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工人階級都在開始尋找脫離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方案之下，實力仍然渺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該如何耕耘他們與廣大群眾之間的聯繫，如何在日後革命浪潮中得以說服群眾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來改變社會？來自南非，立足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戰鬥趨勢」組織（Militant Tendency）創立人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對此的精闢馬克思主義分析和幾十年建立英國最大規模托派組織的經驗，是值得當今任何想要改變世界，建立社會主義有志之士參考的重要文獻。本文為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美國支部成員約翰．彼德遜（John Peterson）為在美國出版的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二卷（Ted Grant Selected Works Vol II）所寫的序言，整體地綜觀了格蘭特和當今IMT對於如何與群眾組織互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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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托洛茨基遭到史達林特務的暗殺，對世界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一夕之間，我們失去了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與最後布爾什維克黨與早期蘇聯的真實聯繫。回首托洛茨基的災厄，同時也是清楚響起了第四國際（這個托洛茨基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拼博）的喪鐘。

沒有了這位「老人」，第四國際的各個領袖們的政治觀點都開始搖擺：從極左主義到機會主義；游擊戰主義到學院派；鐵托主義到卡斯楚主義，這中間還有不下數十種的「主義」。這些領袖從沒有吸取托洛茨基試圖傳承的政治方法。並且沒有他親自指導下，這些領袖無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種劇烈變化。

二戰過後，史達林主義越發強勢，而帝國主義也在戰後革命浪潮下倖存。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開啟的是一個艱難的時代：一個工人階級能確實從資產階級那裡贏得具體改良的時代。這也導致了階級鬥爭在一整個歷史時期的窒礙難行。在這個迥異於30與40年代的風暴與壓力的新世界，新的理論與組織問題的糾葛難分難解。然而，這些難題的答案，不會在「新觀點」中或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當中找到。如同所有在運動中的轉捩點，回紥基本功是必要的。而這就是泰德．格蘭特所做的。

就是拿格蘭特的寫作與坎農（Cannon）、曼德爾（Mandel）、希利（Healy）、巴勃洛（Pablo）、蘭伯特（Lambert）等人的見解粗略對照一下，也能看出格蘭特對於史達林主義，與戰後毫無預警的社會動向有著深刻的洞見。他是唯一真正緊握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人。畢竟，馬克思主義一切所關於的正是：方法。正確的行事不是追求一份完美的「食譜」來照本宣科，也不是要從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幾句話中來佐證你的觀點。重要的是如何在我們所生活的、實際的、活生生的、複雜的，以及自相矛盾的世界裡，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因此，說泰德格蘭特是第四國際中最堅韌的理論家並不誇大。

很遺憾地，格蘭特的理論長才並不被第四國際的領袖們所承認。在這些人看來，格蘭特是個分裂份子，總是在國際會議裡推動不同意見的決議案。更糟糕的是——從這些人狹隘的觀點來看——各個事件都證明了格蘭特是對的。這些人排擠格蘭特，最終將他驅逐出第四國際。這些全部都在格蘭特的著作《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History of British Trotskyism)，詳實的說明了。（譯者按：此書中文版全文在此）

格蘭特的團隊被削弱成一個小型團隊，既沒有全職人員、定期刊物，也沒有國際性的組織。因此，相較於近期，在英國之外絕少有人熟識他的文章。格蘭特在相對默默無聞下奮鬥了好幾年，但他從來不失去對馬思克主義的信念，並對工人階級改造社會的力量深具信心。格蘭特花了數十年，成功地耐心將他周圍的一小群同志們，建立成為在二戰之後最強大最成功的托派團體：「戰鬥趨勢」。這是怎麼辦到的？一個小團體如何在沒有成功前景下，還能有這麼劇烈的轉折？

如同所有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格蘭特在思想上的理解遠超過於理論的範疇。畢竟，如同馬克思解釋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格蘭特對於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理解不是局限於對國際事件的認識、地緣政治的大局和階級鬥爭上。他同樣也了解到，如何將這些重要的思想與工人們連結起來，如何將這一切轉化成能動員成千上萬工人們行動起來，加入為了更好的世界的鬥爭。這就是「戰鬥趨勢」成功的「秘密」。

歸根究柢，一切都要歸結對理論問題謹慎的注意，以及革命幹部團體的打造。理論的錯誤必然要導致在實踐上的災難。同樣的，在特定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確的應用，能引導出在一般條件下出乎意料之外的成果。在戰後幾年間的混亂局面內，唯有格蘭特能冷靜的判斷。格蘭特從過去傑出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指導得出了一個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規律，也就是：當群眾首次開始要走向改變社會時，通常會透過他們的傳統群眾組織來行動。群眾都不會首先理解小型組織，不論這些團體的理念有多麼正確。在社會、經濟、政治動盪的時候，群眾首先會靠攏工人的組織、政黨、工會，以及他們熟悉的領袖。這些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和群眾站在一起的場所。

