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工人阶级都在开始寻找脱离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之下，实力仍然渺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该如何耕耘他们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如何在日后革命浪潮中得以说服群众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来改变社会？来自南非，立足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斗趋势」组织（Militant Tendency）创立人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对此的精辟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几十年建立英国最大规模托派组织的经验，是值得当今任何想要改变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有志之士参考的重要文献。本文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美国支部成员约翰．彼德逊（John Peterson）为在美国出版的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二卷（Ted Grant Selected Works Vol II）所写的序言，整体地综观了格兰特和当今IMT对于如何与群众组织互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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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托洛茨基遭到史达林特务的暗杀，对世界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一夕之间，我们失去了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最后布尔什维克党与早期苏联的真实联系。回首托洛茨基的灾厄，同时也是清楚响起了第四国际（这个托洛茨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拼博）的丧钟。

没有了这位「老人」，第四国际的各个领袖们的政治观点都开始摇摆：从极左主义到机会主义；游击战主义到学院派；铁托主义到卡斯楚主义，这中间还有不下数十种的「主义」。这些领袖从没有吸取托洛茨基试图传承的政治方法。并且没有他亲自指导下，这些领袖无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剧烈变化。

二战过后，史达林主义越发强势，而帝国主义也在战后革命浪潮下幸存。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开启的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一个工人阶级能确实从资产阶级那里赢得具体改良的时代。这也导致了阶级斗争在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窒碍难行。在这个迥异于30与40年代的风暴与压力的新世界，新的理论与组织问题的纠葛难分难解。然而，这些难题的答案，不会在「新观点」中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当中找到。如同所有在运动中的转捩点，回紥基本功是必要的。而这就是泰德．格兰特所做的。

就是拿格兰特的写作与坎农（Cannon）、曼德尔（Mandel）、希利（Healy）、巴勃洛（Pablo）、兰伯特（Lambert）等人的见解粗略对照一下，也能看出格兰特对于史达林主义，与战后毫无预警的社会动向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是唯一真正紧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毕竟，马克思主义一切所关于的正是：方法。正确的行事不是追求一份完美的「食谱」来照本宣科，也不是要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几句话中来佐证你的观点。重要的是如何在我们所生活的、实际的、活生生的、复杂的，以及自相矛盾的世界里，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因此，说泰德格兰特是第四国际中最坚韧的理论家并不夸大。

很遗憾地，格兰特的理论长才并不被第四国际的领袖们所承认。在这些人看来，格兰特是个分裂份子，总是在国际会议里推动不同意见的决议案。更糟糕的是——从这些人狭隘的观点来看——各个事件都证明了格兰特是对的。这些人排挤格兰特，最终将他驱逐出第四国际。这些全部都在格兰特的著作《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History of British Trotskyism)，详实的说明了。（译者按：此书中文版全文在此）

格兰特的团队被削弱成一个小型团队，既没有全职人员、定期刊物，也没有国际性的组织。因此，相较于近期，在英国之外绝少有人熟识他的文章。格兰特在相对默默无闻下奋斗了好几年，但他从来不失去对马思克主义的信念，并对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力量深具信心。格兰特花了数十年，成功地耐心将他周围的一小群同志们，建立成为在二战之后最强大最成功的托派团体：「战斗趋势」。这是怎么办到的？一个小团体如何在没有成功前景下，还能有这么剧烈的转折？

如同所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格兰特在思想上的理解远超过于理论的范畴。毕竟，如同马克思解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格兰特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不是局限于对国际事件的认识、地缘政治的大局和阶级斗争上。他同样也了解到，如何将这些重要的思想与工人们连结起来，如何将这一切转化成能动员成千上万工人们行动起来，加入为了更好的世界的斗争。这就是「战斗趋势」成功的「秘密」。

归根究柢，一切都要归结对理论问题谨慎的注意，以及革命干部团体的打造。理论的错误必然要导致在实践上的灾难。同样的，在特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应用，能引导出在一般条件下出乎意料之外的成果。在战后几年间的混乱局面内，唯有格兰特能冷静的判断。格兰特从过去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指导得出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也就是：当群众首次开始要走向改变社会时，通常会透过他们的传统群众组织来行动。群众都不会首先理解小型组织，不论这些团体的理念有多么正确。在社会、经济、政治动荡的时候，群众首先会靠拢工人的组织、政党、工会，以及他们熟悉的领袖。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和群众站在一起的场所。

