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该是「民主」的台湾，我们不断被教育：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实上，只有权贵财团的私产权才得到保障，而弱势穷人的财产则在统治阶级的意愿下被随意剥夺。近年台湾政府不分蓝绿，持续以「都会更改」为由，以非民主的手段征收全国各地弱势人民住房，藉以将土地改造成相当有利可图的地产。台南市政府过去半年来企图以铁道路线更改为由而企图执行的房屋征收，就是一个受全国瞩目的一个例子。

但府方的霸道行径却也遭受到来自全台各地有志之士的抵抗。7月23日，台南市政府企图在清晨强行驱逐陈姓家族的长者于他们自己的住屋外，作为强拆项目的一部分。而当晚立即有近百名来自全台各地的有志之士前往台南阻挡强拆行动，包括《火花》的一名成员。尽管市政府出动大批员警来执行强拆，但志士们最后仍得以迫使府方让步，暂时放弃行动。

受影响住户家属以及台湾土地正义联盟理事长陈致晓教授表示，政府意图运用「土地发展」所取得的利益来填充相关部门赤字并服务财团利益。他向《火花》解释道：

「民进党许添财市政府于民国96年向中央政府提议“南铁东移”，声称铁道东移可以增加土地开发的面积，借此政府可以扩大财源。」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请赞助此案时，行政院召开了政府部门内部对此的座谈会，其中与会者包括铁路工程局。而铁工局认为工程虽然可行，但是台湾铁道公司当时已经亏损两千多亿台币，必须要有土地利益来弥补亏损。也就是说，台南市政府必须要将铁道东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给台铁。

这个土地利益有何而来？就是从掠夺老百姓土地而来。目前南铁东移案涵盖的范围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户，受其他影响的是1000多户。」

尽管台湾表面上具有民主法治，但是这些对贫苦人民的攻击却是透过相当非民主的方式进行的。以南铁东移为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先在受影响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此项目定案，而当住民获悉时也只有跟府方商讨补偿的余地，必须接受他们要被迫搬迁的事实。

政府更隐瞒了整个项目的所有具体细节，顶多提供一些敷衍的答案，并对企图了解真相的民众百般阻挠。陈致晓指出：

「有时政府人员一天只让你读20页（相关公文）。很多时候高达70几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读者也不确定在这份包裹里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读者想要查找的公文…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页，到底要从何读起？很多读者因此找不到相关资讯。」

如此蛮横的执行方式也造成了相当荒唐的局面。另一名受影响户黄春香理应只需交出他部分房屋，但仅在拆除日一个多月前才获悉政府订的征收线也会拆除他剩下住所的楼梯，实际上让剩下的住所无法住人，黄女士和其母亲也面临流离失所的危机。虽然黄女士坚持拒绝接受政府处置，但政府仍于7月21日逼迫她签署切结书交出土地。

事实上，台湾各地政府这种强制弱势或是老年住户迫迁来获取土地利益的行径已不断重复上演，且完全不分政党。如2010年代初期，由国民党主政的苗栗县政府就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园区为由在大埔强行征收大片土地，但如今当地徒有多栋后来建商兴建却仍然滞空的房屋。陈致晓教授也指出如现任高雄副市长林钦荣这样的政府官僚也曾在台湾各地执导土地掠夺活动。

不仅如此，民进党立院多数于2017年通过的《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更企图将同样以公共设施建设为借口的土地掠夺政策推行至台湾各地。今年政府也对台北、桃园、新竹等已经具有征收争议的社区动作频频，受影响居民人数可能会高达十万人以上。

台湾蓝绿两党政府相继对劳苦大众施行如此蛮横的政策，显示了台湾的民主实际上是财团权贵才享有权利的资产阶级专政。当局口口声声以「发展经济」来牺牲百姓的权益，但实际的政策却都是有利于财团的措施，而对持续上扬的人民居住成本毫无作为。

对此，群众之间也不乏有志之士挺身反抗。各个受影响的社区内都有民众成立「自救会」抵抗政府蛮横，而如台湾土地正义联盟的团体和年轻人也前往全台各地声援抗议或是参与挡拆行动。尽管参与这些组织的人数较少，但这些抗争也受到了广大注意。居住环境本身就与每个劳工阶级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政府接下来的更大幅计划，一旦实行，将会引起更多群众的注意和愤怒。

然而如果要将此运动的威力扩大，我们必须积极争取更多基层工人阶级群众的参与。将土地正义和劳工运动连结起来，是自然且必要的。然而，目前绝大部分的工会组织领袖对此议题完全没有动员或作为，让小群强拆户和声援者们被迫以微弱的资源与政府抗争。

尽管如此，如果向群众用正确的讯息和方式向更广大的基层民众发声，抗争仍然是可以组织起来的。然而这也需要正确理解更广大人民当下对于此议题的被动态度，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他们本身不具有反抗的能力。在接受《火花》采访时，陈教授也将目前窘境的责任归咎给大部分人民，认为：「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径就是因为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宠坏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无法认知自己的阶级地位。」。

我们必须直白地问：在当今情势下，谁是才是真正「愚蠢」的人？首先肯定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必须依靠国家机器来掠夺穷人以维持利润。在他们作为一个统治阶级被赶下台之前，他们的行为是无法被制止的。因此，劳工阶级反而应该将权贵财团的财产「征收」下来，并将其用于可以服务全社会的用途。

但是当今的台湾工运和其他社运的领导人不认清这个现实，把希望局限在与当权者谈判上，或修改现行制度以求为人民保留一点残羹冷炙。譬如，陈教授认为达成某种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透明对话机制即可以解决造成当下问题的症结。但是，这个构想在现有中华民国框架下达成的可能性不仅微乎其微，就算得以由某种形式达成，政府仍然是握有执行权的一方。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众的利益永远都是相斥的，而统治者们也永远不会主动放弃他们既有的优势和地位。因此，如果要缔造一个真正公平的，可以让人民有意义参与社会运作的社会，我们认为劳苦大众的目标不应是在于争取如何跟统治阶级达成「对等」，而是应该要以劳苦大众如何能够将社会的运作权和计画权夺取下来作为目标。

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和对群众冷嘲热讽的态度，正是广大群众对政府掠夺土地问题保持被动态度的原因。群众看不到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法和真正能赢得任何胜利的想法，除此之外，运动领导还一再骂他们愚蠢。我们反而应该了解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潜在力量，提供一个大胆的社会主义方案，真正能给劳工阶级一个答案。有了这些，我们就需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向群众 “耐心地解释”资产阶级进行抗争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者们理解到我们现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以浩大的规模迫使世界各地的群众冲撞整个体制。无论是黎巴嫩、智利、美国、白俄罗斯和最近的泰国抗争运动，都看得到长年曾经甘于受既有体制摆布的劳工和青年们在终究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建制做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争。台湾民众目前的意识虽然还没有达到类似的高度，但是无论多么狡猾的执政者终究无法遏止资本主义在社会上终究造成的各种严重矛盾，拥有英勇抗争传统过去的台湾劳工和青年们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再次站出来，尽管我们无法预测这将在何时发生。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群众挺身抗争之前建立一批规模和资源够大的革命领导干部团体，可以长期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耐心地解释社会主义的必要，并且吸收有志之士来将他们训练成可以有效参与抗争的干部。如果在未来抗争爆发的时刻，如此的团体能够获得群众的注意和支持，并连贯地警告群众不要受到收割势力或是错误路线的影响，那人民就能够获得贯彻成功抗争的路线，全面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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