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為《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中文版第4期內的主題文章，旨在從長剖析革命領導、革命黨和群眾運動之間的關係，借此提煉出致使革命成功的因素以及革命家們當下的任務。譯者：Affroins）

---

「人們並不樂於從事革命，就像不樂於從事戰爭一樣。但是，區別就在於在戰爭中逼迫手段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在革命中就不存在逼迫手段，如果不把形勢的逼迫計算在內的話。革命是在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時候才會發生。」 （托洛茨基， 《俄國革命史》 ，第 43 章，《起義的藝術》）

「一旦時機成熟，你們那裡的事業就會得到異常迅猛的發展，但在此以前，可能還要經歷不少時間。」 （恩格斯，1891 年 10 月 24 日）

「凡是存在的，都是應當滅亡的」

黑格爾解釋說，凡是存在的，都是應當滅亡的。也就是說，一切存在的事物在其自身中都包含著使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其也確實如此。長時間以來，資本主義似乎看起來一直都是存在著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去質疑現有的事態。它的制度看起來好像很穩固。即使是最嚴重的危機也最終被克服了，且似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但外表是具有欺騙性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往往會變為它們的對立面。在經歷了長期的政治停滯之後，過去幾年的事態發展代表了世界範圍內局勢的一種根本性的突破。

2008年的危機標志著整個形勢的一個急速轉折。實際上，資產階級永遠無法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我們當時指出，資產階級恢復經濟平衡的每一次嘗試，都只會破壞社會和政治的平衡。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資產階級為了解決這場危機采取了不顧一切的措施，花費了空前的巨額資金。

在2020 年病毒大流行使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時，他們在更高的等次上重復了這一點。其使他們能夠避免立即的崩潰。但這只不過是以創造新的和無法克服的矛盾為代價。而這些現在無處不在。

僅管資產階級事先一致認為國家不應該干預市場，但國家的巨額開支挽救了這一體制。但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錢不會從樹上長出來。使用不存在的巨額資金的這種大肆消費的結果便是堆積如山的巨額債務。而世界債務總額在現在已接近 300 萬億美元。

這在和平時期是沒有歷史先例的。的確，統治階級在二戰中花費了類似的巨額資金，並且這些資金在戰後長期的經濟回升中被清算。然而，這可能是由於特殊情況的串聯拼接，其在如今並不適用，並且在將來也不太可能重演。

債台高築的必然影響是通貨膨脹，現在商品、燃料、天然氣和電力價格的上漲打擊了窮人。

一個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穩定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後果。哈薩克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一個警告。它們可以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任何時候重復發生。

當前的危機不僅是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其還具有社會和政治的性質，甚至是道德和心理方面的特征。而它的特點是所有國家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不穩定。

資本主義體制經歷了3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所有嚴肅的資本的戰略家都承認這一點。除此之外，僅管資產階級提出了主張，但依舊有數百萬人因病毒大流行而喪生，且其現在還仍然沒有被克服。

從這些事實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存在。這是完全正確的。從一般意義上說，長期以來將會一直如此。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不會只止步於概括性的闡述。

僅僅重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的一般性陳述是不夠的。人們必須知道如何解釋為什麼這是正確的。黑格爾指出，科學的任務不是積累大量的細節，而是獲得理性的洞察力。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

在左派內部，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引用無窮無盡的經濟統計數據的清單，這些數據是很容易在資產階級報刊上所能閱讀到的。然後在最後，他們總是得出一個結論，即「社會主義是答案」或類似的話。這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但它是一個不根植於事實和狀況的結論，因此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有效性。這種機械式的方法僅僅表明了精神上的懶惰，並會讓那些以前聽過它的人產生厭煩和不耐煩的反應。

抽像的表述和圖式將無助於我們理解現在所正在經歷的階段的具體現實，僅僅重復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一般口號也不會幫助我們，這些口號僅僅因為重復的事實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相關性，並逐漸淪為空洞且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

我們必須緊跟著情況在每個階段的具體發展。且我們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其也肯定是在很多人的腦海中所存在著的：你們馬克思主義者說資本主義體制正處於危機之中，並且這顯然是事實。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生革命呢？

這個問題可能看起來很幼稚。但它比你想像的更需要去認真對待。且它值得仔細考慮。說實話，即使是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也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如果危機在現在已經如此深刻的話，那為什麼群眾還沒有起來呢？