隨著《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論史達林主義與蘇聯階級性質》（序言中譯）的出版，我們有幸獻上《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二卷：論馬克思主義者在群眾組織裡的工作》。正如我們所見的，格蘭特的做法並非是激進的、新的發明。事實上，他的做法恰好是已經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所留下的基礎的一貫應用。他的文章所代表的，是對布爾什維克聯繫群眾策略方針的更深一層理解，同時也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們在理論軍火庫中相當重要的補給。

回紮基本功

當1998年我在倫敦生活時，是我首次接觸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的時候。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力量說服了我，馬克思主義是值得一探究竟的。當時資本主義聲稱解決了它自身的難題，並且說社會主義已經死絕。IMT的同志們是如何說服我將未來的人生規劃丟到一旁，投入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簡單的說，是由於他們面對英國工黨所採取的態度。對於當時的我，一個年輕的新生的、正探索這些思想的工人而言，他們的策略似乎再自然不過了。而到底要如何將這些思想帶給群眾呢？俗話說：「山不就我，我向山行」。

我偶然發現一場在倫敦的反戰遊行——克林頓（Bill Clinton）與布萊爾（Tony Blair）正威脅要轟炸伊拉克——而我見到一系列不同的政治組織。虛弱衰老但善良的史達林主義者們沒有啟發性。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S Socialist Workers Party）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危言聳聽讓我一笑置之。而過於尖銳的斯巴達派（Spartacist League），對著我嘶吼痛罵格蘭特與艾倫．伍茲（Alan Woods）以及工黨，顯然我們生活在不同一個世界。和這些在運動邊緣遊走的極端宗派團體比起來，接觸工黨旗下四百五十萬工會會員的必要性似乎是不做多想的。

當時的英國工黨也是乏善可陳。反工會與反社會主義的布萊爾大權在握，並且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去過的一場工黨分部會議，全是衰敗悲觀的社運人士，他們之所以出席只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因為對工人階級對於改變社會的能力深具信心。

然而我了解到，目標不是參與這類會議來坐等群眾上門，而是如何在面向整個工人階級傳統組織上，行動指南的問題。這是關於對未來的展望，以及一旦階級終究開始行動時，他們又是如何轉移的。群眾不會是選擇加入在邊緣叫囂的小宗派的，而是試圖經由工會與其上百萬會員，以及他們傳統的大型群眾政黨來執行他們的意志。我們不該放任親資本或是改良主義的領袖來領導工人群眾，反而是必須與基層工人們為了更激進階級鬥爭的領導階層以及合理的社會主義政黨並肩奮鬥。在英國，那就是指工黨。但在美國，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政黨，許多工人們都把票投給「比較不爛」的民主黨。在美國我們要怎麼做？稍後會談到更多。

當時我沒有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並且就算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合乎邏輯的途徑，我都以為也許這是格蘭特所發展的特別發明。這自然是IMT與其他自稱托派團體有所差別的地方。但當我讀得更多學得更多，我發現這項策略並不是什麼新奇事物。格蘭特只是在現實情況下，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理念實際運用。這完全就是所謂的追本溯源。

但這並不代表所謂追本溯源總是易如反掌。通常，至少在表面上，越是精深的理念表面上都看似簡單。運用這些理念正是真正的藝術。在國際象棋裡，所有在競技過程中所發展的，無數美麗的戰法與方針，都能追溯回到單一棋子簡單基礎的走法。但如果沒有在基礎上打好根基，任何花俏或複雜的技巧都是不可能的。

重讀《共產黨宣言》

實際上，為我們運動奠基的文獻《共產黨宣言》，就已經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對工人階級與其組織的態度。這些文字值得我們從長引用：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它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份；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在這部份白紙黑字就十分清楚地揭示共產黨人與工人階級的關係。共產黨人是工人階級內形成的一部份，並且要根據整個階級運動的情勢進行政治工作。這解釋了我們「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而我們只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份」。不知怎麼的，這部份似乎都被多數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給忘了。

他們說：「沒錯！馬克思與恩格斯是這麼說過，但時代已經變了！」的確，時代已經變了，而有些部份甚至變得很劇烈。但根本的問題並沒有變。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則在它的運動、矛盾、危機裡的基本規律也就存在，如我們最近幾年所見的一樣。同樣，只要工人階級持續被資產階級剝削，則兩者之間的階級鬥爭也就繼續，而同樣，我們做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是協助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轉型，我們的基本路線也就不變。

探究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寧也是持同樣想法，並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運用這些原則，當中發展出的布爾什維克最終得以奪取政權。同樣的原則也被運用在工會工作裡。在布爾什維克執政後，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出了整本書來指導共產國際的幹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是將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留下的基本原則的經典重申。而列寧他反對極左派的論證中一些相關的摘要是這本書的主旨。

在新成立但仍然非常小的英國共產黨該如何面對英國工黨的問題上，列寧是這樣說的：

「原來，不能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它們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在於要不要參加議會以及新成立的共產黨要不要加入舊的、行業性的（大半由工聯組成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工黨』。」

