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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衝突:無法止血的後蘇聯民族傷痕

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爆發的暴力衝突是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復辟的血腥遺產。這是一場兩個反動陣營發動的野蠻戰爭。所有介入衝突的勢力都聲稱自己是受害者,但唯一真正的受害者是雙方的勞苦大眾,他們正在為他們領導的犬儒政治遊戲付出血腥的代價。正如以下由我們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俄羅斯支部發表的聲明所解釋的那樣,只有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才能引導勞工反抗他們真正的敵人:他們自己國家的資本家統治階級。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的新一輪血腥衝突生動地提醒我們:歷史不是抽象的過去,而是今天與我們同在的現實。

1980年代,民族主義和仇恨宣傳成為南斯拉夫和蘇聯腐朽的官僚集團在個別蘇維埃共和國內爭奪權力和財產的工具。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情況也是如此。

衝突的起源

爭奪卡拉巴赫的武裝鬥爭由來已久。許多世紀以來,該地區一直是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和庫爾德人族群和平共處的地方。19世紀上半葉,衰弱的波斯發現自己受到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壓力,在1826-28年的戰爭中失去了這一地區。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區的人民成為俄國和鄂圖曼帝國爭奪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籌碼。與此同時,相反的進程也在進行。一方面,在城市裡,尤其是在外高加索最大的工業中心,亞塞拜然首都巴庫,在無產階級的環境中,發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和解體;另一方面,在農村內,開始了以民族和國家為界的領土劃分。

當時,常被稱為 「歐洲病夫」的鄂圖曼帝國瀕臨崩潰。民族解放運動急劇升溫,無論是在巴爾幹地區還是在帝國東部的大亞美尼亞。這場游擊戰的領導人之一是安德拉尼克-奧扎尼揚(Andranik Ozanyan),托洛茨基在他的一篇前線報告中稱他為「為人歌頌的傳奇英雄」。於1914年被捲進世界大戰的鄂圖曼帝國國情越是糟糕,其對亞美尼亞少數民族的鎮壓就越是殘酷。1909年發生了西里西亞大屠殺。1915年,在青年土耳其人黨(Young Turks)組織的種族滅絕中,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有很大一部分被消滅。

在這一時期,來自土耳其和波斯的亞美尼亞難民一直居住在亞美尼亞高原的岩石坡上,這導致該地區的民族宗教平衡發生了變化,並在那裡形成了爆炸性的局面。

十月革命的領導們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托洛茨基親眼目睹了共同生活了幾個世紀的巴爾幹各族人民是如何開始互相殘殺的,他提出了巴爾幹各族人民社會主義聯邦的口號,這個口號完全適用於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區。巴庫的多民族無產階級創建了巴庫公社,公社由26名巴庫委員領導,其中有亞美尼亞人肖姆揚(Shaumyan)、喬治亞人賈帕里澤(Japaridze)和亞塞拜然農業人民委員維茲羅夫(Vezirov)。在其短暫的歷史中,巴庫公社成功地打擊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外高加索地區挑起民族間戰爭的企圖。

1918年8月,巴庫被急忙爭奪巴庫油田的英國入侵軍佔領。巴庫政委被其傀儡:社會主義革命黨人和來自裏海的孟什維克黨人所主導的政府逮捕。當然,英帝國主義者最不關心外高加索地區人民的命運。他們試圖在那裡遵循他們最喜歡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隨後,巴庫就於9月14日被土耳其軍隊佔領,在該市開始了清洗亞美尼亞人和屠殺平民。

這些事件的結果是1918-1920年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雙方的進軍和種族屠殺行動僅偶爾被英美帝國主義的「維和部隊」所組織的無用和平會議點綴。結果,外高加索南部的一些地區,尤其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成為亞塞拜然人和亞美尼亞人在整個地區進行領土隔離的舞台。

戰爭直到1920年夏天才結束,當時紅軍進入外高加索,最終將穆薩瓦特主義者(Musavatists)和達什納克人(Dashnaks)趕下台。然而 ﹐當地的民族問題情況卻變得比1916年複雜得多。長年的民族戰爭和民族清洗,不僅使各民族之間產生了敵意,而且在地理上也造成了分裂。 1922年,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元老們面臨著將蘇維埃治下分裂的外高加索合併成聯邦的艱鉅任務。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構想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斯大林負責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在這一項目的實際執行情況卻值得懷疑。顯然,主觀因素和來自蘇聯的「朋友」——土耳其共和國領導人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的壓力在這裡都起了作用。作為交易和妥協的結果,亞美尼亞人居住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建成納卡自治區)成為亞塞拜然的一部分。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衝突是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復闢的遺產。//圖片來源:RIA Novosti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衝突是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復闢的遺產。//圖片來源:RIA Novosti