我指的是那些所謂的運動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一種對思想和理論極度蔑視的態度，他們想像著像無頭的雞一樣到處亂跑，喊著革命，想要以某種方式去引爆群眾。

我清楚地記得 1968 年在巴黎的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學生領袖，而現在我看到了他們：大腹便便、自滿的資產階級，他們通常嘲笑著革命者，並暗示著對自己的過去的唾棄。我承認這種轉變對我來說並不意外。 1968年5月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了。他們當時什麼都不懂，而現在更不懂了。

這些「運動家」對群眾缺乏耐心，當他們不斷重復著空洞的「革命」的口號時——就像是疲憊的老牧師喃喃自言的咒語——而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時，他們就會責怪工人階級，變得士氣低落並陷於不活動的狀態。盲目的激進主義和無能為力的冷漠只是一體的兩面。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是將溫度計放在工人階級的嘴下，試圖確定它何時準備好行動。這樣的溫度計從未存在過，也永遠不會存在。急躁並不能使事情的發展變得更加迅速。

情況對你來說進展太慢了嗎？好吧，我們都希望它發展得更快一點。但這些事情需要時間，急躁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且沒有捷徑！托洛茨基警告說，試圖在你沒有播種的地方收割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錯誤，無論是極左還是機會主義。嗓門不夠大卻還試著以咆哮來吸引群眾注意的人，最終只會讓自己喉嚨沙啞，甚至完全失音。

但是，如果看了這篇短文，你真的要堅持知道工人什麼時候會動起來推翻資本主義體制，我願意給你一個非常准確的答案。

人們準備好後就會行動了，分秒不差。

地質學和社會學

人們會問「為什麼沒有革命」這個問題，這一事實表明的不僅僅是困惑。它也暴露了對革命的基本規律和群眾獲得意識的方式的完全無知。其既不是自動的，也不是機械的，而且，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這兩者是密切相關的。

讓我們一如既往地從基本原則開始。辯證法告訴我們，社會和地質之間有著密切的平行關係。我們的感官證據告訴我們，我們腳下的大地似乎是堅固的（俗話說「穩如磐石」 ）。但地質學告訴我們，岩石絕不是穩定的，我們腳下的地面是不斷發生著變化的。

從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是平靜而令人欣慰的堅固。但在地表之下，有一片由沸騰的液態岩石所組成的廣闊海洋，難以想像的溫度和壓力正在尋找地球表面的薄弱點。最終，來自下方的主要壓力逐漸增大，直至屏障被打破，在這一刻岩漿終於在劇烈的爆炸中突破到地表，實現了在火山噴發中被壓抑的巨大力量。

在這裡，我們與人類社會進行了非常精准的類比。從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靜，只是偶爾會受到震動的干擾，而這些震動會過去，讓現狀或多或少地不受干擾。現狀的捍衛者允許自己被一切都很好的這種想法所欺騙。但在表面之下，有不滿、苦澀、怨恨和憤怒，它們正在慢慢積累，直至達到不可避免的社會地震的臨界點。

這種變化發生的確切時間點是無法預測的，就像不可能精確預測地震一樣，僅管現代科學技術取得了所有進步。科學告訴我們，舊金山市是建立在地殼斷層上的，即聖安德烈亞斯斷層(San Andreas Fault)。而這就意味著，那個城市遲早會遭受災難性的地震。

雖然沒有人知道這會在什麼時候發生，但這是非常確定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資產階級及其雇佣的戰略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最不期望的時候，革命的爆發就會發生。

托洛茨基用 「革命的分子性過程」，一個非常形像的短語來指代這種過程，它在工人的頭腦中以不間斷的方式進行著。然而，由於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影響社會的總體的政治面貌，所以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之外，誰都沒有注意到它。

但並不是每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的。我們在1968年5月的法國看到了這種情況，當時像曼德爾(Mandel)那種無知的宗派主義者將法國工人完全抹黑為「資產階級化」和「美國化」。不到400萬的工人是工會成員，但有1000萬的工人在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革命總罷工中占領了工廠。然而，這樣的爆炸能否帶來一場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

1968年，法國工人奪取了政權。戴高樂總統告訴美國大使：「我們都玩完了。共產黨過幾天後就會掌權。」而這則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它沒有發生，那麼錯誤不在於竭盡全力進行革命的工人階級，而在於領導層。這是我們稍後會回來闡述的中心問題。