「說韓德遜、克林茲、麥克唐納、斯諾登（編按：當時的工黨領袖們）之流已經反動透頂了，這是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抓到自己手裡（其實，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聯合執政），說他們想按照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老規矩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當權，就一定會跟謝德曼之流和諾斯克之流一樣行事（編按：他們是背叛工人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這也是對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決不是說支持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為了革命利益，應該在議會方面給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正在放棄那種歷史上被數百年來的經驗奉若神明的、對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制（剝削者的『兩黨』制），而認為必須聯合兩黨的力量同工黨作鬥爭。一部份自由黨人好像覆舟時的老鼠，紛紛跑到工黨方面去。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政權轉到工黨手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承認現在多數工人都擁護工黨。」

「他們由此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這個結論由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共產黨不應當實行妥協……它必須保持自己學說的純潔，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為改良主義所沾污；共產黨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頓，不轉彎，徑直走向共產主義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國多數工人現在還跟著英國的克倫斯基之流或謝德曼之流走，既然他們還沒有取得跟這批人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所以大批轉向共產主義，正是因為取得了這種經驗，那麼毫無疑義，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議會活動，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清韓德遜和斯諾登政府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幫助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去戰勝聯合起來的勞合─喬治和邱吉爾。不這樣做，就會增加革命事業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多數人的觀點如果不轉變，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由群眾取得政治經驗，單靠宣傳是永遠不能奏效的。」

「現在英國共產主義者甚至要接近群眾，要群眾聽他們講話，往往都是很困難的。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身份出來講話，請他們投票選舉韓德遜而不選勞合─喬治，那他們一定會聽我講的。那時我不僅可以向他們通俗地說明，為什麼蘇維埃比議會好，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作招牌的丘吉爾專政好，而且還可以說明：我要投票支持韓德遜，這就像用繩索吊住被吊者一樣；只要韓德遜之流很快地組織起他們的政府，那就會證實我是正確的，就會使群眾轉到我這方面來，就會加速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這正像他們的俄國和德國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樣。」

「如果有人反駁我，說這種策略太『難以捉摸』、太複雜、不能為群眾所了解、它會分散和分裂我們的力量、妨礙我們集中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這些『左派』反駁者說：請不要把自己的學理主義強加給群眾吧！俄國群眾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國群眾高，而是比英國群眾低。可是他們卻理解了布爾什維克…」

在工會問題上，當勞工領袖都十分右傾時，列寧對當時極左派更加尖銳批判：

「但是，我們同『工人貴族』作鬥爭，是代表工人群眾進行的，是為了把工人群眾爭取過來；我們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們作鬥爭，是為了把工人階級爭取過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淺顯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由於工會上層份子反動反革命，竟得出結論要……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因為我們的孟什維克正像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主義的工會領袖那樣，無非都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稱呼孟什維克的），或者，按美國丹尼爾．德萊昂派使用的一個絕妙的極其中肯的說法，是『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不在反動工會裡工作，就等於拋開那些還不夠十分成熟的或落後的工人群眾，聽憑他們接受反動領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1858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的影響。」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不過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在對待影響『群眾』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是多麼輕率，說明他們在高喊『群眾』時是如何濫用這個字眼的。要想善於幫助『群眾』，贏得『群眾』的同情、愛戴和支持，就必須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對我們進行挑剔、搗亂、侮辱和迫害（這些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多半都直接或間接地同資產階級和警察有勾結），哪裡有群眾，就一定到那裡去工作。應該善於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裡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而工會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這種有群眾的組織。據瑞典《人民政治日報》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國工聯會員，從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經由550萬人增加到660萬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達750萬人。我手頭沒有法、德兩國的有關材料，但是證明這兩國工會會員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實，是絲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這些事實同其它千百件事實一樣，也最清楚不過地證明，正好是無產階級群眾、『下層』群眾、落後群眾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當英、法、德各國的幾百萬工人第一次擺脫完全無組織的狀態，進入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容易接受的（對那些滿腦子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人說來）組織形式即工會的時候，那班雖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卻站在一旁，空喊『群眾』、『群眾』！並且拒絕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藉口工會的『反動性』而拒絕去工作！！臆想出一種嶄新的、純潔的以及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行會習氣和狹隘行業觀念的『工人聯合會』…很難想像誰還會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

不可思議的是，列寧此一再清楚不過的立場，今天許多所謂的「列寧主義者」卻是左耳聽右耳出。格蘭特曾不禁唉嘆道，列寧費盡心思的寫了這麼多本書，但只有一小撮「列寧主義者們」有在讀；而讀過這些書的人卻很可悲地無法理解書中的內涵！而關於參與資產階級選舉與議會，列寧是這樣說的：

「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還相距很遠。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說不必要在資本主義基地上進行很長期很頑強的鬥爭。就世界歷史來說，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制時代已經告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為單位來衡量的。早10─20年或遲10─20年，這用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是算不得什麼的，這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無法大致估計在內的。正因為如此，拿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實際政策問題，便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理論錯誤。」

