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發布於中國《布爾什維克》雜志頻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歷史這出戲劇往往是這樣發展的——被匆匆趕上舞台的演員們穿上前輩們不合身的戲服，背誦著過去留下的台詞，卻在表演即將落幕時發現根本無法重演過去偉大的作品，只得蹩腳地謝幕——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辛亥革命正是這樣一場革命，在民主革命派關於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豪言壯志下，卻得到了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這般又混亂、又滑稽的場面。但同時辛亥革命不能被稱為是失敗的——它成功推翻了數千年的朝廷統治，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徹底地、劇烈地改變了古老中華帝國的面貌。正是針對這場重要革命的不徹底性，革命共產主義者需要在當下提出這三個問題：1.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何無法完成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上資本主義化的任務？2.三民主義反映了怎樣的階級立場？3.三民主義是否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

一、殖民到帝國主義的發展

「總之，20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i]

資本家的目的從來都是一致的——「開辟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ii]，以銷售自己的商品獲取利潤。但隨著新市場被完全開辟，商品生產在一部分資本家手中集中，壟斷金融資本家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時代就出現了。而近代中國史就是由這個時代塑造的。

19世紀上半葉，歐洲新型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開拓東亞市場的企圖，但中國過去的歷史塑造了一個封閉的經濟。由於「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iii]，中國的農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實現生活必需品的自給自足。工業革命最驕傲的產物——織布，在中國市場中卻無法售賣。相反，中國卻通過對歐洲銷售絲綢、茶葉等輕工業制品形成了貿易順差。為了扭轉這種情況，以英國為首的列強通過壟斷鴉片貿易和索要戰爭賠款來掠奪中國的白銀。由於必須品的自給自足和扭轉貿易順差的暴行，一般工業品的流入反而一直是緩慢的（鴉片戰爭後，英國商人曾經興高采烈地將鋼琴運到中國銷售！想當然的很難找到市場就是了）。[iv]這導致中國地主階級對於工廠的投資興趣寥寥。另一方面，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以外國買辦的角色進入歷史舞台。與其發展獨立的工業和市場，依附於外國資本盈利，並以此購置更多的田產來鞏固自己在傳統地主階級中的地位顯然是更優的選擇。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式的剝削略掠奪在中國異常迅猛。一方面，這是因為以文明為驕傲的帝國主義熱衷於在中國進行軍事行動以進行大量野蠻地掠奪；另一方面，中國在資本主義發展晚期才與世界市場接軌，落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就和列強已然成熟、極度渴望新市場解決生產過剩的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結合在了一起。於是，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力圖使用暴力和實行反動」，在經濟上發展壟斷金融資本的特征在中國尤其明顯。由於缺乏中央銀行，地方錢莊（地方小型儲蓄銀行）由以英國為首的海外銀行操控。通過給地方銀行放貸，渣打銀行和香港上海彙豐銀行（HSBC）能夠控制中外的金銀彙率和商品進出口價格，完全擁有了國家才擁有的財政權力[v]。由於缺乏國家財政的支持（如英國和日本在資本主義初期通過國債集中資金投資新興產業），民族資本的發展能力被進一步削弱。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隨著已探明的世界市場被逐步分割殆盡，資本主義強國開始狂熱地望向尚未瓜分、較難殖民的世界領土。在同一時間掀起了瓜分非洲和中國的熱潮。日本作為缺乏傳統殖民地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急不可耐地撬開中國的軍事外殼。隨著甲午海戰的日方大勝，1895年的《馬關條約》正式地向所有列強宣告中國已是盤中之餐，台灣和朝鮮劃歸日本的勢力範圍，中國本土市場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日本首先開放。沙俄和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加入了瓜分中國的熱潮。它們依次通過八國聯軍侵華和隨之而來的沙俄占領東北對清朝的領土實施直接的軍事控制。日本和俄國甚至在清朝領土上直接進行兩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決定東北的歸屬權。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威嚇下只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敞開中華帝國的市場和領土供列強分割，試圖在內外壓力之間尋找平衡。

在嚴酷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下，晚清民怨沸騰，先後經歷了捻亂、太平天國等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一批洋務派大臣意識到了興辦民族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來加強國力的必要。但農民起義導致了清朝控制力的減弱，這使得諸多洋務大臣（如袁世凱、李鴻章）在新興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和軍事權力。這為辛亥革命即其後，中央政府真空下軍閥林立的局面埋下了伏筆。

