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爆发的暴力冲突是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血腥遗产。这是一场两个反动阵营发动的野蛮战争。所有介入冲突的势力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但唯一真正的受害者是双方的劳苦大众，他们正在为他们领导的犬儒政治游戏付出血腥的代价。正如以下由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俄罗斯支部发表的声明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才能引导劳工反抗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自己国家的资本家统治阶级。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的新一轮血腥冲突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不是抽象的过去，而是今天与我们同在的现实。

1980年代，民族主义和仇恨宣传成为南斯拉夫和苏联腐朽的官僚集团在个别苏维埃共和国内争夺权力和财产的工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也是如此。

冲突的起源

争夺卡拉巴赫的武装斗争由来已久。许多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是亚美尼亚人、亚塞拜然人和库尔德人族群和平共处的地方。19世纪上半叶，衰弱的波斯发现自己受到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压力，在1826-28年的战争中失去了这一地区。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人民成为俄国和鄂图曼帝国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筹码。与此同时，相反的进程也在进行。一方面，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外高加索最大的工业中心，亚塞拜然首都巴库，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发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和解体；另一方面，在农村内，开始了以民族和国家为界的领土划分。

当时，常被称为 「欧洲病夫」的鄂图曼帝国濒临崩溃。民族解放运动急剧升温，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还是在帝国东部的大亚美尼亚。这场游击战的领导人之一是安德拉尼克-奥扎尼扬（Andranik Ozanyan），托洛茨基在他的一篇前线报告中称他为「为人歌颂的传奇英雄」。于1914年被卷进世界大战的鄂图曼帝国国情越是糟糕，其对亚美尼亚少数民族的镇压就越是残酷。1909年发生了西里西亚大屠杀。1915年，在青年土耳其人党（Young Turks）组织的种族灭绝中，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有很大一部分被消灭。

在这一时期，来自土耳其和波斯的亚美尼亚难民一直居住在亚美尼亚高原的岩石坡上，这导致该地区的民族宗教平衡发生了变化，并在那里形成了爆炸性的局面。

十月革命的领导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亲眼目睹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巴尔干各族人民是如何开始互相残杀的，他提出了巴尔干各族人民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这个口号完全适用于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区。巴库的多民族无产阶级创建了巴库公社，公社由26名巴库委员领导，其中有亚美尼亚人肖姆扬（Shaumyan）、乔治亚人贾帕里泽（Japaridze）和亚塞拜然农业人民委员维兹罗夫（Vezirov）。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巴库公社成功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外高加索地区挑起民族间战争的企图。

1918年8月，巴库被急忙争夺巴库油田的英国入侵军占领。巴库政委被其傀儡：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和来自里海的孟什维克党人所主导的政府逮捕。当然，英帝国主义者最不关心外高加索地区人民的命运。他们试图在那里遵循他们最喜欢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随后，巴库就于9月14日被土耳其军队占领，在该市开始了清洗亚美尼亚人和屠杀平民。

这些事件的结果是1918-1920年的亚美尼亚-亚塞拜然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进军和种族屠杀行动仅偶尔被英美帝国主义的「维和部队」所组织的无用和平会议点缀。结果，外高加索南部的一些地区，尤其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成为亚塞拜然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整个地区进行领土隔离的舞台。

战争直到1920年夏天才结束，当时红军进入外高加索，最终将穆萨瓦特主义者（Musavatists）和达什纳克人（Dashnaks）赶下台。然而 ﹐当地的民族问题情况却变得比1916年复杂得多。长年的民族战争和民族清洗，不仅使各民族之间产生了敌意，而且在地理上也造成了分裂。 1922年，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元老们面临着将苏维埃治下分裂的外高加索合并成联邦的艰钜任务。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斯大林负责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一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却值得怀疑。显然，主观因素和来自苏联的「朋友」——土耳其共和国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压力在这里都起了作用。作为交易和妥协的结果，亚美尼亚人居住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建成纳卡自治区）成为亚塞拜然的一部分。