「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左派』的立場就是穩固的了。不過，這需要十分嚴肅認真的分析來加以證明，而『左派』連這樣做的門徑都還摸不著。」

「第一，大家知道，同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這樣一些卓越的政治領導者的見解相反，德國『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認為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錯了。單單這一點就立刻從根本上推翻了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斷。『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那時的不容爭辯的錯誤，現在卻不成其為錯誤了。他們沒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絲毫的證據來。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沒有履行自己的這一義務，沒有極仔細地認真地嚴肅地研究自己明顯的錯誤，這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而是知識份子和沾染了知識份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的法蘭克福組織出版的同一本小冊子裡，除了上面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數百萬的仍舊跟著中央黨〈天主教「中央」黨〉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農村無產者正在提供眾多的反革命軍隊。』（上述小冊子第3頁）」

「這些話顯然說得太隨便、太誇大了。但是這裡所敘述的基本事實卻是不容爭辯的；『左派』既然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實了他們的錯誤。既然『數百萬的』和『眾多的』無產者，不僅仍舊贊成議會制，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怎麼能說『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顯然在德國，議會制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顯然是德國『左派』把自己的願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態度，當作了客觀現實。這對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沙皇制度的壓迫異常野蠻、異常殘暴，從而在一個特別長的時期裡，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造就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造就了無限忠誠、熱情、英勇和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我們曾經對革命家所犯的這種錯誤，作過特別真切的觀察、特別仔細的研究，我們對這種錯誤特別熟悉，所以對別人身上的這種錯誤也看得特別清楚。對於德國共產黨人來說，議會制當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可是問題恰恰在於不能認為對於我們已經過時的東西，對於階級、對於群眾也已經過時。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於作為階級的黨、作為群眾的黨來判斷事理，處理事情。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群眾的水平，降低到本階級中落後階層的水平。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應該對他們說不中聽的真話。你們應該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和議會制偏見叫作偏見。但是同時你們也應該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個階級的（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正是全體勞動群眾的（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份子的）覺悟和準備的實際狀況。」

列寧的策略，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在數十年前所形塑的基本路線的延續。恩格斯常說：「空談不如實證」。1917年，列寧路線的正確性就展現出來，不是在《共產黨宣言》的書頁，而是布爾什維克的執政以及工人國家的建立。列寧所首先注意的，是這次的勝利前，數十年預備起來的階級、黨、領導階層的辯證關係。任何時候，列寧最關切的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化成能實際帶來革命性社會改造的群眾力量。

列寧敏銳地理解到，在贏取政權前，首先必要的是贏得群眾。對這顯而易見的「小細節」的注意，讓列寧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巨擘。他耳熟能詳的箴言：「耐心地解釋」，就是為了恰如其分的做到這點。自布爾什維克贏得俄國社會多數的支持，便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投票結果表現出來，而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日子也屈指可數。列寧過世後，托洛茨基在走向二戰的混亂時期中，進一步深化這個理念。

托洛茨基為了贏得群眾支持的奮鬥

史達林主義官僚的興起與罪行，已經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鉅細靡遺的分析了。就如《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論史達林主義與蘇聯階級性質》當中所展現的，格蘭特也在我們對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史達林主義的科學解釋——的理解上做出重要的貢獻。

托洛茨基在反對史達林主義者與其俄國革命的背叛者們的鬥爭上是捨命搏殺的。自1929年遭到驅逐出蘇聯，到他過世前都遭到格別烏的追緝。對於急遽史達林主義化的共產國際，托洛茨基是採取怎樣的態度？他曾經因為遭到蘇聯官僚的污名化與被說成是頭號公敵，就宣稱共產國際是單純的腐敗嗎？他曾經遺棄過蘇維埃的工人，或者那些在共產國際和史達林主義領導下對建制抗爭的百萬群眾嗎？當然沒有。儘管史達林主義的絞繩正在勒緊，即使他們已經正式被共產國際除名，托洛茨基還是認為他和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同志們是共產國際內的一個派系，就算他們已經公然被開除黨籍。

托洛茨基指示他在世界所有的同志們，面向作為世界各地工人階級中最先進階層的各國共產黨，試圖說服其基層黨員們正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工人階級的團結，以及重返早期蘇聯的蘇維埃民主的必要。他不對說服史達林與其黨羽改變路線抱有幻想。他的目標是要贏得組織在所有共產黨下的群眾，並將其帶領到正統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他的政策是馬克思主義者們自始至終所採取的，群眾與組織關聯性路線的延伸。

隨之而來的是質的變化。希特勒的崛起掌權象徵著共產國際政治上的滅亡。史達林所謂的「第三時期」政策，直接導致希特勒的崛起，並摧毀了曾經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潛力帶動革命轉變的德國無產階級。百萬工人絕望地在完全可以避免的災難中遭到滅絕。一個革命政黨首重於它的綱領、方法、旗幟以及傳統。共產國際的旗幟已經染上史達林主義的污穢，以及俄國與歐洲工人階級的鮮血。這樣的旗幟不能再是鼓吹世界革命的號角。托洛茨基開始，也別無選擇地組建起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的理念與方法，將其集大成為《過渡綱領》，是第四國際奠基的文獻。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少數支持者，大部份都是來自各個共產黨，並與史達林主義者對立。但托洛茨基並沒有大批的支持者支持。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微小勢力是如何試圖贏得群眾支持呢？

