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一体两面。正如美国《社会主义革命报》所解释的那样，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要透过与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运动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群众力量，就必须与两者进行斗争。 （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9年10月18日，译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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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IMT 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公众形像也在稳步上升。随着大多数其他左翼组织陷入危机，许多组织完全消失，我们在过去20年里在美国所做的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的工作正开始取得成效。我们共同努力工作的回报是高质量的联系人和成员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的组织。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联系人和成员的增长速度将会更快。

然而，我们的成功也使我们成为改良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更显著的劲敌。我们的政治对手开始担忧我们的成功也鼓舞了我们——证明我们正在找到正确的平衡。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现实世界和社交媒体上对我们的明争暗斗和诽谤只会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分析近来一个恶毒的极端宗派团体「国际社（The Internationalist Group）」最近试图「打入」和破坏IMT的经验，并从中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社是从恶名昭彰的「斯巴达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

马克思主义者欢迎并鼓励诚实、开放、建设性和同志式的辩论。如果我们不利用三不五时出现的歧见来改善我们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理解， 我们就不能运作一个有活力的组织。当出现分歧时，应冷静地、政治性地讨论这些问题，以期加强组织的工作，提高每个人的政治水平。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新现像的出现，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歧见不免会出现。同志们也有权改变主意，改变立场。但我们也必须有一种分寸感。没有必要在某个特定的主张处于防御或固守的姿态。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是，在澄清了不同主张之间真正的差异之后，历史进程本身将阐明所涉及的问题，并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对我们的渗透企图中提出的分歧既没有被诚实地提出，也没有良善的动机。这是最典型的宗派主义行径。他们对真正的理论澄清或改进IMT的工作没有兴趣，只是诉求混淆视听，伤害士气，并「收割」越多我们的成员越好。他们就这个问题编写的对外公报内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大量删减由我方提出的原文来将IMT描绘成「官僚化」的组织（参见文末的附件）。

然而，由于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 IMT同志冷静、政治和专业的处理方式，宗派主义者的尝试是完全失败的。IMT只失去了一名自愿充当国际社「干预先锋」的人 ——此人在所有政治讨论结束之前就决定弃船。

最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些讨论的同志们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并且更加坚信IMT是唯一真正代表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主义遗产的组织。

IMT通常不会参与宗派组织的活动。然而， 在当今时代，鉴于改良主义在整个劳工运动中的优势，部分厌恶改良派的人会转向极左宗派主义，误入歧途，矫枉过正。虽然有时候一点「矫正」是必要的，但是宗派主义者只会把棍子朝一个方向弯曲，而不会把它弯曲回来。

为了使我们的成员和读者在遇到极左主义时有政治论据和信心来反驳它，我们相信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来作出一些政治和组织上的澄清。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澄清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主义、辩证法还是形式逻辑、科学社会主义还是非科学教条主义的问题。

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上，孜孜不倦地捍卫革命纲领、方法、旗帜和传统。虽然潮流开始逆转，但我们仍在与改良主义的潮流作斗争。

不可否认，人们对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正孕育著未来的潜力。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个初期阶段，各种改良主义倾向必然占主导地位。在没有大众工人党的传统和阶级斗争的工会领导人提供一个明确的前进道路下，现况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方法，将我们积累的微小质量转化为更大的数量。唯一能做到这点的办法就是从群众内部的先进阶层着手，积极地把思想同群众的愿望联系起来。

我们在消除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和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困惑和幻想时，也必须把原则性的政治和耐心的态度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数量而在质量上淡化我们的理念，捏造通往成功的捷径。建设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艺术在于如何保持组织的高政治水平，并同时抓住机遇扩大组织。

我们必须认清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抵御外来思想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主动地教育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本原理。

拥有确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寸感和深刻的历史认识是不可或缺的。IMT比任何其他左派组织都更重视这项工作。我们制作的政治教材的数量和质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同志，从连贯的劳工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分析当代的复杂社会现像。

理论和政治水平低下，甚至对理论的蔑视态度主导著在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左翼和劳工运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对抗这个情势。在现实世界中， 仅仅背诵一些公式或口号是完全没有用的。现实不断地向我们呈现新的组合与合流，这些只有透过辩证才能被真正理解。。

为了避免僵化、机械的思维——美国不幸的知识遗产——我们必须自觉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托洛茨基对此非常坚持，在他于1938年抵达墨西哥时，他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领导人提出了以下建议:

「回到美国后，同志你们必须立即开始展开反对马克斯 · 伊斯曼（Max Eastman）歪曲和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是美国思想最大的诅咒。你必须给年轻的同志注射预防感染的疫苗。」

这就是为什么IMT美国支部近来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新书，并且花了一年的时间推进整个组织的成员共同致力于这本书。

「批评自由」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政治的世界观，拥有拥抱变化、矛盾和事务的无常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事务进程的框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参与阶级斗争。当应用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下革命党的建设这一复杂问题时，它通常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标是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维持坚定不移的、有原则的阶级独立，以及无限的战术灵活性。它的组织方法是在执行民主决定的任务时，以充分的讨论自由和团结为基础。当然，根据不断变化的事件、需求和机会，优先顺序、 视角甚至程序可能需要灵活地更新甚至改变。但是，大致的界限是集体决定的，任何选举产生的机构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可以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审查、修改或推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组织可以作出民主决定，并及时有效地执行这些决定，而不会陷入关于次要问题的无休止的辩论中去。

然而，也有一些人断言，任何个人都应该且必须在任何时候就他们想要的任何问题发出书面文件，只要他们自己决定，讨论就应该继续下去。这揭示了在组织民主和集体决策方面彻底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观。

这与列宁在许多场合所反对的「批评自由」概念惊人地相似，即」只会导致组织瘫痪和士气低落的那种「自由」，因为该组织受制于那些不把集体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的个人的反复无常行为。在列宁的构想和实践中，革命趋势组织必须于自身内「清洗」这种倾向，当然不是通过斯大林式的迫害和肃清，而是通过诚实和政治性的讨论、辩论和澄清。在1905年的一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

马克思主义方法

事实是具体的，我们的分析和结论必须来自事实。如果我们的观念与事实不符，那么就必须调整这些观念ーー因为我们无法改变事实。归根结底，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要想有用，就必须与现实联系起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可以简单地被「复制黏贴」到现实中。宗派主义者，他们的「黑白分明」和「一刀切」的思想，只理解这个方程式的一面。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忠实的追随者中最「正统」的人，但宗派主义者的做法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应用于生活现实的方法，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圣旨，像圣经一样被提及和重复，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宗派主义者在一个固定范畴、预设图式和「纯度测试」的世界中运作。对于他们来说，阶级斗争是在干净的实验室内发生的，远离利益和意识相互矛盾的现实和混乱的世界。归根结底，宗派主义源自于知识怠惰，并也会导致这种懒惰。毕竟，当你只需查找公式并插入答案时，就没有必要全面地处理复杂的问题。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扭曲成闹剧，从而把它们变成它们的反面。

正如托洛茨基简洁地解释道：

「宗派主义者虽然在每一句话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发誓，但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它以经验为出发点，并始终回归。宗派主义者不理解完成的方案与生活之间的辩证作用和反应，也就是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群众斗争。宗派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启蒙主义的。在发展的某个阶段，理性主义是进步的，批判性地针对盲目信仰和迷信（如十八世纪！）。每次伟大的解放运动都重复著理性主义的进步阶段。但是理性主义（抽像的宣传主义）在针对辩证法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反动因素。宗派主义与辩证法是敌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为它背弃了工人阶级的实际发展。」

正如他在《唯物辩证法ABC》概述的那样:

「每个工人都知道不可能造出两个完全一样的物体。再把黄铜加工成锥形轴承时，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误差是允许的（这叫做公差）。通过观测公差标准，这些锥形被视为等同的（A等于A）。当超过公差时，量变变成质变，换句话说，这个锥形轴承就成立次品或废品。

我们的科学思想仅仅是包括技术在内的普遍实践的一部分。对于概念来说，同样存在「公差」。这不是由从「A等于A」的公理得出的形式逻辑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从万物皆变的公理得出的辨证逻辑建立起来。『常识』的特点就在于它常常超过了这个辨证的『公差』。」

换句话说，每当我们采取一个特定的立场或提出一个特定的口号，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在这些限制之外，它可能不再是正确的，甚至可能变成它的对立面。从有助于提高阶级意识、自信和团结的有益事物，到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

这也适用于政治观点的阐述。观点是确定我们工作方向不可或缺的指南。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永远都是正确的铁板一块的预言。如果客观条件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超越了「辩证的公差」 ，必须更新或改写这些观点。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的: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

正如他在相同工作的其他地方解释的那样：

「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式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但它却引导这一分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无结果地流浪于主观主义与烦琐哲学的荒漠中。」

引文的使用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引文的使用方法。摘录经典著作和演讲有助于说明过去和现在类似情况下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用连贯、令人信服和深思熟虑的论点来说服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以这种方式使用、引用过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宗派人士似乎认为，仅仅引用一个受人尊敬的出处就足以「打赢」并结束争论。他们用语录来鞭策自己的成员，这只会强化这些团体的邪教行径。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直是在语境中充分引用政治对手的话，而不是从断章取义求得「确凿的证据」。这种手段与诚实的政治辩论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称这种手法为「伪造合金」。

