国家继续对其认为的颠覆政权份子进行选择性的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 -Bendit）被撤销了他的居留证。 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因为科恩-本迪特对运动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但政府的行动成功地激起了巴黎的群众示威反弹。
失意的戴高乐
戴高乐的传记作者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生动地描述了他在5月24日向全国广播的前夕的心境：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罗马尼亚兴奋的访问后，（戴高乐）将军已经被他回到法国后所发现的情势严重震撼了。在随后的三天里，至少在一位好久不见的访客看来，他显得老态龙钟，优柔寡断，驼背凸显。似乎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太过沉重。」
「（戴高乐）在5月24日（宣布公投的）的广播是一大失败。将军看起来，听起来，摇摇欲坠，惶惶不可终日。诚然，他宣布要就『公民参与』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但并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在听他讲话的人看来，这似乎是某种计谋。他说，保证公共秩序是国家的责任，但他的声音却缺少了往日的铿锵，措辞虽然仍是同样庄重的语言，但不知为何不再带有说服力。他表现得像一个老人，疲惫且受伤。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没有达成目标，』那天晚上他说。蓬皮杜当时也只能说：『情况可能更糟』。」（引自威廉姆斯，《最后一个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的一生》（The Last Great Frenchman. A life of General De Gaulle），p. 463-4，我的重点。）
「但戴高乐的心情，在25日上午变得更糟。用他的一位内阁官员的话说，那时的他是『垂头丧气，老态龙钟』的。他不停地重复说：『真是一团糟』。另一位官员认为他像是一名『对未来没有感觉』的老人。戴高乐将军派人去找他的儿子菲利普，他发现父亲『很疲惫』，并注意到他几乎没有睡觉。菲利普建议父亲可以到大西洋的布列斯特港–1940年的影子–休养，但后者仍说他还没有放弃。」
「从5月25日到28日，戴高乐一直处于深深的忧郁之中。蓬皮杜与工会的谈判是一场闹剧。他只是满足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全面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并将最低工资提高35%。唯一的障碍是，即使在协议签署后，法国总工会仍坚持认为协议必须得到其成员的批准。总工会的领导人塞吉（George Séguy）匆匆赶往巴黎郊区比兰库尔（Billancourt），那里有12000名雷诺工人正在罢工。当协议提交给他们时，他们断然拒绝了塞吉的要求，从而羞辱了他。所谓的『格瑞内尔』协议，还是胎死腹中。」
「5月27日下午3时，在雷诺工人拒绝接受格勒内尔协议后不久，部长会议召开了会议。戴高乐将军主持会议，但人们注意到，他的心思都在别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部下们，双手平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双肩驼背，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关于公投的讨论，将军显然只听到了一些片段。」（同上，p. 464-5，我的重点。）
这些摘自一名戴高乐同情者所写传记的内容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完全迷失方向、恐慌和士气低落的画面。据美国大使说，戴高乐告诉他，「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到5月27日，力量的平衡已经大规模地转向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戴高乐被彻底打垮了，但他有一张他能打的关键牌：共产党和工会领导。
军事干预？
事情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点，在那里这个问题不能再通过正常的议会手段来解决。该怎么做呢？军事干预是戴高乐从总罢工一开始就考虑的方案之一。在罢工的早期阶段，曾计划将两万多名左翼活动家逮捕并关押在冬季体育场，他们在那将遭受与五年后智利的同志们类似的命运。
但这一行动从未付诸实施。法国政府的这些计划与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面对革命时的计划都是相似的。被誉为「血腥的」沙皇尼古拉政府在1917年2月之前就不乏军事应急计划。但这种计划能否付诸实施完全是另一回事，尼古拉发现他的代价就是这样。然而，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当权者的计谋，而是社会上各种力量的真正平衡。
戴高乐走到了边缘，窥视了深渊，又拉了回来。将军被运动的巨大范围吓坏了，他彻底悲观了。他坚信共产党领导人会上台。无数目击者证实，戴高乐完全匍匐前进，士气低落，至少有两次他考虑逃离这个国家。他自己的儿子劝他经布列斯特逃跑，其他消息来源称他考虑留在西德，他曾去西德拜访马苏（Jacques Massu）将军。戴高乐是一个聪明而有心计的政治家，他从不冲动行事，也很少失去勇气。如果他对美国大使说：「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那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相信，而是大多数统治阶级也深信这点。