雖然各國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派的人在1914年後的行徑都暴露了他們的政治破產，而幾乎第二國際在整個歐洲的所有領袖在一戰時都保衛各自的資產階級，許多工人仍組織在他們旗下。歐洲的日益極端化，法西斯的崛起，加上工人對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的厭惡，讓各國社會黨又得以復興。就算過去政治領袖的罪行罄竹難書，而群眾還是再一次的首先被他們的傳統政黨吸引。這是日益激進化工人的新興階層，不受史達林主義官僚的鐵血控制。1934年，托洛茨基敦促他在法國的追隨者，將他們的共產主義同盟消解掉，並加入法國的社會黨。後來變成大家所說的「法國轉折」，這個策略總的來說就是大家常說的「打入主義」（Entrism）。

在此一兩極化的時期，社會黨的左翼改良主義領袖受制於基層的壓力而面向革命性的政策。在左翼改良主義與革命之間搖擺不定的就是大家常說的「中派主義」。然而，這還不足以定論某人或某政治潮流在性質上就是中派主義者。我們必須確定他們是正由中派轉移至左翼來面向革命，或者向右派來移遠離革命。1934年的法國社會黨就被推向革命政策。托洛茨基在這特殊條件下才敦促他的勢力打入法國社會黨，為了一貫的革命政策爭辯去爭辯。最終，去贏得更多成員加入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列，來對抗改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

托洛茨基設想這是一短期策略。他相信，像這樣的情況，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們從這個在傳統群眾組織內的中派潮流所蒐羅的支持者們達到一定的數量，那他們的組織就能夠開始自行發展成一個中心來吸引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基層，以及尚未有過政治變化的人。這一策略成功增強了托洛茨基周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成員。隨著第四國際的建立與史達林主義、改良主義的危機，未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似乎是可以確定的了。透過面向工人傳統組織，托洛茨基成功的打造新國際的第一批革命幹部。眼下的任務是以此一工作為基礎並贏得各地的群眾，將其帶領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

悲慘的是，托洛茨基的被暗殺，以及二戰的極其混亂，將這個前景給切斷了。如上述簡要說明，在托洛茨基離世後，第四國際的主要領袖們能力不足，又將有能力發展正確前瞻的人——如格蘭特——給驅逐掉。

遺憾的是，許多所謂的托派在制定打入主義策略上都讓人笑掉大牙。有些發展出了「深入打入主義」，將自己的政治理念束之高閣，才不致於在他工作的政黨內「打草驚蛇」。換句話說，直到你「給他們個驚喜前」，在這個政黨內不會有人知道你是個布爾什維克！像此類的策略，就沒有人能從政黨內的集體經驗學習到什麼，而這些深入打入主義者時常會被吸納為政黨內部爭論用的改良派機器。

另外有人走的是「獵頭者」與分裂者路線，進行明目張膽的叫嘯用以快速贏得少數人。或者他們在工作時刻意與領導階層挑撥衝突以造成除名或分裂。他們從來沒考慮過，要用耐心解釋他們的理念，去贏得多數人達到革命性的觀點。要做這類工作時，我們一向力求成為好的黨員，不僅要靠我們努力做榜樣，還要靠我們對政治組織問題上的原則，時常公開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與我們悍衛的理念。這就是我們能贏得其他黨員的信心的方法，他們會看見我們是真心為了追求真正社會主義政策而努力強大這個黨。

二戰後開始的是一段長期的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在整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是沉寂的，至少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革命性馬克主義勢力僅存的一點成功的前景被孤立邊緣化。托派運動路途多舛，並被變化的客觀條件與錯誤的領導所打擊。但格蘭特堅持原則。他的政治羅盤毫無偏差地指向馬克思主義的「正北方」以及某個階段必將開始的階級鬥爭。雖然他為了更多即將來到理想時機而開始做準備，他當時不可能想到客觀環境要花二十多年後才開始改變。在此期間，他還是持續發展對他對世界事件的分析，並訓練出最終形成「戰鬥趨勢」的幹部。在這些年身處政治沙漠的黑暗時期，格蘭特心中還是不斷地思索如何與群眾連結。

格蘭特捍衛的「不間斷的傳承」

馬克思主義者不膜拜任何的組織形式。儘管我們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保持堅定，對於組織、策略與方針，我們必須變得極其富有彈性。這裡說的問題是指如何面對群眾組織。格蘭特有時被誤指為是對工黨有所執著。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儘管整體來說我們長期面向的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但在現實的實踐上，格蘭特在黨內的直接工作，以及黨外的獨立工作，都花了許多時間。

