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因為工人階級不僅第一次領導了革命，而且直接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著手改造社會。工人奪權被誹謗為不民主，但就整個世界革命史來看，相較於農民革命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言，工人階級革命已經是非常溫和的了。在這篇文章中，丹尼爾·摩利解釋了俄國工人民主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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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同志們！請記住，現在是你們自己管理國家。如果你們自己不團結起來，不把國家的一切事務自己擔當起來，誰也幫不了你們。你們的蘇維埃從現在起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即擁有全權的決策機關。

你們要團結在你們的蘇維埃的周圍。要鞏固蘇維埃。自己動手從下面干起來，不要等待任何人。」[1]

列寧在掌權10天後對俄國群眾說的這些有力的話，忠實的反映了他對工人民主的真實態度。一天前，列寧更詳細地闡述了同樣的觀點。

「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正是新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因素。讓工人著手在自己的工廠建立工人監督吧，讓他們用工業品來供應農村，換取糧食吧。每一件產品、每一俄磅糧食都應當計算到，因為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計算。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2]

通過這些革命宣言，列寧宣布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和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沒有人可以謊稱十月革命是不民主的。正如這些聲明所示，俄國革命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民主國家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們聽說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民主。我們的政治家、媒體、傑出的知識分子，以及一般的建制派，從不厭倦自豪地贊美他們那模糊且抽像的「民主」。

在它們模糊和抽像的地方，讓我們具體一點。他們所贊美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那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正如列寧所說，這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奴隸主的民主。它掩蓋了資本的專政。

工人民主是非常不同的，事實上它與資產階級民主直接相反。資產階級民主是形式上的和人為的。盡管人們為了它曾與統治階級鬥爭了好幾個世紀，但它相關的權利和自由幾乎不能說明你真正有自由做什麼。我們擁有正式的投票自由，但是是在自己無法控制的經濟體系的背景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希腊舉行的關於歐盟實施緊縮政策的全民公投，其中61%的人投票反對緊縮政策。但對於歐洲銀行而言，這些反對票並沒有什麼意義，只能帶來更為嚴厲的緊縮政策作為懲罰。

在這個制度下，投票只是滿足民主制度的需求，真正的決策總是由大銀行和其他幕後的主要資產階級人物控制，這也是眾所周知的現狀。議會是一個清談和表演的地方。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英國工黨內部的鬥爭對於理解統治階級在幕後操縱和支配民主進程的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工人可以加入和參加工黨，這是一種真正的自由。但是，如果他們投票選出左翼領導人，這將面臨諸如進步黨（一個由億萬富翁資助的右翼工黨派別）等組織的無情反對。資產階級每走一步，都有自己的金錢和代理人在牽線搭橋，而工人們的收入微薄，沒有時間投身政治。民主歸根結底是一個物質問題，而且首先是一個階級問題。

工人國家的第一個例子

工人民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統治形式——它是多數人的統治。它不是一套人為制定的、固定的規則，用來掩蓋真正發生的事情，也不是起到使絆子或授予權力的作用。工人民主使真正的權力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是一個真切的、實際的、初步自覺的發展。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理想計劃。相反，這是我們從社會現實中得到的。第一個例子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馬克思和列寧從中獲得了許多靈感。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

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應該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軍來代替。設在專區首府裡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專區的代表會議則應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服務……。」[3]

從這一鼓舞人心的、英勇的最初經歷中，馬克思和列寧得出了民主工人國家形式的一般原則，我們稍後將對此進行討論。我們在這裡的主要觀點是，工人民主是工人階級實踐的產物，反映了工人自我解放革命鬥爭的真正需要。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國家的第一個例子，馬克思和列寧從中獲得了很多靈感。//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也正是從這一經驗中，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一詞。無產階級專政所表達的不是對無產階級的專制統治，而是我們在巴黎公社看到的，工人階級民主地組織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按照自己的條件管理社會。在馬克思時代，「專政」一詞並沒有今天的糟糕含義，實際上是指古羅馬的一種傳統。

資產階級民主的抽像認為，我們都是平等的原子，被假定擁有相等的資源和時間，因此每張選票代表的價值與下一張票完全相同。但這種假定的背後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物質不平等的現實，以及至關重要的階級利益衝突。但在資產階級民主中，這些基本真理被忽視了，資本家的巨額財富在幕後操縱著一切。

從這些自由主義抽像概念的角度來看，工人民主似乎不那麼民主，因為它必然排斥資本家。但這源於它產生的條件。作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民主，排斥壓迫者是必要的。資產階級民主給予每個人投票權（至少在通過各種鬥爭贏得普選權之後），以此來掩蓋權力的真正所在，並使民主制度淪為無用的空談。