在這種情勢下，清朝中央政府（宮廷）也企圖通過最小程度的讓步來保全自己的「萬世基業」。這種讓步的信號得到了危機中的大民族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回應。這種最小改良的可悲企圖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達到了高潮。但哪怕是如此小心翼翼地向資產階級發展妥協的企圖也遭遇了宮廷保守派勢力的劇烈反撲，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海外。但哪怕是在海外，梁啟超仍然以清朝通緝犯的身份為清朝政府搖旗吶喊，像守財奴似的緊緊攥著自己渺茫的君主立憲希望。

「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托克維爾的這句話說明了改革的兩面性——一旦政府開始回應人民苦難中的願望，那麼它反而會激起大眾對政治的熱情，並且這種熱情很快會衝出病危的政府給它設下的界限。

二.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

1.改良還是革命？

正是在合法改革的熱潮波及到各個社會群體的時候，不同階級的政治訴求開始往漸行漸遠的方向發展。由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組成的維新派勢力痴迷於合法的君主立憲主張，他們團結在梁啟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周圍——清廷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偶爾也會給這些走狗丟些肉。

但清朝甚至不屑於掩飾的虛偽和殘酷，結合著《馬關條約》簽訂後急速加深的帝國主義危機，讓越來越多的小資產階級、進步派資產階級和學生愈發對改良主義失去了信念。孫中山（孫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他曾滿懷希望地上書李鴻章，那時他的主張和維新派無二。僅僅數月後他就在對改良主義的失望中首先轉向了革命。[vi]自此以後他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策劃革命。先後在檀香山和日本成立了興中會和同盟會兩個革命團體，並且在多次起義和建黨的失敗中吸取經驗，不斷完善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

從早期尚有農民起義色彩的太平天國到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成熟，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力量和意識的急速變化。晚清時期最龐大的民間社會力量是會黨。會黨是底層人民的秘密結社，主要參與者是被裁撤的士卒、手工業工人和農民。會黨強調江湖義氣，受到一些反清復明的思想影響，組織和紀律渙散。他們是早期如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民眾起義的主力，革命黨早期也依賴於他們進行武裝起義。但是其缺乏秘密性和自覺性的弱點在清朝專制政府的壓迫下尤為明顯。多次以會黨為主體的武裝起義，如萍瀏醴起義 ，就是因會黨成員提前聚集、大肆騷動而提前走漏風聲。在與清軍的戰鬥中會黨也暴露了其無組織性和缺乏革命鬥志的缺點，面對稍有組織的軍隊就很快潰散。[vii]革命黨人遂轉向留洋學生集中、意識激進且組織完備的新軍作為主要工作對像。對清朝政府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迫切使原本應該鞏固舊政權的軍隊也起來反對它了。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和隨後的各省獨立的確是以新軍作為主要力量的。

而工人階級雖然在1895年到1913年之間翻了將近九倍，達到了大約90萬人的水平，但對於中國超過四億的人口來說，尚不達百分之一。而罷工——工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只是少數城市中的零星事件。工人仍然多以傳統的手段（如參加起義）表達自己的不滿。[viii]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此時仍然沒有稱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但很快，再過數年，他們就會來到歷史的台前，成為革命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2.三民主義和革命力量的分歧

在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力量中，孫中山是毋庸置疑的精神和政治領袖。他提出的三民主義綱領也被當時的革命派廣泛采納，乃至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也宣稱是他的直接繼承者。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的動機是什麼？它為何能團結當時的反清社會力量？

毫無疑問，三民主義的三個主張：民權（民選共和政府）、民族（漢族民族自決）、民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其目標是建立資本主義下的民族國家，同時滿足小農生產者擁有自給自足地產的訴求。這些訴求在不同階級中自然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中最廣泛收到支持的是民族主義。以章太炎為首受傳統思想影響較深的革命分子將滿族統治的清朝視為中國積貧積弱的罪魁禍首，其觀點繼承自清末明初的早期民族主義思想，他們認為只要擺脫了滿族的統治，漢族就可以重新「振興中華」，抵抗列強的入侵。至於革命後的政府是帝制還是共和制，則持模棱兩可的態度。中國的本土資產階級則苦於不能得到政府的扶助發展工業，對民族主義中建立民族市場和民權主義中獲得資產階級議會代表的潛力表達同情。但他們自身作為有產者的軟弱性讓他們在帝國主義和清廷的威逼下左右搖擺，在大多數情況下倒向請願等改良主義手段。