當英國工人們開始行動時，會透過他們的工會與英國工黨，這樣總體視野是不變的。但靠著既有環境的需求與可能性，格蘭特對於他的總體規劃在實踐上如何實行，總是非常有彈性的。有時格蘭特贊同加強黨內的工作，有時不然。某些時期，我們的同志們會將能量集中在工黨內部活動與鬥爭上。又有時我們幾乎是完全從事外部公開工作，如青年工作、工會工作、聲援行動等等。格蘭特甚至說過，如果我們有著足夠力量，也能試著招募童子軍。這些都是戰術上的靈活運用。

格蘭特所有工作的一貫面向，就是不論客觀條件多麼困難下，一定要招募且訓練革命馬克思主義幹部。一直以來所瞄準的是與先進工人和年輕人中，與那些能成為未來大型革命政黨骨幹的「一、兩人」（the ones and twos）聯繫。如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所解釋的，世界無產階級領導階層的危機，就是人類的危機。毫無疑問的，革命情勢會發生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真正的問題是工人能否成功將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

二十世紀是工人階級欠缺各種「臨門一腳」悲況的總和。一次又一次的，改良主義者與史達林主義的領袖不斷的在勝利前夕扯後腿，並把工人階級獻給資本家與國家機器當成盤中飧。每一個失敗的決定性因素就是缺少了能從那些終究會背叛革命，並將工人階級到又帶到幾十年的資本僱傭奴役的工人領導們的手中，將工人階級贏過來的革命領導階層。這樣的政黨不會是一夕建成的。這個政黨會在鬥爭中茁壯，並藉由工人階級與其組織的深根，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觀點中汲取養分，並且要足夠大到在變遷事物中，為工人的勝利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格蘭特畢生的志業就是打造這樣的一個領導團隊，這也是我們在他所留下的根基上所要做的工作。

如何將群眾帶離不良領導們的影響？

格蘭特面對工會與英國工黨領袖們的方式，都是今日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以列寧的《左派幼稚病》的概論為基礎，格蘭特了解到，要贏得群眾不是在場外對工人的領袖叫囂。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沒贏得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現有的領袖們得以維持他們的地位，是因為工人階級至少還有一定可觀的階層還對他們抱有幻想。

許多進步的工人與年輕人當然能夠自行做出正確的結論，並直接將他們的不滿和憤怒指向這些現有領袖。他們想要譴責和揭發這些人的兩面話、搖擺不定與對工人們的背叛。但對於尚未透過自身經驗做出理解的工人來說，這似乎是對於整個工會或政黨的攻擊。人們會想：「我不完全滿意這些領袖，但這些傢伙憑什麼跑來這攻擊我的領袖與組織？他們的說詞跟那些反工會的政客們有什麼兩樣？」。如果要讓基層工人們開始放下他們對於不良領袖們的幻想，一個更好的方式是以一個忠實，勤奮的黨員或會員身份來向領袖們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

舉例：當一份減薪讓步的合議協商被提出時，我們應該向其他的工人們說：「我們的領袖說我們必須接受這些讓步，但我們不該同意！去年公司獲利十億，而CEO的薪水是我們的四百倍。既然我們的領袖被選舉出來，那就該履行他們的義務，也就是做為工人的代表與老闆們對抗。我們的領袖們應當動員所有成員來反對這些讓步，而我們要對此做出協助！」

這類的路線能將工人大眾中的廣泛階層贏取到鬥爭的觀點中。而如果領袖們沒有執行基層成員的合理要求，這些領袖自然也就露出馬腳，而工人會得出需要能進行更激進階級鬥爭的領袖的結論。相同的基本路線也能運用在大型的工人政黨上。這當然只是簡而言之，現實情況要遠比此要複雜。然而這樣的路線和那些歇斯底里的宗派可說是雲泥之別。這些遊走於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的團體永遠不可能與廣大的工人階級連結。

格蘭特的遺產

格蘭特在二戰後的寫作，運用在當時混亂艱困的時期是十分珍貴的。這些寫作代表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四人成就的延續與深化。本書絕大部份都是著重在這個時期的文章與文件上，聚焦在工會與英國工黨內部的工作。格蘭特在《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這本書中，鉅細靡遺的敘述了第四國際中政治與組織性的各種角力，我們也非常推薦這本著作，並能在Wellred書店訂購。

但格蘭特的名字與「戰鬥趨勢」要更加密切。問問任何在英國那些上了年紀的人是否還記得「戰鬥趨勢」，不論是敵是友，答案都是肯定的。在臉書與推特的時代之前，「戰鬥趨勢」是當時一整個英國年輕世代文化與經歷的一部份。

面對傳統工人政黨、工會、選舉與年輕人，要如何將正確的綱領方法與理念，與十分彈性的路線結合，讓一個小團隊能在短時間快速成長，「戰鬥趨勢」的經歷是非常經典的例子。從一九六零年代在英國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與薩塞克斯大學的工作、1984-85年的礦產工人罷工、利物浦市議會的掌握，以及九零年代初期的反人頭稅抗爭，「戰鬥趨勢」變得家喻戶曉，並是導致柴契爾倒台的推手。這是自托洛茨基死後，這位老人的理念首次將新生的英國年輕世代的想像力抓住，並在電視與媒體上所談論。英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未來願景正在發揚。