當工人成立工會時，他們會邀請老闆參加會議嗎？這樣做會更民主嗎？還是會妨礙他們自由討論和落實決定的能力？

整個社會的工人民主必須意味著無產階級的專政，就像在工作場所，它必須意味著排斥老闆一樣。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只是它對大多數人不夠誠實。

蘇維埃體制

蘇維埃國家就是通過一個自發的、活生生的、實際的工人民主的例子——蘇維埃（代表會議）建立起來的。他們是工人民主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創造。他們的許多原則和規則都受到了巴黎公社——工人權力的第一個真正實例的啟發。

「新憲法與其說是創造了新的政府形式，不如說是登記和規範了那些在革命動亂之後未經協調而自主建立起來的政府。」[4]

蘇維埃這個詞的意思是「代表會議」或「委員會」。它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然後在1917年被重新建立起來，作為捍衛工人階級的組織。它們的形式是非正式且具有靈活性的，一切取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和發展階段。一般來說，工人和當地社區的成員會從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或社區中選出代表參加當地的蘇維埃，蘇維埃將討論與革命有關的事項，然後將決定付諸實踐。建立蘇維埃的經驗推動了工人政治意識的巨大進步。

蘇維埃是工人民主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創造。他們的許多原則和規則都受到巴黎公社的啟發。//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由於他們在革命中產生，有自發的和非正式的屬性，他們很自然地具有以階級為基礎的民主的性質，或者說是被壓迫階級為爭取解放而鬥爭的機構。從來沒有人想過要正式排除富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在蘇維埃出現過。

盡管在1905年蘇維埃第一次露面時，許多布爾什維克並沒有理解蘇維埃的意義，但列寧卻理解了。對他來說，這些不僅僅是臨時的防御委員會，而且是潛在的工人權力機構；一個新的工人國家的雛形，類似於巴黎公社。這一理念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決定性區別——後者經常領導蘇維埃但它從沒有理解什麼是蘇維埃——它激發了那句十月革命的重要的標志性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1917年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蘇維埃成為了新生工人國家政權的基本機構，正如列寧12年前所設想的那樣。

1918年1月16日，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並於次日在《消息報》上發表。它正式宣布，在整個俄國，蘇維埃都擁有主權。不出所料，這項決議在第二天提交給對立的立憲會議時被否決了。

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工人民主的勝利，實現了迄今為止的所有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權利和自由得到了極大的擴展，言論和集會自由得到了保障。事實上，工人們被積極鼓勵集會！宗教信仰自由（與此同時，教會官方的地位和大量土地被剝奪了）、性的自由、男女平等的離婚自由、婚姻所有其他方面的平等以及女性擁有墮胎權——所有這些以及更多權利都是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賦予的。

1918年7月3日，新的蘇維埃憲法草案完成，提交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批准。它宣布：

「共和國的聯邦性質；教會與國家和學校分離；通過向工人提供制作文件、小冊子和書籍的技術手段以及會議場所來保證他們的言論、意見和集會自由；所有公民都有義務按照「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工作[這是針對靠別人的勞動為生的資產階級個人，而不是殘疾人或失業的無產者]；所有服兵役的工人都有義務保衛共和國；所有居住在俄國領土上的工人都有公民權，因政治或宗教罪行而受到迫害的外國人都有庇護權；以及廢除一切基於種族或國籍的歧視。」[5]

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它甚至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在英國，「議會之母」，另一個非選舉產生的議會，有權阻止民選議院通過的立法。它由被任命官員、貴族同儕和老舊的教會等級制度組成。英國的國家元首是女王，軍方宣誓效忠女王。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充分實現一切民主自由，並繼續讓有組織的工人掌權來結束資本主義。

蘇維埃憲法宣布，社會的最高權力是：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市蘇維埃代表（每25000名居民有一名代表）和省蘇維埃代表（每125000名居民有一名代表）組成。全俄代表大會選出了不超過200名成員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代表大會的一切權力」[6]。

類似的條款還規定，負責較小地區的蘇維埃地區代表大會將由該地方蘇維埃成員組成。根據憲法，這些地方性蘇維埃成員「在地方問題上完全自治，但其活動須符合中央政權和較大的蘇維埃組織的一般法令和決議」。

1918年，全俄議會舉行了四次會議，通常為期一周。全俄議會不是由每五年選舉一次的職業政治家組成，而是由來自全社會的工人階級代表組成。它激烈地辯論了革命的根本問題和如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具體來說，它「授權、修訂和補充憲法，指導總體政策，宣布和平與戰爭，確定國家經濟生活計劃，投票決定預算，規範財政和類似安排，立法和赦免」。[7]