通过断章取义——通常只是引用一些只字片语——并将它们与断言、假设、混淆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结合在一起，空穴来风的「铁证」可以很容易地拼凑起来。这种方法被斯大林主义者所完善，也被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敌人所使用ーー但它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关系。

我们在建构什么，我们处于哪个阶段？

IMT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引导世界劳工阶级走向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群众革命政党。一旦我们的纲领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们联系起来，并有意识地加以实施，整个地球将发生改变。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建党的艺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转化为能够真正改变社会的群众力量。这不是一个直线线性过程。虽然一个在未来成功的群众组织的基因可能包含在一个政治上和组织上健康的小团体中，但革命党不只是从一小群由小众成长到中型再到大型的组织。

IMT称自己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政党，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在劳工、青年、社会主义派和其他运动中的一种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趋势。我们在每个国家的目标都是成为一个政党，并最终成为一个群众政党，但这样的政党不能简单地宣布成立。我们具有谦卑和革命性的乐观精神，明白我们只是一个胚胎，但在某些条件下——而这些条件正在迅速成熟——我们可以迅速成长，成为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托洛茨基在谈到新兴的第四国际时写道:

“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们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论、纲领、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强的。谁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一旦成立，就必须具有组织上的独立性。然而，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为未来的大众共产党奠基的工作与大众共产党从事的人物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在茫茫人海内赢得「一两人」，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组织方法训练他们。在某个阶段，我们会一口气迎来5、10位新同志，最终一次赢得100和1000人。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狂妄自大地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或者假装以自己已经得到劳工阶级大众拥护的姿态来面对其他的政党、组织和运动。另一方面，各种恶毒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已经相信自己是无产阶级和领导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政党。这种与现实的完全脱节严重扭曲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左派阵营的态度。

然而，托洛茨基对于趋势和政党的区别又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敦促他在共产主义联盟中的法国支持者们「转向」法国社会党(SFIO) ，与加入该党的迅速激进的年轻人建立联系。其目的是通过加入SFIO和赢得最佳人才到革命理念，将托派从数量微弱的势力转化为更大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是这个法国社会党背叛了世界工人阶级。但这不再是1914年的法国社会党，而是1930年代，由于历史的变幻莫测，群众内最先进的阶层正在转向 SFIO。当托洛茨基本人被指责违背了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独立的「原则」时，他在1934年的一篇题为《面对转折的法国共产联盟》（The League Faced with a Turn）的文章中以一种FAQ的方式回答道：

「18: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独立的。确实如此。但法国共产联盟还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胚胎，胚胎发育需要被呵护和营养才能够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分寸感。我们正处于萌芽阶段，当IMT着眼于任何领域的工作，例如，伯尼 · 桑德斯周围的运动时，当然不会妥协我们的革命纲领或鼓励工人政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与我们的纲领和观点的与任何运动内最激进的阶层建立联系并赢得他们的支持——无论他们在哪里。正如我们已经在几十篇文章中解释过的那样，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从未跨越过阶级鸿沟。如果我们像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u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那样做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种机会主义意味着IMT作为未来革命胚胎的死亡——正如 CWI和其他组织后来发现的那样。

因此，虽然我们的总目标是为「革命党」的出现奠定基础，但我们知道，我们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有许多发展阶段尚未到来。尽管如此，我们代表了一个未来政党的雏形。我们的纲领虽然还没有与群众联系起来，但是它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扎下更深的根，并且在未来实现重大的数量增长的质量性指南。

纲领的重要性和用途

托洛茨基解释道:

「纲领的意义就是党的意义。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经过精挑细选、由（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最乐于奉献的那部分人组成的，党可以发挥重大的、历史性的政治作用，这与其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领导遍及全国的苏维埃，是因为它有正确的政策，以及它的凝聚力…党是靠什么凝聚起来的呢？党是靠对各种事件、各种任务的共识凝聚起来的，而这种共识——就是党的纲领。

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怕得不敢赞成。他们反对这种做法，而希望能有道义上的、精神上的纲领。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纲领是共同经验的结果。（我们）不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因为任何加入党的人，都是自愿加入的…纲领表达了这种必然性，我们学会理解之后，由于这种必然性对阶级的全体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能对任务达成共识，对这种必然性的理解，就是纲领。」

而在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危机的时代，纲领所采取的形式是过渡性的。下面是托洛茨基如何解释他的过渡纲领：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自托洛茨基撰写了这些文字以来，当然有很多事情都早已改变，例如，小农户的数量权重，但基本方法保持不变。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不是工人党，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而且这也是事实。然而，几十年来，由于别无选择，许多工人对民主党抱有幻想。 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这个世界革命姗姗来迟的时代，当我们面对「独立的」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雅各宾》(Jacobin)杂志编辑委员会等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时，我们也要将他们也列入托洛茨基所提到的我们必须「揭穿的恶徒「的名单，并通过系统地向这些群众的「旧领导们」发出「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权力」的要求」，来揭穿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照办的事实。

正如我们在数十份文件和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桑德斯发现自己站在一场大众左倾运动的前沿，这场运动以一种混乱的方式，通过一个「传统」政党寻求阻力最小的道路。由于许多工人投票支持的「传统」政党是一个资本家政党，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通过迎合工人和被压迫者来获得选举支持。它之所以能够逃脱惩罚，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政党。

然而，民主党不能将其工人阶级选民基础的支持圈与其对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捍卫划清界限。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两党制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手，这些进程有可能撕毁它。共和党阵营同样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混乱演变，他们必须同样吸引工人阶级，以提高他们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下，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利用日益高涨的政治化？我们不能脱离实际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家，必须同群众的情绪联系起来，帮助群众从先进的层面开始得出充分的革命性的结论。

这需要提出积极的要求ーー即解释我们支持什么ーー而不仅仅是谴责我们反对什么。大多数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亲身体验，而不是讲课。当我们完全合理的要求被劳工领袖和改良派忽视或拒绝时，工人们就会开始得出结论，认为改良派真正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一种友好、耐心的态度对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社（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的普通成员和那些对桑德斯这样的人抱有诚实幻想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 看到其他选择。

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解释的:

「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虽然他们每字每句都效忠于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 ，但宗派主义者的方法没有任何过渡性。这些小组不需要从今天意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他们认为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就足够了。他们没有技巧或兴趣与左翼人士联系。他们所有的理论和批评都存在于真空中。

例如，美国 IMT 要求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宗派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政党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因此不会是「纯洁的」革命党。

当然，这样一个政党一旦成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改良派。在历史上，什么时候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方案和布尔什维克方法的大众工人党凭空出现？甚至布尔什维克在作为一个独立党派出现之前，也与孟什维克在同一个党内工作了十多年。正如列宁在谈到革命时所解释的那样:「凡是期待一场『纯洁的』社会革命的人，都不会活着看到它。这种人口头上支持革命，却不懂革命是什么。」同样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处于萌芽阶段的群众工人党。

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他在给弗洛伦斯 · 凯利（Florence Kelley）的一封信中概述的那样：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像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像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当美国工人阶级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作出决定性的决裂，工会投入大量资源和数百万成员建立一个阶级独立的政党时，这将标志着美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最初的主导力量是寻求拯救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这将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柱已经严重失衡，群众已经变得激进到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程度。我们不能预先准确地预测这个过程将以何种形式、节奏或顺序展开，但我们可以肯定，它将为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巨大的可能性。

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试图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灌输他的方法ー ー在牢记大的战略和原则的同时，抓住每一个战术机会，不管机会多小，来建立这个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麦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tman），最终分裂为右派，无法掌握辩证法，宁愿依靠老式的实用主义。以下1938年关于工党问题的交流完美地说明了沙赫特曼和被误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教派的机械方法：

沙赫特曼：随着战争的爆发日益迫近，劳工党会成为一个陷阱。我还是不明白，劳工党跟纯议会性的改良主义政党有什么区别。

托洛茨基：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抽像了；它当然可能蜕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并把我们赶出去。但我们必须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派、洛夫斯通派之流说：「我们要求成立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却都要把它变成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要一直表明自己的纲领。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至于战争和拉德洛修正案，我们明天再讨论，到时我再给你们看看，在那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过渡纲领。

我们能否成功地赢得未来全体工人党的支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计划？这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也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活动领域去工作，并且可以赢得胜利，不仅仅是一个和两个，而是十个和二十个新同志。我们能否赢得多数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将比现在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这就是建党的艺术。但像「国际社」这样的小团体是无法理解这点的。

宗派主义者通过「正面」或「负面」的僵化二元论来看待世界，他们盲目崇拜孤立的事实，把它们从整个社会过程中分离出来。他们预测，未来的大众工人党将由改良派主导——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预测——因此他们决定，甚至在改良派出现之前，就应该在它旁边放一个「减号」。毕竟，「改良派 = 不好「!