随着《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论史达林主义与苏联阶级性质》（序言中译）的出版，我们有幸献上《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二卷：论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组织里的工作》。正如我们所见的，格兰特的做法并非是激进的、新的发明。事实上，他的做法恰好是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所留下的基础的一贯应用。他的文章所代表的，是对布尔什维克联系群众策略方针的更深一层理解，同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军火库中相当重要的补给。

回扎基本功

当1998年我在伦敦生活时，是我首次接触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的时候。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力量说服了我，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一探究竟的。当时资本主义声称解决了它自身的难题，并且说社会主义已经死绝。IMT的同志们是如何说服我将未来的人生规划丢到一旁，投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简单的说，是由于他们面对英国工党所采取的态度。对于当时的我，一个年轻的新生的、正探索这些思想的工人而言，他们的策略似乎再自然不过了。而到底要如何将这些思想带给群众呢？俗话说：「山不就我，我向山行」。

我偶然发现一场在伦敦的反战游行——克林顿（Bill Clinton）与布莱尔（Tony Blair）正威胁要轰炸伊拉克——而我见到一系列不同的政治组织。虚弱衰老但善良的史达林主义者们没有启发性。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US Socialist Workers Party）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危言耸听让我一笑置之。而过于尖锐的斯巴达派（Spartacist League），对着我嘶吼痛骂格兰特与艾伦．伍兹（Alan Woods）以及工党，显然我们生活在不同一个世界。和这些在运动边缘游走的极端宗派团体比起来，接触工党旗下四百五十万工会会员的必要性似乎是不做多想的。

当时的英国工党也是乏善可陈。反工会与反社会主义的布莱尔大权在握，并且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去过的一场工党分部会议，全是衰败悲观的社运人士，他们之所以出席只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因为对工人阶级对于改变社会的能力深具信心。

然而我了解到，目标不是参与这类会议来坐等群众上门，而是如何在面向整个工人阶级传统组织上，行动指南的问题。这是关于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一旦阶级终究开始行动时，他们又是如何转移的。群众不会是选择加入在边缘叫嚣的小宗派的，而是试图经由工会与其上百万会员，以及他们传统的大型群众政党来执行他们的意志。我们不该放任亲资本或是改良主义的领袖来领导工人群众，反而是必须与基层工人们为了更激进阶级斗争的领导阶层以及合理的社会主义政党并肩奋斗。在英国，那就是指工党。但在美国，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政党，许多工人们都把票投给「比较不烂」的民主党。在美国我们要怎么做？稍后会谈到更多。

当时我没有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就算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合乎逻辑的途径，我都以为也许这是格兰特所发展的特别发明。这自然是IMT与其他自称托派团体有所差别的地方。但当我读得更多学得更多，我发现这项策略并不是什么新奇事物。格兰特只是在现实情况下，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理念实际运用。这完全就是所谓的追本溯源。

但这并不代表所谓追本溯源总是易如反掌。通常，至少在表面上，越是精深的理念表面上都看似简单。运用这些理念正是真正的艺术。在国际象棋里，所有在竞技过程中所发展的，无数美丽的战法与方针，都能追溯回到单一棋子简单基础的走法。但如果没有在基础上打好根基，任何花俏或复杂的技巧都是不可能的。

重读《共产党宣言》

实际上，为我们运动奠基的文献《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与其组织的态度。这些文字值得我们从长引用：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份；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在这部份白纸黑字就十分清楚地揭示共产党人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内形成的一部份，并且要根据整个阶级运动的情势进行政治工作。这解释了我们「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而我们只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份」。不知怎么的，这部份似乎都被多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给忘了。

他们说：「没错！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这么说过，但时代已经变了！」的确，时代已经变了，而有些部份甚至变得很剧烈。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变。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则在它的运动、矛盾、危机里的基本规律也就存在，如我们最近几年所见的一样。同样，只要工人阶级持续被资产阶级剥削，则两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继续，而同样，我们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协助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我们的基本路线也就不变。

探究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也是持同样想法，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运用这些原则，当中发展出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得以夺取政权。同样的原则也被运用在工会工作里。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出了整本书来指导共产国际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留下的基本原则的经典重申。而列宁他反对极左派的论证中一些相关的摘要是这本书的主旨。