蘇維埃憲法要求每年至少召開兩次這樣的代表大會，這將意味著會對執行委員會進行考察，代表們也可以獲得連任。執行委員會和三分之一的地方蘇維埃有權召開緊急代表大會。這個制度本身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發明。事實上，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1917年中期十月革命之前舉行的。它是工人階級自己在革命中實踐出來的，因此在他們眼中具有民主合法性。

巴黎公社的原則

這種民主最普遍的原則是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寫的，它受到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初的俄國蘇維埃）的經驗的啟發。它們是：

1) 自由民主選舉和所有官員的罷免權。

2) 沒有哪個官員的工資比熟練工人高。

3) 沒有常備軍，只有武裝的人民。

4) 漸漸地，所有管理國家的任務都由工人輪流執行：當每個人依次作為「官僚」時，就沒有人成為官僚。

這是無產階級權力的一般原則和口號，是工人階級保持對其國家的民主控制的最佳規則。1918年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還提出了新政權的十項原則：

1) 把受資本主義壓迫的被剝削勞動群眾聯合和組織起來。

2) 把被壓迫階級中最活動、最積極、最覺悟的部分，即他們的先鋒隊聯合起來，並對全體勞動者進行再教育。

3) 廢除議會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國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結合起來。

4) 使整個國家政權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同群眾的聯系比過去的民主形式更加密切。

5) 建立一支最不脫離人民的工農武裝力量（蘇維埃＝武裝的工人和農民）。加強全民武裝的組織性作為完全實現武裝全民的最初步驟之一。

6) 實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簡化手續，使選舉和罷免更簡便易行。

7) 同各個行業和生產單位、經濟單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聯系（按工廠、按農業區和手工業區為單位進行選舉）。有了這種密切聯系，就有可能實現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

8) （此項全部或部分歸入前項）——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並使這種可能性開始變為現實。

9) 在民主制的問題上，把重心從形式上承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窮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使被剝削勞動居民群眾能實際上享受自由（民主）。

10) 為了進一步發展蘇維埃國家組織，應該是每一個蘇維埃成員除參加蘇維埃的會議外，都必須擔負管理國家的常務工作；然後逐步做到使全體居民都來參加蘇維埃組織（在服從勞動者組織的條件下）並擔負管理國家的職務。[8]

馬克思肯定地指出，巴黎公社的一個特點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職能的融合。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堅持把它們分離，表面上是為了保護他們免受「暴政」的侵害。但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眼中，暴政主要是指國家對私有財產的暴政，而財產對他們來說是通向自由的鑰匙。權力分立確實起到了維持資本主義現狀的作用，在國家限制自己權力的同時，賦予資本在幕後操縱的自由。社會主義改造社會是一項巨大的現實任務，需要全副武裝，全力以赴。工人階級要掌握著生產的脈搏，必須行使對經濟和社會的集體權力，以便對經濟和社會進行重組，以滿足群眾的需要，結束市場的無政府狀態。

特許經營權

憲法在規定蘇維埃享有主權的同時，還規定只有勞動者、士兵和殘疾人才能在這一制度下享有選舉權；那些雇用他人為其工作的人則被排除在外。當然，選舉權沒有性別限制。蘇維埃如果對自己的代表不滿意，可以隨時召回他們。正如列寧所說：「一切官僚手續和限制都從選舉中消失了，群眾自己決定選舉的順序和時間，並有自由罷免當選者的權利。」

蘇維埃是工人自己創造的真正權力機關，直接從工廠中選出，真正反映了他們的願望和權力。他們不能讓資本家參與進來，資本家也從未嘗試過參加蘇維埃。為了使蘇維埃制度成為它所需要成為的——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制度——它就必須完全建立在群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之上。

「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官僚機構、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社會關系等等……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的組織形式下都消失了」。//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中指出，蘇維埃最初是政治上開放和包容的實體：

「我已經說過，剝奪資產階級的權利，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標志。就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時，也並沒有事先說過要剝奪剝削者的權利。專政的這個組成部分並不是依照某個政黨的「計劃」出現的，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產生的。歷史學家考茨基當然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不了解，當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占統治地位的時候，資產階級自己就已經同蘇維埃分離，抵制它，同它對抗，對它施展種種陰謀。蘇維埃是在沒有任何憲法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從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還沒有任何憲法。資產階級痛恨被壓迫者的這種獨立的和萬能的（因為是包括所有人的）組織，肆無忌憚、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地反對蘇維埃，公開參加（從立憲民主黨人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米留可夫到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叛亂——這一切造成了資產階級被正式排除出蘇維埃的結果。」[9]

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認為，對於在實踐中實現民主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給予形式上的自由（如言論自由），而是采取必要的實際措施來實現這一點，而這些措施又必須具有階級性，即有必要將報紙、廣播、會場等國有化並給予工人控制權，以保證工人能夠使用它們。他們在這些法律條文中對此作出了實質性規定內容。

