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2017年11月30日发表的评论。文中讨论了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从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朝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系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解释了习近平的强权。编译团队决定不更动发表时的原文，以便读者们比较我们当时的预测和后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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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0月18到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借此机会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是个「强大力量」并即将复兴成为全人类的中心。在这虚张声势的背后，却显露了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其在中国内部开始催生的不稳定。

十九大为世界媒体和政治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瞥见中国政府的计划和重点。大会的两个重点是习近平的开幕词和新政治局常委会（政府最高领导机构）的产生。

西方媒体完全通过他们自由主义的视角关注习近平日益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也担心这会导致中国远离资本主义并回归毛泽东主义。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被自由主义偏见所蒙蔽的人来说，中央集权分明是有着相反的目的：在中国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

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政府的特点是：个人声望的提升，成为毫无争辩的领袖；反对强大有力的党大佬的高调反腐运动；随意引用毛泽东的词句；停止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中许多特征使得西方的一些人认为习近平的计划是重返类似毛泽东时代，再度打造以一个斯大林式一党专政治理的计划经济。

共产党试图平衡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转型但同时保持其旧国家机器的权力，在这过程中，必须不时地打击个别资本家、公司和敌对官僚——这些官僚的出轨会威胁到整个制度的稳定。郭文贵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名特立独行的房地产大亨，在受反腐调查时逃离国外，并定期在Youtube上从豪华的美国公寓「揭发」腐败的中国官员，尤其是王岐山。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目的应该是清除「爱放横炮」分子或其他不稳定因素。然而，这行动本身也包含增加不稳定性的风险。因此，反腐运动和官僚前阶段的运作模式大相径庭；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政权习惯了「闭门造车」的政策。然而，在所有高谈虚论背后，习近平在党代表大会上所阐述的观点清楚地表明，日益自由化和深化市场经济是列其议程之首。

新一届常委会

世界资本主义媒体屏息静气地等待了新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对于国外观者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窃视幕后。常委会的布置将揭示习近平究竟有多强大，未来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正如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新的常委会在几个方面打破了党的传统。名单里的主旋律显然是隶属于习近平的人，而不是派系交易和集体领导的结果。新任常委会成员中没有一个可以被视为习近平未来的潜在接班人，是对党内传统（即未来的领导人应该在接管之前成为常委会的一部分）的又一个突破。这为习近平空前的执政三个任期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的断裂也可能永久地改变了常委会的形成方式，因为习近平在决定其组成时利用的是个人威信，而不是惯用的由政治局成员非正式投票的方式。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习近平不得不与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等不同派别的高级领导人分享常委会，因此高度依赖王岐山开展对敌对官僚的反腐运动。新的常委会现在看到5名新成员是被习近平推荐的，或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其组成如下：栗战书，自80年代以来，和习近平同是河北省官员，近几年来被视为党委书记中习近平最强大的二把手。王沪宁，是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秘书长，这是习近平为推动经济改革而创建的新的中央机关之一。在最近的时期，他经常被视为头号亲市场「理论家」。赵乐际，接替即将离任的王岐山担任新反腐大头棒：他因为以党组织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强力支持王岐山的反腐运动，尤其是制裁不交党费的党员起到了突出作用，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受委托成立国家控制委员会，作为反腐的新机构，这也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构思的。以「改革派」标榜的汪洋，执行了广东省的市场化，并与李克强（现任总理）密切合作。唯一不合群的人显然是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他被视为江泽民派系上海集团的成员。

我们还应该注意刘鹤。他是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习近平最亲密的经济自由化顾问之一，也被提升到政治局，这是自由化的另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

但习政权的巩固并不是个人治国能力高超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共官僚机构整体缺乏替代方案。经过了几十年的疾速增长，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极限。不平等、不公正、环境污染、内部压力、以及巨大的经济矛盾和债务，正在毫无止境的繁殖，把社会五马分尸并威胁了整个系统。官僚机构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融合为一、极其强大的政权，以便在实施棘手的市场改革时，镇压异议或罢工浪潮。这也是习近平得以组织一批以稳定市场化为目标、完全受他摆布的技术官僚和头目们，来严正压制其他党内派系。