千百万工人和年轻人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过程参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成千上万人将完全敞开心扉，加入类似IMT这样的一种趋势， 来对抗改良派并拥护革命纲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

我们显然不赞成一个改良派的工党;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我们提倡这样做是「荒谬的」。但是，这样一个政党能否将工人阶级纳入改良的渠道，最终将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从目前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情况可以看出， 这将是一场活生生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事先就预先确定好的东西。

宗派主义者把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等同于支持改良主义。这就是这些人粗野的政治水平，实际上是将群众拱手让给了改良主义者。相反，他们满足于抽像的「正确」，自鸣得意地大喊其他人是「假社会主义者! 」。从旁观者，通过这样的方法，没有人的政治理解能提高一丁点。

反对宗派的极左主义

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运动中工作时所面临的两大主要压力。机会主义是通过阶级合作寻找捷径，而宗派极左主义则是害怕被混乱的现实所玷污，导致远离现实世界。随着改良主义的兴起，不可避免地有些人会退缩，转向宗派主义ーー想像自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者」。

虽然机会主义的压力往往具有群众性质(例如，我们必须抵制群众党、组织和媒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论点) ，但宗派主义同样有害，即使相对而言，来自该方向的压力通常很小。但外来的阶级压力必须被抵制，不管他们来自政治光谱的哪一边。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宗派主义的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作了广泛的论述。 托洛茨基曾经指出，宗派主义者是害怕自己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 要成为一个「强硬派」，「不屈不挠」，拒绝与任何「不纯净的东西」有任何关系，这要比与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现像相处要容易得多。列宁称极左主义是「幼稚病」，是不成熟和自命不凡的结果，这并非没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中将宗派主义描述如下:

「宗派主义者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而他自己则是那里的老师。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该把其他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在他的讲台上站成一个坚实的队伍集合起来。然后任务就就会自动解决了。」

正如他在《过渡纲领》中解释的那样:

「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

同样值得议题的还有托洛茨基关于围绕西班牙大革命的辩论的启发性文章《一般的极左主义和特别的不可治愈的极左主义(一些理论上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从它们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从它们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任何一个问题中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它从不从总体角度解决瞬时情况，但借助总体角度，可以分析瞬时情况的所有特殊情况。 在这种具体的分析中，政治有其出发点。 机会主义思想和宗派思想具有共同的特征：他们从复杂的环境中抽 取出一两个因素，并强制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有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将他们与复杂的现实隔离开来，并赋予他们无限制的权力。

这样，在世界大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改良主义利用了当时非常重要但暂时的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的强大发展，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的稳定。 今天，宗派主义利用了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趋势：资本主义的衰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民主制度的分解等。但是，像上一时期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将历史趋势转变为万能的绝对因素 。 「极左派」在真正应该开始的地方结束了他们的分析。 他们将现成的纲领与现实对立起来。 但是，由于群众生活在现实的领域中，宗派的纲要对工人的心态没有丝毫影响。 从其实质上讲，宗派主义注定要不育……

只有在这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工会领导人才能揭露资本主义分解的普遍趋势，并教育工人进行革命… ..。

然而，由我们时代的基本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西班牙]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从革命发展的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现成的和完全保障的权利。不，从1931年4月开始，这部伟大的西班牙大戏已经具 备了「共和」和「民主」革命的特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资产阶级能够在事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尽管列宁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保留了它的全部价值。 左派中间派和宗派主义者越是将这种选择转化为一种超历史的法则，他们就越不可能把群众从资产阶级的掌控中解脱出来。更糟糕的是，他们只是加强了这种控制。POUM 为这次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ーー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如果左派中间派躲在列宁身后，以便将革命禁锢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始框架内，那么极左主义者就是从同样的列宁主义选择中汲取了忽视和「抵制」革命真正发展的权利。

我在回答一位美国同志时说，「内格林政府和佛朗哥政府之间的区别，」，「就是腐朽的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考虑开始的。什么！极左主义者惊呼， 你想把我们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但这纯粹是机会主义！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没有提供丝毫的解决办法… … 诸如此类。

另一种选择—-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仅仅意味着，仅此而已，西班牙革命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胜利已经提前得到保证。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整个政治任务，把这个混合的、混乱的、半盲目的和半死不活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有必要说什么是，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么是」作为出发点。领导的政党，甚至那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政党，包括工人运动党，都在竭尽全力阻止这场半途而废、被毁容的革命转变成 一场有意识的、完整的革命。

在革命热潮时期，工人阶级受其本能的驱使，成功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立了重要的里 程碑。但这些都是被主要政党扫除的里程碑。满足于一些社会学的概括，跳过这个矛盾的现实 并不困难。但是，这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推进事态的发展。克服行动中的物质困难是必要的，即采取适合现实的策略。

左派中间派和无可救药的极左主义者经常引用克伦斯基-科尼洛夫冲突中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例子，但对此一无所知。POUM 说: 「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克伦斯基并肩作战。」极左主义者回答说: 「但布尔什维克即使在科尔尼洛夫的威胁下也拒绝给予克伦斯基信任。。」两者都是正确的… 一半; 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完全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克伦斯基阵营和科尼洛夫阵营之间保持中立。他们在第一个阵营与第二个阵营作战。只要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官方的命令，他们就接受这个命令。正是在八月份，随科尼洛夫起义，布尔什维克开始了惊人的崛起。 只有借助双重边缘的布尔什维克政策，这种崛起才有可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在参加反对科尼洛夫斗争的前线时，对克伦斯基的政策没有丝毫责任。相 反，他们谴责他对反动进攻负有责任，认为他没有能力战胜反动进攻。他们以这种方式为十月 革命的政治前提做好了准备，在十月革命中，另一种布尔什维主义或反革命(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从一种历史趋势演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直接现实。

我们必须把这一课教给年轻人。我们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方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过了几十岁学龄的人，并且始终坚持与我们对立的人ーー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现实ーー同样的方案 (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拿走了) ，有必要公开承认他们是不治之症，必须与正在制定革命政策的工作人员保持几英尺的距离。」

宗派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什么是什么」这里是ABC之类的。但是正如我们常说的，字母表中还有其他一些字母。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上述摘录中解释的那样:

「不仅有必要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么是什么」作为出发点… … 满足于一些社会学的概括，跳过这个矛盾的现实一点也不难。但是，这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推进事态的发展。在行动中克服物质困难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要采取适合现实的策略。」

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

在方便的时候，宗派主义者喜欢引用列宁、托洛茨基和詹姆斯 · 坎农的诗句， 仿佛他们的著作就是詹姆斯王钦定的《圣经》。但是当它不方便的时候，他们会幸灾乐祸地忽略或者追溯性地重新处理他们不同意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简称PMP）问题，是托洛茨基在二战前制定的政策，是他们拒绝的一个主要例子，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托洛茨基或列宁的方法。相反，他们回到了过去的库存定位和公式。特别是，他们机械地提到列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即没有考虑到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考虑到群众意识的变化。

如何处理二战和大规模征兵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PMP是在特定的情况和时间发展起来的，它基于对工人阶级如何看待反希特勒战争的辩证理解，同时也解释了革命者在罗斯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面前的孤立和软弱。不用说，我们今天不一定会在任何情况下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正是托洛茨基使用的方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ーー这种方法完全不利于「托洛茨基主义」教派。

在欧洲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显然准备代表同盟国进入欧洲，统治阶级正在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爱国主义，为民众做好准备，并动员空前的士兵和工业进行生产，同时实行紧缩政策。虽然战争的目的显然是帝国主义的，但数百万工人本能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对他们阶级的致命威胁。数百万人愿意甚至渴望「为自由而战」 ，尽管战争充满艰辛和危险，这不仅式从愤世嫉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角度看，而且式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也不可能对战争采取感情用事或和平主义的态度，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不用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口号也是有原因的，「除了阶级战争，拒绝其他战争! 」托洛茨基建立的红军使用步枪和大炮，像一支资产阶级军队那样。它的士兵遵守纪律，也像资产阶级军队的士兵一样遭受死亡和肢解。但是它的阶级基础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它进步的原因。

它代表了历史上唯一的进步阶级，工人阶级，他们领导贫农和被压迫的民族同资本家、地主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时，欧洲各国都拒绝给予他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庇护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无产阶级「新型模范军队」的设计师——这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

统治阶级受益于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这使得它的「武装队伍」更容易征服群众。武装群众的观念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 历史一再表明，他们宁愿与帝国主义对手达成协议，也不愿武装工人(例如巴黎公社)。解除工人和贫农的武装是资产阶级秩序力量重新控制战后意大利或法国等武装游击队解放的地区时的首要任务，这并非偶然。

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威胁，美国统治阶级被迫武装和训练数百万工人和小农。但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和利益来做。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革命领导层的软弱。也就是说，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力用革命工人政府取代罗斯福政府。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但美国还是要参战。面对这样的现实，在群众反法西斯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最好地联系工人群众呢？ 怎样才能最好地削弱资本家对他们赖以实现帝国主义目标的士兵的控制呢？ 如何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后革命浪潮做准备，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可能转变为阶级间的战争做准备呢？

正如托洛茨基在1940年7月9日写给 SWP 领导人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的一封信中所解释的:

「我们必须明白，这场战争并没有使我们过渡纲领的重要性丧失或减少。恰恰相反。过渡纲领是连接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桥梁。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战争的特点是加速了其发展。这标志着我们的过渡时期的革命口号将随着战争的每一个新的月份而变得越来越实际、有效和重要。我们当然只能使它们具体化，并使它们适应各种条件。 ”