正如列寧所解釋的：

「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還有財富特權、資產階級的教育和聯系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築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裡奪過來，就使群眾的集會權利更加「民主」百萬倍；而沒有集會權利，民主就是騙局。非地方性的蘇維埃的間接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於舉行，使整個機構開支小些，靈活些，在生活沸騰、要求特別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地方代表的時期，使工農更便於參加。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裡，哪一個國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農或者農村半無產者（即占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群眾的一分子），能夠多少像在蘇維埃俄國那樣，享有在最好的建築物裡開會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紙庫來發表自己意見、維護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選正是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自由呢？

在俄國，則完全地徹底地打碎了官吏機構，趕走了所有的舊法官，解散了資產階級議會，建立了正式使工農更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農蘇維埃監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10]

立憲會議

1917年，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第一個工人政府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之間的聯盟。此時，所有這些政黨——包括左翼和右翼社會革命黨、所有孟什維克等——都參加了蘇維埃選舉，當選為蘇維埃代表大會議員，並自由發表論文。

立憲會議本質上是一個資產階級議會，當它的衛兵拒絕讓其開放時，它就不再存在了。真正的物質力量掌握在蘇維埃手中。//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然而，在1918年中期開始的內戰中，許多自由確實受到了限制。但這是必要的，也表明不可能存在真正「超」階級的民主政體。其他黨派拿起武器反對工人政權，他們在內戰中與帝國主義政府合謀，這導致了眾多的死亡和苦難。以紳士的辯論方式對待他們是行不通的。

1918年1月18日，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在立憲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否決了接受蘇維埃權力作為國家主權的決議——立憲會議本質上還是一個資產階級議會，但當衛兵宣布他們已經疲於維持大會運作時，大會就不復存在了。換句話說，真正的物質力量在於蘇維埃。他們不是通過強迫而是通過階級忠誠來指揮「群眾武裝」，因為這些群眾武裝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赤衛隊。任何一個國家想建立起來時，如果找不到人來執行它的意志，那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

第二天，一項解散議會的法令簡明扼要地解釋說：「勞動群眾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資產階級議會已經過時，與社會主義建設完全不相容，因為只有階級機構，而不是舊國家機構，才能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為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11]

內戰條件：對另一陣營黨派的封鎖

1918年，這個國家卷入了全面內戰。正如人們在革命風暴中所預料的那樣，政治情況越來越令人擔憂，越來越暴力，因為掌權意味著破壞舊統治階級的特權。

對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典型的攻擊是譴責他們取締其他政黨和取消「新聞自由」。這種譴責沒有任何理由或背景，這就是自由派圈子裡對「新聞自由」的尊敬，僅僅提到這一事實就足以譴責整個革命。但真正的背景是什麼呢？

1918年5月，沃洛達爾斯基（V.Volodarsky）解釋說：「批評蘇維埃政權的行動和鼓動支持另一個政府的自由是我們給予所有反對者的。如果你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們將為你保證新聞自由。但你必須停止虛假的新聞傳播……謊言和誹謗。」我們必須理解，在內戰的這些條件下，在整個帝國主義世界都反對俄國的情況下，仍然自由的資產階級新聞界會不屈不撓地編造有意識的謊言，直接和蓄意地協助反革命。

S·R·範妮·卡普蘭（如圖）企圖刺殺列寧等事件導致布爾什維克組織紅色恐怖，以對抗在內戰中蔓延的白色恐怖。//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似乎是為了證明沃洛達爾斯基的警告是正確的，一個月後，他被一名高級軍官暗殺。8月，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契卡（革命秘密警察）首領烏裡茨基（Moisei Uritsky）又被一名軍校學員暗殺。就在同一天，另一位高級軍官範妮·卡普蘭（Fanny Kaplan）在列寧離開工人大會時向他開了三槍。列寧幸運地活了下來，但他所受的暗傷導致了1924年的中風。這三起事件導致布爾什維克恢復了他們在掌權後廢除的死刑，並組織了紅色恐怖來打擊在內戰中蔓延的白色恐怖。

1918年3月，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批准了帶來和平的《布列斯特－裡托夫斯克條約》。這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左翼社會革命黨伙伴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因為他們想要在革命的基礎上恢復與德國的戰爭。結果，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他們退出了工人政權，現在只剩下了布爾什維克自己。左翼社會革命黨與德國開戰的熱情如此之大，以至於四個月後，他們暗殺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Wilhelm von Mirbach），試圖逼迫德國人重新開始進攻。他們利用革命秘密警察（契卡）的正式成員身份進入德國大使館。