在纸面上，戴高乐掌握著一台强大的镇压机器。大约有14.4万名各类（武装）警察，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CRS防暴警察13500人，还有大约26.1万名驻扎在法国或西德的士兵。如果从纯粹的数量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不仅要排除和平转移政权的可能性，而且要排除一般革命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1968年的法国。从这个角度看，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能够成功。但问题不能这样提出。
在每一次革命中，都会出现一些声音，企图用暴力、流血和「内战不可避免」的幽灵来吓唬被压迫阶级。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十月起义前夕也是这样说话的。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和委内瑞拉的改良派今天也使用同样的论调，试图给委内瑞拉革命踩刹车。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队伍中的起义敌人却为悲观的结论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警告革命群众不该低估敌人的势力：
「彼得格勒具有决定意义，而在彼得格勒，敌人……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有5000名装备精良和善于作战的士官生，其次还有司令部，还有突击队员，还有哥萨克，还有卫戍部队相当一部分官兵，还有扇形部署在彼得格勒周围的大量火炮。还有，得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的敌人几乎肯定会要求从前线调来军队……」
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意见作了如下回答：
「这份清单乍听起来是很有震慑威力的，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份清单而已。如果整体上说军队是社会的翻版，那么在公开分裂的情况下，两支军队就是斗争着的两个阵营的翻版。有产阶级的军队正承受着孤立和瓦解的致命危险。」（引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六章）。
在惊慌失措中，戴高乐突然消失了。他前往德国，在那里秘密拜访了驻扎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法军负责人马苏将军。这些谈话的确切内容世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能想出他问了他什么。「我们能依靠军方吗？」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任何书面资料中都没有这个答案。不过，《泰晤士报》派记者到德国采访法国士兵，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义务兵。在《泰晤士报》采访的人中，有一个人这样回答他是否会向工人开枪的问题：「绝不会! 我认为他们的方法可能有些粗暴，但我自己也是工人子弟。」
《泰晤士报》在社论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戴高乐能动用军队吗?」并回答了它自己的命题，说他也许可以使用一次。换句话说，一次血腥的冲突就足以让军队粉身碎骨。这是当时国际资本最顽固的战略家的评价。在这个场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话。
国家政府的危机
5月13日，一个代表80%军警人员的警察工会机构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认为总理的声明承认了学生是正确的，并完全否认政府自己下令的警察部队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令人遗憾的对抗发生之前，没有寻求与学生进行有效的对话。」（引自《世界报》（Le Monde），1968年5月15日）。
如果警察内部的情况是这样，那么革命对军队官兵的影响就更大了。事实上，尽管缺乏信息，但还是有报道说军中中出现了情绪发酵，甚至海军中也出现了兵变。原本要去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 「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突然毫无原因地掉头返回土伦。有报道称舰上发生了兵变，据说有几名水兵「在海上失踪」。（引自6月19日的《鸭鸣报》（Le Canard Enchaine），6月14日的《行动报》（Action）上发表了更全面的报道，但这篇报道被当局没收了）。
按照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格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枪必须由士兵来把持，士兵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受群众情绪的影响。在任何社会，警察都比军队落后。然而在法国，用《泰晤士报》（5月31日）的标题来说，警察部队「因不满而沸腾」。
文章说：
「他们对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不满得发狂。处理学生活动情报的部门一直故意不给政府关于学生领袖的资料，以（迫使后者提高警察）支出。」
「…自『麻烦』爆发以来，警方也没有对政府的行为表示赞同。一名员警表示：『他们很害怕失去我们的支持，』。
「这种不满是巴黎警方在过去几天明显不作为的原因之一。上周，几个地方派出所的人拒绝在首都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上执勤。」（引自《泰晤士报》，1968年5月31日，我们的重点。）
驻扎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穆齐格的机械化步兵团（RIMECA）成员发表了一份传单表明，军队的一些部门已经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它包括以下部分：