我们绝对赞成义务兵军训，同样赞成征兵。征兵？是的。被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我们不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把这项工作委托给剥削者。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不是反对工人成为一个好兵，不是反对建立一支以纪律、科学、强壮的身体等为基础的军队，包括征兵，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滥用军队。你在第四段中说: 「征兵制度一旦成为法律，我们就不再同其作斗争，而是继续在工人的控制下进行军事训练的斗争，等等。」我认为应该说: 「征兵制度一旦成为法律，我们会集中力量进行军事训练，但不会停止我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等等。

我们不能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义务军事训练，正如我们不能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义务教育一 样。在我们看来，军事训练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同资产阶级国家作斗争，反对它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的弊端。

当然，我们不仅必须反对战争「直到最后一刻」，而且必须在战争开始时反对战争本身。但是，我们必须赋予我们的反战斗争以充分的革命意识，反对和无情地谴责和平主义。我们反对战争 的最简单和最伟大的思想是: 我们反对战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推翻资本家，我们就会有战争。 」

1940年9月，托洛茨基遇刺仅一个月后，SWP通过了一项「无产阶级军事政策决议」，在报告中，他们总结了PMP:：

「在大规模军事化的条件下，革命工人不能逃避军事剥削，正如不能逃避工厂的剥削一样。他并不是通过逃避兵役来寻求战争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那只不过是逃避阶级责任。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随大流的。当他们阶级同僚成为士兵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名士兵，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他就上战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力争成为工人士兵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并在行动中表现出他最关心的是同志们的福利和保护。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像在工厂里一样，赢得战友们的信任，成为他们中间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现代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战争，以及这种战争的准备工作，都需要强制性的军事训练，这种训练不亚于挪用巨额资金和使工业从属于军备的制造。只要大众接受战争的准备工作，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仅仅负面地鼓动反对军事预算和征兵本身并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外，在国会已经拨款数十亿用于军备，并且肯定会在没有严重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征兵法案之后，这种反对征兵的负面煽动有些迟缓，很容易沦为口无遮拦的和平主义。托马斯派社会主义者（Thomasite Socialists）、 Lovestoneites 等组织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组织隶属于自称为「不让美国参加战争委员会」的荒谬组合——这是「民主」帝国主义者的一个邪恶和背信弃义的工具。

他们的和平主义的虚伪表现在他们同时宣布支持英国的胜利。同样危险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纯粹和平主义煽动，他们今天代表斯大林根据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制定的外交政策行事; 如果斯大林认为有必要更换合作伙伴，明天当斯大林下令时肯定会被抛弃同希特勒的协定。美国共产党布劳德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托马斯的和平主义根源不同，但在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上却是一致的。在一个已经全副武装的现代帝国主义统治下，一场抽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充其量只是堂吉诃德式的愚蠢。

革命的策略只能是把这种军国主义当作现实，用无产阶级的阶级纲领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我们反对在没有适当训练和装备的情况下就把工人士兵送上战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官员对工人士兵的军事指导，他们不顾工人士兵的待遇、保护和生命。我们要求联邦政府拨款，用于在工会的控制下对工人和工作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你们要军事拨款？可以ーー但只能用于工人训练营的建立和设备！你们要对工人们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训练？可以，但只能在工会的控制之下！

这些就是美帝国主义现阶段为不久的将来的战争做准备的必要的具体口号。它们构成了补充该党总体政治过渡方案的军事过渡方案。

美帝国主义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为战争做准备，而不必等待事先决定实际敌对行动开始的日期或确切的攻击点。同样，工人的先锋队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能依赖对这些次要问题的猜测性答案。为备战而使国家军事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对未来的所有工作和计划都必须以这一现实为基础。」

换句话说，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提供工人阶级的替代方案，而统治阶级把它的替代方案强加给我们时，我们仍然必须找到在工人中提出革命思想的方法。同样，我们决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我们还不能用工人民主取而代之，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出于原则」放弃资产阶级选举，这就会使我们与那些被这种选举政治化的人隔绝开来。我们没有在这些机构、政党或政客中煽动任何幻想，而是利用这些机会提出革命性的想法，播下种子，一旦人们的幻想得到破灭，这就会结出果实。

斯巴达克斯派和「国际社」等充满敌意的教派追溯性地拒绝了PMP。他们用他们典型的机械式的手法，指责托洛茨基和坎农为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义，并断言PMP 是「反列宁主义的」。他们甚至引用沙赫特曼对坎农的的话来反对坎农:

「PMP 是一次错误的尝试，它试图将美国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愿望转变为推翻「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观点。PMP的核心是要求工会控制国家实行的义务军事训练。

社会工人党领袖詹姆斯 · 坎农为该政策辩护，主要针对最近脱离社会工人党并创立工人党的马克斯 · 沙奇特曼的批评。从本质上讲，PMP包含了改良主义的主旨，它暗示工人阶级有可能控制资产阶级军队。这种逻辑导致了工人控制国家的改良主义观念ーー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对立的，即无产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机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被改造或改良到它自行消失。国家是阶级暴力的组织性表现。我们之所以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为我们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集第一卷内，并强调它是所有新成员必读的文本，是有原因的。但在简单的宗派世界观中，所需要的只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机构，以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好像这是一个重大的启示或故事的结局。他们只遗漏了一个小细节: 我们如何把正确的想法变成大众现实？ 他们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 即使是最正确的想法或计划，除非与大众相联系，否则也是无用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沙赫特曼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辩证唯物主义 、持「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不可知论态度。他坚持实用主义而不是辩证法作为行动的指南，最终向右倾斜，甚至支持美帝国主义入侵古巴猪猡湾。虽然这些宗派明显地摒弃了沙赫特曼后来采取的公开的反动立场，但事实是他们使用了同样的反辩证的、「实用的」方法。

在托洛茨基死后，坎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第四国际舰队的衰败中所扮演的角色理应受到大量批评。坎农对PMP的实际执行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缺乏有机的辩证理解。但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法充满了潜力，至少坎农试图将其付诸实践。然而，宗派却因为他在形式上正确的一个立场而批判他。

作为 PMP 如何成功实施的一个正面例子，我们只需要看看泰德 · 格兰特和他的战友们在二战期间在英国所得到的鼓舞人心的成果。艾伦 · 伍兹(Alan Woods) 的格兰特传记《不断革命家》（The Permanent Revolutionary）和格兰特本人的著作《英国托派史》(History of British Trotskyism) ，以及1943年的《答英国「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ply to The RSL)等文章都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泰德重申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解释道:

「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但对纳粹胜利的后果却感到恐惧。军事政策和老托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困扰群众的问题的武器。」

在格兰特提到的一篇托洛茨基的一篇名为《学会思考》的文章中，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了宗派主义者:：

「某些专业的极左主义短语贩子正不惜一切代价，企图根据他们自己僵化的偏见，」纠正」第四国际秘书处关于战争的论点。他们特别攻击这一部分的论点，即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党虽然在战争时期仍然不可调和地反对自己的政府，但是，应该把它在每个国家中的实际政治塑造成国内局势和国际集团，把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殖民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明显区分开来。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发现自己与苏联结盟[这个论点]必须充分和彻底地保持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不可调和的敌意。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政策与无产阶级在与苏联作斗争的国家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会因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相当大的差异。

极左主义者认为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已经被整个发展过程所证实，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出发点。由于各国对帝国主义政府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 ，这些战略家禁止任何超越本国帝国主义边界的区分。从理论上讲，他们的错误在于试图为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政策建立完全不同的基础。

战时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政策，不可能因此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无产阶级的政策在和平时期也不可能一样。只有共产国际的追随者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国政党同时左脚并进。在同这种官僚主义的愚蠢作斗争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证明，每个国家都必须根其内部和外部条件实现一般原则和任务。这一原则在战时也保持完全的效力。

那些极左主义者不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思考，具体地说，他们会被战争打个措手不及。 他们的战时政策将是他们和平时期政策的致命冠冕。第一发炮弹要么将极左主义者炸成政治上不存在的东西，要么将他们推入社会爱国主义阵营，就像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是绝对的国家「杜绝者」，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发现自己与资产阶级部长们站在统一阵线。为了在战时执行正确的政策，必须学会正确地平和的思考问题。」

虽然战争持续的时间比托洛茨基最初预计的要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工人的英勇牺牲——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出现了群众革命情绪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然而，缺乏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意味着潜力没有实现，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成功地拯救了资本主义。

但是，谁能否认存在的潜力，不仅存在于欧洲，而且存在于亚洲、中东以及更广泛的地区？甚至连美国军方也看到了一波接近于大规模兵变的罢工和抗议浪潮，这让统治阶级感到不安。一旦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士兵们就想尽快回家。这一点详见《二战后士兵运动的教训: 1945-46年的罢工》一文。

我们有权问: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教派是否支持「穿制服的工人和贫穷农民」的这一抵抗浪潮，他们是否会敦促」武装人员」提出经济和社会要求，例如完全就业和工会代表，并允许返回的士兵保留武器？

鉴于他们追溯谴责托洛茨基参与大规模工人阶级军事动员进程的做法ーー以免「煽动改良主义的幻想」ーー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会指示其成员在那个特定时间逃避征兵。因此，即使他们支持战后的士兵运动，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支持它。

这就是宗派主义者的命运: 理论上如此「激进」 ，实践上如此无能。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那样，「宗派这个词，我只会用来形容那种由于其错误的方法论而注定永远处于人生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边缘的组织。」