中共的资产阶级化

由于中国的资本阶级是通过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的培育而生的。也因此它除了透过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需要外，别无选择。这也是中共领导层积极鼓励和参与的。年复一年，中共的阶级成分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中共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举办一次，是衡量这些变化的好方法。除了数百名代表是商人以外，还有27名代表正式代表私营企业。其中不仅有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们，还有三星和毕马威等跨国公司。人民网自己都承认，私营企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创造了90％的新工作岗位。网站还引用这些数据以证明给企业代表空间是合情合理的，并得出结论：这27位代表的观点越来越重要。

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局每年春天举办的象征性议会）中最富有的100名成员与习近平第一任期的代表大会的平均财富相比增长了64％，总财富达到507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财富。最近大型民营企业对党组织的接受进一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为自己的目的彻底渗透和改造了中共。2017年的中共代表大会表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党要进一步开放资本主义分子加入。

官方媒体公开反复强调，今年代表大会的代表更多来自专业岗位和高学历的背景，也就是委婉的说他们更有钱，不可避免地更支持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家进入党和国家机器并不是一个新的令人惊讶的现象，而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阶段。在一篇于2010年命题为《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社会支柱来源：私人资本家的深厚嵌入》的学术论文中，学者Christopher McNally和Teresa Wright指出：

「事实上，一份于2000年推行的全国性研究现实将近20%的私人企业主是共产党员（Li，2001，p.26），而在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将近34%（Tsai，2005，p.1140）。入党的现象在中上规模私有公司业主之间更为常见。从1990年代末期的调查就可以看到这类人之中40%已经是党员，而剩下25%以上已经被中共积极招募并有意入党（Dickson，2003，P.111）。比较起来，在2007年全中国的人口内只有5.5%是共产党员。（Xinhua，2007）」

「也因此，私人企业业主广泛被认定为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平均入党率最高的一群。」

在习近平当政时期党内资产阶级比重的增加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资产阶级早已和党与国家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中共不仅无法抗拒这力量，而且随着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变得无所不在，而坦然接受这力量。

在当下，官僚机构，特别是那些处于最高层的，可以勉强保持与资产阶级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然资产阶级在党内日益增加影响力。但在资本主义的权力和影响力膨胀同时，资本主义危机正在为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创造条件，使其进入更激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习近平被迫利用党机器来采取波拿巴主义措施，平衡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试图管理矛盾。

习近平的强人政权意味什么？波拿巴主义

正如舆论所说，在人大闭幕式上，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简称「习近平思想」）被选入党章。这使得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在世并当政时将以自己命名的「思想」写入宪法的党领袖。再加上中共官僚被高调地大扫除（「打老虎」），表明中国并不是一切太平。

这些戏剧性的转折和角斗意味着什么？西方的许多斯大林主义者抱着希望，即习近平是毛泽东的投胎转世，并且他将彻底扭转中国资本主义的倒退，回到国有化计划经济的辉煌时代。但一看上述党员数据，就可见这显然是幻想。那么权力斗争的背后是什么，习近平的思想又为何写入了宪法？

这无异于加强和集中国家机器的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是指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和统治经济阶级分家，并获得一定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独裁，但「波拿巴主义」这一词更加科学和准确，因为它指明这种独裁是通过平衡两个主要阶级来实现的。虽然这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但国家的镇压力最终被施加在捍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波拿巴主义为了保护资本主义而把它从资本家的手中解脱出来。

这恰恰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过程。在过去这段时期，我们看到许多大规模中国公司在国家的压力下建立了企业内的党支部，这让许多人以为这代表国家对资本主义运作的干涉，甚至对抗。有些人推测这是当局有重新国有化的计划的证据。仅在2016年，有党机关的私营企业的比例就增长了16.1％。

虽然企业党机关确实将管理层置于某种政治束缚之下，但它们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控制着公司的工会（如果有的话），因为法律规定所有公司工会都隶属于党机关。党机关的扩散也为公司管理层提供了参与党政治生活的渠道，这为他们提供了影响党运作的机会，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例如可以防止被判决或是持续贪腐。作为党员的工人也会自动获得津贴并被优先考虑晋升，从而创造了一层有特权的工人来对抗他们的同事。因此，这些机关的用处是政治上控制两个阶级，但更多的是为资产阶级的好处来控制工人阶层。