在新成立但仍然非常小的英国共产党该如何面对英国工党的问题上，列宁是这样说的：

「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编按：当时的工党领袖们）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编按：他们是背叛工人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份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

「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沾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丘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

在工会问题上，当劳工领袖都十分右倾时，列宁对当时极左派更加尖锐批判：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份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它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很难想像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

不可思议的是，列宁此一再清楚不过的立场，今天许多所谓的「列宁主义者」却是左耳听右耳出。格兰特曾不禁唉叹道，列宁费尽心思的写了这么多本书，但只有一小撮「列宁主义者们」有在读；而读过这些书的人却很可悲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涵！而关于参与资产阶级选举与议会，列宁是这样说的：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著。」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份子和沾染了知识份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份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列宁的策略，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数十年前所形塑的基本路线的延续。恩格斯常说：「空谈不如实证」。1917年，列宁路线的正确性就展现出来，不是在《共产党宣言》的书页，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执政以及工人国家的建立。列宁所首先注意的，是这次的胜利前，数十年预备起来的阶级、党、领导阶层的辩证关系。任何时候，列宁最关切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化成能实际带来革命性社会改造的群众力量。

列宁敏锐地理解到，在赢取政权前，首先必要的是赢得群众。对这显而易见的「小细节」的注意，让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巨擘。他耳熟能详的箴言：「耐心地解释」，就是为了恰如其分的做到这点。自布尔什维克赢得俄国社会多数的支持，便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投票结果表现出来，而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列宁过世后，托洛茨基在走向二战的混乱时期中，进一步深化这个理念。

托洛茨基为了赢得群众支持的奋斗

史达林主义官僚的兴起与罪行，已经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钜细靡遗的分析了。就如《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论史达林主义与苏联阶级性质》当中所展现的，格兰特也在我们对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史达林主义的科学解释——的理解上做出重要的贡献。

托洛茨基在反对史达林主义者与其俄国革命的背叛者们的斗争上是舍命搏杀的。自1929年遭到驱逐出苏联，到他过世前都遭到格别乌的追缉。对于急遽史达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托洛茨基是采取怎样的态度？他曾经因为遭到苏联官僚的污名化与被说成是头号公敌，就宣称共产国际是单纯的腐败吗？他曾经遗弃过苏维埃的工人，或者那些在共产国际和史达林主义领导下对建制抗争的百万群众吗？当然没有。尽管史达林主义的绞绳正在勒紧，即使他们已经正式被共产国际除名，托洛茨基还是认为他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们是共产国际内的一个派系，就算他们已经公然被开除党籍。

托洛茨基指示他在世界所有的同志们，面向作为世界各地工人阶级中最先进阶层的各国共产党，试图说服其基层党员们正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重返早期苏联的苏维埃民主的必要。他不对说服史达林与其党羽改变路线抱有幻想。他的目标是要赢得组织在所有共产党下的群众，并将其带领到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始至终所采取的，群众与组织关联性路线的延伸。

随之而来的是质的变化。希特勒的崛起掌权象征著共产国际政治上的灭亡。史达林所谓的「第三时期」政策，直接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并摧毁了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潜力带动革命转变的德国无产阶级。百万工人绝望地在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中遭到灭绝。一个革命政党首重于它的纲领、方法、旗帜以及传统。共产国际的旗帜已经染上史达林主义的污秽，以及俄国与欧洲工人阶级的鲜血。这样的旗帜不能再是鼓吹世界革命的号角。托洛茨基开始，也别无选择地组建起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的理念与方法，将其集大成为《过渡纲领》，是第四国际奠基的文献。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少数支持者，大部份都是来自各个共产党，并与史达林主义者对立。但托洛茨基并没有大批的支持者支持。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微小势力是如何试图赢得群众支持呢？

虽然各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派的人在1914年后的行径都暴露了他们的政治破产，而几乎第二国际在整个欧洲的所有领袖在一战时都保卫各自的资产阶级，许多工人仍组织在他们旗下。欧洲的日益极端化，法西斯的崛起，加上工人对史达林主义的共产党的厌恶，让各国社会党又得以复兴。就算过去政治领袖的罪行罄竹难书，而群众还是再一次的首先被他们的传统政党吸引。这是日益激进化工人的新兴阶层，不受史达林主义官僚的铁血控制。1934年，托洛茨基敦促他在法国的追随者，将他们的共产主义同盟消解掉，并加入法国的社会党。后来变成大家所说的「法国转折」，这个策略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常说的「打入主义」（Entrism）。