「像所有的义务兵一样，我们被限制在军营里。我们正准备作为镇压力量进行干预。工人和青年必须知道，特遣队的士兵绝不会向工人开枪。我们行动委员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士兵包围工厂。」
「明天或后天，我们将被指示包围一家军工厂，在那里工作的三百名工人想占领这家工厂。我们将会与工人们站在一起。」
「特遣队的士兵们，组成你们的委员会！」 （引自《革命彩排》（Revolutionary Rehearsals），p. 26）。
如此传单的发送，显然是义务兵中最革命份子的一个特例。但是，在如此大规模的革命中，我们难道还能怀疑军队的官兵会迅速被造反氛围「感染」吗？国际和法国资本和的战略家们并不怀疑这种可能。
谁拯救了戴高乐？
法国资本主义的救星，根本不是军队或警察（他们士气低落，甚至反动的情报部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拒绝与政府合作对付学生），而是斯大林派和工会领导人的作为。这个结论不仅是我们自己做出的，它一个最不可能的来源中找到了支持。在《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5月的条目中，我们读到以下内容：
「戴高乐似乎无法处理这场危机，甚至无法理解它的性质。然而，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他们反对进一步的动荡，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追随者会被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对手所夺走。」
迫于无奈，蓬皮杜总理同意与任何人谈判。当统治阶级受到失去一切的威胁时，他们总是准备作出大的让步。为了让工人们停止占领工厂，他们倒是向工会领导人提出了一些远远高于工人们先前所要求的让步：最低工资要提高，工作时间要缩短，退休年龄要降低，工会组织权要恢复。为了安抚学生，蓬皮杜接受了教育部长的辞呈。
政府和工会领导人都对这场运动的规模感到震惊，决心叫停。5月27日，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但工会领导人很难向工人推销这份协议。尽管当局做出了这些巨大的让步，雷诺和其他大公司的工人还是拒绝复工。在那些动荡的事件中，我记得人在巴黎的我站在一间酒吧里，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观看雷诺巨型工厂内电视转播的群众大会，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坐在起重机和龙门架上，听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吉宣读老板们提出的让步：大幅增加工资、养老金、削减工时等等。当他在宣读时，却被工人们的呼喊声淹没了。群众高喊著「（我们要）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我记得塞吉甚至无法完成他的演讲。
这时工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力意识。他们意识到权力就在他们自己的掌握之中，并且不愿意放弃它。17时，3万名学生和工人从戈贝兰游行到夏尔蒂体育场，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被视为左倾的前总理门德斯-法兰西（Pierre Mendés-France）出席了会议。在总工会的号召下，至少有50万工人和学生走上了巴黎的街头。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目的又一次是为这场运动提供一个安全阀，而运动的控制权正在从他们手中滑落。
主动权还给了反动派
戴高乐总统在5月30日的广播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表示选举将在正常的时间表内进行。蓬皮杜将继续担任总理。他还暗示，必要时将使用武力维持秩序。这是一个针对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息。他向他们提供了在资产阶级政权下进行选举和将来担任部长职务的诱人前景，同时他也在警告他们，资产阶级不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内阁进行了改组，并宣布在6月23日和30日举行选举。与此同时，戴高乐试图在议会外动员他的力量。约有数万名政府支持者从协和广场游行到星形区。法国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但只要看一眼报纸上的照片，马上就会发现这些示威活动的真面目：戴着三色带的退休市长、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市民、年老的养老金领取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份子。
只要把这些照片与几天前的大规模无产阶级示威相比，就足以暴露出真正的阶级力量平衡。法国社会中一切活的、强的、有活力的东西都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而一切陈旧的、死的、腐朽的东西都站在街垒的另一边。一个好的推动力就足以让所有的东西轰然倒塌。所需要的只是最后的一击。但这一招从未发生。一度掌握权力的街头力量开始摇摆，最终倒下。
工人阶级不可能永远保持在白热化的兴奋状态中。他们的能量不能像打开和关闭水龙头随意开关。工人阶级一旦被动员起来改变社会，就必须走到最后，否则就必须面对失败。任何罢工都是一样的。开始时，工人们热情高涨，愿意参加群众大会。他们愿意战斗，愿意做出牺牲。但是，如果罢工一直拖下去，看不到尽头，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从弱者开始，疲惫感就会出现。群众大会的出席率会下降，工人们也会渐渐回到工作岗位上。
工会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资本家匆匆抛出的让步，就像一个绝望的人从沉船上抛出救生圈一样。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三法郎，增加了工资，并进行了其他改革。在没有任何其他观点的情况下，许多工人接受了工会领导人所展示的胜利。在6月初的周末假期后的星期二，大部分罢工被逐渐放弃，工人们开始复工。