党确实会不时地回应工人阶级的不满，但一旦工人阶级企图在允许的框架之外解决劳资纠纷，就立马会非常强烈地遏制他们。党最不能容忍的是工人阶级独立组织的激进活动。国家信访局扩大并监督了「上访」制度，也就是向政府申诉的制度。在过去5年中，仅四川省就已经处理了380万案件，有时会导致当地官员被解雇或者私人公司向工人支付压力。

另一方面，独立工人运动人士，如参与在2015年底的在广东工厂罢工行动的组织者们却会马上被逮捕。2016年沃尔玛工人们的计划罢工虽然收到了官方企业工会的些许认同，但组织罢工的领导工人们却也被诬蔑为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政府一方面透过以工人阶级愤怒来管理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是希望透过提高薪资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内需。它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正面面对工人们的一些不满，尤其因为中共复辟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在于声称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生活水平上升并改善大众的生活。但是它同时也不会容忍工人阶级任何寻求独立活动的尝试。

党能够保持其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培育，就完全无法发展自己。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负责。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仍然可以在阶级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成长后，中国面对的前景正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习近平以及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了解这一点。尽管他们全力地试图延迟危机的爆发，却也觉悟了那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快速上升的债务将会带来的后果。这些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以及其将会加剧的阶级斗争，正是习近平集中权力的背后动能，正是让他得以用反腐名义击破敌对派系，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将自己和中共宣传为工人群众的捍卫者，以及将政府国安机关扩张到前所未有规模的主因。

反腐工作的真正意义

在过去四年内，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震撼了整个中共官僚，并似乎营造了任何党员，不论多么有权有势，都不得逾越当纪律的表象。高调的反腐运动的确扫荡了不少相当强势的党和军队领导，其中包括了曾经担任常委，并且对国有石油企业有巨大影响力的周永康，以及解放军高阶将领徐才厚。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中央委员会委员被开除党籍，先前有望被提拔至常委的孙政才也中箭落马。解放军联合军委参谋长房峰辉据称也正在被调查。

我们必须明白，清除某些官僚并不代表国家政策的根本改变，而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碍习近平执行其政策的因素。习近平担心，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官僚机构中任何派系的存在都可能导致分裂或破坏党的中央权威，而它的处境已经十分紧张。经济或社会危机将使旧政权受到限制，因此它无法承受任何不稳定。

前重庆市领导孙政才，表现了一个重要官僚的巨大贪腐，如何可能对整个党和其资本主义政策造成威胁。在被调查之前，孙政才被揭发提供大笔金钱和关系给一个先前默默无名的信息技术公司，任由它们以「一带一路」代表之名会晤立陶宛和哈萨克的中央银行行长，借此赚进暴利。

高阶将领徐才厚以兜售军衔之名被捕。军委联合参谋长房峰辉被指控与美国军方高层保持密切关系。「大老虎」前常委周永康的罪状则是利用他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高层的影响收受了上千亿的贿赂，他身边的亲信家属也同样鸡犬升天。在逮捕周永康之前，习近平特别拜访了党内各高官和前任大员，尤其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们取得支持，申论周永康的贪污无度已经威胁了整个中共政权系统的稳定。

猖獗的贪腐是像中国这样极权主义官僚制度本身就具有的弱点。这样的社会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具有的「安全阀」来暂时疏解社会上巨大的矛盾。各个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力本来就必须在任何国家政府内部产生发展影响力，在像中国这样的政府更是如此。中国政府不断营造如中国是「万众齐心的和谐社会」这一类的假象，也不断地被上述的因素威胁。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尝试着解决一个永远没完没了的问题。

不只党内高层，全党上下都受到影响。中共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党国合一机器，内在也夹杂了不同社会力量。任何想要升官发财的人都会入党，党也成为了巴结关系的场所。也因为如此，自一年前开始中共也开始提高了入党门槛来试图抑制这样的腐化。

据《经济学人》杂志报导：

「一份研究，表示许多年轻党员并不是为了从政而入党，而是因为拥有党籍被视为是寻求稳定工作的捷径（许多公务员或国有企业职位都只聘任党员），甚至只是对他们同学们表现优越感的一种方式。在2015年于一所中等大学内发放的问卷显示只有六分之一学生是寻求「为人民服务」而申请入党，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相当希望』被批准。」（《经济学人》，2017年11月23日）