关于警察的问题

极端主义宗派分子对 IMT 的主要攻击之一是声称我们「爱警察」。他们特别引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英国同志写的，另一篇是加拿大人写的，引用完全断章取义的话来「证明」 IMT 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基本立场。真相又是如何呢？

如上所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立场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这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非常重视对同志的教育。例如，在几十篇极力推荐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中，我们清楚地阐述了以下几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正仲裁者。每个国家及其「武装人体」、警察、法院和其他装饰的基本本质是它服务于社会中一个阶级的利益，就资本主义而言，即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

没有专制的国家机器，资本家一天也维持不了他们的统治。他们需要一支拥有特殊权力和特权的特种部队，包括垄断威胁和使用致命武力的权力，以保持社会多数的屈服。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警察显然是「武装人员团体」的一部分，这些团体捍卫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和那些拥有最大份额的人的个人财富。

只要一看到警察，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和劳动人民就会怒不可遏，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警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体制压迫和不公正的化身。种族主义、腐败、厌女症、暴行和滥用职权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门中非常普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万年内永远不会提出工人可以依靠包括警察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来保护他们或他们的利益的想法。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当理论进入现实世界，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刻，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不像自以为是地重复列宁的几句话那么简单。

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关系，以及现实世界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之间和内部的关系，是辩证的、复杂和动态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国家机器不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一的，也不能不受阶级压力和社会情绪的影响。如果我们要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从具体地看待所涉及的基本阶级关系开始分析。

一个人的阶级首先取决于他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对于这两个主要阶级来说，关系是明确的: 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力来创造利润; 而工人，除了劳动能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必须出售劳动力换取工资，使用他人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还有其他阶级和层次。

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既自己工作又剥削劳动力的人，他们拥有或控制一些财产，但总的来说，他们依赖和/或负债于大银行和其他主导经济的公司。还有流氓无产阶级，「失去阶级」的个人，他们可能曾经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成员，但现在与生产资料没有明确关系，他们是「罪犯」或靠慈善救济生活。还有一些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被当作债役劳工或奴隶关押。

那么，警察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警察既不拥有也不运作生产资料。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对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税收。因此，他们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工人。但他们也不是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劳役工或奴隶。 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烈认同统治阶级，并相信其版本的「法律和秩序」。许多人有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想法，认为自己「凌驾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上，尽管他们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其他人则拥有完全脱离阶级的、光怪陆离的前景。他们公然滥用权力，自己参与腐败和非法活动，往往不受惩罚。

然而，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条件而言，大多数个别警察都更接近工人阶级。他们生活在工人阶级的社区，有工人阶级的配偶，把孩子送到工人阶级的学校。他们工作的工资是他们的家庭赖以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等的。许多警察个人清楚地、甚至自豪地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有时远远比许多白领工人更认同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被认为是「工人」 ，虽然我们不会争辩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这可能不符合宗派的僵化的社会模式，但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在执法方面也有一个范围: 从小镇警察、县法院法警、纽约市警察局学校安全官和监狱看守，到州警、联邦调查局、特勤局等等。大多数工人，甚至是最受压迫、甚至是最落魄的人，都倾向于认识到这些区别。和你一起上高中的邻里警察很可能会被不同的人看待，他们和你的互动方式也不同，不同于从另一个辖区请来镇压罢工或抗议活动的防暴警察。

但即便如此，这个问题也没有被完全解决。一个人的阶级观念并不是由他的阶级出身或地位自动决定的，尽管那确实起著主要的作用。例如，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是有意识的、有战斗性的阶级斗士。在美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的压力和条件下，许多工人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他们钦佩这些「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认为这些富豪们「公平公正地」赚取了财富，应该受到效仿和尊敬，而不是被憎恨和推翻，至少目前还是如此。

有些小资产阶级个人是诚恳的，并且提供他们的员工良好的薪水和待遇。其他人看不起他们的员工，欺负他们，把他们当成剥削的材料。有些人，比如马克思和托洛茨基， 为推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做出了超出他们本分的贡献。甚至还有一些个别资产阶级人士，比如恩格斯，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工人阶级的例子。

大多数个别警察加入警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忠实的亲资本主义理论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资产阶级财产关系捍卫者的角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工作前景，或者抱有诚实的幻想，认为通过成为警察，他们将「帮助自己的社区」 ，甚至「打击种族主义」。我们该如何分类一个成为警察的前汽车工人？或者一个变成了汽车工人的警察？我们会大喊「一日警察终身警察? 」或是「从前的制造业工人永远都是制造业工人」吗？

还有私人保安、铁路警察和在私人监狱工作的狱警，他们并不直接为国家工 作。还有来自国家安全机构内部的举报者的问题，从联邦调查局到国家安全局，他们时不时地打破秩序，冒着被监禁的危险，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所知道的情报机构的邪恶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打破了宗派主义的「黑白分明」模式，但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生活和社会是矛盾的，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而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处理。阶级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进行分类和归类。这将是不可能的，由于许多模糊的地区存在和不断变化。相反，我们必须考虑更广泛的阶级利益、力量、过程和动力。

对于那些生活在伪列宁主义幻想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但在所有机构中，美国人民对军队(74%)、小企业(67%)和警察(54%)有「很大的信心」。相比之下，11% 的人支持国会，37% 的人支持总统和最高法院。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我们的基本立场建立在盖洛普民意调查和大众偶尔缺乏阶级观点的基础上，但这些情绪必须得到解释和考虑。

在弗格森事件和#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崛起的过程中，警察对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实施恐怖行为的聚光灯普遍降低了人们对警察的信心。但是，当这种猖獗的暴行没有得到媒体生动的强调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往往是积极的。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在这个匮乏和人们互相异化的世界里，有一些极其糟糕的个人。大多数普通工人认为，社会上有种可以「保护」他们不受这些坏人的伤害，并且让他们远离社会上的「好人」力量，是一件好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废除监狱的想法意味着「让所有的杀人犯和猥亵儿童者出狱」——这让他们感到恐惧。在这个永无止境的校园枪击事件的时代，许多人都支持在学校设立武装警察。大众传媒和统治阶级的「分而治之」策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现实是，即使在工人国家的早期，也会有某种形式的治安，甚至监狱。旧社会的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然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些实体将由工人民主管理。

有趣的是，上述盖洛普民意调查还发现，只有22% 的受访者对刑事司法系统 有」很大」的信心，这表明，人们对整个体制上的种族主义和压迫性司法系统存在健康的不信任感，而那些实际执行和捍卫同样的法律和机构的人则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警官和士兵都是某人的亲戚或熟人，甚至被许多认识他们并将关心他们福祉的人视为」英雄」。

或者以2011年「威斯康辛起义」期间的「警察劳工」为例。正如我们的同志当时所报道的:

「看到威斯康辛州工人和学生的转变真的很鼓舞人心。似乎每个人对这个话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没有人是冷漠的。我看着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国会大厦，尖叫着「什么东西这么恶心？破坏工会! 」很明显，全新一代的劳动者正在加入劳工团结。昨天警察举行了一次游行，一千多名警察 和他们的家人举著写有「警察支持劳工」的牌子走了进来，并举起拳头表示支持。多么壮观的景像啊！」

在另一篇文章《威斯康辛州展示如何对抗撙节紧缩政策》中，我们指出:

「州长沃克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亿万富翁科赫兄弟，茶党的资金提供者，已经清楚地向他表明了富人的利益所在: 需要更多的削减社会开支，必须削减有组织的工人的权力。但他也承受着数千名工人和学生日夜在州议会圆形大厅周围和内部示威的压力。随着全国范围内团结一致的示威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他受到其他州长和联邦政府的压力，要求他在斗争进一步加剧并「失控」之前放松警惕威斯康辛州工人的胜利将鼓舞各地的工人。威斯康辛州政府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 特别是州长和警方之间。

警察工会已经举行示威，支持其他公共部门雇员，打着「警察支持劳工」的旗帜游行，(警察)工会 宣布将拒绝将示威者赶出国会大厦。一名博客作者冒充大卫·科赫(David Koch)向沃克发出「恶作剧电话」 ，沃克承认自己曾考虑在示威者中安插煽动者的想法，此事被曝光后，他与警察局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冷若冰霜。戴恩县治安官大卫 · 马奥尼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被要求在门口站岗时，这项任务被移交给了威斯康辛州巡逻队，因为我们的副警长们拒绝被充当宫殿守卫。我也拒绝让副警长担任宫廷卫。」

换句话说，旨在维持「秩序」的机构本身就对州长怀有敌意。如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全面罢工一天，这些压力和紧张局势将进一步放大，沃克可能被迫屈服。沃克声称，他的行动将振兴威斯康辛州的商业ーー但大罢工和小企业主对工会抗议者的广泛支持并不是他想要的效果！

最终。州巡逻队在地理上和业务上与麦迪逊市当地居民更为脱节，其队伍中显然有更多的反动人士，因此最终不得不召集州巡逻队来对州议会圆形大厅进行清场。威斯康辛州的问题不在于警察工会的存在，而在于工会领导层尾随民主党人，民主党人竭尽全力遏制和限制这场运动。最后，民主党人宁愿让沃克继续留任，也不愿意在大规模的阶级意识运动的浪潮中被推上权力宝座。 」