1968年是一场革命
什么是革命？托洛茨基解释说，革命是指平时漠不关心的男女群众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并采取行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正是革命的意义所在。而这正是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巨大革命。
法国工人发挥了他们的能力，意识到了他们手中的巨大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没有工人的许可，没有灯泡能发光，没有车轮能转动，没有电话能响。1968年5月是对所有怀疑无产阶级改变社会能力的懦夫和怀疑论者的最终回答。
阶级力量的平衡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不是单纯的抽像潜力或统计数字，而是在街头和工厂里的真正力量。实际上，权力已经被工人掌握在手中，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点。但和其他军队一样，工人阶级也需要领导。而这正是1968年5月所缺少的。那些本应提供领导的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夺取政权的观点。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终止罢工，把权力交还给资产阶级，以便「恢复正常」。
总罢工不同于一般的罢工，因为它提出了权力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工资的增长，而在于谁是这个家的主人？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的意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开始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要求的罢工，而是件更伟大的事情。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看到了那些应该代表国家所有权力的人的弱点。只需要每个工作场所都选出代表，把每个城镇和地区的罢工委员会联系起来，最后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旧的国家政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这一切都没有做到，运动中巨大的革命潜力被消解了，就像蒸汽除非被集中在活塞箱中，就只能在空气中无害地消散。最后，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统治阶级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一旦运动开始退潮，国家就开始报复。暴力事件频发，尤其是6月11日，400人受伤，1500人被捕，一名示威者在蒙贝利亚德被枪杀。第二天，法国禁止示威活动。第二天，学生被赶出奥德昂大学，两天后，又被赶出索邦大学。
自此，各种报复镇压也接踵而至。在国家广播和电视台，102名记者因事件期间的活动而被解雇。警察被派到楠泰尔大学和索邦大学接管学生身分识别，直到12月19日才撤走。11月28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揽子紧缩措施。这个曾毫不犹豫地敲碎示威学生和罢工者头颅的国家，现在对法西斯份子和极右翼恐怖份子OAS成员表示宽大处理。在科恩-本迪特被驱逐出法国的同时，比多（Georges Bidault）被允许回国，萨兰（Raoul Salan）被释放出狱。
改良派和斯大林派领导人因其懦弱而受到惩罚，被剥夺了他们热切期望的升官提拔。6月10日，选举开始。在第一轮选举中，左派政党联盟和共产党人失利。在一周后的第二轮选举中，右派政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左派失去61个席位，共产党失去39个席位。门德斯-法兰西没有在格勒诺布尔连任。共产党在1968年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它进入了衰落期，最终被一度得票率只有4%，看似名存实亡的社会党所取代。共产党工会法国总工会在1968年输给了立场更为激进的民主工联。
法国工人惊天动地的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但是，1968年5月的传统仍然留在法国和全世界工人的意识中。今天，资本主义体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之后，又进入了危机，过去20年中积累的一切矛盾都将在危机中凸显出来。巨大的阶级斗争开始在全欧洲各地爆发。
我们没有时间去听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前革命党人谈论1968年，他们用感伤和怀旧的语言，好像它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实际关系的古老历史。1968年的事件迟早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出现。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法国，但也可能是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或任何其他国家，而且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我们期待着这些抗争的回归。我们渴望它，也正在为此做准备。我们正在努力准备一支革命先锋队，以便无产阶级终于赢得胜利。在这个光荣的无产阶级纪念日，让我们高喊： 革命已死、革命万岁!
完笔于2008年5月1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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