「這次政變之後，還發生了在莫斯科企圖奪取政權，並在各省區中心發生叛亂等事件……著名的左翼社會革命黨恐怖分子薩文柯夫（Boris Savinkov）後來聲稱是這些叛亂的組織者，並受法國駐莫斯科的武官提供資金資助。當盟軍在摩爾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時，當捷克軍團開始公開對抗布爾什維克時，當戰爭的威脅正在四面八方逼近的時候，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叛國行為……（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措辭謹慎的決議，大意是「只要左翼社會革命的某些部分與試圖通過謀殺米爾巴赫和起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將俄國卷入戰爭的企圖聯系在一起，這些組織就不能在工農代表蘇維埃中占有一席之地」。[12]

1918年5月，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公開主張在英法帝國主義的幫助下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並恢復議會民主。社會革命黨的這次號召導致他們被排除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之外，並建議地方蘇維埃也將他們排除在外。孟什維克也采取了類似的立場。在內戰中，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都與帝國主義軍隊和沙皇政權的反動白人將軍並肩作戰，由此造成的死亡和經濟破壞遠遠超過這一時期布爾什維克的任何鎮壓活動。

但不能誇大布爾什維克被迫使用的鎮壓手段。盡管頒布法令禁止那些公開宣揚反對工人政府的政黨和報紙，但大多數政黨和報紙，從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到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仍在繼續運作。

「黨在革命一周年前夕舉行的全俄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是第一次出現幾乎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大會……它立即批准了所謂的『大赦’，下令釋放所有「因打擊反革命而被機關拘留」的人，除非對他們提出明確的反革命活動指控。」[13]

這次代表大會還賦予全體公民對國家官員提出上訴的權利，並賦予地方蘇維埃更多的權力來反對全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代表大會還尋求與孟什維克和解，孟什維克大約在同一時間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接受十月革命，「停止與敵對階級合作」。在這一點的基礎上，即1918年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被允許活動和參選加入蘇維埃以及發表他們的論文等等。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即內戰期間），這兩個政黨公開活動並當選為蘇維埃成員。然而，他們時不時地會重新支持反革命，導致他們的辦公室被搜查，他們的報紙被沒收等。

我們不能忘記，在這一切活動背後，正在進行一場極其殘酷的內戰，蘇維埃俄國被西方帝國主義封鎖。至少可以說，在這些條件中實踐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這就像是自由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抱有的期望）是極其困難的。然而，盡管偶爾會禁止或鎮壓其他政黨，但工人仍可以自由經營他們的工廠，選舉蘇維埃代表，並有機會獲得私有制迄今為止不可能准許獲得的大規模通訊和集會手段。

工人控制

布爾什維克以實行「民主集中制」而聞名。這引發了很多爭議，主要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引起的。他們將其描述為獨特的中央集權主義或獨裁主義。實際上，民主集中制只是工人民主的一般原則。工人罷工的決定是經過自由辯論和投票後作出的，這是民主的第一步。然而，一旦做出罷工決定，就必須強有力地集中，換句話說，投票反對的人不能「選擇退出」。如果所有的工人都可以為所欲為，那麼罷工或組建工會就不具備意義。必須對任何可能止步不前的人施加權威，否則罷工將失敗。這就是集中制，民主的第二步。

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府意味著工人有充分的自由參與討論、參加蘇維埃選舉和掌握工作場所的權利。但這一過程必須有一個總體的政治方向和國家經濟計劃，工人控制下的所有工作場所都必須服從於這個總體政治方向和國家經濟計劃。

有許多關於工人控制的天真想法，反映了左翼無政府主義或工團主義的影響。工人的控制被認為意味著每個工作場所都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說自主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工作。無政府主義者強調需要一個聯邦制體制，而不是集中制體制。對他們來說，將權力強加給這個或那個工廠或行業是對工人民主的侵犯。在革命初期，人們曾就國家應該如何集中或聯邦化展開辯論。一個被稱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組織，由中央委員會中傑出的布爾什維克（包括布哈林）組成，主張給予當地工人更多的自治權，完全不使用來自舊體制的專家，然而這場辯論因內戰的緊急情況而中斷。

列寧掌權後立即頒布了以下法令，敦促工人控制他們的工廠：

1) 「在工人和職員（共計）人數不少於5人，或年周轉額不少於1萬盧布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等企業中，對一切產品和原材料的生產、儲藏和買賣事宜應實行工人監督。

2) 企業較小，可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工人監督者，則直接實行，否則，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實行，代表應立即在全體大會上選出，作出選舉記錄，並將當選人名單報告政府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3) 非經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許可，絕對禁止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或生產部門（參看第7條）停工，以及對生產進度作任何改變。