然而這些成功並沒有延續下去。「戰鬥趨勢」領導階層中的一派開始認為能在英國工黨之外建立起一個大型革命政黨。在未來可預見的革命情勢，這當然是勢在必行的，但1991年的情勢並非如此。工人與年輕人的群眾鬥爭正在消退，蘇聯的瓦解帶給運動的成員們極大的疑慮，而英國工黨內的右翼透過一系列壓制手段與驅逐來剷除異己。

「戰鬥趨勢」的領導階層開始一連串災難性的轉折，在短時間內讓讓整個組織變成了一個無用的宗派。在1983年格蘭特從英國工黨被開除黨籍後，現在他與他的支持者們又任意從「戰鬥趨勢」開除，被格蘭特自己所奠基的組織開除。錯誤的政策、成員理論水平上的直線低落、各種自吹自擂，以及各種炒短線的做法，都是一個革命政黨內災難的標準過場。幾十年臥薪嘗膽的準備工作就這樣毀於一旦。「戰鬥趨勢」戲劇性的崛起與淪陷在羅布．蘇沃爾的《「戰鬥派」是怎樣建成的？又是怎樣被摧毀的？》（How the Militant Was Built – and How it Was Destroyed）一文中都有所概述，並收錄在本書的附錄中。這篇文章將「戰鬥趨勢」經驗中的優缺點都概括出來，這當中包括了對於今日運動的重要教訓。

為群眾工人階級政黨而鬥爭！

回到美國這個從未有過勞動政黨的國家，為什麼我們應該不怕麻煩地去閱讀格蘭特論述群眾組織的文章？答案很簡單：我們能夠，也必須從我們整個階級的經驗中去學習。有人曾說：「我在乎歷史，是因為我在乎未來。」

即將來到的時期，將是劇烈的經濟、社會、政治動盪。威斯康辛州的群眾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俄亥俄州勞工動員起來打敗凱西克州長的反工會法，這些不過是燎原之勢前的狼煙。階級鬥爭的重新爆發是必將會發生的。在這場我們勢必進入的歷史性風暴中，美國工人將要開始改變他們的命運。所有工會將會整個動盪起來。工人們會日益了解，他們需要一個屬於他們的，有著階級獨立性的政治表達方式。

美國勞動部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在2010年，受薪工人為工會成員的百分比是11.9%，低於2009年的12.3%，在一千四百七十萬人中少了六十一萬兩千人。在1983年，有效力的工會比較數據統計中，工會成員率為20.1%，一千七百七十萬的工會工人。但如我們所知的，這個比率在私有部門與公家機關中有極大的不同。幾十年下來裁員與外包制度的打擊後，私有部門的工會組織率僅有6.9%，而公家機關則是36.2%。這也解釋了資本家在追打與妖魔化公家機關的瘋狂行動。

紐約州有著最高24.2%的工會組織率，而北卡羅萊納州則是最低的3.2%。然而我們明白這些數據不能一語概括所有事情。過去幾年，許多工作都被「外包」到美國南部，大型製造業將生產從美國東岸、中西部或外國轉移到低薪資、無工會的南方。而這已經產生了各種條件的化合物；美國南部已然是等待爆發的階級鬥爭火藥箱。

2009年，是自1947年美國勞動部開始統計罷工率以來最低的一年。2009年，全美國只有五場大型停工。2001到2010年間，每年平均有17場這類的罷工，比不上1991-2000年的34場，1981-1990年的69場，1971-1980年的269場。然而同樣的條件將導致相同的結果。我們進入的，是比起千囍年間，更像三零年代或七零年代的時期，而我們可以確信階級將隨之行動。如果資本家們認為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攻擊工人們，那工人階級這個沈睡的巨人勢必會讓他們吃不完兜著走。

在未來某些時期，會有一波波的罷工潮，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將加入既有的工會，或者組織新的工會，而階級鬥爭的反對聲浪會在這些工會中形成，將領袖推出來或者推向左傾，最終甚至是到發動全國大罷工。我們已經在威斯康辛到奧克蘭看見了，部份基層工人比過去幾十年要更直接的提出發動大罷工的提議。美國工業工人的逐漸減少也代表了少數工人會握有更多的力量。舉例如碼頭工人就掌握了巨大的力量。運輸工人、通訊業工人、水電業工人等等的都是如此。我們決不能因數據銳減與勞動力的百分比而失去洞察事實的眼光，工會工人一但動員將會是巨大的潛在力量。加上想加入工會的工人，是有足夠力量來改變社會的。

勞工領袖將被迫做些至少是表現得是為工人利益而拼搏的事情，不然他們就沒辦法保全他們的地位。這個雪球會比他們所想要越滾越大。改良主義是要在改良還可行的基礎上才行得通的。當檯面上只剩下惡改，除了鬥爭他們將別無選擇。

