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該是「民主」的台灣，我們不斷被教育：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事實上，只有權貴財團的私產權才得到保障，而弱勢窮人的財產則在統治階級的意願下被隨意剝奪。近年台灣政府不分藍綠，持續以「都會更改」為由，以非民主的手段徵收全國各地弱勢人民住房，藉以將土地改造成相當有利可圖的地產。台南市政府過去半年來企圖以鐵道路線更改為由而企圖執行的房屋徵收，就是一個受全國矚目的一個例子。

但府方的霸道行徑卻也遭受到來自全台各地有志之士的抵抗。7月23日，台南市政府企圖在清晨強行驅逐陳姓家族的長者於他們自己的住屋外，作為強拆項目的一部分。而當晚立即有近百名來自全台各地的有志之士前往台南阻擋強拆行動，包括《火花》的一名成員。儘管市政府出動大批員警來執行強拆，但志士們最後仍得以迫使府方讓步，暫時放棄行動。

受影響住戶家屬以及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理事長陳致曉教授表示，政府意圖運用「土地發展」所取得的利益來填充相關部門赤字並服務財團利益。他向《火花》解釋道：

「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於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

儘管台灣表面上具有民主法治，但是這些對貧苦人民的攻擊卻是透過相當非民主的方式進行的。以南鐵東移為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先在受影響民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此項目定案，而當住民獲悉時也只有跟府方商討補償的餘地，必須接受他們要被迫搬遷的事實。

政府更隱瞞了整個項目的所有具體細節，頂多提供一些敷衍的答案，並對企圖了解真相的民眾百般阻撓。陳致曉指出：

「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相關公文）。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

如此蠻橫的執行方式也造成了相當荒唐的局面。另一名受影響戶黃春香理應只需交出他部分房屋，但僅在拆除日一個多月前才獲悉政府訂的徵收線也會拆除他剩下住所的樓梯，實際上讓剩下的住所無法住人，黃女士和其母親也面臨流離失所的危機。雖然黃女士堅持拒絕接受政府處置，但政府仍於7月21日逼迫她簽署切結書交出土地。

事實上，台灣各地政府這種強制弱勢或是老年住戶迫遷來獲取土地利益的行徑已不斷重複上演，且完全不分政黨。如2010年代初期，由國民黨主政的苗栗縣政府就以發展高科技產業園區為由在大埔強行徵收大片土地，但如今當地徒有多棟後來建商興建卻仍然滯空的房屋。陳致曉教授也指出如現任高雄副市長林欽榮這樣的政府官僚也曾在台灣各地執導土地掠奪活動。

不僅如此，民進黨立院多數於2017年通過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更企圖將同樣以公共設施建設為藉口的土地掠奪政策推行至台灣各地。今年政府也對台北、桃園、新竹等已經具有徵收爭議的社區動作頻頻，受影響居民人數可能會高達十萬人以上。

台灣藍綠兩黨政府相繼對勞苦大眾施行如此蠻橫的政策，顯示了台灣的民主實際上是財團權貴才享有權利的資產階級專政。當局口口聲聲以「發展經濟」來犧牲百姓的權益，但實際的政策卻都是有利於財團的措施，而對持續上揚的人民居住成本毫無作為。

對此，群眾之間也不乏有志之士挺身反抗。各個受影響的社區內都有民眾成立「自救會」抵抗政府蠻橫，而如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的團體和年輕人也前往全台各地聲援抗議或是參與擋拆行動。儘管參與這些組織的人數較少，但這些抗爭也受到了廣大注意。居住環境本身就與每個勞工階級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政府接下來的更大幅計劃，一旦實行，將會引起更多群眾的注意和憤怒。

然而如果要將此運動的威力擴大，我們必須積極爭取更多基層工人階級群眾的參與。將土地正義和勞工運動連結起來，是自然且必要的。然而，目前絕大部分的工會組織領袖對此議題完全沒有動員或作為，讓小群強拆戶和聲援者們被迫以微弱的資源與政府抗爭。

儘管如此，如果向群眾用正確的訊息和方式向更廣大的基層民眾發聲，抗爭仍然是可以組織起來的。然而這也需要正確理解更廣大人民當下對於此議題的被動態度，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可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他們本身不具有反抗的能力。在接受《火花》採訪時，陳教授也將目前窘境的責任歸咎給大部分人民，認為：「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

我們必須直白地問：在當今情勢下，誰是才是真正「愚蠢」的人？首先肯定是資本家階級，他們必須依靠國家機器來掠奪窮人以維持利潤。在他們作為一個統治階級被趕下台之前，他們的行為是無法被制止的。因此，勞工階級反而應該將權貴財團的財產「徵收」下來，並將其用於可以服務全社會的用途。

但是當今的台灣工運和其他社運的領導人不認清這個現實，把希望局限在與當權者談判上，或修改現行制度以求為人民保留一點殘羹冷炙。譬如，陳教授認為達成某種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透明對話機制即可以解決造成當下問題的癥結。但是，這個構想在現有中華民國框架下達成的可能性不僅微乎其微，就算得以由某種形式達成，政府仍然是握有執行權的一方。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群眾的利益永遠都是相斥的，而統治者們也永遠不會主動放棄他們既有的優勢和地位。因此，如果要締造一個真正公平的，可以讓人民有意義參與社會運作的社會，我們認為勞苦大眾的目標不應是在於爭取如何跟統治階級達成「對等」，而是應該要以勞苦大眾如何能夠將社會的運作權和計畫權奪取下來作為目標。

這些不正確的觀點和對群眾冷嘲熱諷的態度，正是廣大群眾對政府掠奪土地問題保持被動態度的原因。群眾看不到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法和真正能贏得任何勝利的想法，除此之外，運動領導還一再罵他們愚蠢。我們反而應該了解工人階級改變社會的潛在力量，提供一個大膽的社會主義方案，真正能給勞工階級一個答案。有了這些，我們就需要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向群眾 “耐心地解釋”資產階級進行抗爭的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者們理解到我們現今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已經以浩大的規模迫使世界各地的群眾衝撞整個體制。無論是黎巴嫩、智利、美國、白俄羅斯和最近的泰國抗爭運動，都看得到長年曾經甘於受既有體制擺佈的勞工和青年們在終究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建制做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抗爭。台灣民眾目前的意識雖然還沒有達到類似的高度，但是無論多麼狡猾的執政者終究無法遏止資本主義在社會上終究造成的各種嚴重矛盾，擁有英勇抗爭傳統過去的台灣勞工和青年們必然會在某個時刻再次站出來，儘管我們無法預測這將在何時發生。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群眾挺身抗爭之前建立一批規模和資源夠大的革命領導幹部團體，可以長期在我們力所能及的地方耐心地解釋社會主義的必要，並且吸收有志之士來將他們訓練成可以有效參與抗爭的幹部。如果在未來抗爭爆發的時刻，如此的團體能夠獲得群眾的注意和支持，並連貫地警告群眾不要受到收割勢力或是錯誤路線的影響，那人民就能夠獲得貫徹成功抗爭的路線，全面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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