4) 一切賬簿和文據，以及一切倉庫和庫存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等，應毫無例外，一律對選出的代表公開。

5) 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所作的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只有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有權加以撤銷。

6) 在一切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裡，一切企業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職員選出實行工人監督的代表，均應對國家負責，維持嚴格的秩序和紀律，並保護財產。凡玩忽職守、隱瞞存貨和報表等等者，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判處5年以下的徒刑。

7) 凡為國防服務以及與生產人民大眾生活必需品有關的企業，都是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

8) 工人監督細則，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以及職員委員會代表會議的代表聯席會議制定。」[14]

當時還商定，政委（相當於部長）的工資將為500盧布，大致相當於一名熟練工人。列寧上面提到的工人民主政體的四項原則正在付諸實踐！工人法庭的建立是為了將司法系統從舊的特權國家官僚機構手中解放出來。

布爾什維克以其實行「民主集中制」而聞名。由此引發了很多爭議，但民主集中制只是工人民主的一般原則。//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當然，這些法令本身只是紙上的文字——盡管工人確實接管了他們的工作場所，且這項政策成功地粉碎了資產階級國家，而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資產階級管理是必要的。但真正的管理、有效的控制和計劃，在實踐中只有在一定的技術、教育、時間和物質文化條件的成熟程度下才能實現。

在俄國，最初的計劃是（僅僅）讓資產階級掌握所有權，同時工人的控制權意味著對雇佣和解雇、工資等的控制。托洛茨基對此作了解釋：

「[通過控制]，我們將確保工廠的運行不是從追求利潤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我們不會允許資本家通過關閉工廠來迫使工人屈服或因為沒有帶來利潤就停產。如果這個工廠正在生產經濟上的必需品，那它就必須保持運行。如果資本家放棄了它，那他就會完全失去它，因為由工人選擇的委員會將會接手……

同樣「控制」還意味著公司的賬簿和信件將向公眾公開，因此不再有工業秘密。如果該公司發現更好的流程或設備，它將被傳達給同一行業的所有其他公司，這樣公眾就能從發現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目前，這些信息是被這些公司出於利潤動機而隱藏起來的，這導致相關商品多年來一直處於不必要的稀缺和高價……

『控制』也意味著主要必需品的數量有限，如煤、石油、鐵、鋼等，將分配給需要它們的不同工廠，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它們的社會效用……

（這將不會）根據資本家相互競標，而是基於全面而仔細收集的統計數據。」

正如你所看到的，十月份授予工人的這種權力是過渡性的。當時人們認為工人們缺乏時間和專業知識來突然控制經濟，所以讓資產階級繼續作為所有者。但是，以上述方式給予工人控制權，顯然與讓資產階級及其管理者掌權是矛盾的，因為他們只想謀取私利，不會容忍工人的加入和社會的更大需求。於是在工作場所形成了一種雙重權力的局面。

實際上，內戰迫使布爾什維克發動進攻，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使後者無法通過停止生產來破壞新政權。

工人控制中的問題（上）

在這個時候，授予工人控制權贏得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的支持，它所造成的局面確實接近於完全的無政府狀態！正如我們所說，工人在實踐中的控制取決於真實的經濟、技術、教育條件，以及時間和文化水平。在俄國，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實際上，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1918年初對於工人控制的幻想非常混亂——經濟正在瓦解。

當時的一位工人領袖解釋了這個問題：「工人的控制變成了在一個企業實現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企圖，但實際上導致工人之間的衝突，以及對彼此提供的燃料、金屬等的拒絕。」[15]

在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有些工人進行偷竊。一些工廠被工人們剝奪了資產。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行業，或供應短缺和高需求商品的行業，工人有時會和老業主合謀，推遲生產，以獲取更高的價格。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在莫斯科的一家紐扣廠，工人們驅逐了以前的管理人員，結果發現他們缺乏管理的技術訣竅，於是懇求他們回去！

這不是反對工人控制的論點。產生這些問題一方面是工人們早期缺乏經驗，對他們新獲得的權力感到興奮而又不能完全適應。另一方面是俄國在三年令人筋疲力盡的戰爭後所遭受的嚴重短缺和經濟混亂。沒有人知道是否存在生產原材料，或者是否存在運輸工具來運輸他們工廠的產品，每個人都面臨嚴重的飢餓和貧困；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極其短視的絕望行為，比如資產剝離。

內戰的絕望條件使工人民主的建立變得極其困難。//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工人的全面控制也存在政治障礙。盡管布爾什維克暴動得到了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積極支持，但自然也有少數人抵制這一變化。例如，電報局的工作人員拒絕處理新政府的通信，因為他們是勞動力中相對特權的一部分，從未被視為工人階級。正如約翰·裡德在其經典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描述的，新的工人政府試圖說服他們重返工作崗位。