在此一两极化的时期，社会党的左翼改良主义领袖受制于基层的压力而面向革命性的政策。在左翼改良主义与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就是大家常说的「中派主义」。然而，这还不足以定论某人或某政治潮流在性质上就是中派主义者。我们必须确定他们是正由中派转移至左翼来面向革命，或者向右派来移远离革命。1934年的法国社会党就被推向革命政策。托洛茨基在这特殊条件下才敦促他的势力打入法国社会党，为了一贯的革命政策争辩去争辩。最终，去赢得更多成员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列，来对抗改良主义与史达林主义。

托洛茨基设想这是一短期策略。他相信，像这样的情况，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们从这个在传统群众组织内的中派潮流所蒐罗的支持者们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他们的组织就能够开始自行发展成一个中心来吸引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基层，以及尚未有过政治变化的人。这一策略成功增强了托洛茨基周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成员。随着第四国际的建立与史达林主义、改良主义的危机，未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似乎是可以确定的了。透过面向工人传统组织，托洛茨基成功的打造新国际的第一批革命干部。眼下的任务是以此一工作为基础并赢得各地的群众，将其带领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悲惨的是，托洛茨基的被暗杀，以及二战的极其混乱，将这个前景给切断了。如上述简要说明，在托洛茨基离世后，第四国际的主要领袖们能力不足，又将有能力发展正确前瞻的人——如格兰特——给驱逐掉。

遗憾的是，许多所谓的托派在制定打入主义策略上都让人笑掉大牙。有些发展出了「深入打入主义」，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束之高阁，才不致于在他工作的政党内「打草惊蛇」。换句话说，直到你「给他们个惊喜前」，在这个政党内不会有人知道你是个布尔什维克！像此类的策略，就没有人能从政党内的集体经验学习到什么，而这些深入打入主义者时常会被吸纳为政党内部争论用的改良派机器。

另外有人走的是「猎头者」与分裂者路线，进行明目张胆的叫啸用以快速赢得少数人。或者他们在工作时刻意与领导阶层挑拨冲突以造成除名或分裂。他们从来没考虑过，要用耐心解释他们的理念，去赢得多数人达到革命性的观点。要做这类工作时，我们一向力求成为好的党员，不仅要靠我们努力做榜样，还要靠我们对政治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时常公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与我们悍卫的理念。这就是我们能赢得其他党员的信心的方法，他们会看见我们是真心为了追求真正社会主义政策而努力强大这个党。

二战后开始的是一段长期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是沉寂的，至少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革命性马克主义势力仅存的一点成功的前景被孤立边缘化。托派运动路途多舛，并被变化的客观条件与错误的领导所打击。但格兰特坚持原则。他的政治罗盘毫无偏差地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正北方」以及某个阶段必将开始的阶级斗争。虽然他为了更多即将来到理想时机而开始做准备，他当时不可能想到客观环境要花二十多年后才开始改变。在此期间，他还是持续发展对他对世界事件的分析，并训练出最终形成「战斗趋势」的干部。在这些年身处政治沙漠的黑暗时期，格兰特心中还是不断地思索如何与群众连结。

格兰特捍卫的「不间断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者不膜拜任何的组织形式。尽管我们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坚定，对于组织、策略与方针，我们必须变得极其富有弹性。这里说的问题是指如何面对群众组织。格兰特有时被误指为是对工党有所执著。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尽管整体来说我们长期面向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但在现实的实践上，格兰特在党内的直接工作，以及党外的独立工作，都花了许多时间。

当英国工人们开始行动时，会透过他们的工会与英国工党，这样总体视野是不变的。但靠着既有环境的需求与可能性，格兰特对于他的总体规划在实践上如何实行，总是非常有弹性的。有时格兰特赞同加强党内的工作，有时不然。某些时期，我们的同志们会将能量集中在工党内部活动与斗争上。又有时我们几乎是完全从事外部公开工作，如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声援行动等等。格兰特甚至说过，如果我们有着足够力量，也能试着招募童子军。这些都是战术上的灵活运用。