在蘇聯執政初期,這項領土安排並不是問題,然而,隨著蘇聯官僚主義的墮落,亞塞拜然官僚精英中越來越少人遵循馬克思主義,越來越多人朝向民族主義,他們開始對納卡自治區的亞美尼亞人實行文化和政治歧視政策。當然,每一次這樣的事件都會引起亞美尼亞領導層的強烈反應,也就是說赫魯雪夫,然後是布里茲涅夫,被迫充當這些衝突的調停者。

蘇聯開放政策成為戈巴契夫治下導致蘇聯瓦解的「改革重組」政策最初和最明顯的表現之一。斯大林主義者們認為,開放政策和由此產生的民族自我意識的增長導致了血腥的民族間衝突。事實上,這些衝突是由政府完全蔑視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官僚政治造成的。因此,在80%以上的人口是亞美尼亞人的(納卡地區首都)斯捷潘納克特市(Stepanakert),人民只看得到從巴庫廣播,以亞塞拜然語播報的新聞。可以想像,在1987-88年,當全國人民都在收看公共和政治節目時,這在當地人民之中引起了何等憤怒。

但即使在那時,民族之間的衝突也可以和平解決。遺憾的是,當時的黨國經濟官僚體系關心的是如何將蘇聯劃分為自己的領地。為了回應和平示威和呼籲,黨的頭目們組織了大屠殺團伙。這一政策的導致在蘇姆蓋特市(Sumgait)發生了血腥的大屠殺和新一輪的民族衝突。1988年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民族衝突沒有消退。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邊境成為衝突前線,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武裝衝突正式成為獨立的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之間的戰爭,共持續了6年之久。在此期間,約有4萬人死亡,數十萬平民成為難民。

新一輪衝突

今年9月27日,亞塞拜然使用重砲、坦克和戰機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發動重大攻勢,戰爭重新爆發。巴庫和埃里溫都當局都對納卡地區主要城市進行了轟炸,平民傷亡預估達數百人。

軍事分析家列昂尼德-涅西相(Leonid Nersisyan)上週對《新消息報(Nezavisimaya Gazeta)》表示,本次戰鬥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一天內遭受的軍事損失已經超過1992-1994年戰爭整個衝突造成的損失。

亞塞拜然總統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10月4日向人民發表講話表示,在亞美尼亞正式同意從亞塞拜然撤軍之前,亞塞拜然不會停止進攻。他還要求亞美尼亞公開道歉。

伊朗於本週一宣布了一項和平計劃,提出自己是交戰雙方的調解人。然而,根據俄國媒體報導,巴庫和支持亞塞拜然的土耳其正在準備一場持久戰,俄國和伊朗未來可能被捲入這場戰爭。俄國在亞美尼亞久姆裡地區(Gyumri)有重要的軍事基地(第102號基地),在亞美尼亞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所以這種情況很可能實現。

帝國主義在該地區的利益

一所被火箭擊中的民宅
一所被火箭擊中的民宅

這場戰爭給歐洲、俄國和中東地區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因為它直接與過去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衝突交織在一起,而這些衝突都是由帝國主義列強一手促成的。

由於其地理位置是連接歐洲、黑海和中東的橋樑,能源豐富的高加索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爭奪的熱點。1991年蘇聯瓦解後,在斯大林官僚主義統治下就已經在該地區不斷升級的的宗教和民族矛盾,被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友,有計劃地利用來推進他們的利益。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助長軍事衝突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成長之後,土耳其的經濟進入了危機和停滯期。過去5年內,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了3倍多,導致生活水平下降。這是埃爾多安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並與他倡導的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密不可分。

在多年的經濟增長中,埃爾多安成功地削弱了土耳其軍隊對社會生活曾經不可動搖的影響力,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埃爾多安正在尋找與軍隊精英和解的途徑。由於後者是在凱末爾主義的反伊斯蘭精神中成長起來的,泛土耳其主義成為雙方唯一的交會點。這就是土耳其「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宣傳口號的由來。

埃爾多安需要一場「小勝仗」。他當然希望藉助別人的手來發動這場戰爭。按照當下的事態發展,勝利將歸他和坐鎮巴庫的土耳其將軍們所有,而裝著士兵屍體的鋅製棺材將歸亞塞拜然士兵的母親們所有。