「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小維什尼亞克，試圖說服女孩們留下來。他非常有禮貌。他說，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電話系統由市杜馬控制。你一個月掙六十盧布，還得工作十個小時以上……從現在開始，一切都會改變。政府打算將電話置於郵電部的控制之下。你的工資將立即提高到一百五十盧布，你的工作時間將減少。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你們應該感到高興……」[16]

但後來他們被切斷了聯系。同樣，被稱為「維克熱爾」（全俄羅斯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的鐵路工人工會領導層也處於孟什維克的控制之下，他們是保守派，經常通過停運列車來威脅政府以圖生存，只有少數工人階級把革命當作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政府會希望說服這個落後的少數工人階級與整個工人階級和諧共處，但這並不能得到保證，而且客觀環境越困難，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就越傾向於把自己的階層利益放在第一位。

維克多•塞爾日(Victor Serge)引用了布爾什維克的一句話，生動地描述了1918年工人控制面臨的巨大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要讓市政府各部門重新運轉起來，難上加難。全體工作人員無一例外地罷工，包括醫生、教師和工程師；抵制他們的工作；新官員的破壞行為，以及向體力勞動者支付正常工資的需要（莫斯科的文職和軍事管理部門雇用了超過20萬名體力勞動者）；為數萬名難民提供食物的需要，以及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供水、排污、電車、屠宰場、煤氣和電力服務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和武裝分子必須立即面對的問題，他們在這些問題上毫無經驗可言，除了自己的智慧之外，他們一無所有。」[17]

工人政府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該怎麼辦？政府和布爾什維克黨內部確實存在許多分歧，這經常涉及上述左翼共產主義派別。1918年3月，列寧在蘇聯行政會議上回應了左翼對政府依賴中央權威的批評：

「當我聽到成千上萬的抱怨，當這個國家出現飢荒，當你看到並知道這些抱怨是正確的，當我們有面包卻無法運輸（因為保守的鐵路工會維克熱爾拒絕這樣做，事實上它剛剛威脅要切斷彼得格勒的所有供應），當我們遭遇左翼共產黨人對我們的鐵路法令等措施的嘲笑和抗議時……（列寧以蔑視的姿態打斷了談話）。」[18]

只能執行從上面否決工人控制的規定，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無政府主義者抱怨這種「一人管理」（相對於集體管理），但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社會主義意味著計劃

此外，即使在最理想的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民主政體，乃至整個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情況。工人的控制不服從整體計劃，實際上只是一種合作資本主義制度，每個工作場所都在市場無政府狀態和追逐利潤的基礎上，而不是社會需求的基礎上，以民主的方式作出決定。社會主義意味著全社會努力滿足需要的全面協調。只有取得這樣的成就，才能使群眾的生活獲得真正的自由，使他們擺脫貧困、長時間工作、爭奪稀缺資源等等。

托洛茨基解釋了這一事實：

「不，工人不會完全控制他們的工作場所。他們將受到由工人代表組成的地方委員會制定的政策的約束……並且他們的自由裁量權範圍將依次受到中央政府各部門為每個工業階層制定的法規的限制。

克魯泡特金的公社主義將在以農業和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簡單社會中起作用，但它根本不適合現代工業社會的情況。頓涅茨盆地的煤炭遍布俄國，在各種工業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現在，你不明白如果該地區的組織能隨心所欲地處理煤礦，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占領整個俄國嗎？在達到地方工業專業化的社會中，各個地方的完全獨立將導致無盡的摩擦和困難。它甚至可能引發內戰。克魯泡特金想到的是60年前的俄國，他年輕時的俄國。」[19]

我們所說的「工人控制」是指當地工作場所對雇佣和解雇的控制，對經理人選舉的控制，以及對當地蘇維埃和其他起草經濟計劃的機構選舉代表的權利。但總體規劃一旦制定出來，就必須優先考慮。一個特定的工作場所不能選擇退出，盡管它可以自由地批評該計劃並參與起草。

最高經濟委員會最初在俄國成立，是與政治蘇維埃並立的最高經濟蘇維埃，計劃每月舉行一次會議。其職權範圍是「管理和組織所有生產和分配，並管理共和國的所有企業」。它由政治蘇維埃執行部門的10名成員，地區工廠的20名成員和工會的30名成員組成。它主要通過向國有化工業提供信貸來執行該計劃。

在最高經濟委員會的領導下，每個行業都由一個負責執行總體計劃和組織國有化行業的「分支機構」來管理。分支機構的部門由10%的前雇主、9%的技術人員、38%的政府官員和43%的工人或他們的代表組成。