位居中央的官僚较代表了中国境内资本主义有较高发展的地区，不同于部分地区需要建构和控制地方政府企业的官员。也因此整个中共政府的威信在最边疆的地区通常是最薄弱的。党领导们也生怕过度的贪腐，尤其是在地方省政府内部，可能会向群众曝露政府内部的裂痕，并鼓舞群众发动可以迅速威胁整个政权的大规模抗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主动惩处了大批贪腐官员，一方面对其他部分的政府官员杀鸡儆猴，另一方面也在群众之中营造了「中共本身不是工人阶级的寄生虫，只有几个贪官才是」的假象。同时，这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敌的机会。

中共特色的市场经济

习近平备受瞩目的开幕致辞长达三个半小时。他演说的长度也受到了国际媒体的注意。然而这冗长的的一席话之内至少有三个小时都是「全党同志一定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这类空洞的党八股。

演讲里仅仅三十分钟有讨论到有真正意义的事务，而其中习近平大部分都谈到了市场化的深化，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以及扩张社会福利支出（但也偶尔提到了在如房屋市场的经济层面上需要有更强大的管理机制）。他也刻画了中央政府会在各地实施能够强化党「政治领导」的政策，停止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来管理这些企业。严谨编织出来的口号，如：「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开阔了习近平想要将中国带往的方向。

虽然中共乌托邦式的许诺要建构一个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却无法头里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面对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已经在中国自2014年左右成长速度开始趋缓，债务的快速累积，以及不时的股市动荡中显现出来。在无法继续遮掩这个事实的情况下，中共也不得不透过新华社报报导承认各种问题的存在，并许诺会试图刺激私人投资。

中共试图以摒弃先前对外资企业施加的限制来达成这个目标。新华社的报导承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坚持实行备案制为主的外资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文中的备案制指的是取消所有外资企业在中国合法营业前必须要经过，通常长达一至三个月的各种手续。

中国对外商施加繁琐的限制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要求外国投资人必须要与中国籍企业合伙并分享技术。十九大上新提出的系统将会大大简化外商注册的程序，从人让他们能够更快速地进入中国市场。备案制政策也承诺政府将不再干涉企业投资决策。这代表了现在中共有足够的信心放手让大型中国企业在不接受政府补助下与外资企业竞争，但也显示了需要将外国投资家们重新带回中国以维持经济成长率的急迫性。

除了这起国内政策外，十九大也提出了一些对外政策来延迟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危机：一个更加强势的帝国主义投资政策，计划让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内增加投资。所谓「一带一路」的政策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经济外交政策，也是中国透过帝国主义野心来暂时舒缓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铁证。（我们在先前发表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蒂为何倾向中国？》和《中国对巴基斯坦与日俱增的影响》两篇文章中对此有详细分析。）

中国现在生产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和铝，而深圳则迅速地成为世界科技产业的中心。在任何方面，中国的生产力也同时为一场巨大的生产过剩危机铺路。（请参考我们先前发表的《2016年的中国和世界经济：「统统卖出去！》）

实际上，中国经济应该发生的危机已经拖延很久了。照理说应该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发生。但我们也知道那年中国反而以历史上最巨大的财政刺激（又称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拯救世界资本主义。但是那是以资本主义的手法，也就是以负债的方式，来达成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如此的拖延只会在未来造成更大的危机。如今，中国经济的总债务已经成长到二十二千亿英镑（两百多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8年总债务的四倍！

据英国卫报报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声明中（PDF档）指出：

「（中国）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会从235%在2022年增长至将近300%。先前，坐落于华盛顿，并每年评量其各个会员国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债务占GDP指数至高会达到270%…中国在2016需要三倍以上的贷款来达成其在2008年达到的成长率…2008年以来，私人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增长了80个百分点，达到约175%——从国际上看，信贷比重的这种大幅上升会造成国内经济增速的急剧放缓，且常常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产业。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已达到GDP的310%，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是新兴市场平均水平的近三倍。」(卫报，2017年8月15日）

在经历数十年的巨大成长后，中国也经历了深切的改变。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被嵌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里，中国也同时被嵌入到深陷危机的世界经济的中心。经济成长的减缓、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斗志的提升、债务爆发至完全无法延续的程度，以及朝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巨大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要在这个情况下统治中国，中共也已经是骑虎难下。习近平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也需要全党跟着他继续骑着这只老虎。这就是习近平在十九大称霸中共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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