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犬儒的政治算計中，勞工不再是「必須贏來」的選票。在換取穩固的階級和平與在贏得工會票源之間，工會官僚會為自己的龍椅雕琢。在工人鬥爭情緒上升，而這些領袖們的無能將會促使工人們拋棄他們的情況下，這些領袖們可能訴諸比他們原來想像更激進的動作來保全他們的地位。例如，他們可能為了要獲取一些民主黨的注意而煽動性的威脅要成立一個勞工政黨。這個動作卻可能引爆他們所無法控制的社會運動。

格蘭特了解美國工人為他們自身建立一個大型政黨的必要性。他敏銳地意識到美國工人政黨的必要性，並在一篇針對1947年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造訪英國的文章中談到這一點。格蘭特也對美國在90年代籌備工黨的發展抱有極大的興趣。由格蘭特建立，以國際馬克思主義理念為根據的美國支部，秉持著格蘭特的觀點，並進一步的發展它。如同在2010年美國支部的美國縱觀文件所解釋的：

「這就是我們要求以工會為基礎的大型勞工政黨是一個關鍵與明確要求的原因。為什麼我們時常地重申這一點？因為這項要求是由客觀條件而生的。工人階級還沒有大型的政治代表。這是美國情況中最突兀的矛盾之一。沒有任何人以嚴肅並堅實的方式提出此項要求。這是我們與其它宗派最明顯的不同。那些劃地自限在批評資本主義卻倡議投票給『比較不爛』民主黨的人，或者是自命為革命政黨而坐等群眾支持的人，他們在實踐上是無力或更加敗壞的。我們必須清楚唯有群眾力量——不是只有六十人或六千人——而是有著所有組織勞動的資源與能力的數以百萬計的組織工人們，才能對兩大資本家政黨提出嚴厲的挑戰。這就是為什麼，以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行動指南的傳統，來面對傳統的大型組織與政黨，這項要求是如此重要。我們甚至在我們美國支部的雜誌《社會主義呼籲報》（Socialist Appeal）的封面上標注了這點，就算這樣的工人政黨還沒有出現。」（譯者按：自2017年起，IMT美國支部將其組織和刊物更名為《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以迎合自2016年桑德斯運動以來美國社會對社會主義理念開始展現的興趣）

我們面對大型群眾組織的方針被許多左派視為是新發明的政治路線。而其他無法以辯證的觀點來理解工人階級如何行動的人，把這項策略視為最壞的機會主義或改良主義。然而，在一段時間內，這些行動在表面上看起來會是平凡無奇的，但卻是實際上最具革命性的槓桿。畢竟這類政治工作的目標，是要將群眾贏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上。但不會有比這更革命性的觀點了！而如我們我見到的，這一路線恰恰是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以及在戰後由格蘭特進一步發展的政策與運用的直接延續。

為了引導讀者以及提供歷史背景，本書以兩篇英國縱觀（1946年與1968年）為開頭，接著是關於英國獨立工黨（由英國工黨分裂出來）與英國工黨的文章。在兩篇面對群眾組織廣泛問題的重要文章後，我們翻印了三篇「戰鬥趨勢」的文章。本書也收錄了格蘭特為數不多關於美國的文章之一，主要是談論亨利．華萊士競選總統以及他在1947年造訪英國。還有幾篇談論工會，全國大罷工與工人掌控工業的文章。這些所有文章，我們可以用「不間斷的傳承」來總結格蘭特的工作：他對工人階級的絕對信心，他對建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幹部的論證，以及他對群眾組織一貫的路線。

當年我與格蘭特見面時，他早已白髮蒼蒼，並不再涉入英國支部《社會主義呼籲報》刊物的日常工作。我也許是最後幾個由格蘭特親自訓練的同志之一，儘管只有短短的幾個月。但他在我身上所給予的政治與個人的衝擊卻是無庸置疑的。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力量，在我們每週交流時，由他解釋得更加簡明有力，說服了我將餘生獻給世界無產階級的事業。我們美國支部就這樣以北達科他州為根據，由我獨自一個人開始這趟旅程。自此之後，美國支部逐漸茁壯，並在全國各地開始有了新成員。

格蘭特了解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成功，取決於在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成功。將理論與行動結合起來，把持著清楚的政治路線與不斷地犧牲與堅持，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同志們，努力要將格蘭特的理念變成實踐。在此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敬請您參考我們美國支部的網站。

僅僅在十年前，美國對於這些革命理念似乎就是一片荒漠。但格蘭特的理念的的確確在美國紮根了。毫無疑問，革命馬克思主義復興的條件已經成熟，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官方網站上來自美國的數以萬計的瀏覽人數就反映這個事實。因此，做為進一步的貢獻，來為新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加強理論，我們很榮幸獻上這本新的《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二卷：論馬克思主義者在群眾組織裡的工作》。

完筆於明尼亞波利斯，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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