工人控制中的問題（下）

但在內戰的情況下，這些機構通常不會每月舉行一次會議。最高經濟委員會和分支機構過於傾向於集中制，有效指揮決策的同志越來越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內戰的迫切需要。必須在瞬間作出決定。傳達下來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經濟和組織上的混亂，再加上內戰，意味著一切都是不穩定的，因此，在大型會議上制定的計劃不斷地被小型團體改變。在提高生產力的壓力上存在衝突——例如，一些生產力低下的工廠需要關閉，引發罷工，政府和一些工人代表之間存在衝突——這是在惡劣條件下實行工人控制十分困難的另一個例證。這種代表中央的總體規劃與當地工人之間衝突的趨勢，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過度集權。

同樣的壓力也施加到了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個主權機構身上。在內戰期間，它沒有能夠滿足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的必要條件，而是設法每年只召開一次會議。在一個被殘酷的內戰破壞的國家裡，每年只召開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從全國範圍內選出並運送數百名工人代表前來參加會議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許多可能當選為工人代表的人正在前線作戰。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孤立落後的國家裡發生革命的客觀壓力，這甚至最終摧毀了建設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工人民主政體，蘇維埃逐漸衰落。工人們不再集體管理他們自己的體制，而是越來越多地由專業的官僚來負責：

「無可爭辯的是，這些早期的蘇維埃官僚通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官僚階級的前成員，他帶來了舊俄國官僚的許多傳統。但這些團體提供了一點知識和技術技能，沒有這些知識和技能，政權就無法生存。」[20]

僅僅授予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控制權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先進國家革命的幫助，物質條件實在太貧窮，無法實現真正的工人民主。//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工人控制不是一個抽像的問題。它不能歸結為紙面上的規定，也不僅僅是一種權利。工人階級需要真正的物質力量來改變社會，結束資本主義下的無政府狀態、貧困和生活異化。為此，我們需要一支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隊伍，有時間參與工人民主。我們需要一個協調良好、生產力高的先進和綜合性產業，以滿足社會的所有需求。我們需要提高生產力，以便減少每周工作時間，讓工人有時間定期參與管理社會。簡單地賦予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控制權，離實現這些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只是萬裡長征的第一步。在俄國，物質條件太差，沒有發達國家革命的援助，根本無法達到目的。但這種援助從未出現過。

列寧不斷地試圖激發下層的積極性。內戰勝利後，共產黨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試圖在那段艱難歲月之後進行開放，鼓勵對其決策進行廣泛辯論，並鼓勵普通民眾控制中央機關。但不幸的是，這與大規模的經濟和農業危機以及飢荒同時發生（這導致了新經濟政策的出台），這一緊急情況中斷了所有民主化努力。

「如果列寧是出於實際需要而承認權力不斷高度集中的話，那麼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他曾對他的『直接民主』這一補救辦法喪失過信心：但是，他開始懂得，進展將比他起初所希望的更為緩慢，官僚主義的泥潭更難擺脫……1921年4月，人民委員會頒布了一項法令，其公開的動機是『保持蘇維埃機關同廣大群眾的聯系，活躍蘇維埃機構，並逐漸將其從官僚主義分子手中解放出來』。除其他事項外，該法令還試圖將勞動婦女和農婦納入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支部。」[21]

最後，俄國革命的客觀條件——孤立、貧窮、文盲和長時間工作——使得通過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運動從國家中清除特權官僚成為不可能。但是人民群眾和蘇維埃為此所作的努力是非常真實的，沒有白費，而且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深入得多。工人在俄國革命中展現的力量對全世界的革命者和工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和寶貴的教訓，對未來工人政府實現工人對生產的控制將是一個巨大的幫助。只有在現代工業的先進條件下，我們的努力才會完全成功。工人民主將再次實現，並將達到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虛假民主中無法想像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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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列寧全集》第33卷-告人民書（1917年11月5日〔18日〕）
[2]《列寧全集》第33卷-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文獻（1917年11月4日〔17日〕）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
[4]《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34頁
[5]《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35頁-我們的焦點
[6]同上-第136頁
[7]塞爾日《俄國革命第一年》-1992年-第273頁
[8]《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1918年3月）
[9]《列寧全集》第三十五卷—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10]同上
[11]同上塞爾日-第135頁
[12]同上-173-4頁
[13]同上，第6頁
[14]《列寧全集》-第33卷-工人監督條例草案（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15]《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第164頁
[16]《震撼世界的十天》約翰·裡德
[17]塞爾日-同上第90頁
[18]《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32》-第二卷-第395頁
[19]托洛茨基-《為俄國革命、工人控制和國有化辯護》
[20]《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187頁
[21]《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32》-第一卷-第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