正如我们在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所写的:：

「那些说警察不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警察部队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设立的。然而，事情在现实中并不那么清晰和简单。警察部队仍然由个人组成，他们为了工资而工作。然而，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被用来创造财富，而是用来保护财富。他们作为强制力量的一部分的地位也使他们远离其他受雇于教育、行政、维护、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今年早些时候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出现的「警察挺劳工」人士呢？消防队员和警察不受沃克提议的砍预算法案的影响，即便如此，数百名消防队员还是加入了占领国会大厦的行列。这是不是一个统一的反动集团，齐步前进，粉碎不守规矩的工人的行动？警察已经成立了工会，很明显麦迪逊的一些警察认为他们自己也参加了劳工组织。尽管他们的工作包括保护资本主义国家，但重要的一层也有利于通过保护劳权来保护自己。

警察的结构是非常等级化的，这是大多数工人所熟悉的。由此可以推断，警察中有一些层级比其他层级享有更多的特权，因此他们也更致力于维持现状。在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正如全世界的工人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那样，资本家阶级在为自救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斗争中将不遗余力。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它会不计后果地尽其所能将任何东西拉下来，以便在另一个时刻保持漂浮状态。资产阶级甚至不会放过自己的国家机器; 在全世界，撙节紧缩措施正在把国家机器剥得一干二净。在美国，警察力量正在被削减，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大幅削减。当然，大多数裁员都是在警察队伍的底层，这就导致了纠纷的产生。

这就是正确的定位的关键。任何引起人们注意警察不同阶层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同时指出普通警察和他们被雇来保护的富人之间的敌对，从而使警察分裂的行为，都有利于政治工作者。任何使我们脱离更广泛的阶级群众的事情，同时通过追逐那些可能的同情者投入反应的怀抱来稳定警察队伍，都会使我们失败。

最终，只有工人阶级有意识地、革命性地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成功地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机器。作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方案武装的独立群众劳工党，将提出要求将金融部门国有化，许多警官也会同意这一要求。劳动力大军，通过对1%富豪人口进行无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同时呼吁警察工会捍卫美国工人阶级的权利，这将使老板们更难以维持控制。」

或者以茉莉花革命（突尼斯革命）为例，正如我们当时解释的那样:

「UGTT 工会会员Hssine Betaïeb向法新社报道表示: 「几十名警察今天(星期五21日)抵达本格尔丹 (利比亚边境)的地区工人联盟，要求成立一个工会，以捍卫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权利。」。「他们告诉我们，不管现政权是什么样的，他们将来绝不会再对人民使用暴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在一支由12万人组成的警察队伍中，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从残暴的施虐者到冷酷的防暴警察，再到交通警察等等。其中一些人希望脱离本 · 阿里政权，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人受到当时盛行的革命情绪的影响，积怨已久。事实上，突尼斯的国家机器—- 恩格斯所说的捍卫私有财产的武装人员—- 已经被革命事件严重削弱，尽管还没有完全被摧毁。

这一点在星期六示威抵达总理办公室时得到了生动的证明，总理办公室有铁丝网保护，并有防暴警察在场。面对成千上万举著突尼斯横幅和切 · 格瓦拉旗帜的愤怒示威者，警方只能恳求示威者: 「做你想做的，但请不要冲击总理办公室。」如果有一个明确的领导，他们可以接管总理的办公室。面对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政府确实是悬在半空中。」

所有这一切都突出表明了一个事实，警察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区分首要和次要的层面呢？

像往常一样，我们的出发点是考虑某些事情是否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信心和意识。如果有，我们支持; 如果没有，我们反对。作为这一点的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支持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及其赖以维持统治的人的凝聚力和信心的东西。

辩证法表明矛盾无处不在，包括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行使国家职能的个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可能会发生争端，而且确实会发生争端。在许多情况下，争端具有反动性质。举个例子，几年前，纽约臭名昭著的里克斯岛监狱的一些囚犯去法庭作证，指控狱警的虐待行为。狱警联盟工会组织了一次工作行动，阻止这些人作证。这是反动的罢工，我们是完全反对的。

但也有其他例外的情况，当「武装人员」面对统治阶级并提出要求，就像发生在二战后的士兵罢工。或者当警察或监狱看守为了更高的工资和/或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看守的囚犯更好的条件而罢工。在公共部门工人持续受到攻击的背景下，这些斗争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就像加拿大艾伯塔省监狱看守自发罢工一样。

在这样的冲突中，工人们是否应该鼓励罢工的看守所狱警，试图将工作行动扩大到公共和私营部门，并推动更广泛的要求？或者他们应该采取宗派的立场，支持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极其镇压罢工的狱警？如果资本家所依赖的恐吓和镇压的力量被分裂，士气低落，不再毫无疑问地忠诚，甚至公开反抗，这难道不会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吗？

我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虽然我们支持警察工会与劳工运动的其余部分联合起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以削弱资产阶级国家，但我们不会为了让他们留在更广泛的有组织的劳工保护伞内而对警察工会作出任何反动的让步。

同样地，我们并不是自动地支持每一次罢工或每一次群众运动，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例如，1972年智利卡车司机罢工反对阿连德政府，这是由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以加大压力，以便于推翻他的政府。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IMT对警察和狱警工会和罢工的立场。首先，任何一个客观地阅读我们材料的人都会发现，绝大多数提到警察的内容都集中在解释警察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捍卫资本主义利益方面的作用。只有在极少和特殊的情况下，当国家机器内部爆发冲突时，我们才具体考虑警察或监狱看守工会和罢工的问题。

当警察停止工作并拒绝被用作镇压工人的工具时，我们是否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国家机器开始出现裂缝时，我们是否应该寻求扩大这些裂缝，并进一步放松纪律的束缚？当警察出现并被命令破坏纠察线时，如果罢工工人以工会成员的身份向他们喊话，让他们是更有可能违反命令，还是他们会立即说: 「去你妈的，猪！把警察赶出劳工运动! 」

在阶级斗争加剧或革命形势下，如果哪怕是一小部分镇压机构能够通过工会间的深交来中和，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件好事ーー大多数工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最好是利用群众运动的压力来分裂镇压力量，阻止一些(如果不是所有的)警察从打破工人脑袋的人手中夺取武器。「托洛茨基主义」的宗派主义者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教授和研究生，永远不会受到警方的指控。

让我们看看 IMT 著作中的一些具体例子，从《「彼得格勒精神? 」1918年和1919年英国警察罢工》这篇文章开始，我们不像极左主义者那样断章取义，而是从长完整引用：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在某些阶段，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甚至影响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的警察罢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 在全国警察和监狱官联盟的领导下，具有阶级意识的警察密谋颠覆他们作为国家服从机构的角色。

革命已经开始了: 或者说，1918年夏末，国家的哨兵们发动了起义。「彼得格勒精神！伦敦警察罢工了! 」西尔维娅 · 潘克赫斯特欢呼著，表达了其他英国革命者的激动。「在那之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是军队，而是警察力量，它镇压政治和工业起义，维持英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次不可思议的罢工来说是在最糟糕的时刻爆发的。革命的幽灵前所未有地笼罩着欧洲; 英国工人阶级正在炫耀他们的力量; 一战仍在欧洲肆虐。根据苏格兰场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警察是「在敌人面前叛变」因此，12000名愤怒的大都会警察在白厅游行的情景在统治圈内引发了恐慌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当时的一位政府人士称，所谓的现状捍卫者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态度… … 让唐宁街的政府官员感觉他们真的是在面对一场革命。」。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大英帝国的心脏会被剥夺防御能力吗？ 」

2008年，在财政紧缩和阶级斗争加剧的大背景下，2.5万名愤怒的警察在伦敦游行，我们(有点开玩笑地)称这些事件为「布尔什维克条子」（Bolshevik Bobbies）。然而，由于他们「原则上」反对警察工会，极左主义者似乎赞成英国帝国主义镇压1918-1919年罢工者的努力。罢工的结果是使警察队伍中那些更同情工人的人成为受害者， 并确保那些留在警察队伍中的人对资本主义国家极端忠诚。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吗？

1918-1919年的问题不是警察工会，而是恰恰相反——警察想要组建工会。资产阶级反对这种做法，解雇了所有的罢工者，并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ーー这是对任何敢于组织工会或反抗统治阶级的人的严厉警告。时至今日，英国法律仍然禁止警察加入普通工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加拿大艾伯塔省监狱看守的罢工也遭到统治阶级的反对和攻击？只有墨守成规的宗派才不会明白，统治阶级把这些运动视为威胁，因为它们可能会蔓延。然而，「纯洁的」宗派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资产阶级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像不加思考的机器人一样重复着他们的口头禅: 「反对警察工会！」。

另一个宗派主义者混合使用引语的经典例子是托洛茨基作品中的以下只字片语，它被当作为警察问题的「归根究底」: 「成为警察的工人是资产阶级警察，而不是工人。」

这段引言来自一本重要的小册子，《下一步是什么？》 ，由托洛茨基写于1932年， 涉及在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如果你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文章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托洛茨基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没有动员工人反对法西斯。 相反，社民党敦促工人阶级仅仅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和警察来保护他们。

社民党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煽动资产阶级「法治」的幻想ーー以维护资本主义。他们知道，在德国资本主义深刻危机和几年前革命经验的背景下，如果工人们拿起武器反抗法西斯，事情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控制，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威胁。