成功革命的條件

為了成功，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定的條件。這些都有客觀和主觀的特征。

僅僅經濟危機的事實——就其本身而言——不足以引發一場革命。生活水平也不會下降。托洛茨基曾經說過，如果貧困是革命的原因，那麼群眾將永遠處於反抗狀態。

一些宗派主義者表現得好像群眾確實處於永久的反抗狀態，隨時準備進行革命。但事實並非如此。資本主義體制深陷危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無需論證。然而，大眾如何看待這一事實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數年、數十年積累的錯覺不會輕易消除。需要一系列深刻的衝擊來破壞現有的平衡。

誠然，客觀地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僅存在，而且已經成熟了一段時間。事實上，它們有些過熟了。但人類歷史是由男人和女人的行為所創造的。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知道人類意識一般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極其保守的。人類的思想極其厭惡任何形式的改變。

這是我們從遙遠的過去所繼承下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自衛心理機制，它早已從我們的記憶中抹去，但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是一條植根於自我保護願望的法則。

結果，群眾的意識總是傾向滯後於事件，而且這種滯後可能是相當大的，它受制於以前的全部經驗。這是我們在分析當前形勢時所必須時刻牢記的事實。

有句傳聞是來自中國的一句句老話告訴我們，出生在亂世是最大的不幸。當腳下的大地開始搖晃；當古老的寺廟和宮殿倒塌時——那是一開始最令人不安的經歷。

人們會到處跑，試圖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舊的道路中，是找不到安全的地方的。因此，必須摒棄舊的道路，尋找新的道路。深刻的衝擊已經開始動搖人們對現有社會的信心。

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大多數人在他們出生和在大部分時間生活的這個世界中的熟悉的環境裡會感到更安全和更舒適。即使在不景氣的時候，他們也會頑固地相信明天會更好，「正常的時代」最終是會回歸的。

而當革命者指出革命的必要性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搖頭說：「我認識的魔鬼總比不認識的魔鬼要好一些。」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反應。革命是黑暗中的一次飛躍，誰知道會把他們帶到哪裡？

慣性的力量

統治階級手中握有非常強大的武器來捍衛其財富和權力：國家、軍隊、警察、司法機構、監獄、媒體和整個教育系統。但其武器庫中最強大的武器並不是這些東西。它是常規的力量，是力學中慣性力的社會等價物。

慣性力是適用於所有物體的眾所周知的定律，它規定它們將始終保持在其狀態，無論是靜止還是運動，除非引入某種外部原因使它們改變這種狀態，此時這一節點它被稱為阻力或行動。而同樣的法則也適用於社會。

資本主義孕育了人們終生的服從習慣，這些習慣很容易從學校轉移到工廠生產線，再轉移到軍營。

傳統和日常生活的沉重負擔掛在人們的大腦上，迫使他們服從它的判斷。這意味著群眾，至少在第一時間，總是會走阻力最小的道路。但最終，重大事件的重擊將迫使他們開始質疑影響他們一生思想的價值觀、道德、宗教和信仰。

需要重大事件才能使群眾擺脫這種毀滅思想的常規，迫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真實立場，質疑他們認為不容置疑的舊信念，並得出革命性的結論。這不可避免地需要時間。但在革命過程中，群眾的意識一旦受到了巨大的推動力。它便可以在 24 小時的時間內完全轉化。

我們在每次罷工中都看到了相同的過程。當一些最落後、最保守的工人突然轉變為最活躍、最有活力的激進分子時，最先進的工人常常會對此感到驚訝。

罷工只是革命的縮影。在任何罷工中，領導層的重要性在意識的發展過程中都至關重要。很多時候，一個激進分子在群眾大會上的一次大膽演講就可能意味著罷工的成敗。而這將我們帶到了中心問題。

歷史的主觀因素

自發的群眾革命運動揭示了群眾的巨大力量。但只是作為一種潛在的力量，而不是實際的力量。在沒有主觀因素的情況下，即使是最激烈的群眾運動也無法解決階級中最重要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必須明白，社會主義革命同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有根本區別的。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社會主義革命需要工人階級的自覺運動，工人階級不僅要掌握國家權力的韁繩，而且要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控制生產力。

通過工人控制工廠的機制，它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鋪平了道路。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根本不是這樣的，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需要任何計劃或有意識的干預。

資本主義是歷史上自發產生的，是封建制度下生產力演化的結果。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理論，就其存在而言，只是對新生資產階級及其價值觀、宗教和道德要求的無意識反映。