格兰特所有工作的一贯面向，就是不论客观条件多么困难下，一定要招募且训练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一直以来所瞄准的是与先进工人和年轻人中，与那些能成为未来大型革命政党骨干的「一、两人」（the ones and twos）联系。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解释的，世界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毫无疑问的，革命情势会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问题是工人能否成功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二十世纪是工人阶级欠缺各种「临门一脚」悲况的总和。一次又一次的，改良主义者与史达林主义的领袖不断的在胜利前夕扯后腿，并把工人阶级献给资本家与国家机器当成盘中飧。每一个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缺少了能从那些终究会背叛革命，并将工人阶级到又带到几十年的资本雇佣奴役的工人领导们的手中，将工人阶级赢过来的革命领导阶层。这样的政党不会是一夕建成的。这个政党会在斗争中茁壮，并借由工人阶级与其组织的深根，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观点中汲取养分，并且要足够大到在变迁事物中，为工人的胜利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格兰特毕生的志业就是打造这样的一个领导团队，这也是我们在他所留下的根基上所要做的工作。

如何将群众带离不良领导们的影响？

格兰特面对工会与英国工党领袖们的方式，都是今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以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的概论为基础，格兰特了解到，要赢得群众不是在场外对工人的领袖叫嚣。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事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没赢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现有的领袖们得以维持他们的地位，是因为工人阶级至少还有一定可观的阶层还对他们抱有幻想。

许多进步的工人与年轻人当然能够自行做出正确的结论，并直接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指向这些现有领袖。他们想要谴责和揭发这些人的两面话、摇摆不定与对工人们的背叛。但对于尚未透过自身经验做出理解的工人来说，这似乎是对于整个工会或政党的攻击。人们会想：「我不完全满意这些领袖，但这些家伙凭什么跑来这攻击我的领袖与组织？他们的说词跟那些反工会的政客们有什么两样？」。如果要让基层工人们开始放下他们对于不良领袖们的幻想，一个更好的方式是以一个忠实，勤奋的党员或会员身份来向领袖们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

举例：当一份减薪让步的合议协商被提出时，我们应该向其他的工人们说：「我们的领袖说我们必须接受这些让步，但我们不该同意！去年公司获利十亿，而CEO的薪水是我们的四百倍。既然我们的领袖被选举出来，那就该履行他们的义务，也就是做为工人的代表与老板们对抗。我们的领袖们应当动员所有成员来反对这些让步，而我们要对此做出协助！」

这类的路线能将工人大众中的广泛阶层赢取到斗争的观点中。而如果领袖们没有执行基层成员的合理要求，这些领袖自然也就露出马脚，而工人会得出需要能进行更激进阶级斗争的领袖的结论。相同的基本路线也能运用在大型的工人政党上。这当然只是简而言之，现实情况要远比此要复杂。然而这样的路线和那些歇斯底里的宗派可说是云泥之别。这些游走于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的团体永远不可能与广大的工人阶级连结。

格兰特的遗产

格兰特在二战后的写作，运用在当时混乱艰困的时期是十分珍贵的。这些写作代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四人成就的延续与深化。本书绝大部份都是着重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与文件上，聚焦在工会与英国工党内部的工作。格兰特在《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这本书中，钜细靡遗的叙述了第四国际中政治与组织性的各种角力，我们也非常推荐这本著作，并能在Wellred书店订购。

但格兰特的名字与「战斗趋势」要更加密切。问问任何在英国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是否还记得「战斗趋势」，不论是敌是友，答案都是肯定的。在脸书与推特的时代之前，「战斗趋势」是当时一整个英国年轻世代文化与经历的一部份。

面对传统工人政党、工会、选举与年轻人，要如何将正确的纲领方法与理念，与十分弹性的路线结合，让一个小团队能在短时间快速成长，「战斗趋势」的经历是非常经典的例子。从一九六零年代在英国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与萨塞克斯大学的工作、1984-85年的矿产工人罢工、利物浦市议会的掌握，以及九零年代初期的反人头税抗争，「战斗趋势」变得家喻户晓，并是导致柴契尔倒台的推手。这是自托洛茨基死后，这位老人的理念首次将新生的英国年轻世代的想像力抓住，并在电视与媒体上所谈论。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愿景正在发扬。