在苏联执政初期，这项领土安排并不是问题，然而，随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亚塞拜然官僚精英中越来越少人遵循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人朝向民族主义，他们开始对纳卡自治区的亚美尼亚人实行文化和政治歧视政策。当然，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会引起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强烈反应，也就是说赫鲁雪夫，然后是布里兹涅夫，被迫充当这些冲突的调停者。

苏联开放政策成为戈巴契夫治下导致苏联瓦解的「改革重组」政策最初和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斯大林主义者们认为，开放政策和由此产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导致了血腥的民族间冲突。事实上，这些冲突是由政府完全蔑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官僚政治造成的。因此，在80%以上的人口是亚美尼亚人的（纳卡地区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市（Stepanakert），人民只看得到从巴库广播，以亚塞拜然语播报的新闻。可以想像，在1987-88年，当全国人民都在收看公共和政治节目时，这在当地人民之中引起了何等愤怒。

但即使在那时，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和平解决。遗憾的是，当时的党国经济官僚体系关心的是如何将苏联划分为自己的领地。为了回应和平示威和呼吁，党的头目们组织了大屠杀团伙。这一政策的导致在苏姆盖特市（Sumgait）发生了血腥的大屠杀和新一轮的民族冲突。1988年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民族冲突没有消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边境成为冲突前线，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武装冲突正式成为独立的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共持续了6年之久。在此期间，约有4万人死亡，数十万平民成为难民。

新一轮冲突

今年9月27日，亚塞拜然使用重砲、坦克和战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动重大攻势，战争重新爆发。巴库和埃里温都当局都对纳卡地区主要城市进行了轰炸，平民伤亡预估达数百人。

军事分析家列昂尼德-涅西相（Leonid Nersisyan）上周对《新消息报（Nezavisimaya Gazeta）》表示，本次战斗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一天内遭受的军事损失已经超过1992-1994年战争整个冲突造成的损失。

亚塞拜然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10月4日向人民发表讲话表示，在亚美尼亚正式同意从亚塞拜然撤军之前，亚塞拜然不会停止进攻。他还要求亚美尼亚公开道歉。

伊朗于本周一宣布了一项和平计划，提出自己是交战双方的调解人。然而，根据俄国媒体报导，巴库和支持亚塞拜然的土耳其正在准备一场持久战，俄国和伊朗未来可能被卷入这场战争。俄国在亚美尼亚久姆里地区（Gyumri）有重要的军事基地（第102号基地），在亚美尼亚有重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这种情况很可能实现。

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利益

这场战争给欧洲、俄国和中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为它直接与过去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冲突都是由帝国主义列强一手促成的。

由于其地理位置是连接欧洲、黑海和中东的桥梁，能源丰富的高加索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热点。1991年苏联瓦解后，在斯大林官僚主义统治下就已经在该地区不断升级的的宗教和民族矛盾，被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有计划地利用来推进他们的利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助长军事冲突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成长之后，土耳其的经济进入了危机和停滞期。过去5年内，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了3倍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埃尔多安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并与他倡导的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密不可分。

在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埃尔多安成功地削弱了土耳其军队对社会生活曾经不可动摇的影响力，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埃尔多安正在寻找与军队精英和解的途径。由于后者是在凯末尔主义的反伊斯兰精神中成长起来的，泛土耳其主义成为双方唯一的交会点。这就是土耳其「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宣传口号的由来。

埃尔多安需要一场「小胜仗」。他当然希望借助别人的手来发动这场战争。按照当下的事态发展，胜利将归他和坐镇巴库的土耳其将军们所有，而装着士兵尸体的锌制棺材将归亚塞拜然士兵的母亲们所有。

不仅是亚塞拜然人。有报导称，数千名来自叙利亚和利比亚的伊斯兰雇佣兵被调往亚塞拜然一方，法国总统马克宏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认为伊斯兰武装分子正通过土耳其向高加索地区渗透。