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爾文主義）與新生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之間的密切關係被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詳盡地揭示了出來，僅管作為一個唯心主義者，他把這種關係顛倒了。

一個世紀後，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在理論上為法國大革命奠定了基礎，大革命大膽地宣告了理性的統治，而其在實踐中則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不用說，無論是早期的宗教裝束，還是後來披上的華麗理性外衣，其主導思想都沒有真正代表資產階級粗暴的、唯物主義的、貪財的利益。相反，這些偽裝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它是動員人民群眾在未來主人的旗幟下反抗舊秩序的一種手段。

在這些理論沒有充分反映（甚至違背）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時候，它們就會被毫不客氣地拋棄，取而代之的則是更適合新社會體制的其他思想。

在英國革命(English Revolution)初期，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不得不將資產階級分子推向一邊，以依靠最革命的平民和半無產階級分子完成對舊的君主制秩序的推翻。他代表在地球上的上帝的王國，以喚醒群眾。

但完成這一任務後，他便轉過頭打擊左翼，鎮壓平權派（Levellers），為資產階級反革命打開了大門，其與國王達成了妥協，然後進行了所謂的 1688 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清教徒的舊觀念被拋棄，他們被迫移民到新大陸(New World)的海岸去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

在法國大革命中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過程，雅各賓派的革命專政以巴黎無褲黨(Parisian Sans-culottes)的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支持為基礎，其首先被熱月反動派和督政府所推翻了，緊隨而來的是領事館和拿破侖·波拿巴的獨裁統治，最後在滑鐵盧戰役後由波旁王朝復辟。法國資產階級的最後勝利是在 1830 年革命和 1848 年無產階級的革命失敗之後才得到保證的。

俄國革命

主觀因素的關鍵作用在俄國革命中表現得非常清楚。列寧在 1902 年寫道：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機會主義的時髦宣傳密切融合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 （列寧，《怎麼辦？》)

他還補充說，「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同上）

而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並非如此，原因我們已經說過了。但正如我們在 1917 年看到的那樣，這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絕對必要的。

二月革命是在沒有任何自覺的革命領導的情況下發生的。工人和士兵（穿制服的農民）表明他們足夠強大，足以成功推翻統治俄羅斯幾個世紀的沙皇政權。然而，他們並沒有將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的雙重權力(the Dual Power)流產了，其一直持續到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的蘇維埃最終於11月掌權之前。^[1]

為什麼工人們沒有在二月份掌權呢？當然，人們可以用各種「聰明」的論據來回答這個問題。甚至一些布爾什維克也斷言，原因在於無產階級必須遵守「歷史階段的鐵律」，不能「跳過二月」 ，必須「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 。實際上，這些人試圖通過訴諸「客觀因素」來掩蓋自己的懦弱、困惑和無能。對這些人，列寧輕蔑地回答道：

「為什麼沒有掌握政權？斯切克洛夫說因為這個，因為那個。這都是胡說。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這一點應當承認；物質力量雖然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但是資產階級卻是自覺的和有準備的。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須公開地、坦率地承認這個事實，並且向人民說明，沒有掌握政權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和沒有覺悟」 （列寧，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我的重點。）

說得清楚一點：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事實上，如果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兩個人的存在——十月革命就永遠不會發生，它會被阻止並被反革命和法西斯政權在俄國的先行成立而告終。

換句話說，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是一個事實——將僅僅作為一種潛力存在。而這永遠不夠。這就是歷史中主觀因素的巨大重要性。

中心崩潰

今天的整個局勢都隱含著革命性的劇變。無論有沒有革命政黨，它們都會像夜晚過後就是白天一樣發生。但是在階級之間的戰爭中，就像在國家之間的戰爭中一樣，優秀的將軍的重要性是決定性的因素。而這就是問題所在。

群眾正在努力尋找擺脫這場噩夢的方法。他們接二連三地看著一個黨和一個領導人，一個個地丟進歷史的垃圾箱。這解釋了當前各國政治生活的極端不穩定。政治鐘擺劇烈地向右擺動，然後又向左擺動著。