不僅是亞塞拜然人。有報導稱,數千名來自敘利亞和利比亞的伊斯蘭僱傭兵被調往亞塞拜然一方,法國總統馬克宏證實了這一消息,他認為伊斯蘭武裝分子正通過土耳其向高加索地區滲透。

美國白宮對此時間至今的表態仍然沒有對此戰爭做出清楚立場。高加索戰事迅速升級的同時,正值川普公開威脅要在11月發動政變,隨後又有美國總統和多名白宮官員感染了冠狀病毒,可謂是 「白宮混亂的一周」。

同時,法國內部越來越多勢力呼籲巴黎應站在亞美尼亞一邊。

伊朗和俄國一樣,拒絕採取公開立場,堅持談判和停火。但據部分俄國媒體報導,伊朗的反亞美尼亞情緒正在上升,伊朗境內有2000萬亞塞拜然族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居住在與亞塞拜然直接接壤的伊朗北部。估計有15萬至30萬亞美尼亞族人也居住在伊朗。

土耳其和亞塞拜然都把這場戰爭描述為保衛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價值觀,使其免受基督教亞美尼亞的攻擊。這種定位不能不在俄國內部引起激動反應,因為在伏爾加地區和北高加索等地區,傳統上被認為是「穆斯林」的民族在人口中佔了很大比例。龐大的亞美尼亞僑民在俄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也佔有重要地位。毫無疑問,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城市內的槍聲和爆炸聲不能不迴盪在俄國人民(特別是那些在這場衝突中一方有親友的人)的談話和思緒中。

普丁的政策同樣虛偽。俄國一直有解決高加索局勢的政治和軍事能力。但為了使亞美尼亞保持在其政治和經濟影響範圍內,這場硝煙瀰漫的衝突對俄羅斯帝國主義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俄國似乎是唯一的「亞美尼亞人民的捍衛者」。俄國過去幾週的被動可能是普丁對亞美尼亞現任總理帕希尼揚(Nikol Pashinyan)因為後者於2018年領導天鵝絨革命的一種報復。普丁想表明,推翻總統的民族不能指望他的青睞和保護。看來普丁是在延續尼古拉一世的傳統,充當「歐洲的憲兵」。

克里姆林宮為了奉行謹慎路線,將官方聲明縮減為呼籲雙方停火和談判。據《新消息報》報導,普丁和外長拉夫羅夫自作主張,不希望其他官員干預談判。

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智庫「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發表文章強調,高加索地區的戰爭是在俄國開始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五週年時爆發的,其任務應該是遏制伊斯蘭恐怖主義(實際上是保護俄羅斯聯邦的帝國主義利益),但現在戰爭已經逼近俄羅斯邊境。

克里姆林宮主要擔心的是,其南部邊境的戰爭,特別是伊斯蘭武裝分子的存在,可能會重新引發本國境內曠日持久的民族和宗教衝突。在亞美尼亞以北,以穆斯林為主的北高加索地區,克里姆林宮在1994年至2009年期間與車臣分離主義運動進行了兩次血腥的戰爭,而坦率地說,此衝突最後是暫停而不是結束。誰也不能保證,即使是以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把持車臣的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政府,不會在變化的環境下改變自己的言論和忠誠。與此同時,烏克蘭東部的內戰仍在繼續,並保留著危險的可能性。

從背叛1917年十月革命、摧毀蘇聯的斯大林官僚體系中產生的俄羅斯寡頭集團,在正在展開的災難中沒有可靠的出路。

衝突該怎麼解決?

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戰爭對雙方都構成了巨大的危險,正在進行的戰爭至今仍是兩國國內政治的核心因素。首先,這表現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政治精英由經歷過衝突或與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有直接關係的人組成,如亞美尼亞前總理和現任總理。其次,軍事言論被用來為鎮壓性的社會和政治措施辯護。

結束這場戰爭和防止更廣泛的種族和軍事衝突威脅的唯一途徑是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鬥爭。這場鬥爭必須有意識地以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的教訓為基礎。

只有通過在外高加索建立社會主義聯邦,保證難民的返回和最廣泛的民族文化自決自由,以國際主義的方式解決衝突,才能結束血腥的屠殺。但為此,雙方的士兵必須認識到,與其為了別人的利益而互相殘殺,不如與對方的勞動兄弟姐妹團結起來,把武器對準自己真正的敵人:自己的資本家和外國帝國主義者。

在社會主義革命割斷民族主義的死結之前,人們將不斷付出寫的代價,對斯捷潘納克特市和甘賈市的轟炸將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爭取高加索人民的社會主義聯邦!

爭取勞動人民的和平和兄弟情誼!

爭取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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