我们100% 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工人阶级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捍卫工人的利益，反对法西斯或其他任何人。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阶级和组织。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及斯大林主义者的恶行弃义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然而，托洛茨基没有在这里讨论的是，警察正在反抗或以其他方式与他们的主人对抗的情况。托洛茨基并不是在讨论1918-1919年英国警察的罢工。由于他忙于建立红军和打俄国革命内战，他从未评论过当时在英国发生的那些特殊事件。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有，他不会简单地把他的立场从一个上下文复制粘贴到另一个上下文，反之亦然。例如，在同一个国家(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发生的革命动乱) ，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托洛茨基写下了以下文字:

「我刚才提到了敌人的基本力量，100,000人的帝国军，其规模是由凡尔赛条约部队约束的。这是一支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志愿军，他们受到法西斯军官的适当处理。在某种程度上， 135,000多人的警察部队也是 Seeckt 将军手中的武器。除了巴伐利亚州和 Wurtemberg 以外，这里主要由城市工人组成。尽管帝国国民由95% 的未婚青年组成，但警察是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有家庭，由于失业和其他原因被迫加入警察队伍。在 PrussiaBrandenburg，这支警察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成的，他们是普鲁士内政部长 Severing 的警卫。法律禁止警察加入政党，但允许他们加入工会，因此这些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由(社会民主)工会的成员。」

有能力的人估计，这些警察中有三分之一肯定会和我们作战(主要是在农村地区) ，三分之一保持中立，大约三分之一会和我们并肩作战，或者会帮助我们。因此，算术计算表明，警察部队将瘫痪，它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被消灭。当然，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制定的政策、策略和战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帝国主义者和警察看作是团结一致、铁板一块的东西。这样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年轻的德国共产主义者通常会表现出与年轻的红军士兵大致相同的心理。当他们第一次在战斗中陷入一个困难的局面时，他觉得他的敌人是可怕的，无畏的，强大的，如果这个敌人全力以赴，它将摧毁和粉碎他，因为他来自偏远的Penza省的可怜的彼得罗夫，是一个弱小的生物，他感到恶心…这就是为什么训练谢苗诺夫，或者彼得罗夫这样年轻士兵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让他知道，敌人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一个可以感到恶心的心脏… … 我们已经很好地学会了如何将自己与群众联系起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以便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的重点)

正如我们从上面的引用中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并没有把警察看作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反动集团。他并没有要求把警察赶出自由(社会民主)工会，他也不认为任何警察都不可能被争取到革命的支持。相反，在他所指的特定条件下，他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将保持中立，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将与我们并肩作战，或将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可以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托洛茨基的方法使他在那个时候得出了这个结论。

IMT没有采用简单化的口号，也没有在任何条件下盲目地重复这些口号，而是沿用托洛茨基的方法，从最有利于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角度具体分析每一种情况。

我们强调的事实是，警察的暴行是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别警察没良心的问题—- 尽管在警察队伍中的确有不少这种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强调警察的问题永远不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并解释说，为了结束过度用武，我们必须首先结束使警察和国家成为必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也是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无论宗派主义者如何歪曲我们辩证的细微差别并企图制造混乱。

群众、选举政治和口号的使用

资产阶级选举政治是一个雷区，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工人阶级政党或传统的国家。然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探索的雷区，正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仍然对资产阶级选举抱有幻想。极左主义者指责 IMT「制造了群众对桑德斯和亚力山卓娅·奥卡西奥·柯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 这样的人的幻想」。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对于宗派主义者来说，除了阴沉、敌对和谴责的语气之外，任何提到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或政党，都等同于「播种幻想」。马克思的方法——「以缓和的语气论述最大胆的理念。」——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但是，任何人如果真诚地阅读我们的材料，在更广泛的背景下，都会看到以下内容:

1. 我们一直坚持阶级独立的原则立场ーー从来没有要求投票支持或加入民主党(或共和党)。

2.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推动下，群众特别是进步层的意识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口号， 但没有改变原则立场。有谁能够认真地否认，在过去的几年里，例如在美国群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桑德斯/川普时代以前的完全相同的口号和表述方式？

3. 我们不是在「煽动幻想」 ，而是通过群众的经历来陪伴他们，通过提出积极的要求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视野。同时，我们也澄清了民众对民主党基本阶级利益、关系和危险所存在的任何幻想。例如，围绕所谓的（民主党是）「小恶」问题。

不像社会主义替代党（Socialist Alternative，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美国支部），DSA，以及其他在2016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尾随桑德斯， 并在2020年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转向改良派右翼的人，我们一直坚持原则立场。我们没有寻找人为的捷径，而是树立了我们对未来的原则旗帜，即使这会切断我们的快速和容易的短期收益。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理念和干部的素质是最重要的，今后的数量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在吸引那些已经与桑德斯和民主党决裂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希望这是一条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之间取得了平衡，我们一贯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独立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为未来政党的革命纲领而斗争的干部组织。

实现所有这一切并不像宣布需要如斯巴达派或者「国际社」那样一直高喊「重塑第四国际! 」那么简单，它需要耐心的解释，理论的论证和历史的例子，以及及时的口号和要求，连接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和进一步提高。

托洛茨基对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而且应该有效地处理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关键是要在群众的「生活教育」经验中陪伴他们，不要越过阶级合作的界限。和上面讨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一样，托洛茨基对美国SWP的建议: 《勒德洛修正案》（Ludlow Amendment）是他原则性但非常灵活的方法使用的又一杰出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 Louis Ludlow 提出了一 项对美国宪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授权国会对任何宣战进行全民公决，除非美国先受到攻击。群众对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抱有一定的幻想，因为他们害怕即将来临的战争，想方设法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承担责任。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才能成功地与那些对这一修正案抱有幻想的人取得联系，而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鼓吹幻想」？

「人们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统治者在他们希望的时候挑起战争。有必要对此给予坦率的警告。但是，尽管群众对公投的提议抱有幻想，他们对公投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对资产阶级政府和国会的不信任。革命党人在不支持和不助长这种幻想的情况下，也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逐步的不信任。公投运动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就越早离开公投; 共产国际的叛徒就越彻底地妥协; 对帝国主义者的不信任就越尖锐。

这个公投案不是我们的纲领，但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群众表明他们希望控制他们的华盛顿的代表。我们说: 这是一个进步的一步，你希望控制你的代表。但是你们有幻想，我们会批评你们 。同时，我们将帮助你实现你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会背叛你们，就像俄国社会革命党背叛了俄罗斯农民一样。」

他补充道:

「和其他民主方式一样，勒德洛公投无法阻止这六十大家族的犯罪活动，他们比所有的民主制度都要强大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民主制度，放弃为全民公决而战，放弃为给予十八岁的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而战。我赞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起一场斗争; 十八岁的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被资本家剥削，因此可以投票。但这只是附带说明。 （《美国六十大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是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写的一本书（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1937年）。这本书出版时曾轰动一时。它提供了大量史料，证明了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寡头统治，而统治著美国经济的寡头集团是以六十个最富有的家族为首的。——原注）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立即动员工人和贫农推翻民主，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那就更好了。但我们做不到。我们看到，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寻求民主的手段来制止战争。这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完全进步的，即人民群众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意愿，以及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代表缺乏信心。

他们说: 是的，我们派人去了国会，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审查他们，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生死。这是一个彻底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抱有幻想，并认为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们批评这种错觉。SWP全国委员会的声明在批判这种错觉时是完全正确的。当和平主义来自大众时，它是一种进步的趋势，虽然带有幻想。但我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中消除这些幻觉，而不是通过先验的决定。

我相信我们可以对群众说，我们必须公开地对他们说: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你们还不赞同我们。你相信通过全民公决可以让美国远离战争。你会怎么做？你说你对你选出的总统和国会没有足够的信心，你希望通过全民公决来制止他们。很好，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必须学会自己做决定。这种意义上的公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将支持它。勒德洛提出了这项修正案，但他不会为之奋斗。他不属于这六十个家族，但他属于这五百个家族。他提出了这个议会口号，但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只能由工人、农民和群众来进行ーー我们将与你们并肩作战。提出这些方法的人并不愿意为此而战。我们提前告诉你这件事。

然后我们就会逐渐成为这场斗争的拥护者。在每一个有利的场合，我们说: 这是不够的，军工业的巨头有他们的关系等等，我们也必须防堵他们，我们必须建立工人对军工业的控制。但是在工会斗争的基础上，我们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拥护者。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规则。我们必须同群众一道前进，不仅要重复我们的方针与纲领，而且要讲群众听得懂的口号。 」

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也提出了这个想法：

「口号和组织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应该像防范瘟疫一样，谨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应该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当谈到我们对桑德斯背后的运动的态度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不支持，不抱有幻想」的同时，我们竭力支持「对剥削者的逐渐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对克林顿-奥巴马深感不信任和憎恨的民主党派别就是这种不信任和憎恨的代表。

在2016年运动的巅峰时期，在桑德斯向希拉里投降之前，在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排除独立竞选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 「与资产阶级决裂，争夺权力! 」 「国际社」认为这是我们为桑德斯「煽动幻觉」。然而，我们的目标受众并不是桑德斯本人，他几乎肯定会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压力(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那样)。相反，我们是在向那些对民主党失去信心的桑德斯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愤怒的、在两党制之外寻找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们喊话。