主要的受害者是那個特殊的一類人，中間派。這引起了資本戰略家的嚴重關注，因為中間派代表了一種平衡左右極端並中和它們的支點。這是一個模糊的景觀，所有清晰的分界線都被模糊到無效的地步，空洞的言辭和模糊的承諾冒充了真正的硬幣，或者至少是可以在某些未來（未指定）的日期中被贖回的債卷。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中央在美國由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個政黨代表，而在英國則由工黨和保守黨代表，它們或多或少難以區分。但這一切都有物質基礎。

在戰後時期，當資本主義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時，英國工黨和歐洲各大社會民主黨進行了重要的改革，例如英國的免費國民醫療服務。而那個時期早已成為了歷史。

如今，統治階級甚至不能讓舊的征服繼續下去，更不用說進行新的改良了。舊的確定性已經消失，舊的穩定性也隨之消失。到處都是動蕩和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改良主義的危機。

改良主義「左派」的作用

改良主義的危機和史達林主義的崩潰意味著左翼出現了真空。既然大自然厭惡真空，那它就必須填補它。由於馬克思主義趨勢缺乏填充它的力量，那這個空間就將被左翼改良主義者所占據了。

由於我們在這裡無法處理的歷史原因，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力量頓時嚴重弱化。鑒於主觀因素的弱點，當群眾覺醒政治生活時，不可避免地會轉向現有的組織和知名領導人，特別是那些有「左派」的資歷的人。

因此，當前時期我們將看到左翼改良主義甚至中派（譯者注：即在革命主義和左派改良主義之間的）傾向的興起。但這些也將受到群眾的考驗，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它們只是短暫的。

認識到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趨勢就必須對左派采取靈活的態度，在他們準備與右翼改良派作鬥爭時給予支持，但當他們在資產階級公共輿論和右翼叛徒的壓力下動搖、做出不可接受的讓步和退卻時，往往就要批評他們。

實現社會根本變革的願望不能僅限於對計劃和觀點的清晰理解。它還涉及意志力的要素，即權力意志：即有意識地去贏、去征服、掃除一切障礙並且改變社會。

反過來，這必須基於對未來的願景和對工人階級改變社會能力的完全信心。但左翼改良派兩者都沒有。因此，他們便不斷回避著中心目標。

他們推諉、拖延、尋求妥協，而這只是投降的另一種說法，因為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尋求妥協，在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之間架起橋梁，就是企圖畫方為圓。懷疑、模棱兩可和優柔寡斷是他們的內在本質。失敗主義深深地植根於他們的靈魂和心靈。

當然，他們不能承認這一點，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是如此。相反，他們說服自己，即他們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且任何其他道路都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災難。他們找到一千個欺騙自己的理由，並且如此確信著，他們更有能力去欺騙其他的人。

在許多情況下，左派都是誠實的人。是的，他們完全相信他們的論點是公正的。一個真誠的左翼改良主義者比一個不真誠的左翼改革者造成的傷害要大得多。他們的背叛不是故意的或有意識的。群眾把他們全部的信任全都寄托在了他們身上，因此也就會被更加肯定地被帶入失敗的邊緣。

馬爾托夫無疑是一個非常誠實和真誠的人，也是一個非常能干和聰明的人。然而，他在俄國革命的命運中卻扮演了非常消極的角色。

希臘的案例

在1930年代的這個風雨飄搖的時期，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組織正處於騷動狀態。 1929 年華爾街崩盤之後的經濟危機、由此導致的大規模失業以及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產生了被馬克思主義者稱為「中間派」的現像，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對於在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散布著的不同的趨勢和群體的大多數人的通稱」。

然而，在現階段，社會革命運動並沒有像1930年代那樣普遍地反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隊伍中。像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希臘的激進左派聯盟(SYRIZA)等運動，以及在較小程度上， 法國梅朗雄(Melenchon)背後的運動，也部分反映了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但他們都有一個非常混亂的政治立場，且其只是 1930 年代中間派潮流的蒼白反映。

以希臘為例，在極端社會危機的情況下，從史達林共產黨(KKE)的右翼分裂中出現的一個小的左翼政黨，激進左派聯盟(SYRIZA)迅速成長，以犧牲了傳統的群眾改良主義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為代價，在群眾眼中，基本上是名譽掃地。而激進左派聯盟則於 2015 年 1 月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右翼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而上台。

2008年危機後，希臘在破產邊緣搖搖欲墜。它是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提出救助希臘，但代價則是實施殘酷的緊縮措施。這引發了群眾反對撙節緊縮的大規模運動。與新民主黨和泛希社會黨政府不同的是，激進左翼聯盟承諾結束撙節緊縮政策。但在資本主義危機的基礎上，這是不可能的。