民生主義值得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更細致的關注。畢竟，哪怕在毛澤東為新中國奠定的國策《新民主主義論》中，民生主義的兩大要求仍然被視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毛澤東堅持哪怕在革命後，「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ix]，並把它視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孫中山從美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喬治那裡習得的觀點，它本質上是拉薩爾派社會改良主義和蒲魯東式「市場社會主義」的融合。孫中山本人已經非常明確地闡明了它反馬克思主義的內核，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孫中山便說道：「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x]。這種幼稚的空想既來自於中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對於歐美國家發達資本主義下貧富差距的恐懼，又來自於他們對資本家的妥協性。列寧毫不客氣地將民生主義綱領稱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動分子的理論」和「被截頭去尾和被閹割的自由派假馬克思主義」。

但是這並不代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份綱領持不屑一顧的態度，列寧也並沒有一味地攻擊孫中山革命綱領中空想的成分。畢竟，中國的民主主義者是在哲學的貧困中將這份綱領視為自己的聖經。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真誠想完成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人，會走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細心地辨別、保存和發展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xi]。但我們遺憾地回望，看到了斯大林扭曲的階段論觀點下，中國的黨派官僚們用民生主義最空想的部分鑄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短暫鬧劇。

三.辛亥革命的命運

1.永遠的民主革命

1911年由武昌新軍打響革命的第一槍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革命政府和北方以袁世凱為軍事統領的清廷對峙。帝國主義有沒有趁此機會出兵中國呢？日本原本有此想法，但此時歐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各國都在歐洲大陸上緊張備戰，暫時無暇介入局勢。

以英法為首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傾向於信賴袁世凱（在他們眼裡比清朝皇帝更合格的代理人）和孫中山談判。1912年1月14日，孫中山同意舉袁世凱為大總統，清廷的勢力宣告瓦解。袁世凱實際上仍然依仗著對北洋軍的掌握登上大總統的位置，他隨後也仍然依靠著北洋軍在三年後稱帝。辛亥革命的全部綱領自此流產。

有一個瞬間非常能說明辛亥革命的內核——在占領武昌後，革命軍希望請素有威望、親近士兵的黎元洪出來做起義軍領袖。黎元洪到後，對請他來的起義軍領袖吳兆麟說：「你學問很好，資格很深，你萬不該與革命黨共同革命。……請你快叫大眾各回各營。事情太鬧大了，更不得了。」[xii]最後他是被革命黨人刀架在脖子上做了「開國元勛」。在資本主義的尾聲，資產階級行將凋敝的時候，一廂情願的革命黨人們在他們期望拉法耶特和華盛頓出現的地方卻只能找到「床下都督」和「狗肉將軍」——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2.共產主義者如今的任務

辛亥革命雖然以鬧劇收場，但其中如秋瑾一樣的烈士真誠地為民主革命事業獻身的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勵著我們。為了真正實現中國人民的解放，革命共產主義者更需要對辛亥革命的教訓有深刻的認識——在資產階級需要通過愈加殘暴的專政來鎮壓無產階級崛起的帝國主義時期，就連曾經在殖民地人民鮮血上奢侈享受著議會民主秩序的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都不得不撕下自己偽善的面紗，用越來越暴力、直接的手段針對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真誠為民主革命奮鬥的志士們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中才能找到期盼了百年的、真正屬於大眾的民主和自由。須知——一名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只能是一名社會主義者，而一名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連民主主義的任務都完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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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1

[ii]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5年），第8頁。

[iii] 同上，第114頁。

[iv] 同上，第18頁。

[v]Zurndorfer,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The Case of Late Qing China(University of Leiden, 2004), 第11頁。

[vi]金衝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第51頁。

[vii]金衝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第478頁。

[viii]Pong D., Government Enterpreises &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1), p.10

[ix]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001.htm

[x]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1%E7%94%9F%E4%B8%BB%E7%BE%A9%E7%AC%AC%E4%BA%8C%E8%AC%9B

[xi]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1/056.htm

[xii]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華書局代發行,1930年),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