经验是最有力的老师。但这可以通过适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号和要求来加速（这个过程）。然而，这并不像「谴责」某人那么简单ーー人们需要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那些因为别无选择而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人之间的裂缝中插入一个楔子。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愤怒地在两党制之外寻找社会主义」 。

为了把 IMT描绘成改良派和阶级合作者，极左主义者必须呈现一个片面的、 经过高度编辑（有意识的删减的）的引文选集，这些引文是从我们在桑德斯现像爆发后每个阶段所发表的的数千字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指称IMT呼吁桑德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一个「长期的立场」，这完全是歪曲事实。桑德斯竞选成功之前，我们对他的报道与他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投降前夕的报道，以及我们今天对他的报道截然不同，尽管我们的基本主张没有改变。

我们从来未说过，桑德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将会或可能带来社会主义，或否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左翼民粹主义或右翼改良主义。我们所说的是，即使在今天，他也可以成为与民主党决裂的催化剂，有可能释放出可能让统治阶级失去控制的力量，而这可能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斗争开辟道路。

我们如何在运动中提出要求取决于许多因素。列宁在整个1917年的立场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提出的主要口号包括「和平、土地、 面包! 」「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 」以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他没有提出「推翻资本主义」之类的口号「打倒克伦斯基! 」「为了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这些是他的目标。

关键是要赢得大众，他们仍然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而当时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几个月的历史)。然而，这些听起来并不十分激进的要求却有着巨大的激进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这一结果，通过帮助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是问题的根源。

建设群众革命党和推翻资本主义需要很大的战术灵活性。 既要坚持原则性内容，又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动态调整形式，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 例如，托洛茨基一度主张与社会党决裂，又一度主张加入1914年背叛工人的「同一个」社会党。 但它只是在名称和形式上「相同」-工人斗争的内容和潜力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列宁赞成年轻的英国共产党势力加入英国工党-尽管他将工党描述为「资产阶级工人党」。

同样，托洛茨基在一段时间内反对在美国组建工党。后来，却赞成了这份口号。 尽管他正在积极建立第四国际，但他同时支持派遣一些美国同志加入美国共产党（当时正试图刺杀他的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以进行侦查任务，以确定通过这项工作实现增长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并非是立场「摇摆不定」，而是意识到，变化了的环境需要一种不同的策略或表述形式才能实现相同的基本目标。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否在面对社会党，工党和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时也犯有「煽动幻想」的罪行？

或者看看2015年夏天在希腊存在的革命潜力的例子。不幸的是，在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参与的 IMT 的同志人数太少，不足以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ー ー但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出售了数百份报纸，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呼吁得到政权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人与欧盟三驾马车决裂，与资本主义决裂，动用全部力量，帮助推动民众的能量超越Syriza领导人齐普拉斯（Tsipras）的改良主义，走上公开的革命道路。如果极左主义的宗派主义者在那里有任何人，我们可以想像他们则会简单地指责齐普拉斯为叛徒。当齐普拉斯投降，群众运动进入深度衰退时，他们不会帮助群众从经验中学习，陪伴他们度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循序渐进尝试，甚至一度差点成功的历程。宗派们只会满足的幸灾乐祸地庆幸自己「一直都是对的」。

发展政治观点的目的不是为了「正确」而「正确」 ，而是预测最有可能出现的阶级斗争场景，以便在我们在介入矛盾的旋风般的事件时指导我们。例如，我们很容易就会说「对」 ，说我们「一直都知道桑德斯会支持希拉里」，而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是生活和大众的意识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什么是绝对预先确定的。

如果我们没有与那些对桑德斯抱有幻想的人接触，并不断更新阐述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我们就不会取得过去几年的进展-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取得这种进展。今天我们的一些支持者最初是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我们而言，这些同志中只要有一个人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随后能以革命的眼光帮助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就抵得上100名「自始至终」只知道桑德斯会支持希拉里的极左宗派主义者。

至于我们在不发达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极左主义者再次指责我们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正统」决裂。

在那些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和联合发展规律表述得尖锐而混乱的国家，不断革命论是理解革命和反革命动力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迟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各种混合的政治形态可以而且确实出现了。工人和贫农不能等到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工人发动革命，也不能等到他们的群众组织和政党通过宗派认可的纯度测试。

巴基斯坦的PPP、墨西哥的PRD以及委内瑞拉的PSUV 就是如此。但是，尽管这些国家的情况往往更加不稳定和混乱，部分原因是更加模糊不稳定的阶级关系，但我们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一样的。在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大众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任何能找到他们的地方赢得最有远见的个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适应工人阶级。有时这意味着在这些混合构成中和周围工作。如果陪伴工人、城市贫民和贫农一起经历试图找到走出资本主义僵局的道路，同时为赢得他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而斗争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也只好请求老天的宽恕，因为我们犯了罪。

坦率地说，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太基本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它，几乎令人尴尬。但是对于极左分子来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重要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词语，而是这些词语背后的理论、战略和战术方法。至于IMT，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说过」，也不是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在100次中有99次是出色的正确的。

总结

几十年来，美国左派一直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危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违背了万有引力定律ーー但一切都有极限。在这个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升级的时代，他们终于要自食其果了，因为他们的政治和组织错误导致了对其领导人和思想的巨大政治信任危机。

IMT是一个小组织。 我们在过去曾多次因此而受到嘲笑。 但我们的批评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们是唯一拥有健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基因的人。 这给了我们信心，支撑我们渡过了过去三十年的许多风风雨雨。

我们仍然在组建第一批核心干部，主要还是在宣传阶段。如果我们要赢得工人群众支持，那我们就需要提过很多的理念和解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现在的世界更具批判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愤世嫉俗。煽动性口号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会仅仅被煽动性口号所说服ーー尽管这种情况在将来也会改变。

通过立足于过渡纲领的真正理念，我们坚持了下来。我们知道草拟政治观点是一门科学，而党的建设是一门艺术。我们既不是宗派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清楚地看到阶级界限，始终保持阶级独立性。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耐心的解释和共同的经验(而不是假仁假义的谴责) ，让其他工人阶级明白这一点。

我们的主要任务与托洛茨基在1938年提出的一样:

「我们有哪些任务呢？战略任务包括帮助群众，让群众在政治意识上和心理上适应客观形势，克服美国工人传统中的偏见，并使工人的意识适应危及整个体制的社会危及的客观形势。」

再者：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并不在于改良资本主义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要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夺取政权。但对于一切策略的问题，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这种战略的任务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的各部份、各层份、各职业及各集团，都应该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

这是 IMT遵循的路线。我们邀请所有那些真心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人加入我们。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附件

在「国际社」支持者离开IMT几周后，「国际社」制作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充满着他们对「左派改良派」的常用批评–在他们看来，「左派改良派」包括IMT。他们把这一位人士描绘成IMT内部的「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一位英勇的烈士，在坚定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忍受着领导层的恶毒镇压。事实是，他没有领导过这样的「左派反对派」，没有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在我们给予他所有机会说服其他同志之后，他就主动离开了。但为什么要让事实毁了一个好故事呢？

这些人根本的不诚实本质，可以从他们所「编辑的」IMT美国执行委员会与这名同志之间的书信来往中看出。从被篡改的通信文献中，「国际社」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希望将IMT描绘成一个不民主的组织，仅运用组织手段而不是政治辩论来回答他们的支持者：

在「国际社」所刊登的版本中，我们执行委向他们支持者（当时仍然是IMT正式成员）于2019年3月14日的致信内的第一段话内容被大量删除，被他们删除的部分如下：

「你提出的这些政治分歧没有一个是当你仍是纽约分会成员时提出的；你没有在 初步搬到明尼亚波利斯时与当地同志们首次见面时提出，你也没有对你在纽约时就很熟悉的同志们提出——尽管你在假日期间见了他们。相反，你等了几个月后，在就你的歧见没有与其他同志做过初步基本讨论之前，就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个完全明确的立场。」

在这一封信的末尾，他们也删除了执行委邀请这位同志在春假期间于纽约同执行委见面讨论：

「我们知道明州大学马上就要放春假了。你会在纽约待几天吗？如果会，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亲自和全国中心的同志们见面，面对面地讨论你的批评。 我们期待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如果您要来纽约市过春假，我们希望有机会亲自见面。」

在3月25日执行委信件中，他们删除了第一段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包括提到试图将他带入民主的政治讨论：

「我们想等几天再回复，看看你是否会回复当地的同志，以及我们能否在你春假期间在纽约亲自讨论。但是，你显然也决定无视他们要求澄清的请求，没有对我们提出的会面和讨论的邀请作出回应。随着会员权利而来的是会员责任。这些责任之一就是对同志要始终诚实坦率。你的不回答则完全相反。」

还有:

「在明尼亚波利斯市内，你提出的观点已在你的分会和明市全体会议上开始了全面讨论。上次的全体会议讨论主题更被更动，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虽然有几个同志已经准备好了其他话题的导论)。未来的若干次明市全体会议已被安排，依次讨论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以提高每个同志对所涉问题的政治理解。」

在这封信的最后，他们又删除了执行为另一次的讨论邀请：

「你和纽约的同志们曾经有过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友好的关系，为什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你的疑虑呢？你为什么不接受甚至不回应执行委有邀请你在纽约期间亲自会面，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你不会被我们的论点说服，但是你们自己的同志难道没有机会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一个宗派的话而不相信你自己同志的话的? 」

这些篡改显示了这些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捍卫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