歐洲老板認為這是一種威脅。他們不得不粉碎激進左派聯盟，以此作為對其他人的警告，比如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其可能會想效仿它。他們決心不擇手段地破壞和摧毀左翼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舉行全民公決，動員群眾支持政府，反對撙節緊縮政策，是絕對正確的。

歐盟領導人提出的救助條件在 2015 年 7 月 5 日的公投中被果斷拒絕，當時 61% 的人投了反對票。鑒於這個響亮的結果，誰敢懷疑希臘工人階級的鬥志？不僅工人，而且每一階層的人口都被動員起來戰鬥了。每一層，除了那些應該領導的那一層。

如果齊普拉斯(Tsipras)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他本可以利用這場運動來改變社會，號召工人占領銀行和工廠。希臘人民會準備好接受苦難，就像俄羅斯工人在 1917 年革命後準備接受它一樣。

一項以國際主義呼籲為後盾的革命政策將對歐洲其他地區和世界的工人產生令人振奮的影響。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和其他地方的群眾會熱情地響應希臘陷入困境的人民呼籲國際團結的呼籲。示威和罷工將接踵而至，迫使銀行家和資本家采取守勢，並為各地革命的可能性敞開大門。

問題直接被提出來了：要麼戰鬥到底，要麼遭受可恥的失敗。但左翼改良派從來沒有戰鬥到最後。他們總是尋找阻力最小的道路，尋求與統治階級妥協。激進左派聯盟的談判代表試圖玩文字游戲、推諉、並提供什麼也解決不了的半途而廢的解決方案。但與他們相對的那一邊對妥協不感興趣。

最終，歐洲資產階級稱他們不過是虛張聲勢。面對戰鬥或投降的明確選擇，齊普拉斯選擇了後者。他接受的條件遠比在公投中被希臘人民堅決拒絕的條件苛刻得多。在背叛過後，齊普拉斯和他的團隊盲目地接受了布魯塞爾和柏林的指令。一陣憤怒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幻滅和絕望。

這就是左翼改良主義混亂的必然結果。

「我們能」黨

在西班牙，「我們能」黨與激進左派聯盟一樣，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一支群眾力量，其反映了尋求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群眾渴望改變的強烈願望。

「我們能」黨的主要領導人受到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的影響。但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吸取其力量的教訓——也就是用大膽的革命信息來動員群眾的需要。

相反，他們只復制了玻利瓦爾運動最薄弱的一面：缺乏理論清晰度、模棱兩可的信息以及拒絕將革命進行到底。總之，他們復制了所有最終導致委內瑞拉革命沉船的消極特征。

「我們能」黨喚起了數百萬人的希望。由於其領導人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的激進言論，「我們能」黨從一個未知的構成變成了民意調查的第一名。但他們越接近掌權，伊格萊西亞斯和「我們能」黨的其他領導人就越柔和他們的信息。

他們沒有努力從左翼超越社會民主主義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而是滿足於接受部長職位作為與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政府的初級合伙人。他們沒有與資本主義徹底決裂，而是加入了一個將其主要任務視為管理西班牙資本主義危機的政府。

作為一些部長級職位的交換，今天被稱為西班牙左翼政治聯盟(Unidos Podemos)(UP)已成為政府的共同責任人，該政府派出防暴警察打擊加的斯(Cadiz)罷工的金屬工人，現在正在管理歐洲基金，而其則是附帶的撙節緊縮措施所隨附的。

結果，西班牙左翼政治聯盟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該黨一直處於危機之中，並失去了大部分活躍的基礎。它現在只是最初承諾的一個外殼。該運動固有的革命潛力已被揮霍，導致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普遍士氣低落。這就是左翼改良主義的邏輯結果。

科爾賓的教訓

左翼改良主義的最驚人的成功是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作為工黨領導人的選舉。這裡的主要觀點是，科爾賓利用了對體制和現狀的秘密的不滿情緒。他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領導層選舉中獲得了近60 % 的選票。突然，閘門打開了，成千上萬的新成員加入了他的政黨來支持他。他們已經準備好並願意與右翼作戰。

統治階級嚇壞了。工黨徹底轉型的條件已經具備。引入強制重選工黨議員、強制罷免越界議員補選以及鞏固議員權力的計劃都在考慮之中。右翼陷入了絕望。幾名布萊爾派的議員離開了該黨。