美国白宫对此时间至今的表态仍然没有对此战争做出清楚立场。高加索战事迅速升级的同时，正值川普公开威胁要在11月发动政变，随后又有美国总统和多名白宫官员感染了冠状病毒，可谓是 「白宫混乱的一周」。

同时，法国内部越来越多势力呼吁巴黎应站在亚美尼亚一边。

伊朗和俄国一样，拒绝采取公开立场，坚持谈判和停火。但据部分俄国媒体报导，伊朗的反亚美尼亚情绪正在上升，伊朗境内有2000万亚塞拜然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与亚塞拜然直接接壤的伊朗北部。估计有15万至30万亚美尼亚族人也居住在伊朗。

土耳其和亚塞拜然都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保卫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价值观，使其免受基督教亚美尼亚的攻击。这种定位不能不在俄国内部引起激动反应，因为在伏尔加地区和北高加索等地区，传统上被认为是「穆斯林」的民族在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庞大的亚美尼亚侨民在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城市内的枪声和爆炸声不能不回荡在俄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在这场冲突中一方有亲友的人)的谈话和思绪中。

普丁的政策同样虚伪。俄国一直有解决高加索局势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但为了使亚美尼亚保持在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范围内，这场硝烟弥漫的冲突对俄罗斯帝国主义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似乎是唯一的「亚美尼亚人民的捍卫者」。俄国过去几周的被动可能是普丁对亚美尼亚现任总理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因为后者于2018年领导天鹅绒革命的一种报复。普丁想表明，推翻总统的民族不能指望他的青睐和保护。看来普丁是在延续尼古拉一世的传统，充当「欧洲的宪兵」。

克里姆林宫为了奉行谨慎路线，将官方声明缩减为呼吁双方停火和谈判。据《新消息报》报导，普丁和外长拉夫罗夫自作主张，不希望其他官员干预谈判。

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智库「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发表文章强调，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是在俄国开始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五周年时爆发的，其任务应该是遏制伊斯兰恐怖主义（实际上是保护俄罗斯联邦的帝国主义利益），但现在战争已经逼近俄罗斯边境。

Civilians and BBC team flee shelling in city of Stepanakert, as clashes continue over disputed Nagorno-Karabakh region@JonahFisherBBC reportshttps://t.co/sEFqrvKaeK pic.twitter.com/rzHGbIfFGZ

— BBC News (World) (@BBCWorld) October 4, 2020

克里姆林宫主要担心的是，其南部边境的战争，特别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存在，可能会重新引发本国境内旷日持久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在亚美尼亚以北，以穆斯林为主的北高加索地区，克里姆林宫在1994年至2009年期间与车臣分离主义运动进行了两次血腥的战争，而坦率地说，此冲突最后是暂停而不是结束。谁也不能保证，即使是以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把持车臣的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政府，不会在变化的环境下改变自己的言论和忠诚。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内战仍在继续，并保留着危险的可能性。

从背叛1917年十月革命、摧毁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体系中产生的俄罗斯寡头集团，在正在展开的灾难中没有可靠的出路。

冲突该怎么解决？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的战争对双方都构成了巨大的危险，正在进行的战争至今仍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核心因素。首先，这表现在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的政治精英由经历过冲突或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有直接关系的人组成，如亚美尼亚前总理和现任总理。其次，军事言论被用来为镇压性的社会和政治措施辩护。

结束这场战争和防止更广泛的种族和军事冲突威胁的唯一途径是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有意识地以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教训为基础。

只有通过在外高加索建立社会主义联邦，保证难民的返回和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自决自由，以国际主义的方式解决冲突，才能结束血腥的屠杀。但为此，双方的士兵必须认识到，与其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互相残杀，不如与对方的劳动兄弟姐妹团结起来，把武器对准自己真正的敌人：自己的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革命割断民族主义的死结之前，人们将不断付出写的代价，对斯捷潘纳克特市和甘贾市的轰炸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争取高加索人民的社会主义联邦！

争取劳动人民的和平和兄弟情谊！

争取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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