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延续下去。「战斗趋势」领导阶层中的一派开始认为能在英国工党之外建立起一个大型革命政党。在未来可预见的革命情势，这当然是势在必行的，但1991年的情势并非如此。工人与年轻人的群众斗争正在消退，苏联的瓦解带给运动的成员们极大的疑虑，而英国工党内的右翼透过一系列压制手段与驱逐来铲除异己。

「战斗趋势」的领导阶层开始一连串灾难性的转折，在短时间内让让整个组织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宗派。在1983年格兰特从英国工党被开除党籍后，现在他与他的支持者们又任意从「战斗趋势」开除，被格兰特自己所奠基的组织开除。错误的政策、成员理论水平上的直线低落、各种自吹自擂，以及各种炒短线的做法，都是一个革命政党内灾难的标准过场。几十年卧薪尝胆的准备工作就这样毁于一旦。「战斗趋势」戏剧性的崛起与沦陷在罗布．苏沃尔的《「战斗派」是怎样建成的？又是怎样被摧毁的？》（How the Militant Was Built – and How it Was Destroyed）一文中都有所概述，并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中。这篇文章将「战斗趋势」经验中的优缺点都概括出来，这当中包括了对于今日运动的重要教训。

为群众工人阶级政党而斗争！

回到美国这个从未有过劳动政党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怕麻烦地去阅读格兰特论述群众组织的文章？答案很简单：我们能够，也必须从我们整个阶级的经验中去学习。有人曾说：「我在乎历史，是因为我在乎未来。」

即将来到的时期，将是剧烈的经济、社会、政治动荡。威斯康辛州的群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俄亥俄州劳工动员起来打败凯西克州长的反工会法，这些不过是燎原之势前的狼烟。阶级斗争的重新爆发是必将会发生的。在这场我们势必进入的历史性风暴中，美国工人将要开始改变他们的命运。所有工会将会整个动荡起来。工人们会日益了解，他们需要一个属于他们的，有着阶级独立性的政治表达方式。

美国劳动部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2010年，受薪工人为工会成员的百分比是11.9%，低于2009年的12.3%，在一千四百七十万人中少了六十一万两千人。在1983年，有效力的工会比较数据统计中，工会成员率为20.1%，一千七百七十万的工会工人。但如我们所知的，这个比率在私有部门与公家机关中有极大的不同。几十年下来裁员与外包制度的打击后，私有部门的工会组织率仅有6.9%，而公家机关则是36.2%。这也解释了资本家在追打与妖魔化公家机关的疯狂行动。

纽约州有着最高24.2%的工会组织率，而北卡罗莱纳州则是最低的3.2%。然而我们明白这些数据不能一语概括所有事情。过去几年，许多工作都被「外包」到美国南部，大型制造业将生产从美国东岸、中西部或外国转移到低薪资、无工会的南方。而这已经产生了各种条件的化合物；美国南部已然是等待爆发的阶级斗争火药箱。

2009年，是自1947年美国劳动部开始统计罢工率以来最低的一年。2009年，全美国只有五场大型停工。2001到2010年间，每年平均有17场这类的罢工，比不上1991-2000年的34场，1981-1990年的69场，1971-1980年的269场。然而同样的条件将导致相同的结果。我们进入的，是比起千囍年间，更像三零年代或七零年代的时期，而我们可以确信阶级将随之行动。如果资本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攻击工人们，那工人阶级这个沈睡的巨人势必会让他们吃不完兜著走。

在未来某些时期，会有一波波的罢工潮，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将加入既有的工会，或者组织新的工会，而阶级斗争的反对声浪会在这些工会中形成，将领袖推出来或者推向左倾，最终甚至是到发动全国大罢工。我们已经在威斯康辛到奥克兰看见了，部份基层工人比过去几十年要更直接的提出发动大罢工的提议。美国工业工人的逐渐减少也代表了少数工人会握有更多的力量。举例如码头工人就掌握了巨大的力量。运输工人、通讯业工人、水电业工人等等的都是如此。我们决不能因数据锐减与劳动力的百分比而失去洞察事实的眼光，工会工人一但动员将会是巨大的潜在力量。加上想加入工会的工人，是有足够力量来改变社会的。