然而，右翼改良主義得到了統治階級和大眾媒體的支持，他們組織了一場針對科爾賓的惡毒運動，意圖迫使他辭職。結果是工黨內部爆發了內戰。但它卻有一個非常片面的特征。

在這種情況下，工黨的分裂似乎不可避免。布萊爾派顯然正在為此做準備。資本的戰略家已經得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但最終，這一切都沒有結果。科爾賓派被右路擊潰了。這是為什麼？當科爾賓在工黨的普通黨員中獲得大量支持時，這怎麼可能呢？而答案就在於左翼改良主義的本質。

最有害的角色就是親科爾賓的動量派(Momentum)的運動。這可能已成為數千名活動家的焦點。 動量派的大型會議正在該國的不同地區舉行，那裡表現出一種非常憤怒和激進的情緒。

但是右派表現出了左派明顯缺乏的所有決心。動量派的領導者對普通人的恐懼比對權利的恐懼更大。他們每一步都在抑制並破壞取消右翼工黨議員的競選活動，馬克思主義者從一開始就一直要求這樣做，並在普通民眾中得到廣泛支持。結果，基層黨員被迫在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的情況下與反動派對決。

但還有一個致命的因素是科爾賓本人所扮演的角色。左翼，從科爾賓本人開始，就不準備與議會工黨的右翼進行認真的鬥爭。動量派的領導人為他們的背叛辯護說：「我們推遲取消選舉，是因為傑裡米要求成員這樣做的。」

而借口則是「我們是為了維持黨內團結」。他們擔心與工黨(PLP)的右翼分裂。但是，如果要在不完全破壞左翼的收獲的情況下的話，那是絕對必要的。而這正是所發生的事情。

而右派知道他們的立場。他們奉行反對左派，特別是強烈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並準備不計後果地堅持到底。

不用說，當右翼開始進攻時，他們絲毫沒有表現出左翼的優柔寡斷的跡像。他們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利用資產階級媒體的一切力量對科爾賓進行誹謗和抹黑。最後，他們有效地驅逐了他，還有大量的左派。

自然，馬克思主義趨勢是主要目標。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被禁止，但由於其組織了一次非常有效的反擊，反而得到了很多支持。相比之下，左派則表現得很懦弱，他們拒絕反擊斯塔默能夠將其執行到底的政治迫害。

英國的危機

科爾賓的插曲一開始充滿了希望，但卻以一場可恥的潰敗告終。成千上萬的人厭惡地離開了黨，左派被徹底鎮壓了。科爾賓引發的巨大幻想已經讓位於工黨內部強烈的懷疑主義情緒。

隨著左翼的解體，現在的局勢正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 出於客觀和主觀原因，現在越來越清楚的是，英國是歐洲資本主義危機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果不是關鍵因素的話。從幾年前歐洲最穩定的國家來看，英國現在可能是最不穩定的國家。它現在是歐洲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

在政治層面上被擊敗的工人正在轉向工業戰線。工會開始激進化。約翰遜政府的危機必然導致其垮台。

未來，鐘擺無疑會回到左翼，尤其是如果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和布萊爾派所領導的工黨在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上台執政的話。這將暴露工黨內部的所有矛盾，其暫時被淹沒了，但未來卻可能會以報復的方式重新出現。

這將為馬克思主義趨勢開辟大量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成長的能力。而現在就有可能實現大幅度的增長。雖然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代表一個並不太多的因素，但 IMT 的英國支部擁有經驗豐富的幹部基礎，在青年中建立了強大的根據地，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和一份在勞工運動中廣為人知的報紙。

無論如何，我們的勢力比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在英國的部隊要強大得多，而且水平要高得多。只要使用正確的策略，那增長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情緒變化

當前的危機與過去的危機有著本質的不同——它具有深刻的國際性質。在過去的兩年裡，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一直在緩慢而堅定地得出結論。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之下，到處都是巨大的不滿。群眾被憤怒、忿恨、一種強烈的不公正感，尤其是沮喪——無法忍受的沮喪所控制。

他們很少把話說出來，只是小聲嘀咕，不能容忍目前的事態。而這種想法正在迅速普及就意味著，現有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在短期內，作為一項規則，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對既定秩序采取直接的行動。

但無論有沒有必要的領導，他們遲早都會采取行動，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例子。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在智利、蘇丹、緬甸、黎巴嫩、香港等地看到了強大的革命或革命前的運動。

這份名單的最新的增添上去的成員是今年年初哈薩克的群眾起義，該起義始於石油工人抗議燃油價格上漲。那是一個警告。導致起義的同樣壓力也存在於許多其他國家。

統治階級意識到了危險，資本的戰略家們對來年做出了悲觀的預測。有一段時間，工人的行動受到了冠狀病毒的阻礙。但是現在有跡像表明階級鬥爭正在復甦。飛漲的物價和下降的生活水平刺激了罷工的增加。

隨著統治階級在病毒大流行期間所表現出的犬儒主義、貪婪和利己主義的暴露無遺，民族團結那蠱惑人心的呼籲也遭到了質疑。一種不斷積累的幻滅和憤怒情緒現在正浮出水面。對現狀和現有政府和領導人的支持正在迅速下降。但這一切並不會自動導致一場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

托洛茨基曾經說過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工人本可以掌權，不是一次而是十次。但他也解釋說，如果沒有足夠的領導，那即使是最猛烈的罷工也解決不了問題。

長期的革命和反革命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與今天的現狀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重要的區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革命前的局勢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並且很快就會被革命或反革命（法西斯主義）方向的運動穩定下來。

但現在情況已不再如此。一方面，統治階級缺乏過去存在的群眾性反動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工人組織空前的墮落成為了一道堅固的屏障，阻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因此，當前的危機將長期存在。隨著潮起潮落，它可以持續數年，僅管無法准確地說出多長時間。

當我們說危機將長期拖延的時候，這根本不意味著它將是和平與安寧的。相反！我們進入了近代史上最動蕩不安的時期。這場危機將影響一個又一個國家。工人階級將有很多機會掌權。

局勢中蘊含著突發、急劇變化的可能，可以在24小時的空間內轉化。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們有可能陷入常規主義的危險，被動地使用相同的舊方法，而無法利用提供給我們的新機會。

在這樣的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表現出最高水平的能量、決心和戰術靈活性，並大膽地向正在走向革命方向的階級伸出援手。

目前的情況可能會持續數年而不產生決定性的解決方案。但這種延遲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它對我們非常有利，因為它給了我們時間——僅管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時間！-建立和加強我們的組織；招募最優秀的工人和青年，教育和培訓他們。

在任何地方，人們都看到政府的危機和民眾日益的批評情緒，其直接針對於當權派及其所有機構。青年人尤其如此，他們對最先進的革命思想最開放。

群眾偉大的學習過程已經開始。它似乎進展緩慢。但歷史有它自己的規律和速度，這是由許多因素所決定的，且並不總是容易預先確定的。

我們收到了許多在青年中出現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告。即使是在美國南部最保守的地區，也有一些激進的年輕人開始將自己視為共產主義者。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像。這些關鍵症狀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某些事情，社會正在發生變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利用它。

建構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

我們不得不面對事實：主觀因素已經被一系列客觀因素遠遠甩在了後面，這裡不贅述。它以有組織的形式存在於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行列中，至少處於萌芽狀態。

但是胚胎仍然是一種抽像的潛力。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成為階級鬥爭的實際力量，我們必須超越這個階段。

IMT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所有國家，我們都在成長，而所有其他早已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左派，卻在危機之中分崩離析。

我們對理論的堅持認真態度和對青年的關注使我們的進步成為可能。正如列寧所說：誰有青年，誰就得到了未來。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我們最不期待的巨大挑戰。

為使革命組織充分利用革命或革命前的形勢，至少必須擁有最起碼的有經驗的幹部和一個可行的組織。

一個渴望發揮領導作用的革命組織，需要一定的規模才能被工人階級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不能在事件的熱潮中即興創作或建立。

歸根結底，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成長。而這需要時間。托洛茨基在 1931 年 11 月寫道：「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時間是最寶貴的原材料。」這些話在今天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更真實。

我們必須帶著緊迫感繼續前進。因為如果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應對未來幾年的挑戰，那麼重要的機會就會失去。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我們的口號必須是偉大的法國革命者丹東的口號：

「De l’audace , encore de l’audace , et toujours de l’audace ！」

大膽，大膽，永遠大膽！

完筆於倫敦，2022 年 3 月 1 日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註釋

^[1]十月革命發生在舊儒略歷(old Julian calendar)的10月24日至25日晚上，或新公歷的11月6日至7日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