劳工领袖将被迫做些至少是表现得是为工人利益而拼搏的事情，不然他们就没办法保全他们的地位。这个雪球会比他们所想要越滚越大。改良主义是要在改良还可行的基础上才行得通的。当台面上只剩下恶改，除了斗争他们将别无选择。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犬儒的政治算计中，劳工不再是「必须赢来」的选票。在换取稳固的阶级和平与在赢得工会票源之间，工会官僚会为自己的龙椅雕琢。在工人斗争情绪上升，而这些领袖们的无能将会促使工人们抛弃他们的情况下，这些领袖们可能诉诸比他们原来想像更激进的动作来保全他们的地位。例如，他们可能为了要获取一些民主党的注意而煽动性的威胁要成立一个劳工政党。这个动作却可能引爆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

格兰特了解美国工人为他们自身建立一个大型政党的必要性。他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并在一篇针对1947年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造访英国的文章中谈到这一点。格兰特也对美国在90年代筹备工党的发展抱有极大的兴趣。由格兰特建立，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念为根据的美国支部，秉持着格兰特的观点，并进一步的发展它。如同在2010年美国支部的美国纵观文件所解释的：

「这就是我们要求以工会为基础的大型劳工政党是一个关键与明确要求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时常地重申这一点？因为这项要求是由客观条件而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大型的政治代表。这是美国情况中最突兀的矛盾之一。没有任何人以严肃并坚实的方式提出此项要求。这是我们与其它宗派最明显的不同。那些划地自限在批评资本主义却倡议投票给『比较不烂』民主党的人，或者是自命为革命政党而坐等群众支持的人，他们在实践上是无力或更加败坏的。我们必须清楚唯有群众力量——不是只有六十人或六千人——而是有着所有组织劳动的资源与能力的数以百万计的组织工人们，才能对两大资本家政党提出严厉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以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行动指南的传统，来面对传统的大型组织与政党，这项要求是如此重要。我们甚至在我们美国支部的杂志《社会主义呼吁报》（Socialist Appeal）的封面上标注了这点，就算这样的工人政党还没有出现。」（译者按：自2017年起，IMT美国支部将其组织和刊物更名为《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以迎合自2016年桑德斯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理念开始展现的兴趣）

我们面对大型群众组织的方针被许多左派视为是新发明的政治路线。而其他无法以辩证的观点来理解工人阶级如何行动的人，把这项策略视为最坏的机会主义或改良主义。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行动在表面上看起来会是平凡无奇的，但却是实际上最具革命性的杠杆。毕竟这类政治工作的目标，是要将群众赢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上。但不会有比这更革命性的观点了！而如我们我见到的，这一路线恰恰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在战后由格兰特进一步发展的政策与运用的直接延续。

为了引导读者以及提供历史背景，本书以两篇英国纵观（1946年与1968年）为开头，接着是关于英国独立工党（由英国工党分裂出来）与英国工党的文章。在两篇面对群众组织广泛问题的重要文章后，我们翻印了三篇「战斗趋势」的文章。本书也收录了格兰特为数不多关于美国的文章之一，主要是谈论亨利．华莱士竞选总统以及他在1947年造访英国。还有几篇谈论工会，全国大罢工与工人掌控工业的文章。这些所有文章，我们可以用「不间断的传承」来总结格兰特的工作：他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信心，他对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的论证，以及他对群众组织一贯的路线。

当年我与格兰特见面时，他早已白发苍苍，并不再涉入英国支部《社会主义呼吁报》刊物的日常工作。我也许是最后几个由格兰特亲自训练的同志之一，尽管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他在我身上所给予的政治与个人的冲击却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力量，在我们每周交流时，由他解释得更加简明有力，说服了我将余生献给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我们美国支部就这样以北达科他州为根据，由我独自一个人开始这趟旅程。自此之后，美国支部逐渐茁壮，并在全国各地开始有了新成员。

格兰特了解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成功。将理论与行动结合起来，把持着清楚的政治路线与不断地牺牲与坚持，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志们，努力要将格兰特的理念变成实践。在此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敬请您参考我们美国支部的网站。

仅仅在十年前，美国对于这些革命理念似乎就是一片荒漠。但格兰特的理念的的确确在美国扎根了。毫无疑问，革命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条件已经成熟，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官方网站上来自美国的数以万计的浏览人数就反映这个事实。因此，做为进一步的贡献，来为新世代的布尔什维克加强理论，我们很荣幸献上这本新的《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二卷：论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组织里的工作》。

完笔于明尼亚波利斯，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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